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斋 2006-10-21 11:55
隋代的民族贸易和“张掖互市”
作者：魏明孔
我国历史上的互市出现的比较早，尤其西北地区的民族贸易比较活跃，但是真正出现比较固定的互市管理机构，却始于隋唐时期。隋炀帝时西域各族或政权纷纷前来河西地区从事互市，中央政府派遣重臣裴矩前去张掖主持互市，[1] 开中央政府主持互市之先河，在西北民族贸易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利用茶叶专卖制度进行互市，是我国历史上进行民族贸易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措施，曾经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所谓专卖，就是利用价格形态，对某些物品以政府垄断为手段，达到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之目的；其他部门或个人非经专营机构许可，不得生产和销售。中国历史上的专卖的内容比较丰富，一般指盐铁专卖，而在一定时期内嗜好品诸如酒、茶、盐等也包括在专卖品之内。关于我国饮茶的历史相当悠久，前面已经论及，饮茶至少在战国时期就已经见于记载，但是作为风靡全国的生活必需品，则是开始于唐代，而政府将茶叶收税，也是始于唐代的。应该指出的是，唐代开始只是以茶为政府的征税对象，并没有实行专卖。唐文宗太和（827～835年）初年，第一次设置榷茶使，官府自行设置茶场，由官府组织对茶叶进行必要的加工处理，这样就正式出现了茶叶专卖。在唐文宗时期实行茶叶专卖制以后，历史上均不同程度地沿用，茶叶专卖制成为一种制度。
隋代是我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随着大一统国家的进一步加强和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的一体化关系的逐步确立，以及丝绸之路的畅通，隋唐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隋代在周边民族中是以“圣人可汗”[2] 的姿态出现在舞台上，而唐太宗时期更以“天可汗”[3] 的地位受到各族的拥戴。再加上当时国力强盛、文化活跃、百姓生活水平比较高，各民族之间的往来比较频繁，主客观形势要求进一步加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于是具有国际贸易内容的张掖互市便在隋代举行，而在绢马贸易和贡赐贸易基础上出现的茶马贸易，也开始在唐代中后期出现，隋唐时期民族互市的内容进一步丰富。
隋代是我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和发展的重要时期。隋朝建立后，中央政府立即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阻止强大的北方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侵扰，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使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间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往更加密切，特别是中原民族与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贸易，以及当地各民族之间的商品交流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民族贸易得到了长足之发展。地处中西交通孔道的河西地区，其交通“咽喉”作用表现得尤为突出，不论是民族间自由贸易还是官方组织的贸易，均远远超过了前代。特别是由隋代中央政府筹划并积极组织实施的“互市”这一形式，更在中外交流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隋代之盛，极于此矣”，[4] 当是有根据的。
一、 隋代河西地区民族贸易活跃的背景
隋代统一全国后，丝绸之路重新畅通，民族贸易在河西地区首先发展起来。到隋炀帝“时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中央政府委派朝廷重臣前去主持互市。[5] 隋代开创了我国历史上中央政府主持互市之先河，并成为隋代社会经济繁荣、国势强盛的重要标志。
中央专门职掌互市的机构便在隋炀帝时期正式应运而生。《隋书》卷28《百官志》下记载，其机构就是隶属鸿胪寺四方馆的“互市监”。按规定互市监一般设在沿边州郡，编制为从八品监一人、正九品副监一人，另有参军事一人，由其“掌互市”、“出入交易”。
