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斋 2006-10-21 13:37
《宋代工商业经济与政府干预研究》绪论
作者：李晓
一
宋代的工商业经济问题，既是一个老题目，也是一个大题目。多年来，经过学界前辈们的缜爬细梳，已经积累了斐然可观的丰硕成果，是谓之“老”；工商业经济涉及面极广，举凡与手工业、商品交换有关的人、物、事，无所不包，信乎其“大”！
现有的研究成果，仅就已经出版且富有影响的主要著作而言。漆侠先生的《宋代经济史》是迄今所见关于宋代工商业经济研究最全面最系统的力作，是书不仅内容广博，几乎涵盖了宋代手工业、商业的方方面面，而且对工商业中的各种经济关系，如封建国家、商人、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市场格局、商品流向等等都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在专题性研究方面，关于手工业者，有日本学者古林森广先生的《宋代产业经济史研究》等；关于盐业者，有戴裔煊先生的《宋代钞盐制度研究》、郭正忠先生的《宋代盐业经济史》等；关于酒业者，有李华瑞博士的《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等；关于茶业者，有台湾学者朱重圣博士的《北宋茶之生产与经营》等；关于工商业从业者的研究，有王曾瑜先生的《宋朝阶级结构》等。关于商业、商品货币经济的研究，是一个长盛不衰的热点课题，特别是随着近些年对市场问题的重视，开创性新作层见叠出。语其大者，有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先生的《宋代商业史研究》、《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等；有陈高华、吴泰先生的《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乔幼梅先生的《宋辽夏金经济史研究》、郭正忠先生的《两宋城乡商品货币经济考略》等；我国青年学者的一批成果更引人注目，如姜锡东博士的《宋代商业信用研究》、龙登高博士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林文勋博士的《宋代四川商品经济史研究》、魏天安先生的《宋代行会制度史》等。关于城市经济，则有傅宗文先生的《宋代草市镇研究》、周宝珠先生的《宋代东京研究》等。加藤繁先生的《中国经济史考证》、华山先生的《宋史论集》、郭东旭先生的《宋代法制研究》、汪圣铎先生的《两宋财政史》、程民生博士的《宋代地域经济》，以及中国宋史研究会历届年会编刊的《宋史研究论文集》等等，也都从不同方面就与宋代工商业经济相关的专题有所论述。至于散诸报刊的论文，就更是连篇累牍、不胜缕述了。
前辈们创造的丰厚学术积淀，为后学者的继续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仅提供了资料上的便利，在观点方法上亦不乏启迪。
放眼望去，在宋代工商业经济这片深耕熟耨的广袤原野上，要寻觅一块未曾开发的处女地已经非常困难。但仔细推敲，也不是毫无插足的空隙。现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就似乎可以归纳为“二多二少”。即，第一，专题性个案研究较多、总体性综合探讨相对较少。第二，对商品经济、市场问题关注较多，把政府行为与市场机制联系起来考察者相对较少。有的论著给人以“见民不见官”或“见物不见人”之感。因此，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新的理论、方法开展综合性研究仍是十分必要的。
本书就是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从市〉鹘诤驼稍そ换プ饔谩⒈舜酥圃嫉慕嵌龋酆峡疾焖未ど桃稻玫囊徊砍⑹灾鳌?BR>
习斋 2006-10-21 13:37
二
史学研究的任务，必须详尽客观地追述种种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更应该拨开历史的迷雾，探究隐藏在这些历史表象背后的作用力究竟是什么。
本书并不是要写成一部系统全面的宋代工商业经济及制度史，也不刻意追求内容间的逻辑严密性和框架体系的完整性。而是试图通过抓住关键、剖析典型，着重研究几个问题：宋代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呈现了什么样的质量表征？是在什么样的机制作用下取得发展的？宋政府是如何干预工商业经济的？政府干预对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全书内容是由两大板块构成的。第一个板块包括第一、二、三、四、五、六章，论述了宋代工商业经济的结构性发展；第二个板块包括第七、八、九、十、十一、十二章，分析了宋政府对工商业经济的干预、参与及其影响。
习斋 2006-10-21 13:37
三
《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
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
《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开宗明义的这一番话表明，自从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大的分工之后，手工业和商业就与农业分离开来，并分别在社会经济体系中各自拥有了独立的地位。
