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个了解不多。
收集过一篇文章，讲三星堆及金沙象牙来源的，转在这里，希望对您有帮助
破解三星堆及金沙象牙来源之谜——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考察记
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科考队 董仁威(文) 董晶（图）
成都平原新出土的亚洲象臼齿齿板
几次到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考察，我都曾对那一大堆古象牙感到震憾。1986年夏秋之际，在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广汉三星堆曾出土有相当数量的象牙,其中一号坑出土象牙13根;二号坑出土象牙67根,一般长80～100厘米左右;经鉴定这些象牙均属于亚洲象种。二号坑同时出土的还有象牙珠120件和一些雕刻有纹饰的象牙器残片。
更为令人震惊的是，金沙遗址出土象牙数量之巨大，堪称考古学的世界之最。金沙遗址出土的象牙多达一千根以上, 象牙最长的达到1.8米多，一般也在1.6米左右。初步鉴定认为这也是一种亚洲象。亚洲象仅雄象有门齿(象牙),每头雄象两根门齿(象牙),一千多根象牙应取自五百多头雄象。从象牙的长度来看很多是成年大象,那是数量非常惊人的庞大象群。面对重达数吨，长度与人齐的一千多根象牙，你能不震憾么？
震憾之余，你便会有无数的问题从心中涌起。第一个问题便是：这些象牙是从哪里来的？导游告诉我们，这些象牙来自云南、缅甸。一般的人都会相信，因为云南、缅甸产大象，四川不产大象。
我的好友，研究巴蜀历史的学者钱玉趾与刘兴诗给了我不同的答案。
钱玉趾相信象牙是外来的，他认为，大量的象牙主要堆积在祭祀区，说明当时人们把这些至高无上的象牙献给蜀王后，蜀王就用这些象牙来祭天地、祭鬼神和祭祖先。象牙作为皇权和财富的象征，古蜀国在云南、贵州等地的附庸小国，他们很有可能把珍贵的象牙进贡给蜀王。
刘兴诗对象牙外来说却不同意。他说，象牙绝对是本地产的，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地质年代距今约三、四千年。三、四千年前，古蜀国地区气候温润、雨量充沛，具备大象的生存环境，到处有大象生活。
与亚洲象臼齿齿板同时出土的石斧、玉壁
我从查阅资料后获悉，过去不少学者认为三星堆出土的象牙与海贝很可能都来之于异域,是通过远程贸易和文化交流而获得的,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象牙并非本地所产,同海贝一样属于珍贵的舶来品,可能来自于滇缅和南亚、印度等地。自从金沙遗址发现数量更为庞大的象牙后,对这些象牙的来源问题,引起这些学者新的审视和思考，重达数吨的一千多根象牙,若来自遥远的异域,获取和运输似乎都是比较大的问题。那么,商周时期四川盆地是否有过象群的出没?那时林木茂盛水草丰茂的成都平原会不会是大批象群的重要活动栖息之地呢?金沙遗址这些数量惊人的象牙是否就是古代蜀人在当地出没的象群中获取的呢?这都有可能。
古籍中也透露了一些巴蜀地区有大象的信息。在《国语·楚语》中有“巴浦之犀、、兕（Si）、象,其可尽乎”的记述,也透露了长江中游曾是多象之地。通常解释,巴浦是指巴水之浦。徐中舒先生认为,巴浦当即汉益州地。联系到与之相关的一些记述,如《山海经·中山经》说“岷山,江水出焉……其兽多犀、象”,《山海经·海内南经》则有“巴蛇食象”之说,《楚辞·天问》曰“有蛇吞象,厥大何如”?《路史·后记》罗苹注云“所谓巴蛇,在江岳间”。徐中舒先生则认为“此皆益州产象之证”。尽管解释有所不同,但在大范围的地理环境则是一致的,可知古代的江淮流域和四川盆地都曾是产象之地。《华阳国志·蜀志》也提到“蜀之为国,肇于人皇……其宝则有璧玉……犀、象”,反映的可能正是这种真实情况。
