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在的风 2008-4-8 19:17
明代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高度发展 黄啟臣
一、明政府对广东实行开放贸易政策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了防范逃亡海上的张士减、方国珍余部势力和慑于日本帮助胡惟庸夺取帝位的心态，以保持和巩固其封建统治，"延长专制政权的寿命"，［1］一反唐、宋、元各朝代对外开放贸易的政策，实行一条仅准许与明朝有朝贡关系的国家以"朝贡"形式对中国进行贸易的"时禁时开，以禁为主"的朝贡贸易政策，严禁沿海人民出海贸易。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宣布："禁滨海民不得私出海，时方国珍余党多人海剽掠故也"；［
第一、禁官民二桅以上远洋船出海。明令：
奸豪势要军民人等，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谋叛已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6］
第二，禁私运货物出海及私贩洋货。明令：
凡将马牛、军需、铁纲、铜钱、锻匹、绸绢、丝绵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挑担驮载之人，减一等。物货船车并入官
于内以十分为率，三分付告人充赏。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泄事情者，斩。其拘该官司，及守把之人，通同夹带，或知而故纵者，与犯人同罪。失觉察者，减三等，罪止杖一百。军兵又减一等。［7］
纠通下海之人，接置番货，与探听下海之人，番货到来，私买苏木、胡椒至一千斤以上者，具发边卫充军，番货并入官。［8］
不问官员军民之家，但系番货番香等物，不许存留贩卖，其见有者，限三个月销尽，三个月外仍前存留贩卖者，处以重罪。［9］
为了贯彻执行海禁政策和法律，明政府制定和实行了一种"朝贡贸易"和"市舶司"管理的制度，对海外贸易进行最大限度的控制和垄断。明代前期（1368-1566），就是按照"凡外夷贡者，我朝皆设市舶司以领之，......许带方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是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10］的原则进行朝贡贸易。
但是，明政府实行朝贡贸易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问题，即由于明廷以"怀柔远人"和"厚往薄来"的原则进行朝贡贸易，结果造成了以高于"贡品"若干倍价值的货品"赏赍"朝贡国。这么一来，必然增加明政府的财政负担，而且随着朝贡次数的增加而负担越来越重。于是明政府不得不对朝贡贸易的贡期、贡道、贡船、贡品和人数等进行调整和限制，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对广东实行优惠的特殊政策。
第一，准许非朝贡国家商船入广东贸易。正德四年（1509），暹罗船舶遭到风暴而漂流入广东海域内，镇巡官按规定"以十分抽三，该部将贵细解京，粗重变卖，留备军饷"，［11］准其贸易。第二年（1510），明廷礼部肯定镇巡官的这种做法，认为"泛海客商及风泊番船"［1
第二，惟存广东市舶司对外贸易。
嘉靖元年（15
二夷相杀，衅起宗设，而宋素卿之党被杀甚众。虽素卿以华从夷，事在幼年，而长知效期，已蒙武宗宥免，毋容再问，惟令镇巡等官司省谕宋素卿，回国移咨国王，令其查明勘合，自行究治，待当贡这年，奏请议处。［18］
因为浙江市舶司主要是接待日本贡使的，所以明廷从给事中夏言的"倭祸起于市舶"之奏，即停罢浙江市舶司。后经浙江视师通政唐顺之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建议恢复，均遭到浙江巡抚刘畿的反对，未能恢复。［19］福建市舶司也因"争贡之役"而被停罢。［
浙人多诈，窃买丝绵、水银、生铜、药材一切通番之货，抵广（州I）变卖；复易广货归浙，......曰走广。［
第三，允准葡萄牙人进入和租居澳门。
澳门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明代属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和珠海市）管辖的一个小渔村。嘉靖三十二（1553），在广东海道副使汪柏同意葡萄牙商人缴纳10％以上（按明朝廷规定为
第一，以福建巡抚庞尚鹏为代表，刑部给事中郭尚宾附议，［30］提出令葡萄牙人离开澳门，到浪白澳去贸易。［31］
第二，以总兵俞大猷为代表，提出驱逐葡萄牙人出澳门的主张。俞大猷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以《论商夷不得恃功恣横疏》上书两广总督吴桂芳，主张用武力将葡萄牙人驱逐出澳门，并请缨亲自出马驱逐。［3
第三，以霍与瑕和两广总督张鸣冈为代表，提出准许葡萄牙人租居澳门贸易、加强防范和管理的主张。
上述仕宦们提出三种处理租居澳门葡萄牙人的不同方针，虽然大相径庭，但共同点则是在维护中国政府对澳门行使主权和保持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如何对待葡萄牙人的去留问题。这场围绕准与不准葡萄牙人租居澳门的争论，前后达五十年之久。开始时，明廷不以为然，往往以"时朝议事多窒碍，寐阁不行"。［33］直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明廷才采纳了霍与瑕和张鸣冈的奏议，"部议从之"，正式确定早在万历十年（158
二、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向全球扩展
纵观世界航海史，明代中国的航海处于世界航海史的领先地位，而广东成为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角，从广东起航或经广东放洋出海的远洋航线已扩展到全球了。
1．经广东至厄加勒斯角航线。
明代称广东南海为南洋，并以东经110°（相当于雷州半岛、曾母暗沙以及加里曼丹岛西岸）为界，在此以东海域为东洋，包括菲律宾群岛、加里曼丹岛、爪哇岛、苏拉威西（Sulawesi）岛及马鲁古（Maluku）群岛一带；在此以西海域为西洋，包括马来西亚半岛、苏门答腊岛、印度、斯里兰卡、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沿岸等。就是说，"东洋"与"西洋"是隔广东南海相望，他们之间的基本地理分界便是南海。所以，经广东至厄加勒斯角航线的开辟，实际上就是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命使臣刘叔勉"以即位诏谕其国"的西洋锁里，［34］和洪武三年（1370）八月命御史张敬之、福建行省都事沈秩出使渤泥，［35］以及后来为众所周知的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七下西洋所开辟的经广东南海到西洋的航线。这条航线是明初海上丝绸之路航程最长的远洋航线。现根据《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见钱谷编：《吴都文粹续编》）和现存福建长乐的《天妃灵应之纪》碑文所记及参阅其它文献资料，将郑和经广东南海七下西洋所开辟之航线略述如下。
一下西洋：
永乐三年（1405），明成祖命郑和及王景宏"将士率二万七干八百余人，......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36］出海，经广东南海到达西洋。史称：
永乐三年（1405）六月，明成祖命郑和、王景弘、张大等造大船百艘，将卒二万七千八百余，......满载陶瓷、锦绣、布帛，历漳、潮、琼崖，至占城，又沿暹罗湾......至印度诸邦，达波斯湾耀兵西洋。［37］
这就说明郑和从江苏刘家港出发，沿海岸边经福州、泉州、加禾千户所（厦门），到广东省的南澳山（今南澳岛）、大星尖（今广东省惠东县东南小星山岛对面突出之海角处）、独猪山（即独州山，今海南省万宁县东南之大洲岛），到七洲洋（南海七洲列岛），然后到占城、爪哇、苏门答腊、锡兰山（锡兰）、古里（今印度喀拉邦北岸的卡利库特，Calicut）、旧港（今巨港，Palembang）等国家和地区。永乐五年（1407）七月，返回南京向成祖复命。［38］
二下西洋：
"永乐五年秋九月，命太监郑和使西洋诸国，首从广东往占城国"，［39］到暹罗（泰国）、满刺加（马六甲）、渤泥（文莱）、苏门答腊、锡兰山、柯枝（Koci，今印度西南岸的柯钦，Cochin）、小葛兰（今印度南西密封圈日奎隆，Quihm）、古里、加异勒（Ka－
val，今印度南部东岸的卡异尔镇，Cail）等国家。永乐九年（1409）夏，同国。此次郑和出使，以大量的丝纺织品、香炉、花瓶、烛台、灯盏、香盒、金莲花、香油、蜡烛、金一千钱、银五千钱等贵重物品向当地佛寺布施。［40］史料记载这次郑和下西洋是从广东出发的。但是从何港口起航，尚待进一步研究发现。
三下西洋：
永乐七年（1409）九月，郑和"统领官兵二万七千余人，驾驶海舶四十八号，往诸番国开读赏赐。是岁秋九月自太仓刘家港开船，十月到福建长乐太平港停泊，十二月于福建五虎门开洋。"［41］经广东南海，到占城、爪哇、满刺加、暹罗、苏门答腊、锡兰山。然后将船队分成两支，一支由郑和亲自率领到葛蓝、柯枝、古里；另一支前往加异勒、甘巴里（今印度南端科摩林角）。最后两支队伍均到达印度南端西海岸。永乐九年（1411）六月，返同南京。［4
四下西洋：
永乐十年（141
五下西洋：
永乐十四年（1416）十二月，此次航行路线与四下西洋路线基本相同。任务是偕送爪哇、古里、满刺加、占城、锡兰山、木骨都束、溜山、南渤利、不刺哇、阿丹、苏门答腊、麻林地、刺撒、忽鲁谟斯、柯支、南巫里、沙里湾泥、彭亨诸国及旧港宣慰司使回国，赐柯枝国王印诰，并封其国中之山为镇山。［44］永乐十七年（1419）六月回国。
六下西洋：
永乐十九年（14
七下西洋：
宣德六年（1431）六月，因为明宣宗"践阼岁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郑和、王景弘率官兵二万七千五百五十人，船大小共十六艘，遍历忽鲁谟斯、锡兰山、古里、满刺加、柯枝、不刺哇、木骨都束、南渤利、苏门答腊、刺撒、溜山、阿鲁、甘巴里、阿丹、佐法儿、竹步、加异勒等二十个国家和旧港。［46］宣德八年（1433年）回国。
郑和七下西洋，是明朝政府组织的大规模航海活动，而且都是经过广东南海水域各港口到达西洋诸国的，其中第二次是从广东首航出发到占城，而且规模巨大。第一、第三、第四、第七次下西洋人数均达到两万多人，每次出航时间长达两三年之久，堪称一支强大的远洋舰队，前后历时二十八年，到达亚洲、非洲三十九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南纬8°55′的麻林地（坦桑尼亚的基尔瓦基西瓦尼）。郑和下西洋虽然只有第二次是从广东起航出发，但其它六次从江苏出发，到福建五虎门放洋后，均是要经广东的南澳岛、大星尖、独猪山、七洲洋，到达西洋各国的。［47］根据李约瑟教授的研究，实际上明代中国的船队已有大帆船到过非洲南端的厄加勒斯角，而进入了大西洋水域。［48］明初由郑和七下西洋的最远航线为明中叶以降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向全球扩展打下深厚的基础，郑和成为我国的"伟大航海家"（梁启超语），外围人也赞扬他为"海军上将郑和"（Admiral
Chengho）。他开创的洲际航线，对于后来达伽马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开辟欧洲到印度的东方航线以及对麦哲伦的环球航行，都起了先导的作用。
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同中国贸易已有一百三十年历史了。他们......每年两次到广州（那边每年举行两次盛大的市集）去买货。他们的确从这种通商中获得比马尼拉的商人或我们更多的利润；因为他们在中国住了很久，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这使他们所得到的货品质量比别人好，品种比别人多；他们有机会按照他们的特殊需要定制货品，规定出丝绸的宽度、长度、花样、重量，以适合日本、东印度和葡萄牙市场的需要。［50］
当葡萄牙人同广东的贸易打开局面之后，葡萄牙人又以明朝皇帝的子民，在服从中国明朝官府管辖的前提下经营海上贸易，［51］大力开展澳门与印度的果阿（Goa）直到里斯本的贸易。这样一来，就开辟了广州-澳门-果阿-里斯本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航线。
果阿是印度迪斯瓦迪（Tisvadi）小岛上的一个市镇，有河道与内陆相通，是16世纪中叶印度西岸仅次于卡里库特（Calicut）的一个商眦中心，是波斯和阿拉伯马匹运入印度次大陆的一个枢纽。自从1510年11月
第一段，从广州启航，经澳门出海，西行横过印度西海岸的果阿，然后按唐、宋原来的老航线到欧洲。第二段，由果阿启航后，又分为两条航路前往里斯本和欧洲。一条走印度洋的官屿留（今马尔代夫群岛，Male），西航经木骨都束（Mogadishu，今索马里首都摩加迪纱）和莫桑比克海峡，绕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沿大西洋非洲海岸北航到摩洛哥（Morocco），抵里斯本；一条离果阿后，从克亚丁渡海，绕葛得儿风（今亚丁海东南面索马里的瓜达富伊，Guardfia角），和哈甫泥（今索马里东岸的哈丰角，C
