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人家 2008-2-23 12:06
万流归海见桑田——从华夏5000年农耕文明的大视野仰望毛泽东
万流归海见桑田
——从华夏5000年农耕文明的大视野仰望毛泽东
（兼复'草桥关民'）.
苏拉密
强国论坛2006-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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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别高粱话沧桑
是的，在华北，在东北，在西北，大片的高粱地已经消失，高粱作为我国曾经被广泛种植的传统粮食作物退出了历史舞台。那么，高粱是怎样退出历史舞台的呢？'草桥关民'发表的《高粱地基本消失是农村改革的成果之一》一文， 把高粱退出历史舞台的过程归结于“包产到户、人们追求‘精致生活’，于是高粱就退出了历史舞台”。这种观点并不新鲜，它实质是“政治万能论”的翻版---只要坚持正确的私有化方向，高举个性解放的光辉旗帜,什么高粱谷子大白菜都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如果进一步溯源，还会发现这个观点渊源高贵，直接传承了“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的学说。
历史是怎样的真相呢？本文就以'草桥关民'所津津乐道的“高粱”为脉络，通过对华夏6000年农耕文明生态演变的描述，作出尽可能系统、完整、准确的回答。
据考古发现的炭化高粱种子和公元3世纪编著的《博物志》对高粱的记载，我们可以断言，中国大面积种植高粱的历史上溯至西周早期，延续止20世纪70年代初、中期。是什么原因让红高粱的“飒飒英姿”在中国的农耕文明史上占据了长达3000年的时间？而偏偏就是我们这一代有幸和它道别？
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高粱的产量并不象‘草桥关民’想象的那样，“个子高，产量就高”；与原产于中国的水稻、谷子，原产于西亚的小麦，原产于美洲的玉米相比；原产于非洲的高粱在粮食作物中是除粟（谷子）以外单产潜力最低的作物。人们种植高粱绝不是“为了追求产量”。1985年，全世界种植高粱面积5019.1万公顷，总收获7745.2万吨，折算单产仅为不足103公斤/中国亩。中国的情况好于世界，1986年，中国共种植高粱187.55万公顷，总收获为538.4万吨，折算单产为191公斤/亩。而在此前一年的1985年，按照同样算法（略），中国的水稻为356.5公斤/亩，小麦为198公斤/亩、玉米为236.4公斤/亩，谷子为101公斤/亩。
除了产量，高粱的另一个先天不足是：难吃！西方发达国家一般把它列为饲料用粮，这到不是因为高粱所含营养低，它的营养成分和玉米相近。原因是高粱种皮里含有大量的单宁，含量高达整个种子重量的1.5%。单宁就是生柿子所含的那种东西，它导致高粱味苦涩。单宁的另一个作用是易于和蛋白质结合，生成胶体，胶体极不易消化；这就是吃了高粱面窝头肚子容易发胀的原因。现在虽不吃高粱了，但很多的《生活小常识》之类的小册子都劝戒人们：不要吃生柿子，容易诱发胆结石。由于胶体沉淀，喝高粱面糊糊是不能动筷子的，稍有搅动面糊就会“泻”---胶体和水分分离；有经验的食客都是不停地转动饭碗，直接用嘴“呼噜呼噜”地喝。
高粱难吃还在于它和玉米、谷子相比，缺乏必要的谷氨酸、赖氨酸、蛋氨酸等氨基酸。“谷氨酸”顾名思义就是“谷子里的氨基酸”。这些谷氨酸有什么作用呢？味精的学名就叫“谷氨酸钠”。缺乏氨基酸的高粱丝毫没有玉米、小米的香适味觉。
