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人家 2008-2-19 20:01
辛亥革命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张国辉集》选）
辛亥革命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作者：张国辉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4-5-3 22:09:16发布)
*本文系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而作。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它是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有所发展的物质基础上兴起的。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因此，对辛亥革命的研究而言，中国资本主义诞生的最初历程，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19世纪70年代，是中国社会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后发生重大变化的年代。1870年，苏伊士运河正式通航，从而欧亚航程缩短了四分之一，商品的运输费用因之降低，外国机制品在中国市场上对于手工产品的打击力量相应加强。1871年，在上海与伦敦间又敷设了海底电缆，使得欧洲商人朝夕之间便可以了解到中国市场的商情变化，从而为外国势力进一步控制中国的贸易局面提供了又一有力的手段。总之，一方面运输、通讯方式的
变化，缩短了贸易周期，加速了商品流转速度，使中外贸易在数量上急剧增加；另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大量涌来的机制商品需要开拓更多的内地市场。因此，加速通商口岸和内地市场流通渠道的畅通成了70年代外国势力急不可待的要求。标志这一要求的是1876年的中英《烟台条约》。通过这一条约，在长江中游增辟了五个通商口岸，使外国势力一直伸展到重庆；与此同时，又推广子口税制度，强迫规定：“不分华洋商人，均可请领半税单照”①，使华商有权为推销外国商品进行广泛活动。从此，洋货大量输入内地，农产品和原料则大量沿着与洋货销流相反的方向被集中到通商口岸，对外贸易数值显著上升。总计1870年进出口贸易总值为119百万关两，到1895年便上升为315百万关两。这种由于对外贸易的扩张而扩张了的商品价值在25年内增加了两倍以上，其速度远非70年代以前所可比拟。
在商品经济重大发展的刺激下，为商品流通服务的金融信贷也起了相应的变化。
19世纪50年代，当外国银行尚未进入上海以前，上海钱庄曾是中外商人因贸易而发生财务关系的清算机构。②钱庄签发的庄票曾是外国商人为加速成交而乐意接受的信用工具。到了60年代后期，在钱庄和上海的外国银行建立起通融资金关系以后，庄票所发挥的信贷作用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③进出口贸易的迅速扩张，促使上海钱庄经常利用外国银行的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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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详见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49页。
②《上海贸易方法的变化》，《北华捷报》，1893年11月24日。第818页。
③ 外国银行通过收受某些资力可靠的上海钱庄的庄票，给予短期信用贷款，即
所谓“拆款”。这种拆款通常两日结算一次，利息较市场利率为低，但外国银行持有
随时收回贷款的权利。参见《申报》1884年1月12日。
期信贷补充流动资金的不足。到了70年代后半期，“中国钱庄大半都用外国银行资金做生意”①；在80年代前期，这种“拆款”“年达数百万两”②。信贷关系的扩大自然要对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产生刺激作的。但是，作为中国金融市场中心的上海金融市场，恰恰是在这种信贷关系扩大过程中丧失了自己的独立地位；钱庄随着对外国在华银行依赖的加深而降为外国金融势力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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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华捷报》，1878年8月17日，第159页。
②《沪报》，1884年1月11日；《申报》，1884年1月11日。
六七十年代之交，中国封建经济由于外国势力的侵入，加速了自身的解体，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终于产生了中国资本主义近代企业。它在产生的初期，由于代表清政府的洋务派势力的参预，在组织形式上曾表现为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和商办四种形式。实践的结果表明，以商品生产为主要目的的官办企业为数甚少，甲午以前仅有台湾基隆煤矿、兰州制呢局和湖北织布官局等几个单位，官商合办的形式虽经人们作了尝试，却未见成效。惟有官督商办和商办企业成了这一时期近代企业的主要组成者，其中又以官督商办企业居于举足轻重的优势地位。
在中国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产生过程中，近代航运业在旧式航业严重破坏的基础上首先兴起。轮船招商局在1872年创建， 它在甲午以前是居于垄断地位的大企业。稍后，1876年又有开 平矿务局的筹建。到甲午战争前夕，先后创建的近代煤矿企业共有14处之多(其中官办煤矿企业4处，官督商办企业10处)。 80年代初，又发展到金属矿的筹建，到1894年，先后筹建和开发的金属矿达24处，其中除了4处属官办企业外，其余的也都是官督商办企业。同期中，天津电报总局从官办改组为官督商办企业，并先后架设了津沪、苏浙闽粤等干线，连同若干官办电 线，基本上形成了一个联系全国各省和若干主要商业城市的电讯网，它对于传递商情，促进各地区间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纺织工业中官督商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发端于1878年，经过多次改组，在1890年开始投入生产，是中国棉纺织业在当时最具规模的一家企业。这一类官督商办大型企业在先后创办过程中，大都拥有新颖的机器设备、较为雄厚的资本力量和相当庞大的规模，但为数不多。
这一时期中，大量存在的近代企业基本上属于中小型的企业，它们都是由私人出资创办的。1873年，广东南海县商人首创继昌隆缫丝厂，数年之间，广州、顺德、南海等地区，中小型机器缫丝厂陆续增加到10家，拥有缫车达2400余部。①到80年代中期，机器缫丝业在广东发展的状况，被人们认为“已经牢固地在广东树立了根基”②，上海商办缫丝工业始于1882年公和永丝厂③；次年，山东烟台也出现了商人经营的缫丝局。④但是，它们的发展都很不顺利。所以，在甲午之前，广东地区始终是中国近代缫丝业的中心。
商办企业从80年代以后逐渐增多。上海、宁波、无锡、南通等地先后兴起了轧花厂；其中1887年开创的宁波通久轧花厂乃是江浙地区第一家机器轧花工厂；在优厚利润刺激下，它曾企图扩充规模，从轧花发展到纺纱。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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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海关特种调查报告第三种——丝》。1881年版，第15l页；《字林西报》，
1882年1月16日，第47页。
②《英国领事商务报告》，1885年，广州，第4页。
③《北华捷报》，1882年1月17日，第63页；《新报》1882年1月4日。
④《申报》，1883年7月25日。
⑤《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年)，宁波，第381页。
长期以来，上海是中国最大的棉纱集散地。90年代前期，在上海机器织布局之外，还有华新、裕源、裕晋和大纯四厂。它们名义上附属于机器织布局，实际上是全由商人和一般退职官僚经营的半独立性企业。它们共有纱锭67400枚，居当时全国纱锭设备百分之四十以上。①
适应航运和工矿企业发展的要求，60年代中期，广州、上海各自有了机器修配工场。1874年，上海开始出现了一家附属于轮船招商局的同茂铁厂②；同时还有从修配基础上发展起来能自造小轮船和车床的发昌机器厂。③其后又有建昌铜铁机器厂、均昌机器厂、大昌机器厂等12家，都是资本在五百元左右的小型企业。④由于规模狭小，设备简单，民族机器工业在甲午之前还不曾发挥重要的作用。
此外，私人资本在甲午以前对食品工业和其他轻工业也都有所试探。1878年设立于天津的贻来牟机器磨坊是食品工业中最先使用机器生产的单位⑤；继之，上海在1882年开设了裕泰恒火轮面局。⑥1888年源昌碾米厂的成立可说是国内首创的一家碾米厂。⑦而轻工业方面在火柴、造纸、玻璃等部门都发现有私人资本在进行创业活动。不过，这些企业大都规模狭小，资本力量单薄，其中一部分在生产上还不排除和手工生产相结合的方式。因此，在中国资本主义企业兴起阶段，它们还不曾引起社会足够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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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98页。
②《汇报》，1874年8月14日；《申报》，1874年9月25日。
③《申报》，1876年7月3日，l877年1月24日。
④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机器工业史料组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111页。
