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人家 2008-2-26 23:39
试论中西16世纪商业资本的不同命运
试论中西16世纪商业资本的不同命运
程洪 罗翠芳
《武汉教育学院学报》200005
经济史200101
【作者简介】程洪：武汉教育学院 历史系，湖北 武汉430010； 罗翠芳：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系，湖南 长沙410081
【内容提要】16世纪，东西方在封建社会内部都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西方的资本主义萌芽，最后跨进近代工业文明；而中国明朝资本主义萌芽，却淹没在小农经济的汪洋中。商业资本在东西方的不同命运，东西方资本主义萌芽的不同结果的原因，在于其经济、政治（主要是王权）、区域性国际环境，以及东西方在对待海盗商人上的不同态度等诸多方面的差异。
【关 键 词】16世纪/中西/商业资本/王权/工业资本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K107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6-6152(2000)05-0055-09
16世纪，在欧亚大陆的两岸，封建社会的母体内部都躁动着资本主义的幼芽，然而西欧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最终使西欧跨入近代工业文明。中国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最后却淹没在封建社会的汪洋大海。300年后，显现在我们面前却是这样的一幅画面：西方工业文明的“船坚炮利”对清朝农业文明的“大刀长予”，令人唏嘘不已。世界各国历史有其共性，也有其个性。同是资本主义萌芽，一个促使封建社会瓦解；一个为封建社会所吞噬。
一
16世纪，中西方几乎同步呈现出商业资本繁盛的局面。在西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繁荣，首先是商业生产的发展。在英国，有其西部、东盎格里亚和约克郡西区三大纺区，密德兰的食品加工，密德兰、东盎格里亚以及西北区的奶酪品制造，约克郡和密德兰西部的铁器制造。在法国，有巴黎及周围地区的奢移品制造，佛兰德尔地区的毛纺业，诺曼底的麻纺业，西南部的葡萄酒酿造业。在尼德兰，有南部不拉奔等地区的毛纺业、麻纺业，北部的荷兰、西兰等地区的纺织业、奶酪业品制造以及鲱鱼捕捞等，这些有着地区特色的手工业，其产品一般都面向整个西欧市场的。
16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尼德兰的安特卫普是西欧贸易中心和商品的集散地。此地的港口商船云集，英国大部分的出口呢绒，德国的金属制品，德法两国的酒，西班牙的羊毛以及波罗的海地区的小麦，都来这里成交。每年输入安特卫普的商品总值达160万金克朗。安特卫普是欧洲的一个金融中心，市内银行林立，欧洲各国纷纷派代表来此贷款。
16世纪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关口，商品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明中后期，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带动了家庭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形成了有地区特色的手工业中心。杭州的纺织业，苏州的丝织业，松江的棉织业，饶州的瓷器制造业等以外销为目的其他行业。物产的丰富，促使城市商业日益繁荣起来。杭州“内外衢巷绵亘数十里，……民萌繁庶，物产浩穰”，达到“车毂击人肩摩”[1](p19)的繁荣境地；汉口汉阳是“五方杂处，商贾辐辏，俱以贸易为业”[2](p19)。全国其他城市如广州、成都、福州、嘉兴、直沽等城市，商业也相当繁荣。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地域性商帮，如徽商，晋商，闽商，粤商，关陕商，江右商等，他们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谢肇在《五杂俎》卷四告诉我们：“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贡耳。”
