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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文化性——以华东和广东为例(上)

糖文化性——以华东和广东为例(上)

——《中国糖业的发展与社会生活研究》第六章(上)


周正庆

载《中国糖业的发展与社会生活研究》



如前所述，在糖业生产与蔗糖消费普遍的历史背景下，18世纪中叶以后，全国大部分地区民俗用糖逐渐增多，一些地区出现了形式程度不同的“糖文化”现象，尤以广东和华东地区为典型。
“糖文化”，正像笔者在绪论中所总结的那样，包括三个方面的要素，即“糖使用的普遍性”、“共性的民众习惯用糖行为”和“糖的精神文化理念”。广东和华东的“糖文化”将这三个要素表现得较为充分，人们在糖的使用方面，赋予其更多的精神内涵，这种精神内涵是人们通过用糖的习惯性共有行为而体现的，因而“糖文化”表现得较其他地方集中和明显，这是华东、广东糖文化与其他地区糖文化现象的根本区别。华东与广东在糖的文化理念与内涵上既具相同之处，又各具特色，以糖作为民俗研究的切人点，对华东和广东的用糖民俗分别进行探讨和对比，对全面了解这些地区的社会情况很有帮助。

第一节 华东地区的糖文化

华东是我国重要的产糖区，福建、台湾是清代我国重要的蔗糖商品生产基地，华东地区民俗在饮食方面用糖较早，在18世纪初江南人的饮食已较多地用到糖，但糖对民俗的发展造成影响有一个渐进过程，从方志的记载来看，糖对华东地区民俗的影响在清代中期以后渐多，道光年间以后，用糖的文化寓意日益明确，且形成较为固定的习俗。对华东地区民俗用糖的演变与影响，我们作如下的考察。

一、18世纪中叶以后民俗用糖的普遍

(一)节令民俗用糖的普遍
清中期以后，华东地区民众的节令用糖比较多，几乎每个月份的所有节令食品中均使用到糖，除了正月与八月十五与全国各地一样是用糖的集中消费时期外，其他月份糖的使用也不少。笔者对《资料汇编》中华东地区所收录的方志节令中的用糖情形作了摘录，总结出华东地区民俗节令用糖的特点有：
第一，清中期以后，方志中节令用糖记载频率较高。
方志中记载到糖的使用，除二月和十月较少外，其他月份糖的使用均多有记载，这在全国各地区中除了广东以外是不多见的。
第二，糖在节令食品中的用途较广。
华东地区糖在节令食品中主要有以下用途：
一是应节之保健膳品。
甘蔗与糖的保健作用很早就被人们认识，并用于医学处方，清代华东地区随着糖业生产的发展，民俗中将这种保健意识与节令饮食相结合，将甘蔗与糖能治病的知识，通过节令食品的形式向人们推介。如甘蔗具有清凉明目的医疗作用，在古代一直用于疗目的医方。光绪年间江南的川沙厅在“立夏”日，有吃甘蔗明目的习惯：“四月‘立夏日’，以金花菜摊粞作食，并食海蛳、樱、蔗、梅、笋，曰目明。”①
夏日炎炎，糖水是很好的解暑物品，因而在“夏至”节时，煮糖水吃，提醒人们在夏天多用糖，是避暑保健的良方。如光绪年间江苏的常(熟)昭(文)地区，有在五月“夏至日”，以新小麦和糖及苡仁、芡实、莲心、红枣煮“夏至粥”食的习俗。②
清末民国初江苏仪征地区，五月用糖作为制作糕点的调味品：“夏至节，人家研豌豆粉，拌蔗霜为糕，馈遗亲戚，杂以桃杏花红各果品，谓食之不蛀夏。”③六月盛夏消暑，甜品是华东地区极受人们喜爱的消暑佳品，据清人顾禄记载，嘉、道年间的苏州，当地人用各种花和糖制膏露作为夏天的佳饮：“春之玫瑰子花，夏之白荷花，秋之木犀米，为居人和糖舂米膏酿钓露诸般之需。”④这些记载均说明糖在夏天已经成为清中期以来人们所钟爱的食品。
二是增加节日欢乐气氛的形昧俱佳的谐趣品。
节日是欢乐的时刻，在节日里人们会制作许多形味俱佳的食品，以应节用，如元宵、月饼等，华东除了与全国一样在重要的节日里制作甜品外，其他的一些节日里也有不少形神俱佳的应节甜品，如七月七日“七巧节”中的甜品颇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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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华东卷》(上)光绪《川沙厅志·岁时民俗》，第21页。
②《华东卷》(上)光绪《常昭合志稿·岁时民俗》，第430页。
③胡朴安：《中华风俗志》下篇卷3《江苏仪征岁时记》，第103页。
④顾禄：《清嘉录》卷6《六月》，第132—133页。