⑤《北华捷报》，1878年7月6日，第6页；《申报》，1878年12月14日。
⑥《申报》，1882年9月11日。
⑦ 莱特等：《二十世纪之香港、上海及其他中国商埠志》，第548页。
考察甲午以前中国资本主义近代企业发展历程时，人们不能不注意到80年代初期出现的一个重要的现象。这就是为创办新式企业而招集资本的活动非常活跃。而且新企业所需资本的筹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前此10年所表现的艰难景象。上海机器织布局在1880年原定集资40万两，招徕资本的消息公布后，不到一个月，报名投资的数额便达30万两，其后又增加到50万两，超额完成集股计划。①轮船招商局在1879—1880年度资本还只有80万两，可是到下一年度(1880—1881年)不但招足了原定资本额100万两，而且“还有许多要求人股而被谢绝者”②。次年进行增资，又顺利地扩充资本到200万两。③当时上海金融市场分外活跃，凡是在1883年前到那里招集资本的近代企业，都无例外地吸收到数量不等的私人资本。④而这些企业所发售的股票由于投资者的追逐，它们的市场价格往往在票面额之上，有的甚至升水在2倍以上。例如，不特规模较大、已见成效的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面值100两的股票在1882年便各以253两和218两的市场价格流通，就是尚处筹备期中的中小企业如长乐铜矿、鹤峰铜矿面值100两的股票，也都各以168两和155两的价格成交。⑤《申报》在反映上海的投资者购买近企业股票的热烈情形时称：“现在沪上股分风气大开，每一新公司起，千百人争购之，以得股为幸。”⑥这种追逐股票的热潮推动人们在1882年酝酿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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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经元善：《居易初集》卷2，第38页；《申报》，1880年11月6日、1882年5
月26日。
② 《招商局第九年度报告书》，《北华捷报》，1882年10月18日，第417—420
页。
③《申报》，1883年9月15日。
④参见拙著：《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第295—299页。
⑤《沪报》，1882年9月27日。
⑥《申报》，1882年8月12日。
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证券交易所组织，成立“上海平准股票公司”，其业务规定为“逐日悬牌定出(股票)真价”和办理“股票抵押”等等。①实际上这种起着积聚资本作用的证券交易所组织，在1883年的上海确曾一度出现。②凡此种种，无不有力地反映了自近代企业创办以来，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向纵深方向发展。
然而，在近代工矿企业方面，当这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正在形成，有待进一步发展进入高峰阶段时，便遭到了外国金融势力促成的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的袭击而流产了。从此到了1894年，纵然其间尚有漠河金矿、汉阳铁厂、华盛纺织总厂的创建，但80年代通过股票市场集掖近代企业资本的兴旺景象却已成为过去，一度出现创办近代工矿企业的浪潮在外国势力干扰下，不能不在忙于解决它所遗留的各种矛盾中黯然减退。
80年代初，象征资本主义关系有所发展的另一个值得注意 的现象，就是指导新式企业进行生产的经营方式曾有向农业生产渗透的企图。根据当时的报导，1880年，“天津有客民在距津150里地方，批租荒地五万亩，概从西法，以机器从事，行见翻犁锄耒，事半功倍”③。此外，另据经营近代企业富有经验的郑观应和徐润，各在自己的记述中提到：在80年代初“与唐景星等合办天津塘沽耕值畜牧公司”一事。④现在我们尚难判断这两则记载所指的是否是同一桩事情，新闻报导中的“行见”两字，似又表示这一活动尚在筹备之中；而1883年秋冬发生的金融风潮迫使徐润宣告破产，郑观应规避广东。很可能他们原期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组织农业生产的企图，在尚未进入试探阶段，便不得不陷于流产。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富有意义的信息，它说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有它本身的规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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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申报》，1882年9月27、28日。
② 黄式权在1883年印刷的《淞南梦影录》中称：“近有在三马路开设平准公司，专
理股票交易诸事。”转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8册，第344页。
③《益闻录》，1880年9月11日。
④分见《郑观应简历》，《盛世危言后编》卷8，第43页；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序。
二
以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为转折，历时16年而爆发辛亥革命。在这一时期中，中国资本主义在国内外政治经济剧烈变化中，面临着新的考验和斗争。
甲午战后十余年中，国内外市场由于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仍在持续扩大过程中。从1895年到1910年，进出口总值从三亿一千五百余万关两增加到八亿四千四百余万关两，15年中增加了1．6倍以上；进口商品则从一亿七千余万关两增加到四亿六千余万关两。贸易记录表明，每隔五年在贸易幅度上就有一个新的扩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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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进出口贸易货值及其指数(1865—1910)
单位：百万关两指数1895=100
年别|进出口总值|指数|进口值|指数|出口值|指数
1865| 109.8| 34.86| 55.7| 32.44| 54.1| 37.75
1875| 136.7| 43.40| 67.8| 39.49| 68.9| 48.08
1885| 153.2| 48.63| 88.2| 51.37| 65．O| 45.36
1895| 315．O| 100| 171.7| 100| 143.3| 100
1900| 370.1| 117.49| 211.1| 122.95| 159.0| 110.96
1905| 675．O| 214.29| 447.1| 260.40| 227.9| 159.04
1910| 844．O| 267.94| 463.0| 269.66| 381．O| 265.88
资料来源：历年海关报告
这一时期，在国际上正是西方列强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资本帝国主义国家过剩资本急于要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寻求出路。1895年签订的《马关条约》给予日本以在华设厂生产权。按照片面最惠国条款，日本所攫取的权益同样为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无条件地所享有。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关条约》实际上是把全部中国领土向任何外国资本势力开放。而列强为划分“势力范围”在中国所作的争夺，恰是各为自己的过剩资本寻找去路的集中反映。以沿海租借地、商埠或租界为据点，列强制造多种借口，动用武力，恫吓清政府承认他们所掠取的铁路建筑权和矿山开采权。①中日战争后，国内社会动荡的加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与英、法、德、日、俄等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进行势力范围的争夺密切相关的。
外国资本非法在华兴建铁路可远溯至1876年的吴淞铁路；但大规模的投资兴建则是从1898年的东清铁路开始。到1911年，中国铁路全长为9292公里，其中由帝国主义直接或间接投资而受其控制的为8342公里，居百分之九十左右。②
甲午以来，清政府为修建铁路所举借的外债累计达四亿五千九百五十二余万元。③促使外国势力竞相提供贷款的原因，在于出借这种贷款，并不需要债权国提供分文现款，它只要将所应贷付的借款存入它的本国银行，而给予债务国以支取该银行的支票，规定债务国向债权国购买铁路器材。④从而债权国的金融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便都可以从这里获得超额利润。这不仅表明“资本输出成了鼓励商品输出的手段”⑤，而且还明显地暴露了金融资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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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1897年秋，德国借口山东曹州教案，动用军舰，要求租借胶州湾，以及在山东享有修建铁路、开采矿藏的特权，从而把山东划为它的势力范围；同年冬，帝俄出兵旅顺大连，取得东清、南满铁路的建筑权。
② 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2页。
③ 据宓汝成：前引书，第662页附录一统计表计算。
④ 参阅班思：《远东史》，1955年版，第89--90页。
⑤《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86页。
