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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麦田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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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还是证据:大型民间环保组织如何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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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田扑手 发表于 2018-12-9 21:58:3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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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拯救犀牛?   2016年,一头雌性印度犀牛及其女儿死于印度博拉查波日野生动物庇护所。这让保护工作者担忧不已。犀牛角完好无损,所以罪魁祸首并非盗猎者。相反,犀牛死于某种无人知晓的“自然原因”。
  

经验还是证据:大型民间环保组织如何决策?

经验还是证据:大型民间环保组织如何决策?

  图1.印度阿萨姆邦的印度犀牛。由Anuwar Ali Hazarika提供

  将这两头犀牛引入到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的,是“印度犀牛愿景2020”项目。该项目耗资巨大,雄心勃勃,旨在增加阿萨姆的犀牛数量,并重新野化博拉查波日和玛纳斯等一度生活有犀牛的保护地。
  最初几年,IRV 2020似乎凑效了:引入的犀牛在新家适应得很好,有些还诞下幼崽。但好景不长,2011到2016年间,盗猎分子在玛纳斯保护区杀死了10只犀牛。而在260公里外的博拉查波日保护区,某种神秘疾病杀死了迁居不久的犀牛母女。
  IRV2020由阿萨姆邦林业局和多个保护机构联合启动,包括WWF印度代表处、国际犀牛基金会和美国渔业及野生动物管理署等。光是项目规划和筹备,就花了数年时间。由于武装盗猎和神秘疾病的威胁,项目团队决定重新审视局面,暂停后续迁地保护工作。
  盗猎的威胁众所周知。然而,哪些因素影响野生犀牛的健康仍不甚明了,WWF印度代表处犀牛保护高级协调员艾米特沙尔玛(Amit Sharma)说。
  保护组织经常要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工作,处理各种不确定性。如何判定哪种策略对物种保护最有帮助呢?通过引入濒危物种重新野化保护区是明智的决定吗?投资开展社区工作、降低盗猎压力,对保护残存种群更有利吗?在没有掌握保护对象的基本生物学知识的情况夏,适合开展重野化试验项目吗?
  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
  自然保护需要做艰难的决策。在全球的大型保护组织中,有四个称雄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瑞士的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美国的保护国际基金会(CI)、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和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它们常常要做这种决策。这些巨型国际NGO (简称BINGO)员工上千,保护项目往往耗资数百万美元。从热带雨林到海洋深处,它们的足迹几乎遍布各个大陆。这些机构的工作往往决定一个物种能否免遭灭顶之灾。
  那么,这些机构如何知道哪些保护策略有效呢?
  保护如何决策?
  长期以来,保护界依赖直觉、个人经验、流行观念或随机试错来决定保护策略。保护组织有时单纯采取机会主义,寄望于最能吸引资金或政府支持的策略。
  几十年来,科学家一直在推动基于科学证据的保护。他们呼吁环保组织运用现有最好的科学认识来制定策略。科学家说,医生推荐治疗方案或开具药方时,要寻找医学研究结果的支持;制定拯救物种的策略,也应该依据目前最好的科学证据。
  提到科学证据,许多科学家指的是经过同行审查的研究结果。这些研究多种多样:有的记录实施保护策略后的环境变化,如建立保护地后老虎的种群数量变化;有的运用高科技卫星影像分析手段,测量森林采伐程度的变化;还有的根据个人经历和感觉,描述保护策略对社区或者野生动物的影响。此外,还有系统性综述,综合考量多个相似研究,总结出模式或趋势。
  

经验还是证据:大型民间环保组织如何决策?

经验还是证据:大型民间环保组织如何决策?

