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完整版本: 关于15—16世纪世界性大航海的几点浅见

关于15—16世纪世界性大航海的几点浅见

关于15—16世纪世界性大航海的几点浅见

一一两种外交模式的比较

南炳文

15—16世纪的世界性大航海活动，主要是中国人和欧洲人两方面进行的。大航海是征服海洋的过程，也是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发生交往关系的过程。这当中，表现出了两种外交模式。一为中国人的外交模式，一为欧洲人的外交模式。前者是一种建立“中国属内以制夷狄、夷狄属外以奉中国”的朝贡体系的对外关系模式。这种模式从实现“际天极地皆王臣”之目标出发，以强盛国力(包括武力、经济力)为后盾，采用招徕和经济上厚往薄来为主的方式，要求各国臣服，形成各国奉中国为天朝上国而又基本独立行事、彼此和平相处的国家关系。武力备而轻易不用，只在顽固作梗者出现时，偶或一用。其结果带来了中国先进文明之向外传播、中外之经济交流和亚非地区的国际和平安定局面。各国皆得受益，中国也能得到好处，除中国天子享受万国来朝的荣誉外，还使中外互通有无，满足了以皇帝为首的上层人物对海外奇珍的需求。但中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造成了财政的紧张，物力不继，有碍强盛国力的保持，因而不可能永远实行下去。
欧洲的外交模式是一种建立殖民地体系的对外关系模式。这种模式从掠夺国外巨量财富的目的出发，以船坚炮利为基础，采取武力征服、残酷屠杀为主的手段，霸占外国土地，建立殖民地，形成宗主国对殖民地完全控制、支配的相互关系．其结果是一方面欧洲的文明带到了殖民地，另方面宗主国肆意残害殖民地人民，对之进行血腥的经济控制和剥削，西方宗主国大受其益，而殖民地人民承受的是血与泪、苦不堪言的灾难。据记载，当哥伦布于1492年的航海中登上美洲的第一个海岛圣萨尔瓦多岛时，一上岸“就展开了西班牙的旗子”，“拔出宝剑插在地上，大声宣布以西班牙两位陛下的名义接管此岛，他本人正式就任‘印度’总督，命名此岛为圣萨尔瓦多岛”，当他离开这个小岛继续探险时，又“命令手下去抢(岸上的)人，结果不费吹灰之力抓来7个”，“命令把这7个人带回西班牙作活的观赏物，眼前先用作翻译”。当其到达伊斯帕尼奧拉岛时，“把在圣萨尔瓦多岛上举行过的仪式又重复了一遍，还在西岸的高处树了一个大十字架。海军上将(哥伦布)对大家解释说：‘这既是为了宣扬整个基督世界，也是为了让人看见，这块陆地属于国王和王后陛下，处在我们至高无上的神耶稣基督的保护之下’”。哥伦布的这些表现，可说是15—16世纪世界性大航海活动中欧洲人所奉行的对外关系模式的典型表现。后来继起的英、法等殖民主义国家所采取的对外模式虽有变化，但本质精神依旧，西方资本主义数百年的发达崛起，正是建立在殖民地人民说不尽的苦难之上的。
以上两种对外关系模式应该如何评价呢?从正义仁爱等道德标准来评说，中国明朝实行的对外关系模式应是略高一筹的，它除去要求他国在政治上对明朝表示臣属的姿态之外，利益的天平几乎完全倾向了小国一边。所谓“其所赍恩颁谕赐之物至，则番王酋长相率拜迎，奉领而去，举国之人奔趋欣跃，不胜感戴”，就证明了这一点。而欧洲的模式则完全相反。马克思在论述西方原始积累主要的要素时说：“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剿灭、奴役和他们在矿坑中的活埋，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劫掠，把非洲变为一个商业性黑人猎夺场所的转化：这一切都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牧歌式的过程，也就是原始积累的主要的要素。”这正是对这种欧洲模式的非常确切的说明。
