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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后半期中国票号业的发展（《张国辉集》选）

19世纪后半期中国票号业的发展



作者：张国辉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4-5-6 2:05:32发布)　　





票号是中国封建社会金融业的主要组成部分。19世纪20年代(清道光初年)，它从兼营汇兑的商铺转为专营汇兑的金融组织以后，在调拨资金上为开展埠际贸易服务，起了促进商品流通的重大作用。

一般说来，票号最初是以黄河流域和华北各省为其主要的活动区域，并且以北京为其活动中心。事实上，当票号的业务转入发展阶段后，上海、汉口和福州等地，都曾经是票号在东南地区的重要据点；同时，它的业务也从汇兑而扩充为办理存放款活动，成为完整形态的金融组织。

票号经营汇兑，最初是以商号或个人为对象；为清政府汇兑官款乃是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起义以后才开展起来的事。从这时以后，票号业务进入了重大发展的时期。因此，过去有的论者十分强调票号和清政府的关系，认为它为清政府起着代理国库和省库的作用。事实上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它忽略了票号即使在为清政府大规模地汇兑官款的同时，也丝毫没有减弱它与商业、贸易的联系。因此，全面地考察和分析票号在19世纪后半期大发展时期的业务活动，有助于正确了解票号职能的发展。本文准备在这方面提供一点初步的意见，请读者和专家指正。

一 关于票号与清政府的关系

19世纪60年代开始，票号与清政府的关系是由于京、协饷的汇兑而逐渐加强的。

清政府历来运用解款、协款制度，支配各省的财政收支。各省在清中央的命令下，征收各项赋税，存人公库，同时在中央批准下，开销支出各项经费，由公库动支。动支之外，所有剩余银两，则需运解邻省或中央。运解中央的称“京饷”；由户部指定款额，拨交其他收支不敷省份的称“协饷”。此项制度开始于雍正三年，一直延续到清末。这种解运中央的“京饷”和拨交邻省的“协饷”，一向都是沿用装鞘运现的制度，官解官交，不准商人参与其事，即使在国内汇兑事业比较普遍开展的情况下，也不许交商汇兑，违犯者要受到惩处。道光八年(1828年)，浙江省盈余饷项解京，曾派委员沿途押解，只因“到部投文领批，其银鞘交库，均系商人办理”，便受到了惩处。①当时道光重申：“凡遇起解京饷，务饬该委员始终经理，不得假手商人胥役。”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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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陕西道监察御史邵甲名奏》(道光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② 《上谕档》(道光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到19世纪40年代后期，汇兑业务在全国已经开展起来，它给社会带来的便利，为世所公认。但京、协饷运现制度仍为清政府严格维持，稍有变动便予惩罚。例如道光二十八年五月，浙江省上解内务府参斤变价4400余两，解饷委员“恐银疏失”，托交“源泉银局汇寄京城万成和号”，然后亲到内务府“呈缴”，只因违反装鞘运现制度，解饷委员和库吏都受到惩处。①直到50年代，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开始时，这种运现制度仍被严格地执行。

(一)为清政府汇兑京协饷的概况

19世纪60年代揭幕，太平军和清军进入了决战阶段。太平军继1858年摧毁江北大营之后，又在1860年5月再破包围南京的江南大营．乘胜讲军．占领苏州。两军存湖北、汀两、守徼、浙江等地激战；长江以北，又有捻军活跃于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山东、山西、河北八省。交通阻塞，截断了上解京饷的通道。各省、关无法按照旧例向北京解运京饷。咸丰十一年(1861年)，各省应解京饷700万两，由于交通险阻，直到当年阴历八月时，北京仅仅收到京饷100万两左右。在时间上一年已过三分之二，而未解之京饷尚有五百九十余万两②，清政府因之焦急万分。它不得不于同治元年(1862年)十二月准许户部请求，令各省督抚将京饷觅殷实银号“设法汇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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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浙江巡抚吴文熔奏折》(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宫中奏折〉。
② 王先谦编：《东华录》．同治朝．卷一。


事实上，在战局紧急的状况下，各省、关为解决京饷上解的困难，在未接到清政府中央命令前，就已经利用票号汇兑了。

同治二年初，江西巡抚沈葆桢历陈京饷解现困难时称：“风闻河南一带捻匪不时滋扰，直隶境上复有马贼出没无常，往来行旅，颇多受害”，而江西省解运京饷，“前因正站梗阻，改由水路运至湖北樊城登陆，历河南、直隶赴都。现水路虽属疏通，自樊城登陆后，节节可虞，现未敢冒险遄行，致滋疏失。而京师待饷孔亟，又未便耽延。可否暂为变通，交给在江省开设新泰厚记票号兑汇，由该员等具票照单骑迅速人京，在京行凭取实银，赴部交纳。”①这表明不待北京解禁命令到达，江西省在京饷上解上已自行利用票号汇兑了。及至清政府命令下达各省后，票号便在合法形式下为清政府收解京饷了。据目前接触到的不完全的材料反映，在清政府允许汇兑京饷的命令发布后，交由票号汇兑的省、关最先的是闽海关，它在同治元年交由票号汇兑的京饷计有三笔(包括咸丰十一年的一笔)，共计二十余万两。次年便增有江海关、粤海关、九江关、湖北、江西、四川、湖南等省、关，共计汇兑京饷六十六万余两，随后逐年递增。据不完全统计，自1862年到1893年，31年中，经由票号汇兑到北京的京饷一项，计达61587377两，平均每年达一百九十余万两。②

继京饷交汇之后，各省协饷随之也便交由票号汇解。同治四年(1865年)，山西河东道应解甘肃兰州协饷三次，共计银8万两，均交平遥票商汇兑。③同年奉拨甘饷2万两，交票号元丰玖等字号，汇解陕西藩库。④同治七年(1868年)，闽海关四成洋税项下，按月各拨银1万两，作为陕西协饷，交由福州阜康银号汇解。阜康则将该款汇至湖北，交陕甘后路粮台转运陕西省运用。⑤浙江协济陕甘军饷，自同治八年正月到同治十二年七月，共计428万两，均交由阜康银号汇解。⑥到光绪六年、七年(1880年、18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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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江西巡抚沈葆桢奏折》(同治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② 据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省人民银行合编：《山西票号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136页。
③ 《山西巡抚、布政使王榕吉为汇解甘饷奏折》(同治四年八月初五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④ 《四川总督骆秉璋奏折附片》(同治四年九月)，《军机处录副奏折》。
⑤ 《福州将军兼署闽浙总督英桂等奏折》(同治七年闰四月二十F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⑥ 《浙江巡抚杨昌敡奏折附片》(同治十二年七月初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又续由阜康银号汇解192万两。①到1893年，据不完全统计，各省交由票号汇兑陕、甘、新的协饷达四百六十余万两。②