hafun），沿东非海岸下木骨都束、不刺哇（又称卜刺哇，今索马里东岸布腊瓦，Brava）、麻林地（今肯尼亚东岸的马林迪，Malindi），和慢八撒（今肯尼亚南岸的蒙巴萨Mombasa），南至坦桑尼亚、莫桑比克海岸到南非，绕过好望角，沿大西洋非洲海岸北行到摩洛哥巴特港，抵里斯本，转至欧洲各国。这一段是新开辟的航线。这条从广州出发到里斯本以至欧洲各国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全程长达11890海里。
据陈忠烈先生的研究，当时自广州至欧洲的航线，还可以从广州起航后，经南海到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直横渡印度洋到好望角，然后沿大西洋非洲沿岸北上抵里斯本。［5
3．广州-澳门-马尼拉-拉丁美洲航线
继上述广州-澳门-果阿欧洲航线之后，又开通了自广州到南美洲巴西的巴伊亚（Bahia）港的航线。［53］
到了1571年西班牙侵占菲律宾之后，于万历三年（1575）开辟了自广州起航经澳门出海，到马尼拉中转直至拉丁美洲的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Acapulco）和秘鲁的利马（Lima）和巴西航线。《三洲日记》一书记述：
查墨（西哥）记载，明万历三年，即西历一千五百七十五年，（墨）曾通中国。岁有飘船数艘，贩运中国丝绸、瓷、漆等物，至太平洋之亚冀巴路商埠（即阿卡普尔科港），分运西班牙各岛（指西属拉丁美洲各殖民地，特别是指加勒比海诸岛）。其时墨隶西班牙，中国概名之为大西洋。［54］
万历十二年（1583），西班牙允准葡萄牙商人和中国商人自澳门到马尼拉贸易合法化。这样，一条世界上最长的大三角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航线得以形成。全程分为两段：第一段，冬季由广州启航，经澳门出海，再经万山向东南行，东航至东沙群岛附近，再折东南方向，循吕宋岛西岸南下，航至菲律宾马尼拉港。第二段，从马尼拉启航，经圣贝纳迪诺海峡，进入太平洋，乘六月中下旬的西南季风北行，到北纬37°和39°之间的水域之后，借西北风横渡太平洋，其中北太平洋航线一段，向北推移到北纬40-40°之间的水域（即今美国中部海岸约300～400公里）时，折向南航，以便更好利用日本至美洲问由西南方的海流--"黑潮"，加快帆船航速折向南行驶，再利用盛行于海岸的西北风、北风直达墨西哥西海岸和天然良港阿卡普尔科和秘鲁的利马港和巴西的巴伊亚港。［55］这条航线的全航程平均需时半年左右，若航行顺利，有时三四个月亦可到达。在整个航程中，可以看到的岛屿有关岛、火山群岛（又名硫磺列岛）、金岛（Rica
da Oro）、银岛（Rica da
Plata）等。在北美海岸，通常最先看到陆地是谢德罗斯岛（Cedros，位于加利福尼亚海岸北端），继而看到灰岛（Cenizas），圣鲁卡斯岬角（San
lucas，位于加利福尼亚湾口处）、科连第斯岬角（Corrientes）等。［56］广州-澳门-马尼拉-拉丁美洲新的远洋航线的开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篇章。从此以后，广东得以与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通航往来贸易。当时经这条航线贸易的主要商品是中国的丝货，所以称为"太平洋上的丝绸之路"，又由于行驶于这条航线的多是西班牙的大帆船（Great
Ship），故又称"中国一马尼拉一阿卡普尔大帆船贸易"，简称"马尼拉中国大帆船贸易"。于是开始于汉代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经唐、宋、元日趋发达，迄于明代，达到了环球航行贸易的高峰。
4．广州-澳门-长崎航线
自从葡萄牙进入和租居澳门后，澳门成为广东到日本长崎贸易的中转港，广州-澳门-长崎贸易航线十分繁忙。每年六至八月，船队自长崎出海，经马六甲驶来澳门，在澳门停留至十一、十二月，一方面等候西南季风，同时，更重要的是等候从广州购买的丝货、瓷器等货物。然后于次年六至八月初，载货驶回日本长崎，完成交易后于十月或十一月初，乘东北季风返航澳门，在澳门卸下银子，购买从广州运来的丝货，又返航日本，进行新一轮的贸易。正如万历二十四年（1594）许孚远记述：
日本长岐（崎）地方，广东香山澳佛郎机番，每年至长岐（崎）买卖。装载铅、白丝、扣钱、红木、金物等货。［57］
据统计，自万历八年至崇祯三年（1580-1630）间，来往广州-澳门-长崎正常航行的商船如下表所示：
从上表来看，五十年间澳门到日本长崎贸易的商船是不断增加的，由1580年的
5．广州-澳门-望加锡-帝汶航线
这条航线是广东与东南亚国家贸易的老航线，但到了万历年问（1573-16
随着澳门与帝汶檀香木贸易的不断发展，位于苏拉威西岛（Salaweisi
lsaland）西南面的望加锡（Markasar），也成为澳门至帝汶之间的货物集散地。至16世纪晚期，葡萄牙人被驱逐出摩鹿加群岛；由于望加锡地理位置方便，葡萄牙人便把贸易活动转向这里。在1605-1607年问，葡萄牙人与望加锡的统治者的关系得到加强，他们终于在东印度群岛找到了连接印度和远东的基地，以便提供运往中国的物产。望加锡已成为葡萄牙人巨大的东方商业体系中的一个主要的和必不可少的中间站和贸易港。16
每年有10-
南于葡萄牙人在望加锡商业地位的巩同，广州-澳门-望加锡-帝汶航线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一条固定航线，每年秋冬间，澳门葡船乘着东北季风，载着丝货和瓷器等中国货物，抵达望加锡；次年春夏间，乘着西南季风，将檀香木、丁香、钻石等货物运回澳门。从上述记载看，澳门与和望加锡的贸易额尚不算大，然而，这条航线的重要价值在于，它是一条巩固的利润渐增的航线。葡萄牙人与望加锡的苏丹及其实权人物已建立起稳固而良好的合作关系，葡人鼓励苏丹个人经营有利可赚的望加锡-马六甲贸易，更使他们与苏丹的合作有了相当牢固的物质基础。荷兰东印度公司自16
通过上述新旧航线，广东与东南亚、非洲、欧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进行了广泛的贸易活动。据《明会典》、《皇明祖训》等书记载，明初实行朝贡贸易时，经广州领取勘合（准许证）登陆进行朝贡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朝鲜、暹罗（泰国）、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利加（不详）、苏禄国东王、西王和峒王（苏禄今菲律宾属）、渤泥（今加里曼丹岛北部属文莱地区）、古里（今印度卡拉拉邦北岸的卡利库特，Calicut，又泽科泽科德）、古麻拉（今东非肯尼亚之马林迪）、爪哇（Java，今印度西南岸柯钦），锡兰山（Cclan，今斯里兰卡）、苏门答腊（Sumatra，今印度尼西亚南苏门答腊北部的亚齐）、榜葛兰（今孟加拉国）等十七个国家和地区，"皆尝来往广东者"。加上民间私人或间接到广州贸易的国家，当超过此数。嘉靖元年（15
明中叶以后，随着新航线的开辟，亚、非、欧和拉丁美洲的国家和地区的商人更是纷至沓来广州进行贸易，其中尤以西欧殖民国家最积极和最频繁。特别是葡萄牙亲王阿丰索（Prince
Afonso）的宫廷药剂师皮莱斯（Tome
Peras），在马六甲侦察得到"中国乃是一个伟大、富饶、豪华、庄严的国家"；而"广州是印度＊＊＊到漳州沿海最大的商业中心"；"全国水陆两路的大量货物都卸在广州；""中国人不得广州当局的允许，不得开向暹罗、爪哇、马六甲、巴西及其它地方去"；"广州是一个富庶的城市"［61］的信息之后，葡萄牙国王对中国及广州的财富更是垂涎三尺。于1517年（正德十二年）7月17日，任命安德烈（Fernao
Peresde
Andrale）为总指挥，由9艘舰船组成一支"皇帝舰队"，前来广州贸易。8月15日到达屯门，向南头备倭都指挥使请示人广州，但未经同意即于九月末"驾大舶突至广州"。［6
西班牙人在发现新大陆和侵占菲律宾之后，也迫不及待地谋求同中国建立贸易关系。先是于158
吕宋国从前未至，明永乐一朝。万历二十六年八月初五日，径抵濠镜澳住舶，索请开贡，督抚司道成谓其越境违例，议逐之。诸澳番亦谨守澳门，不得入。九月移泊虎跳门，言候丈量。越十月，又使人言，已至甲子门，舟破趋还，遂就虎跳门，径结屋群居，不去。海道副使章廷翰，饬兵严谕，焚其聚落。次年九月，始还东洋。［64］
1598年，商人萨穆迪奥（Don Juan De SAmudio）到广州贸易，并向广州官员请准距广州58公里的松林岛（EI
Pinar）作为西班牙人和我国贸易的港口。［65］
之后，两班牙人又于1599、1610、1618、16
荷兰也于明末不断派商船来广州进行贸易。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荷兰国王派遣水师提督格罗茨保根（GasparVan Groes
bergen）率领两艘军舰和二百多人从马尼拉肩航到达澳门，要求进广州贸易。在等候明政府批准期间，税使李凤偷偷地邀请格氏入广州游览一个月，使之得以了解广州的商情。［66］160
十年驾四舶，由虎跳门薄广州，声言求市。其酋招摇市上，奸民视之若金穴，盖大姓有为之主者。当道鉴壕镜事，议驱斥，或从中挠之。会总督张镜心初至，力持不可，又遁去。已，为奸民李叶荣所诱，交通总兵陈谦为居停出入。［67］
英国是继葡、西、荷之后发展起来的最强盛的殖民国家，当其于1600年成立东印度公司（The United Company of Merchant of
England Trdding to The East
India）之后，亦开始前来中国争夺广东的贸易。1637年（崇祯十年）六月，英王查理一世（Charles I）派遣东印度公司主任威忒尔（John
Weddell）率领5艘船舰，经果阿到澳门附近的特里哥（Tngo），欲在澳门登陆，由于葡萄牙人阻挠，未成。又于八月十二日强行"长驱至粤之虎门"，要求进入广州贸易。他们在虎门停留数日，烧毁了当地官府衙门，占领虎门沙角炮台，抢走虎门要塞的35门大炮，劫掠附近乡村的粮食和财物，后又暗中贿赂广东总兵陈谦。九月，英船得以开入黄埔和广州，购买一批丝、糖、酒、布之类的货物，然后"奔走下舡，......扬帆离虎门"。［68］这是英国第一次强行人广州通商贸易，而且一开始就表现出了暴力掠夺和海盗行径。
其它如拉丁美洲的墨西哥、秘鲁等国家的商人也经马尼拉来广州进行贸易。为了扩展广州的对外贸易，万历年间（1573-16
正因为外国商人不断来广州贸易，所以广东省内和中国内地各省的富商大贾也纷纷将货物贩运到广州同外商交易。诚如时人霍与瑕记述：
近日，番夷市易，皆趋广州。......而近乡名日游鱼洲，其民专驾多橹船只，接济番货。每番船一到，则通同濠畔街，外省富商搬瓷器、丝绵、私钱、火药等违禁物品，满载而去，满载而还，追星趁月，习以为常，官兵无敢谁何。［69］
于是靠近海珠岛定期市周围的濠畔街、高第街一带便成为"香珠犀角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辏辐，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声，过于秦淮数倍"［70］的繁华外贸商业区。广州城市亦进一步扩建，人口大增。有时广东商人一时在广州与外商交易不成，便把所余的货物亲自驾船经澳门出海，运往马尼拉、暹罗、望加锡等国家去贸易。讷茨（Nuyts）也曾记述这一情形：
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它能够把某些商品大量供应全世界。中国人把货物从全国各地运到他们认为最有现款购买他们货物的市镇和海港，......后来他们运往广州市集上的货品的数量如此之大，以致葡萄牙人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参加这些市集的商人们看到他们的货卖不出去，就用他们自己的船，责任自负地把货运往马尼拉、暹罗、望加锡等地去。［71］
至于广东商人从其它港口出海贸易者，亦是屡见不鲜。嘉靖二十四年（1545），潮州商人"驾双桅船，挟私货，百十为群，往来东西洋"。［7
广东惠、潮、琼崖狙狯徒，冒险射利，视海如陆，视日本如邻室耳，往来交易，彼此无问。［75］
明代粤东的海外贸易港口，主要有拓林、南澳、樟林、白沙等港口。
柘林港（今饶平县柘林镇东部），宋代已有番船停泊，并建有天后宫，史称："大城东门内，柘林守备后营，都有天后宫，为宋时番舶建"。［76］明朝中叶以降，番舶已经常往来，"商船凑集于此，就此觅车起货至大城"。［77］从这里乘红头船出海贸易的潮汕商人屡见不鲜。到清朝雍正年间（17
有不少广东商人在各国贸易发财而在那里定居F来，成为华侨商人。例如"南海梁道明贸易于爪哇国，久而情熟，挈家住居，积有年岁，闽广军民弃乡里为商从之者数千人。"［81］在爪哇新村，亦有一千多家商人定居，村主是广东人氏。这说明，明代广东商人从广州到海外贸易的人数比唐、宋增加了
溅如张燮所记：
市舶之设，始于唐宋，大率夷人入市中国，中国而商于夷，未有今日之伙者也。［8
当时广州出海所用的商船一般是广东制造的二桅平底帆船（如右图），体积相当大，一般呵载
每年驶抵菲律宾的大型货船大都来自广东港和澳门港。有
取其中数，平均每艘帆船的载重量约为
当时来广州贸易的大帆船往往是两艘同来，于是有旗舰与副舰之别。旗舰称为"司令舰"，副舰称为"海将军"。船上的司令官称为将军，副司令称为海将。两方国家就是靠着这种大帆船载来大量的墨西哥银元到广州购买中国的丝绸、瓷器、布匹、百货，然后运销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赚大钱。
