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人家 2008-2-23 12:03
有关我国历史上蚕桑业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
有关我国历史上蚕桑业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
邹逸麟
载《椿庐史地论稿》
关于我国蚕桑丝织事业的历史，前人已经发表过不少研究成果。章楷、史念海、夏鼐、周匡明、郭郛诸先生均有精湛的论文发表①，另外还有几本有关中国纺织科技史方面的专著出版，基本历史情况已经比较清楚了。但笔者从历史地理角度来学习前人成果时，发现有些问题还可以进一步明确，有的现象还有待深入探讨其原因，故不揣浅陋，草就此篇，以求正于专家同行。
一、我国早期蚕桑丝织业的起源及其地域分布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从事蚕桑事业的国家，似已成定论。抛开神话传说不谈，根据考古资料，迟至新石器时代，我国人民已经开始种桑育蚕，抽丝织衣了。1926年在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过半个人工割裂的蚕茧。这个遗址属仰韶文化系统，由此有人认为公元前五千年我国已经有了蚕桑事业。但当时的考古报告记录得不清楚，因此不少同志对此持怀疑态度。待1960年山西芮城县西王村仰韶文化晚期遗址中发现了一件陶蛹②，1980年在河北正定南杨庄仰韶遗址发现了二件陶蚕蛹后，大家感到山西夏县的半个蚕茧，很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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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章楷：《我国蚕业发展概述》，《农史研究集刊》第2册，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史念海：《黄河流域蚕桑事业盛衰的变迁》，《河山集》，三联书店963年版；夏鼐：《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考古》1972年第2期；周匡明：《养蚕起源问题研究》，《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郭郛：《从河北正定南杨庄出土的陶蚕蛹试论我国家蚕的起源问题》，《农业考古》1987年第1期。
②中科院考古所山西队《陕西省芮城东王庄和西王村的发掘》，《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
新石器时代的遗存。此外在齐家文化甘肃永靖大河庄遗址出土了加捻、牵伸的陶纺轮和为数较多的薄片条形骨匕，被认为是大河庄已有育蚕织绸的佐证①。更有意思的是在我国长城外辽宁锦西地区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玉蚕，证明红山文化也有了养蚕业②。长江流域的早期蚕桑业则更为明确。马家浜文化(公元前3670年—前2685年)崧泽时期有桑树发现。1958年在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出现丝织品的实物。一批盛在竹筐里的丝织品，包括丝带、绢片和丝线。经鉴定，原料用的是家蚕丝，绢片是平纹组织，经纬密度每平方厘米48根③。这是我国至今发现年代最早的丝织品实物。1959年吴江县梅堰镇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黑陶上有蚕的图案④。综上所述，可知早在新石器时代我国大河上下、长城内外，长江南北，普遍开始了蚕桑生产。有人认为长江三角洲是我国蚕桑业的起源地，因为这里自然条件可能滋生大量野蚕昆虫，人们在偶然的机会发现了野茧可以抽丝织衣，以后取来驯养成家蚕，又栽植桑树，开始了大规模的育蚕事业，然后传布到北方各地。这种说法目前尚未找到强有力证据，然聊备一说，未尚不可。
到了商周时代，黄河流域育蚕缫丝事业已有相当的规模和水平。安阳殷墟出土过一个雕琢成形态逼真的玉蚕，安阳武官村发现的戈援上残留着绢纹或绢帛。甲骨文上已有蚕、桑、丝、帛等文字，还有祭祀蚕神的记载。这些都是大家所熟知的。从殷商遗址出土的丝绸实物的天空，那时已有简单提出装置的织机⑤。夏鼐先生更进一步分析，当时已有三种主要织法：1、普通平纹组织，经纬线数字大体相等；2、畦(音其，莱圃间长行)纹的平纹组织，经线比纬线多一倍，由经线显出畦纹3、文绮，地纹是平纹组织，而经线多上几倍，由经线显露凸形的花纹。这就需要简单的提花装置的织机⑥。由此可见，殷商时代黄河流域的丝织业水平已经相当高了。然而由于资料缺乏，蚕桑业在地域分布上的情况，我们知道得还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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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元明：《我国育蚕织绸起源时代初探》，《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
②唐元明：《我国育蚕织绸起源时代初探》，《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
③浙江省文管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④江苏省文物工作队：《江苏吴江梅埝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3年第6期。
⑤胡厚宣：《殷代的蚕桑和丝织业》，《文物》1972年11期。
⑥夏鼐：《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文物》1972年11期。