贪婪性，它“要从一条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第一张皮是从贷款取得的利润，第二张皮是在同一笔贷款用来购买克虏伯的产品或钢业辛迪加的铁路材料等等时取得的利润”①。所以，从1895年以后的十年间，帝国主义各国争先恐后勾结清政府在中国直接建造和经营的铁路便有东清(1898年)、胶济(1899年)、滇越(1903年)、沪宁(1904年)及安奉(1904年)等线。同期中由外国资本参预修造的则有京汉(1898年)、粤汉(1901年)、正太(1903年)、陇海(1905年)和京绥(1905年)等线。②资本帝国主义为了开辟新市场，以便更深入地掠夺中国财富而强制修建铁路的行动，理所当然地激起了中国人民开展以收回路权为中心的反帝爱国运动。
20世纪揭幕，在收回路权的斗争中进发了铁路商办的要求。这种要求于较短时间中在全国汇成一片强烈的呼声。这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缓慢发展的民族资本祈求冲破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勾结的垄断局面。在“拒外债，保路权”舆论的推动下，从1903年以后的四年内，保路斗争风起云涌，特别是商办铁路公司先后在全国15个省份出现。③被帝国主义的侵略激发起来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给商办铁路公司招集资本的活动提供了空前有利的条件。
与此同时，新式航运业在90年代后期也冲破了外国航运势力和封建势力相勾结的垄断局面。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南自香港，北及黑龙江，资本在5万元以上的商办轮船公司先后设立了17家之多。④它们之中有行走于内河的，也有航行于外海的；有专为便利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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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835页。
②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84页。
③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147—1148页。
④《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23—224页。
企业输出产品运进原料而设的，也有为反对外国航业的欺凌而从事于航运活动的。前者如南通绅商张謇、沙炳元等于1903年组织大达内河轮船公司，行走于通州、吕泗之间，而后又增辟航路到海安，继又扩展到泰州、仙女镇、苏北一带，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上述地区间工农业产品的销流，使商品经济获得进一步的发展。①而企业自身也随营业的发展成为拥有六艘小轮船的单位。②
至于为冲破外国航业而兴办的轮船公司则有：1908年由商人组织的宁绍商轮公司。它最初是为了反对英商太古、法商立兴两洋行和招商局相勾结，在沪甬航线上垄断客货运输、抬高运价而发起的。③这家公司即使在初期亏蚀的情况下，仍坚持在沪甬间行走轮船，终于突破了中外航业势力相结合的独霸局面，并进一步发展，开辟通往汉口的航线。④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在1910年创立、行走于山东、辽宁之间的肇兴轮船公司。当山东商人李序园、李子初等目睹英国太古轮船公司霸占营口和龙口之间的航业权益，对每年往来于山东、东北之间的商人和劳工刻意盘剥，特在1910年创立轮船公司，以冲破太古公司在上述航线上的垄
断。⑤此外，在南北洋航线上则有宁波商人张本政等在1905年创办“政记公司”，在烟台设总公司，每年夏秋间在北洋航线上派轮船沿天津、龙口、秦皇岛、营口等商埠航行，冬春则在南洋线上沿上海、厦门、汕头、香港等地往返。⑥它们都为民族资本近代航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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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交通史航政篇》第l册，第329页。
② 张謇：《致南洋商务大巨周馥咨呈》(光绪三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通州兴
办实业之历史》下册，第19--23页。
③《交通史航政篇》第1册，第375页。
④《交通史航政篇》第1册，第384页。
⑤《交通史航政篇》第1册，第386、387页。
⑥《交通史航政篇》第1册，第321、331、333页。
铁路修建，内河通航，它们对封建经济结构的冲击是带有双重意义的。一方面，近代交通工具在中国的使用，意味着中国小农经济和家庭工业的整个基础的破坏①，使大量农民手工业者与其原有的生产资料相分离，沦为自由劳动者，为资本主义发展准备客观条件。而在另一方面，在铁路、轮船所经之处，以及它们的影响所到达的地区，则又加速了那里的经济生活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胶济铁路从1899年到1904年修成通车后，沿线村镇的经济生活便出现重大的变化。一个原来缺少商业活动的“偏僻小村”如山东益都县的杨家庄，便因铁路所经，逐渐地成为“商业繁盛的集镇”。在那里，每当烟叶上市，“外地客商设庄
收买，邻近村民肩挑车载，集此出售”②。而在商业活动上略有基础的莱芜县口子镇，则因胶济铁路的通行渐趋于繁盛。通过火车运输，这里每年从博山县运进棉纱、布匹、窑货和杂货等工业品，而本地所产的麻、小麦、花生等农产品则远销新泰、泰安等地，商品流转迅速，以致“贸易之盛，非县城及其他市镇可比”③。新兴村镇的发展意味着农副产品日益摆脱自然经济的羁绊，提高了它的商品率的水平。如素以产棉著名的陕西，在未建铁路之前，棉花生产的商品率很低；及至陇海(1905年)、京汉(1898—1906年)、津浦(1908—1911年)各线铁路先后建成，陕棉便借渭水、黄河或陆路出潼关，经河南转道上述各铁路，远销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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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恩格斯：《致尼·弗·丹尼尔逊》(1892年9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38卷，第467页。
②《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书》分编四，益都县，第15页。
③《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书》分编五，莱芜县，第ll页。
④ 上海华商纱联合会编：《中国棉产改进统计会议专刊》报告，第40—41页。
汉口、天津、郑州各大市场。④河北内丘土布也是借京汉、正太铁路(1903—1907年)而远销山西平定州、榆次、太谷等地，并经京绥(1905—1923年)路，先后开辟了大同和包头的市场。①现代航运和铁路运输在为商业服务过程中自然地相互配合，使国内工农业商品交流出现非常繁忙的局面。人们在描述1903年前后国内商品流转的频繁景象时称：“汴有铁路接通，客货日旺；长江各埠，各种杂粮源源而出，轮运常患不敷。”②可见，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工具即使在初创阶段，便起了促进资本主义商业的初步发展。
国内商业的发展，对资本主义工矿企业的活动自也提供了新的刺激因素。
甲午战争后，空前激化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促使先进的人们发出筹办近代企业，抵制外货，自保利权的呼声。他们的呼吁道出了民族资本家的心声。当时清政府财政因巨大的赔款陷入严重的困境，兼以官办工业毫无成效，无一不是亏蚀累累。它不得不在1895年命令各省督抚对所办局厂“亟应从速变计，招商承办，”③，借以缓和国内阶级斗争。不久，它又命令各省设立商务局，主持设厂；颁发章程，奖励民营，从立法上奖励私人投资设厂。于是，1898年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振兴工艺给奖章程”的订立④，1903年又设立商部，作为统辖协调全国工商行政的机关。⑤尽管这些措施大都属于封建政府例行的具文，但对于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民族工商业者多少起了一点促进和慰藉的作用。从而处于缓慢发展的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矿企业在中日战争以后逐渐地转上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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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和泰：《河北内丘县农村副业之今昔观》，《东方杂志》第32卷，第16期，
第97页。
②《交通史航政篇》第l册，第266页。
③《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二日上谕》，《光绪朝东华录》第128卷，第11页。
④《东华续录》(光绪朝)，第145卷。
⑤《东华续录》(光绪朝)，第18l卷。
为了说明工矿企业发展的概况，我们根据经过专家整理，并有较大参考价值的历史资料，试编一个历年设立、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近代厂矿企业创设表(详见本文附表)。从那里人们可以看到：从1872年到1894年，22年中设立了72个单位，资本总额2091万元，平均每年三个单位，资本90万元；1895年到1911年，17年中设立了490个单位，资本额11131万元，平均每年39个单位，资本655万元。比较这两个时期建立工矿企业的进度，那么1895年以后的发展是比较明显的。如果进一步观察它的发展趋势时，则又表现为：甲午以前的二十多年中，工矿企业的增长是平稳的，而甲午以后的十余年中起伏较大，并且在1896—1898年和1905—1908年都出现过高峰。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值得进一步分析。