历史的车轮穿过悠悠数千载的岁月风尘行进到了宋代，手工业和商业这两个部门究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呈现出了什么样的面貌？
本世纪六十年代，日本历史学家斯波义信先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从历史事实看，中国的商业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初步发展起来，此后历汉、唐、宋、明、清，随着农业社会的成熟、国家形态的成长而相应地扩大了。这种起源很古而且始终如一的商业发展潮流，与当时唐宋时代的变革有何等内在联系？……再从历史事实来看，虽然随处可见商业发展的种种迹象，但为什么在研究史上对商业发展的评价却往往褒贬不一？”例如，“关于宋代城市的发达情况，迄今为止，有的仅从开封、临安等二三个大城市的例子进行归纳推理而评价过大；有的则将其列为例外仅从农村的自给体制单方面来强调而评价过小；还有的仅强调新兴城市的工商业城市性质而给予一个方面的评价。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抓住了现象的一个断面，而未必能充分地说明城市和农村的标准的分工结构。这不能不认为是一件遗憾的事” 。
对于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的评价，国内外学术界也是分歧巨大的。一些学者特别是不少西方学者认为，宋代已经形成了全国性的大市场，出现了近代化的“商业革命”，启动了原始工业化进程，等等。另外不少学者则认为，宋代的商品流通是由以专卖制度和以获取军粮为核心的国家财政政策主导的，社会自发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尚未发展起来，支付手段还很落后，以物易物占很大比重，以城市为中心的商业繁荣是一种病态的虚假的繁荣，缺乏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充斥泡沫成分，等等。
尽管历史是一面镜子，然而站在不同角度上的人从里面看到的东西却并不完全一样。当我们踏在新千年的门坎，回首千载之前的那段往事，究竟从何种视角出发较好呢？
为了尽可能全面、客观地评价宋代工商业经济的发展，我们尝试运用现代经济学中的“产业结构理论”的分析方法和研究视角。
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重点是分析社会经济各部门之间的质的规定性和量的比例关系。它认为，产业结构的演进过程与经济发展的过程是统一的，经济从不发达到发达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结构演变过程。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产业结构高度也越高；经济发展水平之所以高，重要的是由于产业结构高度高。产业结构高度从结构上规定并体现着经济发展水平。如果以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量的标志，那么，结构高度的演进便从质的方面表现这种发展，或者说解释为什么会达到这样的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可以用结构差异反映出来，或者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与其说是总量差异，不如说是结构质态的差异。“经济的发展绝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不是简单的量的扩张。当然，没有经济增长的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但只有经济增长而无其他质的根本变化，对于发展来说并没有多少意义。这种质的根本变化主要是指经济结构的变化。如果经济结构不发生持续变革，经济只是在传统结构上实现数量增长，结果只能是传统经济的简单重复和放大，决不能根本改变落后经济的历史特征” 。一部经济发展史，可以称得上是经济的结构性动态变化史。
由于产业结构理论分析的对象主要是第一、二、三次产业，并把经济发展的实质归结于工业化，所以这个理论的许多分析模型和具体结论是无法简单化地套用于我们对宋代经济史的研究的。但这个理论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却为我们分析认识宋代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征象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为了结合宋代的实际情况和避免不必要的歧义，我们在这里舍弃了产业结构理论的体系框架，并回避了“产业”和“三次产业”等概念和分类法，只是采用其解释方法和分析角度。
自然，运用结构分析的方法研究宋代经济和社会问题并非本书的首创，斯波义信先生的《宋代商业史研究》、漆侠先生的《宋代经济史》、王曾瑜先生的《宋朝阶级结构》、龙登高博士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以及贾大泉先生对于宋代赋税结构、郭正忠先生对于宋代城市经济结构的研究等等，都分别从结构分析的角度做过精彩的论述。我们既吸收借鉴了这些前辈们的成果，又在研究内容和结论等方面阐明了自己的看法。
