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人家 2008-2-19 20:01
20世纪初期的中国钱庄和票号（《张国辉集》选）
20世纪初期的中国钱庄和票号
作者：张国辉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4-5-8 1:03:26发布)
20世纪最初十年间，中国社会经济由于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表现为深刻的矛盾和动荡。处在动荡岁月里的中国钱庄和票号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面临多种导致金融不稳的因素，诸如对外贸易连年人超，归还外债和偿付战争赔款等等。它们常常由于金融市场的紧张和混乱，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害。
在这十年中，中国市场由于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仍在持续扩大的过程中。从1900年到1910年，进出口总值从37000万关两上升到84300万关两，十年中增加1倍以上，贸易额增长的趋势与19世纪90年代一样，保持着很高的速度。但贸易的特点突出地反映在入超赤字的急速上升上。与前此十年相比较，19世纪90年代，贸易的人超额多数年份徘徊在四五千万关两之间；1899年是90年代人超数字最高的一年，赤字为6800万关两。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竟然有七个年份的人超赤字在一亿到一亿五千万关两之间，1905年最高，达21900万关两。①这表明这十年中对外贸易是在外国进口商品潮涌而来的景象中扩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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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海关进出口贸易货值统计报告，1900—1911年。
在这十年中，另一个导致中国金融市场波动的因素，是外债的付本还息和战争赔款的偿付。外债是国际金融资本在1895年《马关条约》之后，对华进行经济侵略的主要方式之一。20世纪最初十年，外国势力为攫取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而进行争夺的过程中，大多以贷款为诱饵，控制中国经济权益。甲午战争以前，清政府对外借款总额达4630余万两，全部外债占财政支出3％到6％。①当时清政府的财政尚能维持平衡。中日战后，《马关条约》规定中国须偿付日本军事赔款20000万两。清政府财政穷窘，只得举借外债偿付赔款。在列强争夺贷款的情况下，清政府先后举借了“英德借款”和“英德续借款”等外债，合计达库平银35000余万两。②1900年，义和团农民运动失败，“辛丑和约”在赔款一项上规定为关平银45000万两。清政府无力偿付，于是转变成为分39年摊还的长期外债，本息合计共达98200万余两。③据统计，自1894年到1911年，清政府所举外债共110项，债款累计超过了12亿两。1902年以后，按期偿付外债本息年达四千余万两，几占清政府财政支出的半数。所以，每到外债还本付息时节，上海的金融市场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不同程度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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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10页，补充吴煦在1862年为筹集进攻太平军军费向阿咖刺银行所借的4O万两。
② 徐义生：前引书，第22页。
③ 《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壬寅，户部奏》，《东华续录》卷198．第1页。
在这十年中，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另一重要现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它集中地表现在近代工矿企业的积极创建上。
甲午战争后，日趋严重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给民族工矿企业的兴建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思想基础。“设厂自救”和“抵制外货”的呼声，迫使清政府放松对民间自办实业的限制，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因之获得了一个短暂的发展时机。据统计，从1895年到1910年，17年中一共设立了资本在10000元以上的工矿企业490个单位，资本额达11100余万元，平均每年设立29个单位，资本655万元。①特别在1905年1908年抵制外货运动的推动下，国内出现了一次远较19世纪末为热烈的设厂高潮。新设厂矿所拥资本平均在33万元左右，个别企业甚至拥有高达100万元以上的资本②，而1906年和1907年是新式企业兴建最为活跃的两年，“估计每年投资额至少在三、四千万两以上”③。上海金融市场历来是新式企业吸收资金的主要场所。所以，新式企业在创建的活动中不能不与钱庄、票号发生通融资本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钱庄，尤其是票号在进入20世纪后经营活动上出现的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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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57页。
② 参见拙作《辛亥革命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6页。
③ 东亚同文会支那经济调查部编：《支那经济报告书》，1910年，第41号，第28页。
作为近代金融枢纽的现代银行，在近代企业初步发展的推动下，在这十年中也出现了明显的发展。前此十年中，国内只有一家由盛宣怀主持的中国通商银行于1897年在上海设立总行，发行货币，经营存放业务，并先后在汉口、北京、福州、天津、广州、镇江、烟台、香港、重庆和汕头等地设立分行。其后十余年中，先则有1905年设立的户部银行(两年后改组为大清银行)和1908年设立的交通银行，均为官办银行；同期中商办或官商合办银行则有浚川源银行(1905年)、信义银行(1906年)、信成银行(1906年)、浙江兴业银行(1907年)、四明商业银行 (1908年)、裕商银行(1908年)、浙江银行(1909年成立，后改称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北洋保商银行(1910年)和殖业银行(1911年)等。统计从1897年到1911年，先后设立的银行共有17家。①甲午以后，各省还设立了以发钞为主要目的的官银钱局有32家。②凡此种种，都反映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这十年中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钱庄、票号资本的性质及其业务活动自也因之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并出现某些新倾向。本文将在这个方面稍作探索，就正于读者。
一 钱庄业务活动扩大及其对外国资本依赖程度的加深
20世纪揭幕，国内爆发了义和团农民运动。南北各省主要商业城市的金融业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冲击。华北地区由于外国侵略军的暴行，损失严重。北京“合城……钱铺三百余家俱被匪徒勾结洋人，抢劫无遗”③。在天津局势最为混乱的6月间，外国侵略军在城内抢劫财物，无所不为。据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Detring，G．)报告，洋兵“由国库及商民所开钱庄，抢来宝银，计有十兆之多”④，可见损失之严重。上海的金融业虽然不像北京、天津那样遭到直接损失，但拥有资金的富商大贾，畏惧义和团的排外性，不敢在租界藏身，纷纷收集现金，避居内地，一度使上海金融市场出现银根紧张景象。1900年5月间，上海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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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全国银行年鉴》，中国银行1937年编。
②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第1008—1009页。
③ 仲芳氏：《庚子记事》，科学出版社版1958年版，第36页。
④ 《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1901年．天津．第5页。