应该指出，1867年，左宗棠率领大军，用兵西北，军饷协济常感缓难济急。他经常依赖票号贷款，解决急需。1873年，在他攻下肃州城时，清政府特拨库银100万两，另由户部拨各省、关协款100万两，总共200万两。左宗棠只领取70万两，而将其余的都作为“划还各台局代借商款，尚不敷银二十万两”③。依此计算，当时为左宗棠办理后勤的各台、站欠各商号的款项在150万两左右，而这些所谓商号，实则就是票号。1875年，左在他所借洋款300万元中，又陆续划还”，上冬今春沪、鄂、陕省先后筹借商款本利银一百二十余万两”④。这些事例表明，左宗棠非常重视票号在调度金融上支持他的军事行动。所以，他对票号的贷款总是尽量做到“有借有还”，极力保持信用。他明确表示，他之所以“不肯爽约失信于华商票号者，正欲留此生路，为将来商借地步耳”⑤。票号被左宗棠视为缓急之间的“生路”，也就足以说明它在左的西北军事活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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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浙江巡抚杨昌濬奏折》(光绪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② 见《山西票号史料》，第135一l36页。
③ 左宗棠：《饷源顿涸筹借款折》(同治十三年十月初四日)，《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5(以下简称《左集》)。
④ 左宗棠：《军饷支绌请速筹解济折》(光绪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左集》，奏稿，卷47。
⑤ 左宗棠：《答刘克庵》(光绪二年正月讫六月)，《左集》。书牍．卷16。


70年代，清政府发动的洋务运动，进入全面开展阶段。筹划海防，购买兵舰，次第提上日程。而办理海防经费大多依赖各省协济。各省协济洋务经费则通过票号汇兑。试以江西为例，1875年，户部咨文江西省，从该省“厘金项下每年酌提银30万两，分解南北洋海防大臣兑收应用”①。江西省随之于厘金项下提出5万两，作为“奉拨北洋海防经费”，于光绪元年八月间，交南昌谦吉升、三晋源两票号汇付天津直隶总督行馆。②据江西巡抚刘秉璋称：自1875年到1878年三年中，“先后动放厘金三十八万两，发交谦吉升等商[票]号汇解北洋”，而在光绪三年八月，又从厘金项下动用二万两，以1万两交三晋源票号汇赴北洋，另一万两发交新泰厚票号具领，汇往福建。③

经办洋务企业时期，各省机器局之间资金往来，大都依靠票号汇兑。如山东巡抚丁宝桢在1875年创设山东机器局。次年，丁升调四川总督，筹建四川机器局，但成效远不如山东局。丁遂决定从1878年开始，四川省每年向山东筹拨银两，由山东调拨军火相抵。此项银两就是通过四川的票号汇解山东的。④又如1881年，北洋总督李鸿章为加强海防，奏请购买铁甲船，户部咨文四川筹解银30万⑤；1886年，四川续解海防捐输1O万两。这些都是交由历年汇兑京饷的百川通、日升昌等九家票号承领，汇解海军衙门的。⑥他如湖南省的海防捐输1892年为一万九千余两，1893年为二万二千余两，均先后交协同庆等票号汇解。⑦1898年，江西解往海军衙门25000两，发交蔚丰厚票号限十日汇赴天津投兑。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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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江西巡抚刘秉璋奏折附片》(光绪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② 同上。
③ 《江山巡抚刘秉璋为汇解海防经费折片》(光绪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④ 《四川总督丁宝桢奏折附片》(光绪五年三月初十日，光绪七年七月十一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⑤ 同上。
⑥ 《暂护四川总督按察使游智为奏折》(光绪十八年九月十九日)，《军机处录副》。
⑦ 分见《湖南巡抚张煦奏折附片》(光绪十八年二月十七日)；<湖南巡抚吴大澄奏片)(光绪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均见{军机处录副)。
⑧ 《江西巡抚德馨奏》(光绪十五年九月十日)．《军机处录副》。


90年代，修筑铁路成了洋务事业的重要内容之一。特别是清政府对沙俄这时加速建造东方铁路的意图有所警惕，决定于1891年修建关东铁路。①所需经费除由户部筹拨一部分外，清中央指定直隶、河南、陕西、山西、四川、山东、湖北、湖南、江宁、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和台湾16省，每省年拨银5万两。②据记载，各省拨解关东铁路款项，几乎都由票号汇解。如1890年，广东筹拨的5万两是交百川通、日升昌、蔚泰厚、蔚长厚、新泰厚诸票号汇兑到京③；同年，四川应解铁路经费交日升昌等九家票号汇解④；湖南从1890年到1892年，各年汇解铁路经费均交协同庆等票号汇解直隶总督衙门。⑤其他如安徽省1892年应解铁路经费则交“省城号商百川通汇解”⑥；江西省1890年和1891年，及福建省1892年应解的铁路经费均分别交由各该省的票号商汇解。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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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6册，第265—266页。
② 《总理各国事务奕劻等奏》(光绪十七年三月十二日)，《直督李鸿章奏》(光绪十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均见《洋务运动》，第6册，第275,277页。
③ 《两广总督李瀚章折》(光绪十六年八月七日)，《军机处录副》。
④ 《四川总督骆秉璋片》(光绪十六年十月初四日)，《军机处录副》。
⑤ 《湖南巡抚吴大激奏折附片》(光绪十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军机处录副》。
⑥ 《安徽巡抚沈秉成奏折》(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初一日)，《朱批奏折》。
⑦ 《江西巡抚德馨奏片》(光绪十七年九月三十日)，《军机处录副》；《闽浙总督谭钟麟奏折附片》(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朱批奏折》。


19世纪后半期，在洋务运动全面开展的过程中，依靠票号沟通各省金融的事例是大量存在的。但由于史料湮没，大多汇兑活动，不见于记载。比如，1876年，轮船招商局通过两江总督沈葆桢奏准，借得官款100万两，购并旗昌轮船公司，其中分由江苏、浙江、江西和湖北各省筹借。依当时官款协济情形，此项借自各省的官款，很可能也是由各该省票号汇交上海轮船招商局的。然而，有关此项官款汇兑的具体情况，迄今未见任何记述。与此相类似的事例，应该说是大量存在的。