随着广州对外贸易的发展和繁盛，内外港码头也进一步扩展。其扩展趋势是，内港码头向城外移动，近城外港向城内靠近，城外远处另增一批外港。明代广州的内港码头已移至城外蚬子步（今西关十七甫）。"怀远驿"（见左图）亦设于广州蚬子步附近，［91］建有房舍1
同时，在海禁期间，则在珠江口外设置一批属于外港性质的外国船舶停泊码头。即如顾炎武所记："各国夷舰，或泊新宁广海望峒，或新会奇潭，香山浪白，濠镜十字门，或屯门虎头等海澳，湾泊不一，抽分有例。"［94］其中以浪白、濠镜（今澳门）为最繁盛。来往广州贸易的中外船舶，多于此停泊及启航出海，宋应星说，"闽由海澄开洋，广（东）由香山澳"，［95］即指此也。
三、贡舶贸易和市舶贸易
明代广东的对外贸易，在当时海禁政策条件下，也是分为官府直接控制的贡舶贸易和私商经营的市舶贸易两种方式，正如明人王圻所述：
贡舶与市舶一事也。......贡舶为王法所许，司于市舶，贸易之公也；海舶为王法不许，不司于市舶，贸易之私了。［96］
如果从法律的观点来看王圻的解释，则贡舶贸易是合法的官府经营方式，私商经营是非法的市舶贸易方式；假若从历史的进程来划分，则隆庆以前主要是实行贡舶贸易，市舶贸易被视为走私贸易；隆庆以后，海禁开放，贡舶贸易衰落了，市舶贸易成为合法的和主要的经营方式。
1．贡舶贸易
贡舶贸易是明朝官方直控制海外贸易的一种制度。它与明朝前期实行海禁政策分不开的。冈禁止私人出海经商贸易，迫使海外各个国家不得不依仗朝贡贸易的惟一渠道。据统计，从洪武三年至三十一年（1370-1398）的二十九年间，仅是暹罗国经广东入中国朝贡贸易者达35次，平均每年一点二次；到了降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1567-1644）的七十八年间，暹罗国经广东入中国进行贡舶贸易仅有14次。［97］这种贡舶贸易的原则是：
凡外夷贡者，我朝皆设市舶司领之，......许带方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凡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互市。［98］
这条原则说明，只有向明朝朝贡者才能贸易。显然是明政府通过朝贡贸易加强对海外贸易的控制。于是明政府对贡期、贡道、贡品数、贡舶数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贡期有二年一贡者，如琉球；三年一贡者，如暹罗、安南、朝鲜、爪哇等；十年一贡者，如日本；有不定期者，如三佛齐、渤泥、苏禄、吕宋等。贡道则仅是设有市舶司的广州、泉州和宁波三个地方。明政府按照广州自汉唐以来一直是东南亚各个国家来华停泊贸易的港口的传统习惯，规定暹罗、占城、真腊、满刺加等国"贡道由广东"［99］入贡。当贡舶到广东时，规定停泊在沿海的"澳口"中，诸如新宁县（今台山市）的广海、望峒；新会县（今新会市）的奇潭；香山县（今中山市、珠海市）的浪白、濠镜；东莞县（今东莞市）的鸩柄、屯门、虎门等泊口。［100］此外，琼州府的海口，也曾作为占城贡舶停泊的澳口。［101］从洪武十六年至正德四年（1383-1509），经常由广州入境到广东以至全国各地进行朝贡贸易的，有占城、暹罗、爪哇、满刺加、真腊、苏禄东王、西王、峒里、柯枝、渤泥、锡兰山、古里、苏门答腊、古麻刺等1
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如人阴开其窦，而官人不得收其利权，......至嘉靖而弊极矣。［111］
可见明代广东的私人市舶贸易一直是没有停止过，而且愈来愈发展。前述广州附近的渔游洲商民每逢番舶一到，就"专驾多橹船只接济番货"，并且"习以为常"，说明私商贸易发达之一斑。正如屈大均追述说："在昔全盛时，番舶衔尾而至，......豪商大贾，各以其土所宜，相贸得利不赀。"［11
夷货之至，各有接引之家，先将重价者私相交易，或去一半，或去六七，而后牙人以货报喜，......则其所存以为官市者，又几何哉？［113］
由上引可见，私人的市舶贸易已占相当大的比重，贡舶贸易的"官市"已退居次要地位了。而且私人市舶贸易所经营的商品多是明政府严禁出口的生丝、丝织品、硝石、硫磺、铁锅等，而这些商品正是当时国际市场上最受外国人欢迎的抢手货。因而市舶贸易在国际市场上的声誉不断提高，从而在嘉靖以后发展成为广东对外贸易的主要经营方式，取代了贡舶贸易，得以合法存在和经营。
明代广东的私人市舶贸易，按其资本构成及身份，可以分为独资经营和合资经营两种形式。
独资经营，首先是指那些"豪民造巨舰向外洋交易"［114］者。这种经营者都是拥有雄厚资本的"豪门大姓"、"湖海大姓"。他们私造大船，招募大批海员从事海外贸易，从中赚取巨额利润。而且往往同朝廷或地方的官吏相互勾结，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以保障其贸易的顺利进行。例如著名的海商舶主汪直、叶宗满，就是从广东造船出海从事贸易活动的，史称：
嘉靖十九年，直与宗满等之广东造巨舶，抵日本、暹罗诸国互市，致富不赀，夷人呼为五锋船主。［115］
汪直、叶宗满均是安徽徽州人氏。他们拥有巨大的货币资本，在广东高州造一艘可容纳二千人的"巨舰联舫"，运载丝货、硝石、硫横等违禁商品到日本、暹罗、西洋诸国贸易；又充作日本商人的经纪人，替日本商人贩运货物来中国出售，［116］从中获取巨额利润，不到五六年工夫，便积累了大量资本。又如崇祯十五年（164
合资经营，是指一些大、中、小商人合资造船，组成市舶贸易队伍，拥戴投资最多的富商为舶主，出海贸易，以获巨利。例如万历年问（1573-15
由此可见，这种合资经营的商舶内部组织是非常严密的，分工是明确而细致的，各明其责，名司其事。因此，这种市舶贸易能够经常按时往返海外顺利运作。正如顾炎武所说，这种商舶"装土产，径望东西洋而去，与海岛诸夷相贸易，其出有时，其归有候"。［1
民间醵金发艅艎与诸夷相贸易。以我之绮纨磁饵，易彼之象、玳、香、椒，射利甚捷，是以人争趋之。［1
以上两种私人市舶贸易形式，就其具体经营业务而言，则是"一条龙"和"定货加工"的贸易。所谓"一条龙"，就是广东的舶主、海商、揽头和外国商人（特别是华裔商人）组成国内外经营对外贸易业务上各个环节相互关连、相互配合的商业网络。具体的经营运作是：广东的舶主把外国商人定购货物的银元交给揽头，揽头到有关工场去收购外国畅销的中国商品，所谓"揽头者就舶取之［银］，分散于百工之肆，百工各为服食器物偿其值"。［1
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下港侨居的中国人，......个个手提天秤前往各村腹地，先把胡椒的分量秤好，而后经过考虑付出农民应得的银钱。这样做好交易后，他们就在中国船到达前，预先把胡椒装好，他们购得的胡椒两袋可按十万缗钱等于一个卡迪（Cathg）的价格卖出。......这些装去胡椒的中国船每年正月间有八艘至十艘来航，每船只能装载约五十吨。［1
由此可见，在广州与下港之间，由舶主、海商、揽头和华侨商人组成一条龙的商业网，大大加速了国内外商品的流通和销售，促进资金的周转，不至于因进出货物而延误具有季节性的舶船启航，使广东的对外贸易得以正常运转和蓬勃发展。
所谓"定货加工"，就是广东的舶主、海商到海外贸易，有意识有计划地接受外围商人（特别是侨居外围的华侨商人）定购中国货物的样品及订货资金，返回广东交给"揽头"去同有关工场商定，按样加工，定制货物。然后将货物按时贩运出海，卖给原来订货的外商。这种外贸形式，在当时应该说是相当进步的经营方式。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广东外贸的"揽头"与百工之间出现的订货买卖关系，已多多少少有点儿"包买商"的性质。这是明代广东对海贸易经营方式的新因素。
四、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
广东通过上述海上丝绸之路的环球航线，输出本国的商品和输入外国的商品，互通有无。其商品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利润之巨，都是空前的。现将当时进出口商品介绍如下。
1．进口商品
世界对外贸易史发展的事实汪明，在古代社会，国家的对外贸易主要是为统治阶级和富有阶级利益服务的，因此进口商品主要不是民生商品，而是统治者上层人士需要的奢侈品，荷兰历史学家戴闻达（JJLDuyvendak）关于明代对外贸易进口商品性质的论述值得参考，他说：
中国人考虑对外贸易之所以重要，总归赋有各种混杂的因素。从实用观点来看，对外贸易意味着从中得益的无数人的兴旺繁荣；国库依靠进口税而充盈，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尽管缗钱外流成灾，但从外贸所获利益，特别是对南方各省说来，颇为可观。整个海外贸易主要是搞奢侈品，即：各种宝石、檀香、速香和沉香、香料、稀奇珍品，而这些货物的消费者都是富有阶级的人们，首先是朝廷及后官贵妇们。［1
确实如此，有明一代，无论是在以朝贡贸易为主的明代前期（1368-1556），还是在以私人市舶贸易为主的明代后期（1557-1644），从海外诸国进口的商品多是统治并及富有阶级人们需要享用的奇香珍宝、飞禽走兽、银器细布等高级消费品。根据明人申时行编《万历明会典》所记，大致可以分为下面的七大类：
第一，香料类：
胡椒、苏木、鸟木、黄花木、花梨木、丁香，檀香、速香、森香、沉香、降真香、黄熟香、安息香、龙涎香、奇南香、熏衣香、黑线香、抹身香、金银香、土降香、柏香、烧碎香、花藤香、麻藤香、沉栗香、丁皮香、龙脑、米脑、黄蜡、脑油、苏合油、蔷薇水等。
第二，珍禽异兽类：
鹦鹉、孔雀、火鸡、莺歌、象、犀、白鹿、黑熊、倒挂鸟、红猴、白麂、白獭、黑熊、黄黑虎、麒麟、黑猿、五色鹦鹉、黑小厮、撒哈刺象等。
第三，奇珍类：
珊瑚、玳瑁、鹤顶、珍珠、翠毛、龟筒、宝石、象牙、犀角、水晶、玛瑙、孔雀翎等。
第四，药材类：
没药、紫梗、藤黄、阿魏、人参、丁皮、血竭、芦荟、紫胶、肉豆蔻、大枫子、闷虫药、毕登茄等。
第五，军事用品类：
弓、枪、剑、盔、马、铠、腰刀、马鞍等。
第六，手工业原料：
锡、红铜、石青、琉磺、碗石、牛皮、磨刀石、番红土、西洋铁、回回青等。
第七，手工业制品类：
竹布、角盥、锁服、金绦环、金系腰、贴金扇、纸扇、白绵纳、细花席、西洋布、皮剔布、斑斑瓶、番花手中、金银皿器、洒金厨子、洒金手箱、各色苎布、龙文廉席、红丝花手中、彩纱、红绵布、白绵布、乌绵布、圆壁花布、花红边缦、杂色缦、番花手中舶、兜罗绵被、白缠头布、红撒哈刺布、红地绞节智布、红杜花头马大哈、红边白暗花布、绵棋子花布、织人像花文手打布、芯布、油红布、西洋细布、竹布、纸扇、宝石、金戒子、铜鼓、组红花丝打布、剪绒丝杂色花被面、丝杂丝竹布、红花丝手中、织人像杂色红文丝慢、西洋铁、铁枪、折铁刀、金镶戒子、撒哈刺白芯布、姜黄布、撒都细布、花缦、番锡、番盐、茭张席、灰筒、烅刀弓，等等。［1
以上160多种进口商品，经浙江、福建、广东三市舶司进入中国。其中经极少被罢革的广东市舶司管辖的广东口岸进口者尤为最多，史称：
广东去西南之安南、占城、暹罗、佛郎机诸番不远，诸番载来乃胡椒、象牙、苏木、香料等货。船至报水，计货抽分，故市舶之利甚广。数年之前，有徽州、浙江等处番徒，勾引西南诸番，前至浙江之双屿港等处买卖，逃免广东市舶之税。及货尽将去之时，每每肆行劫掠。［1
在广东市舶司任职的市舶太监，为了讨皇帝喜欢以搏得升官晋爵，更大力建设仓库，储存"海外珍异诸物"，以便随时向皇帝进奉，成化十九年（1483），市舶太监韦眷主持广东市舶司时：
三月甲辰，广东布政司进官库苏木四千六百余斤，象牙七千一百余斤。［1
又如成化、弘治之际时："椒木、铜鼓、戒指、宝石溢于库"。［130］更有甚者，嘉靖元年（15
嘉靖元年，暹罗及占城等夷各海船番货至广东，未行报税，市舶司太监牛荣与家人蒋义山、黄麟等私收买苏木、胡椒并乳香、白蜡等货，装至南京，又匿税盘出，送官南京。刑部尚书赵鉴等拟问蒋义山等违禁私贩番货例，该入官苏木共三十九万九千五百八十九斤、胡椒一万一千七百四十七斤，可值银三万余两，解内府收贮公用，牛荣寅（按：应为"夤"）缘内铛（按：应为"珰"）。得旨："这贩卖商货给主"。刑部尚书林俊复疏，谓："查得见行条例，通番下海买卖劫掠有正犯处死，全家边卫充军之条；买苏木、胡椒千斤以上有边卫充军货物入官之条；所以严华夷之辨，谨祸乱之萌。今蒋义山等倚恃威权，多买番货，天幸匿税事发，将牛荣等参奏。陛下方俞正法之请，寻启用佳里倖之门，忽又有旨给主，明主爱一频一笑敝祷以待有功者。今三万余两之物果一敝祷比，给还罪人果赐有功比，皆臣等之所未喻也。伏望大奋干刚（按：应为"纲"），立断是狱，将代为营救并请讨之人下之法司，明正其罪。上乃诏脏物照旧入官"。［131］
事发后，刑部将苏木399589斤、胡椒11747斤没收，判牛荣家人蒋义山等死刑：史载：
嘉靖元年，暹罗、占城货船至广东。市舶中官牛荣纵家人私市，论死如律。［13
在以上进口的商品中，又是以第一类香料数量最大。例如，洪武十五年（138
有曰日本刀者，......以故光芒炫目，犀利逼人，切玉若泥，吹芒断毛发，久若发硎，不折不缺。［139］
据说，一把日本刀在日本仅值800-1000文，而明朝给价高达5000文。［140］日本则以朝贡为名，将大批刀输入广东以至中国各地，赚取巨利。据统计，宣德八年（1433），日本输入贡刀305
以上是明代前期进行朝贡贸易各个朝贡国家随朝贡而带来的货品。至于从各个国家进口的商品种类多少，因国而异，下面我们将当时从广东贡道而来国家的进口商品列表，以见一斑。
从上表各国进口商品中也可以看到其商品结构情况。例如，从暹罗进口的商品中，香木等奢侈商品约占50％；珍兽奇鸟等占16.6％；各种布料仅占