拆息平均尚仅二厘二毫(即2.2％o)，6月间便上升到五厘四，最高时曾到达一分。①为防止挤兑和应付市面通货不足的困难，上海的汇划钱庄试行“同业汇划”方法，即“钱庄所出庄票，一律只能限于同业间互相划拨，一概暂不付现”，并在庄票上盖用“此票只准同业汇划，不得付现”的标志。②与此同时，清政府的上海道为了寻求外国金融势力的支持，与各国驻沪领事议订《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其中第五条规定：“沪市以钱业为大宗，而钱业须赖银行另拆转输，若银行不照常另拆，或到期收银迫促，钱市一有挤倒，各行生意必皆窒碍。……应请中外各银行东及钱业董事互相通融缓急，务使钱行可以支持”；第六条更订明：“钞票[指外商银行发行的钞票]应照旧行用，只须道台会同各领事出示晓谕，声明各行票本收银搭几成钞票，由各钱业照付。”③实际上，这两项规定明显地暴露了外商银行乘人之危肥自己肚肠的行径，它们以银行照常拆票为条件换取钱庄在付款中搭配钞票，说穿了无非是外商银行利用钱庄资力有限的弱点，借机扩大它的发钞业务，而发钞对于银行来说乃是一本万利的。
外国在华银行对于钱庄的控制，到20世纪初期，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它强烈地反映在外商银行对钱庄拆款数额的剧增上。19世纪80年代末，当上海金融市场的货币流转额“几及千万两”时④，外商银行对钱庄的拆票数额大抵在300万两左右⑤；到19世纪末，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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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编： 《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31页。
② 《上海钱庄史料》，第58页。
③ 《中外日报》，第668号，1900年6月29日。
④ 《字林沪报》，1884年3月28日。
⑤ 《字林沪报》，1879年5月23日，第475页；《北华捷报》，1879年5月27日，第514页。
上海市场货币流转额缺乏可靠的估计，但贸易、商业增长幅度远比20年前扩大是显而易见的。因之钱庄向外国银行的拆款数额已经常达七八百万两。① 20世纪初，上海钱庄资力仍然虚弱，自有资本一般还只在10万元以下，但往往经营七八十万元的交易②，外国银行的短期信贷自然成为钱庄不可须臾或离的神物了。及至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时，钱庄贷自外国银行的拆票款额高达8815000两。③这充分说明上海的钱庄在经三十余年经营之后，它的独立性反而相对减弱，而对于外国银行的依赖程度却与时俱增。其后果便是上海金融市场的消长，较前更加严重地听命于外国的金融势力决定的。
20世纪初，值得一提的是钱庄业务范围的扩大。钱庄的贷放对象在过去主要是以商业和对外贸易为主，对近代工矿企业间或有所通融，但数量有限。现在随同中国近代工矿企业的初步发展，钱庄的活动范围伸展到生产领域，比较积极地向近代企业提供放款，这确是钱庄业务活动中具有积极意义的发展。可惜由于史料散佚，有关这方面的记载，特别如各大钱庄的账册很少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以致人们难以对此进行比较全面的统计。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惟有(上海钱庄史料)一书所搜集的上海六家钱庄的账册，各家所留下的资料的完整程度互不相同，其中载有辛亥以前史料的仅三家，而其放款内容可供详细分析的仅仅一家。在有关近代金融史料严重缺乏的情况下，能保留这样几家钱庄史料供研究分析，也就算是难能可贵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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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申报》，1897年1月30日。
② 中国银行编：《各省金融概略》，1915年版，第213—214页。
③ 《北华捷报》．1911年11月18日。转见《上海钱庄史料》，第61页。
试就上述《上海钱庄史料》所载的福康、顺康恒兴三家各具一定代表性的钱庄的发展过程来看，它们的资本积累状况表明：福康、顺康资力较强，可以代表大型钱庄的情况；福康钱庄从甲午以后17年中，资本虽未见增加，但各年的盈余数额却是逐年递增的，尤以1903年到1906年，都在25000两左右。①)顺康钱庄从1905年到1910年，六年中多数年份的盈余也在15000两到20000两左右。②恒兴钱庄资力稍差，可代表中等偏上一类钱庄的情况，它在1905年到1910年，六年间也有多数年份所获利润在19000两到16000两左右。③顺便指出，这几年银钱业经营者之所以比较普遍地有利可得，实是与当时国内厉行抵制外货，夺回商品市场的形势密切相关的。
这三家钱庄的存款构成有一个大体一致的现象，即钱庄的“股东存款”所占比重都较低。大钱庄如福康、顺康，股东存款所占的比重甚至有逐年缩小的倾向；“工商存款”所占比重年有起伏，但其基本趋势是保持上升的；“私人存款”在钱庄存款总额中所占比重较大，而且到后期，其比重还见上升。不过，所谓与钱庄往来的“私人”中，有较大的一部分就是工商业者。所以，在“私人存款”名目下有相当数量的存款应该归人“工商业存款”的。这些数字有力地证明了钱庄与工商业联系密切这一人所公认的事实。可惜的是从账册中汇总的存款构成的数字，并未区分工、商两业，以致无法判断钱庄资本与近代工矿企业的联系所达到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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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上海钱庄史料》，第775页。
② 同上书，第811页。
③ 同上书．第833页。
钱庄放款向以信用放款为主，抵押放款为辅。按照惯例。钱庄贷予工商业户的长期贷款，往往以六个月为期，一般在阴历年终全部收回。只有少数信用卓著的工商往来户可以通融，转为过年放款。这种灵活的贷款办法自然给工商业者提供重大方便。所以。不少工商业者在当时宁愿与钱庄保持金融联系，而不与新兴的银行交往。不但如此，钱庄又由于外国银行的“支持”，它所签发的庄票在信用流通的信誉上，也在本国银行签发的本票之上。20世纪第一个十年，国内银行还不曾设立票据交换所，银行本票参加票据汇划还必须借助于钱庄。中国通商银行从1897年创办到辛亥之前，经常以拆票形式在钱庄置放一笔存款，1898年上半年，此项存款达192万两，1905年上半年，增达260万两，约占通商银行放款总额的60％。①事实上，这就是新式银行借重钱庄，开展银行的放款业务。所以，在新式银行开始兴起阶段，钱庄并未减弱它在金融市场上的固有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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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42页。
表1 上海三家钱庄的存款构成(1896—1911) 单位：两
| 福康钱庄| 顺康钱庄| 恒兴钱庄
年别
|存款 总额
|股东存款比例(％)|私人存款比例(％)|工商存款比例(％)|存款总额|股东存款比例(％)|私人存款比例％)|工商存款比例(％)|存款总额|股东存款比例(％)|私人存款比例(％)|工商存款比例(％)
1896|103152|28|39|33||||||||
1898|177547|9|42|49||||||||
1899|318988|10|44|56||||||||
1900|398244|8|36|56||||||||
1901|432563|6|43|51||||||||
1902|506292| 6| 47| 57||||||||
1903|547748| 20| 36| 36||||||||
1904|488951| 6| 40| 23||||||||
1905|768041| 2| 31| 17|283115| 6| 5| 41|557538| 18| 32| 22
1906|825123| 5| 23| 29|535705| 2| 13| 27|530579| 23| 27| 37
1907|817069| 2| 45| 41|286851| 2| 28| 67|483154| 23| 39| 35
1908|—|—|—|—|154797| 4| 54| 26|509701| 30| 39| 37
1909|—|—|—|—|237071| 2| 51| 47|639320| 22| 41| 37
1910|—|—|—|—|287914| 3| 35| 59|840196| 25| 33| 42
1911|—|—|—|—|419689| 1| 20| 39|540425| 28| 43| 29
注：上述各钱压在不同年度的存款中列有“机关存款”，本表未加计算。
资料来源：《上海钱庄史料》，第778、815、835页。
至于钱庄对工矿企业的放款，就目前所掌握的福康钱庄的史料来看：该钱庄从1898年以后，信用放款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贷放给工厂企业①，其中有厂名可查的便有：瑞伦丝厂、恒昌丝厂、燮昌火柴厂、纶华丝厂、又新纱厂、汉冶萍公司、公益纱厂、启新洋灰公司和华兴面粉公司等等②；而1902年到1906年，该钱庄的抵押放款中，贷给工业企业的还有宝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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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上海钱庄史料》，第784、785页。
② 同上书。