西周春秋时代，蚕桑业的地域分布，可从《诗经》中窥知其概貌。今录其有关蚕、桑、丝织资料如下：
《召南·羔羊》：“羔羊之皮，素丝五紽”；“羔羊之革，素丝五缄；“羔羊之缝，素丝五总”。
《召南·何彼襛矣》：“其钓维何?维丝伊缗。”
《邶风·绿衣》：“绿兮丝兮，女所治兮。”
《邶风·简兮》：“有力如虎，执辔如组。”
《鄜风·桑中》：“期我乎桑中。”《定之方中》：“降观于桑”，“说于桑田”。《干旄》，“素丝纰之”，“素丝组之”，“素丝祝之”。
《卫风·硕人》：“衣锦褧衣。”《氓》：“抱布贸丝”，“桑之未落，其叶沃若”。
《郑风·将仲子》：“无折我树桑。”《丰》：“衣锦褧衣，裳锦褧裳。”
《魏风·汾沮洳》：“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十亩之间》：“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
《唐风·鸨羽》：“肃肃鸨行，集于苞桑。”《葛生》：“锦衾烂兮。”
《秦风·终南》：“锦衣狐裘”，“黻衣绣裳。”
《曹风·鸤鸠》：“鸤鸠在桑。”
《豳风·七月》：“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蚕月条桑”。《东山》：“烝在桑野。”
《小雅·黄鸟》：“黄鸟、黄鸟，无集于桑。”《巷伯》：“萋兮斐兮，成是贝锦。”《隰桑》：“隰桑有阿，其叶有沃。”《白华》：“樵彼桑薪。”
《大雅·瞻印》：“妇无公事，休其蚕织。”《丝衣》：“丝衣其钚。”
以上所载依次而言，邶在今河南安阳或卫辉市一带；鄘，今河南卫辉市东北；卫，今河南淇县、滑县一带；郑，今河南新郑；魏在今山西芮城；唐，今山西翼城；秦，今陕西关中地区；曹，今山东定陶西北；豳，即邠，今陕西彬县、郇邑一带、《大雅》、《小雅》、《召南》大致均出于东西周故地。可见在西周春秋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普遍种植桑树，育蚕缫丝，生产各种丝织品，由《诗经》所示已有丝带，丝质的纽扣、丝绸衣服，彩色的织锦，丝织马缰绳以至丝作钓鱼绳等，用途十分广泛，工艺也相当考究，丝织技术已很成熟。长江流域在西周春秋时代丝织业水平虽不及黄河流域，但也有相当的规模。《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王僚九年(前518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钟离。初楚边邑卑梁氏之处女与吴边邑之女争桑，二女家怒相灭，两国边邑长闻之，怒而相攻，灭吴之边邑。吴王怒，故遂伐楚，取两都而去”。居巢、钟离均在今安徽省江淮之间。吴楚二国女子争桑当然是为了养蚕，由争桑而引起两国之间战争，说明当时蚕桑事业在吴楚二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已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扎献吴国特产缟(素色丝织品)给郑国子产，亦足见其有相当数量之丝织品。越国亦有蚕桑。计倪对越王说：“省赋敛，勤农桑。”①相传春秋时今浙江诸暨苎罗村为西施浣纱处，亦可为一佐证。长江上游的蜀国很早已知蚕桑。汉代扬雄《蜀王本纪》②云：“蜀王之先名蚕丛。”任乃强氏认为“窃疑蚕丛之义，谓聚蚕于一箔饲养之，共簇作茧，非如原蚕之蜗娟独生，分散作茧。是原始人类一大发明创造，故成为氏族专称也”③。袁珂认为“蚕丛者，实亦蜀古之蚕神”④。此二说未必即可视为定论，但从战国以后蜀锦品位之高这一事实来看，春秋时期蜀地已有蚕桑丝织业是毫无问题的。长江中游楚地在春秋时丝织业必然已很发达，这从战国时楚国精美的丝织品可以推知，详见下文。
综上所述，我们可对春秋时代我国蚕桑事业的地域分布有了轮廓的概念。黄河中下游、长江上中下游普遍发展了蚕桑丝织业，各地的生产水平不同，但都有着欣欣向荣的发展势头，这种格局到了战国秦汉时代更为明显，并形成了几个丝织业中心，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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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越绝书》卷4。
②左思：《蜀都赋》刘渊林注引。
③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20页。
④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318页。
二、战国秦汉时代几个丝织业中心地区
从战国至两汉，蚕桑丝织业是我国除粮食业外与国民经济关系最为密切的产业。丝绵、丝织品不仅是皇室、贵族、显宦、富商等上层社会的衣着原料，也是当时对外贸易的主要产品。丝织品的种类繁多，质地精良，产量也高，在社会生产领域里占着重要的地位。由于各地自然条件和传统影响的差异，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普遍从事蚕桑业的基础上，还形成了几个中心地区。
(一)齐鲁地区。这是传统蚕桑丝织业的发达地区。《史记·货殖列传》：“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邹、鲁滨洙、泗……颇有桑麻之业。”“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齐鲁千亩桑麻”。《管子·山权数》云：“民之通于蚕桑，使蚕不疾病者，皆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谨听其言，而藏之官，使师旅之事无所与。”这些都说明齐鲁地区蚕桑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防治蚕疾已被列为一种重要的国家政策，其受重视可知。到了秦汉时代齐地的丝织业的水平很高，能“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①。