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人家 2008-2-26 23:42
13－17世纪英国粮食生产与经济周期模式的再考察——兼与侯建新先生商榷
13－17世纪英国粮食生产与经济周期模式的再考察——兼与侯建新先生商榷
作者：文礼朋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3-10-8 15:43:55发布)
时间:2003年9月16日 来源:学术批评网
摘要:侯建新先生认为，15、16世纪英国农业生产相对于13、14世纪单位面积产量大幅增长，户均产量增加130％，这与历史事实大相径庭。事实上，黑死病前夕，由于人均农地面积减少，许多劳动密集型技术被开发出来，单位面积产量上升，直到17世纪才被超过。但这是一种过密型增长，劳动生产率下降，人均产出减少。黑死病之后直到16世纪初，人口压力减轻，人均耕地面积增加，许多劳动密集型技术被抛弃，单位面积产量下降，但是人均产出增加，劳动生产率回升。从1520年代开始，随着人口的恢复与增长，英国再次经历过密型增长，并在17世纪中叶陷入马尔萨斯危机。18世纪之前，英国农业总体上尚未出现单位面积产量与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增长。
中古时期的中国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相对于西欧也同样如此。但是18世纪中期以后，由于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兴起，并向西欧、北美扩展，中国从此落后于西方，并且遭受西方的侵略，沦为半殖民地。为什么中英会在18世纪大分岔，一直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界、也是国外史学界所探讨的重大问题。在这个探讨的过程中，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天津师大历史系教授侯建新先生从农民个人力量增长的角度来论述中古晚期英国社会变革的动力，认为中古以来中英两国农民私有产权与劳动生产率发展变化的巨大差异是两国近代历史发展大分岔的基本原因，给人以不少启发。侯先生在考察中古晚期英国农民个人力量增长的表现中，着重考察了英国农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为它是农民个人力量增长的重要指标与衡量标准，也是农民交换能力增长的基础。侯先生的这种考察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笔者在仔细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人口与人均产量同时增长，并且说是以诺思的有关论述为依据。[19]笔者认为，侯先生其实是误解了诺思的意思。在诺思看来，由于18世纪初英国的实际工资相对于17世纪初，增长了35％，因而17世纪的英国实现了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伴随着人口的增加，人均收入也上升了，这是前所未有的。但是诺思同时也指出，这种转变主要是英国革命完善英国私有产权的结果，是17世纪而不是16世纪的成果。英国农业和建筑工人的实际工资在16世纪伴随人口的增长出现了大幅下降，1600年的指数大约相当于1500年的40％多一点。诺斯认为，“十六世纪时还没有什么迹象表明英国将走上成功的经济增长的道路。”“十六世纪人口的迅速增长，通过农业报酬递减，大大降低了大多数英国人的生活标准。”[20]17世纪上半叶，随着人口的继续增长，英国陷入危机之中，实际工资在1600年已经较低的水平上仍然有所下降。直到1650年代英国人口总数从17世纪的高峰停滞与回落的时候，实际工资指数才获得了恢复。只有到1680年代英国人口恢复增长，实际工资也随同增长，这时候的英国才真正开始显示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以1700－1749年农业工人实际工资为100，则1500年代为146，1600年代为72，1610－1640年代为64－71，1650－1690年代为75－101。[21]同一时期英格兰人口变动为：1520年226万，1541年277万，1601年410万，但仍然低于黑死病以前的人口高峰，1657年为17世纪最高528万，1686年回落到486万多的新低，1700年回升到近503万，以后基本上处于上升趋势。[22]
大多数西方经济史学家认为，在十八世纪以前，英国并没有逃脱马尔萨斯陷阱，经济呈前近代的周期性变动——马尔萨斯模式与博塞拉普模式同时起作用下的周期性变动。按照马尔萨斯模式，近代以前由于技术进步的缓慢，随着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人均土地减少，人们生活水平下降，导致人口的停滞甚至黑死病那样的人口灾祸。另一方面，按照博塞拉普模式，随着人口的增加，消费压力的增大，人们会开发出更为集约地使用土地的方法，促进技术的进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从而养活更多的人口。这两种效应同时起作用。在13世纪下半叶到14世纪上半叶，随着人口的进一步增加，人均土地减少，人们开发出了许多劳动密集型技术，促进了土地生产率的提高，但它是以牺牲劳动生产率为代价的，因此人们生活水平下降。黑死病之后的一个多世纪，情况则恰恰相反。16至17世纪中叶新的一轮增长的模式与黑死病前的情况几乎是一样的，尽管单位土地面积产量得到了很大提高，但是随之而来的物价上涨表明，英国农业并没有实现单位面积产量与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增加，而且1650年以后英国人口重新处于停滞与下降之中，表明英国还没有逃脱马尔萨斯陷阱，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总而言之，在十八世纪之前，单位面积产出的增加往往是以劳动生产率的降低为代价的。[23]当然，不可否认，英国农业在17世纪获得了巨大进步，成为欧洲最发达的农业，为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在前半个世纪，单位面积产量有巨大提高，尽管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而在后半个世纪，由于大批小农失去土地，劳均土地面积增加，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明显，尽管单位面积产量停滞不前。
