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人家 2008-2-19 20:01
《中国金融通史》第二卷绪论
《中国金融通史》第二卷绪论
作者：张国辉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4-7-17 18:49:38发布)
绪 论
本卷所述起自清道光二十年(1840)到宣统三年(1911)。探讨自鸦片战争以后70余年间中国社会经济变化的历史，着重考察流通领域的贸易和金融。
鸦片战争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旧中国进行一系列侵略的开始。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概括地说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在前期，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充溢着浓厚的暴力掠夺色彩。侵略者不仅凭借炮舰威力，压迫中国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勒索赔款、割让领土、掠取种种特权，还凭借侵略战争胜利的政治声势，在条约特权之外，从事各种非法的侵略和破坏活动：从鸦片走私、苦力贸易，进而偷税、漏税，到强占租界，无所不为。凡此种种，无一不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华侵略的野蛮性和残暴性，彻底反映了旧殖民主义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卑鄙无耻的性格。
19世纪40年代初，广州、厦门、上海、宁波、福州五口岸相继开设商埠。英国制造品输华总值在1843年虽然较前略有增加，达到145万英镑以上，可是紧接在1844年和1845年，英国商人在盲目乐观气氛烘托下，把输华商品值增加到230万英镑以上时，口岸市场便突出地暴露了洋货壅塞和销路迟滞的景象。以致1846年到1849年，英国输华商品总值不得不重新跌落到1843年的水平，徘徊在150万英镑的水平①。到1850年末，英国输华商品值不但不见乐观，甚至比1843年的情况还有所跌落。而1856年，“除了鸦片以外，各种进口货的销售，几乎都陷于停滞状态。”可见条约特权本身并不能把英国商品顺利输送到中国广大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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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凡本书有关章节中注明出处的资料．在绪论中不再加注。
英国输华制造品的速度涩滞不前，极不符合英国资产阶级力图倾销过剩产品的要求。中英之间这种难以开拓而不利于英国贸易开展的现象，迫使英国官方和商人都要对中国市场作进一步的深入了解。在主观上，他们要求开放更多的口岸，以便把更多的工业制造品输进中国内地，“投入初级市场，去除旨在限制外国商品在内地的自由流通，以及限制土产从内地流到海口的一切财政上的借口。”然而，怎样才能实现外国商品“在内地的自由流通”和“土产从内地流向海口的目的呢”?显然，如果不从中国旧有的流通渠道打开缺口，他们将无法实现这个愿望的。
从不断的贸易交往中，外商不可避免地接触到中国传统的工商行业以及与他们相关的各种组织机构。外商终于发现和了解到为商品流通服务的钱庄这种机构的职能和作用。在1847—1848年的英国国会的蓝皮书上在记述上海通商初期贸易活动时就叙述过上海钱庄的职能和作用。蓝皮书的记载说：“与外国商人通过物物交换方式换得上等棉布的内地茶商，通常是委托上海钱庄代为出售的；钱庄则以期票预付货款，然后把布匹运到苏州出售。”与此同时，英国的商人组织也获得了类似的认识。热衷于策动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对外扩张的曼彻斯特商工协会在1848年的年报里也着重提到：“大家已经知道，距海岸不远的大城市里，钱庄和资本家的联合组织已控制口岸市场，其势与进口商最为不利。”尽管他们所获得的了解很不完全和全面，但是，它反映了植根于封建中国土壤上的钱庄和其他相似的机构在流通领域所发挥的作用，已经引起外国商人及其组织的注意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了。
一、钱庄、票号：晚清传统金融业的枢纽
钱庄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经长期孕育而出现的一种信用机构，它起源于货币兑换，并因货币兑换而引发金融活动上的贷款和存款的业务。这种货币经营业开始是由商铺兼营。随着业务的发展而成为金融方面的专营机构。
与钱庄同属晚清重要的信用机构而资力远在钱庄之上的是票号。它的出现是为了解决异地之间贸易货款交付时的运现困难，改为使用汇票以解决异地商品交换的支付和清算问题。就总体而言，钱庄、票号，这两种便利商业、贸易活动的金融机构，都是由于商品流通扩大对于货币流通产生了新的需要和要求而参与到社会经济生活中的。
