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斋 2006-10-22 10:19
中国商业史的研究进展与走向——中国商业史学术讨论会侧记
作者：钞晓鸿
钞晓鸿(厦门大学 361005)
2004年3月28日至31日，由中国商业史学会等单位联合发起，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承办的中国商业史学术研讨会在福建省武夷山市举行。50余人出席了此次商业史盛会。现将会议主要讨论的情况作一简要介绍。
商业史研究现状。胡平(前任会长)就商业史研究面临的问题与出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批评某些流行的电视节目有歪曲历史的倾向，甚至出现了“小历史颠覆大历史”；赞赏《晋商》等专题片态度严肃、内容丰富，倡导商业史研究中应有“大历史”的概念；强调要重视商业经营方式与商人的商业智慧及其影响，研究中更多地体现出“人性”；呼吁从世界商业史的宏观视角审视中国商业发展史，中国商业史与世界商业史研究必须接轨。在商业史研究领域方面，他认为：以前考察商业与商品经济方面的论著多，而研究商人特别是商人精神方面的成果少，建议以研究商人的历史来展现商业的发展过程；以前研究多是大跨度的纵向概论或是断代考察，主张加强某领域、某专题的深入研究，以推动商业史的研究水平。孔祥毅(山西财经大学)简明扼要地回顾了4年以来，中国商业史学会及其分支机构的重大活动，如成立专业委员会、举办学术会议、策划支持电视专题片《中国商业史》与《晋商》拍摄、同地方政府与社会力量合作挖掘商业史的各种资源等等。在相关研究理论方面，黄做成(扬州大学)的《立足本土，建设文化经济学理论——从两淮盐商文化说开去》指出，中国文化经济学发展滞后，而两淮盐商曾经创造了辉煌的经济与文化成就。其盛衰的经验与教训为研究文化经济规律提供了典型材料。呼吁以此研究为契机，立足本土，建立中国的文化经济学理论。
商业政策与思想。余鑫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抑商政策与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认为历史上的抑商政策并非抑制一切商业，而特指抑制民间商业或私人商业，对官营商业、官僚以权经商或与其勾结的大商人等并不抑制；抑商政策在西汉时期
制度化，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杨松华(北京工业大学)的《中国古代政府的抓放式政策调节机制与实证分析》，提出中国古代中央政府对国家政策实行一张一弛、一收一放的抓放式有序调整，并以“抑商”政策为例分析这种政策调节机制的客观性与有效性。阎应福(山西财经大学)的《中日两国近代化之初的重商思想》认为，中日两国在步人近代化之初都经历了重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阶段，这一思想的基础是古代中日两国反传统的重商思想，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西方经济思想的影响；中日两国近代化之初的重商思想也有内容等方面的相异之处，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条件的不同，受传统重农抑商思想及西方经济思想的影响程度也存在差异。
商人及商业经营管理。福建与台湾的行郊(或称郊行)商人，是清代地方商帮的一个特殊组织名称，然而对于郊商在福建祖籍地的组织形式及其活动特征，学界以往论述甚少，陈支平(厦门大学)的《清代泉州黄氏郊商与乡族特征》，以自己搜集的珍贵民间文献，对泉州黄氏郊商进行了深入探讨。文章认为，清代泉州晋江铺锦黄氏郊商的发展，是与乡族内部的传承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血缘、地缘脉络明显，在经营地域与业务方面具有趋同性，郊商也成为维护稳定、控制民间基层社会和乡族组织的重要力量；郊商及其子弟对于乡绅的靠拢与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商业资本的自主发展。刘建生、吴丽敏(山西大学)的《试析清代晋帮茶商经营方式、利润分析及其经营绩效》，认为清代晋籍茶商采取了从采购、加工、运销的一体化经营方式，使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促进了国内茶叶生产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在鸦片战争前期，通过内部制度改革，降低成本，提高经济绩效；后来外部环境变化，晋商在经营中的绝对成本大大高于与之竞争的俄国商人，加之内部制度缺陷，导致晋籍茶商走向衰亡。钞晓鸿(厦门大学)的《从“高朴私鬻玉石案”看乾隆时期的商业“合伙”)，以乾隆四十三年清廷查办的“高朴私鬻玉石案”为例，分析了18世纪的商业“合伙”。文章就该案所反映出的契约合同、股份、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经营管理的资本化、连锁经营、东伙间的地位与关系等进行了具体分析，并对以往的研究作了辨析与反思。该文认为，尽管乾隆时期商业经营出现进步、经济力量逐渐强大，但在当时的整个社会经济运行中，经济力量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商业经营的小环境与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的大环境是不同的。
