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不语 2008-3-14 18:16
芸娘形象与女性意识
芸娘形象与女性意识——论女性意识在《浮生六记》中的新变
一
女性意识概念来源于西方女权运动。文学中女性意识研究借用社会学研究成果，着眼于女性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认识以及反抗不合理因素进而要求妇女解放等方面，是女权主义批评的重要组成内容。
中国在五四运动之后开始传入女性意识观念。在西方女权主义批评兴起之后，国内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也开始了文学中女性意识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现当代女性文学领域，研究女性作家作品中体现的作者的主体意识问题。
这一研究现况必然造成了对女权主义运动兴起之前的前女权时期文学中女性形象身上体现的女性意识存在和发展变化的忽视。“女性意识”名词的产生尽管有其特定的社会环境，但这一名词背后反映的内涵却是随着社会发展逐渐变化的。同样，文学中女性意识的发掘不但要着眼于现在，还要关注其过去的变化和未来的发展。
同时，由于前女权时期男性中心话语权的影响，女性文学作品严重匮乏的条件下，男性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所体现的与当时历史环境格局不一致的女性意识新变，理应纳入到女性意识研究视野当中。当然通过男性作家视角观察女性意识具有间接性，但这种间接性并不影响其深刻，反而成为研究女性意识的宝贵资料。
我们同时认为，由于前女权时期父权文化环境的局限，我们不可能将当代女性意识批评理论完全套用于过去。因此，我们将在女性形象的自我意识与主体意识范畴探讨前女权时期文学中女性意识问题，即“女性形象主体有意识地思考、正视自身需求；女性形象主体积极地、有意识地安排自身行为以满足需要。”这里所指称的需求（需要），特指具有标志鲜明性别特征的需求，如：女性对女性情感、生活体验等方面的要求，也包括女性改变装束混同性别的要求。本文即借此理论基础具体分析《浮生六记》。
二
《浮生六记》，清代沈复著。全书六记分别命名为《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中山记历》、《养生记道》，“每一卷记一类事。”现存前四记分别记述作者与妻芸娘无猜的快乐生活、作者平日生活中的乐趣、坎坷一生经历的困苦以及游历大江南北的观感等，后两记据郑逸梅先生考证为伪作，已成为历史定案，故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前四记中除芸娘以外有具体事迹可考的女性人物十余人，据其与作者的社会关系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直系亲属：沈复母陈氏、沈复女青君；（二）盟姐妹、友妻：俞六姑、王二姑、华夫人、鲁夫人；（三）社会底层偶相交相识者：船家女素云、女伶兰官、憨园、妓喜儿与翠姑。其中形象较为鲜明、记述较为详备有素云、憨园、喜儿、王二姑等人，即上述第（三）类人物。作者在这一群体中刻画尤勤，一方面是为烘托、丰富另一主要女性人物芸娘形象，另一方面也与作者的女性观念有着紧密的联系。
作为前四记中核心女性人物的芸娘，作者安排了《闺房记乐》整卷篇幅记述与其和谐生活的细节。全书芸娘出现的事例略作统计如下：
《闺房记乐》记芸娘事十六，其中较详细具体的事例有：吃粥、谈论诗文、论礼与恭、两次赏月、游沧浪亭、劝食卤物、夜游洞庭君祠、太湖游观、结盟歌伎等；
《闲情记趣》记事四，事例如商治盆景、计筹野炊等；
《坎坷记愁》记事七，主要是失欢于姑、见怒于翁两事打击尤甚；《浪游记快》提及芸娘数处，不作详论。
在芸娘的生活中可以看到其鲜明的个性特征，那就是：爱美、爱真、爱恬淡自适的生活，更爱她的夫君。她与丈夫论诗谈《西厢》，有见解和写作技法上的批评；辩礼与恭的关系，使丈夫心悦诚服；借茉莉花褒贬世人，成为夫妻间“典故”；与丈夫同好访游，换男装观“花照”，同游太湖；倾心于“美而韵”的歌伎，与之结盟生祸。这是她爱美、爱自然的天真表现。
对于恬淡自适的生活，她同样乐在其中。通过巧思妙想改善生活条件，增添生活乐趣和情趣，又保持着与世无争的平和心态，很好地沟通了夫妻间感情。他们相爱无猜的感情基础在于两人都具有爱美的天性，同样追求恬淡自然的生活。在这种相爱的基础上产生了芸娘女性意识的新变。
三