鸦片战争后，我国社会经济处于不断发展和迅速变化过程中。作为金融业的钱庄和票号在业务内容上逐渐从比较简单而趋于复杂起来。钱庄的业务是广泛的，既办理贷款，又经营存款,也可间接办理汇款，经营方式比较灵活，并且有一套信用制度，对丝、茶、粮、棉等贸易提供金融服务，在流通领域里起着促进商品交换的作用。1843年上海对外开放后，外国资本势力入侵。钱庄的一套信用工具和经营方法，非常适合外资洋行推销商品，收购原料的需要。其中最重要的是钱庄庄票的运用。
庄票是钱庄签发的由它本身支付一定金额的票据，起着代替现金在市面流通的作用。钱庄对所签发的庄票负有完全责任。到期必定照付。外国洋行和商人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便注意到钱庄庄票这样一个方便的支付手段而开始加以利用。庄票分即期和远期两种；即期庄票系见票即付；远期庄票(亦称期票)则在到期时兑付。上海的各商号在贸易中大抵使用远期庄票。在50年代有以10天和20天为期的期票，60年代以后普遍以10天和5天为期。
上海钱庄由于资本力量大小不同，分为汇划庄(或称大同行)和非汇划庄(或称小同行)的区别。汇划钱庄在开业以前必须加入内园钱业总公所，缴纳会费，即所谓“人园钱庄”。1863年上海钱业同行为了维持庄票的信用，曾公议规定：“钱业不入同行[即不加入内园钱业总公所的钱庄]，庄票概不收用。”这样便排除了非汇划钱庄庄票的流通。
在钱庄之间，庄票的清算方法最初大概是各自直接划抵的。经过长期的实践，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才创造了一种所谓“公单制度”。即每日下午2时各汇划庄汇总其应收之庄票送出票钱庄换取公单，到4时以后，各钱庄齐集“汇划总会”，互相核算，出入相抵。奇尾另数则以现金清偿，其整数则另行出票，实行划账，借此以免除大量现金的搬运。实际上这就是在各钱庄之间初步地实行了票据交换的制度。
至于汇票则是钱庄对于委托汇款者所签发的汇款支付书，亦即收款人收取款项的凭证。它的作用在于调度不同地区间的资金流动。
钱庄庄票的信用能在一定期限内给予商人以调度资金的便利，对商品流通起着很大的促进的作用。上海开埠以后，随着中外贸易的不断扩大，外国洋行很快就注意到钱庄庄票的这种莫大便利的作用，便迅速地加釉利用了。
在鸦片战争前后的时间里，票号以经营汇兑业为主，以商人商号为主要的服务对象，发展也颇为迅速。到19世纪50年代终了，票号在全国已增为12家，每家有分号数处乃至lO余处，分布在20余处的商业城市里。由汇款而产生的金融周转，包括因预收汇款而形成的存款和预付汇款而形成的放款，数量也日益增多。19世纪五六十年代，即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由于战区扩大，交通阻梗，清朝政府虽严厉禁止各地公款和税收由商号承汇，只准运解现金，但在内战剧烈进行期中也不得不允许交由各地票号汇兑了。
票号承汇公款以后，又通过交结清王朝的官吏，为他们垫付川资，代垫捐官款项，和向官府捐纳报效等等，与清政府的关系有所加深。以至发展到为户部解缴税银，为各省关代垫京饷和协饷，以缓和清朝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
从资本构成上考察，钱庄为合伙组织，资本每家只有几万两；到20世纪初，上海钱庄的资力，仍然比较薄弱，自有资本一般还只在10万元左右，但往往经营七八十万元的交易。它经常依靠外资银行或洋行的短期信贷。票号有独资经营，也有合伙经营，资本一般为二三十万两，多的达三四十万两。在营业利润的分配上，钱庄盈利一年一结，全数分给股东，不注重资本积累；票号每三四年结盈一次，盈利分配除给投资人以“银股”外，还给职员以“身股”。不论钱庄或票号都是缺乏资本主义企业那样重视积累的制度。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它们均没有深刻认识到办理储蓄的重要性，从而限制了它们对社会货币资本的积聚和集中。
二、贸易、信贷和外资金融业对上海金融市场的争夺和控制
五口通商以后，在通商口岸出现的中西贸易的一片沃土上，并非立即出现，而且也不可能完全由外国洋行所独占。当时在新的通商口岸中，由华商独立进行的外贸活动，“曾一度有相当的声势”。①“华商外贸业者之受外国洋行挤压而逐步成为他们的附庸，甚至成为外商进口业的内贸业，必应在开埠的若干年之后。”②这个论断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五口通商时期，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国内市场经由社会长期培育和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大量腹地和内陆边境口岸相继开放，进出口贸易量显然表现为较为迅速的增长。而现代交通运输业如轮船、铁路以及电报和邮电等新式通讯业之相继兴起；更兼外资金融业势力自1845年丽如银行自香港侵入，继其后的便是1865年到来的英资汇丰银行。