(二)京饷的汇兑与禁汇

从京、协饷的汇解发展到洋务事业经费的汇兑，表明票号业务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清政府财政收解上的困难。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调剂地区间金融的汇兑，是很有利于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然而，封建清政府并不理解汇兑活动在社会经济发展上的重要意义。一部分封建官僚只是在战局恶化，解现不能的情况下，被迫接受官款汇兑，视为权宜措施。一待时局稍见缓和，便对汇兑京饷提出非议和反对。从19世纪60年代以后，在相近40年间，便发生过四次反对官款汇兑的争议。

同治三年(1863年)四月，即在合法形式下汇兑京、协饷一年之后，御史谢膺禧首先提出反对意见。他借口北京银价上涨，认为凭汇票汇兑官款，并无真正银两进京，造成京中“银日少而价日昂”，物价因以腾贵。①此项奏折得到户部的支持。户部的见解竟是：“部库多收一批汇兑，即京城少进一批实银”，奏请饬下各省所解京饷，如“非道路十分梗塞，不得率行汇兑”②。于是，在允准汇兑京饷一年之后，清政府第一次发出禁汇京饷的命令。但是，当时国内战争仍在进行，这项命令除在少数省份外，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得到贯彻。不少省、关对此提出了实际困难。例如，粤海关陈述：该关“近日关库收税仍无起色，遂致库储愈形匮乏”，兼以“粤省距京遥远，路途尚多阻滞”，而上解京饷中“有由银号借垫之教，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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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谢膺禧：《京饷宜解实银疏》(同治三年)，《皇朝经世文续编》卷31，户政三，理财下。
② 户部咨文，转见《湖广总督官文等折片》(同治三年七月二十五日)，《朱批奏折》。


不仍由银号汇兑”①。闽海关和福建省则以“京饷必须纹银”，而福建市肆交易多用“番银”(洋钱)，“如停止汇兑，纹银实难凑集”为理由，要求京饷“暂行照案汇兑”②。浙海关也提出：当地交易“向按洋钱定价”，习用期票交易，“市肆素乏纹银交往”，“历次拨解京饷，均由银号通融汇兑”③。四川省则以“解饷至京，陕西为必经之段，道路通塞靡常，长途解运，在在堪虞”④。由于各省所提困难都是实际情况，清政府中央无法强迫它们恢复京饷装鞘解现的办法。因此，这一次禁汇的命令只在少数省份如湖北、江苏、浙江及江海关等得到贯彻，它们或全部停汇解现；或部分汇兑，部分解现。但是，即使在少数省份，此项命令也只在短期内得到执行，并未长期贯彻。

光绪初年，国内阶级斗争稍见缓和，清中央官员又把当时北京银价昂贵、物价上涨的原因，归之于京中“实银之见绌”，是由于“汇兑京饷之所致”。于是重提京饷禁汇，恢复解现。⑤在这些官员看来，只要“部库实银充足，京市银两自然足资周转，庶银价、物价可期渐平”⑥。清中央同意这种见解，户部遂“请旨饬下四川、两广、闽浙各总督、福州将军、江苏、广东、福建、浙江各巡抚，自此次奏准，奉到部文之后，各将应解指拨京饷及各关税，装赍鞘委员解京，不得再行汇兑”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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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广州将军兼署两广总督瑞麟奏折》(同治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军机处录副》。
② 《福州将军英桂等奏折》(同治六年六月初九日)，《军机处录副》。
③ 《浙江巡抚李瀚章奏折附片》(同治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军机处录副》。
④ 《四川总督骆秉璋片》(同治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军机处录副》。
⑤ 《福建道监察御史和宝奏折》(光绪二年十一月-tA日)；《刑科给事中马相
如奏折》(光绪二年十二月初七日)，均见《军机处录副》。
⑥ 《给事中崔穆之折》(光绪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军机处录副》。
⑦ 《户部咨文》，转见《闽浙总督兼福州将军何璟奏折》 (光绪三年二月十九
日)．《朱批奏折》。


十分明显，此项命令并未考虑各省关的实际情况。尽管户部对各省的咨文中强调“不得借口委解之难，延不批解”，而各省、关仍然以各种方式进行抵制。

福建省和闽海关重申原来的理由，强调该省、关税收所人都是“番银”，缺少纹银。因此，“就闽省地方情形而论，万难停止汇兑，起解现银”。请求清中央“俯念闽省僻处海隅，纹银稀少，免于起解现银，仍准发商汇兑”①。四川省也仍持由川人陕，道路不宁，沿途仍有“散练游勇，不时出没”，“京饷解现，疎失堪虞”。同时它特地申明： “川中领兑商号共有九家，每次兑银十八、九万两，由九家商号分领分缴，不至为难。且各商之总号皆在山西，距京甚近，……该商等在川承领之银，必先知会总号，如京号现银不敷，即由山西总号就近运京，以待委员兑收，并不专恃京号为之周转。”②显然，这个声明是针对户部及清中央部分官僚不了解汇兑的作用而发的。广东省仍维持上年起解京饷成案办理，即“以起解现银与交商汇兑两者并行，统俟试解妥顺，再行全数装鞘报解，以复旧章”③。但粤海关以历年解款均需票号垫借为理由，仍请交商汇兑。④浙江省遵照规定解现，而浙海关仍维持汇兑。⑤总之，从各省、关的执行情况来看，大抵与第一次禁汇命令的执行情况相似。尽管户部对此很不满意，但也难以否认和驳回各省、关所提出的困难。所以，只要一有机会，它便重提禁汇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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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闽浙总督兼福州将军何璟奏折》(光绪三年二月十九日)，《朱批奏折》。
② 《暂护四川总督布政使文格奏折》(光绪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朱批奏折〉。
③ 《两广总督刘坤一奏折》(光绪三年十月十六日)，《军机处录副》。
④ 《西广总督刘坤一奏折》(光绪三年四月--t-日)，《军机处录副》。
⑤ 《浙江巡抚梅启照奏折》(光绪二年九月初一日)．《军机处录副》。


1883年秋，上海发生了严重的金融风潮，大量钱庄、银号倒闭。其中，与清政府官员夙有往来的阜康银号在清算中暴露了亏欠公私债款1200万两①，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解部的公款。户部遂借此事故，于1884年再次奏准清政府“饬命各省关，所有应解部库银两，各衙门饭银、京员津贴，以及各省协饷概令委员亲赍，不准再行汇兑”②。在这一次奏折中，户部特重提吏部订定的有关直省批解银两中途失误处分的条例，要求各省关“知所儆惧”。