  图2. WCS的研究人员在收集珊瑚礁健康状况的数据。照片由Emily Darling/WCS提供。

  跟其它研究领域一样,讨论保护有效性的研究参差不齐。黄金标准是采取完全随机对照或准实验性研究(非随机的实验),即排除其它因素的影响,明确判定观察到的变化能否归功于某项策略。比如,高质量的森林保护研究,必定会设置对照样地:两块几乎一摸一样的样地,一块开展保护,一块没有保护。
  总体而言,关注保护策略有效性的研究近年来有所增加。威廉姆苏德南(William Sutherland)和克莱尔沃德利(Claire Wordley)供职于英国剑桥大学保护证据项目。两位科学家说,保护组织似乎并没有运用这些研究结果。他们称之为“证据自满(evidence complacency)”:保护人士在决策或评估保护成效时,并不运用现有的科学证据。这种自满浪费金钱、时间和机遇,科学家也担心保护因此被看作“不合理的投资”。(关于证据自满的更多讨论,另见《科学与保护》)
  四个BINGO的受访人都赞同科学证据是决策的重要部分。他们认为,不仅学术界要求更多基于科学的保护,NGO内部也是如此。“我想,保护实践者通常都很愿意使用、收集科学证据。”TNC亚太区首席科学家爱德华盖姆(Edward Game)表示。
  事实上,这四个机构都新建或更新项目,致力于开展研究,并将研究结果整合到保护决策中。2015年,TNC升级了工作框架,从“自然保护系统工程(Conservation by Design,简称CbD)”升级为CbD2.0,“建立并加强自然保护的科研基础”。2014年,WCS启动“五项评估项目”,追踪自身项目的成效。WWF强化科学团队,启动保护影响倡议,促进基于科学开展项目评估。CI正努力在项目中结合科研证据和项目监测。
  这些听起来非常振奋人心。“但保护决策所用到的证据不够有效,也不够缜密。”盖姆说。
  究其原因,BINGO的受访人认为,研究论文提供的科学证据非常狭隘。
  需要什么样的证据?
  保护项目错综复杂,环境条件也不尽相同。仅靠同行评议的研究结果,不足以帮助决策,BINGO的受访人说。
  “我们忽略了成千上万在一线工作的保护项目经理。他们每天都在努力弄清楚什么有效、什么无效。”WCS保护评估总监大卫韦尔奇(David Wilkie)说道,“他们长期在野外工作,或者与当地社区一起工作,收集的科学证据通常是专家知识。专家知识可能在学术上不够严谨,对保护却行之有效。”
  盖姆也赞同这种观点,只要做到透明和系统,专家知识可以是重要的证据类型。然而,即便是同行评议的研究,关于策略有效性的研究中设计合理的也很少。
  首先,大多数科学文献针对有名或是流行的保护策略。不知名的或吸引资金不多的保护策略,则很少有人研究。2016年12月,在WWF的资助下,环保组织“国际影响评估计划”发表了一份“空缺地图”。该组织支持整合、整理科学证据,支持决策。这份地图突出显示了评估最多和最少的森林保护策略。备受瞩目的保护策略得到广泛研究,如保护地和生态系统服务有偿使用(PES);而不太出名的保护策略则无人问津,如能力建设、公众宣教、农林业或国家林业项目。
  “对一些保护策略的研究太多,而另一些策略的研究严重不足。”盖姆说,“现有的科学证据往往不能匹配最紧迫的需求。”
  面对一些新策略时,比如处于设计或调研阶段的策略,保护组织严重依赖过往经验、当地专家和逸闻轶事。“当然,这类证据和量化信息一样有价值。”WWF的保护证据项目总监、“空缺地图”的共同作者路易斯格鲁(Louise Glew)说。
  在利用现有科研结果方面,BINGO还遇到许多其它困难。科学研究和NGO的工作常常在空间尺度上不匹配。比如,一项案例研究讨论印尼苏门答腊岛上社区管理的小型泥炭林的影响。然而,对于建立印尼全国社区森林管理机制来说,这项研究就没什么用,因为森林多种多样,人为干扰各不相同。“科学文献只是故事的一部分。但决定采用某种保护策略,我们需要完整的故事。”CI监测和评估总监库兰邦翰(Curan Bonham)说。
  还有时间尺度上的不匹配。关于保护有效性的大量研究是博士生和博士后做的,研究时间较短,通常只有2-5年 。与之相反,BINGO的保护项目通常持续数年乃至数十年,如此才可能产生实际效果。一线管理人员也需要了解项目短期内的特定影响,以便指导日常管理工作;然而,这可能不是研究人员关心的问题。
  “要把基于科学开展保护主流化,必须克服这种不匹配的局面。”格鲁说。
  科学论文很少能做到“用户友好”。同行评议的论文往往格式固定,有字数限制,充塞大量术语,没法提供详细的背景。“论文的行文方式总是很糟糕。”英国环境证据联盟理事会主席安德鲁普林(Andrew Pullin)说,“你没法知道作者到底做了些什么,怎么取得数据,报告了全部还是部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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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科研论文通常晦涩难懂,让一线保护工作者很头疼。图片来源: Mongabay。