导致甲午以后16年中出现工矿企业高潮的因素无疑是多方面的，归根到底则是由经济上的必然性所决定。甲午战后，集中反映民族意识的爱国主义思想在经济上表现为“抵制外货，自保利权”的活动，是民族自救运动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或者说更主要的方面，乃是近代企业的优厚利润一直在吸引着民族资本的重大注意。特别是棉纺织业在当时被人们称为投资少盈利大的行业。1893年投人生产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每_日可“获利500两，每月可得12000两”①。而纺纱利润尤其优厚，据直接经营者称“利息在三分(30％)以外”②。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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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光绪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第32册，第2l页。
②《盛康致盛宣怀函》(1893年8月9日)，《盛宣怀档案》，转见汪熙：《论晚清
官督商办》，《历史学》，1979年第1期，第113页。
高昂的产业利润对资金持有者投资近代企业无疑是一个强大的推动力量。所以，在1896—1898年工矿企业走向高潮过程中，纺织业和缫丝业的发展就成了比较突出的现象。1897年，一家外国报纸在概述上海及其相邻地区的工业生产状况时便指出：在这一地区已经设立轧花厂、织布厂、缫丝厂，而获利颇厚的则是“终年日夜开工的华商纺织厂”①。从1896年以后的三年中，在苏、沪、杭地区不计原有的华盛、裕源、裕晋、大纯等厂外，新建并投产的纺织厂便有宁波的通久源(1896年)、无锡的业勤(1897年)、苏州的苏纶(1897年)、杭州的通益公(1897年)、上海的裕通(1898年)、南通的大生(1899年)和萧山的通惠公(1899年)。新设各厂共有纱锭十万三千余枚。②而所有新旧纱厂的产品在当时都能在市场上畅销无阻。以常州、江阴、镇江等地为销场的无锡业勤纱厂在投产后，昼夜开工，其产品仍不能全部满足上述各销售市场对它的要求。③国内消费的增长支持了民族纺织工业的初步发展。
同期中，民族缫丝工业也呈现了颇为兴盛的景象。1896—1898年，在全国一共新设立了29家机器缫丝厂，共有资本三百 二十四万余元。其中设立在广东顺德地区的有21家，共有资本 52万元，平均每家资本在2．5万元；设立在上海的为两家，资 本一百零四万余元；平均每家为五十二万余元；设立在杭州的也是两家，共有资本50万元，平均每家25万元；设在苏州的有4家，共有资本117万元；平均每家29万元。④根据这个简单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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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纺织缫丝情形》，《伦敦东方报》，1897年5月21日，载《时务报》，光
绪二十三年六月十一日，第32册，第19页。
②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1955年版，第139页。
③《北华捷报》，1897年5月28日，第945页。
④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896--898页。
人们不难发现，曾经是近代缫丝业中心的广东地区，在甲午以后，虽然在形式上还保持着丝厂林立的现象，实际上各厂资本力量单薄，新设立的各厂中拥资最多的几家也不过各在三四万元之间，企业的生产规模显然是中小型的。而苏、沪、杭地区，在这一时期新设丝厂虽然仅有八家，但拥有资本较为雄厚。如设立于1896年的上海祥兴和永秦两缫丝厂，各拥资本在42万元和62万元；另由富商丁丙、庞元济在杭州经营的世经缫丝厂，拥资30万元，置备新式机器，其设备所达到的水平与英商怡和丝厂大致相同。①而设在苏州的吴兴缫丝厂拥资本55万元。它们都是长江以南新设丝厂中规模宏大者。因此，江南缫丝业在甲午以后，表现为逐渐取代广州地区，跻居全国缫丝工业中心的地位。如果把1896年后三年中全国新设29家丝厂和其前23年中包括继昌隆、公和永丝厂在内的50家到60家丝厂数字作比较时②，应该说，缫丝业的发展速度是相当迅速的。无怪人们在综述甲午以后近代工业发展景况时，总是具体地指出：“上海等处织布局、纺纱厂、缫丝厂接踵添设，络绎不绝。”③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初步发展。
在近代产业初步发展的推动下，随之出现了设立现代银行的要求。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容闳在1896年曾经向清政府的当权者“游说”在北京设立国家银行，准备“鼓铸银币，印刷国债券及一切钞票”④；但因涉及各方矛盾，一时未能实现。紧接着便有中国第一家商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盛宣怀掌握下，于1897年在上海设立总行，发行货币，经营一般存放款业务。在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银行的职能主要地在于集中社会货币资本，为近代产业和贸易的进一步扩大提供支持。但是，处于半殖民地社会条件下的中国，涉及对外贸易及其他正当的商业金融业务，几乎都掌握在外国在华银行的手里；中国金融市场从根本上说也听命于外国在华银行；况且与外国在华银行联系很深的中国旧式金融业、钱庄当时在金融活动上仍然占着很大势力。因此，初创的中国通商银行显然缺乏足够的力量，以自己为枢纽，有机地联系社会上各种事业、企业，以达到彼此支持，互相挹注的效果。不过，现代银行毕竟在这一时期宣告了自己的产生，并逐渐
地取得发展，又不能不是表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借工矿企业出现高峰的时机，进入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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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论杭州缫丝厂》，《日本新报》，1895年11月4日，《时务报》，1896年11月21日译载。
② 参见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970、972页。
③《关册》，1897年(中文本)总论，第1页。
④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8一119页；另参见《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三日)“江苏候补容闳，号纯甫，久住美国．居然洋人矣。谈银行颇得要”。
然而，以1896年为契机的工矿企业发展的高潮，历时极为短暂。到1898年，新设厂矿的活动便呈饱和状态，并且转趋衰退。其后几年中虽然偶有上升，旋又下降。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明显地遇到了严重的障碍：已经创立的企业中，不少陷入了亏蚀和改组的境遇，萧条遂取代了短暂的“繁荣”。
进入20世纪，发生于1900—190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促使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展开了更加猛烈的争夺。从而也在更深程度和更大范围内激起中国各阶层人民的反抗和斗争。依靠人民的支持，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期中又逐步地形成一个新的高峰。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次高峰的形成，有必要将工矿企业在这一时期中的基本情况作一简要的说明。
从国内新设厂矿的变化情况来考察，这一次新的高峰出现在1905—1908年；到1909年，它的发展趋势显然接近尾声，前后历时也只有短暂的4年，与前一次高峰在持续的时间上相差无几。所不同的是，新设厂矿企业的规模和资本力量比前一次则有较大程度的增长。从总体上看，1905—1908年总共新设立的、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厂矿为238家，共拥有资本六千一百余万元，平均每家企业资本为26万元左右；比前一次高峰期中平均每家厂矿资
本23万元，增长似乎不大。但是，如果把两次高峰时期发展最快的年代作比较时，情况就有所不同。1897年是前一高峰时期设立企业最多的一年，当年一共创办了22家工矿，资本共为578万元，平均每家拥资约25万元；而1906年，新设厂矿68家，共有资本2290万元，平均每家资本在三十三万元左右。①可见在后一个高峰期中，新设厂矿资本力量是有较大增强的；而个别企业所拥资本有高达100万元以上的，如山东中兴煤矿公司，山西保晋公司及天津丹华火柴厂等，更是前所少见的。②此外，民族资本的投资范围也较前宽广。除了棉纺织和缫丝工业仍维持着重要地位外，面粉、肥皂、水泥、水电及机器工业都陆续成了民族资本热烈追逐的对象。这表明民族工业发展的广度确在日益扩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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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本文附表。
② 汪敬虞：前引书，第872、884、888页。
应该指出，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由衰落而转向复苏、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力于抵制外货、收回利权运动的推动。而1904年的日俄战争对于工矿企业高峰的到来也产生过一定的刺激作用。
