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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至民国时期黔西北农业生态问题初探

清代至民国时期黔西北农业生态问题初探


摘要：清代至民国时期，贵州省西北部地区(简称黔西北)仍保持着传统自给自足的农业生态模式，地理环境和气候因子长期制约着黔西北农业的发展，使荞子、马铃薯、玉蜀黍等成为该地区的主要农业物种。同时，明清以来，中央权力的渗透和外来移民族群的涌入，日益冲击了黔西北传统农业的根基，使黔西北农业兼畜牧型生态发展形态逐渐转化为农业为主体的生态模式，大批荒地被开垦，大量森林植被和草场资源由于人口的增加，环境的破坏而严重失衡，使近代黔西北农业遭到了因人类的开发而带来的生态挑战。
关键词：黔西北 ; 农业生态;环境

一、引言

清中期以前，黔西北区域一直是云南、四川两省的交接地，地界犬牙交错，民族成分复杂，各民族在农业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不少经验，并将不同的农业生态观融合成一套完备的生态发展模式，致使黔西北农业的发展有别于贵州其它地域的农业模式。历史以来，山地猎耕兼畜牧型农业长期成为该地域各族群世代维系着的区域农业特色。
目前，学术界对黔西北农业生态的探究几乎处于空白，然而，杨伟兵[1]的一系列论文对云贵高原地区农业垦殖，土地利用以及改土归流的分析具有可塑性的价值；温春来[2]将黔西北区域农业生态与中央王朝的权力渗透联系起来，为本文的进一步探究提供了很好的平台；王永莉[3]等的研究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效。本文试以黔西北在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农业及其农业赖以存在的生态环境诸问题为出发点，分析黔西北农业生态的区域特殊性和时空的相对稳定性之根源，以资借鉴与展望。

二、山地猎耕兼畜牧型农业

本文所指的黔西北区域，大致相当于“北纬26°20′—27°45′，东经103°36′—106°43′。……赤水河以南，鸭池河以西，三岔河之北，牛栏江之东。东北接遵义和四川宜宾地区；东南交安顺地区；南连六盘水市；西南界云南省曲靖地区；西北靠云南省昭通地区。面积26838平方公里……有汉、彝、苗、回、布依、仡佬、蒙古、藏、侗等民族，主要为汉族”。[4]历史上，昆明夷向东北扩张，从云南境内渗透进乌蒙山脉腹地，世居其土，世长其民。元初置亦溪不薛宣慰司，中央王朝便在黔西北建立起土司制度，对当地苗蛮进行或紧或松的羁縻。明洪武五年置水西宣慰司，至此彝族土司权贯黔西北。[5]清朝初年，贵州宣慰司和南明
政权操控其土，“清康熙三年(1664年)平水西安坤，四年于比那城置平远府，领胧胯、的都、朵你、要架4则溪地；于大方城置大定府，领法戈(代齐)、火著、木胯、架勒4则溪地；于水西城置黔西府，领以著，则窝、雄所3则溪地，隶贵宁道(后改贵西道)。裁乌撒卫置威宁府，冶卫城，设威宁镇总兵，隶贵州”。[1]黔西北地区的历史沿革表明该地域在清代之前仍未能被中央王朝所完全重视，促使黔西北土司长期统治和规束着黔西北农业的发展，形成“国中之国”的地域封闭性农业特色。