隋代河西地区民族贸易活跃、发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只是摭其要者于后。
1、 河西地区具有进行民族贸易的悠久历史。
河西走廊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至迟自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始，这里的民族贸易就已经初具规模。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和中西文化、经济交流的不断扩大和频繁，河西地区的过境性贸易也日益发达，河西遂成为贯通欧亚大陆的桥梁。
即使在十六国战乱时期，中原地区与西域的交往也没有中断，只不过是时断时续而已。在河西地区立国的“五凉”政权，不但仍然在积极经营丝绸之路，某些时期这里的民族贸易还呈发展的趋势,特别在前凉时期更是如此。[6] 隋代在河西地区的民族贸易，是在历史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具有良好的发展势头。
2、 河西地区本身是多民族居住区，又是外来商人往来的必经之地，具有发展民族贸易的地理优势
河西地区是多民族居住区，这里有汉、突厥、吐谷浑等民族，农耕区与畜牧区犬牙交错。这样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当地民族间的经济贸易异常活跃，民族贸易构成了河西地区经济的一大特色。
河西地区还是联接今青海河湟地区与今新疆地区的纽带，过境性贸易非常活跃。尤其重要的是，丝绸之路贯穿河西全境，使得中原地区的纺织品尤其丝织品、纸张、瓷器等手工业品源源不断地通过河西地区流入西域、中亚、欧洲等世界各地；西亚、欧洲等地的马匹、金银珠宝等奢侈品又通过河西地区流向广大中原地区。河西地区的这种特殊的交通与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具有进行国际贸易的得天独厚的优势。
3、 隋代统一全国，对河西地区民族贸易的开展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自东汉末年以来，在数百年的历史长河中，由于战乱、民族矛盾和政权林立等原因，丝绸之路时断时续，河西地区正常的民族贸易受到严重挫折。隋代统一全国后，结束了分裂割据的局面。
随着隋代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封建国家政权的巩固，丝绸之路也再次畅通。这一形势的发展变化，保证了河西地区正常的民族贸易的开展，并进一步确立了河西地区的交通枢纽与丝绸之路的咽喉地位，河西地区不仅在民族贸易中而且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大大提高。
隋代统一南北后，经过10余年的开发与发展，到隋炀帝时期已经是“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的盛况。正是这一时期的“国家殷富”，[7] 才为大规模地在张掖地区进行互市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4、 隋王朝对河西地区战略地位认识的提高，有利于民族贸易的进一步开展
如果说西汉张骞的“凿空”之举，[8] 开创了中西交流新纪元的话，那么，隋代对河西地区战略地位的认识，则在汉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突破。
隋代大臣裴矩就明确指出，丝绸之路自敦煌出发直至西海，可以分为3条道路，而这3条通道“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9] 以裴矩为代表的隋代中央政府的决策者将河西地区形象比喻为丝绸之路的“咽喉”，是隋王朝对河西地区战略地位认识的一次飞跃。
基于此种认识，隋代对河西地区全力以赴苦心经营，举凡攻打突厥、吐谷浑和开展屯垦，在河湟地区发展官营畜牧业，对外籍商人给予优惠政策，隋炀帝西巡并亲自主持张掖互市等一系列重大活动，都是保证丝绸之路畅通、发展河西民族贸易的有效措施。在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隋代最高决策者具有比较明显的对外开放意识。[10] 有隋一代，中央政府对河西地区的经营从未停止过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正是由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因素，隋代河西地区的民族贸易才成为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二、 隋代河西地区的民间民族贸易