《浮生六记》不属于女性文学范畴，作为男性文学作品，文中必然要受到男性中心话语的影响。
沈复其人其事：沈复自称“性爽直，落拓不羁”，萧爽楼之四取正是其写照：“慷慨豪爽、风流蕴藉、落拓不羁、澄静缄默”。对待女性有风流蕴藉之风。前面统计《浮生六记》鲜明人物形象均来自勾栏瓦舍、乡野渔夫这些社会底层人物中。他同情女性特别是这些社会底层女性，懂得体恤她们。但是沈复依然是一位传统文人，对女性人格的尊重下还是能够看到男性（作者）中心文化的影子。全书以自传形式记录故事，作者没有选取旁观者视角而是以核心人物视角记叙，其他女性人物扮演了陪衬和附庸的角色。再者，沈复与女性交往中言行常不拘于礼，看似“落拓不羁”，实有“在有意无意间摸索”之嫌。这种在男女交往上“走钢丝”的做法，正是文人自诩潇洒的做派。
同样的，沈复所追求的理想夫妻生活即举案齐眉、夫唱妇随式的红袖添香生活：妻子是文人风雅生活最重要的陪衬物。他需要妻子善庖理、知书礼，实际行动以自己为核心。芸娘出色地完成了这一点，因而受到沈复及后世文人的喜爱和追捧。对于沈复而言更乐于芸娘多一些不羁，表面上一些需要独立的要求，实际恰恰是对夫权的维护。
这样我们就不难看出沈复是以什么样的态度来记录酝酿的故事，那种带有欣赏、玩味的笔调下展现的实际上是对芸娘形象意识的曲解与再造。这就是男性视角下的异变现象。如果依旧通过男性视角来探讨女性意识问题将发现，所有女性观念均被披上男性中心文化的外衣。因此，我们将尽量从男性视角下还原出生活中真实的“芸娘”，这种只能通过现有《浮生六记》文本而缺乏更多参照的还原必然是有限的。
我们选取具体事例来看芸娘对出游的态度。
（一）洞庭君祠之游。因其事甚奇，向为人瞩目。原文：“每逢神诞，……插花陈设以较胜负。曰惟演戏，夜则参差高下插烛于瓶花间，名曰‘花照'。花光灯影，宝鼎香浮，若龙宫夜宴。……归家向芸艳称之。芸曰：‘惜妾非男子，不能往。'余曰：‘冠我冠，衣我衣，亦化女为男之法也。'于是易髻为辫，……装束既毕，效男子拱手阔步者良久，忽变卦曰：‘妾不去矣。为人识出既不便，堂上闻之又不可。’余怂恿……芸揽镜自照，狂笑不已。余强揽之，悄然迳去。……芸忽趋彼通款曲，身一侧，而不觉一按少妇之肩。旁有婢媪怒而起曰：‘何物狂生，不法乃尔！’余欲为措辞掩饰。芸见势恶，即脱帽翘足示之曰：‘我亦女子耳。’
（二）太湖之游。作者记叙较简略。原文：“吴江钱师竹病故，吾父信归，命余往吊。芸私谓余曰：‘吴江必经太湖，妾欲偕往一宽眼界。’余曰：‘正虑独行踽踽，得卿同行固妙，但无可托词耳。’芸曰：‘托言归宁。君先登舟，妾当继至。’余曰：‘若然，归途当泊舟万年桥下，与卿待月乘凉，以续沧浪韵事。’时六月十八日也。是日早凉，携一仆先至胥江渡口，登舟而待。芸果肩舆至。解维出虎啸桥，渐见风帆沙鸟，水天一色。芸曰：‘此即所谓太湖耶？今得见天地之宽，不虚此生矣。想闺中人有终身不得见此者。’”
如果据此两次出游事例这样论断：以着男装方式去参加“花照会”是芸娘采用“成为男人”的方式换取了男性的特权，即“以男性价值准则来要求自己，通男人一样在社会领域里运作。”这样得出的结论就是；洞庭君祠之游在全书中具有范本的价值，芸娘男装出游取得了文学史上和花木兰改装从军、《再生缘》中孟丽君男装科考当官等同等地位。由于芸娘们没有把女性性别地位突出出来而依旧用男性行为准则要求自己，因此从女性意识角度讲意义有限。
对于这样的论断，我们说它恰恰是通过男性写作视角观察的产物。将两次出游对照来看，洞庭君祠之游起于芸娘之兴，改装则由沈复提出；太湖之游则无论从动议到策划均由芸娘提出。现在我们就两次出游芸娘心理变化入手分析所蕴含的意义。
首先看洞庭君祠之游。出门前有个插曲：芸娘变卦不去，理由是：“为人识出既不便，堂上闻之又不可。”这两点顾虑确实很关键，但是否仅此两点呢？沈复其时没有深究芸娘心理。我们注意到另外一个细节：芸娘在变卦之前有一系列动作——“效男子拱手阔步者良久”。芸娘的变卦与效男子行止有着必然联系。芸娘以着男装的外在化统一。这种效仿过程使其意识到与女性性别身份的冲突。对效仿行为的否定，正是对自我性别的认定，是女性自我意识萌发的端倪。
我们可以在花照会上芸娘的表现证实上述论断：当芸娘无意间按到一位少妇肩头，旁边奴婢怒叱她时，沈复的第一反应是编个说辞搪塞掩饰过去，这时芸娘未等沈复开口，立马摘下帽子并翘起金莲小脚表明自己是女儿身。原文此处用“即”字，侧面告诉我们芸娘当时的心态；选择脱帽露额鬓（清朝男子前额发尽剃）、翘足露出金莲这些女性特征明显处急于表明自己身份，是她在紧急状态下女性性别意识的潜意识反应，也是对她临行前自我性别意识强化的回应。