黔西北地处乌蒙山脉腹地，崇山峻岭，绝壁深沟，喀斯特地形地貌显著，地理条件不适宜农耕。“大抵山丛蛮杂，地确民贫，加之寇乱相寻，凋攰尤甚。”所谓“峻岭崇山，草木黄萎，舟楫罕达，荆棒塞途，鱼盐之利弗兴，商贾之足不至，故生殖难也。……”[3]大方地区则“郡地高而土瘠，气诊而候愆，山岚郁蒸，四时多雨，及冬则白气弥山，漫入户牖 ，阴凝草树，望之皆雪柱冰车也，故土人谓之凌城。屋不可瓦，受冻则毁，以故茅屋居多”。[4]地形地貌虽崎岖不平，但其农业文明却早已有之，山间分布着面积狭小的盆地、坝子，是该地域重要的产粮区，但数量稀少，生态植被极其脆弱。
环境的特殊性和山地垂直气候差异使该地域农业生态呈现了相对独立又具有一定地理特性的农业发展模式。
〈一〉麻、荞在清代中期以前的物种地位。
麻、荞长期是历史上黔西北农业的主要物种选择。
苗族情歌唱道：“麻布洗脸初相会，初次见面见不来”，表明了麻在黔西北人民生活中的位置。威宁石门坎苗胞，“穿的多系麻布织造，少有棉纱织的，各家都种植水麻口麻，迨成熟后，刈割用水浸泼，经多番手续，始绩成麻线，再以手织成麻衣、花衣、花裙(间或亦用木机器具织造)。……男的平常着麻布长衣……腰际紧束一布带或麻布带……至于花裙亦是用麻布(间或棉布)制成……”[5]毕节大南山苗族，“经济作物主要是麻，其次是土烟。麻是这里穿着的唯一原料，每家都栽种……”以苗彝为主体的黔西北各族群在明清时期大都穿麻布衣、麻布裤，家家户户都经营着大片麻园，自制织麻机，麻的种植是用以解决农牧业家庭的衣饰来源。
荞是黔西北清代中期以前甚至民国时期各民族依赖的粮食来源之一，荞的分类很多，有甜荞、苦荞之分 。彝族有“荞君为青荞，荞臣为黑荞，荞师黑节荞”之说。关于麻、荞的来源，彝书《物始纪略》称“很古的时候，够阿德管天。他管理天门，开一道天门，拿出种子来，大抓小撒的，撒到岩旮旯，山上长出树，平地长出荞，山脚长出麻，人们来耕种”。威宁民歌：“凉山哥哥下山来，麻布衣服水草鞋。羊皮口袋倒挂起，苦荞粑粑掉出来”，[1]点明了荞在黔西北农业生活中的重要性。海泼在二千三百米以上的(威宁)凉山、半凉山地区，“无霜期为一百六十至一百九十五天，土地贫瘠，以黄棕土为主，农作物以荞麦、燕麦、洋芋为大宗，也可种耐寒性较强的‘鸡啄包谷’……”[2]由此可见，荞、麻等农作物从清代中期以前，仍是黔西北农作物的首选。
荞是拥有社会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有荞即财富，一度威势大，唯荞子而已”。[3]荞租是黔西北的重要税种之一，与畜租，戈甲租并称，这种地域租税制虽然缺乏执行的持续性和普遍性，亦反映了黔西北农业物种选择中艰难的生态调适。
除荞、麻之外、高梁、红稗、毛稗、小豆、土烟等亦是黔西北广泛栽种的辅助性杂粮。
〈二〉物种的引入。
康雍年间，黔西北改土归流基本结束。
黔西“州属归流已久，风俗人情尽属华夏”，[4]以致燕麦在地势低平的黔西地区似乎具有取代荞麦的位置优势，“……禾米佳过中国，彼地人又以燕麦为正粮，间用禾谷。……群苗以此为面，每人制一羊皮夹袋，装盛数升，途中遇饥辄就山涧调食，谓之香面。燕麦在罗鬼遍地有之，利赖甚多”。[5]乌撒地区是贵州省典型的高寒山地，山势崎岖，日照少，阴雨多，故“(乌撒)卫人所以资生者，惟苦荞而已”，“所种宜荞，稻谷不登。”清代中期以后，燕麦、玉米等农作物随着汉族移民的涌入，在乌撒地区也得到了广泛的栽种，“然一州之中，温饱则鲜，贫人以苦莜为常食，包谷、燕麦佐之”。