不同民族间的贸易，无论历史事实还是逻辑顺序，一般都是先有民间自发的零星贸易，尔后才有由官方组织的大规模的贸易，隋代也不例外。就隋代河西地区来讲，像张掖“互市”这样的官府贸易的影响固然很大，但是各民族之间的贸易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在民间进行，这是毋庸置疑的史实。与其他时期一样，民间贸易也是隋代河西地区民族贸易的主流。
隋代河西地区民族成分比较复杂，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生产和生活相间。这种状况决定了当时这里民间正常的贸易比较活跃，牲畜及其加工产品与农产品及手工业品的交换须臾不可或离，系河西民族贸易的正宗。同时，外籍商人也通过丝绸之路首先在河西地区与当地居民、商人进行贸易，河西地区充当了中外贸易的中转站，史称“西域诸胡多至张掖交市”。[11] 正是西域等地的商人在河西地区从事民间民族贸易相当活跃，隋炀帝才令裴矩“于武威、张掖间往来”，不遗余力地招引外籍商人。[12]
既然民间贸易是隋代河西地区民族贸易的主流，为什么见诸史书记载的则主要是由封建政府主持的互市呢？这是因为正史记载均有片面性，一般只记载与官府尤其中央政府有关的事，至于民间发生的内容丰富而又典型的事例，则或阙或略，往往是挂一漏万。即使如此，我们还是从正史记载的字里行间，能寻找出民间民族贸易发达的蛛丝马迹。正是由于河西地区民间民族贸易异常活跃，隋政府才采取了“啖之以利，劝令入朝”的措施，[13] 以相当优惠的政策鼓励外籍商人与隋政府在河西地区直接贸易。这实际上是河西地区民间民族贸易的曲折反映。
另外一方面，自隋政府有效地控制了丝绸之路后，一些外商或打着“使节”的旗号，或随同使节一道前往中原，以“进贡”的名义与隋代官府进行贸易，从而获得更大的商业利润。这一则满足了中原王朝尤其皇帝天朝上国的虚荣心，一则也满足了以获得利润最大化为天职的商人的欲望，这正是史书所不惜笔墨之处，相对而言，却冲淡了史书对民间民族贸易的记载。
自隋炀帝开始，曾经派遣娴熟西域诸地情况的大臣前去张掖主持互市，封建政府企图控制与外籍商人的直接贸易，以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也在最大程度上满足皇宫贵族及其统治者对外来高级奢侈品的需求。
三、 以“互市”为内容的河西国际贸易
在河西民间民族贸易迅速发展的基础上，隋炀帝采取有效措施，由中央政府在河西地区直接控制民族贸易，这样以“互市”为主要内容的张掖国际性贸易就全面展开。互市的出现，既是河西地区民间民族贸易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隋政府为了扩大对外影响，点缀天朝上国门面，全面对外开放，基于政治、军事和外交诸方面的考虑而采取的具体措施。
隋代继承历史上朝贡贸易的传统，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在西北地区的贸易依然比较普遍，而且比较纯粹的贸易成分更加明显。
隋文帝开皇时期，突厥多次与隋代进行朝贡贸易[14] ，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隋文帝开皇（581～600年）东突厥曾经向隋王朝进贡马匹多达万匹，另外有羊20，000只、骆驼和牛各500头（峰）。当然，突厥也得到了隋代相当丰厚的回报。东突厥以这次朝贡贸易为契机，不久便要求在边境设立互市，这一要求很快得到了隋王朝的批准。[15] 这是西北民族贸易史上一件值得重视的大事，对当时和以后影响颇大。
大业三年（607年）四月，隋炀帝北巡，突厥启民可汗前来行宫朝觐，突厥先后进贡的马达3，000匹，炀帝对其回赐杂帛则多达12，000匹。不仅如此，在宴请各部落首领时，为了表示对他们贡献牲畜的回赐，又给他们数量可观的纺织品，其中启民可汗得到的杂帛就达20万匹。[16]
在讨论隋代张掖互市时，我们首先提及的人物应是裴矩，因为他既是隋代对外开放决策的主要制定者和主要执行人，又是张掖互市的实际主持者。他为加强中外文化、政治、外交和经济方面的联系，增强隋政府的开放意识，发展河西地区的商品贸易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隋初，当突厥在西部构成的边患被消除后，丝绸之路又复畅通，西域各国前往河西地区从事经商者与日俱增，武威、张掖遂成为当时两个国际性贸易的名城和对外开放的窗口。隋王朝对西北的全方位开放与全面经营，以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派遣吏部尚书裴矩前往张掖，主持这里的对外贸易与联络西域各族民族等事宜为标志开始了。
裴矩在张掖任职伊始，就充分利用与胡商直接接触的便利条件，倾心交接西域各族各国官吏、商人等，注重了解各族各国的自然、地理、风土、人情、物产、服饰、礼仪等等，同时还翻阅了大量图书典籍，积累了丰富的文字和第一手访问资料。在此基础上，裴矩潜心撰写出图文并茂的《西域图记》3卷，并上奏朝廷。此书虽然已经佚散，但《隋书》及《北史》裴矩传中均保留了《西域图记》一书中的序言，我们今天仍然可以从这仅仅1，000余字的序言中，大体了解《西域图记》的概况和当时通西域的道路及隋代经营西域的整体方略[17] 。
