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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历史视野（上）

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历史视野（上）

——农业经济主导下的历史进程

东方评议

中国社会改革论坛：2007-4-24



观察从秦代开始的中国历史，可以发现一种现象——在纷繁复杂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有诸多相同的特征会在不同的朝代演绎。比如王朝的周期性更迭（3、4百年必然发生）、黄宗羲定律（累积莫返）、腐败由弱到强的演进等现象。这种不同朝代重复演绎某些共同特征的现象，可以认为是事物的一种复制。无论自然界或者是社会领域，凡出现这种复制现象，总是能够被一种哲理解释：事物运行的过程和结果表现出“复制”特征，其原因必然是下述两种可能中的一种：一是外在的稳定条件成为一种规制所致。比如水流经同样的河岸只能出现同样的转弯；火车在固定的轨道上行走只能到达铁轨铺到的城市；气温达到零下温度河水就会结冰，等等。二是事物运作遵循统一的内在规律所致。比如空气动力原理是不同飞机起飞的内因；不同用途汽油的燃烧都是满足了该种汽油的燃烧条件，等等。中国历史演进过程存在“复制”现象，就证明一个道理：“在上述两种可能性中最少存在一种发挥着作用”。至于这种作用机制的表现的是强是弱，那是由复制结果的规律性是否明确来表达的。
为认识历史现象，我们提出一种简洁的方法——就是“将整个封建社会作为研究对象，从不同王朝的兴衰过程中抽离共同特征，然后将主要的共同特征放进由政治、文化、经济组成的三维坐标框架中进行分析，进而构筑一种自洽逻辑解释问题。

一、第一维坐标——农业经济：人地关系主导的发展周期

其一，人地耦合关系形成的三个决定性机制——
考察历史上人口数量和土地耕种面积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有三个重要的机制在发挥着作用——

【第一，人口数量对国民经济的决定机制】——
假定每个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其精力和体力限度内平均可耕种的最大土地面积为K。则任何年度的农产品都存在产出上限数量P，其数值正比于劳动者数量的乘积M，可用等式P=K·M表示。在上述等式中，当土地的数量是无限制供给的时候，人口数量就成为农业经济的主要控制因素。这种情况下，强国往往就是人口大国的同义语。只有在人口数量的基础上，才能拥有雄厚的国家财政，也才能养的起军队。

【第二，自然条件对固有耕地面积的决定机制】——
农业经济的主要生产资料是耕地，而中国疆域内适于耕作的土地资源是有限的，主要集中在川陕、黄淮河、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些主要产粮区远离边疆，所以各王朝版图的变化对农产品数量的变化影响较小。而且，中国大陆的西部是沙漠、北部是草场，这些地域划入或划出版图，对可耕种面积的增减影响并不明显。这样的自然条件，决定了中国古代农业经济是以几大固有产粮区为基础的农业经济。这个自然条件的决定性表现为可耕地面积存在上限。有资料显示，西汉末年中国有可耕地8.27亿亩（百科全书数据），到明洪武26年有地8.57亿亩（百科全书数据）。也就是说近两千年年间，中国的土地几乎没有增加。这个现象说明——自然条件决定了中国疆域内存在一个最大的农田耕作面积，我们称之为固有耕地面积，这个面积依据不同的史料记载大约是8～9亿亩。
形成固有耕地面积的原因是——在古代技术条件的支持下，自然地理条件是在古代耕地数量的第一限制条件。主要产粮区的土地处于平原地区，开发比较容易（比如利于水利建设）。易开发土地利用饱和后，新增土地面积只能从那些较难开发的资源中寻找。而这些土地变为良田的投入成本较大，在固有的耕作技术条件下会存在一个阀限——投入开垦土地的回报不足以维持其再生产需要的下限时，开垦土地将不能持续。