金沙博物馆反映了学者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在金沙博物馆陈列室的2号馆，就有一幅巨大的古蜀先民生活的再现图。人们可以从中看到，当时的成都平原大树林立，水草丰盛。古蜀先民一边劳作的同时，还有自己养的小狗、公鸡和几头大象、梅花鹿夹杂其间，俨然一幅人与动物的和谐情景。
可惜，这只是一个推测，要证实这一点，必须要有实物证据。象牙本身不足为凭，因其珍贵，可能从外地引进。如果能在成都平原发现古象的遗骸，发现象坑,象牙来自本地才能“铁板钉钉”。
我打电话问成都地质学院老友刘兴诗教授，问他在哪儿可以找到古象遗骸？他说，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中就有。他并曾数十次在四川各地的考古活动中发现古蜀时代的大象化石。于是，我决定去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看一看。
2008年3月29日一大早，我便率领科考队及《探蜀揭秘》摄制组驱车直奔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
刘兴诗教授与成都理工大学著名古生物学家蔡开基教授在博物馆门前等我们。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以恐龙化石闻名于世，目前拥有马门溪龙、沱江龙、四川龙、盐都龙、东北龙、禄丰龙等不同种属的恐龙十余条。被誉为“镇馆之宝”的合川马门溪龙举世闻名，全长22米，不仅是亚洲最大的恐龙，而且是我国研究最深、展出最早的恐龙化石。
亚洲象骨骼标本（越南胡志明赠送）
我早就数次到博物馆看恐龙，但我们这次的兴趣却是大象。令我们大失所望的是，这里只有大量四川出土的剑齿象化石和一个越南著名领导人胡志明赠送的亚洲象骨架。剑齿象是几十万年前的化石，我们要找的是在四川本地出土的亚洲象化石，以求得古蜀时期曾有亚洲象在四川地区出没的实证，因为三星堆、金沙出土的象牙被判为亚洲象所产。但只有出土的象牙是不能说明问题的，象牙是一种商品，可以从外地输入。蔡教授说，如果要证实古蜀国时期四川地区有亚洲象，必须要找到亚洲象的遺骸，至少要找到亚洲象的除门齿（象牙）外的其他牙齿，才能证明亚洲象曾在四川地区生活过。蔡教授说，至今，四川地区未发现一例亚洲象遗骸。不过，他说，就在前两天，他鉴定过玉石专家张如柏教授从农民处得到的一个化石。张教授不识此化石为何物，以为是熊的脚印，蔡教授却一眼看出，这是科学家们寻觅已久的亚洲象化石！
我们大为兴奋，要蔡教授帮我们找到张教授，看看这个化石。几经周折，直到下午3时许，才找到张教授。科考队一行在成都理工大学后校门与张教授、蔡教授见面，遗憾的是，那个农民已将象牙板拿回去了。张教授热心地说，他去找那农户，将化石拿来给我们看一看。在约定的星期二（4月1日）下午两点，我们与张教授、蔡教授如约在成都理工大学电视台见面了。张教授带来了一颗象牙齿板。
蔡教授当场给我们作了鉴定，说，剑齿象和亚洲象对比，剑齿象的齿板牙根长、牙冠短，亚洲象则相反，牙根短、牙冠长。这块齿板与剑齿象牙板一对比，果然，牙根短、牙冠长。这是一只象臼齿中的一颗牙中的一个齿板。象的一颗牙是由20多个齿板构成的。但是，就是这么一块齿板，也足以使古生物专家蔡开基教授斩钉截铁地作出结论：这个齿板是亚洲象的！我们为成都地区首次发现了亚洲象遗骸而欢呼！为三星堆、金沙遗址象牙出自何方找到了可靠的实证材料而庆幸！
我们继续寻问张教授，此齿板化石来自何人、何地，是什么年代的。张教授告诉我们，这块古象齿板是三星堆附近的一个农民在10天前（约3月21日）翻地时发现的（约3月21日），同时发现的还有一把石斧和一个玉壁。我们请他将石斧和玉壁拿来看看。张教授不辞辛劳，返回家里拿来一把打磨得很精细的石斧和一个玉壁。从石斧的打磨程度可以估计，此石斧并非细石器时代的产物，而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未完全石化的化石，与三星堆一期文化出土的石斧相似，大约距今四、五千年前。但要确切地知道这一点，必须要作年代测定。张教授说，他已取了几克样品，花了一万多元人民币，送德国权威机构进行古象牙齿板的年代测定。相信不久的将来会得出准确的答案。我们科考队与专家们在成都理工大学电视台的录像棚里，就三星堆和金沙遗址象牙的来源、用途作了深入的学术探讨。我会科考队员、成都理工学院我会科考队员、副台长李庆雯；我会科考队队员董晶用摄像机与照像机见证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发现。