  现有科学发现也非常碎片化。一些研究发表在著名科学期刊上,或是被媒体大量报道,就容易发现。另一些发表在不为人知的期刊上,或者封锁在付费区里。“保护工作者需要花费大量精力,才能收集到所有相关的文献,再尝试从中获取有用信息。”普林说。
  格鲁也认同:“有时候你会找到两篇同样主题的研究论文,但结论截然相反。要搞清楚为什么结论不一样、又是如何做出的,非常困难。”她说,“所以决策时,我们只能尽量提取有用信息。”
  NGO怎么用科学证据?
  认识到以上问题,一些机构开始整理同行评议论文,提取可能对保护工作者有用的信息。
  普林领导的环境证据联盟,就是科学家和保护工作者组成的开放平台。他们系统审查各种保护策略,评估它们的有效性。这个平台独立工作,不依赖保护NGO,已经发表了数份系统性综述。然而,NGO的项目经理们对这些结果的使用不如预期。“要让更多人了解我们和我们的成果,知道这些成果可以帮助保护决策,这是个挑战。”普林说道。
  剑桥大学的保护证据项目的方法稍有不同。这个团队聚焦于更小型、更本土化的保护策略,并列出论述策略成效性的所有论文。同样,他们也在想办法把成果更加“友好地”传递给保护工作者。
  “把科学结果变得简单易懂,保护证据项目做了不少工作,但可做的还有很多。”格鲁说。开展或总结研究的人,必须和决策者直接对话;要意识到决策者不是一个群体,而是很多个。必须了解哪类证据跟决策相关,并指出关键的知识空缺。
  

经验还是证据:大型民间环保组织如何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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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黑冠猕猴。图片由Rhett A. Butler /Mongabay提供。

  除了学术机构,一些NGO也合作整合科学证据。TNC、WCS联合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国家生态分析与合成中心,发起了自然与人科学联盟(简称SNAPP)。自2013年启动后,SNAPP已经形成20多个活跃的专家组,分头追踪各种环境问题。其中一个小组深入梳理现有科学文献,制作了自然保护对人类福祉的影响地图。但这样的科学证据整合小组和联盟还是太少了。
  此外,即使资源越来越多,做出和发现优秀的科学仍然很困难。各类刊物难免偏颇:有名的期刊倾向于报道创新性或大尺度的科研工作,但这些研究可能对实地工作豪无用处。科学杂志还喜欢发表论述产生正面影响的研究,不理睬是没有变化或产生消极影响的研究。WCS的韦尔奇说,保护领域急需高质量的影响评估研究,而无论是项目经费还是在著名期刊上发表论文,研究人员都动力不足,。
  然而,积累科学证据很关键。BINGO处在保护游戏的中心,有人认为它们最适合监测自己的项目,总结出科学证据。不过,这些机构如何做这项工作,共识甚少。
  评估项目影响
  接受我们采访的保护NGO专家一致同意,监测保护项目的产出至关重要。“五到十年前,监测评估还很小众,如今已成主流,而且大多数保护工作者都略有耳闻。”来自CI的邦翰说。
  比如,保护方法项目联合几个NGO开发了一系列公开标准,帮助保护工作者评估项目,确定项目是否有效。
  但是,严谨的监测或影响评估(半实验性设计)在NGO的监测评估中为数甚少。
  以WWF为例,目前只有不到10%的项目开展影响评估。只有知名度高、具有创新性或争议性的,或是机构能够开展对照评估的保护策略,才会开展监测评估工作。“WWF的大多数项目都会做某种形式的评估,”格鲁补充道。“而只有少数项目开展严谨的影响评估,也就是那些为应对决策者的特定信息需求而仔细筛选的项目。”
  WWF正逐渐对更多项目开展影响评估。CI和TNC也类似,开始严格地评估越来越多的项目。
  正在印尼西巴布亚鸟头地区的水域,WWF、CI和TNC联合开展实验。这片海域有12个海洋保护地(MPA),保护22.5万平方公里范围内的热带鱼群和珊瑚礁多样性。为确定海洋保护地是否有效,从2012年起,三家机构开始监测保护地内外的珊瑚礁覆盖度和鱼类数量。监测团队还比较了保护地内外的人类福祉状况。格鲁说:“我们已经有了初步发现。但即便投入如此之大,我们也只触摸到冰山一角。”
  

经验还是证据:大型民间环保组织如何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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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搞清楚海洋保护地是否有效,耗资巨大。图片来源:Rhett A. Butler/Mongabay.