据考证，道光时期，玉米已在黔西北获得广泛栽培。玉米在10-26℃的温度下即能良好生长，所需雨量一般是500—1000毫米，对土壤要求不严格，适宜于黔西北的生态环境，并且产量也相当可观，一般亩产在三百斤左右，个别地区竟达六、七百斤，而黔西北原来的主要作物荞的亩产量仅为七、八十斤或百斤。[2]玉米的生长特性是其能与黔西北的地域环境相调适的基础，因而《大定府志》有：“大方之民……食玉蜀黍之爆花，夜眠粗白菅之短席”之记载，黄宅中在《蹲鸱颂》中亦云：“春分种荞麦，谷雨种苞谷。不如栽阳芋，一亩收百斛。……我闻嘉禾里，培莳遍山谷。四乡勤菑畲，八口佐饘粥。”由此推之，民国时期，玉米、马铃薯逐渐与黔西北生态环境相调适，水稻在海拔偏低的地势以及黔西地区也获得广泛种植，而荞已作为辅助性物种让位于马铃薯、玉米。
烤烟作为经济作物也被引入。黔西地区“民国30年，里人刘克民从贵定引进烤烟(时称美烟)种子”“民国32年2月，县农业推广所从农业改进所引进“佛光”纯种自种”。
贵州的气候和土壤适宜种植鸦片， 从道光年间开始，鸦片在贵州领地广泛种植，以致全省“连畦接畛”，发展迅速，黔西北地区尤其最多，质量也高，称为贵州“西土”畅销全国。《贵州通志前事志》有载“农夫化为瘾民，……不数年，上农为下农，下农为惰农矣。……盖伤其农，则伤其本，其势然矣。”据相关资料记载，鸦片在贵州的栽种已获得中央王朝的默许，伴随着鸦片市场机制的刺激，客观上为广大农民的收入提供了保证，但鸦片的种植缩减了该地区农业用地的范围，农作物广泛减产，农业耕种废弛，粮食供应紧张，粮价上涨，严重破坏了农业生态的平衡，冲击着黔西北农业生态的前景。
(三)地域农业特色与农业生态
历史上，黔西北区域基本上是以彝族、苗族为主体的农业族群，各民族在与黔西北地域环境的相互调适中，形成了一套整合的农业生态观，即：山地猎耕型农业。“其分布于云贵高原中部以东的地区和华南的丘陵山地，其西端通过语言谱系较为复杂的土家和仡佬族地区而与耕牧类型接触，向东则散布在长江、珠江之间的南岭及武夷山区。属于此类型的民族主要有讲汉藏语系苗瑶语言的苗、瑶、畲等民族以及土家、仡佬和部分彝族。其分布具有文化列岛的性质，大概是该类型中的民族早期迁徙生活的反映。它以锄类农具垦殖山田，栽培水稻、玉米、小麦、红薯、豆类等粮食作物；与此同时，采集、狩猎和刀耕火种仍占据重要位置。
彝族族群是黔西北的主体民族之一，被民族学者称为“火”的民族,火是彝族的象征，彝族传统“火把节”是祭祀祖先的节日，也是为了纪念彝族先民在黔西北开辟山林，开垦荒地的节日。彝族大多数的村寨都背靠大山，村子前面是一片开阔的农田用地。彝族先民积累了一套带有原始生态价值取向的乡规、乡约，碑刻及法典等，形成了“山上长的树，箐里成的林，亦不可滥发。有树才有水，无树水源枯”的生态观念。彝族建寨的习惯往往是上为森林、草场，中部山腰建寨子，山脚垦殖农田，经营农业，一为避开河谷地带的酷热气候和可怕瘴气，减少疾病，二为山间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水源。
黔西北苗族族群也具有爱林护林的优秀传统。黔西北苗族于每年的阴历二月初二祭山神，通常在指定的、世代相传的特定地点进行，这座山或者树林就成了神山、神树。山上的树木就被永久性地保存下来。黔西北赫章、毕节一带的苗族，在阴历三月初的某一天(“龙日”)，要举行“祭山林”(或称“献山林”)活动，是日，寨中男人们全体参加，要带几斤酒，一只公鸡、一升米等，到林中的那棵“树王”(苗语“古木森”)前面祭祀，要唱一段祭词，其内容大都是保佑寨子平安等。黔西北苗、彝族族群爱护树木、保护森林的民间规约是该地域农业得以延续的生态保障。
耕作习俗方面，彝族聚居的黔西县金坡乡金中队种植包谷的工序有十道，即犁头道、修地边地角、下肥、下种、补种、薅头道、薅二道、追肥、收割等。