关于高粱的难吃，我们甚至还可以引用东北、北京一带流传的一句“俏皮话”作为佐证：日本人吃高粱米---没有办法了。
就是这样一种既产量低又质量差的粮食在中国的农耕、餐桌、灶头活跃了3000多年。我们不禁要再一次追问：是什么原因支持它从非洲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又是什么原因迫使它依依不舍地离去？
从先民的聚落和“洼地”说起。
“走过一洼又一洼,洼洼地里好庄稼”
这是反映农村巨变、歌颂社会主义集体化的优秀现实主义剧作---《李双双》中丈夫孙喜旺的一句唱词，非常脍炙人口，中原一带家喻户晓。
我们注意到的是：这句唱词中连用了四个“洼”字。如果你对华北平原、黄河中下游平原，包括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湖北北部等诸多省份的中国北方农村有稍微的了解，你就会发现这个“洼”字的使用是极为广泛的，它渗透在农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之中。几乎每个村庄都有所谓的“洼地”，有些超过2000人的较大村庄，甚至有“东洼”、“西洼”、“南洼”、“北洼”的情况。
村民们相互打招呼：
“去哪里？
“南洼割麦子”
显然，这里的“洼”是指某些特定的田地。
有时候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来了一个人问路：
“去七里营怎么走？
“一路向东，
“有多远？
“两洼地”
这里的“洼”又演变成了距离的度量单位。据笔者的经验和调查，1洼的距离约等于1公里。
能够演变成度量衡单位的事物，必定是与人们最为密切相关和生活中最常见的事物。比如英尺foot（复数形式feet）就是一个男人脚丫子的长度；中国的“丈”原义就是一个男人身高的长度，故有“丈夫”之说；据说当时是按大禹的身高为标准确定的。当然，随着历史变迁，中国的“尺”发生了变化，使得10尺（1丈）的长度到今天和一个男人的身高已经大不相符了，但还是留下了“丈夫”这样的词汇。
可见，中国北方农民与“洼”的关系和对“洼”的认识程度，相当于英国女士和“男人脚丫子”的关系，那是“每天晚上都要碰一碰的”。
“洼”的度量衡化反映了“洼”普遍性，度量单位的大小反映了“洼”的规模----是以公里作为尺度的。
“洼”到底是什么呢？这里我给出“洼”的定义：“洼”是中国北方平原普遍存在的连片、季节性湿地。“洼”与聚落地、旱地、水源、气候等要素一起构成了传统中国农业的生态元。这种生态元亘贯了中国6000年农耕文明史，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才被新的生态元取代。所谓“生态元”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构成大生态的基本单元”。
河南古称“豫”，“豫”的字面意思就是“一个人牵了一头大象”。地质学、人类学、考古学揭示，在华夏祖先即将进入农耕文明的前夜，即7000---8000年以前左右，中原大地是一派水草丰沛、林木茂盛的景象；现活动于热带雨林的大象在中原一带尚有出没，其生态景观介于现在的东北丹顶鹤栖息地湿地与西双版纳雨林之间。
后来,由于气候的变迁,林木渐渐稀疏,湿地逐步演变为“季节性湿地”；所谓“季节性湿地”就是在降雨量大的季节或年份表面积水，在降雨量小的季节或年份积水退去，露出地面。就是在这个时期，华夏先民在这块土地上急剧繁衍起来了,中国农耕文明的曙光冉冉升起，一个个农耕聚落出现在辽阔的东亚内陆。