【第三，技术进步对农产品总量的决定机制】——
农业生产技术对农产品数量的决定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耕地面积增加受控于技术进步——对这个问题可以这样理解：今天中国18亿亩土地的保有量是古代社会的2倍多，这应该是一种潜在的土地资源。在人口不过亿的两千年历史演进中，这样的资源拥有量完全可以保证每个中国人丰衣足食地生活下去。为什么古代人常常处于无法温饱的状态而不作开发呢？问题的解释是——今天18亿亩土地（农业学大寨时代超过这个数量）的保有量，是现代农业技术支持的结果。如果回到古代没有地下水利用技术，没有现代水利工程和农业机械，没有化肥生产和施用技术，可耕地面积将只能维持8、9亿亩的水平。新增耕地面积是一个严重依赖技术进步的增加项，是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一个指标。有效的新增土地面积，几乎都是技术进步导致的结果。二是单产提高速度受控于技术进步——在遗传学、生物学知识不发达的古代，提高产量的技术进步也不会或者很少会影响到一个王朝的生产力。单产数值的提高，除了既有土地的产量提高增加农产品总量之外，还可使得土地开发效率有所提高。因为产量提高意味着新增土地对开发投入的回报效率提高，由此扩充了潜在土地资源的利用率，一些荒地可能由于这样的原因而成为耕地。据有关史料记载，中国古代的单产数在很长一个时代，都徘徊在140斤左右。到明代开始增加到接近200斤，清代达到了近400斤的水平。而可耕种土地面积也是随着这个增加量而增加的。

其二，人地耦合关系的理论表述——
古代中国的土地数量与人口的关系有两种状态：一是人口数量较少时，比如大多数王朝初建时期，人力资源相对不足，可耕种土地处于剩余状态，农产品总量受制于农业人口的数量。秦、汉时代都曾经实行过受田制，就是由国家将掌握的剩余土地按照一定数量（百亩）交给农户耕种。二是，当耕种面积达到固有耕地面积之后，人口的继续增长就不再带来农产品数量的增长，因为可耕土地已经被全部有效利用了。
所谓人地耦合关系是指——人口数量和土地耕种面积之间存在着动态的相互对应关系。在固有土地数量没有开发完成的前一种状态，人口数量的增加会导致剩余土地的开发利用，土地利用率逐渐提高，人口数量与耕种面积同步增长造成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繁荣。在固有土地开发完成的后一种状态，人口的增长将不再能够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这时，人口数量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整体经济由此开始进入停滞期。当人口数量增加到突破了社会控制能力的临界点之后，土地无法附载的人口将会以战争的方式予以消灭，由此维护了一种以可耕土地数量为内在因素的人口数量的波动。两千年来，土地和人口所处的这种动态平衡，就是人地耦合关系。
我们将农产品数量受制于人力资源的前一种人地关系称做宽松耦合。而将耕地面积决定农产品数量的后一种情况称作人地关系的紧张耦合。这种一张一弛的耦合关系，就是中国朝代更迭的内在机制，是治乱周期存在的主要构成条件和促变因素。


其三，人地耦合关系决定的王朝兴衰周期——
由人地耦合关系决定的王朝兴衰，可以描述为一个四阶段的周期：

【第一阶段，屯蒙初起】——
一个朝代灭亡，往往要经历一个群雄并起的割据局面。经过大大小小几十、数百次战争的洗礼，一支具有军事、文化、经济、政治实力的军队会逐渐成为强势的统治集团。然后由这个强势的集团建立中央政权，逐渐扫清宇内割据势力。通过战争方式确立一个新王朝的历史演进方式，会产生一个直接结果——人口被大量地消灭。中国古代社会的每个朝代初期的时候，人口数量的统计值都严重地少于上一个朝代的末期。此时，统治集团为了发展经济，大都实行了轻徭薄赋、奖励农耕的政策。这个时代处于宽松的人地耦合状态。