尽管如此，这一次禁止汇兑京饷的措施同样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各省仍然强调自己的困难。福建省除重复原有的困难外，这一次更指出该省收支“所人不敷所出”，而奉拨京、协各饷“俱系着令号商暂先垫解”。至于闽海关，每年“核明六成洋税不敷开报数目，约有七十余万两之多”，都是依靠汇兑庄通融垫解的。针对户部的顾虑，福建省声述票号的垫解方式是：“由号商汇解，兑银后由闽省提款给领，可无倒欠之虞。”因此福建省对户部坚持解现的主张，提出异议：“与其勉循部议，恐误饷需，曷若稍事权宜，于公有济”，请求清中央准许奉拨京、协各饷“仍暂给商汇兑”，“如将来洋商愿完纹银，市廛足资周转”时，再恢复解现。③毋庸讳言，这显然是搪塞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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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华捷报》，1883年．2月12日；《申报》，1883年12月30日。
② 《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666—1667页。
③ 《闽浙总督何璟等奏》(光绪十年正月二十八日)．《朱批奏折》。


针对户部坚主解现要求，四川省着重申述该省票号和南方阜康银号不同，都是由山西商人开设，“均系家道殷实”，历年经办“公私款项，从无亏短”；而且川省只许九家票号办理官款汇兑，“皆连环互保”，“以每次解银二十万两计之，每号每次不过汇兑银二万余两，为数无多。……即有意外之虞，一家倒闭，八家分赔，断不能同日歇业，公款不虑无着”；同时还强调“山东、直隶一带饥民觅食，良莠不齐，亦甚可虑”，况且“近闻山西各处亦多抢劫之案”。因此，请求将川省应解京饷仍准发商汇兑，待山东、直隶“饥民渐少，道路安靖，再行照章改办委解实银”①。广东省仍强调多年来京饷解运依赖票号垫借。它声称：从办理防务以来，广东“库储支绌”，历年起解京饷，都赖票号通融垫汇，随后筹款发还。针对户部担心公款汇兑受损的顾虑，它特地申明，广东解部款项是“由商先交批回，再行付银，权操自我，倒闭何虞”?但为顾全户部意旨，特规定：“嗣后广东京饷凡系藩库拨解者，谨遵部行以现银装鞘，派员解现运京；而厘金项下以及运库盐饷，仍旧交商汇兑，以求迅速。”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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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丁宝桢：《川省应解京饷仍发商汇兑片》(光绪十年正月二十四日)，《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26。
② 《两广总督张之洞、广东巡抚倪文蔚奏折》(光绪十一年二月二十日)，《军机处录副》。


对于福建、四川和广东等省实际困难，清政府难以批驳，只得默允。其后，在光绪二十八年和三十年又一再命令各省京饷必须解现，实际上都未曾得到全面贯彻。在这里，我们且不论在国内汇兑日益发展的条件下，强行京饷解现措施的不合理性。而值得注意的是，闽、川、粤等省在申述各该省京饷难以解现的理由中，都一再指出票号垫款的事实。这一现象一方面表示票号在社会金融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它与清政府利害关系的日益加深。自应稍作详细的分析。

(三)关于京、协饷汇兑的垫款

从19世纪觔年代票号开始合法地为各省、关汇兑京、协各饷以后，每年它都经手一笔为数巨大的流动资金。这对于票号业务的发展和经营能力的增强，起着难以估计的作用。由于社会的和经济的各种原因，清政府的地方税收在当时经常是收不足额。但京饷上解期限却有严格的规定，不准拖延。因此，在票号力量增长的条件下，就有力量从为地方政府汇兑京饷而发展到垫款汇解。垫款实际上就是票号对地方政府的贷款。严重的是这种垫款关系一经发生，就年年延续，难以改变。就我们所接触到的不完全的史料来看，广东、福建、浙江、粤海关、闽海关等处都曾与票号发生垫款解饷的事实，其中以广东省和粤海关的情形最为突出。

有材料反映，早在40年代，广东地方财政机构就曾与票号发生过借贷关系，“自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办理夷务以后，……藩库度支每绌，……向西商贷用”，不过这种贷借是“旋借旋还，无案可稽”①。到了50年代，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广东省财政陷入了非常窘迫的局面。60年代曾任广东巡抚的郭嵩焘在概述粤省财政历史概况时，指出：广东在清代“二百年来号为沃区”，各库“每年坐支之外，存数尽多”。“迨咸丰四年[1854年]，……库款挪用一空，迄无存者。”从此“广东拨解京饷，多由藩、运二库出具借帖，向各银号汇兑，各库收有饷课，陆续给还”②。所以，清政府中央尽管一再命令恢复京饷解现，禁止交商汇兑，但广东省和粤海关总是请求例外，其关键就在于广东藩库在当时如果离开票号的垫款，就不能如额解运京饷。试以同治八年四月至九月止的征税及应解的实况来看，当时粤、潮二关征税仅收到六十万另一千余两，而应解京饷、广储司公用等项目共需银八十九万二千余两。征与解相差在二十九万余两，只有依赖票号垫款解决。所以，时任两广总督瑞麟说：“奉拨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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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东粤藩储考》卷12，不著作者姓名。
② 郭嵩焘：《奉拨京饷酌筹解部情形片》，《郭侍郎奏疏》卷9。


饷及广储司公用定限綦严，协济各省军饷亦属急需，筹解均不容缓。而关税人不敷支，惟赖与银号商借，缓急通融。”①进入70年代，关税征收状况不见改善，而京饷解送却不容拖延，只有年复一年向票号“通融”。刘坤一在1877年对此做了比较透彻的说明。他说：“粤海关征不敷解，递年移后赶前，积亏甚巨。所有现年应收之税，早为上年借解之款，是以连年筹解京饷，均向西商先行借垫，俟收有税项，陆续归还。”粤海关应解京饷之所以必须交票号汇兑，“非仅取其妥速，实则借以周转通融”②。根据粤海关监督各年报告，从1860年到1880年，票号为粤海关解送京饷的垫款，年各不同，在60年代，大抵在六七十万两左右，到70年代后期，便经常超过100万两，其趋势明显地上升。

