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斋 2006-10-23 04:37
《新中国治水事业的起步》选载
作者：高峻
第一章 绪 论
一、研究的缘起
1998年6～8月我国长江发生了全流域性的特大洪水。长江上游先后出现8次洪峰并与中下游洪水遭遇，长江中下游荆江大堤、武汉市堤洪水全面超过警戒水位。8月7日，江西省九江市长江大堤4-5号通航闸之间基础发生重大管涌险情，导致大堤决口。与此同时，淞花江流域、珠江流域均发生特大洪水，全国抗洪形势告急。8月7日，在长江抗洪的紧要关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作出了《关于长江抗洪抢险工作的决定》，对抗洪工作进行了全面布署。人民解放军为支援抗洪抢险，进行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集结调动，投入抗洪抢险的总兵力达36.24万人。①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也亲临长江险堤，指挥抗洪抢险斗争。全国亿万人民密切关注着和以各种形式支援着抗洪斗争。在军民众志成城、顽强围堵下，洪水终于退却，人民生命财产得以保护，经济建设得以继续。1998年的大水及全国军民众志成城、奋勇抗洪的壮观场景给笔者以强烈的心灵震憾。
1998年大水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加大了治理大江大河的力度。特别是从治本着眼，制定了在长江、黄河等江河的上游山区实施封山植树、退耕还林，加大水土保持工作力度，改善生态环境，加快江河控制性工程建设等重大决策。治水事业在20世纪末再次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给笔者留下深刻映象。加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水污染、水短缺的问题也彰显出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出于学术的敏感性，从1998年起笔者对新中国的治水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了一些涉猎，查阅了若干有关建国后水利建设的史料书。
2000年6月，笔者在执教17年后有幸考取了经济史家唐文基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在先生的认可下，笔者初步选择以“国民经济恢复与‘一五’计划建设时期的治水事业”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方向。之所以择取这一方向，缘于万事开头难。新中国治水事业是在旧中国留下的江河湖泊水系紊乱，水利设施残破，洪涝灾害频发，创巨痛深的历史条件下艰难起步的。这就有必要去认识新中国治水的第一步是怎样迈出的；缘于凡事需从头做。要考察新中国50余年内涵丰富的治水史，必须按部就班地、按时期分阶段地进行研究，首先应予考察的就是国民经济恢复与“一五”计划建设时期，即研究1949年至1957年的治水史。这一时期，开国伊始，百废待举、百业待兴之际，就遭受到江河洪水的严重威胁和侵害。1949年长江大水，1950年淮河洪水的危害使新中国领导人深切地感悟到“治国必先治水”，只有江河安澜，人民安居，社会才得以稳定，国家农工商诸业才能兴旺。新中国的治水大业在毛泽东等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英明决策下，在广大人民群众和水利工程技术人员的积极参与奉献下，筚路蓝缕，艰苦创业，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这其中既有开拓的艰辛，挫折的苦痛，更有成功的喜悦。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中国 ’98大洪水》，《中国江河防洪丛书?总论卷》，李健生主编，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第4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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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方向初定后，接下来就是查阅相关的资料。两年中，笔者先后赴北京、上海，查找了国家水利部办公厅档案处、国家图书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资料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以及福州的福建省图书馆、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福建省水利厅水利史志编纂办公室、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单位保存并允许翻阅的档案、史志、资料与报刊。尤其于水利部办公厅档案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资料处查阅、复印到1949年至1957年期间水利建设的一批重要档案文献。其中珍贵的是这8年中历次全国水利会议报告文件，计56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得到了研究中国当代经济史的著名学者、博士生导师董志凯研究员及徐建青副研究员的热情帮助，购得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辑的整套《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和《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共计21卷，弥补了福建省各图书馆馆藏的不足。董志凯研究员还对进行此课题的研究予以肯定和鼓励。
通过对档案与资料的系统研读和梳理，使笔者对建国初期治水实践活动有了概括性的认知，同时对该课题研究的资料状况和学术前沿也有了把握。
二、学术史回顾
对新中国治水史的研究，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兴起的编志潮中起步的。其时，改革开放的风帆扬起，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已转到经济建设上来。鉴于新中国已走过30多年的征程，有着创业的艰辛、探索的曲折和成功的辉煌。秉承盛世修史的传统，国家成立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开始了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的工作。编志热潮遂在各部门、各系统、各省、市、区迅速兴起。水利系统正是在此背景下，启动了编纂水利志和江河湖泊志的工作，以借鉴历史经验和教训，服务现实。水利电力部所属各流域水利委员会先后成立修志机构，着手收集、整理水利资料，编辑刊印史志资料刊物，为编纂志书作基础性的准备。水利电力部主办的《水利史志专刊》双月刊，于1982年6月创刊，专门刊布文献资料。①各流域和有关省、市、自治区有志于江河水利史研究的学者还于1984年6月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研究团体——中国江河水利志研究会，以凝聚和协调全国的力量，开展重点水利志书的编纂及重大课题的探讨。与此同时，全国各省市区水利厅局亦纷纷设置水利史志编纂机构，酝酿编纂区域性的水利志书。
此项工作至90年代中期，随着流域性、区域性的水利大事记、资料选编等基础性史料的编辑完成，编纂工作逐步过渡到水利志书的编写。各江河水利志，各省、市、区水利志，甚至一些县域的水利志书正陆续编印、或已正式公开出版。笔者于2002年10月在水利部办公厅档案处借阅到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水利委员会的编志计划，其中《长江志》拟编纂出版7卷23册，《黄河水利志》计划编纂出版11卷，《淮河志》准备编纂出版7卷。可谓规模恢宏，蔚为壮观。然水利志书毕竟不能等同于学术研究的论著，它仍属于资料积累的编纂成果。
关于学术研究论著。目前尚找不到一部系统、全面论述新中国治水事业史的学术研究专著。由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会长姚汉源教授著《中国水利史纲要》，凡50万言，上起公元前21世纪下迄1949年底。②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和水利部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组织编著了通史性质的3卷本《中国水利史稿》，洋洋94万言，其下册著述的时间也截止到1949年。③更引人注目的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牵头组织编纂的150卷《当代中国》丛书，出版了《当代中国的气象事业》、《当代中国的地质》、《当代中国的测绘事业》、《当代中国的农业》、《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当代中国的农作物业》、《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当代中国的电力工业》、《当代中国的水运事业》等卷，①惟独没有出版《当代中国的水利事业》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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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水利史志专刊》1982年6月创刊时名《中国水利·水利史志专刊》，为季刊；1984年6月改由中国江河水利志研究会与湖北省水利厅联合主办；1987年改为双月刊；1989年更名为《水利史志专刊》； 1994年停刊。此外，水电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志总编辑室成立后即创办《黄河史志资料》季刊，于1983年9月出刊。水电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长江志》总编辑室设立后，主办《长江志通讯》季刊，于1984年8月创刊，1988年改名《长江志季刊》。
②1982年4月，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于四川省灌县都江堰管理局召开成立大会，宣告正式成立。《中国水利史纲要》，姚汉源著，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
③《中国水利史稿》上册，22万字，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本书编写组编著，水利电力出版社1979年8月第1版；中册，29万字，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本书编写组编著，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4月第1版；下册，43万字，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本书编写组编著，水利电力出版社1989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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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2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水利部组成编纂委员会，编写了《水利辉煌50年》一书，②综述了新中国50年来防洪、抗旱减灾、江河治理、水利投资、水资源、水文、水利工程建设、水利管理、农田水利建设、乡镇供水与人畜饮水、水土保持、小水电建设、水利科技、水利教育与队伍建设、水库移民、水利信息化、水利国际合作、水利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治水思路与方略等20类的水利事业的发展概况，计43万言，属宣传介绍性质的资料书，绝非学术研究性质的著作。
1999年3月，水利部农村水利司编著了《新中国农田水利史略（1949～1998）》一书，③凡98万言。该书虽名《史略》，然编著者非训练有素的史学工作者，未掌握史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致使该书存在着时间记载不详，重要文献资料引用不完整，全书无一处资料出处注释等硬伤。更有甚者，基本上是史实的罗列，缺乏分析和论证，有的仅是空泛的评价。
有关治水人物方面的著作主要有曹应旺著《周恩来与治水》。④曹应旺先生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为写此书，他先后采访了新中国水利战线仍健在的老领导钱正英、李葆华、林一山等，并查找了较为丰富的资料撰成该书，记叙了1949年至1975年间周恩来领导治水的思想与实践，是一部出版较早的治水史书。然不知何故，全书18万字竟无一处资料出处注释。林一山主编《高峡出平
①《当代中国的气象事业》，薛伟民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8月第1版；《当代中国的地质》，夏国治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3月第1版；《当代中国的测绘事业》，李曦沐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当代中国的农业》，朱荣等主编，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张林池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当代中国的农作物业》，朱荣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上、下册，彭敏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4月第1版；《当代中国的电力工业》，张彬主编，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当代中国的水运事业》，王展意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
②《水利辉煌50年》，《水利辉煌50年》编纂委员会编，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③《新中国农田水利史略（1949-1998）》，水利部农村水利司编著，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
④《周恩来与治水》，曹应旺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湖：长江三峡工程》，及林一山等著《功盖大禹》两书用较多的篇幅记叙了毛泽东、周恩来在新中国的治水思想和活动，并有一些粗浅的分析，但基本上是作者的回忆录。①
关于研究论文。数量十分有限，屈指可数。治理江河方面的有魏明生撰《中国共产党50年来治理开发长江流域的历史进程和主要成就》、卢耸岗、魏明生撰《中共三代领导集体治理开发长江流域的历史进程、主要思想和历史地位》、魏明生撰《周恩来治理开发长江流域思想的历史地位及现实意义》等3文。②前两文分3个阶段对新中国50年来在党的三代领导集体正确决策下，治理长江取得的成就，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领导人的治江思想进行了初步探讨。由于受篇幅限制，各阶段的分析论述都未能展开和深入。后一文是专门论述周恩来治江思想的，作者分阶段进行探讨，并论述了周恩来治江思想与毛泽东治江思想的关系，有一定深度；不足是资料注释缺乏。
治水人物思想研究的论文有4篇，仍集中在毛泽东、周恩来和三代领导人思想上。作者篇名是：康沛竹、艾四林撰《毛泽东水利建设思想探析》、萧木华撰《毛泽东与三峡论证》、康沛竹撰《治国先治水——党的三代领导人对水利战略地位的认识》、李永鑫撰《周恩来与大禹精神》等，③这4篇论文的共同特点是论述的时间跨度大，在有限的论文篇幅里作宏观论述，基本上是浅尝辄止。
总之，新中国治水史的志书、资料编纂工作已历20个春秋，取得显著成就。但史学界对新中国治水史的学术研究则刚刚起步，且集中在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治水的决策、思想等方面，存在有很大的不足。主要是未能充分展示这些
①《高峡出平湖：长江三峡工程》，林一山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功盖大禹》，林一山等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
②分别截《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毛泽东思想研究》2000年第1期；《周恩来百周年纪念——全国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上册，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组委会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
③分别截《毛泽东思想研究》2002年第1期；《毛泽东百周年纪念——全国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下册，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组委会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1期；《周恩来百周年纪念——全国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组委会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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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决策是怎样付诸实践的；在治水活动中的运用和效绩如何；水利部门和各级党政部门是如何起具体领导作用的；水利工程技术人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波澜壮阔的治水实践中是怎样历经艰难，拚搏奋进，在改造自然的斗争中发挥主力军作用的；新中国的江河湖泊和水患灾害是怎样被逐步治理的；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值得记取等等。更不用说将新中国50余年的治水史，按照其自身的内在的发展规律和特征，划分若干阶段，逐个阶段地进行深入系统地研究了。
这使笔者深切体会到，新中国治水史学术研究的必要性、重要性、紧迫性以及进行这一课题研究的艰巨性。这是一处亟待开垦的处女地，促使笔者最终确定了以《新中国治水事业的起步（1949～1957）》为博士论文的论题。
三、研究的方法与思路
对新中国治水史的研究，是一项开拓性的科学研究工作，涉及气象、水文、地质、农业、林业、土建、环境保护、水电、交通等门类和学科，进行的是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其视角新，难度大，具有原创性和挑战性。
笔者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主要运用历史学、水利学与经济学的综合理论，由追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治水实践入手，对建国初期，即国民经济恢复与“一五”计划建设时期的治水事业进行历史考察，探讨毛泽东等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治理淮河、黄河、长江等的战略与决策，这些战略与决策形成的背景和过程、在实践中的运用和效绩，力图从这一角度再现建国之初党领导人民治理淮河、黄河、长江的宏伟业绩，并进而在理论的高度上探索新中国治水的客观规律，总结出历史的经验教训，产生全新的认知。
建国初期在根治淮河、治理黄河、长江的同时，对中国的其他大江大河，如海河、辽河、珠江、松花江等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治理。在海河流域洪水泛滥最为严重的支流永定河下游峡谷的上口，1951年10月至1954年5月间兴建了官厅水库。官厅水库建成后，在汛期有效地发挥拦洪、削峰作用，保障了首都北京的安全。在辽河流域水灾频发的主要支流之一的浑河上游，于1954年4月至1958年9月间动工修建了大伙房水库，对确保浑河中下游的抚顺、沈阳的防洪安全起到决定性作用。本文限于篇幅，不可能对建国初期治理7大江河的实践活动进行全方位的论述，而是突出重点，主要集中对淮河、黄河、长江的治理进行探讨。因为淮河、黄河、长江的流域面积最广，建国之初的危害最为严重，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最大。故对这3条江河的治理也最能体现新中国治水事业是怎样起步的。
通过研究可得出以下的结论：建国初期的1949年至1957年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结合国情实际，制定出一系列治水的重大战略和决策，并积极付诸实施，新中国的治水事业由此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连年泛滥成灾的淮河开始得到全面的根治，水患频发的黄河、长江等江河的防治和全面治理规划先后展开，水土流失的治理得到重视。在各级政府和水利部门卓有成效的组织领导下，人民群众参与治水的热忱高昂，水利工程技术人员的聪明才智充分发挥，焕发出治理江河、改造自然的巨大力量，创立了一项又一项水利建设的辉煌业绩。治水事业的起步和发展，初步扭转了水患造成的被动局面，安定了人民生产生活，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一五”计划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推进了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历史表明，这一时期是新中国治水事业稳健、快速发展的大好时期。这一时期形成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取得的宝贵经验对新中国治水事业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习斋 2006-10-23 04:40
