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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永定河筑堤的环境效应初探

历史上永定河筑堤的环境效应初探

吴文涛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100101)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10


[提要]金、元以后永定河水害急剧增多，由北京的母亲河变成了常常威胁京城安全的害河。金代以来各朝都十分重视对永定河的治理，元明清三朝更是把修筑永定河的堤防作为京畿事务中的重大问题。历史上永定河的大规模筑堤为京城减少了洪水之虞，但同时也带来了包括北京水环境在内的一系列地理环境的变化。本文追溯永定河筑堤后北京地区水环境变迁以及下游地貌改变的重要史实，阐述筑堤工程对于流域整体环境的深远影响，以期引起人们对历史上一些重大水利工程的环境效应的反思。
[关键词]永定河 筑堤 环境效应
[中图分类号]K92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205(2007)04—0013—08
[收稿日期]2007—04—23
[作者简介]吴文涛(1966—)，女，浙江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北京历史地理和历史文化研究。

永定河曾是流经北京市辖境最大的河流，它的洪积冲积扇为北京城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优越的地域空间，它的流转变迁与北京城的历史休戚相关，因而被称为“北京的母亲河”。早期的永定河水量丰沛、风姿秀美，是一条与城市亲密接触的河流。金、元以后，它的水文特性发生变化，河水挟沙卷土，水害逐渐增多，成为威胁京城安全的害河。这样，永定河的筑堤防洪成为此后各朝的大事，到清代更是走向高峰。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后所构建的堤防系统，使曾经在北京周边随意漫流的永定河从此固定，并远远地与京城隔开。但是，堤防的牢固并不意味着人类对自然的驯服，由此引起的河流水文特性与两岸生态环境的一系列改变，曾经呈现出或依然延续着正反两方面的环境效应。在已有的文献中，清代李逢亨、蒋廷皋等纂修的《永定河志》与《永定河续志》等，辑录了关于永定河水利工程的史料；民国时期徐世大《永定河之水灾与其治导之沿革》(《华北水利月刊》1931年4期)、今人段天顺等《略论永定河历史上的水患及其防治》(《北京史苑》1983年第1辑)等，从灾害与工程技术角度讨论了永定河的治理问题。本文将在梳理有关史实的基础上，初步探讨永定河筑堤造成的环境效应，以期引起今人对历史上一些重大水利工程的反思。