龚柴在《苗民考》中说“其种植则苗地山多田少，稻谷罕见，多于山陂种植杂粮如芝麻、粟米、麦、糁子、薏苡、高粱，荞麦之类。拔其榛芜，纵火焚之，煨土成烬，然后开垦，所谓刀耕火种也。种之四年则弃而别垦。其男妇俱勤作，腰镰负笼，出入必备，其笼以竹为之……”[ 1 ]上述资料显示了黔西北农业在清代至民国时期的特点，刀耕火种是黔西北农业物种必然面对的选择，即“砍火地”以开辟荒山、山陂、灌木丛林等以种荞麦的山地农业特色该地区农业物种长期局限在传统的粟米、芝麻、高粱等领域，外来物种很少，清中期以来，因玉米、马铃薯逐渐替代了传统物种的地位，山间阶梯状分布的旱地农业日益盛行，刀耕火种因其产量的不稳定性和森林、草陂的垦殖而不得不退出黔西北农业生态的位置。
黔西北各族群每每与春耕结束后，播种洋芋，夏秋之际栽包谷，间以豆类套种，施放草料肥、畜肥，很少施人粪。秋则栽秋荞、麦子等。秋冬耕土，牛耕，大都用黄牛，牛耕不到的地方则用人耕。包谷草、洋芋叶是冬季畜类的草料。
清代以来 ，黔西北地区民族成分增加，各民族的农业生态现状有一定的差别。就今天的黔西北民族分布而言，汉族多居于在坝子等耕作，交通条件优越的地区，彝族往往分布在山腰，苗族则主要居住在高山上。这是通过长期的经济、武力较量造成的结果，其中亦有文化与心理的因素……
胡庆钧在《汉村与苗乡——从20世纪前期滇东汉村与川南苗乡看传统中国》一书中对川南苗人的土地如是分析：“……土壤既薄，范围又狭，土地利用，很受限制，而这类梯田下层能种水稻的区域，又多为汉人所有，以至苗族居住的区域大多在山上，主要粮食为五谷杂粮”。作者进一步指出，“贵州的地理区域，依其经济情况大致可分为东南和西北两大区域。……西北区几全系山地，水田可谓罕见，居民以包谷、荞麦为主粮，贫瘠情况远过于东南地区。”环境的自闭性也导致了农业工具的落后，“如犁、耙、镰刀、打谷木斗、谷蔓等，与附近汉人所有者，不仅种类相同，即形成结构亦大致无异。”同时，传统的圈肥、积肥、畜肥，坐粪技术不能得到很好的投入，往往在秋收时节，这种农业相对增产的背后是富足的土司、土目、地主和领主的超经济剥削，田租、高利贷接踵而至，致使民不聊生，举族迁徒者现象日增。而且“苗人耕种，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人耕，一种是牛耕。人耕多在牛不能耕的山崖隙地，别的全用牛耕。每年有两次的耕，
而只有一次的种，一到四五月间雨水到地，他们就耕去年冬天翻过的山地，耕过就下种，所种的多是玉蜀黍、苦荞、甜荞，稍许有些麦子。
农闲之余，山地畜牧业为黔西北提供了大量肉食来源，畜牧业为山地农耕也提供了方便，日益成为黔西北在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农业支柱副业之一。
〈四〉畜牧业对农业生态的作用。
历史上，贵州西部乌蒙腹地温湿的气候，充足的降水量使黔西北地区植被茂盛，水草资源相当丰富，其发展山地畜牧业的条件得天独厚。早在元代，全国十四大牧道之一就在彝族、苗族较多的亦溪(今黔西北)地区。清代以来，畜牧业在黔西北地区的优势日益淡弱，成为附属于农业的副业之一。黔西北各族群牧养的畜种主要有马、牛、羊、猪等。
马是 中央王朝为维护边境统治而急需的大量战马需求，以及川盐、滇盐销黔促成的盐业市场需要大批马匹运载，一度酿成了“水西马”的发达。水西马以矮小、精悍而闻名，是运载粮盐的好帮手，“川盐比滇盐价廉，清代中期，川盐每升价银3分，而滇盐每升则在4、5分以上，故黔人多愿四川盐，川盐销售量最大。背盐、驮盐的人夫称为”脚子”，[2]因而盐道的马帮总络绎不绝，足见水西马的饲养非比寻常。