80年代以后，票号为粤海关垫解京饷仍在继续，而且在程度上还有所加深。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两广总督谭钟麟力陈广东京饷难以解现的理由时说：“粤海关税收本有定额，而往往征不足数，恒恃西商借垫为转移。旧欠未清，新欠又增；自非移后赶前，无以按期起解。迨至日久，监督欲不借而不能，号商欲不垫而不可，此数十年来关饷汇解之实情也。”③谭钟麟的陈述说明了粤海关对票号贷款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监督欲不借而不能”，深刻暴露了粤海关数十年积习，在关税征不敷解而又无法改善的情况下，使它在解送京饷上无法离开票号的支持；而“号商欲不垫而不可”则又反映了票号与清朝地方政府财政收解上已经形成了非常密切的利害关系，以致欲罢而不能。这对于以商业汇兑为主要业务的金融组织来说，恰是潜伏着深刻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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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两广总督瑞鳞片》(同治八年十月十七日)，《军机处录副》。
② 刘坤一：《粤海关应解京饷请仍交商汇兑片》(光绪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刘忠诚公遗集》，奏疏，卷12。
③ 《两广总督谭钟麟奏折》(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十六日)．《朱批奏折》。


广东省之外，福建省在依赖票号垫款，解送京饷的情形也很触目。

粤海关历年拨解京饷中票号垫款银数统计
(1860—1880) 单位：两
(1860—1881)
年 份 拨解京饷中由票号垫借 汇费 资料来源
咸丰十年八月至十一年八月(1860—1861) 575267.982 ? 同治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咸丰十一年八月至同治元年闰八月(1861—1862) 971469.222 ? 粤海关监督毓清奏 同治四年正月二十日粤海关监督毓清奏
同治元年闰八月至同治二年八月(1862—1863) 1304426.273 8768.211 同治四年四月二十八日粤海关监督师曾奏
同治二年八月至三年八月(1863—1864) 337619.263 4067.357 同治四年五月初九日粤 海关监督师曾奏
同治三年九月至四年八月(1864—1865) 577504.473 21532.44 同治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粤海关监督师曾奏
同治四年八月至五年八月(1865—1866) 738999.997 34530.62 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粤海关监督师曾奏
同治五年八月至六年九月(1866—1867) 702085.345 32459.78 同治七年正月十二日粤 海关监督师曾奏
同治六年九月至七年八月(1867—1868) 793287.414 27868.28 同治八年正月二十二日 粤海关监督师曾奏
同治七年八月至八年八月(1868—1869) 1049525.10 20414.28 同治九年正月二十日粤 海关监督崇礼奏
同治八年八月至九年九月(1869—1870) 1156998.2s 19470.22 同治十年二月十二日粤 海关监督崇礼奏
同治九年九月至十年八月(1870—1871) 602065.85 19563.48 同治十一年二月十三日 粤海关监督崇礼奏
同治十一年八月至十二年八月(1872—1873) 467560.53 25328,77 同治十三年四月初七日 粤海关监督文铦奏
同治十二年八月至十三年八月(l873—1874) 928121.35 28512.84 光绪元年五月二十日粤 海关监督文铦奏

同治十三年八月至光绪元年九月(1874—1875) 1330105.62 34020.53 光绪二年六月初六日粤海关监督文铦奏
光绪元年九月至二年八月(1875—1876) 1582693.82 44028.21 光绪三年十月初四日粤海关监督俊启奏
光绪二年八月至三年八月门876—1877) 2003976.56 35217.22 光绪五年三月十二日粤海关监督俊启奏
光绪三年八月至四年九月(1877—1878) 2191766,11 36391.95 光绪六年三月二十七日粤海关监督俊启奏
光绪四年九月至五年八月(1878—1879) 2615065.4s 40238.25 光绪七年十一月初四日粤海关监督荣光奏
光绪五年八月至六年八月(1879—1880) 3034315.95 38342.78 光绪八年八月二十二日粤海关监督荣光奏
光绪六年八月至七年八月(1880—1881) 3491511.06 35544.55 光绪九年九月二十日粤海关监督荣光奏

上述资料均见(清代关税收支报告表)，(军机处题本钞档)，关税类，件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869年，福州将军文煜向清政府请求允许福建解饷继续采取商汇方式。他强调：“综计闽省关、藩、盐三库解京各款，每年约在二百万两左右，必须源源拨解。”而福建“税厘征收旺月少而淡月多，淡月解款不敷，不能不向银号挪移凑济”，闽海关“每年解京一百数十万两，其中随时设法借垫，尤不能不向银号通挪。若汇兑一停，则缓急无可相通，即筹解难以应手”①。事实上，福建地方财政在京饷解送之外，即日常经费的支应上也往往求助于票号。试看1874年，福州船政局为奖赏洋监督和洋工匠以及合同期满遣送回国所需经费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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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福州将军文煜等奏)(同治八年九月初七日)，<军机处录副)。


万两，清政府指定从闽海关税收项下拨给。福州将军除从茶税项下拨发7万两外，其余的就是向票号挪借的。①1876年，福建遭水灾，“库藏奇绌”，当年应解茶税、洋药厘金等合计5万两，全部由票号垫解。②到1879年，福建省向票号挪借款项已达七十余万两。③与广东的情形相同，这种垫借关系一经发生，往往是“前欠未清，后挪又继，致年亏一年，愈积愈多，莫能清理”④。

80年代以后，这种情况一直在延续。特别是作为福建财政主要来源的茶税和厘金，由于茶的销路转衰，以及子口税单的使用，影响厘金收入。以致“每年税厘收入，连同海关代收洋药厘金，综计不及一百四十万两”。而每年闽省提拨京饷各款，派还英、俄、德、法洋债，“均需按期批解，刻不容缓”；兼以本防练各营兵饷、通商缉捕经费、武员巡洋口粮、船政学堂出洋经费，岁计在二百万两，明显地表现为收入不抵支出。所以，“按期批解”的京饷，就只有长期依赖票号垫借了。⑤

浙江省的情形与广东、福建两省基本相同，多年来也是移东补西。同治八年(1869年)，浙江巡抚李瀚章称该省“常、洋两税逐日征收之数，衰旺靡常。每年部拨京饷限于紧迫，势难展缓。历年均赖银号借垫汇兑，陆续收拾洋票归完垫款。遇有征不敷解之时，亦赖移后赶前，筹措垫凑”⑥。从肋年代后期以后，这种“移后赶前，筹措垫凑”的情形长期未能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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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福州将军折》(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军机处录副》。
② 《福州将军兼管闽海关税务文煜等奏》(光绪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军机处录副》。
③ 《闽浙总督何璟等奏》(光绪四年四月二十一日)，《朱批奏折》。
④ 《福州将军兼闽海关税务穆图善奏》(光绪十年十一月初十日)，《朱批奏折》。
⑤ 《闽浙总督许应骙奏》(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初二日)，《军机处录副》。
⑥ 《浙江巡抚李瀚章奏》(同治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军机处录副》。

