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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历史视野（中）

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历史视野（中）

——农业经济主导下的历史进程

东方评议

中国社会改革论坛：2007-5-1 7




二、第二维坐标——封建政治：社会管理与控制能力的指数衰减模式
每个王朝建立初期，政治都处于清明状态。“政治清明”概而言之就是政策能从理性出发制定;社会治理与控制能力比较强;社会正义得以伸张。王朝初期形成清明政治的主因有四：
a)推翻旧王朝的农民起义，实质上就是社会民众对旧王朝黑暗统治的一种反抗运动，具有追求政治清明的目标指向。否定旧的黑暗统治，就是建立清明政治的基础和理由。新王朝建立之初都会制定一些针对旧王朝吏治腐败、卖官鬻爵、强暴蛮横、骄奢淫逸等现象的具体措施，而这些措施往往能够顺应天理人心，起到安定社会的作用。这可以从**建立政权之初进行的“土地改革”、“扫除烟赌”、“关闭妓院”、“三反五反”、“四清运动”等一系列行动中看到历史的影子。
b)群雄并起中致胜的政治集团，必然是建立了先进文化的统治集团。因为在相同的文化、政治、军事、经济条件下，任何一个军事集团的胜利，都必然是文化系统先进性的完美表达。而这样的军事集团往往能够全盘地继承和实践文化理性（所谓尊崇圣人之道）。而一帮聚集起来不惜牺牲身家性命追求政治理想的人，当其成为统治集团的核心之后，比较容易在正义、公平的追求上达成广泛的共识，成为一群具有满腔理想的、行为自觉的组织成员。这就使统治集团集团内部形成了基于理性和文化的、支持清明政治存在和延续的组织基础。
c)新王朝的建立，会发生由战时体制向平时体制转换的过程，从管理体制的角度看，就是军队组织向国家管理组织转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免将军队组织的规范性一同移植到国家行政组织中，成为管理体系对社会控制强度的保证。其显著特点就是令行禁止，这是新朝代开国之初，政治清明的组织条件。
d)新王朝建立之初，往往处于人才济济的状态。统治集团内部的人才素质和数量都是最佳状态。看看名标青史的著名人物，大多数是开国明君与其臣属，之所以存在这样的现象，是由于农民起义战争充当了一个人才的筛选机制，特别是战争形势的复杂多变，为高素质人才发挥作用创造了许多机会，而胜负较量的高频度和残酷性,又成为了一架优胜劣汰的机器，不断筛选出真正的人才，也残酷地淘汰着不适任的人选。这样的机制能够发挥作用，还需要一个必要条件——旧王朝必须为覆灭自身准备站在对立面的、充足的人才资源。也就是说，新王朝的建立是旧王朝人才筛选的结果之一。

问题在于，由上述四个条件支持的政治清明状态都不能持续下去，历史上的所有王朝都无法维持一个始终如一的清明政治。只要经历三百年左右的历史，无一例外地由清明政治演化到了黑暗政治。各朝代都遵循的这个共同规律表现为这样一种模式——王朝初期的政治清明从程度上看处于一个顶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清明的程度逐渐地消减，最终走入了黑暗政治的深渊。这个演变模式从形象上看，有点类似于最大值在原点的指数衰减曲线。分析历史可以知道,导致清明政治衰减的原因主要有四：

a)人治组织模式无法保障社会管理与控制能力的恒定乃至增长——
政治清明如果不是由规范的组织制度所保证，而是依托于人与人的关系所构建。则会产生一种现象——随着统治核心成员的更替，这些依托于人的制度因素逐渐削减。例如建国过程中，带着军事色彩的管理机构开始向平民化管理机构转变，意味着“令行禁止”的军事化行为规范也开始松懈。