1904—1905年，为争夺殖民权益，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领土上进行了一场战争。交战双方都为就近获得物资补给，增加了对华商品(主要是面粉和布匹)的需求，使得一向销流东北和华北的面粉销售量迅速增加。上海民族面粉工业中创立最早的阜丰面粉公司及华兴面粉厂等在这一年都“大为得利”①。来自战争利润的刺激，在1904—1905年短短的两年中，上海、汉口各地民族资本面粉工厂便增设了10家。②而前此创建的面粉厂中，如荣德生经营的茂新面粉厂，则乘机扩充厂房，增添新颖设备，把企业的生产能力从原来每日夜生产300包提高到800包，增达一倍半以上。③与此相类似的则是织布业，仅在1905年一年中，新设的织布厂便有九家之多，但企业规模和资本力量都较小，一般在10万元以下。④
紧接日俄战争之后，1905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新的排华法，加紧迫害华侨。回击美国资产阶级策动排华暴行的是反美爱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具体到经济上则以抵制美货为其主要内容。全国主要工商业城市如上海、广州、天津、汉口等地民族工商业者集会决定：“不用美货，不定(购)美货。”⑤这便使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商品，特别是美国商品的输入数量明显而又持续地下降。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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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第26页。
② 汪敬虞：前引书，第906页。
③ 据无锡市茂新面粉厂提供资料，见《荣家企业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
版，上册，第16页。
④汪敬虞：前引书，第894页。
⑤《时报》，1906年2月2日。
⑥ 外国商品输华统计1905—1910年 单位：关两
年别|净输入总值|自美国输入|自英国输入|自日本输入|自德国输入
1905| 447100791| 76916838| 86472343| 61315248| 14846075
1906| 410270082| 44636209| 78738292| 61052356| 17341768
1907| 416401369| 36903476| 77562700| 57461410| 16177400
1908| 394505478| 41245704| 72560900| 52500960| 14039232
1909| 418158067| 32606549| 68229788| 59975187| 15188966
19lO| 462964894| 24799494| 70949137| 76755559| 21367748
资料来源：杨端六等：《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105、106、110、
118、121页。
对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言，市场的得失是一个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20世纪初期的实际表明，民族工矿企业正是在外国商品压力减轻的情况下，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抵制美货运动开展后，1906年有关民族工业发展情况的报导中便充满着乐观的情绪，一扫往日沉闷气息。例如，人们在报导以江苏本省为销售市场的苏纶纱厂时，便指出它当年“获利颇丰”，而且是“历年之冠”①；以产品与美国斜纹布相似的上海各织布厂在1905年前，无不“连年亏折，久不闻有余利”，抵制美货运动开展后，销路立即转畅，“生意之佳，为往年所未有”②。
民族资本家从事生产的目的，归根到底，在于资本的增殖。抵制美货运动缩短了商品的流通时间，加速了资本增殖过程。这对民族资本的发展是一重大的鼓励。因此，便有更多的民族资本家将其资本投向工业生产。
这一次高峰时期中，棉纺织业在已有的基础上又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从1905—1908年四年中，分布在江苏、浙江、河南及上海的新建的民族资本纺织厂又增加了8家，共拥有资本484万元，增设纺锭十二万九千余枚。③它们明显地走在各行业的最前面。在面粉业方面，1905年以后，北京、天津、汉口、江苏、吉林和上海等地纷纷设立面粉厂，其趋势一直维持到1908年。其中资力最强的是1906年在北京创办的丰顺面粉厂，拥有资本40万元，其余各家资力虽稍弱，大多也在25万元到30万元之间④，比前一次高峰期的同类企业在资力上颇见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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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册》，1906年(中文本)，苏州，第49页。
②《时报》，1906年1月4日。
③ 新增纺织厂数字见汪敬虞：前引书，第892页；纺锭数字见严中平：前引书，第192页。
④参见汪敬虞：前引书，第905—908页。
强。至于新创行业中如卷烟业，在1905年前，国内商办的仅有3家，资力单薄，而英美商人合营的英美烟草公司设在香港和上海的工厂，所产卷烟几乎垄断了整个烟草市场的供应。但1905年后，情况开始转变，16家民族资本卷烟厂，乘抵制美货的有利时机兴起，生产紧张，营业繁忙。其中，居重要地位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正是在抵制运动推动下产生的。①其他如水电、皂烛以及完全新创纪录的行业如机器砖瓦等也都在同样的情况下，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
应该指出，1903年的收回路矿斗争也由于抵制美货运动受到了有力的鼓舞。到1911年，15个省的商办铁路公司，各招集到数量不等的资金。其中成绩突出的是浙江铁路公司，集得股金达925万元，超出预定计划(600万元)百分之五十四。川汉、粤汉两铁路公司集股成绩虽不若浙江的显著，但所招徕资本也都达到预定计划的百分之八十。②根据集资数量，各铁路公司到1911年总共铺设了铁路422公里。③粗看它的成绩不算显著；但是，如果考虑到当时全国自主铁路总共不过950公里这一事实时④，人们就不能忽视各省商办铁路公司在中国近代工矿企业演进中所产生的积极作用。至于民族资本对矿山投资，这一时期主要地集中在煤矿的开发上。不过，新开发的私营煤矿中，大多规模较小。规模宏大的如1897年筹建的萍乡煤矿，最初是以官督商办形式进行开发的。金属矿的开发状况大致与煤矿相同。值得提到的是，这一时期经过复杂而尖锐斗争收回自办的山东中兴煤矿公司(1908年成立，集资120万元)，山西保晋公司(1908年成立，集资236万元)，安徽铜官山矿区、四川江北厅矿区等都在进行斗争的过程中，集腋了为数较多的私人资本，为这一时期民族资本经营矿山的活动增色不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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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上海经济研究所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1960年版。第l一2页。
②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1149页。
③《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1150页。
④ 1911年全国铁路长度共为9292公里，其中自主的仅950公里，占铁路全长百分之十左右，其余的都是由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直接间接投资建成的。
在近代工矿企业发展过程中，另一个值得提到的是，这时出现了商办的工矿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这家企业的诞生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这就是1895年汉阳铁厂从张之洞的把持过渡到盛宣怀的经营，在组织形式上也从官办企业改为官督商办企业。盛接手后考虑到铁厂经营必须有可靠的燃料基地，便开始对萍乡煤矿进行勘测和开发①，在1906年投人大规模生产，为汉阳铁厂的扩充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及至挽回利权运动兴起后，商办企业在吸收新投资上表现了很大的吸引力，盛宣怀企图通过汉阳铁厂、萍乡煤矿的增资活动，进一步膨胀本集团势力。但发现拥有资金的商人愿意投资煤矿，却不愿经营铁厂。这种情况迫使他考虑：“非将萍矿归入铁厂，竟难招股。”②而没有新投资到来，汉阳铁厂便要面临搁浅危机。于是他便以“铁厂、煤矿相依为命”为理由，向清政府声述，“揆度商情，非将厂矿合并，不能放手扩充”③。从而于1908年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组成”汉冶萍煤铁矿股份有限公司”，又从官督商办改组为完全商办企业，在集股活动中收到了比前较大的成效，这是中国近代工矿企业产生以来值得人们注意的一个新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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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维格记汉冶萍》，《东方杂志>，第7年第7期，1901年7月。
② 盛宣怀：《寄张中堂》(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六日)，《愚斋存稿初刊》卷72，第30页。
③ 盛宣怀：《汉冶萍煤铁厂现筹合并扩充办法折》(光绪三十四年二月)，《愚斋存稿初刊》奏疏松，卷14，第15页。