一 永定河筑堤的历史过程

辽代以前，永定河上游植被保存尚好，河水泥沙量较少，尽管流量亦有季节性变化，但总体相对稳定。在郦道元笔下，永定河“长岸峻固”，有“清泉河”的美称①。历史文献中亦少有水灾的记载，还能载舟行船，有航运之利。金代以后，随着北京城市地位的提升与建设规模的扩大，永定河上游地区的森林被大量砍伐，中下游两岸土地被连片开垦，导致水土流失逐渐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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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13《*[氵 纍]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河水颜色发黑，“燕人谓黑为卢”①，因此被称为“卢沟河”。此后河流含沙量继续加大、水患增多，到元明时更有“浑河”、“小黄河”或“无定河”之称。永定河冲出北京西南的石景山以后，进入坡降舒缓、土质疏松的平原区，河水“冲激震荡，迁徙弗常”②，直接威胁着北京城的安全，其中石景山以下至卢沟桥之间的河段尤为关键。在北京上升为都城、周围州县成为京畿重地的情况下，确保永定河的安澜更是成为京畿防务之要。“堙障”与“疏导”或称“堵”与“疏”，是中国历史上自大禹以来既互为对立又彼此相济的两大治水方略，筑堤就属于“堵”的范畴。
永定河大规模筑堤始于金朝。大定年间，卢沟河决于显通寨(在今石景山至卢沟桥之间)，“诏发中都三百里内民夫塞之”③。元代永定河的水灾日益频繁，在石景山至卢沟桥段筑堤固岸的工程也不断增多。从世祖至元年间到元末，诸如“修卢沟上流石径(景)山河堤”④、“浑河决，发军民万人塞之”⑤一类的记载屡见于《元史》。从这一时期开始，北京城对永定河已经由依赖转为防御。
明代永定河对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威胁并未减弱，浑河“下流在西山前者，泛滥害稼，畿封病之，地方急焉”⑥，永定河泛滥已成为首都地区的大害、地方官员的急务。有鉴于此，修堤的次数持续增加，堤防的长度从卢沟桥向下游两岸延伸，规模及档次也大大提高。洪武十六年(1383年)，“浚桑乾河，自固安至高家庄(今属霸州)八十里，霸州西支河二十里，南支河三十五里”⑦。正统元年(1436年)七月，行在工部左侍郎李庸“奏请工匠千五百人，役夫二万人”，修筑卢沟桥以下狼窝口等处的河堤⑧，这次所修的河堤，“累石重甃，培植加厚，崇二丈三尺，广如之，延袤百六十五丈，视昔益坚。既告成，赐名固安堤。置守护者二十家”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命尚书雷礼修卢沟河岸”⑩，“凡为堤延袤一千二百丈，高一丈有奇，广倍之，较昔修筑坚固什伯(倍)矣”⑾。这一切证实，北京城的安全已进一步依赖于堤防对永定河水的约束。
永定河的筑堤工程在清代步入高潮。《清史稿》记载：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康熙皇帝亲自巡视永定河，命直隶巡抚于成龙负责筑新堤以根治水患：“自良乡老君堂旧河口起，迳固安北十里铺、永清东南朱家庄，会东安狼城河，出霸州柳岔口三角淀，达西沽入海，浚河百四十五公里，筑南北堤百八十余里，赐名‘永定’。自是浑流改注东北，无迁徙者垂四十年。”“永定河”之名即从此而来。这次筑堤将永定河从中下游直至人海口紧紧围住，杜绝其漫流改道的可能，并专设了永定河南岸和北岸两个分司，沿河划分南岸8汛、北岸8汛，专门负责永定河的堤坝守护及河务管理。在其后的四十年里，仍不断修修补补，或开新河或加筑遥堤，使近两百里的堤防成为一个严密的系统。乾隆年间又持续拨出巨额经费用于治河，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展筑新北堤，加培旧越堤，废去濒河旧堤，使河身展宽”，几乎在原来堤坝之外又重修了一道新堤，丝毫不亚于康熙年间筑堤的工程量。此后，嘉庆、道光、光绪等朝亦屡有修缮。总体上看，清代永定河“建堤坝、疏引河，宣防之工亟焉”⑿。大堤的长度、规格，工程的复杂性、系统性，管理制度的专业化和完善程度等，都远远超过前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石景山至卢沟桥等重要堤段，已经被改造成为石堤或者加片石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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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蒋一葵：《长安客话》卷4《郊垌杂记》“浑河”条。(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
②[清]张廷玉等：《明史》卷87《河渠志五》，(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③[元]脱脱等：《金史》卷27《河渠志》“卢沟河”，(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④[明]宋濂等：《元史》卷20《成宗本纪三》，(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⑤《元史》卷30《泰定帝本纪二》。
⑥《明史》卷87《河渠志五》。
⑦《明史》卷87《河渠志五》。
⑧《明英宗实录》卷20，第1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
⑨[明]杨荣：《修卢沟河堤记》。于敏中等编《日下旧闻考》卷93引，(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
⑩《明史》卷87《河渠志五》。
⑾[明]袁炜：《重修卢沟河堤记略》，《日下旧闻考》卷93引。
⑿赵尔巽等：《清史稿》卷128《河渠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内帮的石戗堤①，这是永定河筑堤工程史上的重要进步。

二 永定河筑堤之后的环境效应

永定河筑堤的起因是为了防御洪水，减轻河流沿岸尤其是京城的水灾威胁，是它立竿见影的直接作用；与此同时，河流走向、河谷地貌、区域水环境等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这几方面共同显示了筑堤之后的环境效应。
1．筑堤束水使永定河出西山后的流向从自由摆动趋于基本固定