通过第一、二、三、四、五、六章的论述表明，结构形态是宋代工商业经济发展水平的质的和量的标志。宋代的市场商品主要来自于农业，农民是工商业经济的主体成员。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口和土地的矛盾、市场机制的导向、封建的公赋私债的驱迫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农民经济的构成出现了“小农、小工、小商的三位一体化”趋势，农业经济结构在一些地区出现了较显著的变化，这是宋代工商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前提条件。
在此基础上，宋代手工业经济的部门结构、劳动力结构、空间布局结构、资本结构等也有所改观，主要表现为“四个移动”：一些原先由农业部门承担的生产任务发展成了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即生产部门移动；农业上的剩余劳动力转变为手工业、商业的生产经营者，即劳动力要素移动；随着专业化分工和商品生产区域化的发展，原料供应、加工制造和消费市场在地理布局上有所变化，即空间布局移动；商业资本初步向一些手工业生产部门渗透，即资本要素移动。
城市是工商业经济的中心地，通过城镇规模的扩展、数量的增多、工商业人口比重的提高，城市的综合经济功能和辐射带动能力有所增强，城乡商品经济联系愈益密切，城市构成了区域性市场网络的枢纽和支点，为商品生产开辟了市场空间，带动了周边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
与此同时，以粮食、纺织品、茶叶等长途贸易的兴盛、“交引”等信用证券买卖的涌现为代表，宋代商品流通市场上的品类结构状况有所变化。而作为工商业经济结构性发展的外在表现之一，宋代政府的财政收入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习斋 2006-10-21 13:38
四
淳化五年，“诏曰：古者，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盖所察奇袤而禁浮惰也。国家算及商贾，以抑末游，既以防民，克助经费。而当职之吏，恣为烦苛，规余羡以市恩宠，细碎必取，掊克斯甚，交易不行，异夫通商惠工之旨也” 。宋太宗在颁行宋朝统一的“商税则例”诏书中说的这一番话，堪称宋朝工商业政策的纲领性文件，它所申明的原则宗旨，在宋朝大多数政策措施中得到了贯彻。
宋朝的工商业政策头绪繁多，内容庞杂。有的是实行制度变革，有的是通过法律规章，有的是采取行政手段，有的是运用经济方式，多种形式综合体现出来的。本书的第七、八、九、十章从工矿业政策、对私营商业的管理政策、商税政策、货币与信用汇兑政策等方面，总结论述了宋朝封建国家管理和干预工商业经济的有关政策情况。
总体上看，始终以封建国家自身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利益为转移，是宋政府制定各项工商业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宋朝的工商业政策具有鲜明的二重性特征：它既有“通商惠工之旨”，表现出宽松、扶持、利用的一面；又“细碎必取，掊克斯甚”，具有强烈的干预、控制、掠夺的色彩。在制度上，既有健全性、规范性的建设，又表现为制度缺失与执行失效并存。
就工矿业政策而言，主要特点是：1、根据行业部门的不同，分别采取了鼓励、限制、控制、放任性政策。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纺织业等部门较重视，鼓励性措施较多；对于直接影响政府财政收入和提供官营手工业原料的矿冶业等部门，既鼓励又控制；对于关乎国家安全或国家经济利益的军工制造业铸钱业等部门，限制性很强，官营垄断、禁止民营；对属于政府财政支柱的制盐、酿酒、制茶等部门，实行禁榷专卖政策，控制得最严；对于陶瓷、漆器、建筑、造船、造纸、印刷、粮食加工等部门则基本上是放任的，允许民间自由经营。2、劳役制的剥削方式逐步减少，雇佣召募制普遍推广，矿冶业等的产品收入政策也以抽分征税制和产品购买制取代了课额制。3、官营的生产明显减少，民营的范围有所扩大；与农业上的租佃制相适应，手工业生产领域也广泛实行了买扑承包制。
就私营商业的管理政策而言，在市场设置、一般商品的价格、商人队伍等方面实行了开放政策；在打击垄断、加强契约合同的规范化、维护商业信用、统一度量衡标准、打击假冒伪劣等方面实行了维护市场秩序的政策；加强了对商业行会、商人、牙人的监控，把城市行会纳入了政府物资供应体系，为满足政府需求服务。
宋朝颁布统一的商税则例，克服了唐末五代的滥征苛敛和关市阻隔，方便了商品流通。北宋的住税、过税大都“比市价”计征，有利于税负的均平。同时为保证商税收入，制定了非常严密的监控政策，打击偷漏税愈益严厉。宋代商税政策执行中出现的种种弊端，与制度本身有内在的联系，制度的缺陷导致了执行不良，妨碍了商品流通，这在南宋尤其突出。
宋朝把货币作为控制国家经济的重要工具和解决财政问题的重要手段，货币的制造、投放、回笼、贮藏等流通过程，不是按照社会经济对货币的客观需求来进行，而是根据宋政府政治上和财政上的需要运作，与军费开支形成了刚性联系。其混乱割裂，堪称历代之最，对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造成了巨大危害。但宋朝的货币政策也不乏划时代的卓越创举，这主要是大力发展了信用事业。把在民间信用票据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交子，收归官办，解决了其信用不足的问题，促进交子成为较成熟的纸币；又继承发展了唐代飞钱之法，以多种形式开展官办的便钱汇兑业务。宋政府主持下的信用事业空前发达，在很大程度上弥补铜铁钱笨重、不足的缺陷，抵销了货币流通地域割裂的弊端，对于沟通区域市场的商业往来，加快货币周转，促进远距离贸易的发展，发挥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禁榷专卖制度是宋政府干预工商业经济的重要内容，它涉及了多种手工业产品和市场流通商品，因而对工商业经济具有极其深刻的影响。本书的第十一章，从禁榷专卖制度对生产、流通的控制干预，以及禁榷专卖制度与军事后勤供应的关系、与财政货币化的关系、与税收的关系等方面，集中论述了这个问题。