到了明中叶以后，由于两欧各国陷入战乱灾荒、瘟疫之中，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农产量下降；加上"价格革命"的冲击，经济13益萧条，物价上涨，各类商品极为匮乏。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根本没有什么民生产品可以打进中国市场。凶而出现了广东海外贸易的进口商品结构发生了变化，除了各国的土特产如胡椒、苏术、象牙、檀香、沉香、葡萄酒、橄榄油等货物外，主要的和大量的是银子作为流通手段输入广东和中国各地。也就是说，外国商人是携带大量银子来广东购买中国货物贩回国内去倾销的，正如王临亨所说：
西洋古里，其国乃洋诸番之会，三四月间入中国市杂（集）物，转市日本诸国以阿陼物也。余驻省（广州）时，见有三舟至，舟各赍白金（银）三十万，投税司纳税，听其入城贸易。［146］
据统计，自万历十三年至十九年（1585-1591）的七年中，由欧洲经果阿运经澳门转入广州的银子约90万两。［147］万历三十七年（1609），一位曾经营过
从日本长崎运经澳门进入广州的商品基本上也是银子。正如顾炎武所说："过洋之船，......自倭回者。......日本无货，只有金银"。［149］据外国文献资料统计，万历八年至崇祯三年（1580-1630）的五十年间，由长崎运入澳门的银子共50-300万两。［150］
从墨西哥经菲律宾马尼拉再经澳门而输入广东的商品有白银、苏木、棉花、蜂腊和墨西哥洋红等，其中也是以白银占多数，计万历十四年（1586）前为34万两元（Pesos），万历十四年为50万西元；二十六年（1598）为80万～100万两元；三十年（160
以上由三条航线运经澳门如此巨大数量的银子，绝大多数是外国商人用来到广东购买中国货物的。曾有人统计过，仅葡萄牙商人每年两次到广州参加定期市交易，就带100-
到了明中叶以后，市舶贸易的出口商品，其品种和数量比朝贡贸易的赏赍品就更加繁多了。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
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丝织品及皮货。拥有这些主要物品和数不尽的其它次要物产。［158］
这些商品主要是从广州经澳门出口运销到世界各地贸易的。现将从广州经澳门出口的商品及销售地区分述如下：
第一，从广州经澳门出口到印度、非洲和欧洲各国的商品有生丝、各种颜色细丝、各种颜色绸缎、各种陶瓷器、各种中草药、砂糖、金、黄铜、各种生活用品等数十种，其中以生丝、丝织品和瓷品为最大宗。
葡人在澳门、广州之贸易输出品以绢为大宗，每年由葡人输出之绢约计五千三百条。每箱装绢缎百卷，薄织物一百五十卷。［159］
《葡属亚洲》一书断言，他们每年的出口达5300箱精制丝绸，每箱包括100匹丝绸、锦缎，和150匹较轻的织物（卫国在他的《中国新地图集》中说有1300箱）。（160）
其中贩运到欧洲的有绢1300箱，葡萄牙人从中赢利甚巨，我们以万历二十八年（1600）从广州经澳门出口的一艘葡萄牙商船往印度果阿和欧洲的货物列表如下，则可看到出口商品的数量和利率之梗概。
从上表可知，由广州经澳门出口到印度、欧洲的商品中，就价值而论是以丝货为最大宗。另据有关资料统计，在万历八年到十八年（1580～1590年）的10年间，每年运往印度果阿的丝货为3000担，赢利达36万两；崇祯九年（1636年）达到6000担，赢利为7
第二，从广州经澳门出口到日本的商品有白丝、丝织品、棉线、棉布、金、铅、锡、水银、红木、砂糖、麝香、茯苓、大黄、甘草等，数量也是相当大的。我们亦以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广州经澳门出口的一艘葡萄牙商船运往日本长崎的货物列表，以见一斑。
资料来源：CRBoxer，The Great Stlip Fron）Amaenn：Annals of Maca* and the Old
Japan Trade，1555～1640，P179～181：Menloran－ dunl of the merchandise which the
Great Ship of the Portuguese usually take from China to Japan；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1549～1650，P109；EHBlair and JARobertson：The
Philippine lalands，1493～1898，Vol 19，P．310～311．
从上表可知，由广州经澳门出口到印度、欧洲的商品中，就价值而论是以丝货为最大宗。另据有关资料统计，从万历八年到十八年（1580-1590）的10年间，每年运往印度果阿的丝货为3000担，赢利达36万两；崇祯九年（1636）达到6000担，赢利为7
第二，从广州经澳门出口到日本的商品有白丝、丝织品、棉线、棉布、金、铅、锡、水银、红木、砂糖、麝香、茯苓、大黄、甘草等，数量也是相当大的。我们亦以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广州经澳门出口的一艘葡萄牙商船运往日本长崎的货物列表，以见一斑。
上表所列16种出口商品，就其价值而论，也是以丝货为最大宗。据另外一个统计资料，崇祯年间（16
第三，从广州经澳门出口到菲律宾马尼拉而转口运往拉丁美洲的商品有生丝、丝织品、线绢、瓷、陶缸、铁锅、铁、铜、锡、铅、水银、砂糖、火药、棉布、面纱、硝、花生、栗子、枣子、麝香、白纸、色纸、母牛、母马、火腿、咸猪肉、花边、安石榴、梨、橙、蜜饯、墨、珠子串、宝石、蓝玉等数10种，数量也是相当大的。现将万历十四年至崇祯十七年（1586-1644）主要从广州经澳门出口到菲律宾商品价值统计如下，以见一斑。
上表所列的商品量值仅是海关的统计数字，实际输入菲律宾的商品量值当不止此数。因为当时从广州经澳门到菲律宾贸易者还有一部分是走私性质的，海关无法统计在内。所以据另一个统计资料记载，崇祯三年（1630）以后，中国由广州经澳门输往菲律宾的货物总值平均每年为150万西元，［163］节银约为100万两。其中也是以丝货为最大宗。正如萨拉查主教记述：
华商载来之货物除上举粮食之外，大部分为丝织品（花缎、黑色及有花样之锦缎、金银线织成之锦缎及其它制品）以及大批白色黑色棉衣裳。［164］
据统计，万历十六年（1583）以前，从广州经澳门出口到马尼拉的货物总值为
每年有一个大船带着几个小船，满载着银子与传教士，从阿卡普尔科起航；跨越太平洋至马尼拉；返航时则满载中国的丝绸和棉纱，这是美洲人士最热望购买的。［167］
墨西哥和拉丁美洲上层人士生活奢侈，拥有大量银元，他们特别醉心于中国的丝绸。中国丝绸质地优良、价格低廉、式样新颖、工艺精美，在拉丁美洲极为畅销。......中国仿制西班牙出产的绫子、缎子、斗篷、缎带等丝织品，精致美观，遍销全境。西班牙商人往往获利高达八倍到十倍。由于贸易额巨大，人争趋之。西班牙、墨西哥和秘鲁商人纷纷涌去购置中国货物，从马尼拉贩运中国货，成了西属美洲商人的主要谋生之道。以致墨西哥除了销售中国丝织品，不复销其它国家的纺织品。［168］
因此，墨西哥用来购买中国丝绸的白银即经马尼拉流入中国，史料记载：
在1565-18
1．市舶司机构设置
洪武三年（1370），明政府设置浙江、福建、广东三市舶司管理对外通商贸易，并规定："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170］广东市舶司衙门设在广州"府城外西南一里，即宋市舶亭海山楼故址"（今北京南路和东横街交界处）。［171］至嘉靖四十一年（156
中国人在澳门设立了一个市舶司，以征收进出口商税和舶税。每当船只到港，检查官就通知市舶司官员，将一份船货清单呈交给他们。待日期确定后，市舶使或其代表在检查官和船长陪同下，登船丈量船体。舶税的数额取决于船只的大小。如果是葡萄牙的战舰，那么免征丈量船体的舶税。经过丈量后，船货便得进行估价纳税。然后，货物始能载往国外，或运至广州销售。船只离开时，须再通知市舶司官员。市舶税收均向广州地方府库上缴。［17
由此可见，广东市舶提举司、澳门海防同知和香山县知县，是共同负责管理澳门对外贸易事务的，终明之世不变。史称：
万历中，督抚奏请就其聚庐中大街，中贯四维，各树高珊，榜以"畏威怀德"，分左右定期门籍，以《旅獒》"明王慎德，四泽成宾，无有远迩，毕献方珍，服食器用"二十个字，分东西各十号，使互相维系讥察，毋得容奸，听海防同知及市舶提举司约束。［173］
广东市舶司的官制，至永乐六年（1408）才系统地确定和建立起来。据永乐六年《明成祖实录》记述：
丁巳，设市舶提举司，隶布政使。每司置提举一员，从五品；副提举二员，从六品；吏目一员，从九品。［174］
当时出任广东市舶司提举者，一般情况下，从科举士人选任。下面我们将永乐元年至崇祯末年（1403-1644）出任广东市舶司提举的姓名列表，以见一斑。
广东市舶司除了上述行政的提举、副提举等官员外，还有北京宦官出任的市舶太监。永乐元年（1403），首次恢复广东市舶司时，明成祖就决定任用"内臣齐喜提督广东市舶司"。齐喜遂成为明朝首位市舶太监。这样一来，在广东市舶司机构内，就形成了两套权力系统：一套是以提举、副提举、吏目为系统的职责权力；另一套是以太监为系统的监督权力。但是，按照原来的规定，市舶司的职责权力系统是隶属于广东布政司的，而市舶太监却是直接作为皇帝的私人代表。于是，在明代君主专制极端发展的情况下，市舶提举司的行政权力往往被市舶太监所剥夺。因而，在嘉靖以前形成了"内官总货，提举官惟领簿而已"。［175］所以市舶太监逐渐成为明朝中后期的一项重要制度
设有市舶太监的公署，即市舶太监府，或称"提督市舶衙门"、"市舶公馆"、"市舶内臣公馆"等。洪武三年（1370），将广州古药洲奉真观作为市舶公馆，嘉靖年间（15
由于广东市舶司存在提举和市舶太监两套权力系统（浙江、福建市舶司同样如此），所以在管理广东的海外贸易事务过程中，必然经常发生矛盾与争权的情况，而市舶太监则以皇帝私人代表的身份，攫取管理海外贸易的各种事权，造成广东海外贸易和市舶管理的许多弊端。特别是在成化十年至弘治二年（1474-1489）和万历二十七年至四十二年（1599-1614）两个时期，把持广东市舶太监的韦眷和李凤，更是借皇帝"专敕行事"［178］的特权，严重干预和破坏市舶司的职责和正常运作秩序，甚至知法犯法，"勾夷"、"通夷"，相为勾结、接受贿赂、鲸吞豪夺、肆意贪污，截杀海商以至残害妇女，阻碍广东海外贸易的发腱和社会经济的进步。［178］特别是到了成化末年和弘治初年期间，市舶太监又获得了"提督沿海"［180］和"兼管珠池"［181］权力后，更是无所不管，无恶不作，引起社会和朝野的强烈反对，纷纷上奏弹劾和裁革市舶太监。嘉靖九年（1530），广东巡抚林富疏奏"乞革珠池、市舶内臣"，建议广东市舶事务由"巡视海道副使带管，待有番舶至澳，即同提举等官，督率各该管官军严加巡逻"，"礼部遂请罢市舶"。［18
嘉靖十一年五月，巡抚有孚疏言镇守内臣之害，兵部尚书李承勋复议，大学士张孚敬力持之，遂革镇守，并市舶、守珠池内臣皆革之，一时称快。［183］
但是，到了万历中年，又"以中官领职如故"。［186］结果，市舶太监又卷土重来广东市舶司。万历二十七年（1599），市舶太监李风到广东市舶司任职，直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病死于任上，成为明代广东最后一任市舶太监。到了明后期，已经发展成为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广州港的外港和东西方国家进行国际大三角贸易中继港的澳门的市舶事务，就由广东市舶提举司官员、澳门海防同知和香山知县共同进行管理了。
勘合给于四夷，起于洪武壬戍。时以外夷入贡真伪难渊乃以礼部立勘合文簿给与暹罗、占城、琉球等五十九处。凡入贡旷赍给勘合于各省布政使司，比对相同，然后发遣。［186］
郑舜功所记勘合内容基本如此，但勘合伊始年份错了。按《明太祖实录》记载应是"洪武癸亥"（洪武卜六年）。《明会典》亦记如此年代。而且将勘合始发暹罗及勘合内容记述得更清楚缜密：
凡勘合号簿，洪武十六年始给暹罗国，以后渐及诸国。每国勘合二百道，号簿四扇。如暹罗国暹字号勘合一百道及暹罗字号底簿各一扇，俱送府内。罗字勘合一百道及暹字簿一扇，发本国收填。罗字号薄一扇，发广东布政司收比。余国亦如之，每改元则更造换给。［189］
这一批勘合发给海外的国家共15个，即：
暹罗、日本、占城、爪哇、满刺加、真腊、苏禄国东王、苏禄国西王、苏禄国峒王、柯支、淤泥、锡兰山、古里、苏门答腊、古麻刺。［190］
关于勘合的式样，据日本学者藤冢礼之助研究，认为其是一种长80cm、宽35cm的纸片，上面有朱墨印"X字×号"骑缝章，一半为勘合，一半为底部。［191］勘合还规定了各国入贡的贡期、贡舶、贡道和人数等。洪武八年（1375），规定各国"三年一来朝"，以有有所变化。按《明会典》，安南、占城、高丽、真腊、爪哇等国是三年一朝贡；琉球是两年一朝贡；暹罗是六年一朝贡；日本是十事一朝贡。
贡舶数量，宜德时规定"舟毋过三艘"，一般是一艘，人数每船100人，至多不超过150人。日本入贡的人数多一些；永乐规定毋过
布政司案查得，正统年间以迄弘治，节年俱无抽分。［195］
对这种私货，统由市舶司实行"给价收买"和"官抽六分"［196］的办法进行收买，可是后来发现朝贡贸易舶船带来的私货越来越多，价格亦很高，"给价收买"制度日益成为明朝财政上的累赘。于是到明中叶，市舶司不得不对私货实行抽分制度，向私货征税。正德四年（160
惟正德四年，该［广东］镇巡等官都御史陈金等题，将暹罗、满刺加国并吉阐国夷船货物俱以十抽三。［197］
这显然是对外船进口货物征收30％的进口税。到了正德十二年（1517），陈金和副使吴廷举重申抽分制，得户部批准，将税率改为
旧制......其番商私赍货物入为易讪者。舟至水次，悉封籍之，抽其十二，乃听贸易。［198］
从此以后，这种
第一，引税。
明政府规定，凡海商从广州出海贸易，必须首先领取"引票"（通行证）。"引票"上写明经商者的姓名、籍贯、住址、年貌，及商船计划到达的国家和地区、回销日期以及限定的器械、货物名称等，毋得遗漏。然后交纳引税。引税数目是：凡往东西洋者，每引税银三两，后增至六两。每次请引以100张为限，万历二十七年（1599）又准增至110张。出海时，又由市舶司派员登船验引，防止夹带违禁物品及兵器出口，果无者才准予开驾。