清代的农历七月七日为乞巧节，各地的名称不同，如七夕、七姐诞、七娘会等。传说这一天为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未婚女儿举行祭祀活动，祭祀七姐(即织女)，祈求织女予之以聪**巧手，因之得名。在苏州，祭祀用最普遍的食品是“巧果”，其制法和用途是：“以面和糖，绾作苎结之形，油氽令脆者，呼为苎结，至是，或偕花果，陈香烛于庭，或露台之上，礼拜双星(牛郎、织女星)，以乞巧。”①清代这种形神兼备的“巧果”，在江南十分受欢迎，光绪年间上海的民间在七月七不仅吃糖制的“巧果”，②而且作为馈赠的佳品；③清末民国初的江南④和直到现代社会的上海仍然延续着这种习俗。⑤
三是与产糖区特色较为相同的祭祀品。
糖普遍用于致祭是产糖区的特色，而华东地区由于糖消费量的巨大，所以糖的使用在许多地方与产糖区有着十分相似的现象，如因华东民俗喜食糖，因而糖在节令中被普遍食用的同时，人们将之当作祭祀常用之供品，如在十一月的“冬至”和腊月廿四的“灶王节”的用糖，与蔗区有着很相似的民俗习惯。
民间的十一月初一日为“冬至日”，在明清时代“冬至”是民间一个大节日，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十一月江南民间有熬饴糖出售以御寒的习俗，但更多的是用蔗糖制作甜品，如“冬至团”以御寒和作为祭祀用品。如江苏武进县“冬至节，居民入宗祠致祭，晨起，食糖圆”。⑥吴中地区冬至的情形是：“十一月比户磨粉为团，以糖、肉、菜、果、豇豆、沙芦、菔丝等为馅，为祀先祖祭灶之品，并以馈饴，名曰冬至团。”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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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顾禄：《清嘉录》卷七《巧果》，第149页。
②《华东卷》(上)光绪《罗店镇志·岁时民俗》，第77页。
③《华东卷》(上)光绪《常昭合志稿·岁时民俗》，第430页。
④胡朴安：《中华风俗志》下篇卷3《江苏·吴中岁时记》，第57页。
⑤《华东卷》(上)，1961年油印上海史料丛编本《紫堤村志·岁时民俗》，第13页。
⑥胡朴安：《中华风俗志》下篇卷3《江苏·武进社会状况》，第84页。
⑦胡朴安：《中华风俗志》下篇卷3《江苏·吴中岁时记》，第63页。

在腊月二十三、二十四日，用“糖瓜祭灶”是全国风俗，而全国祭灶风俗中所用的“糖瓜”大多数为饴糖，用蔗糖和糖丸子祭灶是产蔗区独特的民俗用法，华东大多数地区的习俗，基本上是饴糖与蔗糖兼用，少数地区仅用蔗糖，如江苏仪征地区，二十四日送灶，祭灶日，煮糯米饭，曰灶饭，糖九层如塔式，曰灶糖，糕亦如之，曰灶糕，又有灶馒、灶果，摆列灶台，主人率子弟拜祀，纸马中夹灶疏，爆竹之声从是日始矣。①祭灶用蔗糖，反映了蔗糖对当地民众生活方式的影响。
华东一些地区在重大的致祭场合，如合族公祭等，糖是必需的祭品。在安徽，合族公祭的目的是“以迓神庥，以邀厚福”，因而仪式十分隆重，致祭所用十分丰盛，《潭渡孝里黄氏族谱》卷五《祖墓》中，记载安徽歙县黄墩乡黄氏于万历壬辰年(1592)三月初五举行的一次族中公祭祀典，公祭后，经族长议定，制订了今后行祭的时间及祭物规格：“每年二月二十日，风雨不移，合族十六派共支下四十名齐至黄墩，各具本等衣冠行祭。”行祭规格是：“猪一口，羊一腔，糖献五色，饼锭五色，罩果五色(套花全)，鲜献五色，面饼四桌，小糖狮四桌，插花三十支，衣冠六身(男四女三)，绢帛六副，香烛七对，金银纸钱，祀后土三牲一副，酒米三斗，饭米三斗，柴油盐酱醋菜，庖人，吹手，谢庙祝，谢三店，赏火头，挑锡器刀。”②糖作为祭祀品不仅数量众多(小糖狮有四桌)，而且色彩丰富(达五色之多)，造型多姿，颇具特色。
第三，形成地方经典性节令甜品。
清末糖在华东地区节令食品中的使用十分普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颇具地方特色的经典性节令美食。九月九“重阳节”，光绪年间上海到处可见“插五色幡”“市糖糕”的小贩，③江南的武进地区“城乡人士有登文笔塔游览者，取登高之意也，居民例食糖糕，谓之重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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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朴安：《中华风俗志》下篇卷3《江苏·仪征岁时记》，第104页
②转引**：《徽州古祠堂》，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5页。
③《华东卷》(上)光绪《泰兴县志·岁时民俗》，第507页。

