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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

《中庸》
　　传世名著百部之中庸
　　名著通览
　　《中庸》是四书五经中四书的一种，是中国古代儒家最主要的经典之一，原为儒家经典《礼记》中的一篇。
　　秦始皇焚书坑儒和秦汉之际的战火，使儒家典籍丧失殆尽。西汉建立后，儒家经典才被重新搜集、整理。西汉宣帝时，戴圣从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中辑录了《礼记》，为与戴德传《礼记》有所区别，后人称戴圣传《礼记》49 篇为《小戴礼记》，我们现在所说的《礼记》，就是《小戴礼记》的简称。
　　《中庸》是《礼记》中第31 篇。
　　《礼记》自西汉问世后，直到唐代，虽有人对《礼记》作注，但因《礼记》是一部典章制度书籍，其中《大学》、《中庸》等有着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的篇章就不那么容易引起后世学者的足够重视，这种现象到唐代开始发生变化。
　　唐朝韩愈、李翱认为儒家学说自孔子之后已失传，因此他们要继承传统，故首先强调《大学》、《中庸》的重要性，认为《大学》、《中庸》传自孔子，是与《孟子》、《易经》同样重要的“经书”。
　　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继韩愈、李翱之后，竭力尊崇《中庸》，将其奉为“孔门传授心法”。《宋史·道学传·序论》说，程颢、程颐“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宋史·程颐》传说，程颐“以《大学》《语》《孟》《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
　　南宋理学家朱熹在其后半生中，耗尽心血完成《四书章句集注》。他将二程视为孔孟“道统”的继承人，“以续夫千载不传之诸”。朱熹将《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重新校定章句，并作了注释。《中庸章句》成书很早，但朱熹仍不断地加以修改。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 年）三月，朱熹认为《中庸章句》的修改工作已基本完成，才作《中庸章句序》。宋光宗绍熙元年（公元1190 年），61 岁的朱熹，将耗尽其半生心血的《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作为一套书同时刊行，称为《四子》，后人称之为《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这也就是所谓之四书。
　　四书并行，是继五经立于学官之后学术思想史上的又一件大事。二程朱熹表章四书之后，《四书集注》风行于世，并引起了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宝庆三年（公元1227 年）宋理宗下诏盛赞《四书集注》“有补治道”。元朝恢复科举，以《四书集注》试士子，悬为令甲。自此后，《四书集注》成为科举士人的必读书，从而取代了五经在科举教育中的垄断地位，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明初，永乐帝敕撰《四书大全》，四书与五经并立于世，《四书集注》也就从此确立了儒家经典的地位。程朱理学因此成为官方哲学，占据着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中庸》作为理学重要著作《四书集注》中的一部，也被封建统治者抬到极高的地位，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文化、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于《中庸》的作者。司马迁，郑玄都称《中庸》是孔子之孙子思所作，但清人崔则断言“《中庸》必非子思所作”。冯友兰则从《中庸》的内容和文体两点出发，认为《中庸》的中间部分多言人事，文为记言体，似为子思所作《中庸》的原貌；而首末两部分则论及天人关系，文为论著体，乃后人所加。
　　《中庸》的成文时代。一般认为是战国时期孔子之孙子思所著，因有些内容为后人所加，所以其成文至迟也应在《礼记》成书之前；但就主要内容而言，似应将其成文年代定在战国时期。应该说《中庸》从子思之文到收入《礼记》，再到宋人的解说，最终由朱熹从《礼记》中抽出，重新校定章句，并加以注解，成为四书之一，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中庸》全书共33 章，3545 字，此外还有朱熹所加的注释和解说，以阐发其思想。
　　朱熹在《书<中庸>后》一文中，将全书内容分成几部分，并给予概括性的总结和说明，阐明他是如何为《中庸》定章句的：右《中庸》一篇，33 章。其首章，子思推本先圣所传之意以立言，盖一篇之体要。而其下10 章则引先圣之所尝言者以明之也。至12 章又子思之言，而其下8 章复以先圣之言明也。21 章以下至于卒章则又皆子思之言，反复推说，互相发明，以尽所传之意者也。熹尝伏读其书，而妄以己意分其章句如此。
　　朱熹如此定《中庸》章句，是要学者“得于辞而能通其意”，把“孔门传授心法”，“诵习而玩心焉”。
　　《中庸》第一章开宗明义写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意在说明道的本原出于天，是不变的，人禀赋此道就叫做性。因而道存在于人的本身之中，片刻也不能离开，能离开的东西就不叫道。接来便是阐述“存养省察”功夫的大要，认为人若要得道，就必须注意自己的品德，一刻也不能疏忽，即使没人注意，也要保持自己的品德，这叫做“慎独”。最后说明“圣神功化”的最高境界，指出人若能达到道（也就是文中所谓“中和”）的境界，则天地各得其所，万物化育。
　　朱熹认为第一章是《中庸》一书的纲领，指出要做到上述内容，就必须返身自省，去私欲，实本性。以下10 章是子思引述孔子的话，来说明这一章的主旨。
　　第12 章是子思对“道不可离”的论述，下面八章，则是援引孔子的话对这一问题加以阐述。
　　第21 章是子思就孔子所说天道人道的旨意而加以论说。从这以后12 章，都是子思的话，以反复推论阐明这一章的意思。
　　第33 章则是对《中庸》一书的主旨加以总结说明。
　　中庸一词，语出孔子“中庸之为德也，其至乎矣！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中”：不偏不倚：“庸”，平常不易。二程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说：“庸是常然之理，万古万世不可变易底，中只是个恰好道理。”
　　《中庸》是一篇儒家哲学论文。在书中首先提出“天命之谓性”，旨在说明“性”就是天命，“道”则是遵循“天命””。但人除了“性”之外，还有情、欲，一般人行事只是依其情、欲，而不是依据所谓“性”（“天命”），所以造成了“道之不行”的局面。因此必须进行修行，使道成为天下人遵从的普遍原则，让人的行为处世依其本性。这就要求人们达到中和的境界，使人的喜怒哀乐的表达合乎法度。而对人的欲望则应以反身自省来除去，强调“慎独”，时刻以道德规范约束自己。
　　但在买行道德时，往往智者贤者越过了中和（即所谓道），而愚者不肖者“不及”，亦使正道不行。因此，便要用中庸来纠正人们在修道上的偏差。