《水经注》说“清泉(辽以前的永定河)无下尾”，表明古代永定河的下游是没有约束、自由摆动的。历史上永定河流出西山后，其河道在北起清河、西南到小清河——白沟河的扇形地带摆动，形成广阔的洪积冲积扇②。尹钧科先生依据王乃梁等前人成果，绘制了永定河古河道示意图(见图1)。段天顺等水利专家也对永定河历史上的摆动及流向作了以下具体描述：“商以前，永定河出山后经八宝山，向西北过昆明湖入清河，走北运河出海。其后约在西周时，主流从八宝山北南摆至紫竹院，过积水潭，沿坝河方向入北运河顺流达海。春秋至西汉间，永定河自积水潭向南，经北海、中海斜出内城，经由今龙潭湖、萧太后河、凉水河入北运河。东汉至隋，永定河已移至北京城南，即由石景山南下到卢沟桥附近再向东，经马家堡和南苑之间，东南流经凉水河入北运河。唐以后，卢沟桥以下永定河分为两支：东南支仍走马家堡和南苑之间；南支开始是沿凤河流动，其后逐渐西摆，曾摆至小清河——白沟一线。自有南支以后，南支即成主流。迨至清康熙筑堤之后，永定河始成现状。”③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石景山至卢沟桥间历代反复修筑的坚固堤防，永定河出三家店后向东流或向东北流，都是完全可能的。北宋端拱二年(989年)计划进兵讨伐被契丹占领的幽蓟诸州，吏部尚书宋琪提出建议：“其桑乾河水属燕城北隅，绕西壁而转。大军如至城下，于燕丹陵东北横堰此水，灌入高梁河，高梁岸狭，桑水必溢。可于驻跸寺东引入郊亭淀，三五日弥漫百余里，即幽州隔在水南。”④他认为，如果让宋军引永定河水绕幽州城北一圈，可将幽州与辽军隔开。从以上提及的地名位置分析，当时的桑乾河即永定河应该是从石景山南向东流的，奔向燕城也即幽州西北角，然后南转绕城西墙外向南流去。这条河道也就是后来金代引卢沟水(即永定河水)济漕运所开凿的金口河的基础。直到金末，这条河流还是存在的。元至正二年(1342年)中书参议孛罗帖木儿等提议再开金口河时，中书左丞相许有壬极力反对，他说：“西山水势高峻，亡金时，在都城(即金中都)之北流入郊野，纵有冲决，为害亦轻。今则在都城西南，与昔不同。”⑤由此可见，金末卢沟河是从中都城北往东流的。《马可波罗游记》也曾写道：“汉八里城(金中都城)在契丹省的一条大江之上，自古以来就以雄伟庄严而骋名遐迩。……，他(忽必烈)决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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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尹钧科等：《历史上的永定河与北京》第四章表4—1。(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
②参见《历史上的永定河与北京》第三章。
③段天顺等：《略论永定河历史上的水患及其防治》。《北京史苑》第一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年。
④[元]脱脱等：《宋史》卷264《宋琪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⑤《元史》卷66《河渠志三》。