糕”。①江南的“重阳糕”制作十分精美，形成了一些著名的名牌美食，如清末民国初江苏仪征制作的“萧美人糕”便“成名重一时”的美食。②
又如腊八节的应节美食“腊八粥”也以江南的为精美。清代的腊月八日为腊八节，传说这一天是佛祖释伽牟尼得道成佛的日子，僧尼于这一天举行佛会以示纪念，并广作佛事，熬粥供佛后，将所熬之粥施舍与穷人，因此腊八节又称佛节。民间于此日熬制腊八粥以应节，在上海“僧尼以杂果煮双弓米，遍饷檀越”，僧尼们熬制甜腊八粥的作法民间予以仿效，成为流传至今的美食，这一点清人诗作了形象的说明：“双弓学得僧厨法，瓦钵分盛和蔗饴。莫笑今年榛栗少，记曾画粥断斋来。”③
这些地方性糖制名品的形成与流传，丰富了民俗的节令内容。
(二)社交民俗用糖的普遍
清末民初由于糖是极受民众喜爱的日常生活用品，自然成为人们常用的送礼佳品。江南地区有些地方的生育习俗，人们以糖为礼进行庆贺，这种习俗在光绪年间十分普遍：“子生三日，必请客庆贺，人们也以糖馓作为庆贺的礼品”，“女宾，赴筵者于满月前必馈儿母食物，具糖馓，名‘月子礼’。”④浙江的临安县在“生子三朝”，亲友有“赠以糖果鸡卵”的习俗。⑤江苏武进县：“凡遇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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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朴安：《中华风俗志》下篇卷3《江苏·武进社会状况》，第83页。
②胡朴安：《中华风俗志》下篇卷3《江苏·仪征岁时记》，第104页。
③王韬：《瀛蠕杂志》，第15—16页。
④《华东卷》(上)光绪《阜宁县新志·礼仪民俗》，第542页。
⑤《华东卷》(下)光绪《临安县志·礼仪民俗》，第611页。

月内须送汤(鸡、鸭、鲫鱼、鸡蛋、糖果等)。”①
清末上门作客是上海人交际的重要形式之一。到亲戚家作客，谓之去望(音“盲”)亲眷、跑亲眷。清末民初上海的道路及交通工具尚不发达，望亲眷是桩大事，多是全家出动，雇车前往(先时郊区用独轮车，城厢用轿子，后来用马车)。去望亲眷不能空手而行，须送时令食品和鲜果、如夏初的莲藕，深秋的螃蟹，端午的糕饼，甚至新鲜菜蔬等。
去望尊长远亲，则礼较重，须送四色礼物，即烟、酒、糖果、糕点之类。“民国后，一时风行远洋商出产的烟酒糖糕，故当时‘沙利文’糖果公司出品的铁筒装饼干糖果，竟成为沪人跑亲眷送礼佳品。”
上海地区糖的使用，除了用于过年过节的走亲访友外，尚成为过年过节款待客人、婚嫁等喜庆场合必备之物品：“备年：沪俗，为接待宾客，家家必备过年礼品，其品种、数量均比中秋、端午为多。当年嫁女人家，需备花生、橄榄、福桔、甘蔗、荸荠、发豆芽等馈女，以便新正时分送佣人、孩子。”②可见糖又成为人们探亲访友，联系感情的社交媒体。
经过长期用糖民俗的演变，糖在晚清节日中的使用，含义更加广泛，比如江苏省民间在年节祭祀、乔迁之喜时，有食发糕之习惯，取大发之意，胡朴安在其著作中作了记载：“发糕民间年节祀神及乔迁多用之，取麦粉揉糖为圆式蒸之，堆叠数层，谓之发糕。”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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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朴安：《中华风俗志》下篇卷3《江苏·武进社会状况》，第78页。
②冯桂林主编：《中国名城汉俗大观》之《上海篇》，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1—354页。
③胡朴安：《中华风俗志》下篇卷3《江苏·食品琐录》，第33页。