b)作为统治基础的政治理想逐渐消散——
王朝建立中后期，一些针对旧王朝弊病提出的有效措施，由于社会生活的变迁，变成了一种陌生的、不知用作何处的空泛条文，甚至成为了现行政策的一种障碍。几乎所有的后来者，由于不能准确理解推翻旧政权之初制定类似措施的良苦用心，这些对治旧王朝弊病的措施会逐渐地更改、撤销、废弃。于是，新王朝内部又开始了基于文化基因的旧病复发——贪污腐败、卖官鬻爵、有理不伸等问题依次回归。一个类似于旧王朝的新王朝就此走进了复制的轨道。如果对历史上的故事看不明白，从**执政后的历史也可以知然。比如，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个口号，甚至认为“两千的中国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就是一种对旧王朝问题的科学归纳和总结。对此，改革开放之后的许多人提出了许多不同意见，甚至一些文人、文艺工作着对此大加嘲弄，史学家也对这个观点采取排斥甚至批判的态度。事情发展到今天，我们应该对此有一个科学而客观地认识了——当时提出这些看法，虽然含有“打土豪分田地”之后避免招至阶级报复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由于毛泽东熟知千秋史，用其特有的创造性语言描述对象，就中国社会的历史演进过程进行描述，是对历史演进过程的高度抽象,是一个模型化的科学表述——“由两极分化导致社会动荡推翻旧王朝，而后建立一个均田地的新王朝，然后接着实行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随后又导致了两极分化”的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将这个过程说成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不仅没有任何错误，反而是一种简练深隧的表达。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基本上可以理解为的对两极分化的对治措施。反对毛泽东这个口号的人，都是无知于历史、也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难怪毛泽东说，中共没有多少人懂得马克思，这是那个时代一位思想巨人的深深寂寞。今天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就是反对“阶级斗争”历史结论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而这个结果的危害就是治乱周期的重演。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之一。放弃这个观点也就是放弃了建国之初针对国民党统治时期社会分化问题所采取的有效措施。于是"两极分化"就象鸦片一样开着美丽的花朵、摇曳着动人的身资，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误导下向普通大众走来。反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直接解除了人们放范这些问题产生的思想基础，问题也就无可避免地产生了。对此，是不是可以这样考虑呢?这姑且不论，但是这样一个事实无论如何应该是需要正视的。当然，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不是主张再一次革命，因为任何革命都是一种严重的破坏。我们的意图是希望人们尊重历史的既成事实，坚定追求追求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

c)人才选择的技术障碍导致社会控制能力衰减
社会治理的结果，直接依托于社会智力的水平。没有称职的人才，社会治理就不会产生好的效果。封建社会人才选择的技术性障碍主要是指——由于制度及操作方法的问题，造成了人才选择结果不良的现实。表现有四：一是选择对象的变化——对比新旧王朝可以知道，第一代统治集团组成人员的选择，都是面向全社会的选择。而此后统治集团成员的选择却是一个在统治集团内部进行选择的过程。这种形式的障碍可以称之为封建血统对人才上下层流动的限制——经历300年左右（约20代皇帝）的一个王朝，意味着皇族人口的庞大，再加上外戚、官僚的数量，统治集团的体积会越来越庞大。这些人是统治集团依靠的主要对象,这是门第、出生影响人才选拔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些人占据王朝统治机器的重要位置之后，内部人越来越多，而社会管理所需要的真正人才就无法突破这些桎梏获得晋升。虽然有科举制，但是这种选拔机制所选择的人才只有很少一个数量。何况科举制作为一个选贤任能的方式，本身就不足以将读书人中间的真正干才选拔到统治集团内部。这种人才选拔方式等于是将王朝统治集团成员的选择对象现定在上层人群的狭小范围。在一个限定范围的狭小人口样本中（几万、几十万）选择人才，就等于无视下层人群这样一个更大的人口样本空间（数千万、过亿）。而最高统治者甚至在一个家庭内部选择，这个过程就更加无法保证统治集团的组成人员是全社会所有成员的最优化结果。统治集团成员的低能化，是一个王朝不能维持长久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延续两千年的血统继承方法，也是治乱循环的一个基本原因。二是制度性的逆淘汰——随着社会治理体制的完善，规范的人才选拔制度也随之产生。制度的规范性越高，其僵化的特征越明显。封建统治制度的人才选拔，有着中国特色的问题——由于管理人口众多，就造成层级太多的现。这种技术性的障碍可以规范的表述为“选择方法的精确性不高，使得真正的人才爬上金字塔顶的几率大打折扣”。这个观点可以这样进行理解——假如说封建制度选拔官员的方法，其准确性为50％（这几率是一个不低的准确率）。按照人才产生的实际比例计算只有百分之三到五(心理学上的天才占总人口数量)，那么每一个层级选中人才的几率只有百分之二左右。每增加一个层级，这个几率就降低很多。三是人才选择条件的变化——选择人才所依据的条件变化也是明显的。比如在起义农民军中脱颖而出的人才是实用型的人才，比如战功、运筹帷幄。而在和平时期进行的人才选择就有了诸多于实用无关的条件。比如出身份、资历、容貌、博学、品德等等。每多增加一个条件就要淘汰许多人，这样真才实学反倒是众多选择条件之中的一个，这就使得真才实学的人才被选中的几率降低到了几分值一的程度，由此使得流散于民间的人才数量永远大于在朝的人才数量。四是人才选择方法的恶变——所谓恶变就是在王朝末期，由于人的生存环境恶化，使得人的精神追求被严重抑制。理性追求、文人品格、士子傲骨也被严重的物质化，官场等级成了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而等级与金钱等同，由此导致了买官卖官风气盛行。这是一个王朝灭亡的前奏，当发展到这种风气成为一种常态，在人们的意识中已经认为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时，人才的大小将不再以真才实学为标准，而是以金钱为标准。由于制度、金钱、身份等方式介入官员的选拔，形成了阻滞社会上下层人群之间的自由流动的坚固壁垒。特别是当利益机制取代组织机制盛行的时候，金钱会成为一种高门槛，将刘邦、项羽、黄巢、张角、洪秀全之类的人才摒斥于体制之外。由此导致了一代代的农民起义军，都有丰沛的人才资源。而到了王朝末期的统治集团内部，却极度地缺乏人才。比如明朝末年，就只有袁崇焕一个人是人才吗？晚明一代就再也没有其他人是可以和袁崇焕比肩的人才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晚明王朝人才缺乏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将李自成、牛金星、李岩这样的人才任命为武将。这就是王朝末期上下层人群交流受阻的一个结果。我们可以假设，如果毛泽东、周恩来、林彪、邓小平这一批人都是国民党政府的高官，而那些国民党的所谓元老、达人都是**的高管，那么国共之争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呢？估计再多加上几个什么党来一齐起义，也无法推翻国民党政权。这就是说国民党的人才选拔机制导致了其直接灭亡。当时，中国社会就有了众多的民族党派，他们都没有能够影响中国的历史进程，原因就在于人才聚集的数量和综合素质都不如**所致。当王朝大上述人员流动阻碍形成时,就会直接制造出两种人：第一种人是高级人才。他们因为品性正直而不趋炎附势、因热爱理性而不苟且逐利，就会与官僚利益集团不相容，不能成为统治集团中有影响的人。当其生于王朝末期，就都成了社会变乱的智力资源。第二种人是普通百姓。由于是弱势群体，在社会利益的分配过程中处于最不利的地位，陷于生存危机是迟早的事情。这就为新的政治变乱准备了充足的人力资源。所以王朝的灭亡是在其政治中潜藏了制造这两种人的机制所致，也就是说，封建王朝是一种内涵灭亡条件的演进体制。