正因为沈复缺少女性意识关怀，他只能提出借用男性服饰特征达到享受男性权利的办法。很快芸娘放弃这种方式重新安排她的出游计划，提出了托言归宁，先后继至，同游太湖的方案，并得以实施，从而亲见了太湖水天一色、烟波浩渺的壮观景象。
芸娘游太湖的动机在于希望“宽眼界”，策划同游动机则在于勿须“编辫着帽”，自然大方地陪同丈夫游览，自我意识明确；她积极向沈复争取出游机会，安排好游览的准备工作，并且最终得偿所愿，主体意识明显，两方面都说明这是芸娘女性意识一次成功的体现。
我们可以从沈复夫妇论出游中了解芸娘对出游的态度。“余尝曰：‘惜卿雌而伏，苟能化女为男，相与访名山，搜胜迹，邀游天下，不亦快哉！’芸曰：‘此何难。俟妾鬓斑之后，虽不能远游五岳，而近地虎阜、灵岩，南至西湖，北至平山，尽可偕游。’余曰：‘恐卿鬓斑之日步履已难。’芸曰：‘今世不能，期以来世。’余曰：‘来世卿当作男，我为女子相从。’芸曰：‘必得不昧今生，方觉有情趣。’沈复仍然是以男权维护者角度谈芸娘的出游，但芸娘一方面坚持“不昧今生”的态度，一方面也将自由出行诉诸要求，而不是借男人形况出游。这次闲谈对太湖之行的实现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它是芸娘女性意识的侧面体现，并与太湖之游的意义构成了有机的整体。
汤显祖在《牡丹亭》里说：“我一生爱好是天然。”正是芸娘一生写照。林语堂在《<浮生六记>序》里认为，芸娘正是由于“太爱美至于不知道爱美有什么罪过”。再加上她知书识字，才造成后来的人生悲剧。用文中话概括芸娘所爱的美，始终是“美而韵者”。
什么是美而韵者？在芸娘看来，人之如憨园、诗之如李白、赋之如相如、景之如沧浪亭赏月、日常生活如居废王府，夫画妻绣作诗酒资，均是美而韵的体现。
女性对美的发现和追求，就是其自身需求的理想化反映。芸娘所认同的美和韵，一指外在美好一指内在秀美有韵味，如日常生活的理想再废王府置地定居，再买块菜地种植瓜果蔬菜以维持生计，平时沈复作画、自己勤女红以供诗酒聚会消费。这种恬淡超然的生活美在于其周围景色优美，有池有山，多野趣。还在于其无世事喧嚣，独处一份恬静；韵则在于这种恬静充满乐趣的生活是由夫妻双方共同劳作创造得来。再这种理想状态下，芸娘在与沈复相依相持的生活得到满足。我们认为芸娘的生活理想不是简单地对男耕女织式传统生活的向往，还在于它体现芸娘对于夫妻共同分担家庭责任。这是女性主体意识在家庭关系上的标志性体现，说明芸娘认识到夫妻双方是具有共同承担责任的社关系结合体，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是弥足珍贵的。
芸娘私盟憨园，是出于她“太爱美”的性格。芸娘因爱憨园之“美而韵”，遂有替夫纳妾之念想，先与之结盟姊妹，再约定婚姻，以翡翠钏为信物。芸娘为夫纳妾的行为颇受后人批评。实际上我们从当时历史环境考虑，在那个一夫一妻多妾制的时代里，沈复又出生衣冠之家，无论从社会、家庭还是个人角度来说都不可能无纳妾之举。芸娘也深知这一点，因而很早就留意为夫纳妾之事。从女性弱势心理来说，为丈夫择妾太过出色必然又自身地位被动摇的顾虑，但芸娘因为太爱美、爱夫的缘故，必要求一“美而韵”者。这是对自身理想化需求的认同和体现。至于以采取纳憨园为妾的行为达到对美的追求，芸娘这种做法值得商榷。
显然，经受传统文化熏染的芸娘，身上存有更多父权文化痕迹。对待憨园问题上，芸娘并没有意识到妾与妻的社会地位差异对人格的侵害。在芸娘召女伶官与沈复共赏事上亦说明她对待下层女性的态度：“（沈复寒山游归）更许抵家，客尤未散。芸私告余曰：‘女伶中有兰官者，端庄可取。’余假传母命呼之入内，握其腕而睨之，果丰颐白腻。余顾芸曰：‘美则美矣，终嫌名不称实。’芸曰：‘肥者有福相。’余曰：‘马嵬之祸，玉环之福安在？’芸以他辞谴之出。”芸娘在这件事上起了很坏的作用：从她的内心来说，是根本未把伶人这样地位低下的群体纳入平等地位对待，因而面对同是女性的兰官的境遇，芸娘没有丝毫触动与怜悯，反而抱着欣赏的眼光看待沈复对兰官言语和行为的侵犯。
当然，对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评述也要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不超出当时的社会环境苛求古人。同样，我们说芸娘所体现的女性意识是一种“新变”，即在于在芸娘身上没有也不可能看到今天所谈的女性意识内容。那么她所体现的在女性意识萌动时期的新变的价值就在于与同一时期其他文学作品中流露出的女性意识萌芽一起，构成了前女权时期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关于女性意识问题的一抹新绿。
四