牛是黔西北家庭养殖必不可少的家畜，除供山间旱地耕作而外，亦是农业之余的经济收入来源。畜牧业在黔西北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时人尚称乌撒“满地夷人生牧盛，远驱虎豹放牛羊”，彝族文献记载，乌撒地区有“色翁第一大牧场，牛马染得遍地红；鲁洪第二大牧场，羊群铺得遍地白；米嫩第三大牧场，牛羊荞麦相映衬；色图第四大牧场，九十九座山，山山牧歌传。”[3]可见历史上黔西北畜牧业的发达，而羊皮是该地域重要的革制品。
黔西北山地畜牧业的发展，给黔西北各族群输入大量肉食，为生态农业提供了方便。然而，清代以来，荒地的垦殖，刀耕火种农业的浮现，间接地破坏了该地域的草场植被，大批“童山”的出现即可表明该地域农业生态环境的恶化程度。
黔西北以及滇边苗族“一到田禾收割完，大约到十月尾，他们就放火烧山田，烧后的灰，及是田中唯一的原料”。[1]因而，刀耕火种农业模式在清代以来的黔西北地区具有一定的地域特性，作为农业的基本形态，它是粗放型的，然而它更是畜牧业向农业转变的必然趋势。刀耕火种所积蓄的草木灰含有大量供荞、麻等物种生长的营养成分，短期内具有丰收的预期。然而，刀耕火种农业是以森林生态和草场资源的破坏为前提，如果森林生态系统的平衡遭到破坏，那么刀耕火种农业生态系统就会崩溃。随着时空的演进，外来移民族群的涌入，人口压力机制力求向自然环境索要生存资源，造成的非科学的垦殖和生态的破坏，农业种植生态文化的优势日益挤占了山地畜牧业生态模式的地位，原畜牧民族对土地的占有观念日益增强，草山用地日益石漠化、荒漠化，给农业生态的现状造成严重的不利。
从地域政治制约来看，土司、土目长期作为黔西北农业生态变迁的地方权力代言人和区域制度安排者，规束着黔西北各族群的农业生态观，将农业束缚在其寄生的势力范围内得以自控和发展，因此，黔西北各族群进行“刀耕火种”于清代至民国时期这一时空来说是迫于人口压力的增加和各民族矛盾激化的结果，也是导致黔西北畜牧业退化的根本原因。
黔西北畜牧业的褪变是农、牧业经济双方在争夺富源方面的拉锯战，并不是一味的此消彼长，同地理气候、政治权力渗透有关。植被的破坏，生态的失衡，致使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则整个农业生态环境就遭受严重的丧失。
〈五〉气候影响。
黔西北山高土薄，地形地貌易碎，“区域大多处于北西向构造带和联合扭动构造带，属威宁——水城迟陷断褶束，桐梓——毕节早古陷褶束和黔中早古拱断褶束。……森林覆盖率5.8%，多为松柏林和杉木林。垂直气候差异大……历史以来，地震、冰雹、水灾等自然灾害不断，严重影响了黔西北各族群农业生产的稳定性，恶劣的气候亦造成小范围的农业生态破坏。
附：清代至民国时期黔西北地区水灾害情况列表(部分)
清代 至民国时期黔西北水灾情况




上述材料显示，1666年——1670年，1749年——1750年，1871年——1876年，1943年——1949年间，贵州省的水灾比较频繁。就黔西北地区水灾的时空演变而论，我们不难看到该地域自然灾害是农业不可避免的灾难，自然灾害的频繁正说明了黔西北森林生态的失衡，人类垦殖活动严重超过了自然的承载限度，在喀斯特地形土层薄，植被根系浅的环境下，往往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就冲刷了农业生存的基础。据《贵州历代历代自然灾害年表》所载数据统计，清代至民国时期，黔西北水灾达47次、冰雹32次、地震23次、旱灾14次、饥荒38次、病疫12次，虫灾6次，山崩地陷等4次。
