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人家 2008-2-23 12:04
中国古代植柳史与柳文化
中国古代植柳史与柳文化
关传友
China ,s History of Planting Willow and Willow Culture
Guan Chuanyou
(West Anhui University Lu´an 237012, Anhui, China)
Abstract: China has a long history of planting willow. In the ancient time, by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archaeological data, that planting willow was originated from Xia and Shang Dynasties. Since Zhou Dynasty, it began to have a rapid development and keep a prosperous scene for a long time. The ancient Chinese people were planting willow trees mainly to protect the river embankments (called embankment tree); or to protect the ways (called alee-tree); or to beautify the gardens (called landscape gardening tree). In the course of planting willow,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developed their own willow culture as follows: (1) The willow worship： People often take the willow as the symbol of God, good luck or the female sex reproductive organs. (2) The willow folkways： Which include inserting or wearing the willow twigs, or breaking it as the present, or willow-shooting and willow-dancing etc. (3) The willow described in the poems： It has been highly praised for being considered as the sign symbol of the leave-taking by the scholars in different times. (4) The willow paintings： They often picture the willow as a symbol of beauty and goodwill, therefore the willow trees are also an important scenery of the landscape paintings.
Key words: Willow; Planting; History; Culture.
柳树是杨柳科柳属植物的总称，全世界约520余种，我国有257种。[1] 主要种类有垂柳、旱柳、河柳、杞柳、台湾柳、云南柳、水柳、灰柳、银柳、筐柳、朝鲜柳、簸箕柳、白柳等，是保持水土、固沙护堤、园林绿化的优良树种。柳树在我国有着悠久的栽培历史，数千年来还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柳文化现象，本文对此进行探讨，敬请批评指正。
一、中国的植柳历史
（一）植柳的起源 柳树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古代植柳的起始时间则很难以界定。考古资料证实在旧石器时代就有柳树的发现，形成于距今5万多年前的第四纪晚更新世