丝厂、恒昌丝厂和丰记油厂等。①这些企业在当时都是负较高信誉的单位。1910年的记载称：上海及近郊所设工厂，当时已有数十家，雇佣工人近30万人，这些工厂都是靠厂家向钱庄进行抵押贷款发放工资的。②这些事实表明，钱庄资本和工矿企业的金融联系在20世纪初期确在不断扩大，反映了钱庄资本性质上的变化，它是钱庄资本日益资本主义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来自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本国封建主义的阻挠，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民族资本主义工矿企业，到20世纪初，未能得到正常的充分发展。因此，与经济基础不够坚固和健全的工商企业相联系的钱庄，也不可能在正常的轨道上成长，它的业务活动常不免与工矿企业的要求处于脱节状态；而历史上钱庄资本沉湎于投机事业的消极性格在20世纪初发生的上海橡皮股票风潮中，也有充分地暴露，值得人们进一步分析。
20世纪初，由于交通工具改革，汽车、自行车工业日见发展，城乡交通工具人力车和畜力车的铁轮逐渐为胶轮代替，从而国际市场上对橡胶需要量迅速增长。1908年，英国橡胶进口值为84万英镑，次年便增为141万英镑③；同期中美国橡胶进口值也从5700万美元激增至7000万美元左右。④但橡胶的生产和供应。因自然条件和生产技术的限制，一时无法迅速增加。因此，国际市场上橡胶价格由于供不应求，频频上升。于是，1903年，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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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上海钱庄史料》，第784、785页。
② 《关册》，1910年，上海，第399页。
③ 密歇尔：《英国历史统计提要》 (B．R．Miehell：Abstract of HrstoicalStaiics)．1962年剑桥版，第301页。
④《北华捷报》，1910年5月13日，第392页。
一家英商麦边洋行便以经营橡胶园、采掘石油和煤，以及采伐木材等业务为名，设立兰格志拓植公司①，发售橡胶股票,广泛号召社会投资。
当国际市场上橡胶价格频频报涨时节，上海股票市场上橡胶股票的市价也同步上升。设在上海的外商洋行竞相设立橡皮股票公司。从1910年冬开始，上海橡皮股票的市价在长达六七个月的时间内，涨势始终旺盛。所以，到1910年，在上海开设的橡胶股票公司猛增到四十家之多。②当年的一项记载称：“上海股票公所之名簿上，该公司[指橡胶公司]又加三十五[家]，被撄资本银二千万两。且由上海兑款至伦敦购买该股份者，为数亦甚巨。”③这表明上海橡胶股票投机活动随着橡胶价格上涨，日见其狂热化。
在这一狂热的投机活动中，上海钱庄是主要的推波助澜者。它们不仅向投机商人提供短期贷款的方便，而且自己也积极收购股票，坐待行情报涨。不少买办兼钱庄主的商人在投机热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例如，新旗昌洋行(Sewan，Tomes & Co．)买办，同时又是上海正元钱庄主要股东陈逸卿④，广泛地利用了他与中外商业金融势力的联系，调动了与自己有往来的钱庄，如正元、谦余、兆康、会大、元丰和森源等庄的信用，同时又向外国在华银行拆借款项，大量收进橡胶股票。在陈逸卿活动的影响下，正元汇划庄也囤购橡皮股票价达三四百万两，谦余、兆康等十余家钱庄也有巨额股票购存。⑤有人估计：中国商人在这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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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陈旭麓等主编：《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第746页。
② 《北华捷报》，1910年6月10日，第602页。
③ 《宣统二年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总论，第1页。
④ 《申报》，1910年7月26日。
⑤ 参见朱斯煌编：《民国经济史》，第46—47页。
橡皮股票的交易中，投入上海市场的金额为2600万至3000万两，而投入伦敦市场的约为1400万两，因此，投入资金的总额约在4000万至4500万两。①上海钱庄手中可以调动的资金几乎完全被橡胶股票公司所吸收，以致正常的贸易活动强烈地感觉到缺乏流动资金的支持。②
1910年6月，国际市场上橡胶行情出现下跌倾向。伦敦市场在7月间，每磅橡胶价格还高达十二先令五便士，到七月底便降低到九先令三便士③，而且明显表现为继续下降的倾向，这一现象立即影响上海橡胶股票行情的波动。1910年3月间，上海市场上十股橡胶股票的售价是70两，到9月至12月间，同等数量的橡胶股票的价格就只值七两。④当时积存大量橡胶股票的正元、谦余、兆康三钱庄都因橡胶股票猛烈跌价，资金周转失灵，不得不于7月15日和16日闭歇，亏公私款项达数百万两⑤，同时使数十家钱庄受到牵累。这三家钱庄所欠洋行庄票共计150万两。⑥因之，上海金融市场便露出不稳征象。这时外国在华银行立即扬言要“将所放之款收回”⑦，加剧了上海金融市场的紧张程度。当时外商银行对上海钱庄的拆款，据称在1100万到1300万两之间⑧，已经成为维持上海金融市场货币流通的一支重要力量。因此，外商银行这时宣称收回拆款，无异雪上加霜，加速上海金融危机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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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投入上海市场购买橡皮股票的金额见《北华捷报》，1910年9月23日；投入伦敦市场的金额见《通商汇纂》，明治44年第22号，均转引自菊池贵晴作、邹念之译：《清末经济恐慌与辛亥革命之联系》，《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辑，第72页。
② 《北华捷报》，1910年6月10日，第603页。
③ 参见菊池贵晴：前引文，第72页。
④ 《关册》，1910年，上海，第400页。
⑤ 《东方杂志》第七卷，第七期，第96—97页。
⑥ 参阅《上海钱庄史料》，第78页。
⑦ 《东方杂志》第七卷，第七期，第96—97页。
⑧ 菊池贵晴：前引文。第73页。
在市场出现紧急情况下，清政府的上海道蔡乃煌不得不出面周旋。他向汇丰、麦加利、德华、道胜、正金、东方汇理、花旗、荷兰和华比九家外商银行乞借350万两，另由道库拨官款300万两，贷给几家主要的钱庄和银号，如源丰润银号，德源、原吉钱庄等①，暂时缓和了上海金融市场的颠簸程度。
但到了9月，恰是每年缴付庚子赔款的期间，当年应支付190万两。蔡乃煌所掌管的道库竟“库空如洗”，而上海市面由于正元等钱庄破产而形成的紧张状况一时未见松弛，蔡所拨借给源丰润等庄号的官款无法及时收回。上海道只得请求度支部“饬大清银行拨二百万两以救眉急”②。不料这一请求招致度支部强烈反感。后者斥责蔡乃煌接管道库以来，“屡以周转不敷，请部接济”，这次又“以市面恐慌为恫吓，以还期迫促为要求”，实则是“罔利营私”，“不顾大局”，建议清政府予以“革职”处分，并勒限两月内“将经手款项缴清”③。于是，蔡乃煌只得向贷借官款的钱庄、银号逼还借款。惊魂未定的上海金融市场遂转入高度紧张状态。
在举借上海道库官款的庄号中，源丰润是大户；有记载反映，它所借的官款计达120万两。④这是一家由宁波巨商严信厚、严义彬父子经营多年的银号，在全国各省和主要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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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上海钱庄史料》，第76、80页。
② 《上海钱庄史料》，第68页。
③ 《度支部奏劾江苏苏松太道蔡乃煌玩误要款奉谕革职，并令将经手款项勒限两个月缴清》，《东方杂志》第七卷，第七期，1910年9月，第122页。
④ 《大公报》．1910年10月15日。
业城市如北京、天津、广州、杭州、宁波、厦门、福州等地共设有17处分号。这些分号都与当地的钱庄及商号有广泛的金融联系。在蔡乃煌为上海道库厉催官款的情况下，迫使源丰润周转失灵，于1910年10月8日宣告清理，亏欠公私款项2000余万两。①它设在各地的分号也同时告歇，这便在较大范围内引起强烈的金融波动。例如，它设在北京的分号原是“京中极大之商号”，在上海总号搁浅的消息到达北京时，分号立即主动向有关部门自请查封。北京城内即时出现“银根大紧”，金融界恐慌，城内十六家钱庄因之停业。②据《申报》报导：“北京内城永顺、永祥、北德胜、德兴厚、和丰通、同义长及报房胡同德成，外城乾昇、义丰、天太厚等钱铺均被挤轧，且有多家不敷周转，相率倒闭。”③源丰润天津分号搁浅时，同时震动了天津的金融市场。事经天津商务总会出面，请大清、交通、志成和直隶四银行筹银100万两，为各商号作抵押借款，才勉强维持了市面的平稳。④源丰润广州分号闭歇时，也造成广州、汕头两地银根奇紧，广州总商会邀请大清、交通及西关银行忠信堂各商集议，维持市面。⑤他如杭州、苏州、宁波各地也都曾因之出现金融危急和挤兑的现象。⑥总之，源丰润破产的事件表明，发生于上海金融市场的重大变动，迅速引起全国各主要商业城市的金融动荡，这个事实有力地说明全国性的金融市场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显然已经形成；因之在这次危机中，作为金融中心的上海自然承受着最为严重的损失。1910年，上海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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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东方杂志》第七卷，第十期，1910年10月，第130页。