工矿企业之外，甲午以后近20年中，在全国若干省份里．开始出现了相当数量的集股商办的农业公司。它们的到来意味着农业中运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组织生产活动的势力，终于突破了二十余年的沉寂而成为现实。
根据现有的历史记载，从1902年开始，在江苏、浙江，安徽、广东、广西、奉天、黑龙江等省先后出现了集股经营的农牧垦殖公司，而1912年的统计称共有171处；其中从事于垦牧种植的为104处，专事桑茶园艺的有44处。①规模较大的有江苏通海垦牧公司、广东钦廉开垦公司、广州普生农垦公司、广西桂林广益公司、浔州广美公司及奉天锦州天一垦务公司等等。②它们都采取集股商办方式，资本额不等，一般在10万元以上，最高的有达100万元。不过这类公司所遗留的历史记载非常贫乏，惟通州垦牧公司由于创办人张謇的些记述，使我们对它的情况稍多一些了解，而通海公司的经营恰好也具有典型意义。
1900年，张謇在经营大生纱厂收到成效后，为了保证纱厂原料的供应，决定经营垦牧公司。照张謇自己的说法，就是“广植棉产，以厚纱厂自助之力”③。这表明通海垦牧公司的兴起，是起因于当时棉纺织工业初步发展的推动。
通海垦区地跨南通、海门两县，总面积232方里，合123279亩，其中可垦地约计115000亩。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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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l辑，第694—698页。
② 李文治：前引书，第694--698页。
③ 张謇：《垦牧公司第一次股东会演说公司成立之历史》，《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4，第30页。
④ 张謇：《通海垦牧公司集股章程启》，《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2，第2、4页。
仿照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经营方式，通海垦牧公司最初决定：“股本以规银二十二万为准，每股规银一百两，共二千二百股。”①自1901年10月开始集股，到1904年只集得股款209180两。看来集股并不顺利。1905年又增资8万两，合原定股额共为30万两，到1910年才招足成数。②
1907年，公司为解决资本不足的困难，推行“招佃”办法。当年收入佃户押租一万七千八百余元③，充作资本使用。可见在通海垦牧公司的资本构成中，居于主要地位的是股东的投资，它表明公司具有资本主义企业的性质；但作为资本使用的佃户押租的存在，则又标志着封建主义关系在公司的经营中盘根错节，尽管它居于次要的地位。
在农业生产方法上，张謇曾有过仿照资本主义农场使用大农具的设想。实际上，垦牧公司并未使用机器垦种荒地，而是将土地划分为小块，招佃耕作，收取地租，保存着封建剥削方式。垦牧公司虽然也留有一部分自耕土地，但所占比重很低，一般只占垦种面积百分之十以下④；况且留为自种的土地，也是雇工经营，并非利用农业机械操作，因之与旧式富农的经营方式差异不大。
垦牧公司到1910年垦田面积达三万余亩，开始收到了土地投资的利益。1911年公司获得纯利达三万八千余两，向股东发放股息三万一千四百余两，居纯利百分之八十五左右。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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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通海垦牧公司集股章程启》。
②《通州兴办实业之历史》上册(垦牧公司)，第66页。
③《通州兴办实业之历史》上册 (垦牧公司)，第117页。
④据李文治：前引书，第704页插页表1904--1910年公司垦种面积自种、出租数字计算。
⑤《大生资本集团史》(二稿)，第60页。
一般说来，通海垦牧公司的集资、经营和生产方法可以视为这一时期农牧垦殖公司的典型。它表明产生于20世纪初的垦殖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资本主义性质，这是不应忽视的。
但是，它们也颇为深刻地保留着封建主义的剥削方式，阻碍着资本主义关系在垦牧公司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情况的存在自有多方面的原因，从根本上说，与当时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
地性质密切相关。因此，这一时期垦牧公司所能发挥的历史作用不能不受到限制。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发展直接间接地影响了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农牧垦殖公司的
产生确是意味着资本主义关系在农业中的延伸；但是，资本主义大农场经营方式的到来，在当时显然还十分地缺乏必要的社会条件。
三
中国资本主义是在国家陷于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下发生，并且作为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对立物而存在的。从主观上说，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集团都不愿意看到民族资本主义的出现，但历史的行程总是按照它固有的规律运动。回顾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第一个10年，40年中，从国民经济若干部门的变化来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虽然由于内外反动势力的压迫，未能正常发展，但又总是在坎坷历程中顺应历史发展方向缓慢地前进。在总的发展趋势中，它出现过相对的繁荣和衰落；而在每一个升沉起伏的轨迹中，它遭到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阻挠和破坏则是历历可见的。
在前面，我们曾经指出，19世纪80年代初，上海金融市场上资金活跃，近代工矿企业不论其成效良楛，都能在那里集掖到不同数量的资本。这个积极现象很引起人们注目，在当时它预示中国资本主义即将进入较大发展的阶段。但是，接踵而至的，便是外国势力的破坏。先则有法国侵略者发动的1882—1884年的侵华战争，给社会经济带来重大不稳；继之则是外国在华银行利用它们对于上海金融的控制力量，乘1883年秋冬之交金融市场上可以运用的流动资金出现紧张的时刻，突然决定收回对上海钱庄贷放的全部短期信贷，促成上海金融危机发生。这一次危机给近代工矿企业的损害是非常严重的。它使企业股票的市场价格猛烈倾跌，从而破坏了企业的集资活动。先前为人们热烈追逐的轮船招商局面值100两的股票，从市场价格二百三十余两而猛跌为34两；开平煤矿股票则从180两跌为29两；面值50两的仁济和保险公司的股票也跌为二十七八两①；资力较弱的中小型煤矿和金属矿的股票更是形同废纸，其价格“更不可问”②。企业股票猛烈贬值直接损害了厂矿企业的主持者和投资者的利益。它不仅使当时正在酝酿中的创业高潮付之东流，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使资金持有者视投资近代企业为畏途。1886年以集资30万两相号召的漠河金矿所遇到的几乎是“百无一应”的局面。③虽经多方推动，它在最后也只能集得不到3万两的股金。④1890年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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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申报》1882年12月23日；徐润：前引书，转见《洋务运动》第8册，第171页。
② 徐润：前引书，第17l页。
③ 马建忠：《论漠河开矿事宜》(光绪十二年)，见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44，第7986页。
④《直隶总督李鸿章奏》(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洋务运动》第7册，第318页。
务派官僚张之洞号召私人资本投资煤矿，“或仍旧窿，或开新山，或合资伙办，或独立采取”①。可是持有资金的商人反应极端冷淡。如果将这些现象与80年代初期通过股票，争相投资厂矿企业的景象作对比时，不难判断，由外国金融势力一手促成的1883年冬的金融危机使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丧失了第一次良好的时机。
至于这一时期，来自封建势力的阻挠主要地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为封建政权对于新兴的民族资本企业本能地怀有对立、压制情绪。当广州地区机器缫丝厂遭到保守的手工业行会反对时，封建政府不但不作疏导，反而乘机借口“平民不得私擅购置”机器，勒令丝厂“克日齐停工作”，派兵查封。②这是封建主义对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直接摧残。其次则是代表封建统治集团利益的洋务派利用官督商办制度，进行行业性垄断，遏制民族资本企业的兴起。在利润优厚的航运业和纺织业两大经济部门，这种情况表现得特别突出。有了清政府的官督商办轮船招商局，洋务派便不允许民族资本家独立地问津近代航运业，对不少有志于经营近代航运业的商人深闭固拒。例如，1882年有商人叶澄衷计划组织“广运局”，行走轮船③；同年苏北盐商李培松等拟在苏、杭、淮、扬行走小轮船④；1884年商人彭成丰等试图在宁
波定海之间行走轮船⑤；1886年商人吴子和等企图在上海苏州间试航⑥；1887年有商人再次请求在宁波定海间行船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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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之洞：《晓谕鄂湘各属并川省民间多开煤斤示》(光绪十六年十月初七日)，《督楚公牍》(抄本)。
② 徐赓陛：《不自慊斋漫存》卷7，第17—28页。
③《交通史航政篇》，第222页。
④《申报》，1882年7月8日、7月15日。