以民间往来为主体的海外贸易，也展现出广阔前景。沿海居民私自造船出海贸易，交结番商。东则朝鲜，东南至琉球、吕宋，南到安南、占城，西南则达满刺加、暹罗，彼此互市，若比邻然。菲律宾群岛中部的巴拉望、民都洛，南部的苏禄、棉兰老、宿务等各岛，都有中国商人来往贸易。马来半岛上的满刺加是华人的一个重要贸易据点，当地国王专设一名中国人来担任港口管理员。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海商的私人资本积累和贸易规模都超过了前代。亦商亦盗的海上豪强，往往组建拥有数百乃至上千船只的船队，在海外设基地，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海上商业团体。其中著名的有王直，闽广的林道乾、林凤等。王直在日本肥前的平户建立基地，自称“徽王”。中国商船云集此地，来往不绝。林凤在广州也有几百艘船。沿海地区迅速兴起了一批商港，成为私人贸易的中心。著名的海港有浙江舟山的双屿港、福建漳州的月港、泉州的安平港、广州的南澳港等。漳州月港发展很快，“每岁孟夏之后，大舶数百艘，乘风挂帆，蔽大洋而下”，与之商贸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47个之多，号称“闽南一大都会”。明政府在月港设税关，年收关税近3万两。
马克思在研究欧洲历史后得出结论：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开始的。因为资本“积累的第一个条件是资本家能够卖掉自己的商品，并把由此得到的绝大部分货币再转化为资本”[3](p182)。商业资本曾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资本主义本身发展过程来看，特别是在西欧封建社会解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时期，商业资本曾“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4](p376)。商业资本曾经使自然经济解体和市场扩大，从城市到乡村，从国内到国外。同时也促使小生产者破产和货币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准备了条件。
需要说明一点是：商业资本并不意味着能直接过渡到以工业资本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的生产（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尤其是后者，可看作很好的例证）。但是，从资本主义本身过程来看，没有革命性的，活跃的商业资本的历史作用，就不能顺利（甚至可以说不能）跨入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列宁曾说过“资本主义是广阔发展的，超出国家界限的商品流通的结果。因此，没有对外贸易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可能设想的，而且的确没有这样的国家”[5](p186)。商品流通，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和发展的起点。16世纪占主导地位的商业资本通过为手工业者提供原料，购买其产品，运到外地销售，又带回本地所需的产品，推动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可以说商业资本是工业资本的前驱。然而，商业资本在中西方却有着迥然不同的命运。
二
西欧把握住了时代脉搏，抓住了机遇，使商业资本充分地起到工业资本先驱的作用，为资本主义生产积累了大量的原始资本，并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动力。商业资本的发展在16世纪的西欧有着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得到多方面的善待，能够很好地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首先，商业资本在经济上有着良好的社会土壤和巨大的推动力。众所周知，16世纪，与明朝高度发展的封建农业经济相比较，西欧农牧业经济水平不高，生产不能自足。西欧农业生产水平尤其是生产技术水平相对低下。