以致到20世纪初，浙江省财政“岁缺一百余万”，浙海关的收支也“岁短七八十万”，每到拨解京饷，归还洋债时节，都只有用“重息以借商款”①。因此，从广东、福建、浙江等省拨解京饷情况来看，票号对清地方政府调度金融上是起着十分重要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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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浙江巡抚张曾敡奏》(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初三日)．《朱批奏折》。


票号对于清朝政府的财政支持自然不限于京、协饷的解运和垫款汇兑上。多年来，它对于各地驻军在发放军饷上的资金通融；对一些重大的军事活动，如左宗棠在西北用兵时的军费支持，中法战争期中，各省调遣军队过程中的紧急贷款，以及在承平时节各地调遣军队的贷款等等，都起着支持和强化清政府的统治作用。正因为如此，票号与清政府的确存在着密切的利害关系。但是，向清政府贷款以及为之汇兑官款，并非票号业务的全部。票号毕竟是民间金融组织之一，它在促进商品流通、支持埠际贸易开展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这一方面，过去往往被人们疏忽。为了全面了解票号的社会作用，很需要对它在大发展时期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所进行的活动，作一些必要的分析和补充。

二 票号与晚清商业贸易的发展

在票号的全部业务活动中，它与国内外商业、贸易的联系，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力图把侵略势力从通商口岸向内地渗透，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从而使对外开放口岸从五口增加到十六口，即在沿海开放了天津、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南、淡水、汕头、琼州七口，在长江沿线开放镇江、南京、九江、汉口四口，同时沙俄继1852年在新疆取得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即塔城)的通商权之后，1861年又增开喀什噶尔(今疏勒县)一口。于是沿海沿江一些重要口岸在商业贸易逐步开展的过程中，发展成为商品集散的枢纽。在这种客观情势推动下，以调剂地区间金融为任务的票号，其业务自也因之比前有了较大的发展。

票号业务发展可以从下列事实得到反映。

首先是票号自身力量的扩大。19世纪50年代以后，在一些商业发达城市，逐年都有新票号的设立；而先前开设的票号也分别向沿海、沿江的口岸发展，纷纷增设分号。截至1874年，票号已经从50年代的12家增至26家。①并迅速地向商业发达城市如上海、杭州、福州、厦门、营口、南昌、桂林、梧州、贵阳、昆明、兰州、肃州、凉州、迪化、归绥等地发展。同期中，设立票号分号的城市，也从先前的27处增加到70处左右。②其后新的票号仍在陆续设立中，但速度稍见缓慢；到90年代，大抵保持在28家，连同它们的分号，在全国初步形成了一个金融汇兑网。

其次，票号的汇兑、存放款各项业务，历来都是与国内外商业贸易密切相关。由于史料散失，迄今我们尚未能收集到当年一些信誉卓著的票号的原始账册，据以分析它们活动的全部内容。因之，我们只能从某些主要的通商口岸商业贸易的活动中，分析金融调度的繁忙景象，借以间接反映票号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例如，在商业发达的江南，50年代以前，票号的主要据点设在苏州。当太平天国战争向长江中下游推进时，苏州遭到清军的严重破坏。苏州的票号大多迁移到上海。《申报》在80年代追述上海票号发展历程时就曾指出这个事实。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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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省人民银行：《山西票号史料》，第218页。
② 黄鉴晖：《论山西票号的起源与性质》，《山西票号研究集》第1辑，第49页。
③ 《申报》，1884年1月12日。


与苏州情况相似的还有汉口。据记载，汉口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是一个以完整而富裕的银钱业体系而自豪的”；在这个体系中“山西票号的财富更是数以几十万两计算的”①。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沿江商业遭到破坏，汉口票号大多数迁往上海。因之，上海在这一时期中成了票号势力增长最快的地方。

五六十年代之交，上海已经明显地成为全国商业贸易的中心。它既是庞大的进口商品向内地城市扩散的主要供应地；同时又是全国农副产品出口的汇集中心。从1865年到1895年，30年中，进出口贸易总值从一亿零九百万关两，增加到三亿一千五百余万关两，其中进口值从五千五百万关两，增至一亿七千万关两，出口值从五千四百万关两，增至一亿四千万关两。②贸易的记录表明，每隔几年，在贸易幅度上就有一个新的扩大。

与这种逐年增长的庞大贸易量集散相适应的，必须是强有力的金融流通。在上海，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商人在金融调度上主要是使用钱庄庄票，借以把自己与外商之间的债务关系转变为钱庄与外商之间的债务关系。但是，上海钱庄资力并不雄厚。历史较久的钱庄，如鸦片战争前就已经营的宁波帮方家和李家的钱庄，其资本也只在两万两和四万两之间。③80年代中期的记载称：“上海钱庄资本一般都在两万两至六万两之间。”④而大钱庄的资本一般在五万两左右，个别的有达到8万两到10万两的。⑤然而，上海钱庄在当时对有信誉的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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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英国领事报告》，1869—1871年，汉口，第19l一192页。
② 参见有关各年的海关贸易报告。
③ 上海人民银行金融研究室编：(《海钱庄史料》，第731页。
④ 《英国领事报告》，1875年，上海，第33页。
⑤ 《关册》．1866年，上海．第14页。


或商人，“所放之账，辄盈数十万(两)” ①，支持了对外贸易顺利进行。那么，钱庄的运营资本又从何而来?仅凭它的自有资本连同它所吸收的社会游资，显然是无力承担的。事实上它之所以能够在对外贸易活动中提供数十倍于资本的信用贷款，乃是因为它取得了外国在华银行和中国票号的信用支持。外国在华银行给予钱庄的短期贷款称为“拆款”，其情况需另作说明，这里暂不详述。票号对于钱庄的贷款，习惯的说法叫做“长期”。由于进入60年代以后，票号经手汇兑大量公私款项，需要一个利用闲在资金的渠道。所以，银钱业和商家行栈中具有一定资力和信誉的，便能够从票号取得信贷支持。不过，票号所提供的短期贷款有一个规定，就是随时可以索还。一向注意上海商情变化的《申报》在80年代追述上海金融业发展的历史情况时，曾指出：“昔年票号皆荟萃苏垣，分号于沪者只有数家，资本无此时之巨，专以汇兑为交易而不放长期。军兴以来(指太平天国战争后)，藏富于官。票号交结官场，是以存资日富。迨东南底定(太平天国失败后)，上海商埠日盛，票号聚于斯者二十四家，其放银于钱庄，多至二、三百万两。”②这个记载清楚地反映了票号从不放“长期”转变为放款二三百万两，其变化的关键就在于票号“存资日富”和“上海商埠日盛”。而这二三百万两的贷款自然是在流通领域中发挥借贷资本的作用。这对于当时苦于资金不足的钱庄和某些商号来说，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从资金运动的实际情况来审察时，钱庄自然不是票号信贷资金的归宿；贷放给钱庄的资金必然要流到经营国内外商业贸易的商人手中的。所以，票号资金实际上不能不与国内市场的变化有机地发生联系，尽管这种联系是间接的。这就是票号的生息资本通过钱庄，以商品经营资本的形式活跃于国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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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申报》，1884年．月23日。
① 《申报》．1884年1月12日。