黄土高原的马兰黄土中有柳树花粉的发现，[2] 距今约10,500—9,700年的河北徐水南庄头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发现有柳属的花粉，[3] 距今约8,000—7,000年裴李岗文化的河南贾湖遗址有柳属花粉，[4] 距今约6,000年的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有柳属花粉，在洛阳皂角树相当于二里头文化（距今约3,800年）的古河道地层剖面中也发现有柳属花粉。[5] 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中有“柳”的象形文字。[6] 文献中最早记载柳树是《夏小正》，该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历法专著，夏纬瑛考证认为是夏王朝末期成书的。[7] 书载“正月柳稊。稊也者，发孚也。” 表明当时柳树已经受到了人们的广泛重视，以致有细致详尽地观察记录。但明确提出种植柳树的是周朝时期的文献。《古微书•礼纬•稽命征》载春秋时期“庶人无坟，树以杨柳”，是说平民百姓无坟墓，仅在埋葬地种植杨柳树。《周礼•地官•大司徒》论述“土宜之法”有“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生。一曰山林…… 二曰川泽，其动物宜鳞物，其植物宜膏物……”之载，文中“膏物”就是杨柳类植物的泛称。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提出了“折柳樊圃”的插木育苗技术，《诗•国风•齐风•东方未明》有“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之诗句，是用柳枝围成篱笆。《战国策•魏二》记述了杨柳的插木育苗：“今夫杨，横树之则生，倒树之则生，折而树之又生。”古代人杨柳不分，互为名称。说明当时人已经充分认识到杨柳树极易繁殖的习性，掌握了插木育苗的技术。春秋时辅助越王勾践的范蠡，在灭吴后定居陶（今山东定陶县），号“陶朱公”，从事农林生产和商业活动，后世有《陶朱公术》传世。[8] 北魏《齐民要术》曾征引此古籍《陶朱公书》曰：“种柳千树，则足柴。十年以后，髡一树，得一载；岁髡二百树，五年一周。”应该说是经营柳树薪炭林的最早实践。综上所述，我国柳树种植起源最早是在夏商时期，最迟应不晚于西周早期，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秦汉时期植柳得到了很大发展，柳树被引植到皇家宫廷苑囿中。《汉书•五行志》载：“昭帝时，上林苑种大柳”，上林苑是汉代皇家著名苑囿。《西京杂记》载汉梁孝王建有忘忧之馆，并在其旁种植柳树，西汉著名赋家枚乘作《柳赋》加以称颂。《汉书•周亚夫传》载西汉将军周亚夫驻军河内（今河南沁阳、博爱）于军营中植柳，称名细柳营。《三辅黄图》记载西安霸水两岸广植有柳树，其说“霸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9] 其成为后世“折柳”之风俗的来源。当时种植柳树之广泛可见一斑。
魏晋六朝时期史籍中对植柳记载较多。《晋书•陶侃传》载陶侃于军营中植柳；《晋书•桓温传》载桓温少年种柳；《晋书•苻坚载记》载：“王猛整齐风俗，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盛弘之《荆州记》载：“缘城堤边，悉植细柳，绿条散风，青阴交陌。”说晋时荆州在护城堤边广植柳树；《宋书•陶潜传》载陶渊明在其隐居之宅边植柳五株，自号“五柳先生”；《南齐书•王敬则传》载王敬则出使北魏时于北馆种植杨柳。北魏时著名农学家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曾对历代植柳经验技术进行了系统总结，书载：“种柳，正月二月中，取弱柳枝，大如臂，长一尺半，烧下头二三寸，埋之令没，常足水以浇之。必数条俱生，留一根茂者，余悉掐去。别竖一柱以为依主，每一尺，以长绳柱栏之。若不栏，必为风所摧，不能自立。一年中，即高一丈余，其旁生枝叶即掐去，令直耸上。高下任人取足，便掐去正心，即四散下垂，婀娜可爱。若不掐心，则枝不四散，或斜或曲，生亦不佳也。”又载：“六七月中，取春生少枝条种，则长倍疾。少枝叶青而壮，故长疾也。”[10] 书中还记载了种植柳树林的持续经营方法：“少枝长疾，三岁成椽；比如余木，岁微脆，亦足堪事。一亩二千一百六十根，三十亩六万四千八百根；根直（值）八钱，合收钱五十一万八千四百文。百树得柴一载，合柴六百四十八载；载直（值）钱一百文，柴合收钱六万四千八百文。都合收钱五十八万三千二百文。岁种三十亩，三年种九十亩；岁卖三十亩，终岁无穷。”[10] 足见当时就有柳树林的适度规模经营。隋唐及至近现代，植柳极其广泛普遍，保持长盛不衰的势头。如北宋为了防止辽兵、西夏兵的骑战，重视边防林的营造。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3载自太祖诏令“于瓦桥一带南北分界之所专植榆柳”始，历朝坚持营造。该书卷267还载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沈括奏报“定州北境先种榆柳以为塞，榆柳植者以亿计”。[11]《宋史•韩琦传》载韩琦在河北领兵“遍植榆柳于西山，翼其成长，以制藩骑”。《榆林府志》载明陕西巡抚余子俊在榆林城西十里的黑山筑台堡，防止北人内侵，在台堡下植柳上万株。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辽东御史余濂为巩固边防安全，于“辽阳迤南三堡七十余里，蒲河至铁岭八十余里，四行品守植柳三十万株。”[12] 都是大规模植柳的记述。