【第二阶段，大有中天】——
随着社会生活的稳定，人口繁衍速度会加快，就会进入人地耦合关系由宽松向紧张过渡的临界状态。此时，由于固有耕地的利用率达到了最大值，农产品的产出往往大于人口的需求。特别是遭遇丰年，会出现谷贱伤农的说法。这一段时间内，国家财政大幅度地增加，社会经济处于繁荣期。之后的一段时间，财富不断积累使得王朝进入了鼎盛期。中国完整演绎的王朝都有这样的繁荣期，如汉之文景、唐之开元、明之仁宣，清之康乾，都是这样一个相对富足的阶段。这个时期一般是朝代建立的50～100年。如果当政的皇帝没有在声色犬马中过早地殒命，来得及作些象样的政绩，就会形成千古盛世的故事（比如开元盛世）。与社会经济生活的同步进展，收入颇丰的盛世景象，往往助长人们奢靡的消费心态。特别是新王朝的官员，收入和积累有了明显增加，就会开工庄园之类的建设，由此开始形成了对手工业产品的大量需求，经济繁荣的景象会扩展到手工业、娱乐业，社会的承平景象进一步延伸。而国家财政处于最宽裕的阶段。由此也导致为了完善统治系统开支大幅度增加的情况。

【第三阶段，大过式微】——
社会繁荣会产生一个附产品——人口数量的大幅度增加。对人口增加的速度问题，有一个统计数据说，唐武德初到唐开元末期的120年间，人口数量增加了一倍，逼近了6000万的水平。对于中华民族固有的生理、文化、经济、制度条件来说，这应该是一个规范的增长速度。这预示着所有王朝只要经历3、4百年时间，人口数量都可以增加4～6倍。
从每个农户的角度看，一个5口之家经历3、4百年的和平时期，人口数量会达到20～30人。当初可以维持一家温饱的土地数量，将被人口数量摊薄。按照古代社会的生活图景，所谓温饱就是指农家——五十岁的人可以穿绸，七十岁的人吃肉，其余家庭成员粗茶淡饭吃饱。随着人口增加，每户可利用的土地数量会有一定的增加，但受到技术和自然条件的限制，这个增加量是十分有限的。对于中国人“人丁兴旺”的文化追求而言，多生意味着多福。这样的人口增长事态，导致人地耦合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固有土地数量均摊下来，每个人的活命田数量接近了无法维持生活的状态。脆弱的经济导致每个农户积累的剩余不足以应付自然灾害和疾病。一旦发生天灾和疾病，就会出现大量的出卖土地的农民。这时，社会的繁荣景象将不再延续，一个社会将出现盛衰的明显拐点。
一个王朝盛衰的起点是出现粮价主导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一个王朝衰败的信号，是时代行将结束的重要标志。这种通货膨胀的形成原因有四：
第一，人口增加导致粮食这个基本物资短缺，由此推动物价的持续上升。这个上升过程有一个持续加速的过程。
第二，是由于人均耕地的减少会导致大量的手工业者、商人的出现。当农业人口与非农人口比例失衡的时候，正是一个社会进入衰退状态的时候。
第三，权贵集团人口数量的膨胀。包括皇亲国戚、官僚贵族、巨商豪富，他们超量的物资消耗，将导致包括粮食在内的一切物资的涨价。这时的非农业人口看作是通过市场方式，专为贵族，富人提供服务的从业者。
第四，农业生产者由于生产资料的人均数值减少，而导致劳动价格的降低。特别是土地兼并之后，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成为劳动力，使得劳动价格一再降低。农业劳动者中最好的情况是自耕农们由于粮食价格的上涨，弥补了由于人均产出粮食减少导致的收入减少。但是这种情况只出现在人口增加较少的家庭，绝大多数正常生育的家庭将会处于劳动价格下降的状态。
通货膨胀将直接导致多种结果，核心的结果有二：其一，由于物质短缺导致的通货膨胀，使得国家财政日渐困难，这是每个王朝税收无序增加的根本原因。由此加速了农民是贫困化，农民沦为赤贫人口将为推翻旧王朝准备必要的人力条件。其二是腐败盛行。官员为了维持自身利益，利用权力变现维持生活，由此导致政治的黑暗。
如果按照人均4亩土地可得温饱的需要计算，中国8亿亩土地可以养活2亿人。为什么历史上只能养活6000～8000万人左右，要是人口数量超过了这个限度，就会产生社会动荡以至动乱呢？答案是——中国古代的农业经济从废除井田制，以及汉代的永业田制度之后，基本上就是自由主义经济。这种经济模式背后的分配制度，是导致供养人口效率低下的唯一原因。也就是说，贵族和富人们酒肉臭的消费方式，是导致路有冻死鬼的原因。与自由主义经济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率相对照的是——在五六十年代，土地面积、单产都与清朝相当的条件下，按照毛泽东的票据供应措施，曾经养活了6亿多人口，这又是“公平的分配制度”是最优资源配置方式的一个具体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看问题，那些论证私有制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的理论，基本就是一堆垃圾，而无法称之为学术。
当农产品产出紧缺的时候，土地也会随着物价的涨升而成为稀缺资源，这导致土地开始以各种方式兼并。土地兼并有一个规律——在王朝初期往往地价昂贵，流转也不快。随着农民人口的增加，物价的上涨使得农民陷入了越贫困，抵御自然能力越差的境地。每遇自然灾害，这些人就会拿唯一的土地换钱维持自己的眼前生活。同时兼并后的土地，提供了雇农耕种的模式，又成为了土地出卖方出卖土地的一个心理依托。这时土地兼并过程将加快，土地兼并导致了大量农业无产阶级的出现（流民）。
中国历史上自由主义经济制度的客观存在，直接导致两种结果：一是分配不均导致了资源效率的低下。而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又导致了新的土地兼并。而土地兼并又导致赤贫人口数量的进一步增加。这种恶性循环，就是自由主义必然的结果。