如果进一步考虑到沿海口岸和广大腹地之间，外国机制品的销售和农副产品的收购所引起的资金流动，无论如何都不能离开汇兑事业的支持，票号所表现的重要作用就更为显著。票号的资本力量是“数以几十万两计算”①，远比钱庄为雄厚。而且它在组织上采取分号往来制；在全国各城市，凡设有票号分号之处，都可以直接通汇。70年代中期的记载反映：上海“与内地各省的汇兑业务，以及中国人对通商口岸的交易所签发的票据，全部都经过山西票号。很多山西票号在上海都设有分号。它们的信用很高，据说有力量买卖中国任何地方的汇票”②。正是因为这样，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华商必须依靠票号的汇兑网，在内地和通商口岸之间进行货款的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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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英国领事报告》，1869—1871年，汉口，第191页。
② 《英国领事报告》，1875—1876年，上海，第14页。


不过，对外贸易的实践表明，洋货内销和土特产输出的全部过程，往往不是钱庄或票号一方所能单独完成的。它需要钱庄和票号的合作。有人曾以开封为例，描述内地商人向口岸采购外国商品的过程中，利用钱庄票号在资金上融通和财务清算的实际情况时，指出：“开封商人当得悉他所购买的货物须于某日付款若干之后，马上向他往来的钱庄开一张地方性的期票，交与当地山西票号的分号，向该分号买一张汇票寄予他的上海代理人。代理人把汇票送与山西票号在上海的分号，换取该分号的限于当地流通的期票，交与他的掮客。就开封商人的代理人而言，这一交易到此就结束了。代理人收到了货物，用通常的办法运往开封。至于向外国商人接洽并负责交货的掮客，当货物尚在洋行手中时，是不能从开封商人处得到货款的。他就要求和他往来的钱庄开出一张期票，用以支付洋行；洋行接到期票后就交出货物。然后他得到开封商人的期票，把它偿还给他的往来钱庄。此时交易对有关方面才算完全清结。”①应该说，开封商人在贸易活动中依靠票号、钱庄共同支持的事例，是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可见票号业务与商业贸易活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不看到这一点，就不可能了解社会金融活动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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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瓦格尔：《中国金融论》(s．R．Wagel：Finance in China)，1914年版，第123&124页.


上面所述，集中地反映票号在上海的活动。上海以外，还可联系长江上游的重庆、华北重要口岸天津和东南沿海的厦门等地的金融活动，借以比较全面地了解票号在沟通口岸和内地商业贸易上的重大作用。

到80年代，重庆已经逐步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水陆交通枢纽和对外贸易的口岸。据海关报告称：当时重庆已设有16家山西票号，其经理全是极重乡情的山西平遥县和祁县人。他们实际上垄断了重庆和相邻各省的主要金融业务。这16家票号的总号都设在成都；同时它们在上海、广州、福州、汉口、天津、北京、长沙、南昌、沙市、芜湖、贵阳和昆明等地都设立分支机构。这些票号各拥有资本10万两到30万两。它们力量的强大还表现在必要时，它们联合起来便足以抵抗乃至禁制与它们相竞争的庄号。

四川省的对外贸易在70年代中叶以后，就已经有较大的发展；到1881年，输入四川的外国商品曾高达400万两以上。由于汉口在太平天国战后，金融力量有所减弱，影响了它的中转地位。因之重庆商人大多直接向上海订购进口洋货。1881年，重庆进口洋货将近占上海进口的九分之一，它的地位仅次于上海、汉口和天津；在许多进口商品中，“重庆作为货物集散中心，甚至超过汉口”①。值得重视的是，上海票号对向重庆内销洋货的商人所提供的信用，是两倍于它在重庆所收的款项。而依靠票号信用经营这类贸易的商号，其经营额常常为其资本额的五倍。②可见票号信用在重庆商人的进口贸易活动中居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同期中，集中到重庆外销的四川土产，仅生丝(黄丝和白丝)一项便年达280万两。③至于重庆与上海之间商品货币的清算，基本上是依靠两地票号的汇划来完成的。这说明外国商品在开拓西南贸易的过程中，票号为之所起的买办作用，是不可等闲视之的。

重庆的票号到90年代以后，随着贸易开展，存放款业务也日益变得重要起来。1891年，重庆洋货净进口为一百三十七万余关两，而1894年便增加到五百十一万余关两；同期中，土货出口额也从一百三十八万余关两增加到五百万关两④，四年中进出口值各增三倍和两倍。从而大宗棉纱的购买，大量农副产品的外销，和鸦片买卖等商业贸易活动所需要的资金，以及由此导致的各地区间金融调拨和清算，绝大部分都要通过重庆票号的金融活动来完成。所以90年代以后直到20世纪初，重庆票号的力量也有了重大的增长，以致能够起着左右当地金融市场的作用⑤，明显地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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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英国领事报告》，1881—1882年，重庆，第16页。
② 《英国领事报告》，1887年，北京，第6页。
③ 《英国领事报告》，1883年，重庆，第70页。
④ 据《关册》有关各年的记载。
⑤ 参见东则正：《中部支那经济调查》上卷，第150页，上诲日本人实业协会1915年版。