② 《北华捷报》，1910年10月14日。
③ 《申报》，1910年10月18日。
④ 《东方杂志》第七卷，第七期，1910年7月，第131页。
⑤ 《申报》，1910年10月18日。
⑥ 《申报》，1910年10月11日；《北华捷报》，1910年10月14日；《关册》，1910年杭州，第498—499页；《关册》．1910年，苏州，第484页。
总会就源丰润事件向清政府的军机处、度支部、农工商部及两江总督、江苏巡抚所发的电文中，极其惶恐地陈述：“沪市日来庄汇不通，竟如罢市。上海工厂数十家，工人二三十万人，一旦停工，于商业治安，均有关系，事机危迫，应请代奏。”①延及1911年三月下旬，又有大票号义善源受源丰润银号牵累，又以负债1400万两宣告破产。②使不稳的金融市场更增动荡。
事实表明，20世纪初上海金融市场在橡胶股票投机的诱发下，遭到外国金融势力的冲击和清政府错误措施的双重压迫。一直在孕育中的金融风潮到1910年在上海已成为难以抗拒的形势了。恰在这种情势下，惴惴不安的钱庄又遇到武昌起义政治风暴的冲击，以致上海市场银根极度紧张，日拆在当年十月最高时达八钱三分，平均则在七钱八分左右徘徊③，存户提款，纷至沓来，“几人山阴道上”，以致又有多家钱庄挤倒。④上海的情况表明：1910年南北市尚有钱庄91家，源丰润事件后减为51家，到辛亥革命发生后，就只剩下28家了。⑤银钱业遂表现为暂时的中落。不过钱庄业并未因短暂的中落而一蹶不振；当政治形势趋于稳定，贸易与商业重见活跃时，钱庄业又见东山再起，显现其固有的活力。这大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和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了重大发展之后。对于这个变化的分析，不是本文的任务，有待于专门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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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东方杂志》第7卷，第十期，1910年10月，第130页。
②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藏义善源倒闭案档案》，转见《上海钱庄史料》，第88页。
③ 《上海钱庄史料》，第620页。
④ 《申报》，1911年10月21日。
⑤ 《上海钱庄史料》，第188页。
二 票号业的活动基本上蹈常袭故，从鼎盛转向衰落
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清朝道光初年的票号业，在一个世纪以来发展的总趋势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它经历了上一世纪60年代重大发展时期；进入20世纪初期，又戏剧性出现了大起大落的景象，但在辛亥革命政治风暴冲击下转向衰落，延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趋于消亡。
20世纪最初十年是票号业大起大落的年代。发生于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侵略军的凶残镇压，给京、津地区造成了重大破坏。设在这一地区的票号如声誉夙著的蔚太厚、蔚丰厚、天成亨、新泰厚、蔚盛长等家，在动乱中都遭到洗劫，损失奇重。①当时也有一部分票号，对时局的变化有所警惕，及时收缩业务和资本。大德通票号祁县总号就是如此。它在事先通知各分号“及早收敛，设法趋避”②，避免了损失。不过从票号的整体来看，这一次动乱对它的损害并不严重。从事票号业的商人比较一致地认为：“庚子之乱，受伤者不过直鲁两省”，是“肢体之伤”，而非“心腹之害”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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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蔚泰厚资本家侯从杰控诉号伙张石麟呈》，1905年。
② 《大德通票号总理高钰复静轩信》，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七日。
③ 韩业芳：《调查山西票号记》，转见卫聚贤编：《山西票号史》附录，第3l2页。
庚子事变期中，票号业严守信用，对于存户的提款毫不留难，有的甚至主动“推还存款”。因此，事变过去后，票号的信誉大增，以致“官商士庶皆知票号之殷实”，于是官款(税款、军饷、协款、丁漕等)、私蓄(贵族达官的宦囊和绅富的家藏)“无不提携而来，堆存号内，大有挥之不去之势”①。所以，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票号的业务比以前反而获得了更大的发展。
这种发展直接表现在经营汇兑的区域进一步扩大。如果说19世纪后半期，在国内外贸易发展的推动下，票号在沿海口岸和西南、西北地区建立了业务据点，上海、福州、汉口、厦门、南昌、桂林、昆明、兰州等地先后成了票号营业发达的地区；那么，进入20世纪以后，除了经济发达地区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扩充之外，又进一步发展到西北边陲，以及东北地区，如在西藏、宁夏、热河、黑龙江、吉林、锦州、长春等地，也都建立了新的经营据点；而且还在香港和国外的朝鲜仁川、日本大阪、神户、东京等处设立分号。②总计这时在国内外设庄地点约在100处左右，从而使旧有的汇兑网得到了新的扩充。
与汇兑网扩充同时出现的是，票号汇兑款项也有了明显的增加。1906年，日昇昌票号十四个分号收交汇兑银两达32225204两，平均每家分号收汇银两在2310800两。③另据1907年蔚长厚汉口分号收交汇兑银两统计为3385260两，其中以商业汇兑为主，占93％以上。④一家票号的分号在一年之内经手这样巨额汇兑数额，远远超过了19世纪八九十年代它的全年经营额。这个事实非常有力地说明了票号力量的增强和营业范围的扩大。由于史料散佚，我们目前还难以具体反映票号业务全面发展的景况，只能借用日昇昌、蔚长厚这几家资力比较雄厚，声誉比较显赫的票号的营业状况作为典型，反映这一时期票号业务有重大发展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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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严慎修：《晋商盛衰记》，转见卫聚贤：前引书，附录，第317—318页。
② 参见黄鉴晖：《山西票号的起源与性质》，《 山西票号研究集》第1辑，第52—53页。
③ 见《日昇昌票号各分号总结账》，《山西票号史料》。
④ 见《蔚长厚汉口分号光绪三十三年总账》。《山西票号史料》。
一客观事实。自然，我们还可以从票号结账的盈余总额分配中红利增长的状况补充说明上述事实。例如，大德通票号在长达20年的结账记录中，表明这家票号随着资本额的增加，盈利额和每股分红额也同步上升。1888年，这家票号拥有资本10万两，当年盈余24700余两，每股分红为850两；20年中该票号以每届四年为一个账期，进行一次红利分配；到1908年，资本累积到22万两，从1905年到1908年，这一账期，共获盈利743000余两，每股分红为17000两。与1888年账期的分红额相比较，增加到20倍。①又如1903年设立的锦生润票号，创办资本32000两，当年盈利7380两，占资本额的23.1％；到1906年，资本增为64000两，当年盈利51948两，为资本的81．2％，其红利与1903年相比，已在六倍以上。②这些事例充分反映了票号业在20世纪初期确实进入了大为发展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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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德通票号盈利增长状况,见表2。
② 《中央银行月报》第7卷，第1号．第28—29页．1938年1月版。
应该指出，这一时期票号业的大发展是与清政府每年必须偿付外债和赔款这一事实有密切关系的。前面曾提到，从1902年以后，清政府偿付外债本息年达4000余万两。这笔款项中的相当大的部分是由各省、关的财政收入负担的。它们每年必须按期解往上海海关道。当时各省关解运公款，主要依赖票号汇兑，这就为票号业务迅速发展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甲午以后，清政府交由票号汇兑的各项公款数额，年各不同，但其趋势是持续上升的。据统计，1894年至1899年，六年中平均每年交由票号汇兑的公款(包括京、协饷，债，赔款及洋务经费等)为479万余两；而1900年至1910年，11年中平均每年则达979万余两，增长一倍以上。各年度公款汇兑的数字：在90年代中期年约五六百万两，但到1899年超过1000万两；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就有六个年度超过1000万两，而1905年至1906年的公款汇兑各在2000万两以上。①如此巨额的公款汇兑，使得票号手中经常掌握着大量的营运资本。从而在票号的业务活动中如何为这一批营运资本开辟有利途径，就成了不容忽视的问题。所以，进入20世纪以后，票号资本的贷放活动就成了该业在汇兑之外的另一重要业务了。
表2 大德通票号盈利增长状况(1888—1908)