江的对岸另建新都。……新旧都城只一江之隔。所都取名大都。”①从地理位置判断，马可波罗所说的这条“大江”，就是从石景山南向东流经中都城北的卢沟水——金代拓展的金口河。
元朝两次重开金口河失败之后，对永定河基本上以防范为主，不断加筑石景山到卢沟桥一段的堤坝，但卢沟桥以下的河水仍然呈现自由分流状态。据明代洪武年间官修的《图经志书》记载，元朝至明初永定河的情形是：“出卢沟桥下，东南至看丹口，冲决散漫，遂分而为三：其一分流往东南，从大兴县界至都州北乡新河店(即今通州区南凉水河西岸之新河村)，又东北流，达于通州高丽庄，入白潞河；其一东南经大兴县境清润店(今作青云店)，过东安县，……；其一南过良乡、固安、东安、永清等县，……与白潞河合流，入于海。”②这就是说，元代的永定河仍是沿着本文附图中的*[氵 纍]水故道和古无定河道在流淌。清代吴长元辑录的《宸垣识略》也显示，今南苑、采育一带在元朝时还是永定河的泛滥地，遍布沼泽和沙滩，即所谓“元时沙漠地”③之意。
综上所述，历史上的永定河曾经在北京城上下摆动；虽然从辽代开始筑永定河堤，但辽金元时期从三家店出山后往下游去仍有较大的活动空间。明清尤其是清朝筑堤之后，它就再也没有向东和东北流过。虽然汛期到来时，石景山至卢沟桥间的堤坝也经常溃决，但都很快被修补堵塞，卢沟桥以北向东再也没有成为主流河道。这就表明，永定河从此只是一条从北京城郊西南角“路过”的河流，曾经穿越北京城的清河故道、金沟河故道和*[氵 纍]水故道从此成为永定河的历史遗迹(见本文附图)。
2．筑堤使永定河故道地貌及水环境发生显著改变
从永定河古河道分布示意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北京的主要水源涵养区和供给地都在永定河的几条故道上。著名的湖泊园林昆明湖、圆明园，“万泉之地”万泉庄，沼泽湿地海淀、清河等，都位于最北边的古清河故道；玉渊潭、莲花池、紫竹院、积水潭、后海、中南海、龙潭湖、高梁河等水域，都镶嵌在古金钩河故道洼地中；万泉寺、南海子(南苑)、凉水河、凤河等，则是古*[氵 纍]水河道的遗存。这些水体的产生，要么是永定河流过后的积存，要么是永定河冲积扇的地下水溢出，就像永定河分出的枝权或毛细血管，向北京大地输送着丰沛的水源。永定河筑堤后，主流再也没有从这些故道上经过。不仅如此，由于石堤或石砌岸的阻挡以及泥沙淤积所造成的河床抬高，滔滔河水只能径直向下游流去，很难再通过自然下渗的方式补充地下水，使得这些古河道上的沼泽、湖泊、泉流缩小乃至消失，地下水位急剧下降。首先，直接影响着北京城的永定河清河故道和金钩河故道上的水源供给，在明清时已在十分明显地减少。玉泉山正处于永定河冲积洪积扇的山前溢出带上，山脚下原本随处可见清泉涌动，其水汇成溪流、湖泊，密布于今玉泉山、颐和园、温泉、海淀一带，一直是金元明清各朝营建都城、引水助漕、开田灌溉、兴修宫苑的重要水源，但明朝以后，开始衰减。元朝时从玉泉山独自流入太液池的金水河，到明代已湮没废弃；而盘桓于紫禁城的内、外金水河，只是从什刹海引出的两条小水渠。以此水源为唯一依赖的什刹海(积水潭)等内城河湖，湖面由于上游来水减少而日渐萎缩。元至正年间、明万历一崇祯年间、清乾隆年间、宣统年间直至民国时期的北京城区地图，已直观地表明了什刹海(积水潭)水域面积的逐渐缩小。元朝时作为南北大运河终点、一度船桅林立、“舳舻蔽水”的“海子”(元人对积水潭的称呼)，到明清时已被大片的街道和稻田蚕食④；曾为南北漕运带来辉煌的通惠河，也已是运行唯艰、难以为继。造成这一巨大变化的因素，一方面是因为明朝修建北京城时对水系所做的重大调整：1、将什刹海东边的一段通惠河划入了皇城，致使漕运码头只能移至今东便门外的大通桥；2、在北边的昌平兴造皇陵，将其附近泉流水脉皆视为龙脉而禁止采用，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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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开俊等译：《马可波罗游记》95—96页，(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
②[清]缪荃孙辑：《顺天府志》272—273页，引明洪武年间《图经志书·宛平县·山川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
③[清]吴长元辑：《宸垣识略》卷12《郊垌一》“采育”条，(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④什刹海研究会等编：《什刹海志》第二篇《水利漕运》第四章，(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