又如，华北口岸天津，原是票号的发祥地。它从60年代初开埠后，大量商品便从上海转口运来。据记载：从1865年到1894年，30年来进口天津的洋货从七百七十余万关两递增至二千一百余万关两；同期中，出口土货也从一百六十余万关两增至．六百八十余万关两。①输到天津的洋货除了少部分销售于直隶本省之外，绝大多数还远销省外各地。例如，山西太原、太谷、平阳、蒲州、潞安、汾州、大同、朔平各府县的市场上，都可以看到从天津分销而去的洋货；同时，还有一部分则越过黄河，销流到陕西省的西安、同州、兴安等地，惟为数不多。此外，河南的彰德、怀庆、卫辉，山东的济南、临清、东昌各府的中级市场上，也都可以发现从天津转运而去的外国机制品。②从天津转口的洋货之所以比较方便地销流到上述各地，就是因为它们得到了票号在金融上的支持。天津票号在上述各省都设有分号，它们之间维系着频繁的金融交往。因之，天津和上述各地的商号或商人只要取得当地票号的信用，便可以把它们之间由于商业贸易而产生的收支关系，通过票号的汇划，达到各地收支的平衡。这种金融上的便利无疑促进了上述有关各地商品流转的速度。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天津票号在开拓西北皮货贸易的活动中，也是非常明显地起着积极的作用。事实上，天津的外国洋行在60年代就曾几次派出代理人到内蒙古收购皮货，但始终不曾顺利地开展起来。③一直到80年代以后，洋行买办只是因为取得了天津票号的信用支持，才在西北把收购皮货的业务真正活跃起来。天津沙逊洋行买办胡枚平的活动可说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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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册》，各年报告。
② 《关册》，1866年，天津，第88页；1868年，天津，第14页。
③ 《英国领事报告》，1864年，天津，第3页。


80年代初，买办胡枚平由于取得了与张家口有金融联系的天津票号、恒益裕行(Heng I yu Hong的译音，实是票号)的信用支持，才在张家口铺开了大规模收购皮货的局面。他在当地收购皮货时，经常用恒益裕票号的期票付款，而皮货卖主则将这种期票向当地与该票号有联系的店铺去兑现。至于胡枚平和恒益裕票号的债务关系，则在天津结算。①正是由于票号提供的信用，解决了资金调拨困难之后，西北皮货的收购和外销的业务才有大规模铺开的可能。与此相同，销往蒙古的洋货，以及由山西商人经营输往沙俄的两湖茶叶，也是由于天津票号的关系，都以天津为中转站而完成其贸易的全部过程。到了19、20世纪之交，天津的商业贸易又有了较大幅度的发展。频繁的商业交往中更显得金融机构的忙碌。难怪人们反映当时天津的金融组织在支持当地商业发展的重要作用时指出：天津商家往来，“于本地经营，以银号[指钱庄]为外库；于埠际贸易，恃票号为调节，……票号和银号之营业因之特盛，而其势力亦因之特大”②。实际上，天津钱庄在金融周转上常赖票号资本通融，其力量以及在支持商业上的作用，是远不及票号为大的。

此外，还可以从南方口岸厦门来考察票号在商业活动中的显著作用。据有关史料反映，厦门票号通过交汇和存款所收进的流动资金，通常是以低利贷放给有往来的钱庄，同时也对一般商店放款，但以对钱庄的通融金额为大③，在对外贸易中，厦门与南洋、新加坡联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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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字林西报》，1885年4月Ⅱ5日，第347—348页。
② 杨荫溥：《杨著中国金融论》，黎明书局1931年版，第274—275页。
③ 《支那省别全志》第14卷．第1029面．


向密切，每日进出口岸的轮船多至十余艘。各商号从事商业的营运资本，“动辄向票号汇借通扯”。有的材料透露：1891年，厦门全市商号向票号借款达六七十万两。夙具声誉的商号如厦门文圃茶叶店，一向采办武夷名茶，是一家拥有资本十余万两的商号。但是它在资金周转上，在很大程度上就借助于票号的支持。o而票号在支持商业的活动中，自然也获得重大的利益。如负有盛名的协同庆票号自光绪六年(1882年)在厦门开张后，“善于会计，熟悉情况，与各方往来交易，迄今十一、二年，获利已有十四、五方金”；他如“蔚长厚．、新泰厚亦获利各十万金”；新设立的协和信、源丰润及蔚泰厚“虽来厦未久，而获利亦不少”②。不论新开或旧设的票号，都在一定时期内获得不同数量利润的事实，从一个侧面表明了票号业务开展与厦门商业繁荣的密切关联。自然，当商业出现不景气时，票号也常因商号亏蚀而受到牵累。厦门源通银号原系当地汇丰银行买办叶鸩秋所设，多年来经营茶栈，一直与票号通融资金。1891年5月因周转失灵倒闭，使票号蔚泰厚、新泰厚都受到数万金的损失。③又如建茂钱庄，在厦门开设历有年所，夙称“资本富有”。这家钱庄除了经营存放款业务之外，兼营贩运贸易，在牛庄、天津、神户各地设栈运售各货。可是它一向依赖六家票号通融资金。1893年它亏蚀倒闭，票号源丰润、蔚泰厚、协和信、新泰厚、蔚长厚、协同庆都遭牵累，损失近十万两。④这些事例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票号经营的盈亏，是与商业活动的盛衰密切联系的。这种现象决非限于厦门一地，则又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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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申报》，1892年4月7日。
② 《申报》，1891年11月8日。
③ 《申报》，1891年6月20日。
④ 《申报》，1893年11月17日。


从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票号业的发展具体地表现在上述的两个方面。仔细地观察这两方面活动所产生的作用时，人们可以看到，从19世纪60年代发展起来的汇兑和垫解京、协饷的活动，无疑使处境险恶的清政府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取得了一个喘息的时机，使它能够比较从容地从一个方面处理由于农民战争所引起的财政困难。尽管汇兑官款的活动对票号自身的发展来说，有可能获得了充裕的营运资金，从而能够在较大范围内开展信贷活动，活跃社会经济。但是，从根本上说，汇兑官款的最大的得益者是清政府，这是毋庸讳言的。所以，人们把票号对封建政权的支持，视为票号资本封建性的体现，是信而有据的。引入思考的是，这种作用在过去被人们过分强调了，以致忽略了这种金融机构在商业贸易活动上所作出的贡献。从上述若干通商口岸的商业贸易活动的实况来看，票号的信贷以及它和钱庄的配合，加速了口岸和内地城镇商品流转的速度，同时也起到了扩大国内市场的作用。对于处在解体时期的封建中国的经济来说，不能否认，这种作用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所以，在考察票号这种经济组织的历史作用时，就应该全面地进行分析，不要因为它与封建清政府的密切联系，而忽视它在社会经济中所担负的使命和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正是着眼于这种经济关系，人们还应该注意到票号资本在它的长期发展历程中所发生的性质上的变化。详细地论述这个问题，显然不是本文的任务，只有容待以后讨论。


(原载《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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