年 别| 资本(两)|盈利总额:两|占资本的％|每股分红额:两|股利增长指数
1888| 1001300| 24723| 24.7| 850| 100
1892| 130000|?| ？|3040| 357.6
1866| 140000|?| ？|3150| 370.6
1900| 160000|?| ?|4024| 473.4
1904| 180000|?| ？|6850| 805.8
1908| 220000| 743545| 413.1|17000| 2000.0
资料来源：卫聚贤：前引书，第56、60、62页。
票号大抵是通过钱庄进行放款的。1906年见之于上海的一项记载反映：“以汇划卖买为专业的山西票号现金之办理，一切皆依托钱庄为之，与钱庄随时结账，常有存贮于钱庄，而未尝不足。”②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上海福康、恒兴、顺康等钱庄的账册中都记有与票号蔚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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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详见《山西票号资料》，第四章有关统计。
② 《日本驻上海领事泷久吉报告》(1906年)，转见潘承锷：《中国之金融》上册。
厚、大德通、百川通、义善源、濬川源、大德昌和天顺祥等通融资金的活动。①这种情况自然不限于上海一地。北方重要口岸天津的钱庄与票号的关系一向也非常密切。庚子事变前，山西票号在天津的放款达1000万两②，人称天津市面“恃山西票庄之现银为之周转”；庚子事件发生后，票号在社会秩序混乱中“渐次收回现银”，便使天津“市面为之奇窘”③。当票号暂停贷放资金时，天津的钱庄便痛感无力开展业务。
值得着重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票号除了对钱庄进行商业放款外，也开展了对近代工业企业发放贷款的业务，虽然其数量不大。对近代企业所起的作用也不显著，但就票号业务活动的演变来说，这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回顾19世纪六七十年代，当中国近代企业处在发动时期，人们始终不曾发现票号与近代企业之间有什么金融联系的事例；直到80年代后期，这方面的情况才开始有所反映。1887年，以李鸿章为后台的中国铁路公司为修筑津沽铁路，曾求助于山西票商，争取票号资本的支持。④同年，云南天顺祥票号经理王炽受巡抚唐炯委派，为云南铜矿承担招股业务，“分赴川、广、汉口、宁波、上海等地招股”⑤。不过，这些活动还只能说是票号与近代企业在资金通融上的初步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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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图书资料室收藏：《上海顾康钱庄汇账》，《上海恒兴钱庄永固鸿基账》，《上海福康钱庄彩账》。
② 《大公报》，1903年6月14日。
③ 《大公报》，1908年5月6日。
④ 《北华捷报》．1887年4月29日，第458页。
⑤ 唐炯．《筹议云南矿务疏》(光绪十三年)，《皇朝经世文续编》。
进入20世纪后，在中国近代企业有了初步发展的条件下，票号对于工矿企业的放款比起19世纪后期就大胆得多了。有实例可据的如：上海源丰润银号在1910年前对汉冶萍公司投资近13000两，对宁波通久源纱厂投放资本84000余两，对宁波海口商轮投资7400两，对通州大生纱厂投资9000两，对宁波通利原油厂投资2200两，对海州海丰面粉公司投资19000两等等。①如果说上一世纪后期，票号与近代企业的联系只限于有限的贷款，那么现在它已经发展到相当数量的投资，这在票号发展历程中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动向。同时，这种关系的存在也并非只限于上海一地。设立在辽宁省营口的东盛和工商业五联号在东北地区是一家很有影响的企业，这家联号中包括东生怡、昌平德二家机器榨油厂。整个联号(即五家厂、商)拥有“柜伙、机匠、火工人等不下千人”。它是由广东南海巨商叶雨田主持的；而叶在经营这家联号的活动中，票号成了他取得运营资本的主要依靠者。这家企业到1907年发展成为拥有“一百余万产业及股票”的大户。②当这家企业经营失败宣告破产时，它亏欠票号资本高达200万两以上。③足以证明它与票号在资本融通上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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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源丰润倒闭借款档案》，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藏稿。
② 罗贻：《东盛和债案报告》卷Ⅱ，转见黄鉴晖：前引文，《山西票号研究集》第!辑，第54页。
③ 参见黄鉴晖：前引文，第55页。
此外，票号在清末修建铁路和开发矿山的活动中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20世纪初，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动和领导的收回路矿斗争的过程中，票号曾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例如，从1904年开始酝酿而于1908年成立的山西保晋矿务公司通过曲折的斗争，向英国福公司赎回山西矿权的历程中，在资金上主要就是依靠票号的支持。所以，保晋公司在集股工作上特别重视平遥、太谷、祁县和榆县四处的股金。人所共知，这几个县都是山西票号的总号的所在地。①无怪人们一提到保晋公司的复杂斗争时，总是着重指出票号的积极作用。及至保晋公司投入生产后，它的营运资本仍然在较大程度上依赖票号信贷的支持。②
在支持商办铁路的活动中，票号的态度也比较积极。纵贯山西全省的同蒲铁路在筹建过程中，得自票号的贷款达57万两。③事实上同蒲铁路所筹资本只有292421两，而向各处商号借款则为720067两。④由此可见，同蒲路所借的商款中，绝大部分来自票号资本。又如1907年由官绅合办改为商办的川汉铁路公司在重庆、宜昌、成都、上海四地广泛集掖股款时，都是分别储存在上述四地的票号和其他商店，其数额计达681万余两⑤；仅宜昌一地截至1908年3月，川汉铁路股款储存在当地商铺庄号的有310万两，而交三晋源、协同庆、天成亨、蔚长厚、蔚丰厚、义善源、宝丰隆、天顺祥、存义公、蔚盛厚和新泰厚等11家票号收存的股款则达106万余两。⑥与此同时，票号还曾为粤汉铁路总公司和河南铁路总公司收存股款。⑦票号为商办铁路公司收存股款的活动，实际上就是表明它们之间存在着融通资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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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山西保晋公司报告书》，《时报》，1910年10月24日。
② 《新闻报》，1912年8月16日。
③ 《财政部调查各省财政金融有关文书》(1915年12月29日)，件藏中国第二档案馆。
④ 《交通部路政篇》，第239页。
⑤ 《申报》，1908年1月18日。
⑥ 《申报》，1908年5月23日。
⑦ 粤汉路铁路公司情况见《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袁树勋奏折》(宣统元年十月二日)：河南铁路公司．见《大公报》．1908年4月28日。
至于与票号保持联系的一些近代工业企业利用票号分支机构众多的特点，委托它在全国各地代招股金、收存股款的事例更是屡见不鲜。1904年，河南省均窑磁业公司委托大德通票号在开封、上海、汉口、北京等地的分号代其招徕股金，填发股票等事宜①；天津万益机器制造毡呢有限公司委托当地源丰润票号代收股金②；商办金陵自来水有限公司在向各地招徕股金时，设立在上海的义善源票庄、源丰润票号、天津的义善源分号和北京的源丰润分号均受该公司委托，代其办理集股事宜。③河南广益纺纱公司在1906年招集股金时，日升昌、存义公等票号均受委托，代为收储。④事实上，到了20世纪最初十年，在近代企业初步发展的推动下，票号为工业企业办理集股工作的，当然不限于上述负有盛誉的几家。而票号与近代企业发生金融联系这一事实不能不是富有时代意义的。它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只要存在着优厚利润的刺激，票号资本同样会从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流注，分享产业资本的利润。所以，有的论者过分强调票号资本的封建高利贷性格，忽略了它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在性质上所发生的变化，显然是与历史实际不相符合的。
但是，当票号业务日臻繁盛，票号资本逐步向生产领域试探的时节，它却遇到了新的金融势力的竞争。首先是来自现代银行的挑战。从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之后，到1911年，国内一共设立了官办和商办银行17家。它们所拥资力虽各不相同，但都以开展汇兑为主要业务之一。这便使一向以汇兑业务为主的票号受到影响。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之初，掌握银行全权的盛宣怀嘱咐董事会：“惟承汇官商款项，必须格外迁就招徕。”其方法之一，就是尽可能降低汇费，“甚至当差无利，亦须承接，……汇丰银行汇票不赚不做，通商银行汇票不赚亦要收，况西号[指票号]亦未必有此章程”①。不言而喻，通商银行发动争夺汇兑业务，首先就是向票号业下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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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东方杂志》，卷1，第8号．第115页，1904年8月刊。