若从实际后果来观察，则两种模式均受到了否定。关于中国的模式，事实很快就将正确的结论呈现在世人面前：郑和下西洋进行七次以后，因物力不继而被迫停止。成化年间有人再提此事时，就受到强烈的抵制而未得成行，从此郑和式的大规模航海活动在中国封建社会成为绝响。史载：“成化间，有中贵迎和上意者，举永乐故事以告，诏索郑和出使水程。兵部尚书项忠命吏入库检旧案，不得，盖先为车驾郎中刘大夏所匿。忠笞吏，复令人检，三日终莫能得。大夏秘不言。会台谏论，止其事。忠诘吏，谓：‘库中案卷宁能失去?’大夏在旁，对曰：‘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无哉!’忠竦然听之，降位曰：‘君阴德不细，此位不久当属君矣。’”郑和式航海之在中国封建社会结束前未能再行，就说明了这种虽然闪耀着正义、仁爱等崇高道德光芒，但严重牺牲了大国经济利益的对外关系模式，在实践上是不可行的。
关于欧洲的模式，如果从15—16世纪世界性大航海之后的西方宗主国在全世界急剧扩张、资本主义文明因而急剧发展来看，似乎其实际后果对之作了肯定。但实质上并非如此。我们不应该只看到这种模式给西方宗主国带来利益的一面，还要看到殖民地人民为之而吃尽苦头的一面。正是由于殖民地人民由此受尽灾难，而从一开始他们就不断起而抗争。最初，由于力量弱小，其抗争未能奏效。但天大的不公平使之产生了天大的勇气和韧劲，他们的抗争一直在继续，败而不馁，前仆后继，经过约四百年后，各殖民地人民终于将其小规模的此起彼伏的分散抗争，变成所有殖民地大约同时共同掀起的抗争高潮，这就是
20世纪前半叶的所谓民族觉醒和民族解放运动浪潮的兴起，因之殖民体系被基本打碎，各国人民基本实现了民族独立。由此看来，当我们将审视的目光照到殖民地人民的苦难与抗争，并一直照至20世纪上半叶殖民体系的基本被打碎，必然会得出结论：15—16世纪世界性大航海中欧洲国家所推行的那种对外关系模式，在实际上最终也是被否定了的。
过去的学术研究，对于郑和航海所显示的对外关系模式之不可长久，多有共识，了解较深，但对于15—16世纪世界性大航海活动中欧洲人所采用的对外关系模式之实际后果，似乎探讨不够。对其给殖民地所造成的灾难和引起的抗争虽有注意，但着眼更多的，是此后几百年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发达由之而得到实现的客观后果，对于前者重视不足，对于20世纪前半叶殖民体系的瓦解与15—16世纪欧洲人所采用的外交模式的关系更似乎基本没有注意。这样的眼光显然片面和短视。有的学者在研究15—16世纪世界性航海活动时，将欧洲人与中国人在航海活动中的表现加以对比，以欣赏前者的角度，叙述西方国家的成功，批评明代中国的失策，这当中不能不说有的不无道理，但不可讳言，也不能不说有的犯了上述关于欧洲人对外关系模式评说中的片面和短视的错误。今后各国家各民族的交往将日益密切。历史已经证明了15—16世纪世界性大航海活动中，中国与欧洲所采用的两种对外关系模式的严重缺陷。吃一堑，长一智，人类应该由此而探索出更适用的新模式，以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为全人类谋取利益。这种新模式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从15—16世纪中国和西方采用的两种外交模式所提供的启示讲，它起码应该是各国，尤其是大国强国，不可忘记实行互利的原则。大国强国一味让利，会导致自己财政窘迫，力不从心，难以为继。反过来，大国强国贪婪残刻，将引起弱小国家的人民丧失生计，被迫造反，搞乱乾坤。只有“互利”通行，方能共同受益，相安相亲，充满后劲。这一点言之容易，付诸实行并非易事。盼望终有一天全世界的政治家都能不忘历史教训，从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出发，理智地把“互利”原则当作处理外交关系的准绳之一。

(摘自《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6期，原文约10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