【第四个阶段，济既坏灭】——
农产品总量的限制条件，决定了当时技术条件下，土地所能附载的人口数量存在上限。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固有土地面积约8～9亿亩，可以养活的人口数量上限在6～8千万人之间。当一个朝代的人口数量增加到了6千万以上，社会的正常秩序将无法维持，战乱将如期而来。战乱之所以发生，是由于流民遍地。这些流民是农民起义的第一个必要条件。而消灭人口的战乱之所以会出现，直接的动因是人的潜意识中，存在着对过剩人口的仇视。明末起义军的张宪宗就公开认为自己所负的天意就是杀人。
这个条件一直延续到明末有了改观，因为明末战争发生的时候，人口达到了一亿两千万。也就是说一直延续到宋朝末年的这个规律有了大的变化。这是不是说人地耦合关系失灵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这是由于几个原因导致了人口的成倍增长：其一，朱元璋屠杀功臣导致统治集团繁衍速度降低。人口繁育是一个自然规律，遵循时间为轴的指数增长律。贵族们丰衣足食、妻妾成群的相同条件下，繁衍速度会严重依赖于初始值，朱元璋大杀功臣的作用就是降低了初始值。再有朱棣夺位导致了又一次清洗，功臣集团的人口数量严重减少。朱家王朝财政消耗增长速度降低，导致王朝覆灭的通货膨胀减慢。历史上通认的朱元璋杀功臣的原因是——为了消除建文帝臣强主弱的政治威胁。实际上，最大的可能是朱元璋在内心感觉到了功臣集团的庞大的一个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屠杀功臣就成了延续朱家王朝统治寿命的一项重要工作，这与朱元璋的节俭行为有着一致的内在原因。其次，资本主义萌芽初起，使得统治集团对农业经济的依赖有所偏离。第三开始建立了全国性的粮食市场，使得粮食的利用效率提高。第四，耕作技术有了一个进展。但这些社会进步因素依然没有触及核心问题，人地紧张耦合的状态有所缓解，但是无法消除。当人口增加到一亿两千万的时候，动乱还是如期地发生了。
这些从明朝开始的措施，在清代又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其中重要的发展有四个方面：一是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使得耕地面积有了增加。比较著名的几次移民是——粤、闽等地向台湾各岛屿移民；闯关东进入东北；走西口，进入河套地区；陕西人民移居新疆。还有就是清朝的时候引进了高产作物玉米、番薯。这些作物适于山地耕种。所以。导致了农民大量地向山区迁徙。比如秦岭、大巴山区、湘西、赣南山区等土地开发。这些迁徙开发了大量土地，使得人地关系得以缓解。综合国内学者研究清朝土地的资料，估算的清朝土地数量9～14亿亩（不同学者不同见解）。总之，土地数量是增加了。二是耕作技术有了进步。平均亩产达到了400斤左近，相当于原来亩产的两倍。三是，清朝版图相对于前期明朝要大，统计的人口数量将这部分疆域内的人口计算在内增加了总人口数量。第四，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进口粮食。
这时就有了一个疑问——即使按照最大估算值14亿亩土地的规模，就能养活当时的4亿人吗？按照8亿亩土地养活6千万人的水平同比例推算，14亿亩土地最多养活一亿人左右，再加上亩产提高了2倍也就是2亿人左右。为什么太平天国是在四亿人以上的时代才开始发动的呢？确切的原因是——清朝处于一个特殊的年代。西方工业革命不仅造就来了坚船利炮，还造就了强大的运输体系。在马可波罗向西方介绍中国之后的这一百多年，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推崇形成了巨大的广告效应，使得中国产品，特别是丝绸、茶叶、瓷器等在西方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国内的这些产业随着西方人的强大运输体系的形成而壮大。