由气候变化引起的生态变迁，相对于人类文明史来说是极其缓慢的，这就意味着在以千年为度量的时间段里，华夏的农耕文明必须与“季节性湿地”所构成的“生态元”结伴而行，若没有强大的力量介入，这种状态就依然缓缓延续。“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是《诗经.卫风.氓》所描绘的、今京广铁路新乡---安阳沿线的大平原3000多年前的生态景观；这个“隰（xi）”就是低洼积水地。直到距今800年，京城汴梁虽早已不见了大象的踪影，但在京畿大型鳄鱼还时有活动（何新考）。可见前、后生态之稳定性。
聚落的基本形式是村子。北方先民们是怎样选择、安排他们的聚落呢？首先必须面对人类不是“两栖”动物的现实，选择能常年露出水面的高台地带作为聚落地；其次周围还要有相当面积的常年旱地用于耕种，用于种谷子。这部分旱地史称“桑田”、“桑榆之地”或“永业田”---这些都是从西周就有的称谓。
何谓“桑田”？棉花引入中国很晚，古称“木棉”。直到唐宋能够拥有一件出产于印度的“木棉袈裟”都是很不容易的，围绕着这种宝贝，经常有很多血雨腥风的传奇发生。中国古代的纺织品主要依赖于丝、麻，在村边旱地的田边地头栽种桑树是西周就已经非常普及了的传统和习惯。据说，这是轩辕黄帝的老婆---嫘祖，在此2000年前亲自倡导的。
何谓“永业”？故名思义，就是不动产。在征服或开发而形成一个聚落的早期，这种田地往往是参加战争和开发的聚落成员按人头可以分得的，并可以传之后代。这些田地官府造册登记、岁亩征赋。为了宣誓产权，居民常会在 田地之间埋下石头或石灰坑作为界标；20世纪曾经活跃于中国政坛的“蒋中正介石”，其名、字皆源于此。
“榆”即榆树。榆树耐旱不耐涝，虽成材周期长，但主干发达，材质坚实，是典型的栋梁之才。在聚落附近栽种榆树表达了先民们对占有这份不动产的自信和对未来的有所设想。
关于洼地在北方平原是不是大规模存在，我可以说一说北京，因为大家对北京相对了解的多一些，我单说我这里大家不知道。北京亚运村附近有一个地名叫“马甸”，首钢的新厂址叫“曹妃甸”，北京的经纬度是北纬40度/东经116度(N40/E116)，正好处于这个整经纬度坐标点上的村子叫“下苇甸”，北京大年正月初一的老庙会叫“厂甸庙会”... ...以“甸”为后缀的地名，用北京话讲，那是“多了去了”。
这个“甸”就是大片的洼地。《礼记.周礼.地官.小司徒》载：“四丘为甸”，意思是：由四个高地围起来的那片洼地就是一甸。经史学家郑玄进一步注释为：“甸方八里”，意思是：一甸是八里见方。可见“甸”的度量比中原一带的“洼”要大。清代的北京地区仍沿用“甸”作为地名，反映了北京地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错地带，农业开发程度相比中原要低，人口密度小，聚落间距大的历史状况。50岁的老北京人都还记得海淀（也作海甸）区西北郊区大片的低洼积水。上面说到的“厂甸庙会”就有《竹枝词.厂甸正月》云:“雪晴满路是泥塘”；“下苇甸”之“芦苇”也是和低洼积水有明显联系的。
从洼地积水和“盐碱化”说起
和“桑田”相对，距离聚落较远的就是“洼地”，那里是不适合人类栖息的地方。由于地势低洼，往往秋季积水，在降雨量大的年份，甚至全年积水不退。如果有读者要把这些和“水草涟漪”“地球之肺”等浪漫的词汇连接起来，实际的情况一定会让你大失所望。和恒久湿地的生机昂然不同，与“季节性湿地”带来的是“盐碱化”，古文献称之为“斥卤”。
洼地“盐碱化”的生成机理