宋朝对各个禁榷专卖商品采取了不同的管制办法，每种商品的榷法也不是一成不变，尤以茶法、盐法最为混乱繁杂变化多端。在禁榷专卖品的生产领域，官府投资办场、直接组织生产的情况较少，且呈逐步减少的趋势，民营的比重明显增大。在流通流域，不仅不排斥商人，而且为商人资本让出了较大的经营空间，多数做法是由官府和商人分别经营商品的某个流通环节，完全的官营逐步减少，私营的范围愈益扩大。但宋政府对禁榷专卖商品的生产、特别是流通过程的控制干预越发严密。有关商人的政策表现出了既控制又利用的二重性。官府和商人（主要是豪商巨贾）结成了共营共利的伙伴关系，双方也围绕利润的瓜分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一般说来，民营比官营较有效率，宋代各种榷货的商品生产在禁榷制度下仍能有所发展，当与民营的扩大有一定关系。
在长期严重的边防压力下，宋朝推行禁榷专卖制度有其必然性。北宋前中期，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把沿边的军需供应与内地、京师、东南地区的茶、盐、矾、香药犀象等禁榷专卖物资联系在一起，通过钞引等信用证券进行两者的交换运转。也就是在政府的运作下，利用商业信用手段，通过商品交换关系，动员商人的力量，以财政收支的特殊转化形式，把禁榷专卖制度纳入了“国防财政”的体系，使之直接为军队的后勤保障服务。这种运用市场机制、发挥市场的作用解决边防后勤供应问题的做法，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创举。它虽然产生了不少弊端，也纷纭多变，只是处于实物征调向货币购买演变的过渡阶段。但对促进商品流通、推动商业信用的发展、巩固北宋边防、缓和社会矛盾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禁榷专卖收入构成了宋朝货币财政收入的最主要的来源，它实质上是封建国家以商品买卖的方式，向几乎所有社会成员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工商业者普征的一项间接税。如果说，宋代赋役制度的变革如二税折钱、免役征钱等，具有迫使小农与商品交换市场相结合的客观作用，那么禁榷专卖制度的作用似乎可以理解为，通过政府操纵下的榷货买卖从另一个方面强化了这个趋势。
宋政府不仅是工商业经济的管理者、干预者，而且是市场交换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参与者，其作为市场主体的重要成员而进行的自身消费物资的购买活动，对工商业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把政府为满足自身的消费需求而使用财政资金进行的购买，称为“政府的消费性购买”，并在第十二章从政府消费性购买在宋代的制度化、宋政府消费性购买的方式、政府消费性购买对工商业经济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总体性探讨。
封建政府获取自身消费物资的方式，从无偿征敛为主转变为有偿购买为主，是唐中期以后、特别是宋代的事情。宋政府消费性购买的数量之巨、规模之大、时间之长，都是以往任何朝代所不能比拟的。宋朝进行了一整套制度化建设：设立了一系列职司购买的政府机构，形成了较完整的购买体系；确立了关于购买的预算和计划制度；建立了及时迅捷的价格反馈系统；实行了招标承包制。从政府购买的角度重新审视王安石变法期间实行的均输法，可以认为均输法是北宋政府以购买方式获得东南漕粮的制度化。
宋代的政府消费性购买有多种形式办法。总体上看，在购买方式上，可以分为“和买”和“科买”两种类型。在付款方式上，可以分为当场付款、延期异地付款、预先付款三种类型。
政府消费性购买对工商业经济的影响包括生产和流通两个方面。不同的购买办法、付款方式，以及价格之高低、数量之大小，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其中，价格因素最为关键，付价的高与低、有与无，都直接关系到商品生产与流通的盛与衰。政府消费性购买在宋代的发展，是封建国家需求的消费物资的供应方式，从原先主要靠征调赋税和土贡实物，转向在很大程度上利用市场、依靠交换的一个重大变革。政府的财政分配更多地与商品货币经济相结合，政府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市场运作主体。这既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又反过来刺激拉动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然而，宋政府所进行的各种购买活动并没有一直沿着自由贸易的轨道、向着商品化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趋势演进，而是程度不同地向着赋税化逆转，使已经发展起来的商品交换，又被部分地拉回到赋税征敛。