由此，使得中国的一大批手工业匠人组织成了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也就是说，西方的工业革命不仅造就了西方的现代化，也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所以可以说，康乾盛世实际上就是一个依托于西方工业革命的盛世。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使得官僚体系对农业经济的依赖减少。官僚体系不再单一地靠盘剥农民维持，这使得贫困化的演进速度降低。这相当于是维持了一个相对平均化的粮食供给制度。这就可以很好地解释清朝的人口问题——按照14亿亩土地，单产400斤计算，4亿5千万人计算，则人均占有粮食1400斤。即使是按照9亿亩土地计算，也可以达到人均800斤的粮食拥有量。这样的粮食产量养活当时的中国人是绰绰有余的。就是按照8亿亩土地400斤的产量计算，养活四亿人也是可以的。只要减轻两极分化的程度，中国的土地资源养活当时的人口数量的可能的。
还有一个问题——清末民初以及日本侵略，相对于其它几个朝代更替过程中人口巨幅减少的现实，没有发生大规模的人口减少。是因为五千万人的人口损失规模，对于战争而言是一个大数，但相对于当时四亿人口的总数也是一个较小的比例，这是中国人口没有再次从零起步的主要原因。再者，当时的中国社会经济有了不同于历史上的饥饿时代，有了初起的工业文明。因而人口增加导致的人对人、人对社会的极端仇视情绪并不强烈。而且清末民初的战争，特别是解放战争，都是先进文化对旧文化的战争，而不是少数民族落后文化对中原文明的侵扰。尤其是当时中华民族有了毛泽东和社会主义思潮，使得文明和正义占据了上风，有组织的屠杀成为了历史。而国民党的败退，甚至可以看作是其军纪不整、肆意屠杀的一种历史罪业的报应。所以，说**的军队是当时新文化的代表，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其四，中国农业经济规律的一般解释——
从这样的角度看，中国社会的周期性危机实际上也是一种经济危机，只是这种危机与工业化之后的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有了明显的差别：
a）周期的性质不同——朝代更迭是一个分配制度与自然条件相结合造成的经济危机，而资本主义的危机则是由纯粹的分配机制导致的危机。
b）周期的长度不同——相较于工业社会经济危机数年、十数年的演进历程，农业社会的经济危机往往需要3、4百年为周期。
c）危机危害的惨烈程度不同——相较于资本主义限于经济损失的危机，这是一场数百、上千万人的身家性命以及巨大战争破坏的损失。
由于其本质就是一种经济危机，是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也是社会缺乏明确计划性的产物，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阶段特征相类似。由此造成了中国盛衰交替的历史进程，每当到达一个强盛点，财富就会流失。对此，斯密也有过同样的看法——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但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面对这样的历史，我们有一种沉重的遗憾，如果没有这种周期性的危机，中国的财富将甲天下。假如马克思主义的阳光早几千年照耀东方，今天的中国将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发达国家。认识了这个规律，中国社会就此走出周期律的制约将不再是梦想。认识到了问题之所在，就不必遗憾于马克思未及研究“小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往事。因为，这个问题作这样的解释，实际上已经不是一个自外于马克思理论体系的独立系统，其运行过程所遵循的规律，已然内涵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中了。所以小亚细亚模式，不是一个例外中的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