二、17世纪初至20世纪30年代民俗用糖的共性习惯行为

所谓民俗“用糖的共性习惯行为”，是指民间习俗中经长期演变，最后形成较为固定的习惯性行为表达方式，华东地区民众节令与社交民俗中两方面的用糖，至清末民初形成了比较固定的一套以糖寓意、以糖表意、以糖赋意的民俗行为方式，这种用糖的习惯性表达方式，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节令民俗用糖的习惯及其文化寓意
华东节令民俗用糖非常多，但表现得最有文化品位的是正月前后的过年习俗与八月十五“中秋节”的用糖民俗。
1．过年习俗中的“糖文化”
过年是中华民族最为隆重的节日，民俗将年三十至元宵节期间定为过年的节令，在过年期间，全国各地均以各种方式庆新年，江南地区的方式较为特别，糖在过年期间被赋予的文化含义最广，围绕糖的运用最多。
年三十夜，全国大多数地区均举行祭祀活动，以祭祀神灵、祖先，祈求平安与美好。在祭祀活动中，供品大多为三牲等带荤的食品。而清末的苏州，过年有“上年坟”的习俗，即过年时必须到祖坟前进行祭祀。苏州的“上年坟”习惯跟别处是不同的，其供品仅果盒与糖而已，清人顾禄在其著作中写道：“上年坟：携糖茶果盒展墓，谓之上年坟(顾禄注：杭俗，上年坟多以肴馔楮镪。吴俗，则糖茶果盒而已)。①”胡朴安在他著作里也作了几乎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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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顾禄：《清嘉录》卷1《正月·上年坟》，第6页。

记载：“正月：‘上年坟’，携糖茶果盒展墓，谓之‘上年坟’。”①过年以糖果祭祀先人，说明糖在民众心目中有很高的地位。
甘蔗是糖的母体，由蔗而糖，由糖而甜，是人们的思维习惯，而甘蔗其形节节而高，其味甜美隽永，又赋予人们甜蜜向上的遐想，道光年间福建永安县的人们在“立春”时已经把甘蔗当作“咬春”物品，②这是人们吃甘蔗欢悦经历的体现，这种体现在节令上的使用，其寓意是表达人们对甜美生活的向往。
甘蔗通过历代文人在文学上的喧染，特别是顾恺之的倒吃甘蔗、渐人佳境的典故，人们又赋予了它佳境渐至的文学含义，所以清代人们用蔗来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企求，取物寓意、以形赋神在过年的民俗使用中赋予了其浓郁的文化内涵。
在杭州，据民国《杭州府志·岁时民俗》记载的清人著作《江乡节物诗题载》中，清代杭州府有用甘蔗封门的习俗：“除夕夜封门，必至‘元旦’始开，索债人来，无敢叩户。封门，束甘蔗树之门侧，盖取渐入佳境之意，曰‘封门甘蔗’。”③清人顾禄清楚地给我们说明了甘蔗用于除夕和春节的作用：“杭俗，除夕封门，束甘蔗树之门侧，谓取渐人佳境之意。则又与他处不同。”④而民国浙江《衢阳县志·岁时民俗》引用清代文人的叙述，为我们解释了清代民俗除夕用甘蔗封门的别外一个含义：“以甘蔗拄门，谓之节节高。”并且引用清人吴曼云之注，解释了与杭州府甘蔗封门的不同含义：“吴曼云言，杭俗‘除夕’封门，束甘蔗树之门侧，取渐人佳境之意。”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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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朴安：《中华风俗志》下篇卷3《江苏·吴中岁时记》，第39页。
②《华东卷》(下)道光《永安县志·岁时民俗》，第1352页。
③《华东卷》(下)民国《杭州府志·岁时民俗》，第591页。
④顾禄：《清嘉录》卷12《十二月·撑门炭》，第241页。
⑤《华东卷》(下)民国《衢阳县志·岁时民俗》，第898页。