《西域图记》一书记载包括44国或政权的情况，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其序言中比较明晰地记载了从丝绸之路“咽喉”敦煌出发，有北道、中道和南道3条通达西海（今地中海）的道路。在这3条道路中中道和南道是西汉以来贯穿东西丝绸之路的故道，而北道则是稍后开辟的一条新道，即从敦煌出发经过伊吾（今新疆哈蜜）、薄类海（今巴里坤），再越过铁勒部（今准噶尔盆地西南一带）、突厥可汗庭（今新疆源西），最后渡北流河水（今中亚楚河、锡尔河）而达于西海（今地中海）。这表明即使在魏晋南北朝分裂割据的历史条件下，丝绸之路不仅没有被完全中断，相反却仍然保持着发展的势头。
这一时期我国中原地区与与周边少数民族以及西域诸国诸族经济、文化交流不断得到了加强，以至形成了浑然一体的友好关系。裴矩最早将这3条道路经由路线记载下来，还列举了西域44国或政权，并对每个国家或政权作了简略介绍，对其服饰仪形、国王百姓等，均附有绘制的图样，可谓图文并茂。这说明隋代王朝对中西交通的整体认识比以前更加明确。同时，这3条道路“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18] ，足以反映出隋代对河西地区战略地位的认识，较以前更加清醒。
裴矩所做的这些具体工作，对于加强隋代本土同西域诸地的联系，主动全面地开放河西，无疑提供了依据。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隋王朝开发河西、经营西域的积极进取的精神。正是在裴矩的劝导和策动下，炀帝最后抉择了“混一戎、夏，其在兹乎”的决策，开始了效法秦皇、汉武的不朽伟业。
裴矩在明确指出丝绸之路3条道路、西域诸国具体情况的同时，还提出了通西域的具体方略。裴矩认为，随着隋代统一全国，就要不断满足西域诸国各族引颈翘首的要求，向西域诸国通使遣好，深加怀抚，并与其联合起来共同翦除突厥、吐谷浑在河西地区的势力，恢复和发展丝绸之路及其沿线民族贸易活动。裴矩的这些主张，当时深受隋炀帝本人的赞赏，裴矩也因此而被提拔为黄门侍郎。与此同时，中央政府以裴矩的建议作为开发河西、经营河西决策的主要依据，并责成裴矩全权负责。
隋炀帝在全面开发河西、经营西域的过程中，首先遇到的棘手问题是吐谷浑及西突厥势力的阻挠。对此，裴矩采取了“以夷制夷”的策略，采用分化瓦解与军事进攻相间的策略，终于制服了吐谷浑势力，并在其旧地东西2，000公里、南北1，000公里的广袤范围内，设置郡、县、镇戍等行政和军事机构，将其纳入隋帝国的有效版图之内，并采取有效措施，移民实边，控制屯垦，积极从事经营与开发。
随后，裴矩又与薛世雄等一起向西域进军，很快占领伊吾（今新疆哈密），就地筑伊吾城。为了避免其他各国和政权对伊吾城的争夺，裴矩对诸国诸族商人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说服工作，并且取得了成功。这是隋代打通西域的最关键的一步。
为了做到制服西突厥而有效地控制西域，裴矩向西突厥发动了强大的外交攻势，运用分化瓦解其势力的手段，使西突厥内讧，两败俱伤，隋代坐收渔利，西突厥最后不得不称臣于隋代，并且尊称隋炀帝为“圣人可汗”[19] 。隋代的经营方略收到了良好效果，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在隋炀帝和裴矩君臣的不懈努力下，吐谷浑与西突厥先后内附隋朝，从而保证了中原王朝对丝绸之路的有效控制，使其畅通无阻。
裴矩第二次前去张掖主持互市时，还派人前往高昌、伊吾等地，邀请西域诸国国王、使节和商人前来河西和内地参观访问或从事商贸活动。同时，裴矩还比较注意以张掖为中转站，进而向长安、洛阳等地招引诸国、诸族使者和商人。在裴矩的精心联络下，西域诸国、诸族使者和商人经河西到内地者络绎不绝，沿途各地官府为其无偿提供食宿和交通及保卫工作，所经郡县往往费以“万万计”。当外籍或少数民族使者与商人到达内地后，他们被有关政府部门邀请参加各种祭典、娱乐、商业和参观活动等等。[20]
大业五年（609年），在河西开发与民族贸易史上发生了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事件。是年六月，隋炀帝亲临张掖地区并亲自登临燕支山（今甘肃山丹境内）。高昌王麴伯雅、伊吾吐屯设及西域27国或政权的使节在道旁参见隋炀帝。这是封建社会唯一一次中原王朝天子西巡张掖的活动，是中西贸易尤其西北民族贸易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为了显示皇帝的威严与大隋帝国的国势，炀帝下令各国国王及使节均佩戴金玉，披戴一种类似毡的毛纺织品――金罽，焚香奏乐，歌舞欢呼。同时，还令武威、张掖一带的百姓着节日服装，前来夹道欢迎与参观。数十里间，车水马龙，人肩相擦，难以通行，气氛热闹非凡。隋炀帝还陈设了观风行殿，与麴伯雅等畅怀痛饮，观赏鱼龙戏和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清乐》、《龟兹》、《西凉》、《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等9部乐。[21] 这次民族交易会规模之大，外籍和少数民族前来人数之多，耗资之巨，一时莫加。