d)利益机制对组织机制的替代——
任何一个组织系统，要正常运作，必须要有明确有效的组织目标、组织内部的信息交换、维持组织运作的制度规范等。这些通行于组织内部为达成组织目标而存在的文化系统称作组织机制。对于社会这个巨型组织而言，组织机制就是思想、文化、政策、法令等。这种组织机制是依据组织理性运作的，可以将这种组织理性称作“义理”。以义理为基础的社会治理称之为善治，其追求的是组织目标的达成。由于社会管理组织是由人组成的，而每个人追求的具体目标显然不完全等同于组织目标，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偏差。当组织机制不能对组织成员的个人动机进行有效整合的时候（比如文化的规制作用减弱而强调利益激励），组织成员的职务行为往往偏离组织要求，将社会管理权力演变成为牟取个人利益的工具。这时，组织的运行将以利益分配方式为依据，这就是利益机制对组织机制的替代。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就是将社会管理的不同层级、不同界别之间的权力关系搞成了一种交易关系，而不再是按照组织目标要求无条件运作的组织机制。这种权力交易的存在，会导致社会管理成本大增。企业、军队之所以是效率最高的组织，原因就是通过规范的方法抑制了可能的交易行为存在，而代之以组织机制。反向的操作就会导致组织效率严重降低。