  严谨评估所有项目,并根据监测数据发表论文,看起来是个好主意。然而,类似鸟头地区的影响评估工作,不仅要求深厚的科学和技术能力,还耗费大量的人力和其他资源。
  开展专项试验
  传统上,大多数保护NGO的员工都是生物学家或生态学家。然而,自然保护已经不限于生物学或生态学范畴。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压力逐渐增长,保护团体被迫越来越多地考虑如何影响居民、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
  但是,野外工作人员通常接受的是生态学训练,比如调查动物,或者测量森林覆盖率。他们往往缺乏调查社会或经济变化的专业能力。因此,大部分的评估资源以及最终的产出,依然倾向于生态效益。此外,BINGO的保护科学家在逐渐减少,连生态评估也难以为继。因此,BINGO正与与各个学科的专家合作,来填补技术上的缺口。
  TNC参与了桥梁合作平台(The BridgeCollaborative)。该平台召集健康、发展和自然保护等领域的专家,评估保护项目的影响。“拿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来说,项目评估中用到的证据,很可能与公共卫生官员或是临床医疗人员的理解出入很大。”盖姆说道,“因此,这样的平台有助于形成对证据的共识。”
  

经验还是证据:大型民间环保组织如何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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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 印度Ranthambore老虎保护区内一只戴着无线电项圈的老虎。图片由Koshy提供

  不过总体来说,什么能成为证据、什么是有效的监测,仍然是个开放的问题。各个机构还没有形成未来发展方向的共识。“有些机构纠缠于不计其数的指标,另一些机构则在尝试前后对照或随机对照试验。”韦尔奇说。
  韦尔奇认为,期望保护NGO评估自己的项目,这种想法不甚明智。保护NGO经常面临资金困难,不太可能中肯地评价自己项目的成败,所谓医者不自医。“在公共卫生部门和流行病研究机构的研究基础上,医生只负责诊断和治疗病人。但我们不仅要诊断问题、解决问题,还要评估自己的工作,这太过头了。”
  各个保护NGO目的和目标各异,工作方式千差万别,但都怀有遏制物种灭绝和栖息地丧失的使命。为了有效开展保护,保护界有必要建立以下共识:什么是可靠的证据?如何最好地应用各种类型的证据?保护机构如何评估自己的工作并产出他人可利用的证据?
  为此,不仅资助方和NGO要加强合作,学术界也要和NGO紧密配合,从而保证保护措施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本文翻译自“Experience or Evidence: How to bigconservation NGOs make decisions?”
  作者:Shreya Dasgupta,调研:Zuzana Burivalova,编辑:Rebecca Kessler, MikeGaworecki
  这篇文章是环保网站Mongabay.com组织的保护有效性系列文章之一。原文链接见:
  https://news.mongabay.com/2017/1 ... gos-make-decisions/
  翻译
  

经验还是证据:大型民间环保组织如何决策?

经验还是证据:大型民间环保组织如何决策?

  Emma,新西兰梅西大学兽医在读,兴趣是兽医、动物福利与野生动物保护的结合体。今年间隔年回国参与自然保护实践,目前在年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做暑期实习生。爱好是爬山、爬山和爬山。

  审校
  在各大保护组织潜心修炼的静哥哥。
  保护有效性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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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直播 t.cn/RxlBLRZ 禁闻视频 t.cn/RJAQKcq 污水,基本靠蒸发;垃圾,基本靠风刮;舆论,基本靠封杀;政绩,基本靠自夸;反腐,基本靠自杀;外交,基本靠败家;人民支持,基本靠申大妈!——这是哪个国?  发表于 2019-1-31 2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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