正月“元旦”是新年的第一天，全国各地有取“彩头”的习俗，希望新的一年平安吉祥，在这一天里，想办法让小孩高兴，让小孩的喜悦为人们带来欢乐，是人们常用的做法，而取悦小孩最好的方法是给小孩糖吃，因而全国许多地方都有在正月给小孩吃糖的习俗，华东地区也不例外，如道光时期安徽地区：“正月‘元旦’，小儿贺节，赠以糖果、粮食，不令空返。”①
糖圆，形圆而甜，是圆满与甜美的好彩头，道光年间，上海有的地方正月初一日，给小孩“晨食小糖圆”，以博取一年均行好运的好兆头，②并且这种民俗是具有连续性的，在光绪年间的同一方志中，我们尚能见到相同的记载。③
“元宵”是正月十五重要的节令食品，华东民众食元宵是最普遍的习惯。清代元宵制作在江南主要有两种，一种咸中带甜，其做法是先“以糯米浸水一日夜，带水磨之，用布盛接，布下加灰，以去其渣，取细粉晒干用”，然后“用水粉作汤丸，滑腻异常，中用松核桃、猪油、糖作馅，或嫩肉去筋丝捶烂，加葱末秋油亦可”。④另一种最为普遍，是用糖馅做的像糖圆一样的小丸子，正像胡朴安所记载江苏武进的习俗：“十五日，名上元节，元宵锣鼓，声震全城，且有行元宵灯者，是日居民例食糖圆。”⑤汤圆是主要的应节食品，也是最好的以物寓意的物品，而元宵的甜与圆是节日寓意的文化主体，即甜美与团圆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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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华东卷》(下)道光《太湖县志·岁时民俗》，第972页。
②《华东卷》(上)道光《川沙抚民厅志·岁BCR俗》，第20页。
③《华东卷》(上)光绪《川沙厅志·岁时民俗》，第21页。
④袁枚：《随园食单》，第150页。
⑤胡朴安：《中华风俗志》下篇卷3《江苏·武进社会状况》，第81页。

所以在过年民俗中，祭祖用糖，封门用甘蔗，正月“元旦”吃糖，十五吃“元宵”，糖在过年民俗中的集中与灵活运用，反映了人们共同的节日文化理念。
2．中秋节习俗中的“糖文化”
八月十五是全国各地重要的节日，清代江南的八月十五热闹非凡：“中秋俗呼八月半，是夕，人家各有宴会，以酬佳节。”入夜，“比户瓶花香腊，望空顶礼，小儿女膜拜月下，嬉戏灯前”。苏、杭二州，妇女于八月十五夜有“走月亮”的习惯，在八月十五晚“妇女盛妆出游，互相往还，或随喜尼庵，鸡声喔喔，犹婆娑月下，谓之走月亮”。平时难得放纵娱乐的妇女，在这晚也可以成群结队“出游虎邱，笙歌彻夜”。
据顾禄描绘，清代的江南中秋节日气氛不比今天过节情形差，当时情形是“画舫妖姬，征歌赌酒，前后半月，殆无虚夕”，节日里人们喜气洋洋，互相馈赠月饼，然后祭月赏月。月饼成为“中秋节”人们最为看重的馈赠礼品：“人家馈贻月饼，为中秋节之物。十五夜，则偕瓜果，以供祭月筵前。”①在这欢乐的时刻，人们庆中秋，月圆之夜勾起对生活美好的向往，对离人的深切思念，通过互相馈赠月饼，传达着一种祝福花好月圆的意愿。
顾禄引用时人描写中秋感怀的诗词，生动地说明了中秋人们庆佳节的含义：“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遗，取团圆之义。”又：“杭俗，中秋食月饼，夜设祭月，取人月双圆意。”②人们的这种情感寄托是通过月饼予以表达的，顾禄的一首诗形象地说明了月饼是一种精神的寄托：“粉膏圆影月分光，不是红绫亦饱尝。只恐团圆空说饼，征人多少未还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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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顾禄：《清嘉录》卷八《八月》，第161—166页。
②③顾禄：《清嘉录》卷八《八月·月饼》，第167页。