颜师古注：“冰谓布帛之细，其色鲜洁如冰者也。纨，素也；绮，文缯也，即今所谓细绫也。纯，精好也。丽，华靡也。”“东阿之缯”②，“亢父之缣”③，均为汉代特产。《汉书·地理志》载有服官的仅襄邑、临淄二处。临淄即齐国旧都。《汉书·元帝纪》初元五年四月诏罢齐三服官。颜师古注引李斐曰：“齐国旧有三服之官，春献官帻*[纟 徏]为首服，纨素为冬服，轻绡为夏服，凡三。”《汉书·禹贡传》：“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巨万”。可见规模之大。《论衡·桯材》：“齐部世刺绣，恒女无不能。”两汉时期齐鲁地区的丝织刺绣制品无论从数量、质量而言，都是黄河流域一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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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
②《盐铁论读本》，郭沫若校订，科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4页。
③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考释》卷2，民国三年影印本。
(二)兖豫地区。大致为古代河济之域。《禹贡》兖州，“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厥贡漆丝，厥篚织文”。豫州：“厥贡漆枲絺纻，厥篚织纩。”河南襄邑(今睢县)是当时织绵的主要产地。西汉时置有服官。锦是用不同色彩的丝线交织而成的高级织物。战国时多用“锦绣”两字连称美丽的织物。《后汉书·明帝纪》永平二年条李贤注引董巴《舆服志》载：“显宗初服冕衣裳以祀天地。衣裳以玄上纁下，乘舆备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诸侯用山龙九章，卿已下用华虫七章，皆五色彩。乘舆刺绣，公卿已下皆织成。陈留襄邑献之。”《论衡·程材》：“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襄邑东南“睢涣之间出文章，天子郊庙舆服出焉”①。襄邑地方所织之锦绣，供皇家、显宦、公卿作为朝服，其工艺之精良，可以想见，且为当地妇女普遍所能，亦知其整个水平在全国占领先地位。
另一处为卫国旧地，大约即今河南濮阳一带，亦为兖豫地区重要丝织业中心。《左传》哀公二十五年卫国曾爆发“三匠”起义(有人认为即织、染、缝三匠)，声势浩大，亦见其丝织业规模不会很小。《诗·卫风·氓》说过“抱布贸丝”，足证春秋时代卫国已有丝的贸易。《禹贡》兖州：“厥篚织文。”蔡沈传云：“织而有文，锦绮之属。”江声《尚书集注音疏》：“织文是五色相错而有文彩者，先染素色之丝，间错而织成文也。”兖州在河济之间，正是卫国所在，蚕桑业有优良传统，且地处中原交通要道，商业贸易发达。战国时与定陶均为中原地区商业都会。故史有“富比陶卫”②之说，当与其丝织业发达有关。
(三)楚国旧地。楚国的蚕桑丝织业起源可能较晚，但后来居上。到战国时代，楚国的丝织业已十分发达。《管子·小匡篇》载，楚国“贡丝于周室”，说明楚已有质地精良的丝的生产。1957年长沙左家塘楚墓出土的一批丝绢物，有各种颜色的绢和纹样繁褥的纹锦，如“深棕地红黄菱纹锦”、“朱条暗花对龙对凤纹锦”等，染织技术达到很高水平③。1982年江陵马山砖瓦厂一号楚墓出土的一大批丝织品，有衣物三十五件，按其织造方法和组织结构，可分为绢、绨、纱、罗、绮、绦、组八类，其品种之繁多，工艺之精湛，保存之完整，均前所未见④。1972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丝织品已举世瞩目，其中一件素纱单衣，薄如蝉翼，轻柔明光，衣长128厘米，袖长190厘米，总重49克，以今日工艺水平衡之，也堪称奇迹。其他如丝织绣袍、彩绘帛书，均堪称绝世珍品。总之，战国秦汉时期，长江中游的楚地，已成为长江流域丝织业一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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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水经·淮水注》引《陈留风俗传》。
②《战国策》卷13《齐策六》。
③熊传新：《长沙新发现的战国丝织物》，《文物》1975年第2期。
④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页。
(四)四川盆地。本区蚕桑业起源也很早。到了秦汉时代当地著名的丝织品是锦，天下无处可以匹比。杨雄《蜀都赋》云：“若挥锦布绣，望芒兮无幅。尔乃其人，自造奇锦。紞繏*[纟 匪]*[纟 頁]，*[纟 参]缘庐中，发文扬采，转代无穷。”《西京杂记》还记载：汉成帝曾令益州留下三年税输，为宫廷织造“七成锦帐，以沉水香饰之”。用一州三年的赋税制造一床锦帐，其精致豪华可以想见，亦反映饰织工艺水平之高。谯周《益州记》云：“锦城在益州南笮桥东流江南岸，蜀时故锦官也，其处号锦里，城墉犹在。”①成都别称锦城由来于此。
以上所述是战国秦汉以来，黄河、长江两大流域蚕桑业普遍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几个重要丝织业中心地区。从已有的资料来看，长江三角洲地区蚕桑虽然很发达，所产的丝质地也好，但丝织工艺尚未形成具有特色的产品，总的说来还不及齐鲁、兖豫、楚、蜀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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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徐坚：《初学记》卷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