中国汉代就已经推广了铁犁，而中世纪的欧洲人还在使用木犁；中国早在汉代便有了条播机，欧洲人18世纪才发明这种农具；当中国已进入轮作复种阶段，欧洲农业还处在休耕制阶段；中国早就家禽舍养，而欧洲人却长期实行放牧。西欧的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对中世纪的农业也不利。西欧地处中高纬，北部属温带海洋性气候，南部是地中海式气候，雨热不同期，是西欧气候的典型特点，不利于需要高温高热的高产淀粉作物的生长。就土壤而言，西欧偏北部土壤酸性较重，肥力较低。其余大部分肥力尚可，但由于降水量冬季偏多的缘故，使得土壤排水性能力差，造成沼泽低地遍布，或者土地粘性过强而难于翻耕。在这些条件下，西欧农业生产水平低。就西欧谷物单产量来说，中世纪很低，如英国1400年时每英亩6至9蒲式耳（约25～35公斤）之间[6](p39)。即使到了17世纪，西欧谷物单产也未有很大提高。如法国，在巴黎和阿尔萨斯等地区，收获物可7至10倍于种子，但其南部的播种量与收获量之比却仍为1:3至1:6不等，伯利地区甚至只有1:2[7](p39)。对照一下中国当时江南地区，西欧便相形见绌了。
正因为如此，为满足生产、生活需要，西欧各国社会内部有一种强烈的与外界互通有无的冲动，即外张力。这种经济冲动对于商业资本来说，却是大为有利的，并为之提供了明朝中后期所没有的巨大推动力。在一个农牧业不发达，生产不能自足的社会中，担负互通有无的商业，就成为西欧各国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商人在社会中占有较高地位。没有商业流通和商人的活动，就不能调剂城乡的余缺，不能调剂地区间的物质流动，不能从外部输入生活资料，就会影响人们的正常生计。
生产不足，是中世纪西欧各种经济单位和经济范围的特点。中世纪西欧农民经济，领主经济不能自给自足，10～11世纪中小城市兴起，手工业、商业发展起来；随着生产发展，地区内部生产不足，地区之间便出现了较大的商业交换中心，于是14～15世纪大中城市兴起；西欧国与国之间交流也满足不了各国的需要，整个西欧深受生产不足之苦。例如由于西欧可供输出的商品很少，在与东方和东欧的贸易中，无法维持平衡。在波罗的海上许多东行的船只，常常因为没有货物而带着重重的压舱石空船航行[8](p43)。到了16世纪，商业资本主宰的商品经济，不仅是要满足社会生活需求，而且有一种积累更多货币财富，扩大生产的要求。然而，整个西欧金银匮乏，因此，西欧商人迫切要求发展国外贸易，希望赚取更多的货币财富。
西欧生产不足，以及西欧人要求更多金银，再加上奥斯曼土耳其堵塞了通往东方的贸易航道，这几个原因，就足以使我们不难理解西欧人为什么能千辛万苦地在波涛汹涌的，一连几个月不见陆地的海上漂泊，寻找通往东方商业航道的那股冒险进取的精神，如达伽马经由印度洋到达印度，哥伦布穿越大西洋发现美洲的壮举；同样也不难理解西欧人为什么能不辞辛劳地在荒山野岭、豺狼出没的莽原之中寻找金矿的那股执着狂热的激情，如科尔泰斯、皮萨罗等征服拉丁美洲的过程。当葡萄牙、西班牙从印度，美洲运回大量的黄金、宝石时，英、法、荷兰等国大为兴奋，于是民间纷纷以股份集资形式组建海外贸易垄断公司，英国在1553～1680年，有49个商业垄断公司，如莫斯科公司（1554年），勒凡特公司（1581年），东方公司（1579年）等，投资总额由1558年1万英镑增到1695年400万英镑。荷兰、法国各自也组织了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马克思曾说“贸易垄断公司是资本积累的强有力手段”[9](p258)。商业资本在海外这样一个广阔舞台上，发展得更快，犹如滚动的雪球，为英、荷等国滚回了越来越多的金银，为资本主义生产积累了大部分原始资本。
其次，西欧商业资本有王权支持。以英国为例，虽然在都铎王朝时期，王权得到空前的强化，但国王集权程度远不能与明朝皇权相比。英国议会制约着国王，特别是在征税权方面。因为由封建领主组成的议会，控制着征税权。国王要征税，就是要向他们征税，需得他们的同意才行，不然就会引起封建贵族不满，遭到抵制。由于中世纪国王没有常备军，一旦贵族叛乱，王权岌岌可危。因此，一般情况下国王在征税方面，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都铎王朝政务、宫庭开支主要是王室领地岁入，以及关税收入来补贴。随着王权强化，国王管理事务越来越多，开支日益增大，财政日见拮据，往往捉襟见肘。英王伊丽莎白一世在位伊始，就对西班牙垄断美洲不满，想除掉其海军优势。但是，苦于财政不济，不能付诸行动。