（二）植柳的类型 纵观古代植柳的历史，主要存在有三种类型。即是植柳护堤、植柳护路、植柳造景。
1．植柳护堤 是在河堤上种植柳树固护堤岸以防崩塌，维护河堤安全。最早记载河堤植柳是《管子•度地》，其曰：“树以荆棘，以固其地，杂之以柏杨，以备决水”，可见在春秋战国之时就有提倡在河堤植柳来固堤并保持水土的论述。秦汉时期在灞水两岸种植柳树，《荆州记》载晋时在荆州护城河堤植柳。但大规模在河堤植柳则是隋朝以后。《开河记》有“大业中，开汴渠，两堤上栽垂柳。诏民间有柳一株，赏一缣，百姓兢植之”[13] 载，是说隋大业中（605—618年）隋炀帝开凿汴扬大运河，在河堤两岸种植柳树。唐•白居易的“大业年中炀天子，种柳成行夹流水；西至黄河东至淮，绿荫一千三百里”[14] 诗句就是其写照。唐•刘禹锡称高陵令刘公在渭河泾渠上“于岸夹植杞柳万本，下垂根以作固，上生材以备用”。宋代重视护堤林的营造,《宋会要辑稿》载太祖建隆三年（962年）十月，即诏“缘汴河州县长吏，常以春首课民夹岸植榆柳，以固堤防”；还要求“每岁首令地方兵种榆柳以固堤防”。《宋史•陈尧佐传》载北宋陈尧佐出知并州治理汾河水患，筑堤植柳数万本，民赖其利。《宋史•河渠志》载宋元祐中（1086—1094年）苏轼出知杭州，于西湖“积葑草为堤，相去数里，横跨南北，两山夹道植柳”，时人称为“苏公堤”。北宋•沈括《万春圩图记》载其胞兄沈披在安徽芜湖长江边修建万春圩，筑圩堤长22里，于堤外尽植柳树以捍风涛。南宋杨万里知建康府（今南京）兼理太平州（治所今安徽当涂县）事，见千里江堤尽植柳树护堤，作《圩丁词十解》诗称颂，有“圩田原是一平湖，凭伏儿郎筑作圩；万雉长城倩谁守，两堤杨柳当防夫”诗句；在《过广济圩》中有“夹路垂杨一千里，风流国是太平州”诗句赞美广济圩的护堤柳树景观。南宋•魏岘在《四明它山水利备览》中说“植榆柳之属，令其根盘错据，岁久沙积，林木茂盛，其堤愈固，必成高岸，可以永久。”明确提出种植护堤林应选择根系发达的树种榆树和柳树。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的治黄专家刘天和发明了固护堤岸的植柳六法，即卧柳、低柳、编柳、深柳、漫柳、高柳等六种植柳方法，他在其著作《问水集》称嘉靖十四年（1535年）治理黄河在河堤“植柳二百八十万株”。[15]《杭州府志》载钱塘三桥垂柳万株，荫夹两岸，披拂行人；《上海县志》载柳允中之父，植万柳于龙江堤上，因名 “万柳堤”。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为广植护堤林，制定了捐资种树的政策，劝令文武属官，自道判、守备以上各出己资，栽柳树五千株；州同千总以下各出己资，栽柳一千株，方可称职，若超出此数议叙记功晋级。[16] 清《平罗纪略》载清初宁夏惠农渠、昌润渠“两岸俱植垂柳十余万本，其盘根可以固堤”。清长江圩堤植柳护堤，乾隆《望江县志》载望江县古雷池江堤曾“栽柳万株”；乾隆《太湖县志》载太湖县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植柳万株，名为“万柳堤”；清嘉庆《无为州志》载无为州（今无为县）在江堤古家碾等险段广植柳树护堤，有“千棵柳”地名。康熙八年（1669年）无为知州颜尧揆《喜新堤筑成》，赋诗“飞盖添铺绿，轻衫映柳新；逢逢听伐鼓，喜是筑堤人”，面对筑堤植柳后的景色，诗人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清乾隆年间治理永定河工程中特别重视植柳，《永定河志》载，除河兵每人每年种柳百株并成活外，发动近河村镇村民大力植柳，成活五千株以上者报工部嘉奖。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帝为总结植柳事，于永定河金门闸东侧作诗立碑，碑尚存。诗曰：“堤柳以护堤，宜内不宜外；内则根盘结，御浪堤弗败；外惟徒饰观，水至堤仍坏；此理本易晓，倒置尚有在；而况其精微，莫解亦奚怪。经过命补植，缓急或少赖；治标滋小助，探源斯岂逮。”[15] 是对当时河堤植柳的高度总结。
2．植柳护路 是在行道上栽植柳树以遮荫护路、防尘固土。种植行道树在周朝时，就成为一种专门制度。最早栽植柳树为行道树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晋书•苻坚载记》记载前秦都城长安至各州县的道路种植槐柳荫护。《隋书•食货志》载隋炀帝“自板渚引河达于淮海，谓之御河。河畔筑御道，树以柳。”宋代也大规模植柳作行道树，《宋史•辛仲甫传》载，太祖时辛仲甫知彭州（今四川彭县），当时“少种树，暑无所休。仲甫课民栽柳荫行路，郡人德之，名为‘补阙柳’”。《宋史•李璋传》载李璋为郓州（今山东东平县）令时发动郓州百姓“修路数十里，夹道植柳，人指为‘李公柳’”。