习斋 2006-10-21 13:38
五
把上述两个板块整合于一起的，则是市场因素和政府干预交互作用、彼此制约这条线索。围绕这条线索，我们初步探讨了宋代工商业经济的运行机制及其基本特征。
通过考察，宋代显然同时并存着两种机制作用或曰两种行为方式：一种是民间的市场式的，另一种是政府的行政式的，两者的关系是互动的、彼此制约的。
一方面，市场是封建经济的一个内在要素，是与封建经济“骨肉相连”的有机组成部分，商品交换、市场贸易不仅是个体小农赖以生存的手段和必要条件，而且是封建统治者得心应手的重要工具。商品货币经济并非封建经济政治秩序的敌对势力或异己份子，而是它必不可少的同盟军和整合力量。市场调节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愈益显著，政府的行为也在越来越多地倾向于利用和发挥市场的作用。宋代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和肥沃的土壤。
另一方面，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相适应，政府对于社会经济生活的控制干预也在持续增强，封建国家不仅剥削农业，也把工商业作为其主要的剥削对象，多数有利可图的工商业部门都被纳入了禁榷专卖体系，服从于政府的财政需要。宋政府的工商业政策有趋于宽松开放的一面，但更多的表现为操纵和掠夺。政府既监管生产、也左右市场，使大量工商业利润流入政府财政，并通过财政分配等手段使工商业经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按政府的意志运转。政府作为市场主体之一对市场活动的参与介入，既一定程度地刺激拉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使市场关系扭曲变形，使商品货币经济出现了某些“浮肿”。
如果把市场和政府这两种作用力加以比较，那么总体上看，市场因素是宋代工商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条件之一，而政府行为则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在宋代，其政治是封建官僚地主统治下的一元化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政府操纵下的一元化的经济，官僚高于一切，政府总揽全局，没有不被政府控制的城市和乡村，也没有不受政府干预的工商业。市场因素就像神通广大的孙猴子一样，无论翻多少个筋斗，都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事实上，这不仅是宋代，也是整个中国封建时代的特色。
总之，宋代的工商业经济以及与之相表里的商品货币经济，在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取得了显著进步，许多方面表现出了结构性发展的态势，使封建经济制度变得更加富有弹性、韧劲、张力。然而宋代工商业经济从头到脚都始终笼罩在封建官府操纵控制的阴影之下。宋朝的工商业政策不是没有宽松，但宽松是有限度的；宋政府对工商业经济也不是没有扶持，但扶持是有条件的。是控制下的宽松，是操纵中的扶持。封建经济在市场和政府的矛盾冲突中寻求着动态平衡。
六
宋代只是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史的一个阶段。在这条历史长河中，市场机制的作用在向着愈益增强的趋势演进，然而，在它的侧畔，政府的权威也在朝着同样的方向扩张－－尽管两者之间存在着许多难以消释的矛盾冲突。所谓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绝不仅仅是政治、军事、思想文化上的，还理所当然地应当包括经济上的，因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必须建立在相应的经济基础之上。在西方，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的关系问题只是到了近代才摆到了人们的面前；在中国，这个问题的历史要久远得多。如今，当我们把“大政府、小社会”这个难题推到手术台前的时候，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个活蹦乱跳的怪物并不稚嫩，而是拖着长长的尾巴、颇有些历史来头的。
当然，无论是传统经济还是现代经济，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政府干预。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丝毫不受政府干预的经济，也没有丝毫不干预经济的政府。政府干预是一个客观的必然的存在。我们的任务，不在于检讨政府干预这个客观事物本身是否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或者合理性，也不是评判它好或是坏，而是试图从历史事实出发，具体地分析宋朝政府对工商业经济实施干预的方式及其影响，以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史上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的关系，为当前的市场经济建设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