通惠河上源只能单纯依赖玉泉山——昆明湖一带的西山水系。另一方面，西山水系水源的减少也是一个客观原因。嘉靖年间的吴仲曾说，通惠河“入国朝百陆拾余年，沙冲水击，几至湮塞，但上有白浮诸泉细流常涓涓焉”①。这就是说，除了源头白浮泉(属温榆河水系)尚有涓涓细流之外，沿途的泉流湖泊水量均不足以维持运河补给的需要了。但即使这涓涓细流的白浮泉，也因为邻近皇陵(明十三陵)而不得引用。由于水源短缺、河道多沙易淤，明成化、正德、嘉靖年间曾屡次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加以疏浚，但漕船通航的成效甚少。清朝时，通惠河水源匮乏的情况持续严重，到了乾隆年间不得不对玉泉水系进行全面改造，实施了昆明湖水库工程和引西山诸泉入玉泉的石槽工程，也因为玉泉山一带水源本身的式微而收效有限，通惠河最终失去了漕运的功能，运河的终点只得远移到京东的通州。
其次，京郊永定河故道的地貌，也随着筑堤影响下的区域水环境变迁而表现出新的特征，其中以湖泊萎缩干枯直至成为平陆最为典型，而浅层地下水质的恶化是其连带的效应。辽代在今通州境内、古*[氵 纍]水东派河道上②，有一片宽阔的水域叫做延芳淀，水面“方数百里”③，是皇帝和贵族每年春季游猎的著名风景区。到元代时，该水域开始变浅、缩小，并离析成马家庄飞放泊、栲栳垡飞放泊、南辛庄飞放泊、柳林海子和延芳淀等几个较小的湖泊。到了清代中期以后，这些小湖泊就已完全消失、衍为平陆。再如，今卢沟桥往东经丰台、南苑、马驹桥、采育一带地区，原为*[氵 纍]水河谷，历史上曾经泉眼成群、汊流众多，淀泊沼泽密布，人烟稀少，元代宫廷的著名游猎场所——下马放飞泊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到明朝时，下马飞放泊的水域面积开始缩小，但仍“其水四时不竭，汪洋若海”，故称南海子④。清朝前期，南海子被朝廷作为皇家苑囿扩大修缮并严格保护起来(称南苑)，苑内尚能保持水草丰美的景象。但是，保留草原湖泊为主要地貌特征的皇家苑囿与人口增长要求把这里开垦为农田的矛盾早就存在，南苑外围地带的大片地区自明代以来就不断被开垦出来，产生了大批新村落；清朝后期，南苑的中心地带也随着国力衰落而不得不对外招垦，这一带的垦区和村庄狂潮般地增加，南苑也出现了泉流干涸、水域缩减、万物凋零的破败景象⑤。这个过程表明，南苑地区的淀泊沼泽自明代已开始收缩，到清代后期已然成为大片农田。清朝大规模治理永定河的同时，也使这一区域里的河系发生了变化。雍正四年(1726年)，因上游河源缺水，重新疏浚了凉水河和凤河，从此它们彻底与永定河断绝了关系⑥，水量也变得颇为有限。
地下水是与河流、湖泊等地表水相互补给的重要水资源，如果缺少地表水的下渗补充，其水位和水质都会发生一系列变化。蓟城的起源就是位于莲花池附近的永定河冲积扇溢出带上，这里的地下水极其丰富。经考古发掘，仅在会城门至宣武门、和平门一线，就发现了151座从东周到西汉时期的瓦井⑦，这些水井距当时的地面最深不过5、6米，大部分是饮用水井，也有一些用于农田灌溉。到元大都时，城区各坊遍布水井，有很多以井命名的胡同，居民的饮水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井水。在明代以前，关于京城井水大多苦涩的记载很少，明清以后却屡见不鲜。清初进京的谈迁记载：“京师天坛城河水甘，余多苦。”⑧乾隆年间成书的《宸垣识略》记载：“京城井水多咸苦不可饮，惟詹事府井水最佳，汲者甚众”；王士祯《竹枝词》：“京师土脉少甘泉，顾渚春芽枉费煎。只有天坛石甃好，清波一勺卖千钱。”⑨清末民初徐珂编纂的《清稗类钞》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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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吴仲：《通惠河志》卷上《通惠河考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
②孙承烈等：《*[氵 纍]水及其变迁》，《环境变迁研究》第一辑。(北京)海洋出版社，1984年。
③[元]脱脱等：《辽史》卷40《地理志四》“漷阴县”，(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④[明]李贤等：《大明一统志》卷一，(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
⑤尹钧科：《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第六、七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⑥孙承烈等：《漯水及其变迁》，《环境变迁研究》第一辑。(北京)海洋出版社，1984年。
⑦苏天钧：《北京西郊白云观遗址》，《考古》，1963年第3期。
⑧[清]谈迁：《北游录》纪闻上《甘水》，(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⑨[清]吴长元辑：《宸垣识略》卷5《内城一》、卷9《外城一》。