隋代中央政府在河西地区张掖组织大型的国际民族交易会，并由隋炀帝亲自主持，反映了当时开放的气魄和胆略，提高了隋代的国际地位，扩大了隋代的国际影响，其政治上和外交上取得的成效十分巨大，对当时的世界和后来的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以这一次大型国际民族交易会为契机，前来隋代各国及各族的使节和商人人数进一步增加，史称“大业（605～618年）年中，相率而来朝者三十余国”，隋炀帝专门“置西域校尉以应接之”。[22] 这些外籍和外族使节和商人除了驻足长安和洛阳政治中心外，还络绎不绝前往广州、扬州等经济发达城市从事各种经济、文化和宗教活动。
四、 隋代河西民族贸易评价
隋代河西地区的民族贸易，若从经营形式上看，可以分为国内民族贸易和国际贸易两种形式；若从贸易经营者的身份来看，则可以分为民间自由民族贸易和官府直接控制的民族互市。这两种不同形式的民族贸易，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尽相同的。概括地讲，隋代河西地区的民族贸易主要起了如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河西地区的民族贸易，加强了民族交往，有利于中华民族一体化的形成。
如前所述，隋代河西地区民族贸易以民间民族贸易为主，而这主要指河西地区内不同民族之间的贸易，河西与河湟及与今新疆地区各民族之间的贸易。民间民族贸易范围的不断扩大，不可避免地要将中原农耕民族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文化和风俗习惯等传进河西地区及其周边地区，这对于提高当地的民族素质、生产能力等均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通过河西地区，各少数民族生产的畜牧及其加工产品，也会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原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内地的食物结构和生活结构，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一定的生产工具和动力。各民族间的互通有无、共同发展和优势互补，在隋代以河西地区的民族贸易为纽带，成为维护民族团结，巩固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必要契机。
第二，河西民族贸易丰富了丝绸之路的内容，为真正沟通欧亚大陆桥产生了积极影响。
自西汉以来，河西地区在中西交通史上所起的作用是难以取代的。隋代由中央政府直接在河西地区经营互市，并由重臣主持，甚至出现了当朝皇帝亲自前来主持，这无疑进一步扩大了中原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和外国的影响。隋王朝在这一方面所表现出的博大胸怀和开放意识，是值得称道的。由于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符合当时实际的有效措施，使丝绸之路进一步畅通，河西地区真正成为沟通欧亚大陆的桥梁。通过丝绸之路，隋代中原文化因积极吸收外来民族的新鲜血液而具有新的活力，并为盛唐时期的开放风气及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实际上，唐太宗时的“天可汗”地位，[23] 就是对隋炀帝时期的“圣人可汗”[24] 地位的继承和发展。
第三，隋代河西民族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当地的社会经济。
隋代河西地区的国内民族贸易和国际民族交往，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本地区社会经济尤其是商品贸易的活跃，扩大了河西地区商品贸易的范围，丰富了贸易内容，使张掖地区成为当时西北乃至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地，即使在世界上也颇负盛名。民间民族贸易的正常举行，以互市为主要内容的对外贸易的正常进行，有利于河西地区农业、加工业、交通运输业及其服务业的开发，这为河西地区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注入了一定的商品经济的成分，因而更具有活力。