第二，水饷。
这又称丈抽法，是按船的吨位而征收的船舶税。丈抽办法是以船的广狭为准，按船只的尺寸大小征收船税。如行西洋船，船阔一丈六尺以上者，每尺抽税银五丽，一船共银三十丽，然后船每加大一尺者，加征银五钱，详如下表：
上表说明，水饷是采取累进税率进行征收的，往东洋的船，因其体积较小，则按西洋船丈尺税则"抽十分之七"，即减收30％。
第三，陆饷。
即商品进口税。这是按进口货物之多寡或价值高低计算，征之于购买进口货物的铺商。万历三年（1575），初定各种船货抽税则例，十七年（1589），因货物高下、时价不齐，进行厘正，有的按货物多寡征收从量税，有的按货物价值高低征收从价税，有的又按货物的上、中、下等则征税。四十三年（1615），又制定新的抽税则例，降低税率。据史料记载，除了苏木、犀角、番藤、交趾绢四种商品的进口税稍为增加外，其余79种商品的进口税均比万历十七年（1589）降低15％-
第四，加征饷。
这是为专门征收从吕宋回广东的商船而设立的商舶税。一般由船主交纳。因为当时中国商人到吕宋去贸易，回程货物极少，而是运回大量的墨西哥银元。这样就失去了征收货物进口税，为弥补这一损失，明政府特规定，凡是从吕宋回来的商船，除征收水、陆饷外，"每船更追银百五十两，谓之加征"。［199］后因海商极力反对，万历十八年（1590），又减为1
上述明代广东市舶司在广东所征之各种税收全是征收货币的。从抽分实物税到征收货币税，这可以说是中国关税制度的重大进步，它表明明代中期后，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具有近代性质的关税也开始露其端倪了。
3．平交易。
"平交易"，是指市舶司对外国商人与中国商人的贸易活动进行管理的职责。在正德三年（1508）之前，市舶司对朝贡国家带来的私货贸易采用一种临时性质的"博买"方式，而且是在地方官吏监督下进行的。这是承袭宋代对进口商品采取直接控制的一种专买方式。但正德四年（1509），由于实行抽分制，市舶司就不直接管理此事，而是设牙行与民贸易，史称：
凡外夷朝贡者，我朝皆设市舶司领之。在广东者，专为占城、暹罗诸番而设，......其来也，许带方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明矣。［
这种官设牙行，显然是一种官牙性质，是由"有抵业人户充当"，发给他们"印信文簿，附写客商船户籍贯姓名、路引字号、货物数目，每月赴官查照"。［
于是，牙行实际上成为市舶司对番舶贸易的具体管理者，其具体管理事务有：
第一，番舶抵港口后，由牙行验货，并代为报官；
第二，市舶司对番货抽分后，由牙行评价，并介绍买卖；
第三，具体负责番货市场的有关事务管理。
这就说明，这种官牙已经脱离附属于市舶司的地位，开始代替市舶司执行管理贸易的职责，并且逐步控制与垄断海外贸易。据史料记载，嘉靖三十四年（1555），葡萄牙商船来广州贸易时，已经发现"商业的利源，是被原属于广州、徽州（安徽）、泉州（福建）三处的十三家商号垄断着"［
当（外夷）帆船到达后，通知于广东的地方官。广东的评价者（Valuers）就来估价货物。然而他们（评价者）是和中国批发商人一起评价货物价格的。他们征收的税很高：胡椒
从这段史料中可以看到，这些广东的评价者，有的"本身就是商人"，或者是与商人有密切关系。他们既在中外商人贸易中评议物价，居间买卖双方，又是代官府征收进口关税（关税接受者）。同时，这些评价者也参与同外国商人的贸易活动。这种情况说明，明代后期的广东牙行商人已代表市舶司掌管海外贸易的部分权力了，即执行市舶司"平交易"的职务了。但仍不健全，而且弊端百出，正如时人严从简所记述的：
夷货之至，各有接引之家，先将重价者私相交易，或去一半，或去六七。而后牙人以货报官，......则其所有以为官市者，又几何哉！［
为了整顿这种官牙制度，嘉靖三十五年（1556），广东海道副使汪柏"乃立客纲纪，以广人及徽、泉等商人为之"。［
隆庆改元，部分开放海禁，广东私人贸易风起云涌，官牙被纯粹的商业团体--三十六行所代替了（详后）。
3．市舶司的终结
从上面所述，显而易见，明代市舶司制度已"呈现变态"［
1．明代前期（1368-1556年）的市舶司制度。
这是明朝实行贡舶贸易时期建立起来的市舶司制度，与宋元两朝相比较，具有显着不同的特点。
第一，设立市舶司的目的是"怀柔远人"。
宋元两代，封建朝廷实行开放对外贸易政策，因此，设置市舶司的目的是"使商贾懋迁"，"以助国用"。［
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
正是因为明朝建置市舶司是为了"怀柔远人"的政治目的，因此，其职责仅是"专管进贡方物，柔待远人"。［
第二，市舶司官员配备职级下降。
宋代市舶司的提举职级较高，一般由转运使兼任或另设专官，而且是"多儒绅，为名吏者众"。［
第一，市舶司以增加财政收入的经济目的为已任。
正德三年（1508），广东市舶司开始实行抽分制，目的不再是"怀柔远人"，而是为了解决广东军饷不支和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即"岁可得银数万两，以充军国之用"。［
旧规，番舶朝贡之外，抽解（私货）俱有则例，足供御用。此其利之大者，一也；番货抽分解京之外，悉充军饷。今两广用兵连年，库藏日耗，藉此可以充羡而备不虞。此其利之大，二也；广西一省，全仰给于广东。今小有征发，即措办不前。虽折俸椒木，久已缺乏，科扰于民，计所不免。查得旧番舶通时，公私饶给。在库番货，旬月可得银数万两。此其利之大者，三也；贸易旧例，有司择其良者如价给之。其次咨民买卖，故小民持一钱之货，即得握椒，展转交易，可以自肥。广东旧称富庶，良以此耳。此其利之大者，四也。助国给军，即有赖焉，而在官在民，又无不给......［
正是出于解决"助国军给"的经济目的，所以明代后期广东市舶司逐步建立和完备由抽分制到丈抽制、由实物税到货币税、由进口关税到出口关税的市舶司关税制度。而丈抽制的实行，使国国的税收大增。万历三十年（160
广州夸（夷）船税每年二万两解司充饷，余则存留该府备之食兵。［
粤中惟广州各县悉富庶，次则潮州，又次则肇。......广属香山（澳门），为海舶出入噤喉，每一船至，常持万金，并海外珍异诸物，多有至数万者。先报本县，申达藩司，令市舶提举同县官盘验，各有长例。而额外隐漏，所得不赀，其报官纳税者，不过十之二、三而已。......继而三十六行领银，提举悉十而取一，盖安坐而得，无簿书刑杖之劳......［
由此看出，第一，三十六行既代理了对外贸易事务，又代征关税；第二，海舶出入澳门港，先报地方官府，并由提举同县官盘验，甚至"船至澳，遣知县有廉干者，往船抽盘，提举司官吏亦无预"。说明抽盘都由知县代替了。加上原来嘉靖中叶曾经一度革去市舶太监等。十分明显，市舶司制度已全面破坏和衰落了，市舶司机构已处于形同虚设阶段。崇祯十七年（1644），明朝灭亡，在中国历史上经历最长的广东市舶司制度（也是中国市舶司制度）正式结束了。到了清朝，便出现了行政管理和对外贸易分离的近代粤海关管理制度，和广东十三行商经营管理外贸易的制度。
六、海上丝绸之路与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
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对外贸易。而对外贸易属于交换的范畴，就其一切要素来说，是由社会生产决定的。但作为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的交换，并不仅仅是一个消极的被决定的因素，在一定条件下，交换也能对生产起反作用，甚至起巨大的推动作用或阻碍作用。不断扩大的生产，需要不断扩大的市场；反之不断扩大的市场，又能促进生产的发展，以至引起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的变异。明代广东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高度发展，必然对当时广东以至全国的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产生影响，发挥它的"经济增长的发动机"（Engine
for growth）［
首先，明代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为丝货提供了广阔的国际市场，从而推动了广东和全围丝织手丁业扩大生产规模和生产分工。例如，明中叶以后，佛山丝织业已发展到十八行，即丝缎行、什色缎行、元青缎行、花局缎行、纶缎行、牛郎纱行、绸绫行、帽绫行、花绫行、金彩行、扁金行、对边行、栏杆行、机纱机、斗纱行、洋绫绸行等。但仅此佛山以及珠江三角洲的丝织品仍远远不能满足广东出口丝货贸易的需要，所以得大量收购长江三角洲的苏、杭地区的生丝原料，纺织更好的粤纱；加止利用国外进口的苏木（又称苏枋）和紫矿（t111紫铆）的绛红色和紫色等新式染料进行染印，而织出的"粤缎之质密匀，其色鲜华，光辉滑泽"，"金陵、苏杭皆不及"，［
在生丝、纺织、染色和瓷器制造等方面，明代中国所达到的技术水准，要比世界其他绝大多数地区人民遥遥领先；
在十五世纪后期，欧洲和其它各地视为珍贵的"亚洲奢侈品"当中，多半是中国出产的生丝、丝织品，产于江西景德镇、江苏宜兴及福建德化的精美无比的瓷器。［
而随着丝织业生产的日益发展和规模的不断扩大，在苏杭地区也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
铁锅、铁针、铁钉等铁器的大量从广东出口，亦大大刺激广东以至全国冶铁生产的发展。据统计，明代广东已经探明及开采的铁矿产地就有连山、连县、浮源、仁化、翁源、和平、阳山、新丰、龙川、平远、兴宁、梅县、五华、揭阳、河源、海丰、从化、清远、惠阳、番禺、高要、阳春、大埔、饶平、紫金、潮安等
凡一炉场，环而居者三百家，司炉者二百余人，掘铁矿者三百余，汲者、烧者二百有余，驮者牛二百头，载者舟五十艘，计一铁场之费，不止万金。［
由此可以看出，明末佛山铸铁业生产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与此同时，全国冶铁生产也获得迅速的发展。据统计，明代全国发现和开采的铁矿产地达到
明代中国瓷器在广东大量出口，也促进了佛山以及景德镇瓷器产量、花色品种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以及生产规模的扩大。例如，佛山的陶瓷业，到明中叶进行技术革新，提高了装窑和温度控制的技术和工艺水平，使之进入全盛时期，整个石湾陶瓷业分为大盆行、缸行、横耳行、花盆行、白釉行、黑釉行、红釉行、边钵行、埕行、钵行、塔行、扁钵行、大面行、茶煲行、中窑茶煲行、薄金行、古玩行、茶壶行、尾灯行、盏碟行、金箱行、电具行、面盆行、水铫行等大、中、小
另一方面，随着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明中叶后开始引进一批新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品种，又进一步加快了商品性农业发展的步伐。万历八年（1580），东莞县人陈益随海商从广州到安南经商，万历十年（158
万历庚辰，客有泛舟之安南者；公偕往，比至，酋长延礼宾馆，每讌会，辄飨土产曰薯者，味甘美，公觊要其种，贿于酋奴，获之。......未几，伺间遁归，......壬午复乃抵家焉。......初，公自安南也，以薯非等闲物，栽种花坞，冤白日，实已蕃滋，掘啖益美，念来自酋，因名"蕃薯"云。嗣是种播天南，佐粮食，人无阻饥......公置莲峰公墓右税地三十五亩，招佃种薯，遣嘱岁祀以荐食，历代尊之。［
同时，高州人林怀兰亦"自外洋挟其种回国"种植。自是之后，番薯就在广东、福建、浙扛、江苏等省传播种植，获得成功。清初全国各地皆种。玉米原产于中南美洲的墨西哥和秘鲁，嘉万时期（15
3．促进货币经济的发展。
如前述"商品结构"所述，由于明代广东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一直处于出超地位，所以每年都有大量白银源源不断地经澳门流人广东，然后散布全国各地。在明清两代白银产量不足、无法满足商品交换大量需要的情况下，白银的大量流入既适时地解决了中国的银荒问题，又使白银成为真正的主要货币，在城市和乡村集镇中广泛使用，标志着部分工农业生产进入了一个划时代的新阶段。明中叶以后，白银不仅在商业交易中流通，而且在部分工农业生产的雇佣劳动中也用它计算工资价格，并为赋役折银缴纳提供了条件，使中国赋税和徭役货币化进入新发展时期。如差役方面，许多地方实行"一条鞭"法，把里甲之役改为征银。嘉靖三十八年（1559），御史潘季训在肇庆府"征银在官，毋令里甲亲之"，称为均平银。均徭中的力差亦折银征收。隆庆三年（1569），肇庆府也无分银差，"十余年来，一切编银，官自雇役"了。可见，隆万以后，在全国范嗣内顺利地推行"一条鞭法"，是与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外贸繁荣而使白银大量流入密切相关的。而"一条鞭"法的推行，则把中国赋税制度的改革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开了中国近代赋税制度的先河。
第四，促进了城市和市镇的发展。
髓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广东和全国的市镇也象雨后春笋般相继兴起和发展。首先是广州已成为"百货之肆，五都之市"的中心，人口发展很快，洪武时只有