袁枚在《随园食单》中对当时风行江南与山东的刘方伯月饼的制作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刘方伯月饼：用山东飞面，作酥为皮，中用松仁、核桃仁、瓜子仁为细末，微加冰糖和猪油作馅。食之不觉甚甜，而香松柔腻，迥异寻常。”①
民国初台湾的方志也对月饼作了如此的描述：“八月十五为‘中秋节’，以其居秋之中故名。是夕，明月团圆，从会饮赏月。以糖面制饼，曰‘月饼’，居家以月饼、香茗祀神，并以馈送亲友。”②
可见华东的月饼以甜为主，在中秋人们以圆而甜的月饼互相馈赠，表达出一种人们相互之间美好的祝福，寄托对亲人的思念之情，糖的使用强化了这种意思的表达，起着对中秋文化画龙点睛的作用。
(二)社交民俗用糖的习惯及其文化寓意
结婚是人生一大喜事，与科举中试并称大小“登科”，所以必须大肆庆贺，华东地区从乾隆年间开始，糖大量用于结婚民俗，婚礼过程中的用糖俗称“喜糖”，这种“喜糖”，在使用上有一定的风俗习惯和程式，如聘礼中的以糖“下定”，婚礼中的吃甜制食品的固定礼节：“搭茶宴”、食“糖茶”、敬双亲的“满茶”、吃“糖饭”；洞房中夫妻的食“糖圆”，及宴客的“喜糖”等，乃至文献中，新婚夫妇用糖表意，描绘小夫妻的卿卿我我，互相之体贴，无不折射着民族用糖心理的文化内涵，追寻文献的记载，我们会发现清代至民国初婚宴中的用糖，有着极深的文化内涵。
其一，聘礼中糖在华东地区大量使用，婚前的聘礼，以糖相送，预示着美满婚姻之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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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袁枚：《随园食单》，第145、151页。
②《华东卷》(下)铅印本《宜兰县志．岁时民俗》，第1459页。

华东地区在乾隆年间开始，产糖区民众已经十分流行将糖作为结婚的聘礼，如在台湾澎湖地区，婚前的媒礼和娶亲时的“压定”礼，糖是不能少的，并且这种礼俗一直延续到近代乃至现代：“定例用番银三十六员；女家回三员，以为折买鞋袜之礼，实收三十三员。又备礼一担，内猪腿一肘重十六斤，轻亦须十二斤，并鸡、面、糖、枣等物共十六色。”在娶亲前有“压定”礼：“于某日迎娶，先期数月备礼一担，亦用猪腿、鸡、面、糖、枣等物十色，并礼烛婚期逐一开列，送往女家。”①咸丰年间，台湾的噶玛兰厅民俗举行婚礼仍如此：“倩媒送庚贴后，取诹吉具生熟豚肩、鸡鸭二副，糖品、香烛诸物，同聘仪一半银圆送至女家厅事，谓之‘押订’。女家回以大饼，将筋脯、糖果留三四种，余各收其半。”②现代社会的台湾台东县的婚礼中的“过定”礼有“男女命运相合后，男方择吉日托媒人送定礼至女家，如金戒子一对，聘金若干，香烟、槟榔、糖果等四盘头，谓之‘文定’，即订婚之礼是也”。③
清代福建婚俗中用糖极多，以致成为当时民间婚嫁沉重的负担，据方志记载福建地区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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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华东卷》(下)乾隆《澎湖纪略·礼仪民俗》，第1901页。
②《华东卷》(下)咸丰《噶玛兰厅志·礼仪民俗》，第1386页。
③《华东卷》(下)铅印本《台东县志·礼仪民俗》，第1881页。

(除)聘币外，佐以茶椒、蜡烛、首饰等事，又备团饼若干为礼，女家报以整圆红糖，视饼之半，谓之“定茶”。其糖饼俱表分亲邻，使知结亲某家也。迩来婚姻礼节不异从前，而豪侈殊甚。昔时聘币无过三十贯，今年内则用洋银多至二百；昔用麻饼二、三百(以芝麻敷面，中空，稍拌砂糖为馅)，每斤十五、六枚间，今则易以白饼(以白糖拌面蒸之)，每斤四五枚间，始亦不过数百，渐增至千，今则多者过三千，计重八九百斤矣。①