② 《大公报》，1906年9月18日。
③ 同上。
④ 《大公报》．1906年3月2日。
1898年，盛宣怀进一步向清政府请求，强调通商银行创办一年，但能否“扩充中土之商力，收回自有之利权，其枢机必视京外拨解官款是否皆归通商银行为旋转”。他恳求清政府“敕下户部通行各省关，嗣后凡存解官款，但系有通商银行之处，务须统交银行收存汇解”②。与此同时，他又致函户部尚书王文韶，陈述通商银行试办一年来的情况，着重指出各省关官款并无交通商银行汇兑，“恐贻外人耻笑”，请求户部咨行各省督抚、藩司、监督在汇兑官款时，“虽不能尽交银行[指通商银行]，须有得半之数交存汇兑，亦可以壮观矣，否则于奉旨特开之通商银行似太落寞”③。经过盛宣怀多方拉拢，通商银行在官款的收存和汇解上确也获得一定的数额。但各省关道与票号毕竟是多年往来，利害关系很深。所以，盛的钻营在一时间对票号还不构成很大的威胁。
可是继通商银行之后，又成立了两家官办银行，即1905年成立的户部银行(1907年改称大清银行)和1907年的交通银行。它们利用清政府给予的特权，对票号所造成的威胁就远在通商银行之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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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通商银行董事会文件》第1卷，转见《中国第一家银行》，第120页。
② 盛宣怀：《愚斋存稿》卷2，第31—32页，1916年版。
③ 北京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教研室整理：《盛宣怀未刊信稿》，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7页。
户部银行总行设在北京，另在上海、天津、汉口、库伦、恰克图、张家口、烟台、青岛、营口、奉天等地设立分支行。1906年，清政府批准：凡设有户部银行分支行处的地方，“应行汇解存储款项，均可随时与该行商办”①。嗣后又在《议改各省解款章程》中规定：“凡各省如有应行解部之款，一律由户部银行总交京师，其未设银行之处，暂仍其旧，待银行成立之后，再改归新章。”②此项规定严重地影响了票号的汇兑业务，实际上也就是减弱了它所能周转的营运资本的力量。
然而，严重的情况并未到此止步。与户部银行同年创设的还有四川省的濬川源官银行。它是成立省银行之滥觞。这家银行的章程也赫然订明：“银行作为官商合赀有限银行”，对“川省每年外兑京、协、赔款各饷，拟以三成归银行，七成归各票号承兑”，“嗣后如有票号退领公款，即将该款归并银行领汇”；而“川省应解上海出使经费，如数交由银行领记”，“所有铁路出入款项，酌归银行分办”等等。③
到了1907年Ⅱ2月，又有邮传部奏设交通银行，并于1908年2月在北京设立总行。当年便在天津、上海、汉口、广州设立分行，次年又增张家口、营口和开封三地分行。1908年，该行经汇的官款便达620余万两，商款3400余万两。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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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光绪三十三年十月，银行科北档房呈．裕字第九号》，《度支部档案》。
② 《大公报》，1907年1月1日。
③ 《四川省创办银行折．附单》(光绪三十一年181B初六日)，《锡良遗稿》，第1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83—487页。
④ 《邮传部第三次统计表》(宣统元年)，《邮传部档案》，交通银行，卷65，转见《山西票号史料》(油印本)。
这三家银行利用各自所握的权力，在汇兑业务上因利乘便，有力地削弱了票号一向据有的优越地位。比如户部银行创立后，向来由票号承兑的广东京饷，便分由户部银行广州分行和各票号共同汇兑。1908年，广东第三批京饷41000余两，就是由户部银行广州分行和志诚信、天顺祥、百川通、义善源、和日升昌等著汇丰银行汇票不赚不做，通商银行汇票不赚亦要收，况西号[指票号]亦未必有此章程”①。不言而喻，通商银行发动争夺汇兑业务，首先就是向票号业下手的。
1898年，盛宣怀进一步向清政府请求，强调通商银行创办一年，但能否“扩充中土之商力，收回自有之利权，其枢机必视京外拨解官款是否皆归通商银行为旋转”。他恳求清政府“敕下户部通行各省关，嗣后凡存解官款，但系有通商银行之处，务须统交银行收存汇解”②。与此同时，他又致函户部尚书王文韶，陈述通商银行试办一年来的情况，着重指出各省关官款并无交通商银行汇兑，“恐贻外人耻笑”，请求户部咨行各省督抚、藩司、监督在汇兑官款时，“虽不能尽交银行[指通商银行]，须有得半之数交存汇兑，亦可以壮观矣，否则于奉旨特开之通商银行似太落寞”③。经过盛宣怀多方拉拢，通商银行在官款的收存和汇解上确也获得一定的数额。但各省关道与票号毕竟是多年往来，利害关系很深。所以，盛的钻营在一时间对票号还不构成很大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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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通商银行董事会文件》第1卷，转见《中国第一家银行》，第120页。
② 盛宜怀：《愚斋存稿》卷2，第3l—32页，1916年版。
③ 北京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教研室整理：《盛宣怀未刊信稿》，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7页。
可是继通商银行之后，又成立了两家官办银行，即1905年成立的户部银行(1907年改称大清银行)和1907年的交通银行。它们利用清政府给予的特权，对票号所造成的威胁就远在通商银行之上了。
户部银行总行设在北京，另在上海、天津、汉口、库伦、恰克图、张家口、烟台、青岛、营口、奉天等地设立分支行。1906年，清政府批准：凡设有户部银行分支行处的地方，“应行汇解存储款项，均可随时与该行商办”①。嗣后又在《议改各省解款章程》中规定：“凡各省如有应行解部之款，一律由户部银行总交京师，其未设银行之处，暂仍其旧，待银行成立之后，再改归新章。”②此项规定严重地影响了票号的汇兑业务，实际上也就是减弱了它所能周转的营运资本的力量。
然而，严重的情况并未到此止步。与户部银行同年创设的还有四川省的濬川源官银行。它是成立省银行之滥觞。这家银行的章程也赫然订明：“银行作为官商合赀有限银行”，对“川省每年外兑京、协、赔款各饷，拟以三成归银行，七成归各票号承兑”，“嗣后如有票号退领公款，即将该款归并银行领汇”；而“川省应解上海出使经费，如数交由银行领记”，“所有铁路出入款项，酌归银行分办”等等。③
到了1907年12月，又有邮传部奏设交通银行，并于1908年2月在北京设立总行。当年便在天津、上海、汉口、广州设立分行，次年又增张家口、营口和开封三地分行。1908年，该行经汇的官款便达620余万两，商款3400余万两。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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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光绪三十三年十月，银行科科北档房呈，裕字第九号》，《度支部档案》。
② 《大公报》，1907年1月1日。
③ 《四川省创办银行折·附单》(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初六日)，《锡良遗稿》．第1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83—487页。
④ 《邮传部第三次统计表》《宣统元年》，《邮传部档案》．交通银行，卷65，转见《山西票号史料》(油印本)。
这三家银行利用各自所握的权力，在汇兑业务上因利乘便，有力地削弱了票号一向据有的优越地位。比如户部银行创立后，向来由票号承兑的广东京饷，便分由户部银行广州分行和各票号共同汇兑。1908年，广东第三批京饷41000余两，就是由户部银行广州分行和志诚信、天顺祥、百川通、义善源、和日升昌等著名票号汇兑到京的。①1910年，该省应解盐厘、俸饷银、地丁等项银12万两，也“由广州分行及协成乾[票号]等汇解江海关兑收，备还英德[借款]本息”②。又如福建省官款汇兑向由源丰润、蔚长厚、蔚泰厚、新泰厚四家票号分做；户部银行福建省分行设立之后，便与这四家号商商准，将官款汇兑改为“五分平摊”③。其他如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各省，大致都将应解官款分由户部银行设在各地的分行和票号共同承办汇兑业务。过去汇解饷项中的缺额向由票号垫款，现在也改由银行垫款。安徽省在1911年汇解饷项就是如此。④特别是到了20世纪初，各省官银钱局纷纷设立，其主要业务虽是发钞，但也参与汇兑活动。如江西省1904年债赔款2175000余两，就是全部由该省官银号汇兑。⑤1905年的债赔二款2597000余两，其中交官银号汇兑的为2577000余两，居99％以上，票号所获之汇兑额竟不到1％。⑥广西省的情形也颇相似。1905年，该省债赔二款全归广西官银号办理。⑦这时全国各省共设有官银号计38处，它们或多或少都参与汇兑业务⑧，无疑影响了票号的汇兑数额。统计各年档案记载：1906年，票号汇兑公款数额最高，曾达2250余万两，其后逐渐下降，到1911年，便只有530余万两，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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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两广总督张人骏奏折》(光绪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宫中朱批奏折》。