第三章第二节 建国初期毛泽东治理江河的战略思想
中国是拥有众多河流的大河之国。中国人民祖祖辈辈热爱这些大河，从它们那里得到舟楫灌溉之利。中国人民也祖祖辈辈畏惧这些大河，怕它们放荡无羁，发起洪水，毁坏田园家国。
毛泽东青少年时生长于湘江之畔，目睹了湘江、洞庭湖洪水泛滥给民生带来的苦难。早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就十分重视治理江河，发展水利，消除水患。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把修塘坝列为农民运动的十四件大事之一。①1934年1月，毛泽东在阐述中央苏区的经济政策时提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著名论断，②深刻地揭示了水利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初步总结了农业生产实践的规律。1935年10月，毛泽东在《念奴娇·昆仑》中“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的诗句，③则包含着对洪水泛滥成灾，淹没人民生命财产的痛惜和根治江河的愿望。
由于列强的入侵、封建势力的黑暗统治，近代中国战乱频仍，经济衰弱不振，江河水患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全面和根本的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水旱灾害频频发生，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存。对于“治国必先治水”的古训，熟知历史的毛泽东是深谙其理的，一个兴利除害，全面治理与开发江河的战略设想在人民领袖毛泽东的心中升腾。
一、“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1950年6月下旬以前，淮河流域久旱不雨，农民群众正在大力抗旱。6月26日至7月19日受西南暖湿气流加强的影响，淮河流域连降三场暴雨，上中游干支流水位迅速上涨。7月18日正阳关水位24．91米，相应洪峰流量为12770立方米/秒，7月24日蚌埠站水位21．15米，相应洪峰流量为8900立方米/秒，8月2日浮山站洪峰流量为7520立方米/秒，都超过了1921 年和1931年的洪
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41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32页。
③《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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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水位。上中游干支流洪峰叠合，浩瀚奔腾，异常汹涌。沿淮堤防虽经奋力抢险，终因标准过低，相继漫溢崩溃，平地水深丈余。自洪河口至正阳关东西长153公里，南北20至40公里，一望水面渺无边际。正阳关以下至怀远除淮南八公山矿区7公里堤防外，已无完整堤圈。7月20日，蚌埠以下方邱湖堤上的玻璃涵闸溃决，淮水从背后袭入蚌埠市区。据统计，淮河全流域受灾面积达4687万亩，灾民约1300多万人，死亡人口489人，倒塌房屋89万余间。①
7月18日，华东防汛总指挥部在给中央防汛总指挥部的电报中说：淮河中游水势仍在猛涨，估计可能超过1931年最高洪水水位。7月20日，毛泽东看了这封电报，心情十分焦急，当即将这封电报批给政务院②总理周恩来：“周：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两问题。如何，请酌办。”③
8月1日，中共皖北区④党委书记曾希圣等致电华东局、华东军政委员会⑤并转中央，报告皖北灾情及救生工作意见。电报中说，今年水势之大，受灾之惨，不仅重于去年，且为百年来所未有。淮北20个县、淮南沿岸7个县均受淹，被淹田亩总计3100余万亩，占皖北全区二分之一强。房屋被冲倒或淹塌已报告者80余万间，其中不少是全村沉没。耕牛、农具损失极重（群众口粮也被淹没）。
①《中国江河防洪丛书·淮河卷》，淮河水利委员会编，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第46页。
②政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49年10月成立。1954年9月，根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改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440页。
④1949年4月21日，皖北全境解放，成立皖北区行政公署，驻合肥市。至5月上旬，皖南全境解放，5月13日设立皖南区行政公署，驻芜湖市。1951年10月，皖南行署迁合肥，与皖北行署合署办公。1952年4月12日，撤皖南、皖北两行署，并置安徽省，中央人民政府于8月7日给予批准。同年8月25日安徽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⑤建国初期，我国在中央和省之间设有大行政区一级政府，称军政委员会，全国划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6个大行政区。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19次会议，决定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一律改称行政委员会，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1954年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32次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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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水势凶猛，群众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489人。受灾人口共990余万，约占皖北人口之半。洪水东流下游，灾情尚在扩大，且秋汛期尚长，今后水灾威胁仍极严重。由于这些原因，干群均极悲观，灾民遇着干部多抱头大哭，干部亦垂头流泪。①8月5日，毛泽东看到这封电报，落了眼泪。他在“不少是全村沉没”、“被毒蛇咬死者”、“今后水灾威胁仍极严重”、“多抱头大哭”等处都划了横线，并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写了批语：“周：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份务须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如何，望酌办。”②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在周恩来总理亲自指导与参与下，8月25日至9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在北京召开治淮会议。治理淮河，关系到上、中、下游不同地区的切身利益。治淮会议期间，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在治淮解决办法上存在着意见分歧。安徽有内涝，要求把水排到下游苏北去；苏北担心上游把洪水泄到苏北不能顺利入海，将加深苏北水患。8月28日，华东军政委员会向周恩来转报了中共苏北区委③对治淮意见的电报。电报说：“鉴于今年浮山仅7000多流量，已使洪湖大堆、运河及新淮河非常吃紧，运河南段二度出险，几乎决口。若上游导淮后浮山流量较现在增加，即无其他意外，今后洪湖大堆、运河及新淮河必会更加吃紧。”苏北区党委认为，“如今年即行导淮，则势必要动员苏北党政军民全部力量，苏北今年整个工作方针要重新考虑，既定的土改、复员等工作部署必须改变，这在我们今年工作上转弯是有困难的；且治淮技术上、人力组织上、思想动员上及河床搬家，及其他物资条件准备等等，均感仓促，对下年农业生产及治沂均受很大影响。如果中央为挽救皖北水灾，要苏北改变整个工作方针，服从整个导淮计划，我们亦当竭力克服困难，完成治淮大计。”④
①曹应旺著：《周恩来与治水》，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14页。
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第356页。
③建国前夕，已解放的江苏以长江为界分为两个行政区，即1949年4月21日成立的苏北区行政公署和1949年4月26日成立的苏南区行政公署。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19次会议，决定成立江苏省人民政府，撤销苏北区、苏南区行政公署。江苏省人民政府于1953年元旦正式成立。
④《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第3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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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条件下，如何认识治淮与土改、复员等其他工作的关系，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8月31日，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上写道：“周：此电第三项有关改变苏北工作计划问题，请加注意。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并早日告诉他们。” ①周恩来认真执行毛泽东关于三省工作以治淮为中心的指示，并针对土改与治淮的矛盾，阐明了为什么要集中力量抓治淮。周恩来说：“要修水利。不然，一下淹了，一淹就是几千万亩，农村土地改革的成果也难以巩固。”②苏北区党委根据中央的精神，集中力量抓治淮，将苏北的土地改革推迟了一年。
为了以治淮为中心，统一豫、皖、苏三省的行动，周恩来作了许多深入细致的协调工作。在治淮会议期间，为解决安徽和江苏的蓄泄之争，周恩来反复召集各单位负责干部讨论、协商、开大会达6次之多，③会下还与同志个别谈话，征求意见。在综合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周恩来兼顾上中下游的利益，运用唯物辩证法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观点，提出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治淮会议根据这一方针做出了淮河上游以蓄洪发展水利为长远目标，中游蓄泄并重，下游则开辟入海水道的重大决策。治淮会议成为扭转灾区干部群众悲观失望情绪的转折点。会后，皖北人民听到要兴修水利、根治淮河，无不为之振奋，改变了垂头丧气、悲观失望的精神状态。那些逃难在外的灾民也纷纷返回故土，准备参加兴修水利。凤台县万余灾民自动请求打石作治水器材。灵璧县的灾民听到治淮的消息后，许多人立刻修造船只，准备运粮草。颍上县和蚌埠郊区的许多妇女也组织起来，要求上堤参加治淮。④
9月16日，即治淮会议结束的第4天，中共皖北区党委书记曾希圣打电报给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并转周恩来、董必武、陈云、薄一波等中央领导人，报告了皖北灾民拥护治淮决定的情况及调配粮食的意见。9月21日晚，毛泽东将曾希圣的这封电报再次批给周恩来：“周：现已九月底，治淮开工期不宜久延，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做好计划，早日开工。”⑤
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第356页。
②《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2月第1版。第61页。
③曹应旺著：《中国的总管家周恩来》，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第125页。
④《治淮回忆录》，水电部治淮委员会1985年9月编印，第175、179页。
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第3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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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月之内，毛泽东接连在淮河水灾及治淮情况的电报上写了四封批示信给周恩来，其关心群众、爱护群众、同群众同呼吸共患难的情感，跃然纸上。这四封关于治淮的批示信总共不到300字，但高屋建瓴，言简意赅，寓意深远。
首先，淮河的泛滥，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使之在这段时间里形成了根治淮河的战略思想。毛泽东在前三封电报的批示中，均使用的是“导淮”一词，但在9月21日的批示中，却改用了“治淮”。“导”、“治”一字之差，表明毛泽东的淮河战略思想的一个突变。从明朝万历五年（1577年）礼部给事中汤聘尹首次提出导淮方案，①到国民政府的导淮委员会，②历代帝王总统都言“导”，导了几百年也没解决淮河问题。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初便弃“导”言“治”，要从根本上解除淮河流域人民延续了800多年的苦难，还淮河人民一条清晏的大河，这充分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次，毛泽东反复提出秋起动工，不宜久延。这是一种不误时机的思想。治水要配合天时、人力。大水之后，人民有治水的积极性，此气可鼓而不可泄。早日开工，力争在下一个汛期到来之前完成第一期工程，可以免去明年水患。第三，毛泽东表达的苏、皖、豫三省以治淮为中心的思想，是一种生产关系服从生产力，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在洪水威胁中，治水则直接关系到生产力，影响到土地改革的实际效果。在土改与治水发生矛盾时，以土改服从治水是非常正确。以治淮为三省工作中心，在当时协调三省合作治水也是必须的。
从时间上看，根治淮河是党中央、毛泽东在建国之初与出兵抗美援朝同时作出的战略决策，体现了根治淮河水患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据钱正英回忆：“当时中央要治理淮河的时候，我们听到传达，说毛主席数了中国的历史，讲到淮河流域这一带，历来是农民起义的地方……为什么会农民起义？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特别穷，灾难特别多，在灾荒饥饿之下，农民就要起来搞起义。”③追溯中国历史，好几个农民起义领袖和开国皇帝都出在淮河流域，刘邦是淮河流域沛县人，曹操是淮河流域亳县人，朱元璋是淮河流域凤阳人。淮河流域确是农民起义的温床。为了新中国的安定，毛泽东借鉴历史经验，认为必须从政治的高度出发去认识，必须先把淮河治好。这无疑是一个英明正确的治国战略决策。
①《淮河水利简史》，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淮河水利简史》编写组编著，水利电力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第211页。
②1929年7月1日，国民政府组织成立导淮委员会，委员长由蒋介石担任，副委员长、委员大都为国民党的要员。1947年7月1日，导淮委员会撤销，改称淮河水利工程总局，隶属国民政府水利部领导。
③《中国水利》，199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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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领导制定治淮原则、方针、步骤，成立治淮领导机构，解决治淮经费问题，协调上中下游三省团结治淮，签署发布《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在毛泽东、周恩来的重视下，不仅豫、皖、苏三省掀起了治淮热潮，而且还得到了全国各方的大力支持。
1951年5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治淮视察团一行32人，由邵力子代团长率领，带着毛泽东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四面锦旗，到治淮工地慰问干部、民工。①5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这一题词。7月20日，根治淮河的第一期工程胜利完成。
二、“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这是1952年10月毛泽东视察黄河时的叮嘱。
这次视察黄河是建国后毛泽东第一次出京巡视。此后，1953年2月、1954年冬、1955年6月，毛泽东又三次在郑州听取了治理黄河汇报，进行调查研究。
历史上，黄河经常决口改道，洪水泛滥所及，北至天津，淤塞破坏海河水系，南至淮阴，淤塞破坏淮河水系。1952年10月，毛泽东第一次视察黄河，是从26日在济南洛口看黄河开始的。28日到徐州登云龙山眺望了明清黄河故道，②29日由徐州转道陇海线西上，到了兰封（今兰考）车站。10月30日上午在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副主任赵明甫及河南省黄河河务局长袁隆等陪同下，前往1855年（清咸丰五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改道的地方，即今兰考县东坝头察看。在乘车向黄河边的东坝头行进途中，毛泽东问王化云治理黄河的情况，对治本有何打算。王化云汇报到近期为了解决洪水对黄河下游亿万人民的威胁，正在做修建邙山水库和三门峡水库的规划。毛泽东仔细地听了汇报，对在座的人们说：大水库修起来，解决黄河水患，还能灌溉、发电，是可以研究的。③ 边看边问：
专车驶抵东坝头险工，放眼望去，黄河正从这里转向东北奔腾而去。毛泽东察看了解放后新修的石坝和大堤，了解修堤、修坝的情况和防洪能力，
①《江苏水利大事记（1949-1985）》，江苏省水利史志编纂办公室1988年7月编印，第21页。
②董助才：《毛泽东建国后七次视察徐州》，《纵横》2001年第10期。
③黄河志总编辑室：《毛泽东主席与治理黄河》，《水利史志专刊》199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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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这样的大堤和石坝你们修了多少？王化云回答：黄河下游共修大堤1800多公里，修石坝近5000道。毛泽东说：从蒋介石堵住花园口，黄河归故道算起，已有六年黄河没开口了，今后再把大堤，坝埽修得好一些，黄河就不会开口了吧？①王化云回答说：近几年没有遇到异常洪水，如遇大洪水，还有相当大的危险。毛泽东接着问：黄河涨上天怎么样？②在这之前王化云曾向毛泽东报告在三门峡调查时听到陕县至今还流传着一首描述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特大洪水的民谣：“道光二十三，黄河涨上天，冲走太阳渡，捎带万锦滩。”毛泽东所问是提醒不仅要防御一般洪水，对特大洪水也要有对策，确保黄河防洪安全。
看完东坝头，毛泽东又问王化云：你说黄河是个“悬河”，怎么在东坝头看不出来呢？我还想再找个地方看看。王化云回答说：东坝头背河一面是黄河走了几百年的地方，所以现在大堤内外不太悬殊。到开封柳园口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些。于是30日下午，毛泽东察看了柳园口。他站在黄河大堤顶上向北眺望，黄河在高高的河床里奔流，回头南望堤外村庄，好像座落在凹地里。他问：这里的河面比开封城里高不高？王化云回答说：这里黄河水面比开封城地面高三、四米，洪水时更高。毛泽东听后深有感触地说：“这就是悬河啊！”③谈着话，毛泽东走下黄河大堤向河边走去。在滩地上他探下身去抓了一把泥沙，细细地看，问泥沙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有多少？王化云回答说：都是西北黄土高原冲下来的。据陕县水文站测验，年平均有十几亿吨泥沙送到下游。大量泥沙在下游河道淤积，是黄河不断决口改道泛滥的一个原因。10月31日，毛泽东拟前往郑州邙山、新乡地区引黄灌溉济卫工程——人民胜利渠工程视察。他对送行的王化云及河南省委书记张玺、省政府主席吴芝圃、省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等嘱托说：你们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④
①袁隆：《回忆毛主席视察黄河》，《水利史志专刊》1991年6期。
②王化云：《深切的怀念——回忆毛泽东同志对治理黄河事业的关怀》，《黄河史志资料》1986年第4期。