　　中庸的基本原则就是“允执其中”，把握适当的限度，以保持事物的平衡，使人的言行合于既定的道德标准。《中庸》一书重点发挥孔子“过犹不及”的思想，要求人们追求“和而不流”，“中立不倚”。
　　《中庸》的核心观念是“诚”，认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是天地万物皆赖以存在的根本。人要通过道德修养工夫，“择善而固执之”，以求达到“不勉而中，不思而德，从容中道”的圣人境界。
　　朱熹作《中庸章句》，主要是用他自己的话解释《中庸》，虽然朱熹作《中庸章句》时参看了许多关于《中庸》的文章，但他很少引用别人的话。
　　在解释《中庸》时，一些理学的论点往往掺杂其中，其引申、发挥往往超出原文的主旨，而成为朱熹自己理学思想的阐述。朱熹认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是《中庸》所阐述的“传授心法”。这16 字中，包含了理学的重要哲学范畴，以往的经书没有能如此提纲挈领，阐释《中庸》的“纲维”“蕴奥”的，这16 字便成为理学家津津乐道的心传。
　　其实这16 字中，最关键、最重要的就是“允执厥中”这4 字。一部《中庸》，3000 余言，说来说去，“允执厥中”，为其真谛。所谓“天命之谓性”不过是其理论基础；所谓“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不过是达到“允执厥中”的途径；所谓“和而不流”、“中立不倚”，不过是“允执厥中”的具体化。
　　全文及大意
　　中庸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子曰：“父母其顺矣乎！”
　　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掩如此夫。”
　　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子曰：“无忧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
　　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斯礼也，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为大夫，子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丧，达乎大夫。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
　　子曰：“武王、周公，其达孝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贵贱也。序事，所以辨贤也，旅酬下为上，所以逮贱也。
　　燕毛，所以序齿也。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
　　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
　　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因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
　　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劝贤也；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日省月试，既廪称事，所以劝百工也；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身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
　　“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
　　“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
　　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
　　“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徵，徵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天地之道，可壹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鼍、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诗》曰：“惟天之命，于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然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
　　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
　　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上焉者虽善无征，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诗》曰：“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庶几夙夜，以永终誉！’君子未有不如此而早有誉于天下者也。”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
　　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这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诗》曰：“衣锦尚絧，恶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诗》云：“潜虽伏矣，亦孔之昭！”
　　故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诗》云：“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诗》曰：“奏假无言，时靡有争。”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铁钺。《诗》曰：“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诗》曰：“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子曰：“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诗》曰：“德輶如毛，毛犹有伦：“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
　　【大意】
　　“中”，指不偏不倚：“庸”，平常不易，即永恒的意思。朱熹认为，本篇为孔门传授的心法，即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之孙子思担心其失传，故作此篇。本篇的中心思想在第一段，阐述道出于天，确然不易，人禀赋此道，这就叫做“性”。因而道存在于人的本身之中，片刻也不能离开，能离开的东西就不是道，人若要得道，就必须注意自己的品德，一刻也不能疏忽，即便是在暗无人处也要保持自己的德性，这就叫慎独。人若能达到道（中和、性）的境界，则天地得位，万物化育。以下各段都是引用孔子的言论，间或有子思自己的话，论述上面的道理。其中关于“诚”的论述最为重要，“诚”