② 《两广总督袁树勋为解还英德洋款奏折》(宣统二年七月初一日)，《军机处录付折》。
③ 户部银行总办事处：《福建省分行往来函件》(宣统元年正月立卷)，《度支部档案》。
④ 《安徽巡抚朱家宝为息借大清银行款银奏折》(宣统三年五月十七日)，《军机处录付折》。
⑤ 《江西巡抚夏时奏折》，《军机处录付折》。
⑥ 《江西巡抚胡廷斡奏折》，《军机处录付折》。
⑦ 《广西巡抚李经羲折片》(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军机处录付折》。
⑧ 见《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008—1009页。
乎减少了四分之三以上。①与此同时，交由票号汇兑的工商业汇款也同样下降，其数量虽缺乏确切的统计，但可借用1909年交通银行的汇款构成作间接证明。这一年交通银行收汇19705000余两，其中工商业汇款为15205000余两，占77％；而交汇为2074万余两，工商业款为1900万余两，占91％。②这是仅就当年交通银行的汇兑情况变化而言，而这两笔工、商业收、交汇兑，前此原是由票号经营的。因此，就公私款项汇兑变化而言，票号受国内银行和官银钱局的竞争，严重地减少了官私款项的汇兑业务。一位长期经营票号业而很有见识的经理人李宏龄在回顾票号业进入20世纪后，逐渐陵替的历程时，曾明确地指出：“自甲午庚子以后，[票号]不惟倒欠累累，即官商各界生意，亦因见萧条。推原其故，固由于市面空虚，亦实以户部及各省银行次第成立，夺我利权。”③官银钱号恰是各省省立银行的前身，它们的活动迫使票号转入衰落的作用是毋庸讳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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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编：《山西票号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② 《邮传部第三次统计表》，《邮传部档案》，交通银行卷号65。
③ 李宏龄：《山西票商成败记》．转见卫聚贤：《山西票号史》．第19—20页。
况且，到了20世纪初，外国在华银行在垄断国际汇兑之余，也极力挤入中国内国汇兑，与国内金融组织争夺内汇业务，这对票号业无异乎雪上加霜。就目前所接触到的材料来看，19世纪90年代，外国在华银行拓展业务，对中国旧有金融业特别是票号的威胁，已经引起社会注目。甲午战后，舆论界在主张自设银行的议论中，一再指出：“现在西人在华设立银行，华人皆趋之若鹜。华人不信本地之钱庄，而信外国之银行者，以其本大而可靠，牵制多而不易倒闭也”；“无论西人有银皆存银行[指外国在华银行]，而华人亦不嫌其利之薄，乐于存放，宦途充裕者无不以银行为外府。于是银行之资本愈大，转运愈灵，各票庄无不仰其鼻息。”①外国金融势力侵夺旧有金融业的利益，即使在清政府的官员中也不乏这方面的认识。江西巡抚李勉林在20世纪初曾指出： “近年通商口岸洋商亦多设银行，西商[指山西票号]之利，稍为所夺。”②关于这一方面，天津汇兑业情况的变化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天津对上海棉纱款项的汇兑年约10013万两，其中由外国银行经办的竟占有半数，钱庄、银号占30％，票号仅占20％。③这一事例非常明显地反映了天津票号汇兑业务受到外国在华银行
面临国内银行成立后的新情况，以及外国银行争夺内汇的威胁，多年经营票号而具有新倾向的某些票号经理人，日益意识到客观情况的急骤变化，对票号主提出了不少剀切的说明，其中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李宏龄就作过非常全面的分析。他认为甲午、庚子之后，票号经营渐见困难的原因，“固由于市面空虚，亦实以户部及各省银行次第成立，夺我权利；而各国银行复接踵而至，出全力与我竞争。默计同行二十余家，其生意之减少已十之四五，存款之提取，更十之六七也。即如户部银行所到之处，官款即归其汇兑，我行之向做交库生意者，至此已成束手之势。我行存款，至多向不过四厘行息，而银行则可得五六厘，放款者以彼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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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申报》，1896年7月26日。
② 《江西巡抚李勉林复奏》，《申报》，1901年7月2日。
③ 根岸佶：《天津票庄》，见《天津商业总览》．第4卷．第412—413页。
多，遂提我之款，移于彼处。且彼挟国库、藩库之力，资财雄厚，有余则缩减利息，散布市面，我欲不解不得也。不足则一口吸尽，利息顿长，我欲不增又不得也。彼实施操纵之权，我时时从人之后，其吃亏容有数乎?至于外国银行，渐将及于内地，所有商家贸易，官绅存款，必将尽乎所夺……①”应该说，这个分析十分客观地反映了20世纪初期十余年间票号由盛转衰的历程。它所反映的存放款和汇兑数额的变化情况，在程度上许有若干夸张，但着重指出了国内银行的设立，使票号相形见绌，而外国在华银行势力的迅速扩充，更是票号业发展的严重障碍。这样的分析确是切中要害的。所以，提出这个报告的票号经理在审时度势之余，殷切建议票号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从速适应客观形势的变化，作重大变革，以便票号能够步武现代银行的组织和经营方法之后，而不为时代所淘汰。然而这项很有见识的倡议却遇到票号内部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始终不得实现。从而票号业的经营便只有在日益陵替的境遇中苟延岁月了。
在票号的营业趋向下坡的过程中，一遇国内金融市场出现不稳时，票号几乎都要受到震动。20世纪初，上海、汉口、广州、福州各地商号常因亏空清理，票号便经常受到牵累。最突出的如东北营口东盛和五联号倒闭时，亏欠票号200余万两②；又如发生于1910年的上海橡皮股票风潮，使若干著名的汇划庄倒闭，而与这些钱庄发生金融联系的票号也受重大牵累。及至当年7月。由浙江巨商严信厚、严义彬父子开设的源丰润银号搁浅，对各地票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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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京都太谷、祁县、平遥票帮公启》(光绪三十四年三月-- 三日)，转见卫聚贤编：《山西票号史》附录，第355—356页；亦见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第40页。
② 《翰林院侍读恽毓鼎奏折》(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十九日)，《军机处录付奏折》；亦见《大公报》，1908年10月2日。
打击更大。当时所谓“上海市面钱庄倒闭，牵动汇号，以致金融阻滞，周转不灵”①，就是指这一类事件而言的。当时清政府的上海道企望外国在华银行贷款来缓和由橡皮风潮所引起的危机，但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反而被外国金融势力借机勒索。到了1911年3月，由合肥李瀚章家族和江苏洞庭山富商合伙经营的义善源票号周转失灵，负债1400万两，宣告清理。该票号分设全国的19处联号同时闭歇②，使不少钱庄和票号又一次遭受损失。及至10月，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宣告独立，清政府在内外交困中终于被推翻。票号对此事前缺少警觉，事后又心存观望，提不出有力措施，以致在社会秩序混乱中遭散兵游勇劫掠。据天成亨、日升昌、蔚泰厚、蔚丰厚、蔚盛厚、蔚盛长、宝丰隆、百川通、新泰厚、蔚长厚、协同庆、存义公和锦生润等12家著名票号的报告，仅在京都、天津、太原、汉口、成都、自流井、西安、宁夏等八个城市中，它们被抢的现银达1335000余两。③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各省官钱局滥发纸币，湖北、河南迅即出现挤兑风潮④；同时“武汉沿江避难者纷纷南下”，顿使南京情况呈现紧张，城内“裕宁官钱局大受影响，持票兑现者纷至沓来，势将被挤”⑤。这种挤兑景象也同样见于北京，“自武汉猝变以来，都中巨室纷纷向银行钱店提取现银现钱，尤而效之者日见其多”⑥。在社会动荡、人心惟危、挤兑成风的景象下，票号为了顾全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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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两江总督取缔银钱各庄条规》，《申报》，1910年10月22日。