第四，河西互市主要是基于政治、外交方面的考虑而开展的，因而没有将河西地区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隋炀帝时期由裴矩积极筹划并由皇帝亲自主持进行的互市，适应了当时南北乃至中外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但是，由于受当时整个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及重农轻商传统观念的影响，[25] 互市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商品交换，而是首先基于扩大国威、粉饰太平、吸诱外国使节和商人朝贡，政治、外交和国防等方面的目的明显地超过了经济目的。如隋炀帝西巡张掖并亲自主持张掖盛大国际交易会时，其真正用意在于“示中国之盛”。[26] 这样做的结果，使河西地区的经济优势没有真正发挥出来，互市和交易会所需物品，绝大部分来自内地，河西地区本身生产的非常少。河西地区所进行的互市，明显地带有过境性贸易的特征。因此，河西地区民族贸易及张掖互市将国际交易会，对河西地区的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以及畜牧加工业没有产生重大的影响，也就不可能改变河西地区传统生产的结构和布局，河西地区互市终归没有成为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一契机。相反，不断地进行大规模的互市，成了盘剥河西当地居民的一种苛政，送往迎来，所费人力、物力和财力颇多，严重影响了他们正常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史称裴矩在河西一带的活动，曾经引起了“关内骚然”[27] 的严重后果，这与当朝决策者的初衷大相庭径。
注释
[1] ·《隋书》卷67《裴矩传》。
[2] ·《隋书》卷84《西突厥传》记载，大业八年（612年）元会时，突厥处罗可汗对隋炀帝祝寿时曰：“自天以下，地以上，日月所照，惟有‘圣人可汗’。今是大日（隋炀帝生日），愿圣人可汗千岁万岁常如今日也”。
[3] ·《唐会要》卷100“杂录”：“贞观四年（630年）三月，诸蕃君长诣阙，请太宗为‘天可汗’。乃下制，令后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诸蕃渠帅有死亡者，必下诏册立其后嗣焉。统制四夷，自此始也”。另见《资治通鉴》卷193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三月条；《新唐书》卷2《太宗纪》；《旧唐书》卷3《太宗纪》。
[4] ·《资治通鉴》卷181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六月条。
[5] ·《隋书》卷67《裴矩传》。
[6] 参见王三北、魏明孔、李华瑞、杨秀清：《西部开发决策思想史》（古代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7] ·《隋书》卷24《食货志》。
[8] ·《史记》卷123《大宛传》；《汉书》卷61《张骞传》。
[9] ·《隋书》卷67《裴矩传》引《西域图记·序》。
[10] 胡戟：《隋炀帝新传》第16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1] ·《通鉴》卷180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十月条；《隋书》卷67《裴矩传》。
[12] ·《通典》卷191《边防》七；《隋书》卷67《裴矩传》。
[13] ·《资治通鉴》卷180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十月条。
[14] ·《隋书》卷2《高祖纪》下；《通典》卷197～199《突厥》上中下。
[15] ·《隋书》卷84《突厥传》；《北史》卷99《突厥传》。
[16] ·《隋书》卷84《突厥传》；《资治通鉴》卷180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条。
[17] ·《隋书》卷67《裴矩传》；《北史》卷38《裴矩传》。
[18] ·《隋书》卷67《裴矩传》；《北史》卷38《裴矩传》。
[19] ·《隋书》卷84《西突厥传》。
[20] ·《隋书》卷67《裴矩传》；《隋书》卷84《西突厥传》。
[21] ·《隋书》卷67《裴矩传》；《隋书》卷3《炀帝纪》上；《资治通鉴》卷181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六月条。
[22] ·《隋书》卷83《西域传》。
[23] ·《唐会要》卷100《杂录》。
[24] ·《隋书》卷84《西突厥传》。
[25]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26] ·《隋书》卷67《裴矩传》。
[27] ·《隋书》卷67《裴矩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