与此同时，珠江三角洲及广东全省的市镇也迅速发展起来。据统计，嘉靖时全广东有市镇439个，［253］其中以珠江二三角洲各县（指狭义三角洲的番禺、顺德、中山、斗门、珠海等县的全部；三水、新会、南海、东莞县的大部分，高要、增城、宝安等县的一部分）的市镇为最发达。永乐时整个三角洲的市镇是33个，嘉靖三十七（1538）增至95个，万历三卜年（1602）发展到176个，［254］占全省市镇的40％。其中又以顺德、南海、东莞、新会四县为最多。明末，顺德县有圩市36个，东莞县有29个，南海县和新会县各有25个。［255］这个时期，为广州贸易提供大量丝货出口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六府的市镇也是星罗棋布，互相连接，四通八达。据统计，这六府地区宋代只有市镇71个，明中叶发展到316个，比宋代增加4.4倍。［256］而且这些市镇都有一定规模，湖州府的双林镇，成化时仅有两千人，崇祯时增至16000人。［257］
明代广东商人出海贸易而移民定居国外，主要是为了改善生存条件，开拓新的生存空间，发财致富，属于自发经济移民，这是明中后期移民南洋的主要方式。另外，明中叶后期海禁森严，一些海盗为逃避官军追剿，流亡海外则属政治性移民。此外，明末朝廷君臣官兵转战两广，最终为清兵击败，部分官员将士不愿投降，逃往安南等地定居下来，也属政治性移民。这个时期，广东的海外移民以在如下几个区域为多。
1．安南。
安南与广东钦、廉两州山水相连，双边贸易历来十分频繁。成化十三（1477），广东珠池奉御陈彝奏：南海县民遭风飘至安南被编入军队及被阉禁区者超过一百人。［
贾舶既到，司关者将之报酋，舶主见酋，行四拜礼。所贡方物，具有成数。酋为商人设食，乃给木牌于廛舍，听民贸易。［
16世纪末，安南黎朝分裂成南北对立的两个政权，北部为郑氏，南部为阮氏。阮氏政权建都顺化（今越南平治天省首府顺化），为与郑氏争雄，一方面招揽中国人，另一方面侵略南邻占城。阮氏政权允许华商在会安（今越南广南岘港省会安）选择一处合适的地方建立城镇，作为市集场所。清人和尚大汕称："大越国会安府者，百粤千川，舟楫往来之古驿；五湖八闽，货商络绎之通衢"。［
嘉靖年间（15
凡有闽广水商，久于该国者，尽室起赴州，分田立宅，就其众中之豪，投以千百夫长之号，内以都护占城，外则大通诸国，运至土产，转相贸易；不出数年，番舶毕集；吴、浙、闽、广水商亦许经至，若遣官经理，起例抽分，足国裕民......［
由此可见，明中叶广东商人不少在占城贸易和定居了。
3．暹罗。
暹罗是广东商人移民的主要侨居地之一。明初有南海人何八观等"流移海岛，遂人暹罗"。［
这个城市（指阿瑜陀耶）是一个联系广泛的贸易中心，不仅与日本、澳门和广州，而且与东南亚群岛港口和马来亚半岛东海岸的北大年都有贸易往来。［
黄衷《海语》称，暹罗首都阿瑜陀耶有"奶街"，"为华人流寓者之居"。［
5．马六甲。
广东商人侨居马六甲历史悠久，《明史＆＃8
6．印度尼西亚诸国。
明初，爪哇灭三佛齐，然不能尽有其地，"华人流寓者往往起而据之"。［
十六世纪末，有相当多的中国人贸易中心出现于爪哇（厨闽）、锦石、泗水、饶洞、万丹、日葛礁和其它岛屿（苏门答腊、西婆罗洲）上；这些中国人都是福建和广东两省的人。［
荷兰史学家范勒尔也提到15世纪以后广东商人移民印度尼西亚的情况：
从华南各港，主要是广州和福建各城市驶出的帆船，载着中国商人和成群结队的侨民，......驶向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海岸和港口。［
16世纪末，万丹华侨人口有3000-4000人之多。［
7．菲律宾群岛。
明初苏禄国朝贡取道广州，有利于加强双边关系。西班牙人占领菲岛后，为获得劳动人手和生活用品，同时希望与中国通商贸易，鼓励中国商民前往马尼拉贸易。广东商人运载各种商品到菲律宾，由当地商人分销，运回金银和其它外国产品。史载棉兰老岛沙瑶"物产甚薄，华人商其地，所携仅瓷器、锅釜之类，重者至布而止。"在苏禄群岛，"土人以珠与华人市易，大者利数十倍。商舶将返，辄留数人为质，冀其再来"。［
菲律宾华侨以广东、福建两省为多，西班牙人称之为"常来"（Sangleys），即闽南话"生理"
（经商）的谐译。康熙五十五年（1716），圣祖遣使访问"吕宋、噶刺吧等处，常留汉人，自明代以来有之，此海贼之薮也"。乃于次年重颁禁海之令，禁止中国商船前往南洋吕宋、噶刺吧等处贸易。［300］由此可见，明代广东商民侨居菲律宾、巴达维亚等处者为数不少。万历二年（1574），广东著名海盗商人首领、饶平人林凤由于受到粤闽官军的追剿，无法在东南沿海立足，统率水手
1570年（隆庆四年），马尼拉仅有华侨40人；157
菲律宾的广东华侨起初散居在西班牙人中间，后来西班牙人发现华侨人数增长很快，害怕会危害他们的安全，乃将华侨集合中在一起，"在堡垒的大炮下盖起房子来"。这个地方叫"八连"（Paria），中国人称"涧内"。自158
3．广东华侨对南洋开发的贡献。
广东商人移民南洋各个国家和地区后，主要从事商业、农业、采矿业、园艺业和渔业，对南洋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开发作出了贡献，功不可没。
在爪哇的万丹，华侨大部分经商，还有种植水稻、胡椒和酿离。［30
在巴达维亚，广东华侨分别从事种植水稻、蔬菜、水果、胡椒、甘蔗等农业生产；从事榨糖、酿酒、榨油等农产品加工业；从事捕鱼、饲养牲畜、伐木、肋板船舱夫、开凿运河、除草、挑水、裁缝、制鞋、编帽、烧砖瓦、制石灰、打石、打铁、木匠、建造房屋、行医等行业。［305］还有相当多的人从事商业的批发、零售业务，运来中国纺织品、瓷器、砂糖、铁器、水果等货物，以至于有人认为巴达维亚贸易是"中国海上贸易的一个重要分支"。［306］
在安汶岛，广东侨民是"聪明、勤俭、亲切，而又善于谋利的国民，早在16
在菲律宾，华侨除经商外，他们"所作的工作是机匠、木匠、园丁、农夫及其它生产粮食的劳作"。［308］他们在马尼拉建筑了许多教堂、修道院和堡垒；"菲律宾群岛第一个印刷者或者也是一个中国人"。［309］他们"开发了处女地，于无数世纪静止的荒野之中，开辟了茂盛的稻米、苎麻、蓝靛、椰子、烟草和其它谷类的耕种地；他们在峡谷山林间，披荆斩棘，开荒辟野，而后发掘了腹地的宝藏"。［310］
广东华侨把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带到侨居国家，对提高各国生产技术与经济水平起着重要作用。万丹华侨在16世纪改进了胡椒种植法，即采用木柱法。他们不是模仿土著让胡椒藤缠绕在树上（胡椒子结在藤蔓上），而是在地上捅一根短粗的杆子让藤蔓缠绕，这样便于藤蔓保存所吸收的养料，华人还把藤蔓上的叶子摘掉，使胡椒子受到更多的光照。此外，还合理密植，使胡椒园从原先的每公顷1
此外，暹罗造船业、制瓷业在16-17世纪兴盛起来，很大程度上也是华侨积极给与技术上无私奉献的结果。
总之，大批厂东商民移居南洋，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对于相对落后或有待开发的南洋各国经济而言，既提供了大量的先进生产技能和年富力强的劳动人手，又带来了丰富的中国商品、资金和生产工具，成为推动南洋各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开发的积极因素。
约翰＆＃8
至于，伴随而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文明理念、宗教信仰以及风俗习惯的输出到南洋国家和相互交融，其影响更为深远（详下）。
八、海上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
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丝绸、瓷器和茶叶等商品的贸易之路，而且是各国灿烂文化的交流传播之路。特别是到了明代，由于"海上丝绸之路"打通了全球贸易航线，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中西文化发生了更大规模的、更直接的和更具实质性的接触和碰撞，从而互相激荡、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容纳、互相促进、共同进步，从而成为最重要的、影响最深远的一次中西文化交流。这就是人们习惯称呼的"西学东渐"和"中学阿传"。下面我们将当时以广东海上丝绸之路为载体的中西文化互动作一阐述。
1．"西学东渐"。
中西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但西方文化对中国大规模的传入和碰撞应始于明代中叶的天主教传入。正如侯外庐先生研究指出：
中国正式接触到所谓"西学"，应以明末因基督教传入而带来的学术为其端倪。［315］
确实如此。自从155
利玛窦为明季沟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自利氏入华，迄于乾＆＃8
①天文学和历学。
中国的天文学和历学历史悠久，很早就有"浑天仪"和历书。但中国的历书需要每年制定，不够科学。利玛窦人肇庆、韶州传教带来的《万国舆图》和绘制地图，制作更科学的"浑天仪"、地球仪、考时晷和报时器等，向广东民众介绍天文科学知识，并让人们参观这些仪器，是为西方天文学传入中国之始。同时，利玛窦又于1605年翻泽出版了《乾坤体义》天文学专著。此书上卷详细地介绍了"日月地影三者定薄食，以曜地体为比例倍数，日月星出入有映蒙；则皆前人所未发，其多方罕譬，亦复委曲详明"。［3
在西方天文学传人后，崇祯皇帝于崇祯三年（16
②数学。
上述利玛窦译著《乾坤体义》一书的"下卷皆言算术，以边线面积平圜椭圜互相容较"。此是西方近代数学传入中国之始。［3
继利氏之后，耶稣会士艾儒略（Julius
Aleni）于1631年著《几何要法》、邓玉涵于1630年著《大测》，罗雅谷于1630年译著《比例规解》等著作先事出版发行，对推动中国近代数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③物理学。
利玛窦入肇庆传教时，曾带来自鸣钟和望远镜。16
④西医学。
西医和西医学传人广东和中国内地，是以耶稣会士在澳门开办西医院为张本的。1568年，耶稣会士卡内罗（Melehoir
Carneiro）来澳门传教时，计划集资在广州开办一所癞医院，但未得明政府批准。于是第二年，他先在澳门"开设一座医院，不分教内教外之人，一律收容"。［3
西国用药法，......所服者皆药之精英，能透入脏肺肌骨间也。［3
与此同时，耶稣会士也纷纷把西医学知识和理论介绍到广东和中国内地。1594年，利玛窦撰写《西国记法》一书，其中在《原本篇》中，论及人脑神经知识，"记含之室在脑囊，盖胪后枕骨下为记含之室"，［330］是为神经学传入中国之始。艾儒略（Julius
Ale－ ni）于1610年抵澳门，1613年入内地传教，著有《职方外纪》五卷和《性学桷述》八卷，均涉及医学内容。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o）于16
血者资养之料也。血以行脉，脉有总络，络从肝出者二，一上一下，各渐分小脉，至细微，凡内而脏腑，外而肤肉，无不贯串......从心出者亦有二大络，一上一下，分细周身，悉与肝络同。所不同者彼行血、存血，此专导引热势及生养之路耳。心以呼吸进新气，退旧气，直合周身，脉与之应。少间不应，辄生寒热。诸症医者心从三部跃动之势揣之，病源盖以此也。［331］
这显然是方以智盖沦肝血、心血供应之理论来汇解中医诊脉于三部几候之理。可以看出，方以智堪称中西医会通思想的启蒙者。金声更精两医，他著《本草备要》、《医方集解》、《汤头歌诀》等书，于西医学的推广普、贡献良多。
⑤地理学。
利玛窦人肇庆传教时，带来一幅《万国舆图》挂在卧室，岭西按察司副使王泮见状，喜其绘制之精巧，请利氏泽为中文，以便印行。利氏即将两文地图重新摹绘一幅，注上中文，名日《山海舆地图》。此是西方地理学和地图学传入中国之始。后于1598年修改，在南京翻刻印行1
世界地图已传遍各地，这确是他们不曾听见过的，连想也不会想到的。已经翻印十次以上，中国学者与显贵无不争相传阅，著文称赞和加以翻印。［33
此后，耶稣会士艾儒略于1611年经澳门入广州，1613年由广州入内地北京、上海、扬州等地传教，16
160
⑥农业科学
16世纪以降，西方农业科学随着"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除上述从工程学角度所述的水利学外，更重要的是西方周家农作物品种引进广东以至全国影响最大。例如番薯品种，原产地是中美洲的墨西哥和哥伦比亚，149
万历庚辰（万历八年），客有泛舟之安南者，公（指陈益）偕往，此至，酋长延礼宾馆，每讌会，辄食土产曰薯者，味甘美。公觊其种，贿于酋奴，获之。地多产异器，造有铜鼓，音清亮，款制工古，公摩挲抚玩弗释，寻购得，未几伺问遁归。酋以夹物出境，麾兵逐捕，会风急帆扬，迫莫及。壬午（万历十年）夏，乃抵家焉。先是邻蠡卢其武断乡曲，公赏排击其恶，卢衔之，阙公归，摭其事，首白当道，时航海关防严肃，所司逮公下狱，定庵公（指陈益兄陈履）方转部郎，闻报大骇，适同谱御史某奉命巡按东粤，诣诉状。抵任，首择释之。初，公至自安南也，以薯非等闲物，载种花坞，冤白日，实已蕃滋，掘啖益美。念来自酋，因名‘番薯'云。嗣是种播天南，佐粮食，人无阻饥。......公置莲峰公（指陈益祖父陈志敬，号莲峰）墓右税三十五庙，招佃植薯。遗嘱岁祀以薯荐食，历代尊之。［333］
由于番薯适应性强，能耐旱、耐风、耐瘠，病虫害少，宜于旱地山地种植，所以陈益在东莞试种成功后，很快传到福建、江苏、浙江各地种植。至清代前期，除了新疆、西藏、内蒙、东北等地外，关内各省均已广泛种植番薯了。因为番薯产量高，"每亩可得数千斤，胜种五谷几倍"。［334］所以成为当时中国的重要粮食作物，如福建"地瓜一种，济通省民之半"。［335］其它地方也有"红薯半年粮"的谚语流传。
与此同时，西方的蔬菜品种也纷纷传入广东以至内地种植。例如辣椒"大约明末清初由南美洲传入广东；辗转传入中原"。［336］木瓜原产地墨西哥，于明末清初传入广东；西红柿原产秘鲁，"约在16