（二）
古蜀象牙的用处
除了三星堆和金沙遗址象牙的来源，科考队的专家们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外，对象牙的用途，为什么三星堆和金沙遗址象牙出土了那么多未经加工的象牙等，争议很大。
这么多象牙拿来做什么？一般学者认为，象牙是一种祭祀用品。真是如此吗？
科考队的古蜀研究专家钱玉趾高级工程师认为，古代蜀人喜欢将象牙与玉璋之类一起用于大型祭祀活动,特别是作为神山祭献之物,可能这是一种特有的习俗。三星堆出土的玉璋图案中也透露了非常重要的信息。其画面中有悬置于左边神山内侧的粗大的弯尖状物,从形状看同出土象牙实物几乎完全一样,可知刻画的应是象牙,这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古代蜀人有将象牙用于盛大祭祀活动的习俗。
我在3月中旬考察三星堆时获悉，关于三星堆一号坑、二号坑出土的象牙,学者们曾作过较多的研究,大都认为它们很可能是古蜀王国的祭祀用品。例如大型青铜立人像那握成环形高度夸张的双手,有些学者就认为执掌的很可能便是象牙,是古蜀王国大型祭祀活动中使用的祭献之物,澳大利亚学者巴纳德先生、美国学者罗伯特先生、四川学者段渝先生等,都曾提出过这种看法。
依照古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古人有很多祭祀形式,《周礼》中有“璋邸射以祭山川”的记述。此外祭山林山泽还要采用埋沈的方式,如《通典》卷四十六就有西周“以血祭祭五岳,以埋沈祭山林山泽,一岁凡四祭”之说,注文说“祭山林曰埋,川泽曰沈。各顺其性之含藏”。可知在西周时期这种祭祀山川的方式已成为一种盛行的礼仪习俗。以此参照三星堆玉璋图案中刻画的古代蜀人祭祀神山的情景,也是大致相符的。
象牙的第二个用途，是用来作装饰品。从四川盆地和周边区域的考古发掘资料来看,此前在巫山大溪文化遗址墓葬也出土有象牙，有的人骨架头部枕着一支大象牙；并发现有象牙手镯与象牙质的种类相当丰富的装饰品等。在其他地区类似的考古发现也很多,譬如在距今约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就出土了十分精致的双鸟朝阳象牙雕刻,以及鸟形象牙圆雕等。距今5500年左右的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崧泽文化遗存中发现有戴在人骨手臂上的四件象牙镯。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墓葬出土有雕镂精致的多件象牙雕筒、象牙琮、象牙梳等。河南安阳殷墟也出土有较多的象牙制品,特别是妇好墓出土的三件象牙杯雕刻有瑰丽复杂的纹饰,是少见的精美之作。这些出土资料说明,从新石器时代到殷商时期的遗址和墓葬中出土象牙或象牙制品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现象,分布范围也很宽,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到四川盆地和长江中下游东南地区都有发现。
“祭祀品”和“装饰品” 说质疑
可是，从包括三星堆遗址和古蜀国出土遗址出土的古象遗物来看，出土的大量象牙用作“祭祀品说”和“装饰品说”却有一些解释不通的地方。
首先，作为“祭祀品”，人们往往会进行“血祭”，如果用象作为祭祀品，就会将象作为陪葬品。殷墟曾先后发现过两座象坑,一座坑内埋有一头幼象和一个象奴,另一座坑内埋有一头幼象和一只猪。坑内所埋之象,即是殷人将象作为牺牲的一种映证。殷墟妇好墓中出土有两件玉象,形态生动,颇似幼象,可能是墓主人生前的赏玩之物,死后成了陪葬品,也可能是牺牲的象征。但是，包括三星堆遗址和古蜀国出土遗址出土的古象遗物来看，没有发现一例将大象作为牺牲（陪葬品）的事例。