③王化云：《深切的怀念——回忆毛泽东同志对治理黄河事业的关怀》，《黄河史志资料》1986年第4期。
④黄河志总编辑室：《毛泽东主席与治理黄河》，《水利史志专刊》199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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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黄河南岸，毛泽东登上邙山，察看了邙山水库坝址和黄河形势。过黄河到北岸后，毛泽东来到引黄灌溉济卫工程——人民胜利渠工程渠首闸，①向陪同的黄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赵明甫详细询问了工程建设情况和灌溉效果。当听到赵明甫汇报说人民胜利渠能引黄40个流量，灌溉40多万亩，发展可达70多万亩时，毛泽东很高兴并说：是否下游各县都搞上一个闸？②随后亲自摇动启闭机摇把开启闸门，看黄河水通过闸门流入干渠。
1953年2月16日，毛泽东去南方巡视，途经郑州时邀王化云等上车，在途中听取了治黄工作的汇报。他了解了不修邙山水库转修三门峡水库的理由和情况，询问了三门峡水库的蓄水位以多高为宜，以及水土保持和水库寿命问题。
1954年冬，③毛泽东于回京途中，在郑州邀赵明甫上火车，听取了水土保持和黄河规划情况的汇报。
1955年6月22日，毛泽东途经郑州，在河南省委北院二楼会议室，听取王化云的汇报，询问了引黄灌溉及如何解决盐碱化的问题。
毛泽东在五十年代前期连续多次专门听取治黄情况汇报，并视察黄河，进行调查研究，主要是熟悉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为决策治黄大计，为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大江大河的综合规划——《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做深入的准备工作。在毛泽东酝酿根治黄河大计的实践活动中，有三个方面的工作作风和方法颇具特色：首先，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毛泽东不仅自己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而且对治黄机构的领导干部也严格要求。在视察黄河过程中，每当王化云谈到修水库的坝址，毛泽东都要问：你去看过没有？王化云认为，毛泽东所以这样问他，实质是教育他要多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切忌空谈。④其次，尊重科学，严谨慎重。1952年10月毛泽东第一次视察黄河时，王化云向他汇报了邙山水库方案。毛泽东在过郑州黄河铁桥时，特地在南岸下车，登上邙山，察看了邙山水库坝址和黄河形势。以后黄河水利委员会又主张修三门峡水库的方案。
①引黄灌溉济卫工程——人民胜利渠工程是1951年3月开工，1952年4月提前放水灌溉，至1953年8月竣工。渠首闸建设在黄河滩岸上，高近10米，当时设计引水量为40立方米/秒。渠首闸距京广线以西约1公里，总干渠向北穿过黄河大堤进入豫北平原，经过52．7公里流程入卫河。
②黄河志总编辑室：《毛泽东主席与治理黄河》，《水利史志专刊》1992年第5期。
③据赵明甫1967年回忆，时间在1954年冬或1955年春，具体日期记不清了。
④王化云：《深切的怀念——回忆毛泽东同志对治理黄河事业的关怀》，《黄河史志资料》198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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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2月16日毛泽东乘火车路过郑州，要听取治黄工作汇报。毛泽东下车一见王化云就问邙山水库为何不修了？！当即王化云向毛泽东汇报了由邙山水库转到三门峡水库的理由和情况，两人从第一站台上天桥，从南边下来往东再转北，沿第一站台绕行一周，边走边谈，上火车后展开邙山水库、三门峡水库和黄河规划图又继续谈。毛泽东问得很细，王化云说：“邙山水库的坝址是沙基，技术条件比有很坚硬基础的三门峡差。三门峡可以修比较高的混凝土坝，能够综合利用。虽然投资多些，但总的看，比修邙山水库好处多。” ①汇报时王化云总想让毛泽东表个态，尽快把三门峡工程定下来。毛泽东虽然对他的汇报比较满意，但仍然慎重地表示要再研究。②这是毛泽东尊重科学，对重大决策持严肃慎重态度的体现。第三，作决策时做到全面系统地考量，避免畸重畸轻，顾此失彼。1952年10月毛泽东在视察人民胜利渠工程时就提出：渠道两旁发生盐碱化怎么办？同时还说在引黄灌区井、渠灌溉要合理安排，井灌是游击战，自流灌溉是阵地战。③后来的实践证明，井渠结合是引黄灌溉的成功经验。1953年2月毛泽东在火车上听取治黄工作汇报，王化云谈到水土保持问题时说：西北沟壑很多，黄河由托克托至龙门差不多一公里多即有一条，这样就要修几千个小水库，几千个坝，才能解决。毛泽东听后当即指出：不是几千个，要修几万个、几十万个才能解决。并指着地图上的位置说：这都是泥库。④提示要注意水库的泥沙淤积问题。由于治黄初期缺乏经验，修建的许多水库泥沙淤积确实严重，实践表明，毛泽东的预见是有前瞻性的。
①黄河志总编辑室：《毛泽东主席与治理黄河》，《水利史志专刊》1992年第5期。
②王化云：《深切的怀念——回忆毛泽东同志对治理黄河事业的关怀》，《黄河史志资料》1986年第4期。
③黄河志总编辑室：《毛泽东主席与治理黄河》，《水利史志专刊》1992年第5期。
④王化云：《深切的怀念——回忆毛泽东同志对治理黄河事业的关怀》，《黄河史志资料》1986年第4期。
习斋 2006-10-23 04:45
三、“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长江是我国最大的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流域面积180万平方公里。长江流经湖北省枝城至湖南省岳阳附近的城陵矶这一段，被称为荆江，长423公里。由于地势平坦，河道弯曲，水流宣泄不畅，加之上游洪水又常与洞庭湖湘、资、沅、澧4水及清江、沮漳河相遇，荆江汛期洪水位常高出堤内地面10多米，所以有“千里长江，险在荆江”之说。1788年7月长江发生大水，宜昌洪峰流量86000立方米/秒，洪水冲溃荆江大堤李家埠堤段，水流由荆州西门、水津门入城，“官廨民房倾圮殆尽，仓库积贮漂流一空，两月方退，兵民淹毙万余”。①1860年长江发生大水，荆江大堤藕池口决口。1870年长江大洪水中松滋口又溃决，损失极重。1931年7月长江发生流域性的洪水，宜昌洪峰流量为64800立方米/秒，荆北大堤在麻布拐附近决口，荆北地区一片汪洋，淹死20000余人。②1949年夏天长江发生大水，荆江大堤冲和观一带，因经受不住洪水的冲击，大部堤身已经崩塌江中，眼看就要发生溃堤，幸好洪峰持续时间不长，侥幸地避免了一次毁灭性的灾害。
为了缓解荆江容量不能安全承泄川江最大洪水来量的矛盾，免除洪水对荆江两岸人民的危害，建国伊始，长江水利委员会③在组织进行大规模长江堤防修复，以抗御一般洪水的同时，即着手开展研究荆江防洪问题。1950年8月形成《荆江分洪初步意见》，提出在长江上游尚未兴建大型山谷水库，洪水无从控制的条件下，选定枝江以下分洪旁泄，是可以实行的较为妥善的方案。④与此同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也开始酝酿修建荆江分洪工程。1950年第一个国庆节期间，中南局代理书记邓子恢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汇报了荆江分洪工程设计方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亲阅了工程设计书，并派人向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询问了一些具体情况。
1951年1月12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政务院第67次政务会议。水利部部长傅作义⑤作了《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关于水利工作1950年的总结和1951年的方针与任务》的报告。报告中指出，长江最近几年的治理，应以荆江防洪工事为重点，“荆江容量不能安全承泄川江最大洪水来量，应测勘研究分洪蓄洪方案，并推进准备工作”。⑥会议讨论并批准了傅作义的报告。会上周恩来特别指出，
①《中国江河防洪丛书·长江卷》，长江水利委员会 洪庆余主编，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第509页。
②《中国江河防洪丛书·长江卷》，长江水利委员会 洪庆余主编，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第512页。
③长江水利委员会于1950年1月在武汉成立，主任林一山。长江水利委员会隶属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由水利部直接领导。
④《湖北水利志》，湖北水利志编纂委员会1988年12月编印，第4-2页。
⑤傅作义（1895～1974）山西临猗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曾任国民党战区司令长官，华北“剿总”司令。1949年1月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率部起义。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傅作义为水利部部长。1958年2月11日水利部与电力工业部合并，成立水利电力部，傅作义任部长。1972年7月17日因年事已高，中央批准傅作义辞去部长职务。
⑥《1949-1957年历次全国水利会议报告文件》，水利部办公厅1957年编印，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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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的沙市工程，即荆江分洪工程，在必要时，就要用大力修治，否则，一旦决口，就会成为第二个淮河。①
在水利部的领导下，长江水利委员会积极在《荆江分洪初步意见》的基础上展开分洪工程的规划工作。1951年2月和8月，长江水利委员会先后提出《荆江临时分洪工程计划》和《荆江分洪工程计划》。在进一步研究补充的基础上，1952年1月正式提出《荆江分洪工程技术设计草案》。②
但是，对修建荆江分洪工程，湖北持积极态度，湖南则有顾虑。长江上游来水在进入荆江河段后，每年均有相当一部分水量要经过南岸的松滋、太平、藕池、调弦等4口分流入洞庭湖调蓄，与湖南的湘、资、沅、澧4水汇合后，复由城陵矶注入长江。因而形成了复杂的江湖关系，即一方面江水不能不通过洞庭湖调蓄，另一方面江水在入湖调蓄时所携带的大量泥沙又导致湖泊的淤积和萎缩。近百年来湖区围垦又人为地缩小了洞庭湖的自然面积，减弱了洞庭湖的调蓄能力。上述江湖矛盾引起湖南、湖北两省人民生死利害的矛盾。
长江水利委员会提出的荆江分洪工程方案，包括荆江大堤加固、进洪闸、节制闸、拦河土坝、围堤培修以及安全区等工程项目。分洪区位于荆江南岸，湖北省境内公安县虎渡河以东，安乡河以北，外围自太平口沿长江干堤至藕池口，折向西南抵虎东干堤，再沿虎东干堤至太平口，成一袋形，总面积921平方公里，有效库容54亿立方米。对上述方案，湖北持积极态度，湖南则有顾虑。历史上存在着舍南救北的矛盾，荆江分洪区虽在湖北境内，但分洪区蓄满水，就等于洞庭湖头上顶了一盆水，万一南线大堤决口，就要水淹湖南。如湖南省委第一书记黄克诚说，荆江分洪工程搞得不好，湖南出了力，就等于自己淹自己。③显然，荆江分洪工程需要湖南、湖北两省的协力合作。周恩来于1950年冬给邓子恢写信，谈到明朝一代名相张居正是湖北江陵人，认为长江水多不能向北淹，往洞庭湖流问题不大。④周恩来指出，我们搞荆江分洪工程不能搞本位主义。邓子恢找两湖负责人谈话，转达了周总理的观点，初步取得了两湖相近的看法。
①《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2月第1版，第89页。
②《湖北水利志》，湖北水利志编纂委员会1988年12月编印，第4-2～4-5页。
③曹应旺著：《周恩来与治水》，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29页。
④张居正（1525～1582）明政治家。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嘉靖进士。隆庆元年（1567年）入阁。曾代为首辅，主持国事，推行一条鞭法，用名将戚继光等练兵，用潘季驯治黄。1580年为巩固荆江大堤北岸，开太平口向洞庭湖分水，历史上称此为“舍南保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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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长江水利委员会在修堤费里积了点钱，把分洪区原先群众修的老堤戴了个帽帽，加了个埂埂，为荆江分洪工程作一些前期准备工作。这一戴帽、加埂，湖南从当地利益考虑向中央告了状。常德专署专员柴保中通过黄克诚向毛泽东写信，力陈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做法损害了洞庭湖滨湖地区群众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1952年2月17日至19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有两湖有关人员参加的荆江分洪工程会议，调解两湖纠纷。水利专家、水利部副部长张含英，水利部技术委员会主任须恺也参加了会议，作湖南的工作。会上就《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草案）》征求了与会者的意见。2月23日夜，周恩来向毛泽东和中央写了关于荆江分共工程会议情况的报告，进一步肯定了修建荆江分洪工程的必要。周恩来说：“如遇洪水，进行无准备的分洪，必致危及洞庭沿湖居民，如肯定不分洪则在荆工大堤濒于溃决的威胁下，仍存在着不得已而分洪的可能和危险。这就是两省利害所在的焦点。”2月25日，毛泽东审阅周恩来的报告并做了重要批示：“周总理：（一）同意你的意见及政务院决定；（二）请将你这封信抄寄邓子恢同志。” ①
为进一步消除湖南省的顾虑，1952年2月底，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同苏联水利专家布可夫一道往荆江分洪地区视察，他们均认为分洪工程如建成对湖南滨湖地区毫无危险，且可减少水害。3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决定》指出：“为保障两湖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起见。在长江治本工程未完成以前，加固荆江大堤并在南岸开辟分洪区乃是当前急迫需要的措施。荆江分洪工程完成以后，如长江发生异常洪水需要分洪时，既可减轻洪水对荆江大堤的威胁，并可减少4口注入洞庭湖的洪量；同时，做好分洪区工程又能保障滨湖区不因分洪而受危害。这一措施对湖北、湖南人民都是有利的。”②
在毛泽东支持和周恩来具体筹措下，荆江分洪工程于4月5日全面开工。5月24日水利部部长傅作义代表中央到荆江分洪工程工地慰问，授予绣有毛泽东亲笔题词的锦旗：“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③这一题
①曹应旺著：《周恩来与治水》，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30～31页。
②《1949-1957年历次全国水利会议报告文件》，水利部办公厅1957年编印，第417页。
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第4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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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充分表达了毛泽东关于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的治水思想，不仅对指导兴修荆江分洪工程，而且对指导新中国的水利建设以至经济建设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荆江分洪第一期工程于1952年6月20日完工，接着，又进行了第二期工程。
荆江分洪工程，是长江上修建的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1954年7～8月，长江发生特大洪水，先后3次运用荆江分洪工程，分泄了10000流量，使沙市水位下降近1米，保住了荆江大堤，减缓了武汉洪水的上涨速度。1954年9月26日，毛泽东题词祝贺：“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1954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的洪水。” ①这一题词，包含着毛泽东对荆江分洪工程蓄纳超额洪水作用的肯定，也寄托着对将来长江治本工程的期望。
修建荆江分洪工程，毕竟是治标之举，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长江洪水的威胁。从1953年起毛泽东又开始为长江的治本大计调查摸底。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从汉口武汉关附近登上“长江”舰，由“洛阳”舰护航，开始视察长江。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奉命随行，随时接受垂询。毛泽东询问了有关长江的气象水文和洪水成因等问题，林一山作了具体的回答，并汇报了长江防洪的初步设想。林一山展开一张《长江流域水利资源综合利用规划图》，指着图上星罗棋布的水库点说，长江水利委员会计划在长江上游干流及主要支流上陆续修建一批水库，拦洪发电，改善航道，综合利用，从根本上解决长江中下游的洪水威胁，一劳永逸。毛泽东说：“那太好了，太好了。修这么多水库，都加起来，你看能不能抵上一个三峡水库？”林一山答：“这些水库都加起来，也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毛泽东伸出手，指着图上的三峡口上说：“那为什么不把这个总口子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就先修这个三峡水库如何？”②林一山的兴奋可想而知：“我们自然很希望能修三峡大坝，可现在还不敢这么想。”林一山接着又向毛泽东介绍
①长办《长江志》总编室陈星绚：《1954年长江的洪水及抗洪斗争纪实》，《水利史志专刊》1989年第4期。
②《高峡出平湖：长江三峡工程》，林一山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第35页；《湖北水利志》，湖北水利志编纂委员会1988年12月编印，第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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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萨凡奇的三峡建坝计划。①船快到南京时，毛泽东特别叮嘱林一山：“三峡工程暂时还不考虑开工，我只是摸个底。”“我算是了解了长江，了解了长江的许多问题和知识，也学习了水利。”
1954年长江发生大水，通过荆江分洪工程蓄纳超额洪水，保住了荆江大堤、武汉市堤，但中下游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5省有123个县市受灾，洪涝灾害农田面积4755万亩，受灾人口达1888余万人，京广铁路100天不能正常运行，灾后疾病流行，仅洞庭湖区死亡达30000余人。②由于洪涝淹没地区积水时间长，房屋大量倒塌，庄稼大部分绝收，灾后数年才完全恢复。长江流域工农业生产和水陆交通运输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1954年大水不仅造成当年重大经济损失，而且对以后几年经济发展都产生了很大影响。鉴于此，毛泽东、周恩来加快了对长江治本工程的筹划。是年12月中旬，在武汉至广水的专列上，他们又听取了林一山关于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汇报。这次毛泽东所关心的有两个问题：一是修建三峡工程在技术上有无可能性，二是三峡工程的地质基础如何。林一山回答，如果中央要求在较早的时期内修建，我国的技术人员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是可以完成的。“你的根据是什么？”毛泽东显然还不放心。林一山说，目前苏联已建、在建的水利工程，在技术上和规模上都与美国的近似，或有差距也相差不多。萨凡奇能建，苏联专家为什么就不能建呢？如果勿需苏联专家的帮助，只要经过丹江口工程的实践，稍晚几年我国专家也可以独立完成。林一山同时汇报说萨凡奇所选南津关石灰岩区的坝址是不适宜的，长江水利委员会通过对宜昌以上干流初步的水文分析研究和地质踏勘，发现黄陵庙一带为花岗岩区，应作为坝址的选择对象。毛泽东对花岗岩的风化情况，询问得很详细，由于长江水利委员会还未进行钻探，仅仅只做了一些坑探工作，无法作出具体的回答。林一山说：请主席不用耽心，我们现在还未全面勘探，我想，在25公里花岗岩河谷中，总会选到好的坝址。③
①1944年11月，美国内务部垦务局工程师萨凡奇来到中国，查勘了长江三峡，编写出《杨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初步在宜昌上游5～15公里范围内，即在南津关到石碑间选定了5个坝址；拟建拦河坝壅高长江水位至200米（吴淞高程）；电站总装机1056万千瓦，年发电量817亿千瓦时。同时有防洪、灌溉、航运之利。估计投资在10亿美元左右。萨凡奇计划的缺点是选定的坝址恰好位于岩溶（石灰岩）地带，地质条件复杂。
②《中国大洪水——灾害性洪水述要》，骆承政等主编，中国书店1996年12月第1版，第270页。