⑤《申报》，1890年4月25日。
⑥《申报》，1887年1月3日
⑦《申报》，1890年4月25日。
1888年商人伦国材要求在苏州境内航行①；同年又有请求在杭州松江间通行小火轮②；在广东，80年代屡传商人要求试航内河的计划；1886年改良主义者马良试图以浅水轮船行走珠江③；1889年继续有人在作试航珠江的努力④等等。所有这些能够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起积极作用的计划和要求，都直接间接地因1882年李鸿章下过在新式航业上“不准独树一帜”的命令，得不到任何尝试的机会。事实上不仅航业如此，近代纺织业的情况亦复相同。上海织布局在1881年筹建过程中，通过李鸿章从清政府获得了10年专利的特权。这一特权使一切有志于经营近代纺织业的民族资本家“只准附入本局合办，不准另立一局，显分畛域”⑤。但是，在洋务派把持的情况下，什么人能够依附上海织布局分享优厚的纺织利润呢?除了极少数与洋务派关系很深的人物以外，广大商人是无缘问津的。可见甲午以前，封建主义对近代企业的专利、垄断，实是民族资本主义不能顺利发展的另一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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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申报》，1889年8月17日。
②《申报》，1890年4月25日。
③《马士致德璀琳函》(1886年5月20日)；《马士致赫皮勒函》(18s6年6月15日)。均见(1886--1887年马士函稿)。
④《捷报》，1889年1月18日，第55页；1889年10月25日，第500页。
⑤郑观应：《盛危世言后编》卷7，第8页。
那么，甲午以后的情况又是怎样?从两次短暂的创业高峰的形成及其急遽衰落的情景来看，内外反动势力所加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压迫丝毫未见减轻，只是由于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驰骤变化，压迫的方式与过去稍有不同。
清政府在甲午以后允许外国在华设厂制造，因之，它就难以单纯地依靠行政力量压制民族资本的创业活动。而官办企业的招商承办和振兴工艺、奖励私营等措施的颁布，形式上表示了它对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让步。但是，它在同时对于帝国主义表示了更深程度的屈服，则又从根本上冲消了它对于民族资本主义所作的有限让步。
甲午以后的最初几年，民族资本主义为了从行动上反对帝国主义在华设厂生产，同时也因清政府奖励私营措施的刺激，一度表现为民族工商企业的增长。可是，当帝国主义挟其商品和过剩资本以更大的优势到来时，民族资本企业所遭到的打击更加严重了。试仍以盈利优厚的棉纺织业为例。日本政府为了从英、印、美手中争夺中国棉纱市场，它继1894年免除棉纱输出税之后，1896年又决定免除棉花的输入税①，使当年输入中国的日本棉纱猛增950万磅(即从1895年输华日纱250万磅增加到1250万磅)。②1897年，日本政府又通过横滨正金银行以300万日圆进一步扶植日纱对华和对香港的输出③，遂使1894年到1899年日纱输华量由二万七千余担突增至十一万八千余担④，五年中增达4倍以上。日纱之外，英、印棉纱也争先恐后而至。因此，反映在海关统计上，外国棉纱全部输华量和值在1895年尚只113万担，二千一百余万关两，而到1899年便增至274万担，5460万关两以上，五年中上升2倍以上。⑤况且外国资本又在1897年挟其重大优势，在上海直接设厂生产。当年便有英国的怡和、老公茂、协隆纱厂，美国鸿源纱厂和德国瑞记纱厂的设立，共拥纱锭十七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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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村山高：《各国棉业围绕支那市场之竞争》，日本纺织联合会月报，第534期，第4页。
②《英国领事报告》，上海，1897年，转见《捷报》，1897年7月23日，第180页。
③克拉凯：《日本棉货》，第89--90页。
④ 严中平：前引书，第129页。
⑤《关册统计》，1896年、1900年。
千余枚，资本五百七十八万余元；次年又各扩充资本共达五百九十五万余元。①这无异是对刚刚兴起的民族纺织业当头棒喝。于是1895—1897年处在兴奋状态的民族纺织业迅速地又陷于消沉。其他各业的境遇大体上与棉纺织业相似。所以，一度出现于1896—1897年民族企业设立厂矿的高潮，随着商品市场的旁落又趋于消失。
历史步入20世纪，八国侵略军血洗中华之后，清政府为保存统治集团私利，更加彻底屈膝投降。“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成了它处理一切中外矛盾的方针。具体到经济上，则是全部中国权利对外拍卖，完全抛弃了它对于民族经济应有的维护职能。1905年，在人民群众中开展抵制美货运动(后来还曾在极短时间内发展到抵制日货)，为民族资本主义在挽回市场权益上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封建清政府不但不曾支持，反而直接间接地配合外国势力阻挠斗争的发展。所以，即使在斗争年代，资本帝国主义虽在对华商品输出上稍稍受到限制，但在资本输出上却有较大的扩张。截止到1911年，外国在华设立纱厂的纱锭从1905年的十八万四千余锭发展到二十三万八千余锭②；机器造船业中的耶松船厂在1900年所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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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897年在华设立的外资纱厂及其资本额
国别| 厂名|拥有纱锭(枚)|1897年资本(千元)|1898年初资本(千元)
英|怡和纱厂| 50000| 1399| 1586
英|老公茂纱厂| 25000| 839| 1001
英|协隆纱厂| 20500| 1049| 799
美|鸿源纱厂| 40000| 1096| 1173
德|瑞记纱厂| 40000| 1399| 1399
资料来源：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7、22、183--184页。
②《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辑》，第134页。
资本在557万两，六年之后，它的资本总额便扩充到714万两①；成立于1902年的英美烟公司，历时不过10年，资本便从十万余元扩充到1100万两。②这家公司资本的扩充主要得之于销售市场的垄断。它从成立之后便想方设法，与各地大小售烟铺户订立合同，将它们充作该公司的大、小同行，规定各合同户“只准销洋公司(指英美烟公司)之烟，而华商所制之烟不准售卖”，以致“自(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以后，华商制烟公司大小约有三十余家，现在(指1909年底)能幸存者寥寥无几”③。这就是说，英美烟公司恰是在民族资本烟厂亏累倒闭的基础上进行其资本扩张的。至于矿业方面，外国在华煤矿的投资额在1905年为400万元，到1913年增为三千五百九十余万元，增达九倍!④全国在1912年机械采掘的煤炭总共五百十六万余吨，其中百分之九十二(即四百七十余万吨)是采自外资直接间接投资的煤矿。⑤1902年以后，日本对汉冶萍公司多次进行别有用心的贷款，使得大冶铁矿一直成为日本八幡制铁所原料的主要供应者。在1911年前，这家铁矿的产品每年除了以很小部分的铁砂供汉阳铁厂自用外，其余“几乎全部输往日本”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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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捷报》1900年lO月31日，第930--931页；1906年11月6日，第3338页。
② 汪敬虞：前引书，第400页插页。
③ 盛宣怀：《致载泽绍英陈邦瑞函(及附件)》(宣统元年十一月初八日)，《盛宣怀未刊信稿》，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88、199--200页。
④ 汪敬虞：前引书，第149页。
⑤《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辑》，第124页。
⑥丁格兰：《中国铁矿志》下册，第208页。
工矿企业之外，在对外贸易上，由于抵制美货运动到1907年已近尾声，外国商品的输入又恢复其旧日汹汹景象。以棉纱为 例．在1908年的进口额为4500万两，1909年和1910年明显上升，均各为6100万两；1911年虽然稍见减缩，仍在4970万两。①至于金融信贷方面，外国在华银行对于上海钱庄的控制也在继续深入。20世纪初，上海钱庄自身资力仍然薄弱，一般还只有资本十万元左右；但为了适应扩大了的贸易、商业的要求，又往往需要经营七八十万元的交易。②钱庄所赖以维持的仍不外乎外国在华银行的短期信贷。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外国在华银行对钱庄的短期信贷经常维持在三百万两左右③；到了1911年10月，这项贷款竞已扩充到八百八十五万余两。④这表明，上海 钱庄在经历了30年的活动之后，对外国在华银行的依赖程度更加加深了。换言之，上海(实即中国)金融市场的消长必须更加严重地听命于外国在华金融势力的决定了。
这就是20世纪第一个lO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喘息在帝国主义的商品输出、资本输出以及金融信贷方面所构成的严重包围之中，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挣扎。
至于这一时期封建主义对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压迫，其基本状况和甲午以前大体相同。不过苛捐杂税的榨取程度较前更见加深，使民族资本家深感切肤之痛。我们试就这一方面再作一点补充。