同时，自古以来，人们都喜欢用象牙作装饰品、玩物及实用物品（如象牙筷子、笔筒）。从河姆渡文化遗址、大汶口文化遗址,到殷商时期的墓葬之中,都出土有数量不等的象牙制品,说明古代先民很早就有利用象牙进行雕刻加工成各种使用之物的习俗。特别是殷墟出土的象牙制品,不仅雕刻精致,而且器形丰富多样。象牙制品在殷代雕刻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有些作品,精美绝伦,堪称艺术的瑰宝。在殷墟,象牙制品大多数出土于大墓和中型墓中,多为实用之器,应是墓主人生前使用之物。殷墟的象牙器,不仅造型优雅,镂刻精细,且选料精良,用“无与伦比”四字来赞誉它,也不为过。在当时,可能有专门从事象牙雕刻的“工匠”。商朝的象牙雕刻制品,大都为贵族阶层的实用之器,后来成了死者的随葬品。《礼记·玉藻》有“笏,天子以球玉,诸侯以象”的记述,也反映了早在殷商就有将象牙同美玉一样制作礼器的作法。此外,殷墟出土卜辞中有“宾贞以象侑祖乙”(合集8983)的记载,说明“象”也曾是殷人的祭祀用物。但卜辞所述,究竟是以象牙作为祭品,或是以象作为祭祀祖先的牺牲,尚难判明。徐中舒先生主编的《甲骨文字典》中将“象”解释为兽名,称该字为“大象之形,甲骨文以长鼻巨齿为其特征”,无疑是一种正确的解释。这与《说文》中对“象”的解释也是一致的。江玉祥先生根据古文献中使用象牙制作礼仪用器的记述,认为“合集8983那条卜辞中的‘象’很可能是象牙”,这也是很有见地的一种看法。
从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出土实物来看,三星堆二号坑除了出土有67根象牙,还发现有象牙珠120颗和象牙器残片4件。象牙器残片上雕刻有兽面纹和云雷纹等纹饰,象牙珠为中有穿孔的长鼓形和算珠形。金沙遗址也发现有切成饼形的象牙片,显然也是为了加工雕刻象牙制品用的。但相比之下, 象牙制品的数量很少,更多的则是未经加工的大量象牙。
目前发现的世界史前遗址中，时常有象牙艺术品出土，却很少可以见到完整的、没有经过加工的象牙。而成都平原上的古蜀国，除了有象牙雕刻出土外，更多的是完整的象牙。 三星堆出土了完整的未加工象牙80余根，金沙遗址出土了1000余根，不仅远远超过了同时期中原地区强大的商周王朝，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绝无仅有的。来成都考察的考古学家都迷惑不解：为什么现在不产象的成都平原，出土的象牙反而是最多的？
我们还可以提到和古蜀文化关系十分密切的宝鸡西周弓鱼国墓地,在茹家庄一号墓内不仅出土有形态造型酷似三星堆青铜立人像的铜人,还出土有青铜象尊,将生动逼真的大象造型铸作青铜礼器,便很可能受到了古代蜀人崇奉大象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弓鱼国墓地出土器物中显示出强烈的古蜀文化因素,应是商周时期蜀人势力直接抵达渭滨的一种反映。古代蜀人带去的不仅有祭祀传统,而且有崇尚观念,其中当然也包括对象的敬崇。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雕像和彭县竹瓦街出土的器物说明,古代蜀人还特意将大象的形态铸在青铜器上,或巧妙地作为人物造型的冠顶或额际装饰,赋予其特殊的象征寓意。这些都充分表现了古代蜀人对象的尊崇。就是因为古蜀国人尊崇大象，所以才鲜见“象牙制品”和“大象牺牲品”。
象军牺牲者的祭祀？
为什么大象会受到古蜀人的特别尊崇呢？
三星堆出土象牙和金沙遗址出土象牙都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象牙集中堆放，排列整齐，显然这是精心安排的。它们层层堆积, 深埋于地下,迄今保存完好,仍呈现出细腻滑润的光泽。最为典型的是梅苑东北部发现的象牙堆积坑,从断面观察象牙共分8层平行堆放,最大的象牙长达150厘米。
为什么又要将这么多象牙堆放整齐地集中堆积埋藏于深坑之内?