地理环境、气候因子是造成黔西北农业生态不稳定的诱因之一，每每灾荒之年，农民对传统农业的经营理念往往因自然因素影响而持否定态度，举族迁徒，另择良田者不少。
探究黔西北农业生态的现状不能仅仅局限在自然地理层面，应该看到，中央权利的渗入和外来移民族群的涌入更多地改变着黔西北农业生态理念的变化。

三、黔西北地域制度制约机制和中央王朝权力渗透对清代至民国时期黔西北农业生态的影响

(一)土司因素
清朝初期，黔西北区域仍控制在水西安氏土司手里，南明政权的势力范围亦拓展到该地域，形成土司和南明政权犬牙交错的地区之一。土司制度作为一种区域制度化安排，一方面规范着黔西北地域土地的分配，另一方面也束缚了黔西北农业族群发展农业生态的积极性。清代初期，黔西北的土地仍控制在上层的土司、土目之手，农民只有租种份地的权利。“……土目多安姓，大多田多而佃户众者，即称土目，非官设也。夷民俱听土目约束，地方有命盗案及征粮等事，皆责成土目协差分办如乡约。清初，黔西北“大土司辖地数百里，拥兵数千累万，骄恣暴戾，横行不法”。土司可以“任意夺其牛马，夺其子女，生杀恁情，土民受其蚕食，敢怒而不敢言”。
《黔西县志》记载：“民国时期，大石板(今石板乡)彝族土司后裔安辉武一家，仍集神权、族权、政权于一身，在家私设公堂，任意荼毒生灵。黔西北各族群在土司领主制经济的束缚下，愚昧无知，“……亦即声灵震于殊俗，风教讫于流沙，而水西负固……”，“再加上新疆四府，曰平远、曰大定、曰黔西、曰威宁，自我朝康雍三年大创安逆，始归版图，虽久经改土设流，因陋就简，亦不过有郡之名而无郡之实也。彝人之附近城郭者，垦土辩赋曰熟苗，然人烟寥落，设寨而居，寨不满十户，其卉裳垂械之风易变也；他如生苗、野苗，种类繁多，盘踞深山密箐之中，凶顽成王，不知汉语，其仇杀、劫余之风未易化也。拿水西安氏土司来说，土地皆为宣尉、土目所有，平时令民为之输粮，战时则驱之为兵，赵翼《檐曝杂记》说，‘凡土官之于土民，其主仆之分最严……贵西之水西，本朝初年已改土归流矣！而四十八支子孙头目如故，黔西北农业民族在残酷的安氏彝族土司管辖下，人身自由受到严格控制，限制了黔西北农业的生产积极性。
客观而论，土司制的存在虽残暴而失道，然而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看，土司的领主制客观上保存了黔西北山地农业的特性。正如上文所述，大批森林植被和草场资源在黔西北少数民族“森林崇拜”、“神木崇拜”、“山神崇拜”以及畜牧、猎耕等文化的内化机制下得到有效的保护。《张文贞集》纪平水西事载：“我师深入，丛林深箐，绵延数百里，仰不见日……”在土地利用上“四府人民共一万六千一百四十七户，田十万二千三百九十亩有奇，地六万六千四百七亩有奇，征米三万七百一十九石有奇，荞五千三百一十二石有奇。平、大、黔三府税银八百五十六两有奇。[1]因而土司制领主经济有效地制约了黔西北各族群向环境索取生产资料的破坏运动。清康熙时鄂尔泰编撰的《贵州通志》卷九记载：“水西拥有耕地：田十万二千三百九十七亩有奇，土六万六千四百十亩有奇”。充分显示了土司制下人类的活动与生态平衡的完整性、和谐性。
(二)外来权力与意识因素
黔西北区域历史以来均是政府权力无力渗透之地，历代中央的非控区。