　　的意思与“慎独”相近，是一种精诚的精神状态。篇中认为，人若能达到诚的境界，就可以认识人的本性和万物的本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并且能与天地并立，协助宇宙的生化。（即所谓“参天地、赞化育”），这一观点对宋明理学家的修养理论影响很大。
　　名著评点
　　朱熹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学问最广博、影响最深远的学者，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在其40 年的讲学著书活动中，编著了大量的书籍，其数量之大，在封建社会的学者中实属罕见。他的主要著作有《参同契考异》、《诗集传》、《伊洛渊源录》、《通鉴纲目》、《楚辞集注》、《四书章句集注》等，几乎涉及了传统文化中的各个方面。但若论影响，没有一部比得上《四书集注》。《四书集注》印行之多，读者之广，思想影响之普遍与深刻，是他的其他著作所不能及的。作为《四书集注》中重要的一部《中庸》，其影响力是可以想见的。
　　朱熹对四书有一个总的看法，提出了一套读《四书》的次序的和要求：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篇，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即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朱子语类》卷一四）
　　朱熹的这个读《四书》的顺序是从四书间有机联系考虑的，同时也考虑了理解上难易程度的差别。
　　朱熹所论“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就是要探究古人在为学做人上难以言传的东西，所以要“看三书后，方宜读之”，这样才能体悟到古人为学做人的三味真谛。
　　孔子最先提出了“中庸”这个中国古代哲学的范畴。“中庸之为德也，甚至乎矣！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就是将中庸奉为最高的道德。
　　儒家讲究个人的道德修养，这种修养的最高境界就是做到中庸，达到这一境界，便是天地各得其得，万物化育。可见中庸的重要。
　　《中庸》开卷便是程子的一段话，道出了《中庸》的重要作用：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
　　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
　　如果说《大学》为人们勾划了自我完善发展之路的话，那么《中庸》就是一个行路指南。无论你是帝王将相，还是才士农夫，无论你要“治国平天下”，还是要“格物致知”独善其身，都面临着在这个社会群体中生存、发展的问题。常有人说：做人难。《中庸》所阐发的中庸之道，就是用来解决这个难题的。如能很好领会了《中庸》中的主旨，那会让人受益无穷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庸》的作用不下于《大学》，它的影响是直入人心的，因而它的影响也是最广泛、最深入的。朱熹《四书集注》刊行后，深得统治者的垂青，将其与五经并列，成为士人的必读书，其影响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数百年来，被奉为为人处事的圭臬。朱熹的思想也随《四书集注》的传播而风行天下，成为官方哲学，取得了至尊地位。
　　但是，物极必反。随着程朱理学在政治思想上至尊地位的确立，朱熹所强调的中庸便失去了其意义。这里存在着一个悖论：政治上要讲究统一思想，而这一思想给人们提出的要求却是“中庸”，为解开这一怪圈，于是便只强调庸，意即万古不变，这正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于是“中庸”由行路指南，变成了一种管理人们思想的工具。这真是莫大的悲哀！
　　《中庸》里还有一些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博学之，审问之，慎思想，明辨之，笃行之”的提出，为我们提供了进行学术研究的科学方法：“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则是强调既尊重固有的德性，又重视问学的积累，要求达到最高境界，又要保持中庸的原则：“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则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有直接影响；而其中的鬼神之说，则对宋明理学产生重要影响：“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是故君子慎其独也。”则提出了一种道德修养方式——慎独，意思是在无人监督闲居独处时，自己的言行更应该谨慎，自觉遵守道德规范。朱熹则从理学的观点对此进行发挥，认为在对待只有自己知道而别人不知道的小事上，要谨慎不苟，这样才能“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离于须臾之顷也”，“遇人欲干将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在朱熹的眼中，“慎独”变成了“存天理，遏人欲”的方法。
　　朱熹编著《四书集注》耗尽了其一生的心血，“熹于《语》《孟》《大学》《中庸》，一生用功”。（《晦庵文集》卷五三）有人曾见过朱熹《四书集注》的原稿，前后改写了七次，对于《中庸》，虽定稿较早，但对不满意的地方，朱熹是“旋见得，旋改，一年之内，改了数遍”。（《朱子语类》卷六二）。在撰写注释时，朱熹虽很少引他人的话，但对《中庸》的各家注解，他依然是苦心斟酌，决定取舍。朱熹曾说：“某于《大学》，用工甚多.《论》《孟》《中庸》，却不费力。”（《朱子语类》卷一四），但从他用40 多年时间反复修改《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来看，朱熹所说的“不费力”不过是从义理阐发而言，实际上他对《四书集注》可以说是倾其毕生精力。朱熹这种“毕力钻研，死而后已”的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中庸》一书不长，但阐发儒家思想的地方却很多，不仅道理精彩，而且文笔简练，文辞优美。
　　《中庸》所阐发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巨大，深远。虽然其中有讲鬼神和唯心之处，但从哲学范畴来看，《中庸》的思想具辩证的理念，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应给予充分肯定。《中庸》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也是应给予高度评价的。《中庸》所提倡的道德准则和处世规范，对今天来说，也不失其借鉴意义。※※※※※※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 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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