市场与金融。刘兰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市场管理》，考察南京国民政府在当时经济、社会变迁的形势下，颁行了一系列商事法规，初步建立了现代商法体系；进行税制、币制与度量衡改革，加速了商品流通，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本国工商业；以各种方式提倡国货，开拓了国货市场：在20世纪末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与各省政府又出台了统制经济政策。这些市场调控政策措施，标志着近代中国市场制度的变迁，既有规范市场、便利商品流通的一面，也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徐建青(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国合商业的分工与城乡市场分割》，文章指出20世纪50年代国营商业与供销合作社排挤私营商业而取得垄断地位，又经过1953年至1955年的三次分工调整，理清了国营商业与供销合作社商业之间的关系，国营商业基本上退出了农村初级市场，主要在城市经营发展，而供销合作社则转向农村，确立了对农村商业的领导与经营主渠道地位；国、合商业在商品与地区方面的分工经营格局，强化了国营商业对全国市场的领导地位，加强了商品的计划供销，但从长远来看，造成了部门分割、地区分割和城乡分割，阻塞了商品按照经济规律进行流通的渠道。孙玉琴(北京对外经贸大学)的《唐后期中国对外贸易重心变迁的动因及影响》，认为唐代后期，中国对外贸易的重心由西北陆路贸易转变为以东南海路为主，这一变化直接决定于区位优势与区域发展政策，但其根本原因却是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具体来说，东南沿海经济发展、造船航海水平的提高、出口商品对运输方式提出新的要求以及中亚与西北政局的动荡；对外贸易不仅促进经济的发展变化，而且有利于开放意识的形成。宋美云、刘文智(天津社会科学院)的《近代商会化解金融风潮之探析——以天津为例)，主要根据档案资料分析了20世纪前20年，由于金融业发展滞后、货币制度混乱以及信用制度变迁迟缓等原因，在天津爆发的多次金融风潮中，天津商会通过设立专门机构、采取一系列处置措施、整顿外部环境，化解、缓解了金融危机，维持金融稳定，将商人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有利于天津工商业的顺利发展；认为商会已成为国家调节经济过程的重要信息渠道和社会控制的有效中介，不过其狭隘的地区排他性，不利于提高社会的整合度，减缓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张亚兰(山西财经大学)的《从山西票号的兴衰看金融协调》，以金融协调理论，分析山西票号的兴衰。文章指出山西票号在与政治、经济及金融业内部的协调过程中获得创新与发展，在社会、经济动荡中求得生存，但最终未能把握时代变迁的步伐，固守某些陈旧的经营理念与方式，在20世纪上半叶退出了历史舞台。
商人与思想文化。范金民(南京大学)的《明清地域商人与江南城市文化》，从商人活动的角度，考察外籍地域商人在江南城市的文化活动，探讨其与江南城市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诸如商人刊刻书籍、贩运纸张、收购书画与工艺品等文化经营活动，开辟了新的投资途径；资助戏班以提高知名度与演艺水平、建造戏园并促成明清戏曲表演由家班向戏园转变、推动江南的剧种创新与融合，推进戏曲文化发展；修建会馆园林、弘扬民俗文化、襄助公益事业等以营造地域文化；结交权贵文人等，两者之间保持着水乳交融的关系。秦翠红(南京大学)的《明清商人与戏曲剧种的传播》，认为商人对戏曲剧种的传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明清时期戏曲的繁荣与兴盛，对一些地区的社会生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并结合山陕豫梆子腔、昆曲的传播发展，扬州等地多种戏曲的汇合交融等进行了具体论证。李琳琦(安徽师范大学)的《徽商与徽州的学术思想》，探讨明清徽商与当地学术思想发展演变之间的关系。指出明初、明中后期与清代乾嘉时期，新安理学、阳明心学与徽派朴学分别成为徽州学术思想的主流；这一变化虽然有学术发展的自身理路，但徽商的兴盛、徽州商业的繁荣为其提供了基础与条件；与此相应，徽／>[学术思想的发展也适应了当时徽商对新思想的需求，这也是阳明心学取代程朱理学得以在徽州广为流布的社会基础，而清代的徽派朴学家与徽商之间亦结下了不解之缘。
研究的进展与不足。从本次学术会议所提交的论文分析，研究者在以下方面取得了若干进展。一是注意了对新资料的开拓。如“商郊”资料在大陆难得一见，有学者充分发掘民间文献如族谱中的珍贵资料，予以详细探讨。档案资料也受到关注，诸如利用海峡两岸的清代档案，从审讯口供等资料中分析乾隆时期的商业“合伙”，利用商会、海关等档案分析近代商会在化解金融风潮中的作用，利用民国档案分析南京国民政府的市场管理，利用建国初期档案分析该时期的商业与市场转型．另外学者们应继续发掘笔记小说、地方志等资料中的商业史资料。二是研究问题、研究方法的变化。如传统商人与地域社会变迁是近年国际学术界关注的重大课题，本次会议所提交的文章中，出现了数篇探讨明清商人与区域社会变迁的重要论文。从时间断代观察，商业史的研究重心也逐渐向明清特别是近现代转移，一些以前研究古代经济史的专家，选择了现当代课题作为研究对象。在方法上，注重跨学科研究与比较研究，吸收利用诸如制度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分析方法与相关理论。同时也注意了对以往成果的总结，如明清商业史专业委员会提交了<明清商业史研究部分成果目录》(1999—2004)。三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与新的课题方面取得进展，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或就若干问题提出了新的观点。上文对部分文章内容的扼要介绍就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不可否认个别文章内容仍处于低水平的重复，选题、资料陈旧，方法与观点也缺乏新意，学术视野、学术动态与学术规范严重滞后，这些均是今后研究中应该切实注意的方面。
出处：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