元以前，中央王朝的势力和汉文化只是通过乌江水道，即以涪陵为集结点和赤水道渐渐地浸润了贵州的北部和东北部。元代以后，进入云南必由贵州经过，始于洪武五年置省，正式成立中央王朝第一级地方行政建制。清朝以来，黔西北“扼滇楚之喉，当吴蜀之要”的战略地位凸显出来，中央权力进一步渗透，从顺治十七年(1660年)开始，即设云贵总督总管云贵两省军民大政，对黔西北安氏土司实行招抚政策，顺治时期，“赐水西宣尉使安坤袍、帽、鞋、袜、彩币，并颁印信。”[3]康熙年间，清廷命吴三桂“总管贵州事务”，吴三桂企图独霸一方，诬陷“贵州水西土司安坤久蓄异谋，近闻刑牲祭鬼，将为不轨，……趁其未动，早为剿平，以清肘腋之患。”[4]时总督杨茂勋曰：“水西地方，沃野千里，地广兵强，在滇为咽喉，在蜀为户牖，若于黔则腹心蛊毒。失今不讨，譬之养痈，为害必大。”黔西北地区的军事地位便凸显出来。
中央王朝处于军事控制和田赋收入的考虑，于是发生了“吴王剿水西”的战事。康熙四年(乙已，公元一六六五)春正月，水西平。清朝对水西的改土归流基本结束。
历年的战乱是黔西北农业生产不稳定的原因之一，清朝出于战后农业的调整与恢复，于康熙四年“夏四月，题免水西秋粮二千石”，“庚戍，以水西初定，给民牛种，并发粟振之。六月戊辰，免水西额粮，招垦，成熟后起科”，康熙七年秋七月 亥“以贵州新设大定，、平远、黔西、威宁四府均属苗户，暂免编丁，其地亩照卫田征粮”[6]等战后调整，农业生产得以延续。但由于吴三桂叛变，平吴战事起，农业生态遭到严重的破坏，甚至处于停滞状态。平吴之后，黔西北由土司控制，康熙三十七年“甲寅，兵部议准总督王继文奏‘贵州水西宣尉使安圣祖病故，承袭无人，请将宣尉使停袭’”，[1]才根除了黔西北大土司的统治。而小土司依旧大量存在。
改土归流促进了黔西北农业生态文明与中原的融合，基本上废立了土司制统治，确立了流官统治，但它是基于既剿土司又对各族人民镇压的逻辑，迫使黔西北各族群在战争和中央权力的渗透下一再迁离、逃移，农业经营不固定，农业生态未能得到更好的保持，大量土目、土府依然延续了黔西北独特的领主制农业生态模式。以致“彝人之附近城郭者，垦土辩赋曰熟苗，然人烟廖落，设寨而居，寨小不满十户，其贲裳重械之风易变也；他如生苗、野苗、种类繁多，盘据深山密箐之中，凶顽成王，不知汉语，其仇杀、却杀之风未易化也”。
在这一时期中，黔西北汉族人口大量增加，“蛮夷之地”的情况逐渐演变为“夷多汉少”以至“汉多夷少”。……由于汉族人口深入穷乡僻壤，与各少数民族错综复杂而居，对周围少数民族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居住地区日益减小，生态环境由于人口的增加而明显恶化。
移民的涌入，一时间出现“流民凑聚，滇蜀失业穷黎携妻挈子而来者，踵相接也”的奇观。[4]黔西北大定府“关厢内外，多豫章、荆楚流民。”[5]大定府从乾隆十四年到道光十七年，汉族由11600多户增到27190多户，苗彝等少数民族由9780余户增至17800 余户。 移民的涌入，促使民族冲突现象严重。 族群矛盾的激化直接酿成黔西北地区生态压力机制的增加，因而，大批荒芜之地被开垦出来。
顺治十八年(1661)年户部复议称：“滇黔田土荒芜，急亟开垦，将有主荒田令本主开垦，无主荒田招民垦种，三年起科……”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又“请不立年限，尽民力次第开垦，酌量起科”。不久，又明令规定“凡士地有数年无人耕种完粮者，即系抛荒，以后如已经垦熟，不许愿主复问”。这种“垦熟”与“不许愿主复问”的逻辑正证明了清朝政府权力的渗透导致的族群对土地争夺的矛盾尖锐性。同治年间(公元1862—1874年)，贵州巡抚遵渝布告各地，不许地方官吏、土司等派徭役赋税，倘有“勒索滋扰”，一经查出或经告发，即行“照例分别参处究办”