⑦语言和音韵学。
中国的文字是表意文字，一字一音，不采用字母拼音方法。耶稣会士为了解决学习中文和华语不易掌握的困难，利玛窦和罗明坚于1584年编写了一本《葡华字典》，运用罗马字母拼音方法，在每个中文字旁边，注上罗马字母拼音，以见其字即能读其音。这是以西文字拼音汉字之始。利、罗两氏所注罗马字母拼音，共
⑧美术学。
利玛窦初抵澳门、肇庆时，在教堂内悬挂着两幅手抱婴儿的天主圣母像和一幅天主像，并于1600年人北京时作为礼物送给明神宗，此是最初传入中国的西洋美术作品。罗明坚在广州时，亦将意大利的美术印刷品公开陈列，任人参观。这些美术印刷品不特印工奇异美妙，而且装订堂皇，内中生动的图画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吸引了无数的广东观众和画家参观。以后，耶稣会士又将西洋的雕版画带入中国，如程大约墨苑中私人收藏的四幅西洋宗教画就属此类。16
中国但画阳不画阴，故看之人面躯平正，无凹凸相。吾国画兼阴阳写之，故面有高下，而手臂皆轮圆耳。凡人之面正迎阳，则皆明而白；若侧立则向明一边者白，其不明一边者，眼、耳、鼻、口凹处，皆有暗相。吾国之写象者皆此法用之，故能使画像与生人亡异也。［340］
这就是西洋画立体感强、人物栩栩如生的奥妙。入清以后，耶稣会士利类思、南怀仁、郎世宁等纷纷作画，使两洋画在中国风靡一时。郎世宁还口授，由数学家年希尧撰写了《视学》一书，向中国系统地介绍了西洋画透视法的知识和技术。［341］此后，中国画家十分注重研究和吸取西洋画的优点，运用透视法和中国画的传统画法结合起来作画，使中国美术别开生面。例如，明末福建人曾琼采用西洋透视法作画，重墨骨而后敷彩加晕染，使得画照传神，独步艺术，形成了江南画派的写实手法。
⑨音乐。
西洋音乐之传入中国，也是以耶稣会士经澳门传人广东以至内地伊始的。王临亨记述：
澳门夷人，......制一木柜，中寅笙、簧数百管百条，设一机以运之。一人扇其窥，则数百簧皆鸣，一人拔其机，则数百弦皆鼓，且疾徐中律，铿然可听。［34
当时澳门的教堂还流行一种演奏风乐的风琴，十分悦耳好听，史称：
三巴寺楼有风琴，藏革椟中，排牙管百余，联以丝绳，外按以囊，嘘吸微风入之，有声鸣鸣自椟出，八音并宣，以和经呗，甚可听。［343］
还有利玛窦在肇庆、韶州传教时，带有西琴一张，其结构"纵三尺，横五尺，藏椟中，弦七十二，以金银式炼铁为之弦，各有柱，端通于外，鼓其端而自应。"［344］他到北京时亦作为礼品呈送给明神宗，还特意谱写《西琴曲意》，供以弹之。神宗对两琴甚感兴趣，特派乐师四人学习弹琴。利氏还送给神宗一种"其制异于中国，用钢铁丝为弦，不用指弹，只以小板案，其声更清越"的铁弦琴。除利氏外，会士徐日舁、德格里等亦精通西洋音乐，并向中国极力传播。
以上两方国家的科学技术文化经澳门传入广州、肇庆、韶州和内地的最终表现形式，则反映在耶稣会士所撰、译的各种著作中，据不完全统计，明代时，耶稣会士所撰、泽的各种著作共达10
①中国古典经籍两传欧洲国家。
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过程中，不断攻读中国儒家的古典经籍，并翻译成西文寄回他们的祖国出版发行。罗明坚是最早将中国古典经籍西译的人。他于1581年9月至10月间，"和他的同伴哥美斯等三次入广州城，又住在暹岁馆，......闲时......仍...继续研究中国文学"，并且把中国儿童所用的《研究道德》（《三字经》）给会长送去。在送这本书的时候，他写了这一句，"时间仓促，拉丁文译文也很不通顺"。［345］1588年，他奉命白澳门回欧洲到罗马向教宗汇报期间，又将中国《四书》中的《大学》一书的部分内容翻泽为拉丁文，由另一名耶稣会士波西维诺（Antonio
Possevino）编入百科全书的《历史、科学、救世研究丛书选编》（Bibliotheca Setecta quaagtur de ratione
stuclionim in bhistoria，in disciplines，in Sahuteomniun
procutanda，Roma，1593）。1593年，利玛窦在韶州（今韶关）传教期间，"把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泽为拉丁文"，并"加写短短的注释，以便所言更加清楚"［346］寄同意大利出版。16
中国最大的哲学家是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活了七十余岁，一生以言以行以文字，诲人不倦。大家都把他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圣人尊敬。实际上，他所说的和他的生活态度，绝不逊于我们古代的哲学家；许多西方哲学家无法与他相提并论。故此，他所说的或所写的，没有一个中国人不奉为金科玉律；直到现在，所有的帝王都尊敬孔子，并感激他留下的遗产。他的后代子孙一直受人尊重；他的后嗣族长享有帝王赐的官衔厚禄及各种特权。除此之外，在每个城市和学宫，都有一座极为壮观的孔庙，庙中置孔子像及封号；每月初及月圆，及一年的四个节日，文人学子都向他献一种祭祀，向他献香，献大宰，但他们并不认为孔子是神，也不向他求什么恩惠，所以不能说是正式的祭祀。［347］
利玛窦在这里对孔子作了详细的介绍。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于孔子儒家思想作了性质的界定。认为"他们并不认为孔子是神"。这对日后发生"礼仪之争"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而使欧洲启蒙思想家得到启示，将儒家作为无论神或自然神来解析，并以此来批判基督教对孔子儒家礼仪的攻击，他在《中国传教史》中严正指出儒家哲理与天主教的主张并不矛盾：
从开始我们的信仰就受到儒家的保护，原来儒家的道理没有任何与天主教相冲突的地方。否则，如果神父他们必须应付所有的教派，那么四面八方都是敌人，将难以对付。［348］
为了进一步揭示天、儒相通，利玛窦还从儒家的伦理和政治实践两方面介绍儒家学说，高度评价儒家的伦理观，说这是中国人对先祖父辈的孝敬：
从皇帝到平民，儒教最隆重的事，是在每年的某些季节，给逝去的祖先献供，有肉，有水果，焚香及丝巾......穷人则以纸代替丝布。他们认为这是尽孝道。所谓：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教之致也。他们并非认为死人会来吃上述的东西，或需要那些东西；他们说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有什么别的方法，来表示对祖先的爱情及感恩之情。［349］
不难看出，利玛窦对中国儒家的伦理观是理解的、宽容的、赞同的。这当然是出于他的护教策略，但毕竟将中国儒家哲理合情合理地向两方国家传播出去了。
与此同时，利玛窦也将中国的道教、佛教等向西方作了介绍。
③中围科举制度的西传。
中国的科举制度也是通过
世纪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西传欧洲国家的。1556年，葡萄牙耶稣会上斯帕尔＆＃8
后来，利玛窦著《中国传教史》，也向西方国家详细地介绍中国的私塾制度和科举考试制度。他说，中围"最隆重的学位，是关于伦理学的，考中的人，能进身仕途"，而考试的内容就是"孔子曾修订的四部古书，他自写了一部，共有五经。"［350］"除五经以外，又有三位或四位作家的各种道德劝言，收集在一起，称为四书"。［351］他进一步解析中国科举考试为什么以《四书》、《五经》为内容，说：
因为这些书里的言论颇为高明，古代的君主便订立了法律，学者都应以这九部书为其学问之基础；只能理解还不够......还要练习，把其中的每一句话发挥成各式各样的文章。因为每个人不可能把这九部书全部读过，以致能以其中任何一句话为题，立刻写成典雅的文章，就像在考试时所要求的。故此每个人都须精通四书，至于五经，每人可任选一部，以应考试。［35
由此可见，利玛窦对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及考试内容是颇为赞赏的。后来在中国各地传教住满38年、最后死于广州的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Slvare de
Semedo）所著《中国通史》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其中有三章专门系统地介绍中国科举制度考试的内容和方式，在英国更引起广泛的影响，为后来英国实行号试选拔官员打下良好的基础。
④中国数学两传。
中国数学西传是以那稣会士曾德昭于1645年在巴黎出版的《中国通史》一书介绍《易经》为伊始。曾德昭在介绍儒家经典著作时，讲到《易经》，说：
这些书的第一部叫做《易经》，论述自然哲学，及事物的盛衰，......还有自然法则；用数字图象和符号表示哲理，把这些用于德行和善政。［353］
后来意大利会士卫匡国在其著《中困占史》中，更向两方国家介绍《易经》"是中国第一部科学数学著作"。他说，《易经》的六十四卦的变化与数学知识高度一致，表明"所有事物都是从混沌开始的，精神的现象是从属于物质的东两的。《易经》就是这一过程的典型化"。［354］这就说明卫匡国是把《易经》看成数学模式介绍给西方国家的。使德国微积分创始人之一的莱勃尼兹（Gofu－
ried ualhelm
Leibniz）的"数"或"代数"也受到《易经》的影响，他从《易经》的易卜配列中，发现二元算术原理与他在16791年发明的二元算术基本原理完全相吻合。从而把中西文化大大拉近了一大步。
⑤中国语言文字西传
随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经澳门入广州、肇庆、韶州传教的耶稣会士，为了传教的需要，努力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并根据自己学习汉语的经验，编写字典、辞典，为欧洲人学习汉语提供了方便。首先是罗明坚和利玛窦合编了《葡华词典》和利玛窦、郭居静合编了《西文拼音华语字典》（《Uoeabularium
Ordine alphabetico europapeo more Conicinnatum，et peracentus SOHS
digestum》）。其次，1610年，金尼阁到澳门后入韶州、南京等地传教，16
⑥科学技术的西传。
16世纪中国有些科学技术并不落后于两方国家。所以不少耶稣会士东来广东以及中国传教后，也不断介绍中国的科技到两方国家去。利玛窦首先向西方国家详细地介绍了中困的印刷术，说：
他们的印刷比我们的历史悠久，因为在五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印刷术，但与西方的有所不同。中国字的数目极多，不能用西方的方法，不过现在也采用一种拼凑法。他们最流行的方法，是取一梨木或苹果木板，或枣树木板，因为平滑无节，把要刻的字或画反贴在上面。然后细心把纸拿开，留在木板上的只有字迹。最后用刻刀把字和字外的地方挖深，只让字迹或画凸出。用这样的木板想印多少张就印多少张。这种办法刻中国字相当容易，因为常比我们的字大；西方文字用这种办法就不容易了。
至于论速度，我觉得，西方印刷工人排版与校对一张所用的时间，与中国工人刻一块版所用的时间不相上下，也许中国工人用的时间还少一点。所以印一本中国书比一本西文书的费用较低。中国人的办法还有一个优点，即木板常是完整的，何时想印就印；三四年后，也能随便修改；改一个字易如反掌，改几行字也不甚难，只要把木板加以裁接。［355］
门多萨在其著《中华大帝国史》一书中，介绍了中国的制炮技术和印刷术，他认为，中国使用大炮早于西方国家，印刷术也早于德国的谷腾堡（John
Cutembergo），说：
现在他们（指中国）那里还有很多书，印刷日期早于德国开始发明之前五百年，我有一本中文书，同时我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也在印度群岛看见其它一些。［356］
门多萨又详细介绍了中国的造船和修船技术，说：
他们（指中国）用来修理船的沥青在该国十分丰富；用他们的话叫做漆，是由石灰、鱼油及他们称为油麻的膏制成；它很坚固、防蛀，因此他们的船比我们的耐用两倍。但却大大妨碍行动，他们船内的泵和我们的大不相同，要好得多；它是由很多片组成，有一个抽水的较小、安在船内侧，他们用它轻易地把船内的水抽干。［357］
⑦中国工艺美术的西传。
16～17世纪从广州起航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经澳门出海至印度果阿到里斯本航线贸易运往欧洲的丝调、瓷器、漆器等货物，既是精湛的高级消费品，又是优美绝伦的工艺美术品，深受欧洲国家民众的青睐。特别是各国君主更酷爱中国的瓷器，例如作为特藏珍品、现德国卡尔塞尔（Keisel）博物馆藏的一件明代瓷器，上面印有卡泽伦博格伯爵的纹章。英国牛津大学新学院所藏的瓦汉杯（Warham
Cup），印有明弘治年号的青瓷碗是主教瓦汉于150
中华土产有佳瓷，尤物移入众所思。
艺苑能辟新世界，倾城不外亦如斯。［361］
1550年，中国的壁纸（称贴落）亦由西班牙、荷兰的商人从广州贩运到欧洲出卖。这种每幅通高十二尺、宽四尺的壁纸上有花鸟、山水、人物等图案，十分漂亮，强烈吸引欧洲国家的顾客。之后，欧洲各国亦按此工艺美术制造壁纸。1618年，法兰克福仿制中国华丽鸟图案的金银色壁纸成功。
⑧中国音乐的西传。
利吗窦是系统地向欧洲国家介绍和传播中国音乐的始发人。1584年9月13日，他在广东肇庆传教时，曾寄信给西班牙税务司罗曼，谈到中国音乐说：
人们（指广东人）都很爱好喝声色之乐，且有专门书籍，记载弹琴的姿势与季节的举行，整年有舞蹈和音乐，还有做乐的处所......［36
利玛窦所指的音乐书还附有音乐或作乐的插图，如嘉、万年间（15