它以总行设立在中国的姿态，分外引人瞩目。这家银行公然申明它的经营目的“不仅是一个办理汇兑业的银行”，而且是要办成“一家为英国在华资本服务，并要协助英国驻香港殖民当局实行所谓货币改革向公共实业提供资金的银行，以加强英国对香港殖民地的统治。”所以，它在香港设立总行仅仅在一个月后，便急忙在上海设立分行。把目光射向中国大陆开展其金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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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参见王庆成：《上海开埠初期的华商外贸业》，《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40—41页。
19世纪70年代的重大变化首先是1871年6月在伦敦和上海之间敷设了海底电缆，它大大方便了欧洲商人朝夕之间便可了解到上海金融市场的脉搏。在这种情况下，为银行资金创造重要出路的抵押放款和票据贴现等金融业务也随银行的营运而迅速开展起来。从此，中西贸易方式和金融周转方式的变化为大批小洋行急切地挤进中国市场的愿望提供了前所未有过的有利条件。外国在华小洋行的数量在利益的驱动下，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增加。于是贸易发展和商业交往趋于繁荣的通商口岸，势必成了商品流转的中心，同时也无所妨碍地成了货币金融交往和流转的集中地区。东南沿海的上海，华中商业繁盛的汉口，在华北居商业枢纽地位的天津，以及其他口岸，都因着贸易的次第开展，先后形成为各该地区的商品流转中心，随后也就顺利地发展成为金融交往和货币流转的集中地区。
19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争夺中国市场展开激烈的角逐，促进了洋货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量。从1870年到1874年间，中国每年乎均进口洋货值在68 868 600关两，到1890、1894年又上升到14 233 000关两，平均每年出口土货值从66 720 000关两上升到107 082 600关两。如此大量而迅速膨胀的进出口贸易，要求国际贸易资金的周转势必有所扩张。本来，从事对华贸易历史悠久的大洋行都兼营中西汇兑，70年代中西电讯接通后，中西贸易的一项重要变革，就是由信汇向电汇的过渡；与此同时，汇兑业务也由洋行向银行过渡，从而银行逐步控制了中国的外汇市场。
在通商口岸内部，商业资金的周转业务，本来一向是由中国钱庄经营的。贸易量迅速扩大后，资力薄弱的钱庄，势难胜任，不得不以拆款方式向外资银行拆借大笔资金应付市场需要。于是钱庄的命运便完全落入外资银行之手。外资银行于控制了外汇市场之余，又控制了口岸本地资金周转市场。实际上也即是外资银行控制了通商口岸的金融市场，操纵自如，使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性更加深化了。
三、外国银行操纵下的1883年上海金融危机
进入19世纪80年代以后，在加强与内地金融市场的联系方面又有了一些新因素。外国银行在内地口岸的分支机构增加了，上海与内地口岸在电讯网基本上建立起来了。这一切自然扩大了上海金融市场所产生的波动对内地口岸的影响及其强度。况且江、浙两省的银洋市价一向都注视上海丝茶贸易上丝茶出入款项而定其低昂，各处钱庄“皆探上海的行情”，安排自己的资金和行市。在这种情况下，其他通商口岸的商业和金融市场自然更难躲避上海金融市场的波动的影响。1883年秋冬之交出现在上海的一次最大的货币恐慌就是一次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例。
1883年冬的金融恐慌主要是上海丝业巨头胡光墉与洋商争夺生丝市场价格领导权的失败而掀起的。在上海外国银行操纵金融市场之下，这次恐慌便以前所未见的规模席卷上海商业和金融市场。在1883年一年中，上海78家钱庄关闭歇业了68家。南北市行号因受牵累而停业者达三四百家。其详细情况已在本书第九章中作了全面的分析和论述，在此不赘。
1883年的上海金融恐慌不是孤立的，实际是此前多次金融恐慌的继续和扩大。如果综合起来加以考察，集中反映了外国在华银行控制上海金融市场的全部历史进程。
最后，本书在进入撰写阶段时，作者已步人古稀时期，年迈体弱，无力长时间在本所图书馆查借、校对大量存书和珍贵史料。幸承同事、经济所教授陈争平(现执教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经济学所)的热忱协助。在本书完成初稿后，又承他细心审读全书，并提出一些中肯、有益的意见，获益多多。此外，资深而又擅长中外经济史专家汪敬虞教授在作者撰写外国在华银行活动的过程中，遇有疑难，慨予决疑解惑。谨在此一并表示深切的谢忱。
出处：中国经济史论坛扫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