前女权时期女性意识的不完全发育，有着历史的客观原因，因此这一时期女性意识萌发在文学文本中的体现，具有发展缓慢、萌发新变较分散、不具备互相影响的特点。
同一时期文学创作中，吴敬梓《儒林外史》创作早《浮生六记》半个多世纪。《儒林外史》中杜少卿曾“携着娘子的手，出了园门，一手拿着金杯，大笑着，在清凉山岗子上走了一里多路，背后三四个妇女嘻嬉笑笑跟着，两边看的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第三十三回）似乎有体现男女平等的内容，但实际杜妻并没有被过多着墨，她仅作为陪衬杜少卿而出现，被用来突出杜少卿，即突出实质上的夫权中心。杜少卿携妻手出游意义也仅在于说明他“不受封建礼俗拘束”而已。
与《儒林外史》创作处同一时期的《红楼梦》在女性意识萌发上体现了丰富的变化，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同样面对女性终极悲剧命运的时候，大观园里态度各别：以迎春为代表的女性对现实悲剧麻木不仁到认人宰割地步；探春早已意识到作为女人的悲哀，为了达到实现自我价值的目的，她不断地试图通过接纳男性中心文化方式改变大观园，最终未能成功；元春与薛宝钗始终被动接受男性中心文化的影响，进而成为为其服务的工具；史湘云与探春同样在自我意识初步觉醒时走以男性价值准则对照自我的道路，所不同在于史湘云并不认同女性可以如此要求自己以达到自我价值实现，因此史湘云始终未谙经济事务；林黛玉缘于特殊身世，在爱情上有着鲜明的追求，并在和贾宝玉长期交往中产生了相知相惜的感情，成为大观园里女性意识萌发中的一朵奇葩。
《浮生六记》与《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作品一起，共同掀起了明清时期文学中女性意识新变的新浪潮。其中体现的女性意识萌发新变的特点正是在前女权时期女性意识在国内先天不足的条件下缓慢发展造成的。由于发展水平较低，女性意识萌芽发展不平衡，不可能存在不同地域间相互交流的基础，因而同一时期不同文本体现的发展水平也不尽一致。然而正是这星星点点的火光，终于在女权主义到来之后逐渐燃起，成为女性意识觉醒的火炬，指引将来女性彻底得到解放。
注释：
[1]“五四时期，女性意识最初觉醒。”参见贺萍著《困惑与寻求：知识女性的精神探索——兼谈女性文学女性意识的历史发展轨迹》.《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3期.第112—120页
[2][3]郑逸梅.《〈浮生六记〉佚稿之谜》.《浮生六记》.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59—165页
[4]林语堂.《〈浮生六记〉序》.《浮生六记》.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5][6][7][8][10][12]沈复.《浮生六记》.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9、20、18—19、16、65页
[9]王政.《女性意识、社会性别意识辨异》.《妇女研究论丛》.1997年第10期
[11] 沈复父晚年纳妾姚氏女，沈复友石韫玉亦于芸娘殁后赠以一妾。
[13] 《儒林外史》大约于1749年基本完稿，《浮生六记》第四卷作于1808年。
[14]吴敬梓.《儒林外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25页
[15]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346页
参考文献：
1.[法]波伏娃.《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4月.二版
2.[奥]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上编.译文出版社.1986年6月.一版
3.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1997年6月.一版
4.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8月版
不了缘 2008-3-30 13:24
太长了，没有多少兴趣，不过还是顶一下，谢谢楼主发贴！！！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