③《湖北水利志》，湖北水利志编纂委员会1988年12月编印，第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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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中央决定立即开展长江流域的规划工作，并开始对三峡进行系统的勘测、设计、研究。工作从几个方面进行。首先，调整长江水利委员会的机构，集中全江技术力量开展流域规划编制。1955年6月24日，水利部转发国务院关于长江水利委员会撤销其上、中、下游工程局的批示。①位于重庆、汉口、南京的上、中、下游工程局和洞庭湖工程处、荆江修防管理处、汉江工程管理处，将主要技术力量集中到武汉本会投入长江流域规划的编制和三峡工程的科研工作。同时长江水利委员会撤销下属勘测设计院，按编制流域规划的专业需要，成立11个专业室。逐步形成了专业基本齐全的编制流域规划的勘测、科研、规划、设计的骨干。②
其次，由周恩来致信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要求苏联派专家来华帮助工作。1955年3月至7月，以组长巴·米·德米特里也夫斯基为首的第一批12位苏联专家陆续到达武汉。国内30多个关系密切的部门，如交通部、铁道部、水产部、地质部以及中国科学院、文化部都派技术力量和科研人员来长江水利委员会直接参加规划工作。中苏专家经过反复研讨，一致认为，长江不仅本身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河，其支流大多也为规模很大的江河，过去谁都没有做过象长江这样大的流域规划工作，因此，综合利用长江的规划工作将是非常巨大的。双方认为，应该把流域规划工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任务是编制出流域规划要点，内容包括长江干流及最主要的支流。主要任务是考虑如何把洪水灾害缩小，并逐步达到根治的措施，同时考虑发电、灌溉、航运等综合利用水资源。第二阶段的任务是为已经选出的长江干流上某些河段和某些大支流编制综合利用规划；对第一阶段选定的有把握列为第一期工程的枢纽进行初步设计。
第三，开展大规模的综合调查和专业查勘工作。1955年10月以水利部李葆华副部长为首，中苏专家143人组成了长江查勘团，下设综合、灌溉、航运、地质测量4个组，赴长江汉口以上干流及主要支流进行查勘，历时70天。查勘目的为初步重点地了解长江汉口以上干支流及主要支流的一般情况，对初选的一些枢纽进行坝址、坝区查勘，研究其开发可能性，并与省市交换意见，据以修订规划工作大纲。通过查勘，专家组提出干流上的猫儿峡（重庆江津之间）、南广河口（宜宾下游）、岷江偏窗子（岷江出口处）、沙咀（犍为县）、嘉陵江的北碚等
①《高峡出平湖：长江三峡工程》，林一山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第57页。
②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文伏波：《长江流域规划编制概要》，《水利史志专刊》198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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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可供开发的枢纽，均具有较大的库容，通过不同的组合调度，可以解决长江上游的洪水问题。但就此与四川省政府交换意见时，省里认为淹没损失严重，表示不赞成。嗣后，经深入研究又进一步认识到，在这5个枢纽下游未控制的长江干流区间，还可能产生很大的洪水，足以威胁荆江的安全。查勘完毕，1955年12月30日，林一山和苏联专家组组长德米特里也夫斯基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周恩来指出，三峡工程有“对上可以调蓄，对下可以补偿”的独特作用，三峡应是长江流域规划的主体。德米特里也夫斯基赞同周恩来的意见。①
第四，编制长江流域规划要点报告。编制规划要点所依据的水文资料，有长江水利委员会历年水文资料整编计21800多站年，刊印成果15000多站年共70册。勘测资料拥有测量图194000多平方公里，地质测绘58700平方公里，钻探进尺178000多米，土钻进尺37200多米，平洞竖井800多米（包括1956年7月应我国政府邀请，苏联派出飞机10多架、100多人的航测队，负责测量的长江流域范围的部分航空测量图在内）。基本资料，满足了要点报告编制要求。②为了对流域规划中选出的关键性枢纽能否成立作出鉴定，1956年8月苏联政府又应我国政府要求派遣以谢苗洛夫为首的5名地质专家，与中方派出以侯德封为首的8名地质专家，成立中苏两国地质专家鉴定委员会。在经过多方面分析比较、论证修改后，于1959年7月最后编制完成了以三峡水利枢纽为主体的《长江流域规划要点报告》，③共由防洪发电为主的水利枢纽开发计划、灌溉水土保持为主的水利化计划、防洪除涝为主的平原湖泊区综合利用计划、航运为主的干流河道整治与南北运河计划、相邻流域间的引水计划等5大部分组成。
在长江流域规划编制工作和三峡工程研究工作全面展开，并取得初步成果之际，1956年6月毛泽东由武昌畅游长江，到达汉口，乘兴写成《水调歌头·游泳》，描绘出“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④的壮丽宏图。毛泽东以诗的形式再次肯定了治理长江的战略重点在三峡。1957年12月3日，周恩来参观了全国水力发电建设展览会，亲笔题词：“为充分利用5亿4千万千瓦的水力资源和建设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的远大目标而奋斗！”这一题词清楚地表明了三峡工程在全国建设中的重要。总之，毛泽东、周恩来把三峡水利枢纽看成是长江治本的千年大计。
①曹应旺著：《周恩来与治水》，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37页。
②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文伏波：《长江流域规划编制概要》，《水利史志专刊》1989年第1期。
③《湖北水利志》，湖北水利志编纂委员会1988年12月编印，第2-98页。
④《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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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月1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党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毛泽东要求会议安排讨论三峡工程问题，为三峡工程确定了“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建设方针，①并对周恩来说，三峡工程“这个问题，你来管吧！”②2月26日至3月5日，周恩来偕同李富春、李先念带领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有关省的负责人及中苏专家、工程技术人员100余人，从武汉乘轮溯江而上，进行了三峡实地考察。途中专门看查了荆江大堤几个险段、南津关坝区和三斗坪坝址，并观看地质钻探岩芯，听取了长江流域规划编制情况、三峡工程设计的汇报，了解了各方面的意见。③1958年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23日，周恩来在大组会上作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报告，会议讨论并同意周恩来的报告。25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4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这一文件予以批准。它表明了党中央对三峡工程的决心，标志着三峡工程的前期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成都会议后，毛泽东在李井泉、王任重、柯庆施④等的陪同下，由重庆朝天门码头登上“江峡”轮，顺流而下。3月30日傍晚，途经西陵峡的三斗坪时，毛泽东站在船尾甲板上视察了三峡坝址。⑤
综上所述，50年代初中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关注着治理长江的事业。毛泽东先后两次对长江进行视察，多次就治江问题与长江水利委员会负责人促膝长谈，询问和了解情况。并在周恩来的辅佐下，积极谋略治理长江的大计，在决策中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思想。
①《高峡出平湖：长江三峡工程》，林一山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第47页。
②《毛泽东经济年谱》，顾龙生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第411页。
③《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第131页。
④李井泉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⑤《湖北水利志》，湖北水利志编纂委员会1988年12月编印，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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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由治标而治本，标本兼治。这是毛泽东治江谋略的基本思路。建国伊始，毛泽东就批准修建荆江分洪工程，此乃权宜之计，是救急的过渡性治标工程。因为建国之初，人力、物力、财力均不允许在根治淮河的同时再对长江进行大规模的根治活动，且此时对长江的情况认识有限，查勘等基础工作尚未展开。但治标又不能停滞不前，要逐步向治本过渡。只有治本，在上游峡谷地区筑坝建水库，将多余的洪水拦蓄在山区人烟较少之地，才能从根本上解除长江洪水对中下游人民生命财产的威胁。治本工程的规划、实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此期间，仍应重视治标之策，做到标本兼治，相得益彰。
第二，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中共中央召开南宁会议讨论三峡问题时，毛泽东得知除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为代表，积极主张兴建三峡工程外，还有电力工业部水力发电建设总局局长李锐反对上马三峡工程，两人已公开进行了争论。①毛泽东即电召林一山、李锐到南宁面谈。听完两人意见后，他指示各写一篇文章，充分说明自己的意见，两天交卷，并交与会人员传阅。②中央成都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是在毛泽东主持下，吸收两种不同意见的基础上制定的。显然，毛泽东认为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的决策需要慎重，既要听正面的意见，也要听对立面的意见，以避免片面性；通过比较，作出最优的决策。
第三，积极准备，审慎决断。毛泽东执著地追求“高峡出平湖”的远大理想，但也没有忽视实现这一远大理想的国力和技术条件。中央成都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中明确指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估计三峡工程的整个勘测、设计和施工的时间约需15年至20年。现在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③其中“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
①1956年《中国水利》第5、6期合刊上发表林一山长文《关于长江流域规划几个问题的商讨》，提出以三峡工程为主体的长江流域治理开发方针任务。李锐则写出《关于长江规划的几个问题》长文，反对兴建三峡工程，主张先开发长江大小支流水力资源。该文发表于1956年《水力发电》第9期。
②李锐著：《“大跃进”亲历记》上卷，南方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28页。
③《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第1版，第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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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这句话是毛泽东亲笔加上的，①它表明了毛泽东十分重视三峡工程的准备工作及上马的时机与条件。这种审慎态度与他在南宁会议上严厉批评周恩来“反冒进”和这次成都会议上继续批评“反冒进”，②认为只要调动人的积极性，大干苦干，世上的事就没有干不成的思路形成鲜明的反差，说明毛泽东在三峡决策上是十分慎重的。面对三峡工程这样的千年大计，毛泽东是冷静思考，反复斟酌，未有轻易做出决定的。
第四，统筹兼顾，综合利用。1958年3月6日，在结束了对三峡实地考察前往参加成都会议途中，周恩来经与李富春、李先念、王任重、李葆华等交换意见后，于重庆召开了考察总结会。周恩来指出：以兴建三峡为主体的治理长江流域规划的方针，应是统一规划，全面发展，适当分工，分期进行。③根据这16字原则，周恩来要求有关部门正确处理远景与近期，干流与支流，上中下游，大中小型，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水电与火电等的“相济”关系。成都会议上形成的《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稿》中采纳了周恩来提出的6大关系，毛泽东在审阅时又增加了“发电与用电（即有销路）”一种关系，④使之成为7大关系。这7大关系，贯穿着统分结合、点面结合、循序而进的治江辩证法。正确处理这7大关系，就必须统筹全局，互相结合，根据实际情况，分别轻重缓急和先后次序，进行具体安排。三峡工程是治理长江的主体，但要防止在规划中集中一点，不及其他和以主体代替一切的倾向。
建国初期，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围绕着根治长江、兴建三峡工程所形成的治水思想，不仅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今天仍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①《毛泽东经济年谱》，顾龙生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第416～417页。
②“反冒进”指周恩来、陈云根据1955年下半年以来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急躁冒进、脱离实际的倾向，坚持经济发展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采取压缩高指标等措施遏制冒进势头的努力，使国民经济在1956年和1957年取得重大成就。关于毛泽东在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上批评“反冒进”情况，见《在南宁会议上的结论提纲》、《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提纲》，《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27、117页。
③《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第132页。
④《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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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来是可以的”
这是1952年10月毛泽东第一次视察黄河时，针对我国北方缺水问题而提出的南水北调的构想。
1950年1月，黄河水利委员会召开治黄工作会议，决定对下游堤防进行加固培修，兴建引黄灌溉济卫工程，还要求对干流进行查勘工作，为制定统一治理黄河的规划作准备。会后黄河水利委员会于1950年派出以办公室副主任项立志率领的河源查勘队，到青海省查勘了黄河发源地情况，并测量了水量和地形，还到长江上游的通天河，查勘了引水补黄的线路，为开发河源区和调长江水入黄河提供了宝贵资料。①
1952年10月30日上午，毛泽东在河南省党政负责人及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的陪同下视察了黄河边的东坝头险工。中午用餐时，王化云向毛泽东汇报治黄的规划设想，计划在黄河的上中下游兴建一系列水利水电工程，根除水害，开发水利。将来黄河水不够用，需要从长江流域引水入黄河，我们的查勘队行走万里查勘黄河源，也查勘了金沙江上游的通天河，想把通天河的水引到黄河里来，解决西北、华北水量不足的问题。王化云汇报到这里时，毛泽东风趣地说：通天河就是猪八戒去过的那个地方吧？大家都笑了。王化云谈了通天河的水量后，毛泽东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来是可以的。②王化云的汇报，使毛泽东初步了解了南水北调的可能性，这一宏伟构想开始在他心中萌生。1953年2月，毛泽东南下视察长江，其目的之一就是想进一步探求向长江借水，南水北调，解决北方缺水的问题。2月16日，毛泽东路过郑州时，召见王化云询问道：“通天河引水怎样呢？”王化云说：“据查勘资料，引水100亿立方米是可能的。不过须打100公里的山洞，同时在通天河筑一座200多米的高坝，水就可以从通天河经过色吾曲、卡日曲进入黄河。”毛泽东问：“多大工程，多少年完成？”王化云答：“约需10万人，机械化，10年可以完成。”毛泽东说：“引100亿水太少了，能由长江引1000亿立方米水就好了，你们研究一下。”③
2月19日，在武汉到南京的“长江”舰上，毛泽东要听取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关于治理长江方面的意见。他打开林一山随身带来的一份“申报”版老地图，问林一山：“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把南方的水调一部分到北方？”林一山回答说：“可以。”④毛泽东接着用商量的口气向林一山询问南水北调的引水口、引水线路、引水的可能性。林一山其时未有准备，也未研究过这一问题，但凭着知识的积累，仍对南水北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①袁隆：《忆50年代初的治黄调查研究工作》，《黄河史志资料》1990年第3期。
②黄河志总编辑室：《毛泽东主席与治理黄河》，《水利史志专刊》1992年第5期。
③黄河志总编辑室：《毛泽东主席与治理黄河》，《水利史志专刊》1992年第5期。
④韩亦方：《“南水北调”——从筹划到实施》，《纵横》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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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问林一山：“从嘉陵江上游的白龙江和西汉水，向北引水，行不行？”林一山说嘉陵江上游水量很小，无水可引。毛泽东又问：“汉江引水行不行？”“汉江行。”林一山陈述了汉江地势和水量的优越性：“汉江与黄河、渭河隔着秦岭平行东流，越往东地势越低水量越大，只要在水量充足而又地势最低的地区，找到一个分水岭坦缓而狭窄的垭口，就可以稍施人工实现跨流域引水。”当毛泽东把笔头指到地图上丹江口一带时，引水口的地方终于找到了。林一山说：“丹江口这一带的汉江河谷较窄，上游又是峡谷，可筑高坝抬高水位以增加引水口的高度；再往下游河宽增加，又没有高山，就不便于筑坝引水了。”毛泽东嘱托林一山：“你回去以后，可立即组织查勘，一有资料就给我写信。” ①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长江水利委员会组织专家和技术人员对汉江流域进行查勘，在中线找到了丹江口这个理想的引水地段。黄河水利委员会则组织西部地区南水北调查勘队，进行了西线可能引水的4条线路的查勘。有关部门还提出了东线引水方案，即从长江下游扬州附近起，逐级提引江水，大体沿京杭大运河北上到天津，沟通江、淮、河、海4大水系。
此后不久在两次全国性会议上提出了“南水北调”的必要性。1955年7月，邓子恢副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中指出：黄河的水量不足，约有35%的土地灌溉问题，需要考虑从汉江或其他邻近河流引水补充黄河水量，才能完全解决。②1958年3月中央成蓟嵋樯希蠖档溃骸按蚩ㄌ旌印琢脘樱璩そ没啤５そ谝杭没疲萍梦溃本┝鹄础！雹?BR>
新中国在50年代的经济、技术条件下，全面实施宏伟的南水北调工程是不现实的。但是，从长远的战略目标来看，只有实行南水北调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北方干旱缺水问题。毛泽东在立国之初就提出了这一构想，这充分体现了战略家的远大眼光。
①《高峡出平湖：长江三峡工程》，林一山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第28～29页。
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1页。