如果向贵族征税，有野心的贵族就会借机叛乱，将会打乱自玛丽一世之后自己好不容易才稳定下来的政局。要想拔掉西班牙这个眼中钉，就只好开辟新的财源。当马丁·费罗比歇第一次西北航行（1576年）带回不少金砂矿石后，女王毫不犹豫地支持了他的第二次航行（1577年），投资1000英镑，成为最大股东，此次马丁·费罗比歇为女王带回更多财富，于是女王投资1350英镑，资助其第三次西北航行（1578年）。在女王亲密小圈子中，如权倾一时的莱斯特伯爵，国务大臣沃尔辛厄姆等都非常热衷于这样能够带回金银的探险活动，就连一向清高的财务大臣伯利勋爵（威廉·塞西尔）也在马丁·费罗比歇第三次西北航行中，投资100英镑[10](p21-23)。女王还亲自策划了德雷克、豪金斯环球航行，德雷克回英国的第一句话就是：女王她还活着吗？[11](p25-27)因为只要女王在，他就有强大的后盾。女王热情地接见了他，视察了刚返航回归停在港口里的“金鹿”号船只并授予德雷克爵士头衔，此次航行所得金条全归女王所有，女王把这些金条置于伦敦塔里，用来反对当时的霸主菲力普二世。女王不断授予商人特许权，而且她往往是一些贸易公司的最大股东，如在勒凡特公司（1581年），女王秘密投资42000英镑，占资金总额半数以上。
法国享利四世，荷兰王室也都曾积极支持“海外事业”。这种事业能给王室带来巨额财富，既可弥补财政空缺，又可自由地赏赐宠臣，无形中增加了国王的权威，王室何乐而不为呢？
另外，西欧中世纪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神权与王权的抗衡。这种抗衡为商业资本的发展提供了较为自由的空间，宗教改革又进一步解除“牟利”的禁锢。中世纪晚期，新兴的市民阶级愈来愈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神权与王权双方不时地拉拢或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资产阶级牟利的经济活动，特别是起先处于劣势的王权。从西欧历史来看，王权的上升，国家中央集权化与市民阶级力量的上升几乎是同步的。这样，对商业资本来说，有王室支持，又有民间推动，上下团结一条心，其发展速度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激烈竞争的区域性国际环境，是西欧商业资本发展的又一动力。当时西欧各国经济水平相当，彼此之间虎视眈眈。西欧各国国土面积小，生存空间有限，物产不丰富。不如中国地域广大，如果有外敌入侵，其内部回旋余地较大。因此西欧各国求生存，图发展的压力很大。葡萄牙虽说是西欧航海事业的先行者，但却被西班牙于1580年吞并。伊丽莎白女王在位前期，时时担心英国不知何时就会成为西班牙，或者法国的附庸。用婚姻外交周旋于西、法两国之间，这只能是一个权宜之计。只有积累财富，使国家强大，才能抗衡西、法两强，国家富强，就意味着要拥有更多的金银。然而整个西欧金银匮乏，那只有在西欧之外寻找金银。当时西班牙就是因为拥有盛产金银的美洲，而成为西欧霸主。
最后，与16世纪的商业资本占优势的现实相适应的是，西欧各国大都奉行重商主义政策。
国内鼓励工商业发展，保护关税，限制进口，奖励出口，希求更多金银进口。在利益驱动下，各国在美洲、亚洲、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上展开争夺，西班牙菲力普二世在美洲实行垄断贸易制度，遭到英法荷等国强烈抗议。当英国海军力量不济时，为打破西班牙对美洲的垄断，政府授意下的“海狗”即海盗，不断抢劫西班牙运金银的船只，袭击西班牙港口，进行走私贸易，打乱其海上运输线，英人称之为“烧西班牙国王的胡子”。迫不得已，西班牙不得不派遣海军进行海上护航。为了保护从事殖民地贸易的商人获取暴利，欧洲家国对殖民地实行垄断贸易，不准其他国家插手自己的势力范围和殖民地的一切贸易往来。矛盾升级就是发动商业战争，争夺商业霸权。西班牙打败葡萄牙，而英国1588年消灭西班牙“无敌舰队”；并在17世纪通过三次战争打败“海上马车夫”——荷兰；18世纪，英国又通过一系列战争击败了法国，最终拥有了海上霸权，从而执掌商业霸权之牛耳。在16世纪工场手工业时期，争夺商业霸权具有重要意义，“商业上的霸权造成工业上优势”[9](p258)。掌握了商业霸权，为商业资本的海外活动扫清了障碍，并为之提供更大的活动舞台，加快了资本原始积累速度。商业资本海外运作，不仅养肥它本身，更重要的是加快了手工工场的发展，最终为资本主义战胜棉封建主义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