②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藏义善源倒闭案档案》，转见《上海钱庄史料》，第88页。
③ 《天成亨等呈北洋政府财政部文》(民国十年二月一日)，《北洋政府档案》，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④ 《河南巡抚宝棻请内阁代奏电——河南省钞挤兑》(宣统三年八月---t三日)，《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下册，第1080页。
⑤ 《两江总督张人骏请内阁代奏电》(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下册，第1081页。
⑥ 《给事中张世培折》(宣统三年九月九日)，《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081页。
尽力维持兑现，收进了大量纸币。这种纸币到民国初年兑换现金时必须大打折扣。“湖南、江西、广东等省之纸币，每千两仅付四五百两。”①而湖北省的纸币一千两“要兑换四五百两且不可得”②。对于收进大量纸币的票号来说，这个意外的损失严重地动摇了它的经济基础。
此外，票号经营存放款的传统，历来强调信用而不重视抵押。这一特点也使它在时局动荡时处境被动，不能不遭受严重的损失。在承平时节，票号的存款主要是税项、军饷、丁漕等公款；私人存款主要来自达官显宦的私蓄；放款对象则以钱庄和少数大商号为主。一旦时局动荡，特别如武昌起义这样大的革命运动到来时，贵族官僚提取公私款项迫不及待，票号只有如数支付，不敢拖欠；然而贷放给钱庄、商号的款项，却成为呆账，根本无法收回。据天成亨、日昇昌、蔚泰厚等14家票号在辛亥革命期间，统计其债务为二千五百零九万余两，而债权却为三千一百五十万余两，两相抵消，债权大于债务在640万两以上。③可是“该外之项日加紧迫；外该之款，纤发难收” ④，以致这14家夙具声誉的票号，虽经多方挣扎，但在辛亥革命以后的几年中，都不能逃脱闭歇清理的命运。尽管在辛亥革命之后的十余年中，还剩有少数几家票号如大德通、大德恒、三晋源，大盛川等庄号极力支撑，力期重整旧业。但是，它们的努力显然无法收到成效，票号业的衰落已成难以扭转的趋势了。作为一个行业，票号既然不能主动地适应历史条件的变化改变自己早已过时了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法，也就难怪它在新形势面前缺乏有力的竞争能力。少数票号的努力毕竟难以转变整个行业的衰落。所以，辛亥之后，票号业再也无法恢复甲午前后的兴旺景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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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东方杂志》卷14，第6期，1917年6月。
② 陈其田：前引书，第53页。
③ 据《山西票号史料》统计，(油印本)。
④《山西票商天成亨等号呈》．《北洋政府档案》。
结 束 语
综上所述，晚清四十余年中，处于半殖民地条件下的旧中国，在对外贸易日益开拓，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急遽渗透的情况下，旧有金融业中的钱庄和票号都以各自的不同职能，被卷入到较前远为广阔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去，从而逐渐地在性质上发生了变化。就钱庄和票号两者的联系来看，积聚和流转于票号手中的公私款项构成了票号的营运资本，它对于钱庄的贷款则是票号资本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渠道；同时也是钱庄获得营运资本的主要来源。人所共知，钱庄资本活动的主要对象是广大的商业行栈和富裕的商贾。这种情形在全国主要的商业城市里大致相同，而上海的情形则具典型意义。19世纪70年代的记载反映：上海“南市以沙船号家为第一大生意，而花、布、糖，北货以类从焉；北市以丝茶为大宗，而烟土、洋货属焉。若钱庄则通南北市，皆以汇借拆息为利者也”①。这就是说，尽管商业、运输业有各行各业之分，钱庄的贷款却不因之有所区别。商业行栈从钱庄通融来的资金，在性质上自然不同于先前小商品生产者的贷借。因为来自钱庄的贷款在商业行栈是作为职能资本在流通中发生作用的。这种情况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商业行栈向钱庄借进货币(与钱庄向票号借进货币的情况相同)在性质上有如马克思所说：“是为了用这个货币牟取利润，是为了把它作为资本使用，也就是为了把它作为资本耗费。因此，即使在以前的社会形式内，贷款人对于商人的关系，也完全和他对于现代资本家的关系一样。”②联系到本文在前面对钱庄、票号活动所做的分析，我们可以说，到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经济活动的实际表明，钱庄资本和票号资本已经成为从职能资本的运动中独立出来的货币资本，具备了借贷资本的性能。
特别是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以近代工业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有了较大的发展。甲午以后，辛亥以前，对外贸易有了更大的开展，国内对近代工业的投资出现过两次高峰，铁路和航运业也有了新的突破，在火车、轮船所经之处，商品流转加速，提高了村镇农副产品的商品率，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商业一一国内市场的发展。现代银行业兴起，以及在农业方面，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办农牧垦殖公司在若干省份的出现，意味着农业中运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组织生产劳动的势力已经成为事实。③凡此种种，都反映了在这一段时期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经历了成长和确立的阶段。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钱庄资本和票号资本在流通领域的活跃，它们从不同的方面为外国商品的内销开辟道路，同时又协助外国势力对中国土特产的掠取，从中赚取利润，扩大自身的力量。此外，以庄票、汇票为手段的信用制度的日益完善，使得钱庄、票号与资本主义工矿企业的关系也日益密切起来。20世纪初叶，上海的新式工业企业里，工人的工资发放有来自钱庄庄票的通融。因此，庄票的流通一旦遇到障碍，其后果直接威胁到工厂的开工和企业的生存。这完全是20世纪初出现的新现象。它表明钱庄、票号的活动已经从为商品的流通过程服务，发展到与商品的生产过程的运动相联系了。这个历史现象具体证明了马克思的论断：“信用制度的发展恰好就是表示生息资本要服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和需要。”④联系中国的历史实际来说，这种带有规律性的运动出现在钱庄、票号职能变化的过程中，从实质上说，也就是钱庄、票号本身在不同程度上资本主义化的体现。
所以，在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和发展的过程中，钱庄对于近代产业的直接投资和提供信用，票号在近代矿冶业的开发过程中，从通融资金到直接投资等等，都反映了钱庄资本和票号资本的性质在不同程度上的变化，即从商业高利贷资本逐步向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依据的借贷资本转化。尽管到20世纪初，钱庄、票号在组织形式、经营方式和内部管理上以及对学徒职工的使用和剥削上，都还保留着不少封建性的东西，但是，人们不能不看到，这些落后的方面毕竟是旧时代的残余。随着国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它们也处于自我减弱和自我否定的过程中，并且在本行业内已经不居于重要的地位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指出：“无论在自然界或社会中，‘纯粹的’现象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世界上没有而且也不会有‘纯粹的’资本主义，而总是有封建主义、小市民意识或其他某种东西掺杂其中。”⑤(着重点是原来就有的)在考察钱庄资本和票号资本性质变化时，应该遵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进行剖析，而不宜过分拘泥于它们的枝节，以致舍本逐末，疏忽了它们在性质上确实已经发生的各种变化。
(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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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申报》．1879年1月20日。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71页。
③ 参见拙作：《辛亥革命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78页。
⑤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版．第642—643页。
出处：本坛扫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