其二，婚礼用糖，甜美喜庆的寓意。
婚礼是我国最隆重的礼节，充满着喜庆的气氛，华东地区民众善于用糖烘托这种气氛。如光绪年间浙江海盐县婚礼习俗有用糖饭招待客人和夫妻“吃糖饭”的内容；②江苏武进、阳湖地区，新婚“合卺”曰以“糖锣杯”命名，并且在第二天，“向公婆实糖于杯”行“满茶”礼。③这些围绕糖举行的仪式，表达了人们对婚姻的甜美希望与婚后美满生活的企盼。民国初年福建藤山县民俗婚礼中，夫妇拜堂完毕后，新郎须吃糖，称“抱鸡角”：“(堂)拜毕，新郎新娘相向立，喜娘以红箸一副、厘戥一柄递与新郎，同时把新郎手向新娘面部绕三圈，唱诗喝彩，谓之‘揭盖’，揭盖毕，喜娘揭糖公鸡，唱诗喝彩，以糖一块塞于新郎口内，谓之‘抱鸡角’(土话鸡公谓之鸡角。抱鸡角者，谓明年生男孩也)。”④以糖制作公鸡的形状，新娘新郎在婚礼上举行吃“糖公鸡”的仪式，表达了新婚夫妇盼子为甜的愿望，也用糖将民族中重男继嗣的思想表达了出来。
乾隆以来至民国初，民间在婚礼用糖中，赋予其浓厚的文化内涵，又通过糖在婚礼中的各种运用，形象地传递了人们之间的各种祝福。如乾隆年间台湾澎湖地区，民间有夫妻在洞房中合卺前共吃一碗甜糖圆的习惯，这是企望圆满和甜蜜的反映：“是夕，备席一筵在房中，男女对酌。饮毕，即备汤圆二碗，每碗汤圆六枚，先男女各执一碗，各食二枚，次即男女交碗，又食二枚，每碗各剩二枚，男即以所执之碗盖住新娘之碗，放在床下，然后就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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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华东卷》(下)光绪《龙岩州志·岁时民俗》，第1327—1328页。
②《华东卷》(下)光绪《海盐县志·礼仪民俗》，第661页。
③《华东卷》(上)光绪《武进、阳湖县志·礼仪民俗》，第469页。
④《华东卷》(下)民国《藤山县志·礼仪民俗》，第1196页。

母亲在女儿临嫁之前将象征美好的物品，其中就有冰糖一包束在女儿的暖肚中，以便让女儿在洞房与夫婿在帐中共食冰糖，以此寄托母亲对女儿的祝福：“先是遣嫁之时，母亲为新娘备暖肚一个，内藏历书一本，取押煞之义；桔饼二个，取大吉之义；冰糖一包，取甜和之义；小镜一面，取光明之义；洋银一圆，取团圆之义；犁头铁彩一块，取铁心不移，而有光彩也；生炭一块，炭字土人读作摊字，取生子摊出愈多之义也，束在新娘肚中。定情之后，新娘取出各物与新郎在帐中共食焉。”①这些习俗肯定不是让小夫妻吃冰糖那么简单，而是晚辈延续着双亲的祝福，对美好婚姻与生活向往的反映。
综上所述华东地区用糖民俗有如下的特点：
第一，糖在民俗中使用以苏浙、台湾、福建等产糖区与蔗糖消费基地居多，并且在民俗普遍用糖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糖文化”程式，如婚礼中糖的使用，过年“上年坟”，以甘蔗封门独特的含义等，华东等靠北非产糖地区，糖在民俗的使用中偏少，糖的文化也没有显示出太多的地方性特色。
第二，“糖文化”现象开始得较早，乾隆年间便有记载，但形成普遍的“糖文化”习俗较晚，到清末糖的文化含义才渐多，表现在糖及其制品广泛用于正月初一小孩吃糖、十五之元宵、冬至之糖团，祭灶与婚姻等方面，这些习俗以道光以后、光绪年间的记载为多，不少已至民国初年。
总之清末民初在华东地区形成的“糖文化”风俗，丰富了民众物质与精神生活内容，对社会民俗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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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华东卷》(下)乾隆《澎湖纪略·礼仪民俗》，第19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