③《酝酿总路线的成都会议》，见《“大跃进”亲历记》上卷，李锐著，南方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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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也是新中国各项事业的开创者，是伟大的战略家。“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高峡出平湖”、“南水北调”等等，毛泽东以雄伟的气魄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治理、开发、保护江河的战略目标，领导亿万人民掀起了改造自然、建设美好家园的宏大的治水活动，开创出了辉煌的业绩。毛泽东治理江河的思想和实践，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人民领袖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与人民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光辉本色。而如何将治理江河的战略目标步骤化、具体化，毛泽东得益于周恩来。周恩来总是积极稳妥、周到细致地组织实施这些战略目标，善于将务虚与务实、理想与现实、目标与步骤、远景与近期、战略与战术结合起来，并沤心沥血、鞠躬尽瘁地进入实际操作之中。新中国治水事业筚路蓝缕以至蓬勃发展，毛泽东、周恩来可谓功盖大禹。
习斋 2006-10-23 04:49
第四章第二节 治淮方略的制定
1950年7月，淮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水，造成严重水灾，河南，安徽两省受灾面积，约略估计达4000余万亩，灾民1300万人。②淮河流域的灾情引起党中央、毛泽东的高度重视。7月20日至9月21日，在两个月内毛泽东连续4次就根治淮河问题发出批示；8月24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讲话中，也强调兴修水利的重要性，阐发了毛泽东根治淮河的思想，他说：“我们不能只求治标，一定要治本，要把几条主要河流，如淮河、汉水、黄河、长江等修治好。”③由此，新中国拉开了全面治淮的帷幕。
一、 治淮会议的召开和《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的颁布
二、
1950年8月25日至9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北京召开治淮会议，由水利部负责主持。参加会议者有淮河流域的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皖北行署、苏北行署、河南省人民政府、淮河水利工程总局、河南黄泛区复兴局等负责干部及专家40余人。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根治淮河的指示精神，亲自指导和参加了治淮会议。
②《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第452页。
③《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2月第1版，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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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淮河事关上、中、下游不同地区的切身利益。治淮会议期间，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在治淮解决办法上存在着意见分歧，发生了蓄泄之争。地处上中游的河南、安徽希望洪水能够迅速下泄，减少蓄涝；地处下游的江苏担心把洪水泄到苏北不能顺利入海，将加深苏北的水患。为统一豫、皖、苏的行动，以治淮为中心，周恩来作了许多深入细致的协调工作。他反复召集各地负责干部讨论、协商，并个别谈话，征求意见。他先后三次听取水利部长傅作义和副部长李葆华、张含英，华东水利部副部长刘宠光，以及河南省政府主席吴芝圃、皖北区党委书记曾希圣、苏北区党委书记肖望东等参加的关于淮河流域灾情和治理规划的汇报，就治淮工作的方针问题提出指导意见。他对三省区负责人说：只要你们三个诸侯统一了，就好办了。苏北是周恩来的故乡，但他反复告诫干部们要吸取国民党治淮时江浙人管事，只顾下游，不顾中、上游，闹地方主义的教训。①
治淮会议分析研究了淮河的最大流量和淮河各段的危险水位，决定以“蓄泄兼筹”为治淮方针，确定上游“以拦蓄洪水发展水利为长远目标”，中游蓄泄并重，下游则开辟入海水道，以利宣泄。会议还制定了淮河上中下游的治理步骤。②
治淮会议后，水利部起草了《关于治淮工作的决定》，提出了治淮方案，最后由周恩来亲自修改审定。10月14日，发布了由周恩来签署的《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共6部分，进一步阐明了治淮的方针、步骤、机构及豫皖苏配合、工程经费、以工代赈等问题。
关于治淮的方针，《决定》规定“应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上游应筹建水库，普遍推行水土保持，以拦蓄洪水发展水利为长远目标，目前则应一方面尽量利用山谷及洼地拦蓄洪水，一方面在照顾中下游的原则下，进行适当的防洪与疏浚。中游蓄泄并重，按照最大洪水来量，一方面利用湖泊洼地，拦蓄干支洪水，一方面整理河槽，承泄拦蓄以外的全部洪水。下游开辟入海水道，以利宣泄，同时巩固运河堤防，以策安全。洪泽湖仍作为中下游调节水量之用。淮河流域，内涝成灾，亦至严重，应同时注意防止，并列为今冬明春施工重点之一，首先保障明年的麦收。”
①曹应旺著：《周恩来与治水》，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17页。
②《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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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治淮的步骤，《决定》指出根据上述方针，1951年应先行举办下例工程：“上游，低洼地区临时蓄洪工程，蓄洪量应超过20亿公方。整理淮、洪、汝、颍、双泊各河河道，包括堵口复堤，放宽堤距及疏浚，以防泛滥。”“山谷水库尽速进行测勘研究，争取早日兴工。”“中游，湖泊洼地蓄洪工程，蓄洪量应争取50亿公方。正阳关以上，淮河干堤，按最大洪水设计，堵口复堤，部分退建。正阳关以下，北堤高度应按最大洪水设计，在必要修筑遥堤地段，其原堤堤顶高度平于1950年洪水位。南堤堤顶高度，除正阳关、蚌埠、淮南煤矿三地区，应按最大洪水设计外，其余暂以平于1931年洪水位为原则。”“下游应即进行开辟入海水道，加强运河堤防，及建筑三河活动坝等工程。入海水道工程浩大，1951年先完成第一期工程，1952年汛期放水。在入海水道辟成放水前，仍暂以入江水道为泄水尾闾，洪泽湖入江最高泄量暂以8500秒公方为度。万一如遇江淮并涨，水位过高，仍开归海坝，以保运堤安全。运河入江水道及里下河入海港道部分疏浚工程，亦应配合举办。”
关于豫、皖、苏三省的配合，《决定》指出“上述各项工程的设计施工，与先后缓急，均须作到互相配合，互相照顾。因此上中游蓄洪工程，应就技术与准备的可能，尽速举办，并争取增加蓄洪容量。下游入海水道，应早日完成选线设计，并根据长远利益，研究确定入江入海流量之分配，以避免临时性工程中发生不必要的浪费。关于干支各河洪水流量之估计，亦应继续搜集资料，进行更为精确的推算，以求各项工程的经济与安全。”
关于治淮机构，《决定》指出“为加强统一领导，贯彻治淮方针，应加强治淮机构，以现有淮河水利工程总局为基础，成立治淮委员会，由华东、中南两军政委员会及有关省、区人民政府指派代表参加，统一领导治淮工作，主任、副主任及委员人选由政务院任命，下分设河南、皖北、苏北三省、区治淮指挥部。另设上、中、下游三工程局，分别参加各指挥部为其组成部分。” ①
《决定》还就工程经费作了规定，要求治淮委员会和各地区根据实际情况，补充勘测，提出切实可靠的工程计划与财务计划，报水利部转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核定，避免浪费。并同意先拨一部分粮款，以配合当前以工代赈的需要。②
①《人民日报》，1950年10月15日。
②《人民日报》，1950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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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配合宣传《决定》，《人民日报》于10月15日发表《为根治淮河而斗争》的社论。社论针对“必须加强组织领导与准备工作”；“上中下游工程，要互相照顾，互相配合”；“工程与救灾相结合”等关键性问题，提出必须切实注意掌握。10月27日，周恩来主持的政务院第56次会议通过任命：曾山①为治淮委员会主任，曾希圣、吴芝圃、刘宠光、惠浴宇②等4人为副主任，吴觉任秘书长，汪胡桢、钱正英分任治淮委员会工程部正副部长。
根治淮河的战略决策是毛泽东作出的。毛泽东在抗美援朝的同时又提出根治淮河，既是从中国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又是根据恢复经济，安定天下，边稳、边打、边建的现实要求提出来的。周恩来积极贯彻毛泽东根治淮河的指示，亲自领导制定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构建起治淮的领导机构。此后，还进一步论述了治淮的一系列原则。
1950年11月3日，周恩来在第57次政务会议上讨论治淮报告时，集中论述了这一系列原则。第一，“统筹兼顾，标本兼施。”一是要兼顾蓄水和泄水。二是要兼顾不同地区。他说，这次治水计划，上下游的利益都照顾到。三是要兼顾不同部门。他强调应有利于灌溉农田，上游蓄水库注意配合发电，下游注意配合航运。什么是标本兼施？他指出，淮河应该根治，但治本的计划不能一下全部弄出来，因为工程太大。但是又不能等到明年才动工。因此，要标本兼施，治标又治本，明确了治淮的方向后，在不妨碍治本的原则下来治标。第二，“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他针对淮河下游的苏北群众不愿意上中游大水在自己的附近过去的情况，说事情总是应该大家分担一些才能解决，哪一方面想单独保持安全都不行。第三，“分期完成，加紧进行”。治淮不可能明年便全面开工，人才、器材、勘测等准备工作都不够。因此，明年只能做一部分，分期来完成。治淮的过程是由有灾到少灾，由少灾到无灾，一步一步来。第四，“集中领导，分工合作”。今后治淮工作，以华东为主，中南为副，集三省之力一块来搞，上下游共同分工合作。在工作进行时，水利部应经常驻人在当地具体领导、监督。第五，“以工代赈，重点治淮”。在灾区实行以工代赈，而不是以赈代工，重点在治淮工作。③
周恩来论述的治淮原则是对毛泽东根治淮河战略意图的具体化。他论述的蓄泄关系、标本关系、上下游关系、不同部门间关系、集中与分工关系、过程与阶段关系、治淮（工）与救灾（赈）关系，全面、周到、深刻，充满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这些原则保证了治淮工作的顺利展开。
①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华东财政委员会主任。
②时任苏北行政公署主任。
③《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2月第1版，第78～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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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治理淮河的两个规划
1950年11月6日，治淮委员会在蚌埠正式成立。原设在南京的淮河水利工程总局①即全部迁至蚌埠，作为治淮委员会机关的主要组成部分。同日，治淮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研究如何贯彻《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会议认为应首先进行治淮工程的流域性规划，决定由治淮委员会工程部部长汪胡祯、副部长钱正英及水利专家肖开瀛、王祖烈等负责拟定淮河流域治理规划。
规划工作从1951年1月开始，在原淮河水利工程总局规划的基础上展开。规划工作以工程部规划处为主，水文计算工作以工程部测验处为主。水利部专派部顾问苏联水利专家布可夫来治淮委员会帮助规划工作。至1951年4月底，工程部完成了《关于治淮方略的初步报告》（以下简称《治淮方略》）。《治淮方略》中的润河集蓄洪工程、洪泽湖蓄洪工程及中游河道整理部分，主要在布可夫顾问指导下进行。②
是月26日，治淮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水利部傅作义部长、李葆华副部长到会指导。会议听取了工程部《治淮方略》的报告，会议决议指出：“依据1931年及1950年水文计算并参照1921年下游洪水估算和上游蓄洪能力”，下游以“洪水总来量800亿立方米计算，洪泽湖水位为14米，中渡流量为8000立方米/秒”，“为使淮河畅泄入江，水流有一定的河槽，便利航运，并使洪泽湖成为有控制的水库，增加蓄洪效能，兼备苏北农田灌溉之用”，“必须采取洪泽湖与淮河分开的办法。同时在三河以下至运河线，须以人工为辅助力量，逐渐造成固定的排洪孔道，使高宝、邵伯湖得以涸出大部分土地从事农垦”。③《治淮方略》共分11部分，其主要内容作如下概述：
1．洪水流量的分配及控制。这次规划的水文计算工作，所根据水文资料，仍是淮河1931年和1950年两年的洪水资料。计算范围，上自洪河口起下至洪泽湖止。计算中对下游入江水道部分，只根据1950年和以往的水文资料，加以初步估计，未进行计算。
①淮河水利工程总局是1949年5月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国民政府的水利机构。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召开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决定设置淮河水利工程总局，由水利部直接领导，为直属水利机关。
②《淮河流域治理综述》，王祖烈编著，水利电力部治淮委员会淮河志编纂办公室1987年3月印，第136页。
③《江苏水利大事记（1949-1985）》，江苏省水利史志编纂办公室1988年7月编印，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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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规划计算，淮河各地的水位和流量如下：洪河口流量6450立方米/秒；润河集流量5500立方米/秒；正阳关流量6500立方米/秒，水位24．75米；蚌埠流量7500立方米/秒，水位20．40米；浮山流量9000立方米/秒，水位14．60米；洪泽湖水位14．0米；三河中渡流量6000立方米/秒，水位12．0米；高邮流量6000立方米/秒，水位8．0米；三江营流量6000立方米/秒，水位4．60米。各湖洼的蓄洪量和水位如下：濛河洼地蓄洪量17．8亿立方米，水位27．5米；城西湖蓄洪量28．7亿立方米，水位26．5米；城东湖蓄洪量10．9亿立方米，水位24．5米（城西湖、城东湖均为湖河分开，完全控制）；瓦埠湖蓄洪量18．0亿立方米，水位23．8米；洪泽湖蓄洪量59．0亿立方米，水位14．0米（湖河分开完成控制）。同时说明，最近根据苏北同志所提意见，1921年三河中渡实测淮河总洪水量达800亿立方米，以洪水量而言可能1921年的洪水要比1931年的还大，将继续搜集资料进行研究。
2．山谷水库。这次规划根据水库查勘结果，确定在淮、洪、颍及南岸各支流共修建16座水库。它们是淮河大坡岭，浉河南湾，竹竿河独树村，潢河龙山，汝河浉儿岩（即薄山），洪河石漫滩，南汝河板桥，史河梅山，灌河盛家店和鲇鱼山，淠河东源佛子岭，淠河西源长竹园，沙河下汤和曹楼，北汝河紫罗山，颍河白沙等水库，共控制山区面积16437平方公里，总蓄水量31．5亿立方米。
3．润河集蓄洪工程。润河集在淮河左岸润河出口处。润河集蓄洪工程的规划设计，是以1950年洪水作为推算的依据。该工程的目的，在于控制正阳关以上淮河的洪水，使颍河口以下的淮河干流的洪水流量最大不超过6500立方米/秒，正阳关最高水位不超过24．4米。要达到以上目的，需要在城西湖、城东湖、濛河洼地及周边湖泊洼地蓄洪72．12亿立方米。其中城西湖蓄洪量28．94亿立方米，蓄洪水位26．55米；城东湖蓄洪量10．55亿立方米，蓄洪水位24．37米。这两个湖经过修建工程后，成为有控制蓄洪湖泊，其余湖泊洼地均为非控制的滞洪湖泊。
润河集蓄洪工程包括进湖闸、拦河闸与固定河槽三部分。进湖闸为放水入城西湖的口门，闸底高程21．0米，闸门顶高27．0米，闸门总宽174米，入湖最大流量3000立方米/秒。拦河闸与固定河槽并用，当控制润河集下泄流量为5500立方米/秒时，拦河闸下泄流量为3380立方米/秒，固定河槽下泄流量2120立方米/秒。城西湖放水时，如水位在21．0米以上，可由进湖闸泄入淮河，水位在21．0米以下时，由城西湖原出水口万民闸泄水。润河集蓄洪工程所需投资，估计为15400万斤大米。
4．中游河道整理。淮河中游河道整理的范围，为正阳关至洪泽湖出口的蒋坝。整理的目的，一为使上游来水不致为患，二为降低水位便利内水排泄，三为缩短航道，便利航运。拟定了四种整理办法：第一，利用滩地行洪。淮河南岸除淮南矿区和蚌埠市区外，都利用作为排洪孔道。第二，疏浚河道。疏浚五河至浮山一段的淮河干流，以及龙集以下的淮河。第三，裁弯取直。上草湾切岗，使双沟淮河可以直接入洪泽湖，以缩短淮河水道35~65公里。浮山以下小龙涧至龙集间开一排洪新道，可以缩短水道12公里。盱眙以下圣人湖到蒋坝三河间，循古河开一河道，可以缩短水道18公里。第四，开辟排洪辅道。润河集控制以后，正阳关最大洪水流量为6500立方米/秒，由于涡河、北淝河、浍河、沱河、唐河等支流的汇入，浮山流量将增加到10000立方米/秒，为了使淮河干流的流量仍保持在6500立方米/秒，拟定了在北岸开挖排洪辅道的三种方案。这三种方案，都从涡河龙亢集附近开始，穿过以上各支河至浮山以下，再与淮河会合。估计土方量为1．91~2．76亿立方米。
5．洪泽湖蓄洪工程。洪泽湖湖底高程在10．0米左右，在水位11．0~14．0米之间，可容水52亿立方米。洪泽湖蓄洪水位不可太高，以免抬高上游水位，最好不要超过14．0米。现在要使河湖分隔开来，以增加蓄洪的效率，拟采取以下办法：第一，开通双沟以下的上草湾岗地，使浮山下泄的水量超过5000立方米/秒时，将超过的水量由此分泄入洪泽湖暂时存储，汛后开始下泄，或留充灌溉航运与其他之用。第二，在上草湾建入湖闸，控制入湖水量，使淮河的水尽量下泄。第三，在浮山建拦河闸，用来调节下泄水量。第四，堵塞上草湾的淮河旧槽，使下泄的水量全部行经浮山的拦河闸。第五，开通盱眙的古河，同时把龟山附近淮何入湖的口门筑坝堵塞，使水经由古河进入三河。第六，在蒋坝附近筑坝，使湖水不入三河。坝旁应建小型退水闸，以便利剩余湖水由此泄出。第七，在高良涧开灌溉总渠入海，供给苏北农田所需水量。
6．入江水道。入江水道工程的目的：一为使三河下泄的水，能顺利流入长江。二为减低高邮一带的水位，增加运河东西堤的安全。三为在低水时期能使高宝湖大部分干涸出来，冬季种一季小麦或油菜。四为逐渐造成排洪孔道，将湖地完全涸出，成为两收地区。入江水道有两种方案。第一方案，洪泽湖水位14．0米，入江水道最大泄量6000立方米/秒，路线由三河至金沟西南，沿柏家涧折向南行，经新河入高邮湖。三河浅段加以疏浚或放宽堤距，拆除高邮湖、邵伯湖圩堤，六闸以下利用旧有引河泄洪入江，进行引河疏浚，大部归江坝都可拆除以加强入江水道的冲刷。此方案估计土方量为3036万立方米。第二方案，洪泽湖蓄洪水位13．0米，三河下泄最大流量8500立方米/秒，三河须疏浚和筑堤，高邮湖、邵伯湖拆除圩堤，六闸以下疏浚入江引河，大部分归江坝也可废弃。此方案估计土方量为5949万立方米。以上两方案中，入江水道都需要开辟一条流量为1500立方米/秒的排洪水通道。此水道将来可逐渐刷深，略施工程即可成为一条排洪孔道，可使湖田涸出开垦。①
1951年7月10日，治淮委员会召开河南、皖北、苏北三省区负责同志联席会议（后更名为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12日，曾山、曾希圣、吴芝圃、惠浴宇等7人署名提出《关于治淮方案的补充报告》呈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南局和水利部。报告提出第二次淮委会议所拟治淮方略，有工程过大之惑，为此联席会议再次研究中游工程和入海水道是否开辟与润河集蓄水位等问题。②会议认为中游工程艰巨，工程量太大，建议采取洪泽湖河湖不分开，并研究五河内外水分开，适当提高五河水位的方案，以节省经费。这一补充报告得到中央和水利部同意。《治淮方略》规划中其他部分如山谷水库、润河集蓄洪工程和苏北灌溉总渠等已基本按规划逐步实施。
1951年制定的《治淮方略》实施以后，淮河流域发生了1952年的涝灾和1954年的特大洪水灾害。1952年6～9月，淮河水系的皖北、苏北平原及沙颍河流域连续普降4次大暴雨，豫、皖、苏三省受灾面积达3000多万亩。这次灾情是以涝灾为主，但其中也有相当的面积是因洪致涝。③特别是1954年夏季的特大洪水灾害，给安徽、江苏造成严重灾难。1954年7月，江淮流域出现长时间大范围的梅雨，淮河流域降了5次暴雨，各支流洪水相继汇集到干流，发生洪水量大于1931年的全流域性特大洪水。正阳关站7月26日最高水位26．55米，浮山站7月31日出现最高水位18．17米，最大流量11000立方米/秒。因洪水特大，冲毁了润河集蓄洪工程。7月27日淮北大堤在凤台县禹山坝漫决，31日淮北大堤在五河县毛滩决口，造成中游的严重灾害。④洪水期间，已建的板桥、石漫滩、薄山、南湾、白沙、佛子岭等水库发挥了拦洪作用，大部分行洪区都起到了滞洪、
①《关于治淮方略的初步报告》，1951年4月28日，治淮委员会编印《治淮汇刊》第1辑。
②《江苏水利大事记（1949-1985）》，江苏省水利史志编纂办公室1988年7月编印，第22页。
③《中国江河防洪丛书?淮河卷》，淮河水利委员会编，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第79页。
④《中国大洪水——灾害性洪水述要》，骆承政等主编，中国书店1996年12月第1版，第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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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洪作用，有效地降低了淮河干流洪水位。但仍造成全流域6123万亩农田受灾，因水死亡人数安徽省1098人，江苏省832人。①