“京师井水多苦，茗具三日不拭，则满积水碱。……至若大内饮料，则专取之玉泉山也。”①北京的年降水量不多但蒸发强烈，在地表径流减少了对地下水的补给之后，土壤中的盐碱就会随着水分的蒸发被带到上层，使主要取自浅层地下水的井水普遍苦涩。这样，皇帝及宫廷贵族们吃水要靠从玉泉山等地的甘泉特供；势要人家有的自己打深井，普通百姓吃水就得从推车售水的水夫那里购买了。因此，自明清至民国，北京一直活跃着一个专门的卖水行业。其实，有关京城井水水质变化的过程，从民间著名的传说“高亮赶水”中也能得到侧面的印证。这个故事说，明朝修建北京城时，刘伯温派大将高亮去追赶龙王、龙母要回甜水源，结果高亮不小心捅破了他们装满苦水的水篓，从此整个北京城的水都变成了苦水。传说属于民间文艺的范畴，但它的形成与传播毕竟与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特征相关，依据社会学原理对此进行客观分析，有助于丰富历史地理问题研究的线索。从这则传说起源的时间看，北京城地下水质开始恶化的时间应该是在明朝以后，这一点与已有文献的记载是基本合拍的。 上述这些变化当然具有社会因素(政策带动、人口增加、城市扩张等)在发挥作用的背景下，但永定河主流被彻底移出原有河谷，却是地貌改观和水环境变迁的地理基础。正是永定河水系这个历史性的变故，给北京城的水源供给带来了重大影响，迫使北京只能转向东北求之于以潮白河水系为主的水源。清末北京第一座自来水厂——孙河水厂，就是建立在属于潮白河水系的温榆河畔。
3．永定河筑堤在减少北京城水灾的同时却移祸下游，给那里带来日益频繁的水害以及严重的泥沙淤积、土地沙化、湖沼湮废等环境问题
从辽金时期的分水漫流，到元明时期的土堤灰坝，再到清朝的石堤石戗堤，永定河的堤防修得越来越庞大坚固，对北京城的确起到了防御洪水的积极作用。明朝276年间危及北京城的永定河水灾共有19次，频率已不如元朝高(22次／98年)，这无疑是得益于京西宛平、房山、良乡、固安境内已经颇具规模的河堤；清朝永定河中下游水灾的频率虽大大超过前代，威胁北京的泛滥也有过42次②，但自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百里大堤筑成以后，直至嘉庆六年(1801年)间，永定河洪水都不曾直接冲击到北京城。嘉庆六年(1801年)、光绪十六年(1890年)、十九年(1893年)以及民国期间的几次影响京城的大洪水，也都是从丰台、南苑、大兴至通州等城南地区扫过。嘉庆六年六月丙辰(1801年7月21日)的谕旨感叹道：“京师自本月初连日大雨，永定河决口四处，中顶、南顶及南苑一带俱被淹浸。犹幸决口处尚距卢沟桥南五六里，若再向北冲决，则京城及圆明园皆被水患。”③从北京城方面看，直接受灾的频率确实是大大降低了。
就整个水系或流域而言，给中游带来“水利”的工程未必不是使下游遭受“水害”的诱因。对于永定河筑堤的成效，乾隆皇帝《过卢沟桥》诗写道：“卢沟桥北无河患，卢沟桥南河患频。桥北堤防本不事，桥南筑堤高嶙峋。堤长河亦随之长，行水墙上徒劳人。”④这首作品尽管诗味寡淡，却在最后两句点明了筑堤后的两个关键问题，看到了事情的另一方面——河患向下游延伸以及地上河(泥沙淤积)的形成。在永定河堤坝越修越好的同时，中下游的水灾却愈演愈烈，河流故道的水环境及地貌特征也发生了一系列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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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徐珂：《清稗类钞》饮食类“京师饮水”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②尹钧科等：《北京历史自然灾害研究》第四、五章，(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
③《清仁宗实录》卷84。《清实录》第29册，第9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
④[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93《郊垌》引。

上文提到，除了对北京城的直接危害有所减少外，清代永定河在北京以南区域泛滥成灾的次数远远高于前朝，这是因为洪水被中段的大堤锁住而未能在京城西南部作乱的缘故。但是，永定河奔流东去或南下，要么漫流于固安、霸州、新城、永清；要么冲人大兴、东安、通州、武清，回顶潮白河水流，致使通州、武清一带泛滥成灾。清朝时，在北至凉水河，西至今小清河——白沟之间广阔的扇形区域内，永定河决堤、改道、泛滥成灾的频率很高而且愈演愈烈。据《光绪顺天府志》和《畿辅通志》的记载统计，清代永定河下游较大的改道有20次，其中，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以前只有三次，也就是说，筑堤之后其下游的改道泛滥，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至同治十一年(1861年)期间却有17次之多，几乎不到十年就有一次①。
上述情况与康熙以后的大规模修堤有着密切关系。在此之前，卢沟桥以下没有完整的堤防，一到汛期，洪水漫流，虽然会淹没许多土地和村庄，但水势分散，消落得也迅速；被淹浸的土地往往不粪而沃，带来下一季的丰收。当大堤筑起之后，河水被严密地约束在堤岸之内，大量泥沙淤积在河床中，使永定河变成了“地上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