秋季，雨水从天而降，溶解了地表的可溶性盐分，从四面的台地涌来，将所有的可溶性盐分搬运到洼地，在洼地形成齐腰深的积水，水面上漂浮着从聚落冲来的生活垃圾死鸡烂鸭；由于没有河道排出，积水只能有两条出路：下渗和蒸发。蒸发的过程就是盐分的富积过程，下渗的过程就是盐分的储存过程；年复一年，洼地的浅层水盐分逐步累积。我们把以上的溶解---搬运---富积---储存---累积的过程称之为盐碱生成的“宏观机理”。
除了宏观机理，盐碱化的过程还有一个“微观机理”：初冬，来自西伯利亚的干燥风吹过洼地，在阳光辐射的帮助下，将表层土壤的水份带走，本来含盐量已经很大的地表水进一步浓缩，盐的白色晶体终于析出了。要命的是随着水分的蒸发，土壤打开它们的毛细管，源源不断地地将含盐浅层水“泵”到土壤表层进行补充；继续重复蒸发脱水、析出晶体、再次补充的过程；如此周而复始把晶体盐累积在土壤表层。整个洼地，在冰封来临之前完全变成了一个专业的“晒盐场”。盐层的堆积厚度可达10cm以上。
洼地、盐碱地的耕作价值与“桑田”不可同日而语
极度或高度盐碱化的土地，基本不适宜农业耕种，始终处于荒芜状态。那里通常只有很少量的几种杂草可以生存，最常见的是“莎草”（音“蓑草”）。对人类文明史有过一些了解的网友，往往会联想起茂盛的“尼罗河莎草”，古埃及人用它加工出了人类最早的植物书写材料---“莎草纸”（顺便说明：“莎草纸”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蔡伦纸”，它的性质和桦树皮经过柔化加工可以作为书写材料相同）。尼罗河莎草高达1米至数米、亭亭玉立，在中国是可以当做“观赏植物”的，中国北方的莎草就没有这个幸运。在土壤、水源条件良好的环境下它可以长到30cm高，在高度盐碱化的土壤中，它的高度不超过10cm。其根茎可入药，药名“香附子”。
“呼啸的西北风掠过旷野洼地，稀疏低矮的莎草枯萎凋零，残败的枝叶被白色的盐层覆盖”---这就是初冬洼地的一派萧杀景象。
“春夏似火炕，秋季水汪汪，冬来白茫茫”，农民对洼地与盐碱化做出了最洗练的描述。
盐碱的肆虐虽严重制约了华夏农耕文明的进程，却在另一个方面给整个人类带来了惊喜。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和被称为“第五大发明”的豆腐，都直接起源于对盐碱的认识和利用。把土壤泛起的盐层用水溶解，过滤出清洁的液体，然后加温蒸发，不久就会析出晶体，这就是硝酸钾（俗称火硝），是配制火药的主要原料。剩余的液体称作卤水（以氯化钙为主的二价盐）是制作豆腐的沉淀剂。火药、豆腐在中国盐碱分布最广的黄河、淮河流域首先被发明出来，也许是上天为了怜悯华夏子孙们抗争盐碱的一次次失败所给予的安慰与补偿吧。（注：豆腐的发明者汉.淮南王刘安主要活动在淮河流域；火药配方的最早记录者唐.孙思邈主要活动在黄河流域）
洼地里几乎不存在轻度的盐碱化，洼地的可耕地大多处于中度以上的盐碱化状态。“可耕”也不过是勉强可以耕种，即便是“勉强”也必须找到一种顽强的作物。
谷子是华夏先民最早驯化的农业作物，它的野生种即使是在现在的大都市都随处可见---就是“狗尾巴草”。据说炎帝神农氏当时找来了很多种“狗尾巴草”试种，从中选拔出了谷子。在小麦、高粱、玉米传入中国之前，谷子和稷子全面承担着养育华夏北方子孙的任务，即使是后来它们也非常活跃，直到上世纪60年代末还依然被作为主粮种植。但谷子的特点是“耐干旱瘠薄，不耐水涝”。它适应于山区坡地和黄土高原的水土条件，平原只能种植在“桑田”旱地，洼地不可种植。
于是，高粱走进了华夏农耕文明的视野。
从高粱的植物学、农学属性说起
高粱，原产于非洲，虽然中国也有野生高粱发现，但正统的农业史观点依然认为高粱是公元前10世纪（西周）以前通过埃及---印度的途径传入中国的。华夏先民为什么看中了高粱呢？这是由高粱的生物学、农学和洼地的土壤学属性决定的。
高粱非常耐干旱