笔者在前文探讨15、16世纪英国农民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变化中，只是讨论了单位面积产量的变化，而没有考察单个一般农户的总产出变化情况。这主要是由于户均播种面积的数目更难准确估算。在此，借助于宏观经济的变动进行考察比较合适。没有疑问的是，黑死病以后15世纪的一般农户年粮食总产量是增加了，但是不可能增加很多，因为粮食产量的大幅增长必须以市场需求的大规模扩张为条件，否则农民就没有必要生产那么多的粮食。当代英国经济史学界一般认为，15世纪的英国城市处于危机之中，城市化程度相对于黑死病前夕有所下降。至于这一时期的原工业化发展也不可高估，按波斯坦的估计，即使呢绒业最繁荣时，它所能雇佣的最高人口也只有5万人左右，即仅有5－7％乡村小土地持有者和无地者（并非所有土地所有者）被雇佣于呢绒制造业中。[24]而侯先生推算出农户户均年产增长130％，剩余商品率（除去种子、租税及足量的家庭粮食消费）从15％上升到60％，由于当时英国并不出口粮食，这就意味着非农业人口比率翻了两番，是以前的四倍。这与当时英国城市危机、工商业发展缓慢、非农人口比率增长停滞不前显然是极不相符的。按照欧弗顿的说法，16世纪早期，英国大约80％的农民只能生产出足够他们自己家庭消费需要的粮食，英国大约80％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25]而且，由于14世纪下半叶直到16世纪初的英国农村是一个中农化的时代，[26]因而欧弗顿的说法就更有意义了。就16世纪英国城市人口比重变化而言，1540年英国5000人以上的城镇人口约为全国人口的5％，1600年增加到约8％，如果把城市的标准降低到2500人，那么约70％的城市人口生活于10000人以上的城市，[27]由此可见当时英国中小城市不发达，城市化水平不高。当然，由于当时英国农村工业有较大发展，采煤、制铁、造船与军火工业（这些工业位于城市之外，但不属于原工业化所探讨的农村工业[28]）亦成就不斐，因而非农业人口比率会更高。但是根据英国人口史专家里格利（Wrigley）的估计，英国非农业人口比率只是由1520年的24％（笔者认为，根据前文的探讨，这个数据应该与英国13、14、15世纪的非农人口比率相差不大。有英国学者估计，1300年英国居住于2000人及以上城镇的人口达60万人，占总人口比率的10－15％。[29]）上升到1600年的30％。[30]即便在16世纪英国经济获得很大发展的情况下，其农户生产率的增长，根据欧弗顿的估计，从1520年至1600年农业劳动力人均劳动生产率（年产率）只提高了8％，这也仅仅是根据农业人口比例变化而推算出来的，如果计入16世纪物价上涨，人们生活水平大幅下降的因素，则肯定没有这么多。[31]至于经济全面萧条的15世纪，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更加有限了。因而，根本不可能出现15、16世纪户均农业生产比13、14世纪增长130％的情况。
结束语
总的来说，就整个14世纪下半叶直到16世纪末的英国而言，黑死病后的14世纪下半叶粮食单产下降，但由于农户土地面积增加，因而年产增加，劳动生产率相应也有一定的增加，不过增加不多；15世纪是一个相对停滞的时期，由于人口停滞，单位产出继续低于黑死病前夕，但是由于土地仍然丰富，普通农民与工资劳动者生活水平相对较好；16世纪随着人口的重新增长，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但主要是黑死病前夕生产水平的恢复，并且尚未超过，同时由于户均土地面积重新减少，户均年产量增加很少，另外大批耕地不足农民与主要靠工资生活的人生活水平恶化了。因而，15、16世纪英国农业年劳动生产率不可能有很大的提高，与侯先生所估算的相对于13、14世纪增长130％相差甚远。一般认为，英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较大增长主要是在17、18世纪的农业革命时期。侯先生对15、16世纪英国粮食生产的估算与历史实际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而不仅仅是误差而已。对此我们应当吸取教训是，在估算一国的劳动生产率时，一定要充分考虑该国的宏观经济状况，以免得出一些与历史事实大相径庭的数据还长期不能发觉，十几年来一直沿用，并以此为基础去构造自己的理论体系，让人不得不怀疑其整个体系的可靠性。
注释：
[1] 侯建新：《中世纪英国农民个人力量的增长与自然经济的解体》，《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侯建新：《现代化第一基石：农民个人力量与中世纪晚期社会变迁》，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二、七章。侯建新：《封建农民及其与商品经济的关系》，载马克垚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第4章》，学林出版社，1997年，106－108页。
[2] 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经济社会史研究丛书，济南出版社，2001年，75－77页。在其另一本书《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中相关章节的论述亦是如此。（东方历史学文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3] 波梁斯基：《外国经济史》（资本主义时代），郭吴新等译，三联书店，1963年，40、245页。
[4] Mark Overton,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grarian economy 1500-185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77页。
[5] M. 波斯坦：《中古社会的经济基础》，马克垚译，《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第4期，49页。
[6] Erik Kerridge,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1967, 13、328页。
[7] Mark Overton,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grarian economy 1500-1850, 5、6页。
[8] M. S. Campbell & Mark Overton, A New Perspective o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Agriculture: Six Centuries of