据《黔西州志》记载，民国29年11月，省政府派督导专员和辅导员在黔西推广农耕。民国33年，全县改糯为籼3500亩，垦荒1040亩，利用休闲地种杂粮1.6万亩，利用闲散隙地种杂粮1060亩，民国38年，黔西县共有耕地“71.8万亩”，其中田“12.7万亩”，而旱地竟有“59.1万亩”之多

四、小结

黔西北农业生态是该地域独特的地理、气候、封闭的地域制度安排、中央权力的渗透和外来意识形态的冲击等一系列因子，组成一条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链机制规范，逐渐形成的农业生态模式。中央权力的渗透和外来农业生态文明的冲击一方面给黔西北区域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的同时，亦是一种先进的农业模式对另一种农业模式的冲击。笔者认为，中央权力的渗透和外来移民的涌入并没有变革黔西北的农业生态，相反，上层建筑的影响造成清代至民国时期，黔西北农业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族群意识形态的整合，市场理念的竞争机制和人口的激增日益冲击着黔西北传统农业的根基，山地畜牧业不得不退出黔西北的舞台，对黔西北农业生态造成灾难性的生态破坏。
高山垦辟毕竟是一种生存压力下的选择，这种压力并不单由人地比例失调造成，族类冲突亦是原因。族群文化的冲突是黔西北农业生态变迁的客观因素之一，作为意识文化的冲击，它具有非理性的一面。黔西北农业生态的保持者——各农业民族族群在与移民族群意识形态的融合与竞争中，在对传统土地资源的控制、争夺中，逐渐放弃传统的“封山育林”，“祭祀山神”等自然崇拜等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民间规约，由土地的争夺导致耕地的个人占有量减少，大片荒地被开垦，大量森林生态系统、草场生态系统遭到破坏。
据有关人类学学者研究表明，黔西北各族群——以苗族族群为代表，在其文化里是没有“家”这一概念的，“苗家有千处屋基，万眼水井”就是明证，由于长期以来，苗族对土地对财产的认知不是控制自然产品的控制，而是对生产产品的控制。因而，黔西北苗族族群的迁徙性大而土地意识相对薄弱，其生存的欲望从不与其他族群相冲突，这种自闭的文化现象在中原文化的冲击下必然导致苗族族群向高山转移，一度出现“刀耕火种”的农业生态模式出现。
综上所述，黔西北农业生态的诸问题是清代以来一系列制度安排和地理因子共同制约的问题之一，在探讨农业生态变迁的同时，我们不应忽视人类历史发展给我们的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环境因子，市场机制的互动机制在今天的环境里给黔西北农业的生存带来更多的困惑。因而，探讨黔西北农业赖以存在的生态现状，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探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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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荣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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