《宋会要辑稿•方域》载福州知州多次“劝谕乡保遍于驿道及通州县官路两畔栽种松杉冬青杨柳等木”；南宋•范成大日记称：“二十六日，入桂林界，…… 夹道高枫古柳，道途大逵，如安肃故疆……”[17] 宋所置安肃军是今河北徐水县，说明当时南方的桂林和河北一样，行道树都是柳树。直至清代行道树仍是柳树，清•朱书在其《游历记存》中曾提及河北定州清风店“夹道植榆柳，阴映日月，如行华阴道上。”[18] 是说定州的行道柳树象陕西华阴一样，表明柳树作行道树之普遍。清•祁韵士在《万里行程记》中对潼关、华阴至西安的行道柳树有“华阴县，自潼关迤西，官柳夹道，如界画然。乃知两行秦树直，良非虚语”的记载，并说“华阴县里，无数绿柳，阴浓成衙，徙倚女墙，隐现林表，絮飞遍地如雪，真仙境也。”[19] 清代督办新疆军务的陕甘总督左宗棠在修筑东起潼关西迄乌鲁木齐的新疆大道，沿途种植柳树数百万株，时有甘肃布政使杨昌浚吟“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门”称颂，甘肃人还把这些柳树称之为“左公柳”。近人尚秉和对清代行道植柳有这样的记述，曰：“清时官道，宽数十丈，两旁树柳，中杂以槐。余幼时，自正定应举赴京师，行官道六百余里，两旁古柳参天，绿荫幂地，蹇驴而行，可数百里不见烈日。柳荫下卖茶卖酒、卖饼饵者，络绎不绝。疲则息，热则乘凉，渴饮饥食，唯所欲，虽远行而有闲适之趣。自铁路行而数百里，参天之古木尽毁，官道为民地所蚀，只容二轨。于是数千年之遗制旧迹，遂泯灭无余。”[20] 自当是对清代行道植柳的高度概括。
3．植柳造景 是在园林中种植柳树造景以达到观赏效果。园林植柳最早是在汉代，《西京赋》称汉武帝建上林苑植柳，《南史•张绪传》载梁武帝在芳林苑中植柳。南朝•陈后主在南京宫苑台城中植柳，名台城柳。唐诗人韦庄吟有“最是无情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诗句，称颂长堤柳色园林景观。唐时于皇家园林曲江园植有大片柳树。《唐书•王维传》载唐诗人王维晚年在蓝田建私人园林“辋川别业”，园中植柳造景，有“柳浪”景点。自隋炀帝临幸扬州广植柳树后，扬州园林植柳成风，唐•姚合《扬州春词三首》的“暖日凝花柳，春风三管弦”诗句称颂当时园林植柳之况；宋•张邦基《墨庄漫录》载北宋•欧阳修任扬州太守时在蜀冈大明寺平山堂前植柳造景；南宋•庆元中（1195—1200年）赵巩为官扬州时，建四并堂，植柳种竹，有柳径、竹陂等景点；南宋•奸相贾似道镇守扬州时建官署筑园林，明•嘉靖《维扬志•公署》称“水之外为长堤，朱栏相映，夹以垂柳”，是说其于园中植柳。欧阳修任颖州（今安徽阜阳）太守时，疏浚治理西湖广植柳树，建有双柳堂景点。杭州《西湖志》载西湖北山有柳洲亭，宋南渡后，自湧金至钱塘沿城五里堤岸遍插垂柳。山西《太原府志》载太原城西有柳溪，是北宋•陈尧佐为太守时筑堤植柳数万，建有亭、阁，供城中百姓游览。明清时期园林植柳最为常见，最为著名是扬州园林，人们多以“绿杨城郭”来概括明清扬州园林的柳景特色。明末郑元勋在扬州建私园，以柳影、水影、山影而名影园，其作《影园自记》称园是“夹岸桃柳，延袤映带”、“背堂池，池外堤，堤高柳，柳外长河，河对岸，亦高柳”。[21] 明清扬州园林以柳名园的还有“长堤春柳”、“绿杨城郭”、“柳湖春泛”、“万柳堂”等；以柳名景的有“西园曲水”园的“拂柳亭”，“可园”的“柳阴路曲”，“九峰园”的“深柳读书堂”，“影园”的“柳堤”、“柳万屯”等。在北方的北京地区也是如此，明•刘侗《帝京景物略》对明代北京园林中植柳造景有极为详细的记载，如定国公园是“垂柳高槐”、成国公园是“榆柳夹而营之”、李皇亲新园是“廊遍桃柳”、海淀的米太卜勺园是“入路，柳数行”、白石庄是“所取韵皆柳，柳色时变，闻者惊之；声亦时变也，静者省之。春黄浅而芽，绿浅而眉；春老絮而白；夏丝迢迢以风，阴隆隆以日；秋叶黄而落、而坠条当当、而霜柯鸣于树。”[21] 足见当时北京园林中植柳之盛。清北京皇家园林圆明园、清漪园（今颐和园）、北海等都植有数量较大的柳树为景，圆明园中还有“柳浪闻莺”、“深柳读书堂”景点。大明湖是泉城济南著名园林，园以植柳而名，自清留存至今的铁公祠大门楹联“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就是对其高度概括。清•刘鹗《老残游记》称是“家家泉水，户户垂杨”，清•诗人王允榛《北湖泛舟》有“千条杨柳数声鸥”诗句称道其园林柳景。很少植柳的南方福建在明清时期也植柳造景，明王世懋《闽部疏》载“闽地最少杨柳，福州城中士大夫园地边间有一两株，作长条拂地，不能拱把。”[22] 明末著名造园家计成著《园冶》一书，对园林植柳造景有“院广堪梧，堤湾宜柳”、“凿水为濠，挑堤种柳”、“风生寒峭，溪湾柳间栽桃”的总结记载，对后世的造园实践产生了较大影响。清著名造园家、戏剧家李渔《闲情偶寄》中认为历代人喜柳造园是在于“柳贵乎垂，不垂则可无柳。柳条贵长，不长则无袅娜之致，徒垂无益也”的无限美致，还认为柳树是夏听蝉鸣、鸟音之趣的最适之所，因此提出“使于种植之初，预防及此，留一线之余天，以待月轮出没，则昼夜均受其利矣。”[23] 当是对园林植柳意境的最极致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