这对于适应中国北方夏季的高温干旱是必要的。为了说明高粱的耐旱，这里我们引入一个简单的农学专用名词：蒸腾系数(transpiration coefficient)。
蒸腾系数亦称需水量。高粱的蒸腾系数是320，也就是说高粱每生成1克干物质须消耗水分320克；谷子为250，而玉米为370，小麦为520，水稻为680。
在不同的生长发育期和不同的水、气环境中，植物的蒸腾系数会随之改变，因涉及过于专业的知识，不宜深入讨论。
除了蒸腾系数，“植物形态学”也能说明高粱非常耐旱：高粱的地下根系极为发达，有利于吸收深层水分，在秋季狂风暴雨后常常会看到玉米倒伏，这种现象在高粱就很少见，这就是庞大根系的锚固作用。高粱的茎、叶光滑坚实，表层充满蜡质，有利于保护水分（高粱茎干光滑坚实的这个特点，使它担当了竹子、苇子、藤类的部分功能，成为“泛编织”材料。另外，高粱穗冠分枝很长，使它广泛被用于扎制扫帚、炊帚等。这些就是‘草桥关民’“精致生活选择论”的全部理论依据）。在干旱过度的情况下，高粱的叶片可以纵向向内卷曲，尽力减少暴露面积；如果干旱进一步扩大，高粱敏感的气孔会即时调节整个株体进入休眠状况，一旦遇水立即恢复生长发育。关于叶子卷曲，有很多网友通过电视报道，看到了重庆大旱玉米叶卷曲的景象，高粱的整片叶子可以比玉米叶卷得更结实。
高粱极耐水涝
特别是接近成熟期的高粱，由于气空发育完整，即使被水长期浸泡也不影响正常生长，而玉米当土壤水份超过85%时就不能正常生长，一旦被明水浸泡，玉米就会死亡。高粱、玉米的成熟期恰好就是洼地的积水期。“漂着盆子收高粱”是北方农村的一大景观。
这里我有一个家族故事讲给大家：这是我奶奶讲的。据说民国31年（1942年）秋天大雨不止。我奶奶的一个妯娌，就是我的一个本家奶奶，家里断粮已经多日。这一家春天刚丧了男人，留下20多岁的寡妇带着一个刚刚7、8个月的男孩“熬寡”。这一天大雨刚刚有点止住，看着饿得嗷嗷哭叫的孩子，奶水已经干涸了，想到北洼地还有一小块接近成熟的高粱，想收一点回来给孩子打“糊糊”吃。她背着孩子，借了我家的大盆就去了北洼。
“大盆”是北方一带家庭所能使用的最大陶盆，可盛水100斤左右。“漂着盆子收高粱”就是把大盆漂浮在水面上形成“盆舟”，人在齐腰深的水里推着盆前进，把用镰刀砍下来的高粱穗放在盆里---“以盆为舟”，这不能不说是北方农民无奈中的创举。
这天，一直到晚上，我的这位本家奶奶没有回来。第二天，人们找到洼地，她已经死了。是被驻扎在临近村庄的鬼子在村头炮楼上用枪打死的。孩子的身上没有枪伤，是子弹把大盆打了一个洞,沉“船”淹死的；她当时把孩子和高粱穗混装在“船”上。我们家族的一支和我家的大盆就这样完了。
高粱极耐盐碱
先说酸碱度，就是PH值。玉米适合生长的酸碱度为PH5-8；高粱为PH5-8.8。这个看上去差别似乎并不大，但在耐盐性方面高粱和玉米之间的差别就变得不可逾越。
高粱可以在含盐量高达5/1000的水环境中生长发育，5/1000是个什么概念呢？这是一个接近海水级别的概念。大连近海的含盐量为30/1000，远海的含盐量为31.3/1000。玉米在含盐量超过2/1000时就会枯死。
以上分析使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大面积种植高粱是由中国北方的农业生态决定的。这里没有选择，除了高粱，再找不出一种粮食作物能够在洼地种植；至少，中国的先民没有找到。按照生长发育所需的温度、日照条件类比，很晚才传入的玉米比起谷子更是高粱的理想替代作物，但洼地的积水和盐碱是玉米的种植禁区。
怎样才能在中国北方的洼地种植谷子、玉米甚至水稻呢？
中国的先民屡屡向苍天发问、祈求；
苍天，没有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