利益机制替代组织机制的演变方式是——由于社会管理系统是将组织机制与利益机制结构在同一的组织之内的，两者相互之间缺乏有效的隔离措施，组织机制与利益机制的混淆乃至于替代就成为必然。良心、道德、规章、法制这个由低到高的制度层次结构，由于前一个层次和后一个层次的基础和条件，由此构筑了制度的通道。而制度的解体，是反向地沿着这个通道运行的——当法律失效的时候，规章也就失去了规范一般行为的意义，接着就会从道德解构、再到良心解构这样逐层次向上扩展，甚至可以发展到文化的彻底衰败。文明的消失，大多也会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腐败发生的一种常见方式是法律系统可以保持完善，而溃败点发生在规章层次，然后向上扩展。
发生于规章层次的制度溃败的含义是——由明确的规范的社会管理方法（如官员的任命、选拔，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等）大量的实际操作依托于组织成员的自由裁量权，由此存在着腐败的基础。观察历史，王朝灭亡从法制溃败开始例子不多，秦代无疑是一个范例。其余的王朝大多数都是从规章开始的崩溃的。这个崩溃的具体的逻辑关系就是——吏治腐败将导致社会治理能力的衰败（利益机制取代组织机制）。理解了这个规律，对胡锦涛提出“加强执党的政能力建设”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就会有强烈的认同。社会管理通行的法则是理性，组织成员遵循的制度之外的原则是文化理性，在中国封建社会就是儒家精神。一个彻底腐败的王朝就是一个组织机制完全被利益机制替代的王朝。
社会生活中避免谈钱、谈利益，实际上是儒家理性的一个重大的理性成果——两千年来“利”“义”之争的结果，大都是以“义制利”为结论，其目的是希望降低社会治理的成本。社会生活中，如果所有的人都是利益的追逐者，那就形成了一种全社会参与的交易模式，低成本的组织关系被利益关系彻底替代。社会控制成本随之增加，等于就是控制能力减弱。记得毛泽东时代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反对物质刺激”。这个观点其实是一个可以留诸历史的观点，因为其真实含义是为“利益“和”理义“设置隔离屏，这是熟知历史、意图改变历史的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选择。
理解了利益机制与组织机制的替代关系，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组织制度与利益建立对应关系，不是产生了所谓的激励，而是产生了腐败呢？根本的原因是这样的做法为利益关系替代组织关系提供了直接的刺激和鼓励。当一个当权者为别人分配利益的时候，这个当权者的内心一定是不平静的，这里激起的微小涟漪，为日后卷起腐败的滔天巨浪留下了机会。所以解决“利益机制”替代“组织机制”唯一正确的方式是——解除权力、地位与利益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回归组织关系的非交易模式。为什么国民党的军队打不过**的军队，原因就是**的军队当时的官兵平等的，所以可以用较低的成本维持一个军队。有益其中没有可能产生利益机制对组织机制的替代，构建了一种高效率的管理体制。这样的体制对于社会管理而言也是的最佳模式，不认识这个问题背后的学术含义，谈反腐败本身就是一种幽默.延安时代的平等是清廉政治的基础，而今天的物质刺激是大面积腐败的根源。两种不同实践导致的不同结果，是一笔对中华民族而言无比宝贵的财富。只有对其正确理解，才能看到问题的实质。
利益机制对组织机制的替代会形成如下主要的危害：一是社会黑暗面四处可见——当利益成为主要的追逐对象之后，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都用金钱作为衡量的标准。官员们为追逐利益，往往要进行文化性的合理解释，比如形成各种版本的“逐利是天经地义的事”的论述。“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与“腐败是改革开放的润滑剂”就是这样一类说法。当这种为腐败提供合理化解释成为行为准则的时候，就为进一步腐败提供了平台。这时，警察就会在自己的辖区内养几个小偷不抓，为得是小偷每天几百元的孝敬费；法官就会为了钱吃了原告吃被告，有理无钱别进来；普通老百姓有理无处伸，就会恶骂不止。现实生活据此失去了符合理性预期的氛围，社会变乱的文化、舆论与心理基础就此形成——这实际就是统治合理性的丧失。二是社会控制的末梢神经坏死——当那些为了保证社会安全和效率设置的机构，比如警察、军队也开始失去效率时，社会还能抵抗危机吗？历史上就有这样的例子——唐德宗需要动用武装而招集禁卫军的时候，才发现禁卫军只是一个吃空饷的机构，根本连人都没有，何谈战斗力。其次是形成利益共生集团。中高层官僚中形成利益共生集团，将导致组织运行的严重低效率。一个王朝灭亡的时候，往往就是利益共生集团盘根错节，颠倒黑白的时候。这是社会变乱的政治基础。三是官僚逐利集团出现——官僚集团之间不再以“善治”为目标，而是盘算各自的利益。当政策为了某些人的利益产生和存在的时候，官商逐渐向一体化方向发展、官僚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倾轧，政治纷争不断，统治集团的效能降低。这个时代的中央政府，会退化为一个用僵化教条维持的利益集团，而不是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的集团。因为这个时候，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已经从上到下地形成了。当王朝内部不断地产生或明或暗的党争、利益集团之争的时候，这就是一个王朝行将灭亡的徵兆。想到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变革能够成功有的变革不能成功呢”？答案是——当变革的时机选择在利益机制已经完整地替代了组织机制的时代，变革不能成功；相反，如果时机选择在替代之前就会成功。例如张居正的变革和商秧的变革就都是利益机制替代之前的成功。而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就是利益机制取代组织机制之后的改革。利益机制一旦完成替代，这个王朝就并入膏肓，无法医治了。由此进一步加深两极分化，导致土地兼并、下层人民的赤贫化。这是社会生活发生变乱的经济基础。

由于人治组织模式、政治理想消散、人才流动阻滞、利益机制替代四个方面共同作用，使得封建王朝的社会治理能力处于无法挽回的渐次消弱状态，这就是社会管理和控制能力的指数衰减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