通过这次洪水的实际考验，显见出《治淮方略》的不足。由于当时的水文观测资料少，工作经验欠缺，采用的设计洪水偏小，造成一些工程研究的深度、广度不够，布局不合理，工程规模偏小，实际防洪标准过低。根据淮河流域洪涝灾害出现的新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性的淮河流域规划成为势所必然。
第二次治淮工程流域性规划从1954年冬组织力量、收集资料开始，到1956年5月完成《淮河流域规划报告（初稿）》为止，历时一年半时间。与第一次规划相比较，此次规划有三方面的特色。
首先，此次淮河流域规划编制工作是在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下进行，由中国科学院、水利部、高教部、农业部、地质部、林业部、燃料工业部、交通部、铁道部、中央气象局有关负责人及淮河流域的河南、安徽、江苏三省省委参加指导，动员了各方面的力量协作完成的，体现了党和国家及社会各方面对这项工作的高度重视。水利部以沃洛宁组长为首的苏联专家组对规划工作给予具体指导。参加规划工作的有治淮委员会勘测设计院，②河南、江苏两省治淮指挥部，以及农业部、交通部、地质部、中央气象局以及南京大学地质系等单位的规划设计人员160人，包括水文调查分析、社会经济调查及地质土壤调查工作的人员共800余人。③此次规划工作的流程是：1955年3月流域规划工作正式开始。治淮委员会提出计划任务书，向河南、安徽、江苏三省省委征求意见，三省省委对计划任务书提出了书面意见。4月22日，治淮委员会向水利部呈报了计划任务书。8月8日，国家计划委员会批准了计划任务书。至11月，规划各种比较方案已有初步结果，治淮委员会先向苏联专家组长沃洛宁汇报取得同意后，分别向水利部及三省省委汇报，又向农业部、林业部、交通部和电力工业部就有关规划部分进行汇报。根据各级领导的意见，进行了补充修正，于1956年5月完成《淮河流域规划报告（初稿）》。④
①《中国大洪水——灾害性洪水述要》，骆承政等主编，中国书店1996年12月第1版，第210页。
②1954年11月，治淮委员会在工程部试验室的基础上成立淮委勘测设计院，以承担此次流域规划的主要工作。
③《江苏水利大事记（1949-1985）》，江苏省水利史志编纂办公室1988年7月编印，第53页。
④《淮河流域规划报告提要》，《中国水利》195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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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一项水利资源综合利用的总体规划。淮河流域由于它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情况，农业增产是今后发展水利的主要要求，防洪、除涝和灌溉是编制流域规划的中心任务。基于此，此次规划充分吸收了流域各省的意见，规划主旨是防止水旱灾害，发展农业生产，兼顾发展航运、水电和水土保持。
对淮河水灾的防止，以及水利资源的控制调节，仍采取上中下游三级控制办法。在上游山区、丘陵区，尽量兴修山谷水库及群众性的塘坝和小水库，以拦截山洪，削减洪峰，调节径流，蓄水兴利。水库以下的平原地区，分别进行河道疏浚、修筑堤防、利用洼地蓄水等措施，达到防洪除涝及综合利用的目的。除已建山谷水库7处及洼地蓄洪5处外，将再修建山谷水库15处，洼地蓄洪4处，发展灌溉面积1568万亩，装机21万千瓦。中游兴建峡山口水库，结合干流堤防培修，可防止500年一遇洪水，发展灌溉面积1233万亩，装机8000千瓦。中游地区的除涝，采用水利与农业的综合措施。在较高地区修建沟洫畦田，疏浚河道，建立排水系统；低地调整水系，修建涵闸，实行圩田改种，进行机械排灌，达到10至20年一遇的除涝标准。下游加固洪泽湖大堤，增加洪泽湖蓄水量；整修入江水道，开辟入海水道，加大入江入海泄量，防止千年一遇洪水。里下河地区出海各河港，均修建挡潮闸，内部疏浚河道，整修圩堤，达到10年一遇除涝标准。利用洪泽湖蓄水结合当地径流的利用，可改善及发展灌溉3018万亩。发展航运以渠化航道为主，改善航线1779公里，新增航线2178公里，使这些航线都可终年通航机动船。
已建的7座山谷水库有佛子岭、梅山、南湾、薄山、板桥、石漫滩和白沙水库。计划修建的15座水库为：淮河出山店，竹竿河张湾，潢河万河，史灌河盛家店、鲇鱼山，淠河响洪甸、磨子潭、两河口，洪汝河宿鸭湖，沙颍河昭平台、白龟山、紫罗山、郏县、官寨和孤石滩等水库。①
第三，对规划的工程项目进行深入勘探和反复比较研究，达到最优选择。在规划阶段，为解决中游防洪问题，曾对开辟淮北分洪道、疏浚淮河干流、利用中游原有蓄洪湖泊改善及建中游水库等几个基本方法及各种组合方案进行研究，最后选定了建中游水库方案，坝址选在峡山口。其主要任务是防洪与灌溉，并为淮北改种水稻、进行机械排灌、消除内涝灾害提供有利条件。以后，淮委勘测设计院对峡山口与临淮岗两个比较坝址，进行了深入的勘探和规划工作。在《淮河流域规划报告（初稿）》送请中央审查的阶段中，水利部提出中游防洪标准可以从500年降低到300年，并建议对润河集方案再加研究。淮委勘测设计院对以上三个枢纽方案，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和比较，获得了初步结果。
①《淮河流域规划报告提要》，《中国水利》195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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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坝址方案比较结果，以工程效益讲：峡山口方案，防洪标准为300年一遇，灌溉面积1005万亩，发电装机15000千瓦；临淮岗方案，防洪标准为300年一遇，灌溉面积1005万亩，发电装机12000千瓦；润河集方案，防洪标准为100年一遇，灌溉面积927万亩，发电装机为零。从淹没耕地和迁移人口讲：峡山口方案，在兴利蓄水位以下，淹没耕地109万亩，百年洪水位以下，淹没耕地225万亩，迁移人口77．3万人；临淮岗方案，兴利蓄水位以下，淹没耕地104万亩，百年洪水位以下，淹没耕地156万亩，迁移人口49．5万人；润河集方案，兴利蓄水位以下，淹没耕地88万亩，百年洪水位以下，淹没耕地129万亩，迁移人口43．3万人。从工程投资讲：峡山口方案为57500万元，临淮岗方案为41890万元，润河集方案30450万元。坝上最高水位，峡山口方案300年一遇为29．10米，100年一遇为27．6米；临淮岗方案300年一遇为32．0米，100年一遇为29．7米；润河集方案100年一遇为28．3米。比较结果认为，峡山口方案淹没耕地多，迁移人口多，投资大，坝线长安全性差；润河集方案防洪标准低，灌溉面积小，坝线长安全性差，如在上游加建息县水库，则投资、淹没耕地都将增加。因此，从中游防洪及兴利方面的长远考虑，确定为临淮岗方案。①
①《淮河流域规划报告提要》，《中国水利》1957年第4期。
习斋 2006-10-23 04:51
第四章第三节 对淮河上中下游的治理
一、淮河上游的治理
根据“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在1950至1957年，即国民经济恢复和“一五”计划建设期间，淮河上游的河南省在山区修建了石漫滩、白沙、板桥、薄山、南湾等5座大型水库，同期在平原修建了老王坡、吴宋湖、蛟停湖、潼湖、泥河洼等5个洼地蓄洪工程。其中石漫滩水库于1950年冬开始规划、设计，1951年4月正式动工，1951年7月即建成，为淮河流域建国后建成的第一个大型水库。板桥水库与白沙水库亦于1951年4月正式动工，至1952年6月和1953年6月先后建成。薄山水库与南湾水库均于1952年动工，薄山水库于1954年5月建成，南湾水库于1955年11月建成。南湾水库位于淮河南岸支流浉河上，总库容16.3亿立方米，为淮河上游河南省的最大水库。其余石漫滩、板桥、薄山3水库，均在洪汝河上游；白沙水库在颍河上游。5座大型水库建设工程详情见下表：
表4-3 1950～1957年淮河上游控制性水库工程统计表
水库|河流|坝 型|坝高（米）|库容（亿立方米）|建设时间|主体工程工期（月）|主要工程量（万立方米）|最高施工劳力数（万人）|扩建时间|总投资（万元）|灌溉农田（万亩）
石漫滩|洪河|均质土坝|25．00|0．47|1951年4月～7月|4|土方120．0|4．0|1956年，1959年|初建327．00|9．0
板桥|汝河|粘土心墙坝|24．50|4．92|1951年4月～1952年6月|14|土方254．0|8．5|1956年|2376．00|36．0
白沙|颍河|均质土坝|47．88|2．95|1951年4月～1953年6月|15|土方591．0|10．0|1956年|4294．00|23．0
南湾|浉河|粘土心墙坝|35．00|16．3|1952年12月～1955年11月|19|土方476．0|8．3|1975年|4695．00
|98．4
薄山|汝河|粘土心墙坝|48．40|6．2|1952年10月～1954年5月|18|土方354．0|4．5|1956年，1975年|5136．00|21．6
资料出处：根据水利电力部基本建设司1986年6月编印《当代中国水利基本建设》第39页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第461页资料综合整理。
从上表可看出，这5座大型水库的修建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在坝型上均为土坝。土坝修建比较简单，投资省，工程一般是“三大件”布置，即土坝、隧洞和溢洪道。施工时以人工为主，大坝挖填土方由人推小车或担抬完成。但大坝碾压已以羊脚碾和推土机为主；隧洞开挖也以空压机手风钻为主，有了机械化施工的雏形。这与1947年基本建成的我国修建的首座土坝甘肃鸳鸯池水库，完全以人力施工相比，已是进了一大步；二是由于治淮初期洪水、地震等水文资料缺乏，工程设计标准普遍偏低。1954年7月淮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水，石漫滩、板桥、薄山等水库实际最大进洪量，超过了原设计的标准一至三倍。①故石漫滩、板桥、白沙、薄山水库均于1956年进行了扩建、加固。
淮河上游的水库工程建设，施工队伍主要是民工，以及解放军水利工程第二师。②参加建设的民工以受益区的农民为主，由原地方领导干部带队。其组织严密，政治工作深入细致，领导带头。故虽经验缺乏，设备简陋，但在工程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边学习、边施工，而终能使工程质量好，工期短，费用省。从上表可看出，一般大型水库主体工程仅14～19个月即可建成，而石漫滩水库仅4个月完成。
建设水库大坝，工程质量是关键，尤其是库容较大的薄山水库、南湾水库，对工程质量的要求更高。在修建薄山水库、南湾水库中，解放军水利工程第二师承担了主体工程的修建任务，部队认真制订和执行各种规章制度，严抓工程质量，干部、战士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思想。为保证质量，精益求精，甚至不惜停工重来。如南湾水库施工的二师六团，因勘测时打的钻孔少，没有摸清地质情况，大坝基础不能建坝，施工员与地质员产生了矛盾，一个要求继续施工，一个要求搞清地质后才能施工，干部战士因不懂技术，感到很不好办。地质员到北京拿回6本介绍美国倒坝事故的书给干部战士讲，大家听了深感质量问题的重要。有的同志说，修大坝不讲质量，万一发生事故，千百万人怎么死的也说不清楚。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就要一丝不苟地为人民做好事。干部战士的认识统一了，工程停了半年，重新进行地质勘探。③正是由于注重工程质量，薄山水库在遭遇“75.8”特大洪水时，④水位超过坝顶0.66米，距防浪墙顶仅0.34米，未发现
①傅作义：《1954年的水利工作总结和1955年的工作任务》，《1949-1957年历次全国水利会议报告文件》，水利部办公厅1957年编印，第201页。
②1952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从部队中抽调两个师，组建解放军水利工程第一、第二师，参加治淮。第一师参加佛子岭水库建设，第二师参加薄山水库和南湾水库建设。
③任润余：《千里淮河永远在我心中——原水利二师部分老战士回忆治淮》，《中国水利·水利史志专刊》1985年（总7期）。
④1975年8月4～8日受7503号台风影响，河南省西南部山区的驻马店、许昌、南阳等地区发生了我国大陆罕见的特大暴雨，造成淮河上游洪汝河、沙颍河特大洪水，导致板桥、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垮坝，下游7个县城遭到毁灭性灾害，淹死26000人，京广铁路冲毁102公里。
⑤河南省确山县志办 张同忠：《薄山水库》，《水利史志专刊》199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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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问题。⑤石漫滩和板桥水库质量也较好，1975年8月水库失事的主要原因，是河南暴雨造成的洪水洪峰流量分别为设计标准的4及2.6倍，加上运行管理不当，导致漫顶溃坝，并非由于工程质量差造成的。①
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土坝，特别是石漫滩、板桥、白沙三座大坝，不仅是治淮工程的第一批，也是新中国第一批近代化的水工建筑，虽其规模和技术稍逊于以后各大工程，但其意义却很重大。治淮委员会副主任曾希圣在总结1951年治淮成就时说：“有两个突出的工程必须特别提出加以说明的，就是石漫滩水库工程和润河集分水闸工程。石漫滩水库蓄水量4700万立方米，容量并不太大，但是在解放以后却是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举办的第一个水库，而且是修筑土坝来拦蓄水流的水库，特别适合我们目前的经济情况，除去防洪的效益以外，还有9万亩左右的灌溉的利益。我们为了提倡修筑土坝的水库，今年特别决定先行修筑这个水库，借以取得经验，培养干部。这一个水库能够顺利完成，以后就可有更多的更大的水库陆续完成，所以这个水库的本身对治淮的作用虽然不是很大，但却是我国水利事业从除害到兴利，从单纯的防洪，向兼顾防洪、灌溉、航运、发电的多目标工程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它的影响之大远过于它的实际的效益。”②
除在山区建水库，淮河上游还兴建了五处洼地蓄洪工程。其中老王坡、吴宋湖、蛟停湖三处在洪汝河上游，于1950年冬至1951年春建成，以老王坡蓄洪量2.0亿立方米为最大，蓄洪作用也最明显。吴宋湖作用不大，后来停止使用。蛟停湖后因汝河裁弯取直，蓄洪区范围缩小，蓄量减少，作用也不明显。潼湖在淮滨县的淮河干流左岸，也在1950年冬至1951年春建成，因蓄洪量很小作用不大。泥河洼蓄洪工程在1954～1955年建成，位于漯河市西沙河本干右岸与澧河交会处，蓄洪量2.3亿立方米，建成后使用次数最多，对削减沙、澧河洪峰流量作用很大。
淮河上游河道整理工程，着重进行了洪汝河与沙颍河的整理，另外对惠济河、包河等也进行疏浚。洪汝河整理工程，在1951～1954年进行。1951～1952年整理三岔河（在新蔡县洪汝两河会流处）以上的洪河与汝河，工程内容有筑堤、疏浚、分洪、裁弯等。1953年治理三岔河以下的洪河干流，工程内容有裁弯取直、
①《中国水力发电史料选编》，中国水力发电史料征集编辑委员会1998年印，第377页。
②《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第4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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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弯分洪、拓宽河身及培修堤防等，使洪河本干的泄洪能力从400立方米/秒增加到1000立方米/秒（包括方集分洪200立方米/秒），以上3年共做土方2980万立方米。沙颍河治理工程在1951～1955年进行，整理工程以颍河整理与汾河治理为重点，对黑河、新蔡河、新运河及沙河险工等也做了初步治理。颍河整治工程包括颍河本干及支流清流河、清潩河等，以疏浚培堤为主。汾河则对本干及支流进行了全面治理。在1951～1955年中，沙颍河整理河道土方共计3887万立方米，其中汾河1930万立方米，颍河及支流清流河、清潩河1244万立方米，黑河527万立方米。①
这一时期在修建水库、洼地蓄洪工程和整理河道中，条件十分艰苦。建设者居在席棚，食在露天，席棚曾因河涨而数徙，吃饭常为急务所打断。在1953年以前，因沿袭战争动员民工制度，民工工资待遇一般偏低，带有义务劳动性质，且后方补贴较重。1953年12月改为低工资制，“根据计件工资折算，民工所得，原则上除足够维持本人在工地的一切消耗外还能养活一个人至一个半人”，②一般不多于5斤小麦或大米。农忙时适当提高，但仍不过0.4～0.7元/工。③“并应注意在农忙季节尽量避免动员民工。按此原则执行后，后方义务代耕及其他负担应一律取消。”④然就在此条件下，在较短时间内建成高质量的工程，主要是靠经过革命战争锻炼的党政干部、土改翻身的农民，甘于奉献的知识分子，及参建部队的高涨热情，从而克服了物质条件上的不足。当然，建国初期，坝址条件比较优越，工程移民数少，附属工程量小，也是投资省，工期短的一个原因。
二、淮河中游的治理
淮河中游主要在安徽省境内，包括洪河口以下至洪泽湖之间的淮河干流和南岸淮南丘陵区及北岸准北平原区各河流，其中以淮河干流的防洪和淮北平原区的除涝最难治理。这里有历史和自然的多方面原因。从历史原因看，由于12世纪到19世纪700多年的黄河夺淮，淮河干流下游失去入海故道，形成了洪泽湖，抬高了淮河干流中游的洪水位，使淮河堤防容易溃决，造成洪水灾害，而淮北平原排水不畅，造成内涝灾害。黄河夺淮期间，黄水多次在淮北平原泛滥，使淮北平原河沟都被淤废，水系紊乱，排水系统被破坏，加上国民党统治时期，经历了1938年至1947年的9年黄泛，更加重了淮北平原河沟的毁坏，因而造成了淮河干流和淮北平原区“小雨小灾，大雨大灾”的多灾局面。
①《淮河流域治理综述》，王祖烈编著，水利电力部治淮委员会淮河志编纂办公室1987年3月印，第188页。
②李葆华：《四年水利工作总结与今后方针任务》，《1949-1957年历次全国水利会议报告文件》，水利部办公厅1957年编印，第141页。
③《当代中国水利基本建设》，水利电力部基本建设司1986年6月编印，第40页。
④李葆华：《四年水利工作总结与今后方针任务》，《1949-1957年历次全国水利会议报告文件》，水利部办公厅1957年编印，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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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然原因看，在地理上，上游河南省的山丘平原来水，均需流到中游安徽境内。淮河干流来水，峰高量大；淮北平原上游来的客水，先占据了所有排涝河道，使本地区的主水无从排出，容易造成涝灾。在气象上，淮河流域是我国南北冷热气团经常交锋地区，平均年降雨量为880毫米，时空分布极其悬殊。冬春季节常干旱少雨，夏秋6～9月的雨量常占年雨量的80%以上，且常以暴雨形式短期集中下降，故汛期淮北平原地区容易出现大暴雨。这样，使淮北平原地区，上游来水压境，下游排水不畅，因而造成严重洪涝灾害。1952年汛期降雨量不很大，但中游安徽省受灾面积达1028万亩。①1956年汛期淮河发生大洪水，干流没有决堤，然中游安徽省水灾面积达2356万亩，②主要是涝灾。就是1950、1954两年淮北大堤溃决，造成重大洪灾，但淮河洪灾只限于沿淮低地，其他受灾面积主要还是涝灾。
治淮初期，对中游淮北地区的涝灾认识不足，对除涝不够重视，在治理工程中有重干流、轻支流，重防洪、轻除涝的偏向。1950年10月政务院发布的《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对中游的治理主要着重于干流的防洪问题，而对淮北地区的除涝问题则重视不够。1951年4月淮委工程部提出的《治淮方略》，也存在同样的缺点。当时皖北行署对此意见颇大，曾经在治淮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上对工程部提出批评意见，认为防洪保堤，除涝才能保收，要求重视治理涝灾。1952年汛期，安徽淮北地区发生一次较大涝灾，引起了治淮委员会对治涝的重视。在1952年9月召开的治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委员会议上，着重研究了淮河流域除涝问题。并于1952年11月召开了河南、安徽、江苏三省治淮除涝代表会议，三省治淮干部及农民代表300人出席。会议集中广大群众对解决淮河流域内涝问题的意见，讨论研究了消除淮河流域内涝的方针、方法及实施步骤。③
①《淮河流域治理综述》，王祖烈编著，水利电力部治淮委员会淮河志编纂办公室1987年3月印，第201页。
②《中国大洪水——灾害性洪水述要》，骆承政等主编，中国书店1996年12月第1版，第213页。
③《江苏水利大事记（1949-1985）》，江苏省水利史志编纂办公室1988年7月编印，第30、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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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5月治淮委员会召开第五次全体委员会议，会后由主任谭震林、①副主任曾希圣、吴芝圃、管文蔚等向中央写了《关于淮河水利问题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认为，由于中央治淮的方针是正确的，因此成绩亦就是基本的，但在具体执行中还存在着缺点：“对除涝保收未能达到应有的要求。因为破坏不堪的排水系统，没有进行必要的治理；其已做的河道疏浚整理工程，则因标准太低（排除麦作水），不能解决普通洪水的问题，不仅过洼地区积水无法排出，即一般较洼的平原，亦有因干水高于支水，支水高于平地，内外水顶托而积涝成灾，若遇非常洪水，则内涝更为严重，这是个严重的缺点。产生这个缺点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对内涝的全面性、严重性、频繁性、复杂性及除涝的重要性和艰苦性认识不足，亦即由于中国传统的重视防洪保堤，忽视除涝保收的片面思想没有受到批判和纠正，以致放松了治涝问题的研究，所以未能与改善当前农业生产的要求密切结合，其结果亦就不可能培植与提高群众抗灾治水的力量。直至1952年涝灾发生后，深深体会到问题的严重性，当即召开了治涝会议，并紧张地为治涝进行了全面的测量、勘察和对每一支河进行流域性的规划。”