我经过综合研究，认为，古蜀国存在象军。这些整齐堆放深埋于地下的象牙是在象阵大战中牺牲的象军战士的遗物。这些出土象牙是当年为祭祀象军牺牲者用的。其依据如下。
殷商时期就有与蜀作战的象军、象阵的记录。
《吕氏春秋·古乐篇》中有“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的记述。学者们通常认为“服象”是说驾驭大象用以作战之意,关于“商人”却有较多的争论,有的认为商人即为殷人,有的则认为商人应为南人,或为南蛮之人,所以才有周公派兵逐之远去的说法。但殷人服象很可能是确实有过的一种历史状况。从考古资料看,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屡见象字,并有“获象”、“来象”之文。
综合考古最新发现和古文献资料记载，中国人在使用战象方面历史攸久，是人类历史上最早驯养、使用战象的国家之一。这不仅是指中国南方如云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很早就使用战象，中原王朝同样有悠久的训象历史。现代考古证明，在中国商代，今天的河南地区的气候、地理环境与今天大为不同。当时的河南地区温暖湿润，遍布丛林。在丛林中繁衍生息着大量中华犀牛、中华象等野生动物。根据从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墓和其他商代墓葬出土文物和甲骨文的考证，商朝时期，中原人已经掌握了一整套成熟的捕捉、驯养、使用大象的技术。商人使用火攻驱散象群来捕捉幼象。在妇好墓中就曾经出土过完好的玉制幼象饰物。当时大象在商朝是仅次于马匹的重要家畜。据甲骨文记载，商人在各个方面广泛使用大象。他们用大象托载物品，还用大象耕田。最重要的是，商人将捕获的公象组织成专门用于作战的象阵。这是有明确的历史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战象军。而且商军战象已经披挂了由犀牛皮或牛皮和硬木制成的护甲，属于世界上最早的甲胄战象。
商朝象阵属于商军中最精锐的部队。在商朝600年历史上历次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商朝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商王武丁就曾经出动包括象阵在内的23000人的大军远征羌人并大获全胜。而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商纣王曾经派出由本国最精锐的商人“虎族”和象阵组成联军远征并征服东夷。也正是由于对东夷的远征造成商军主力远在东方而国内空虚，从而给周的进攻创造了机会。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古蜀人不愿意将大象作为“祭祀品”和“装饰品”的原因。这是因为古蜀人对大象怀有特殊的敬意。古代蜀人喜欢大象、对获取的象牙有特殊的敬崇之情,可能也有较大的关系。大象是自然界中体形庞大、猛悍聪明、很有灵性的陆生哺乳动物,自古以来象与人就有比较亲和的关系,还因为大象不惜牺牲自己，帮助古蜀人战胜敌人。因而便成了古人心目中的灵物和英文。
金沙祭祀场所出土了两件刻画有图像纹饰的玉璋残件,画面为上下两图,可以清楚地看到侧跪一人,肩扛弯曲的象牙，生动地展示了一种特殊崇奉。笔者认为，雕刻有肩扛象牙的跪坐人像，很可能是对在象阵战中牺牲的大象的祭祀场面。刘兴诗则不同意此说，认为，古蜀囯有一千多年的和平时期，没有战争，连武器都很少出土，用象军来做什么？我则反驳道，当代许多文物和学者研究证明，在古蜀国鱼凫时代，曾有过杜宇王代替鱼凫王的战争，开明王代替杜宇王的战争（以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为代表早就怀疑望帝丛帝禅让说），并有成都平原三座史前遗址的防御性双城墙和成都商业街大型蜀王船棺墓出土的戈、矛等青铜兵器作证。
古蜀国象军由来
属于古蜀国开明族的首领鳖灵,就来自荆楚,《蜀王本纪》记述他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他入蜀后被杜宇任以为相,因成功地治理了蜀地的洪灾水患,而掌握了蜀国大权,迫使杜宇将王位禅让于他,建立了开明王朝。
鳖灵这支来自荆楚的开明氏族,迁入蜀地后,起初可能只是古蜀王国的一个普通部族,经过多年经营逐渐强大并得到众多部族的拥戴,也许是望帝被迫禅让，更有可能是经过一场大战，取代杜宇而成为蜀国的统治者。
据古籍记载，荆楚地区有用象军作战的习惯, 《左传》定公四年记载说,楚昭王在长江中游与吴王阖庐的人马作战失利,在逃避吴国军队追击时,曾将火炬系于象尾,使部下“执燧象以奔吴师”,才得脱险。这说明楚国驯养有大象,危急时候才能驭象作战,利用象的猛悍,冲击吴军,取得奇效。来自荆楚迁入蜀地的开明氏族很可能也有猎获象牙的办法和和用象军作战的的经验，很可能开明利用当地数量巨大的大象组成象军，打败了杜宇，获得了古蜀国的统治权，建立了开明王朝。
但由于当时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记载,秦汉以后古文献中的追述又极为简略,语焉不详,所以对发生在遥远的古蜀时代的那些事情,我们都知之甚少,只能通过分析推测去寻找真实的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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