清政府在商品的税负上对于民族资本厂家的繁苛和对于洋货和外资工厂的优待恰成强烈的对照。在经营产业上有过辛酸遭遇的张謇对此感触特深。他说：“洋货在其本国，大率免出口税，销至我国，完至轻之正税，其子口税名存而实免”⑤；而清政府对于本国“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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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捷报》1912年12月21日，第801—802页。
② 参见中国银行编：《各省金融概略》，1915年版，第213—214页。
③《字林西报》，1879年5月23日，第475页；《捷报》，1879年5月27日，第514页。
④《捷报》，1911年11月18日，转见《上海钱庄史料》，第6l页。
⑤ 张謇：《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3，第33页。
商务诸事创办之始，率以重捐重税困之，虽商民之破家堕业而有所不顾”①。这从中日两国纱厂税负的比较中，昭然可见。中国纱厂在当时纺制细纱，须用美棉。每担进口税为0．6两，每包纱用棉约3．45担，则每包纱的原料税负便为2．07两。而日本进口棉花完全免税，故此2．07两便成了华厂较日厂必须多负之原料成本。②中外厂家在税负上苦乐不均现象自不限于棉纺织业，新兴的火柴工业也是如此。1900年的记载反映，在日本，“凡民间工艺所需材料，免进口税项，及其成物，既无厘金，又无出口税，运至中国，照洋货进口值百抽五，即改运通商别口，亦不重征”。而在国内制造火柴，一部分材料，需国外供应，须纳进口税项，“制成之后，贩运出口，则缴出口税，迨运别口，又复缴进口税，如入内地，则照土产之例，逢关纳税，遇卡抽厘”。所以，华商制造火柴，“因其税重，不能抵敌日本”③。事实上，这种情况在其他各行各业中几无不相同。多年来民族工商业者一再呼号：“洋货土货，税则不平，致土货销路滞塞。”④清政府充耳不闻。可见它所奉行的租税政策实质上乃是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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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謇：前引书，实业录，卷l，第13—14页。
② 参见《关册》，1916年，第2--3页。
③ 戴乐尔：《七续理财节略》，《中外日报》，1900年2月15日。
④《时报》，1913年11月23日。
牲本国工业，保护外国商品的进口和外资企业在华的经营。所以，即使在开展抵制美货，夺回国内部分市场的岁月里，民族工业仍然因面临外货、外资的威胁，处在因亏蚀而改组，出租、和出卖的穷窘境况。在这方面棉纺织业就是一个很突出的实证。创业于1895年的大纯纱厂，在1905—1906年曾经两次出租，终于到1908年为日本资本所兼并；创业于1897年的无锡业勤纱厂，1909年归复成公司租办；建厂于1905年的常熟裕泰纱厂，在1911年前曾两次出租，而1906年创办的太仓济泰纱厂，开工未及两年，亏折十余万两，不得不于1909年出租，同年开办的宁波和丰纱厂，虽然在困难重重中挣扎了五年，终于难逃闭歇命运；1908年创办的江阴利用纱厂，次年秋便告周转不灵，向苏州厚生公司抵押。此外，1907年以中日合资开办的上海九成纱厂，开业后不久，便为日资所独吞。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在1905年后的六年中，新旧纱厂之改组，出租和出售的就在八家11次之多①，足见其境遇之艰辛。又如中国民族资本水泥厂在1911年前仅有两家。成立于1907年的湖北水泥厂，在1910年前两次向日本三菱公司借款共72万元，旋以无力偿还，陷于停产，终为三菱公司所封闭。②另一家启新洋灰公司开办以后，便面临日本水泥输入频年剧增的威胁。③它自称开办以来，“备历艰辛”，“困难已达极点”④，其处境虽较大冶水泥厂略胜一筹，但也日坐愁城，惴惴不安。火柴业也面临日本资本的竞争，九江、琼州开办的火柴厂，由于不能抵制日本火柴的倾销，开业未及一年，便以闭歇闻。⑤1909年，美国面粉大量涌来东北，与帝俄、日本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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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各纱厂的变动情况均见严中平：前引书，附录一：《中国纱厂沿革表》，
第342—349页。
②《时报》，1913年5月3日；《捷报》，1913年5月3日，第535页。
③启新公司于1906年收回自办；根据海关统计，外国水泥进口情况为：
年别| 进口总量(担)| 其中日本进口量(担)
1906| 913309| 41490
1907| 1592147| 105062
1908| 1411194| 305036
1909| 1855232| 362638
1910| 1973548| 669998
④参见南开大学编：《启新洋灰公司史料》，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3页。
⑤《海关十年报告》(1902—1911年)，九江，第373页；琼州，第246页。
夺东北面粉市场，严重地威胁了哈尔滨和北满两地面粉厂的生存。①在外国资本操纵生丝价格的状况下，1910年前后，上海缫丝厂大约有40家左右，它们的经营状况则是“所盈者寡，所亏者众，失败者尤踵相接”②。由此可见，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重重压迫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景况在甲午之后、辛亥之前一段时间中，仍然是非常艰难的。
综合以上所述，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诞生后的最初40年间，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阻挠和摧残，严重束缚了这一新兴生产方式的兴起和发展。到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在上述若干部门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但就总的状况看，这种发展显然是很不充分的。这就决定了在这样薄弱的经济基础上产生和成长的民族资产阶级不能不是软弱的。为了生存和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为这一阶级利益呼号的代言人，在斗争中，终于发出了“中国(清朝)政府，不知依赖商、工业家，亦不能保护之。其罗款项抽厘税，皆尽其力所能及，百端摧折实业而不顾。故我国欲振兴实业而依赖政府，则万无可兴之道”③。这就是说，要发
展资本主义经济，要摆脱外国经济侵略，就必须推翻这个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清政府。
由此可见，辛亥革命的爆发是有深远的历史根源的。从社会经济发展角度考察，它是在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的基础上，反映民族资产阶级愿望的一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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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捷报》，1909年4月3日，第37页。
②《时报》，1913年1月11日社论。
③ 雨尘子：《论世界经济竞争之大势》，《辛亥革命前十年问时论选集》卷1，
第205页。
附表 历年设立厂矿及资本统计（1872—1911）
年别|设立厂矿数|资本额(千元)|指数 1895=100| 年别|设立厂矿数|资本额(千元)|指数 1895=100
1872| l| 36| 1.09| 1894| 8| 3188 | 96.40
1876| 3| 662| 20.02| 1895| 17| 3307| 100
1877| l| 140| 4.23| 1896| 20| 4343| 131.33
1878| l| 2056| 62.17| 1897| 23| 5776| 174.66
1880| l| 28| O．85| 1898| 20| 4384 | 132.57
188l| 2| 160| 4.84| 1899| ll| 1910 | 57.76
1882| 3| 972| 29.39| 1900| 13| 3304 | 99.9l
1883| l| 36| 1.09| 1901| 6| 145| 4.38
1884| 3| 386| 11.67| 1902| 20| 4059 | 122.74
1885| 2| 450| 13.61| 1903| 12| 622| 18.81
1886| 2| 66| 2.06| 1904| 26| 6121| 185.09
1887| 4| 941| 28.45| 1905| 60| 8138 | 247.44
1888| 5| 140| 4.23| 1906| 68| 2901 | 692.50
1889| 7| 7459| 225.55| 1907| 58| 14058 | 425.10
1890| 7| 1205| 36.44| 1908| 52| 16122 | 487.5l
1891| 7| 107l| 32.39| 1909| 36| 6638 | 200.73
1892| 6| 1550| 46.87| 1910| 32| 7398 | 223.71
1893| 8| 364| 11.01| 1911| 16| 2087| 63.11
资料来源：1．1872--1894年据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93页，剔除其中中外合办一家及1883年虚报的源昌五金机器厂。
2．1895—1911年据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57页。
原编者注：上列各厂矿资本均系在万元以上者。
(原载《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
出处：本坛扫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