《报告》提出了治涝的方针、方法和步骤：“在消除内涝问题上，仍然是以蓄为主，以排以辅，采取尽量蓄、适当排、排中带蓄（在河沟上建控制涵闸，以蓄水抗旱）、因地制宜、稳步前进的方法。分言之，除在山谷及湖泊洼地进行重点蓄水工程外，首先必须在内涝区域建立全面的、起码要求的、完整的排水系统，以消除经常发生的普通洪水的涝灾。并结合堤防工程，做到在非常洪水情况下不致漫溢泛滥。至于彻底达到根治之目的，须俟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继续扩大蓄水工程及普遍推广群众性的蓄水保水工程之后来求得实现。”②
在1954年冬至1956年5月进行第二次淮河流域规划时，河南、安徽、江苏三省都提出消除内涝的要求，河南省要求第一期达到10年一遇的除涝标准，并考虑采取更高的除涝标准。安徽省要求达到10年一遇的除涝标准。1956年5月完成的《淮河流域规划报告（初稿）》中关于防止水灾的规划，都包括防洪与除涝两个部分。除涝规划对各支流进行全面治理，达到当时水文计算20年一遇的除涝标准。淮河流域的除涝工作，由于中游淮北地区上游有河南来水，存在着洪涝的矛盾，即主客水矛盾，下游在汛期受洪泽湖和淮河干流水位的影响，排水出路不畅，加上历史上黄河数百年泛滥，排水系统受到严重破坏，所以淮河流域中，中游淮北地区是内涝最严重，最难治理和工程最艰巨的地区。逐步认识到除涝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在国民经济恢复后期与“一五”建设时期，结合淮河中游修建山谷水库、湖泊洼地蓄洪、淮河干支流河道整治等措施，开展了大规模的防洪除涝工程建设。
①1953年5月治淮委员会改组，曾山调北京工作，由谭震林兼任主任。
②《关于淮河水利问题的报告》，1953年5月25日，治淮委员会编印《治淮汇刊》第3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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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修建山谷水库。在此时期，安徽省境内淠河上游修建了佛子岭、响洪甸、磨子潭等3座大型水库，在史河上修建了梅山水库。详情见下表：
表4-4 1950～1957年淮河中游控制性水库工程统计表
水 库|河流|库容（亿立方米）|坝型|坝高（米）|主要工程混凝土量（万立方米）|修 建 时 间|投资(万元)|效益
佛子岭|淠河东源|4.83|连拱坝|74.40|23.0|1952.1～1954.11|7755.0|可削减100年一遇洪峰。与响、磨共用灌溉500万亩。发电装机3.1万千瓦
梅山|史河|22.75|连拱坝|88.24|35.2|1954.3～1956.4|9268.0|可削减1000年一遇洪峰。灌溉371万亩。发电装机4.0万千瓦。
响洪甸|淠河西源|26.31|砼重力拱坝|87.50|30.0|1956.4～1958.7|6163.0|可削减1000年一遇洪峰。发电装机4.0万千瓦。
磨子潭|淠河东源|3.37|双支墩大头坝|82.00|33.0|1956.9～1958.6|4396.0|可削减100年一遇洪峰。与佛、响共用可灌溉500万亩。发电装机1.6万千瓦。
资料来源：根据水利电力部基本建设司1986年6月编印《当代中国水利基本建设》第41～42页资料；淮河水利委员会编《中国江河防洪丛书?淮河卷》，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第206～209页资料综合整理。
从上表可看出，这4座水库库容较大，其中响洪甸水库总库容26.31亿立方米，梅山水库总库容为22.75亿立方米，是淮河流域两座最大的水库。4座水库的防洪、灌溉、发电等效益都很大，特别是灌溉效益，安徽的史、淠河灌区和河南的史河灌区，灌溉面积达到871万亩，成为我国丘陵区最大的灌区。4个水库共装水力发电机组12.7万千瓦，年发电量达到3.1亿度。更值得注意的是，4座水库均为混凝土高坝，其坝高远超淮河上游各水库土坝。其中，佛子岭水库和梅山水库的大坝都是混凝土连拱坝，响洪甸水库大坝为混凝土重力拱坝，磨子潭水库大坝为混凝土双支墩大头坝。这些大坝是建国后修建的第一批混凝土坝，且在坝型上有所创新。它们的主要特点是：
除响洪甸是重力拱坝以外，其他基本属于轻型坝。轻型坝设计和施工技术的要求较高，这在建国初期来说，困难很大。特别是1952年1月开工的佛子岭水库，以治淮委员会工程部部长汪胡桢为首的一批中国专家建议采用混凝土轻型连拱坝方案。这种坝型当时在美国的拜尔雷特建成了，但其它地方还很少见。就新中国来说，当时刚开始修建几座土坝，还没有修建过一座混凝土坝。轻型连拱坝的设计和施工，一般说比重力坝还要复杂些，特别是抗地震的性能如何，存在各种不同看法，苏联专家组也不赞成。但经过中国专家多次计算论证，证明技术上是可行的，治淮委员会主任曾山果断地决定：“既然中国专家提出的方案有道理，有把握，就应当相信中国专家。” ①佛子岭水库采纳了轻型连拱坝方案，从而取得了多快好省的成果，混凝土方量仅为重力坝的1/5，工期仅两年另10个月，比同时期西方国家兴建的工程并不逊色。尤其是继起的梅山水库，不仅是我国最高的，也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轻型连拱坝，这在科学技术上比较落后的我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作为治淮委员会主任的曾山，作为主持水库设计和施工的汪胡桢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
佛、梅、响、磨4坝的建设，主要由成建制转业的解放军水利工程第一师及民工1万多人进行。建设期间，正值抗美援朝之初，欧美等西方国家对我国物资禁运，人才不准回国。加以旧中国科技基础薄弱，在今日已属司空见惯的设计方法，已可成套供应之施工设备，在当年均属凤毛麟角。特别是第一个兴建的佛子岭水库，所倚以制胜者，在于建设者们的毕路蓝缕，竭忠尽智。工程设计人员自力更生地完成了一整套连拱坝设计，并对国外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如连拱坝横向地震力计算等，有所创新。采用了以水灰比定则为主的砼②配合比设计代替了传统的容积配比。从香港购进样机而仿造成振捣器，从苏联杂志看到报导而试
①钱正英：《治淮工作的好领导——回忆曾山同志》，《治淮回忆录》，水电部治淮委员会1985年9月编印，第4页。
②即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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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成加气剂及膨胀水泥。学习了苏联工业管理经验而实行了流水作业等，从而保证了工程质量。①可以不夸张地说，佛子岭水库的建设标志着我国现代化水利水电工程的诞生。
4坝成功的另一关键在于重视科学，重视人才，蔚然成风。当年佛子岭流传着“三顾茅芦”和“佛子岭大学”的故事。前者是说1949年底水利部总工程师须恺函邀浙江大学教授汪胡桢参加治淮。解放前汪胡桢曾参与国民政府的导淮察勘设计工作，但由于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及战乱，他的才华和热情无法施展，故起先对新中国刚刚成立是否有力量治理江河，曾抱有疑虑。1950年初，周恩来总理亲自写信邀汪胡桢参加治淮，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刘宠光登门请汪胡桢出山治水的事。②后者是说佛子岭的技术干部自己组织，互教互学，学以致用的事。③由于新老知识分子感于党的知遇，故能竭忠尽智，意气风发，没有假日和星期天，没有八小时内外，精心设计，终于克服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同时能兼采众长，而较少受某些“框框”及“左”的影响。例如在坝型、砼的含钢率、坝体上游防渗层厚度等方面采用了欧美的标准，而在消能、过汛以及加气剂等方面则接受了苏联专家的建议。这就不仅使工程获益，而且为水利建设树立了积极进取和大胆创新的良好风尚，丰富了水利科学，培育了一代水利建设人才、技术力量。
当然4坝建设的道路不是笔直的，也存在弯路和失误。佛子岭水库、磨子潭水库设计防洪标准偏低，而两库共同运用，仍嫌控制流域面积偏小，说明规划上存在问题。梅山水库拱垛曾先后出现1000余条裂缝，④则说明勘查和设计方面的失误。作为历史教训，是应该记取的。
2．湖泊洼地蓄洪工程。治淮初期，根据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在洪河口至正阳关之间，修建了城西湖、城东湖、濛河洼地三个蓄洪区；在正阳关以下的东淝河出口，修建了瓦埠湖蓄洪区。城西湖蓄洪区在淮河右岸沣河出口处，于1950年冬初动工，蓄洪量为28.7亿立方米，蓄洪水位26.5米。在润河集修建了润河集蓄洪控制工程，1951年春季建成，包括进湖闸、
①汪胡桢：《沸腾的佛子岭——佛子岭水库建设的回忆》，《治淮回忆录》，水电部治淮委员会1985年9月编印，第40～76页。
②陈国才：《回忆治淮二三事》，《治淮回忆录》，水电部治淮委员会1985年9月编印，第158页；水利部治淮委员会：《汪胡桢先生对治淮的卓越贡献》，《中国水利》1989年12期。
③蔡敬荀等：《怀念“佛子岭大学”的老校长汪胡桢先生》，《中国水利》1989年12期。
④《中国江河防洪丛书?淮河卷》，淮河水利委员会编，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第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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拦河闸、固定河槽及堤防培修等工程。城东湖蓄洪区在淮河右岸汲河出口处，于1950年动工，1951年完成拦河堤坝工程，先用临时拦河坝启闭蓄洪，至1953年建成城东湖闸，可以进洪和退水。城东湖蓄洪量，当蓄洪水位26米时为15.8亿立方米。瓦埠湖蓄洪区在淮河右岸东淝河出口处，1951年动工，于1952年汛前建成，主要工程有拦河堤坝与东淝河闸。瓦埠湖蓄洪水位没有明确规定，治淮初期曾定为22.0米，蓄洪量为13.5亿立方米。濛河洼地蓄洪区在淮河左岸，王家坝至史灌河入淮处之间，于1951年冬开工，至1953年汛前建成，蓄洪工程包括筑堤与进洪闸和退水闸，当洪水位27.5米时蓄洪量为17亿立方米。以上四个湖泊洼地蓄洪区，以濛河洼地使用次数最多，其次为城东湖与城西湖，瓦埠湖未经有计划蓄洪。拦洪作用以城西湖为最大。
润河集蓄洪控制工程是控制淮河中游洪水的锁钥。淮河中游的根本问题，是蓄泄不当。安徽正阳关以上可泄12000立方米/秒。以下则仅6500立方米/秒，相差达一倍。正阳关以上原有城西湖、城东湖、濛河洼地等8个湖泊，总容量72．12亿立方米，但因没有控制，先期来的洪水，虽河道尚可下泄，湖中却已蓄满。待高峰到来，河湖均已饱和，无能为力，造成破堤成灾。而润河集蓄洪控制工程使河湖分家，控制正阳关以下泄量不超过安全泄量。该控制工程位于安徽省霍邱县淮河干流上。由拦河闸、进湖闸、固定河床、拦河土坝组成。平水时由固定河床下泄，涨水时利用拦河闸启闭，调节入淮水量及濛河洼地蓄量。当来水超过下游安全泄量时，开启进湖闸，分水到城西湖等地。该控制工程由水利部顾问苏联水利专家布可夫具体设计。
润河集蓄洪控制工程于1951年3月开工，7月基本完成。1952年继续修建闸下静水池。但由于设计中的失误，在1954年7月的淮河大洪水中，放水不到一天，洪水就将进湖闸静水池冲毁。为保闸身安全，不得不关闸，于大堤扒口分洪入城西湖。整个控制工程和城西湖遂失去了对洪水的有效控制，给中游防汛造成很大困难和被动。①以后城西湖渐被围垦，润河集分水闸以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而告终。但从技术角度看来，润河集工程也有其成功的方面。如学习苏联经验控制闸不打基桩等，不仅克服了材料设备困难，而且大大缩短了工期，节约了投资。②更重要的是使技术人员解放了思想，为以后一系列水闸工程不用基桩的滥觞。在规划上总的思路是正确的，但设计标准偏低，消能工过薄，以致始用而毁。
①傅作义：《1954年的水利工作总结和1955年的工作任务》，《1949-1957年历次全国水利会议报告文件》，水利部办公厅1957年编印，第201页。
②《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第4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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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淮河干支流治理。淮河干流治理以筑堤为主，包括淮河干堤、行洪堤和淮南、蚌埠两市圈堤，其中以淮北大堤为重点。淮河干流堤防，在本时期经过两次大培修。第一次是1950年冬至1951年春，是按1950年洪水位修建的，堤防标准低，堤顶宽3～6米，总长903公里，共筑堤土方2281万立方米。第二次是在1954年大洪水以后，经过流域规划于1955年冬至1956年夏进行，加高培厚淮北大堤，部分堤段退建，堤顶高出1954年洪水位2.0米，堤顶宽6～10米，共计筑堤土方4334万立方米。另外，还有1954年洪水后堤防修复工程，于1954年冬至1955年春进行，包括淮河干流及行洪堤、蓄洪堤，共计土方3812万立方米。以上三项合计，共做筑堤土方10427万立方米。①其次为开挖泊岗引河工程。1951年4～5月，治淮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决定了淮河在五河以下干支流分治的原则，要求五河内外水分流，以解决内水排涝问题。故开挖泊岗引河工程是将淮河干流在浮山窑河口、泊岗集和下草湾三处分别堵断，淮河另由泊岗以南开挖引河下泄，使五河地区的内水全部经由漴潼河、窑河、下草湾引河直入洪泽湖，以解决宿县地区的内涝问题。泊岗引河在浮山以下，自浮山至泊岗进行切滩放宽河槽，泊岗以下开挖新河，长7.35公里，底宽262米，中泓水深9.26米。该工程包括引河、切滩、拦河坝及退建堤等，共计土方2747万立方米，是淮河干流的一项巨大工程。工程于1952年10月动工，至1954年汛前完成。第三为行蓄洪区修建庄台工程。1953年至1954年期间，在4个蓄洪区和部分行洪区修建了一些低标准的庄台，每人居住面积8～10平方米，共计土方1163万立方米。
淮河中游支流治理工程，主要在淮北平原区。在1950年冬至1952年期间进行治理的河道有西淝河、濉河、沱河、安河、赵王河、港河、奎河、拖尾河等，并开始进行五河内外水分流中的漴潼河治理工程。漴潼河疏浚工程包括漴潼河扩大、峰山切岭和护坡、下草湾引河工程，于1951年冬开工，1954年汛前全部完成，共计土石方2524万立方米，使淮北平原增加了一条直接入洪泽湖的排水河道。1953年起，根据1952年11月治淮委员会召开的三省治淮除涝代表会议的精神，在淮北平原区各支流进行全面查勘和规划，开始对各支流进一步治理。除继续进行五河内外水分流工程外，对濉河、北淝河、泉河、泥黑河、西淝河与港
①《淮河流域治理综述》，王祖烈编著，水利电力部治淮委员会淮河志编纂办公室1987年3月印，第193～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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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等进行全面治理，包括开挖部分大、中、小沟，在入淮河口建闸，防止淮水倒灌等。以上淮北地区各支流治理工程在1951年至1956年期间，共做土方19426万立方米，初步改善了淮北平原区的排水条件。①
三、淮河下游的治理
淮河下游的治理，重点是开挖苏北灌溉总渠。
淮河原由江苏涟水云梯关入海，自黄河夺淮，被迫改道入江。1855年黄河北归后，遗留下一条长170多公里的废黄河。由于淮河尾闾不畅，导致多灾。故自清末起多有恢复入海水道之议。方式不外两种：一是疏浚故道，一是另辟新道。②然故道由于自金迄清700余年淤塞，已高出两岸地面6～8米，且多系流沙，疏浚不仅费功且难持久。新道水势较顺，然需占农田及新修建筑物。建国以前，由于土地多为地主豪绅所有，新道之议阻格难行。故国民党统治时期江苏省政府在1934～1936年主办的导淮入海工程，仍是疏浚故道。设计河底宽162米，实际完成35米。③这在宽达4～5公里的故道来说，无异挑了一条小沟。加以坡系流沙，风雨冲徙，不久即废。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土地归人民所有，才有了选择和开辟最合理入海水道的条件。
根据1950年10月政务院颁布的《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下游开辟入海水道，以利宣泄；同时巩固运河堤防，以策安全。洪泽湖仍作为中、下游调节水量之用”的精神，④治淮初期，淮河下游就积极准备开辟入海水道，以保下游防洪安全。但由于1951年4月底治淮委员会工程部完成的《治淮方略》中采用了1950年和1921年洪水作为淮河干流治理的设计洪水，防洪标准偏低，曾经否定了下游入海水道的开辟，而改为开挖洪泽湖至黄海的苏北灌溉总渠。规划苏北灌溉总渠结合灌溉能排泄洪泽湖洪水700立方米/秒。这项规划在1951年7月26日水利部召开的第二次治淮会议上得到确定。
①《淮河流域治理综述》，王祖烈编著，水利电力部治淮委员会淮河志编纂办公室1987年3月印，第195页。
②参见《淮河水利简史》，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淮河水利简史》编写组编著，水利电力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第296～300页。
③《中国江河防洪丛书?淮河卷》，淮河水利委员会编，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第181页。
④《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第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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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灌溉总渠位于废黄河之南，射阳河之北。可不打乱原有水系，上起洪泽湖的高良涧闸经江苏淮阴、淮安、阜宁、滨海等县下至六垛由扁担港入海，全长168公里，底宽60～80米，工程采取两岸筑堤，漫滩行洪。平时可从洪泽湖引水500立方米/秒，灌溉农田300万亩。汛期则可分泄700立方米/秒洪水入海。土方工程于1951年11月2日全面开工，分冬春两期进行，动员盐城、南通、扬州等地区民工119万人次，于1952年5月10日竣工，完成土方6322万立方米。①并修建了高良涧、运东和六垛南北闸等节制闸以及涵洞等工程。苏北灌溉总渠建成后，因断面冲深能泄洪800立方米/秒。同期还在苏北灌溉总渠北另建排水渠133公里，遂成为三堤两河。整个工程完成后，对排洪、排涝、灌溉、航运、发电确起了很大作用。如1954年7月淮河发生大洪水，苏北灌溉总渠分泄了803立方米/秒。当然，从整个规划来说，苏北灌溉总渠究竟代替不了入海水道，其设计流量是偏小的。淮河未开辟入海水道，使淮河下游治理走了弯路。虽然1954年大洪水以后，在1956年5月制订的《淮河流域规划报告（初稿）》中，重新确定了开辟入海水道工程。但始终未付诸实施。
淮河下游的治理工程还有：1950年冬到1951年春，动员泗阳、淮阴、淮安、宝应、高邮、江都等县民工31.7万人，进行了里运河和中运河的复堤工程，完成土方653万立方米，并培修了洪泽湖大堤；对入江水道高邮毛塘港进行切滩，土方41.8万立方米；对淮阴以下的废黄河进行疏浚，土方36.7万立方米。②1952年10月1日，开工修建洪泽湖拦洪蓄水控制工程三河闸，于1953年7月25日竣工。三河闸在洪泽湖最高水位15.32米时可下泄流量8000立方米/秒，以控制淮河入江水道流量，保证运河堤防安全。该闸闸身总宽697.75米，共分63孔，每孔净宽10米，闸底高程7.5米、顶高17米，计土方939万立方米，混凝土5.14万立方米，参加建设的民工有15.8万人。③1954年冬至1955年春，进行了1954年汛后恢复工程，包括洪泽湖大堤加固、三河复堤、运河堤恢复等工程。
①《江苏水利大事记（1949-1985）》，江苏省水利史志编纂办公室1988年7月编印，第24页。
②《江苏水利大事记（1949-1985）》，江苏省水利史志编纂办公室1988年7月编印，第18页。
③《江苏水利大事记（1949-1985）》，江苏省水利史志编纂办公室1988年7月编印，第31、37页。
习斋 2006-10-23 04:55
第四章第四节 治理淮河的成就及经验教训
建国之初，在国民经济恢复和“一五”计划建设时期，根据毛泽东“一
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淮河流域的人民群众和工程技术人员以根治淮河、使淮河流域6000万人民和2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永绝水患的豪情壮志，展开了对淮河全流域、多目标的全面治理，从而迈出了根治淮河坚实的第一步。这一时期的治淮工程，具有质量较好，速度较快，费用较省，效益较大的特点，建设者们创下了辉煌的业绩。
在1949年至1957年期间，淮河全流域共完成土方15.1亿立方米，其中上游河南省2.3亿立方米，中游安微省5亿立方米，下游江苏省6.2亿立方米（包括沂沭泗地区），山东省沂沭泗地区1.6亿立方米；共做石方678万立方米，混凝土174万立方米。国家投资13.3亿元，①其中河南省3.1亿元，安微省5.2亿元，江苏省4亿元，山东省1亿元。
这一时期的工程效益，概而言之：在山区修建了9座大型水库，总库容86亿立方米，兴利库容24亿立方米，为水库下游的防洪、排涝、灌溉起了很好的作用，也为水库发展水电、水产、航运、供水等提供了条件。在平原区修建了13处湖泊洼地蓄洪工程，总库容272亿立方米，其中洪泽湖、骆马湖、南四湖成了蓄洪蓄水水库，兴利库容42.6亿立方米。
淮河中下游河道经过治理，使淮河干流中游的泄洪能力从不到6000立方米/秒，增加到正阳关以下10000立方米/秒、涡河口以下13000立方米/秒，达到40至50年一遇的防洪标准，可以防御1954年洪水。洪泽湖以下使原有泄洪能力不到8000立方米/秒，增加到可以控制泄洪9000立方米/秒，使下游防洪标准达到40至50年一遇，保证1954年洪水防洪安全。沂沭泗下游地区的泄洪能力从不到1000立方米/秒提高到7000立方米/秒，使这个连年洪水泛滥的地区防洪标准提高到10年一遇。②初步改变了过去“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局面，打下了淮沂沭泗两大水系的防洪基础。
此外，通过除涝工程，使平原地区大部分支流得到初步低标准的治理，局部地区进行了大中小沟配套工程，涝灾有所减轻。同期增加灌溉面积1500万亩，达到3252万亩，其中以河南、江苏两省增加较多。