我相信这个民族是太爱好戏曲表演了。至少他们在这方面肯定超过我们。这个国家有极大数目的年轻人从事这种活动。有些人组成旅行戏班，他们的旅程遍及全国各地；另有一些戏班则经常住在大城市，忙于公众或私家的演出。......有时候戏班主买来小孩子，强迫他们几乎从幼就参加合唱、舞蹈以及表演和学戏。......凡盛大宴会都要雇用这些戏班，听到召唤他们就准备好上演普通剧目的任何一出。通常是向宴会主人呈上一本戏目，他挑他喜欢的一出或几出。客人一边吃喝一边看戏，并且十分惬意，以致宴会有时要长达十个小时，戏一出接一出也可连续演下去直到宴会结束。戏文一般都是唱的，很少是用日常声调来念的。［363］
利玛窦接着介绍中国道教的音乐和乐器说：
这个教派（指道教）的道士们住在皇家祭祀天地的庙里，他们的部分职责就是当皇帝本人或代表大臣在这些庙里举行各种献祭时必须在场。这当然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声望和权威。这种场合的乐队也由道士们组成。凡是中国人所知道的各种乐器都包括在乐队里面，但是他们奏出来的音乐让欧洲人听起来肯定是走调的。这些乐师还常常被请去办丧事，他们穿上华丽的道袍，吹笛和演奏别的乐器。［364］
1599年3月3日，利玛窦又介绍他在南京观看祭祀孔子仪式的音乐，说：
这里让我们插进几句话谈谈中国的音乐，这是欧洲人很感兴趣的一种艺术。......纪念孔子......这种特殊的典礼伴有音乐；他们提前一天邀请主管官出席乐队的预演会，以决定这种音乐是否宜于这种场合。......乐队预演会是由称为道士（Tausu）的儒生的祭司组织的，在一座为了崇奉上天而建立的大厅，或者不如说皇家的庙宇里面举行。......组成乐队的祭司们穿上华贵的法衣就仿佛他们要去参加祭祀仪式那样。在向大臣致敬后，他们就开始演奏各式各样的乐器：铜铃、盆形的乐器，有些是石制的，上面蒙有兽皮像鼓一样，类似琵琶的弦乐器，骨制的长笛和风琴，不是用风箱吹而是用嘴吹。他们还有一些别的乐器，形状也像动物，他们用牙齿噙着芦管，迫使管内的空气排出来（译者注：原意大利文所录的乐器及德礼贤的译文如下：campane［编钟］、cqmpanene［铃］、baccili［拔、响板］、Alti［韵锣、铛锣］、Altri
di pietra［编磬］、 pelle［大鼓、祝、应鼓、搏柎］、Altri di Corde di leuto［琴、瑟］、Altri di
flauti［龠管、篪、壎笛］、vento［排箫、凤笙箫、笙］、aLtri earno ccme
animali［敔］。）在预演会上，这些古怪的乐器在一齐鸣奏，其结果可想而知，因为声音毫不和谐。而是乱作一团。中国人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他们的一位学者有一次说，他们祖先所知道的音乐艺术经过几百年已经失传了，只留下来了乐器［365］。
由上可见，利玛窦在向西欧国家介绍和传播中国音乐方面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这是值得肯定的。
与此同时，据说明末朱载堉在其着《律历融通》一书中提出的十二平均律的生律方法和《律吕精义》一书创造的相邻半音的频率比为1：05946的"密率"理论，也经利玛窦、邓玉涵等耶稣会士传至西欧国家，但目前缺乏足够证据，尚需进一步研究。
⑨中国风俗的西传。
中国饮茶的风俗也是从广东海上丝绸之路传到欧美国家的。多明我会最早派往亚洲传教的会士、葡萄牙人加斯帕＆＃8
1606～160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从澳门首次贩运中国茶叶到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约于1610年贩运到欧洲。于是荷兰人于1637年开始饮茶。1636年中国茶传至法国巴黎，1650年传至英国。从此，英国、法国逐步兴起饮茶风。1660年9月22日。英国人塞谬尔＆＃8226；佩庇斯（Samuel
Pepys）记述：
我当真要了一杯茶（一种中国饮料），那是我以前从未喝过的。［367］
与此同时，中国人乘轿子及轿式马车的风俗也传到欧洲。法国路易十四（Louis
IV）做国王时（1643～1715），贵族官吏出行时，已有乘轿的习惯，轿顶围被的质料和颜色，按官吏等级高低严格规定；轿身以漆油绘，一般流行芍药和牡丹等中国的花卉色。但法国人抬轿不像中国那样用肩抬，而是用手举抬，法语称为"抬椅"（Chaise
āporlet）
注释
55：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4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
［16］胡宗宪：《筹海图编》卷二，《倭奴朝贡事略》。
［17］《明世宗实录》卷二十八，嘉靖二年六月甲寅。
［18］《明世宗实录》卷二十八，嘉靖二年六月甲寅。
［19］《明世宗实录》卷五五零，嘉靖四年九月丙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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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菲岛史料》第四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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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转引严中平：《老殖民主义史话选》第503～504页，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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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同上书，P．194-195。
［90］同上书，P．200。
［91］颐炎武：《天直郡国利病书》卷十二。
［92］崔弼：《波罗外纪》卷二，《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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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徐启恒，《两汉至鸦片战争期间的中泰关系》，载《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论丛》第82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98］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三十一，《市籴考》。
［99］申时行：《明会典》卷一○五，《朝贡＆＃8226；东南夷》。
［100］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地语＆＃8226；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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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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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第180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105］黄佐：《嘉靖广东通志》卷六十六，《外夷三》。
［106］黄佐：《嘉靖广东通志》卷六十六，《外夷三》。
［107］张燮：《东西洋考》卷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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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明宣宗实求》卷一○三。
［110］沈瑜庆：《民国福建通志》卷三十四，《黄光升传》。
［111］张燮：《东两洋考》卷七，《饷税考》。
［112］屈大均：《广东新浯》卷十五，《货语》。
［113］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八，《暹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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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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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戴闻达著、胡国强等译：《中国人对非洲的发现》第27页，商务印务馆1983年版。
［126］申时行：《明会典》卷一○五至一○八，《朝贡一至朝贡四》。
［127］俞大猷：《正气堂集》卷七，《论海势宜知海防宜密》。
［128］《明宪宗实录》卷二三八，成化十几年三月甲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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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百二十，《海外诸番＆＃8226；入贡互市》
［131］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八，《暹罗》。
［132］《明史》卷三二四，《外国五＆＃8226；暹罗》。
［133］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七，《占城》
［134］《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三，洪武二十年七月乙已。
［135］《明太祖实录》卷二○一，洪武二十三年四月甲辰。
［136］《明宣宗实录》卷十九，宣德元年七月乙已。
［137］《明英宗实录》卷二五一，景泰六年三月庚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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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六，《器语》。
［140］［日］木宫泰彦著、胡铴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第577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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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郑舜功：《日本一鉴＆＃8226；穷何话海》卷下，《贡物》
［143］［日］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第575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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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参阅全汉昇：《中国经济史论丛》第1册第444页，香港新亚研究所出版，1972年。
［152］参阅王士鹤：《明后期中国-马尼拉-墨西哥贸易的发展》，载《地理集刊》1964年第7号。
［153］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货浯》。
［154］参阅王士鹤：《明后期中国-马尼拉-墨西哥贸易的发展》，载《地理集刊》1964年第7号。
［155］王世贞：《弁山堂别集》卷七十七，《赏赍考下＆＃8226；四夷来朝之赏》。
［156］王世贞：《弁山堂别集》卷十四，《皇明异典述儿＆＃8226；四夷王赏功之优》。
［157］［日］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第580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158］Robert Hart，The from the Land ot'Sinim，Essays On Chillese O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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