Norfolk Farming c.1250-c.1850, Past & Present,
Oxford Press, 1993年，第141期，41－42，95－99页。
[9] M. S. Campbell, English Seigniorial Agriculture 1250-1450,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308，383页
[10] 同上，334页。
[11] Mark Overton,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grarian economy 1500-1850, 77页。
[12] 罗伯特·杜普莱西斯：《早期欧洲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朱智强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英文版初版于1997年），91、232页。
[13] 肯尼思·O·摩根主编：《牛津英国通史》，王觉非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英文版初版于1984年），39、40页。
[14] B·M·S·坎贝尔：《中世纪英格兰农业的进步》，《经济史评论》（英）1983年2月，第1号。这一段皆转引自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73、74页。
[15] M. S. Campbell, English Seigniorial
Agriculture 1250-1450, 15页。
[16] 王渊明：《历史视野中的人口与现代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二、三章。
[17] 罗伯特·杜普莱西斯：《早期欧洲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91－96页。
[18] M. S. Campbell, English Seigniorial Agriculture 1250-145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年，第379，381页。具体数据的变动读者可以参阅M. S. Campbell & Mark Overton, A New Perspective o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Agriculture: Six Centuries of
Norfolk Farming c.1250-c.1850, Past & Present, 1993, 第141期，70页。
[19] 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69页。
[20] 道格拉斯·诺思、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垒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九、十二章。
[21] Mark Overton,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grarian economy 1500-185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年，第64－70页。诺思所描绘的变动曲线也只有极细微的差别。
[22] Wrigley, E. A & Schofield, R. S, 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England 1541-1871,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530－535页。
[23] M. S. Campbell & Mark Overton, A New Perspective
o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Agriculture: Six Centuries
of Norfolk Farming c.1250-c.1850, Past & Present,
1993, 141期，95－99页。
[24] Postan, M..M , The Medieval Economy and Society,
London, 1981, 227－228页。
[25] Mark Overton,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grarian economy 1500-1850, 8页。
[26] 黄春高：《英国农民经济的分化》，载马克垚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168、169页。
[27] Peter Clark, edited, The Cambridge Urban History
of Britain, VolumeII,1540-184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0, 197页。
[28]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1、12页。
[29] R. H. Britnell, “Commer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ngland”, 1000-1300, in Britnell and
]Campbell (eds.), Commercialising economy: England
1086 to c. 1300, Manchester, 1995, 10、11页。
[30] Mark Overton,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grarian economy 1500-1850, 82页。
[31] 同上，121页。
作者：(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出处：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3年9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