①《淮河流域治理综述》，王祖烈编著，水利电力部治淮委员会淮河志编纂办公室1987年3月印，第199页；另一说到1957年冬，治淮国家投资12.4亿元，见曹应旺著：《周恩来与治水》，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24页。
②《淮河流域治理综述》，王祖烈编著，水利电力部治淮委员会淮河志编纂办公室1987年3月印，第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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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淮河是新中国第一个全流域的治水事业。取得显著成就的原因应归结为：首先，治淮开始，中央提出的治淮方针、决策，符合淮河流域客观实际情况，全流域各省能以大局为重，团结治水。尤其是涉及两省的工程，在治淮委员会的主持下，做到统一规划，统一治理；发生了水利纠纷及时得以协调和化解。
其次，工程施工中，严格遵循基建程序，遵守规章制度，注重加强对民工的管理，做到精心施工，讲求质量。工程单位都明确，没有批准的设计，没有批准的开工报告，不准开工。经上级批准的设计文件是水利建设上的法律，施工单位或部门的任何人都不得任意更改。①对参建民工的劳动普遍实行按劳取酬制度，民工及时或提早保质保量完成任务的，有奖励，赏罚分明，从而激励了民工精心施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佛子岭水库建设中还首开流水作业的施工法，②进一步保证了混凝土大坝的浇筑质量。
其三，重才、用才和育才。建国初期，大规模的治淮工程，处处需要各种技术和行政管理人才。党对知识分子非常信任，委以重任，让其放手工作，如治淮委员会工程部的部长汪胡桢及规划处、测验处、工务处、工管处的处长们都是中年或中年偏上的从旧社会过来的水利专家。为赶超世界水利科技先进水平，治淮委员会鼓励科技人员自己提出科研奋斗目标，在若干年内努力达到。在此氛围中，科技人员雄心勃勃，斗志昂扬，钻研水利科技蔚然成风，在治淮工程建设中发挥出决定性的作用。治淮委员会还注重青年人才的培养，从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工学院等院校争取来许多应届毕业生，并选派优秀的大专毕业生去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继续深造。③1952年10月，治淮委员会在安徽怀远县正式成立“淮河水利专科学校”，为淮河流域4省培养了大批水利人才。这一时期，参加治淮的工程技术人员最多时达到16000人。④
①潘人龙：《回忆50年代治淮》，《治淮回忆录》，水电部治淮委员会1985年9月编印，第129页。
②汪胡桢：《沸腾的佛子岭——佛子岭水库建设的回忆》，《治淮回忆录》，水电部治淮委员会1985年9月编印，第76页。
③潘人龙：《回忆50年代治淮》，《治淮回忆录》，水电部治淮委员会1985年9月编印，第131～132页。
④《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第4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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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治淮党政领导作风民主，肯倾听群众意见，特别是工程技术人员的意见，能深入考虑治淮问题，作出果断决策，发现问题能及时研究改正。且能严于律己，起表率作用。1954年7月淮河发生大水，已调任水利部副部长的钱正英临近分娩，仍坐镇治淮委员会亲临指挥防汛抗灾，其精神给抗灾的干部、群众以很大鼓舞。①
其五，在治淮过程中，各地各级政府对于水利移民问题比较慎重，采取了较稳妥的政策和措施。做到尽可能少迁移人口，努力保证被迁移人口的生活水平不低于迁移前的水平，保证土地、住处，并作大量艰苦耐心的政治工作。据淮河上游的河南省水利厅统计，该省先后兴建了石漫滩、板桥、白沙、南湾、薄山等大型水库，需迁移人口53104人，均得到较好安置，无返迁人口。详情见下表：
表4-5 河南省大型水库区人口迁移情况统计
水库|建库地址|建库时间（年）|淹没土地面积（亩）|迁移人数（人）|已安置人数|回流人口（人）
石 漫 滩|舞 阳|1951|8600|2923|2923|
板 桥|泌 阳|1951|49900|14247|14247|
白 沙|禹 县|1951|14700|8985|8985|
南 湾|信 阳|1952|43446|23667|23667|
薄 山|确 山|1952|21770|3282|3282|
小 计|——|——|138416|53104|53104|
资料来源：根据貊琦主编《中国人口（河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148页资料整理。
这一时期的治淮工作也有若干教训。主要是水文帐偏小，防洪标准偏低，工程留有余地不够。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治淮工作完全是白手起家，一切都得从头来。由于缺乏历史水文资料，原来就不完备的一点导淮资料，在解放前夕被国民党运到台湾。故新中国的治淮工作从水文测站的布设、流域地形的测量到规划方案的探讨，一切都得从头来。加之经验不足，致使治淮工程水文帐偏小，防洪标准偏低。如初期《治淮方略》中干流规划是以1931年、1950年洪水为标准，仅相当40年及10年一遇。当遭遇1954年大洪水时，多处工程失事。正由于规划思想的局限性，在工程部署上取消了入海水道，而代之以仅通800立方米/秒的苏北灌溉总渠，使7大江河之一的淮河，竟无自己的尾闾。也正是同样的原因，导致了1975年8月石漫滩、板桥水库的失事。
①陈国才：《回忆治淮二三事》，《治淮回忆录》，水电部治淮委员会1985年9月编印，第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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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此问题的认识，也应看到另一方面，即建国之初，百废待举，百业待兴，国家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所能负担是有限的。建国初期淮河流域规划标准偏低，但治水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改进的过程。流域规划也是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是个不断发现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故必须根据社会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要求不断地进行补充、修订。后人不必苟求前人。
其次是一些工程施工前准备不足，施工中组织管理工作不细致不周密，以致工程遭受损失。如“河南颍河工程，在底线没有定出之先，民工已到工地，以致被动的一面测量、一面施工，因此有些河段的高程定高了，完工以后又须重新加工。”再如1950年冬修水利，“皖北泗洪、无为县住房食粮工具物资均准备不充分，民工上堤后，吃饭不做工，有的因为没有房子住，吃完饭就走，粮食浪费有一百万斤。” ①凡此种种，不再赘述。
①张含英：《1950年水利工作初步总结》，《1949-1957年历次全国水利会议报告文件》，水利部办公厅1957年编印，第58页。
习斋 2006-10-23 04:57
第五章 黄河的防治与规划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展开对大江大河的治理中，限于国家的财力和物力，必须有所集中，突出重点。故着重针对水患严重的淮河水系，进行了系统的大规模治理，迈开了根治淮河的坚实步伐。但突出重点，并不等于置其他江河于不顾，而是在根治淮河的同时，积极进行对黄河、长江等大江大河的防治工作；调集水文、气象、地质、水利工程等科技力量，展开对黄河、长江等大江大河的全流域性的勘查工作，为制定治本的规划收集系统完备的资料。在此基础上，根治黄河的规划已具雏型，开始付诸实施；根治长江的规划也在勾划之中。
国民经济恢复和“一五”计划建设时期，是治理黄河非常重要的时期。在此时期的第一阶段，即1949年至1955年间，在党和国家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黄河沿河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努力，一方面开展了大规模的修防工作，实行宽河固堤，开辟滞洪区，为后来战胜1958年大洪水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又在总结前人治河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除害兴利”的治黄总方针，兴建引黄灌溉济卫工程，并积极开展各项治本准备工作，编制治黄规划。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黄河规划，从此治黄事业进入了一个全面治理、综合开发的新阶段。
第一节 黄河防治事业的展开
一、治黄机构的建立与治黄方针、任务的确立
新中国统一的治黄机构，是伴随着新中国成立的步伐组建起来的。1948年12月，随着辽沈战役、淮海战役的胜利和平津战役的顺利进行，解放战争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是月，华北人民政府受党中央委托，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附近华北人民政府水利委员会驻地召开会议，冀鲁豫边区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山东省河务局局长江衍坤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着重研究了筹建统一治河机构黄河水利委员会和组织规程草案等问题。①1949年6月16日，华北、中原、华东三个解放区在济南召开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大会，华北解放区的委员王化云、张方、袁隆（因公未到），中原解放区的委员彭笑千、赵明甫、张惠僧，华东解放区的委员江衍坤、钱正英、周保祺参加了会议，一致推选王化云为主任，
①《山东黄河大事记（1946-1984）》，山东黄河河务局黄河志编纂办公室1985年9月编印，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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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衍坤、赵明甫为副主任。会议经讨论，通过了以防洪为重点，建立电讯加强联系，提高治黄技术，建立报告制度等项决议。①会议还确定黄河水利委员会驻开封市。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在北京召开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决定黄河水利委员会由水利部直接领导，为直属水利机关。②12月，政务院第12次政务会议通过任命王化云为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
与筹建统一的治黄机构的同时，新中国的治黄方针也在酝酿之中。1949年8月，大西北行将解放，整个黄河流域将为人民所掌握。为了安排建国后的治黄工作，黄河水利委员会起草了《治理黄河初步意见》，于8月31日以王化云和赵明甫的名义呈报给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文件中提出：“治理黄河的目的，应该是变害河为利河。治理黄河的方针，应该是防灾和兴利并重，上、中、下三游统筹，本流和支流兼顾”。“治河是应该以整个流域为对象的。”③为进一步商讨制定新中国的治黄方针和任务，1950年1月22日至30日，黄河水利委员会在开封召开了治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山东、平原、④河南三省河务局和西北工程局、宁绥工程总队等单位的领导。刚从黄河水利委员会调任水利部副部长的水利专家张含英也参加了会议并讲了话。这是一次统一思想、团结治河的会议。经与会者认真讨论，对黄河水利委员会草拟的“除害兴利”的治黄总方针取得了一致意见。但是，对于如何兴利，怎样起步走，有不同意见。
根据建国初的情况，王化云在会上提出黄河防洪固然是重点，应加强堤坝工程，但举办引黄灌溉济卫工程，作为在下游引黄灌溉的试点也是需要的。几千年来，黄河两岸人民世世代代饱受洪水泛滥的祸害，如今应让黄河水在下游也能为人民造福，作为变害河为利河的一次尝试。然对于要不要兴办引黄灌溉济卫工程，在会上却引起一场争论。关于修建引黄灌溉济卫工程的初步计划，在1949年8月以王化云和赵明甫的名义呈报给董必武的《治理黄河初步意见》中已经提出。1949年10月8日，董必武在复信中，对于修建该工程已表示同意。1949年11
①《山东黄河大事记（1946-1984）》，山东黄河河务局黄河志编纂办公室1985年9月编印，第24页。
②《1949-1957年历次全国水利会议报告文件》，水利部办公厅1957年编印，第23页。
③王化云：《我的治河实践》，《黄河史志资料》1990年第1期。
④平原省：建国前夕的1949年8月，在冀鲁豫边区的基础上建立了平原省，省人民政府驻新乡市。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关于调整省区建制的决议》，决定撤销平原省，其行政区划分别划归山东、河南、河北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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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水利部召开的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上，该项工程又被作为“有极大收益的工程”之一，予以支持。①但是，在这次治黄工作会议上，对于要不要兴办此项工程，却有不同意见。
1949年9月，黄河中下游发生大水，干流花园口洪峰流量达12300立方米/秒，黄河下游两岸大堤不断出险，各种隐患和险点都充分暴露出来。大水过后，河堤急待培修加固，修防任务十分繁重。其时国家财政非常困难，但中央人民政府仍然批给黄河修防1.79亿斤小米的工程费，几乎占全国水利建设费用的1/4，②说明中央对治黄工作十分重视。故会上有意见认为这笔钱来之不易，应首先集中用于下游河堤修防，多做工程。认为保证黄河不决口，就是对两岸人民最大的兴利。现在应该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认为：“这样作是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有的同志对在黄河大堤上开口子建涵闸，能否保证安全表示怀疑，因为过去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做。还有同志担心水引不出来，因为黄河游荡得很厉害，即使水能引出来，因泥沙多，恐怕用不了很长时间。③总之，由于与会者都缺乏经验，对某些问题在认识上存在分歧是正常的现象。会议经过严肃认真的讨论，最后还是统一了认识。与会的张含英也表示坚决支持。钱正英④起草的会议总结中说：“在治本问题未解决前，黄河的全面兴利是不可能的，但是，利用可能的条件，试办中型和小型灌溉工程，帮助沿黄群众发展生产，并且通过这种工程，积累经验，培养干部，还是必要的”。会议最后同意兴建引黄灌溉济卫工程。经报请水利部，获得批准。
这次会议还决定大搞水土保持。开会期间，大家观看了吴以敩工程师从美国带回的关于水土保持的幻灯。经过讨论，大家认为大力搞水土保持工作是十分重要的。
二、宽河固堤和兴建石头庄滞洪工程
黄河大堤总长2129公里（包括太行堤、金堤及东平湖堤），其中临黄大堤1323公里。左岸临黄大堤由河南孟县至封邱，长垣至台前，山东阳谷至利津，长604.8公里。右岸临黄大堤由河南邙山至山东梁山，平阴长清间山地无堤，济南至垦利，长718.7公里。黄河堤工之异于其他河流者有二：一是黄河为地上
①《1949-1957年历次全国水利会议报告文件》，水利部办公厅1957年编印，第22页。
②王化云：《建国初期治黄工作回忆》，《黄河史志资料》1986年第4期。
③王化云：《建国初期治黄工作回忆》，《黄河史志资料》1986年第4期。
④钱正英1949年4月4日任山东省黄河河务局副局长，1949年6月兼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1950年2月26日调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任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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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河。河床年平均淤高6～10厘米，使临河高于背河，一般差3～7米，最大达10米。故一旦决口，水患远烈于他河，且常伴以改道，不能水落归故，有史以来已历6次大改道。①这一特点，决定了黄河堤防必须定期加高。二是由于历史原因，黄河河道上宽下窄，河南段堤距5～10公里，最宽达20公里，河槽宽为1～3.5公里。山东段堤距0.4～5公里，河槽宽0.4～1.2公里，最窄处仅300米。中间有一过渡段。这一特点，则决定了黄河下游需采取一定的滞洪分流措施。1950年1月治黄工作会议结束后，黄河下游的修防工程正是针对这两个特点，一方面采取“宽河固堤”的方策，根据具体情况扩大河道排泄洪水的容量，修整坚固堤防，另一方面则举办了石头庄滞洪工程。
黄河下游②大堤复堤是在1946年3月国民党政府于花园口堵口以后开始的。由于历经八年抗战，河道久不过水，獾鼠栖止，风雨剥蚀，黄河堤坝残破无形。冀鲁豫、渤海解放区军民，一手拿枪，一手拿锨，抢时间争速度，赶在1947年7月汛期前完成了下游大堤复堤。此次复堤是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老堤基础上加修而成的，故堤身有大量隐患未及清除。1949年9月黄河大水期间，平原省和山东省河段堤防光漏洞就出现435处，③两岸堤防出现脱坡、管涌、渗水等，险情丛生。造成这次险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河道内民埝严重阻水，造成排水不畅。因此废除民埝、加固大堤是当时下游防洪的首要任务。
黄河下游是一条上宽下窄的地上悬河，陶城埠以上宽河段两岸堤距5至20公里，滩地面积达3000多平方公里，具有显著的滞洪消峰作用。但是，滩区群众为了保护庄稼不被水淹，过去修筑了大量民埝，缩窄了河槽，严重影响排洪。另一方面，民埝内滩地因长期不能漫水落淤，临背悬差日益增大，一旦洪水直冲大堤，顺堤行洪，大堤将很难防守。为了保障全局的利益，黄河水利委员会制定了废除民埝的政策，规定原来没有民埝的地方不许再修，对已有的民埝，妨害大的动员群众拆除，妨害不大的不许加修。④由于河南省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的重视与配合，至1954年滩区民埝已基本废除，对于河道排洪和滞洪削峰均发挥了很好的作用。1954年汛期在花园口洪峰流量15000立方米/秒，到达孙口只有8640立方米/秒，削减了42%。
①《中国江河防洪丛书?总论卷》，李健生主编，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第125页。
②黄河下游指由沁河口到海口的一段；由青海贵德到沁河口称为中游；贵德以上称为上游。
③袁隆：《回忆人民治理黄河初期惊心动魄的斗争》，《水利史志专刊》1991年第1期。
④王化云：《建国初期治黄工作回忆》，《黄河史志资料》198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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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黄河大堤进行的第一次全面加高培厚从1950年开始。施工中统一了大堤设计标准，规定了一系列保证质量的措施，如20～30公斤的轻硪改为60～70公斤的重硪。黄河大部分县段，打硪作到了4公寸虚土打到3公寸或2.8公寸，个别的打到2.5公寸。①且大多能保锥（经锥试保水）110分钟。②大堤土方工程全部由农民自己组织起来的包工队承包，实行包工包做，按方给资的办法，1954年平均工效达到5.32立方米，一般民工每天收入1元左右，做到了有吃有落，群众修堤的积极性很高。③1951年春季修堤，平原省寿张县推土平均效率7方多，河南省郑县平均8方多，比1947年提高3倍以上。④除了对大堤加高培厚，使堤顶一般超过1933年洪水位1.5～3.0米，还对全河149处险工的4900处秸料（高梁秆子）坝全部改为石料坝。⑤坝埽与大堤有唇齿相依的关系，是抗御洪水的重要工程，过去绝大部分均用秸料筑成，由于质轻、易腐、不耐久，一遇大溜顶冲，容易蛰陷溃垮，甚至造成决口。为了改变上述被动状态，黄河水利委员会制订了将秸料埽坝逐步改建为石坝的计划，到1954年基本改完，完成360万立方米石方。从而初步固定了险工，保护了大堤安全。
在加固大堤中，1951年平原省封丘县修防段工人靳剑发明了用钢锥锥探堤身隐患的办法，极大地推动了加固大堤工作的开展。獾、狐等动物在堤身挖洞做窝，是造成大堤隐患的重要原因。通过对两岸大堤普遍进行锥探检查，在古老的堤防内部，发现3～4万处獾洞鼠穴都进行了整理修补。⑥为了防止暴雨对堤坡
①张含英：《1950年水利工作初步总结》，《1949-1957年历次全国水利会议报告文件》，水利部办公厅1957年编印，第46页。
②王化云：《二年来人民治黄的伟大成就》，《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第472页。
③王化云：《建国初期治黄工作回忆》，《黄河史志资料》1986年第4期。
④王化云：《二年来人民治黄的伟大成就》，《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第47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