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人家 2008-2-18 01:38
蒙元时期解盐研究
蒙元时期解盐研究
张国旺
《盐业史研究》2006年第1期
摘 要：山西解盐是盐业史上一个很重要的研究对象。有元一代，山西解盐的研究尚不深入。元代解盐的生产基本上是采用捞盐法，而生产数量在全国所占比重也下降。政府对解盐的管理经历了由解盐司到陕西运司再到河东陕西都转运盐使司的过程。而其销售应以食盐为主，辅以商运商销。
关键词：蒙元时期；解盐；捞盐法；盐运司；食盐法 中图分类号：K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64(2006)01-0016-08
山西解盐池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池盐产区。早在三皇时代，山西就传说留有蚩尤活动的遗迹。汉唐迄宋金，解盐的盐课收入均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时至蒙元时期，解盐所办盐课依然在政府财政收入中占有相当比重。但现在学术界对于这一时期解州池盐业的研究相对较少。陈高华先生对元代解盐的生产技术、官吏机构的设置、行盐地界、运销方式(商运商销、食盐法)作了分析。瞿大风博士则从生产、盐政机构及盐官、官营、调用与禁私和盐城建设四个方面对蒙元时期的晒盐业进行了探讨。另外，古松崇志对盐池神庙碑的研究，柴继光对于历代解盐的考察，张正明对于运城的研究均对问题的深入有着参考意义①。本文以解州池盐的研究为主要对象，以山陕地区为研究单元，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对蒙元时期的西部池盐业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金代②与蒙古国时期河东解盐的生产
金代，解盐的生产数量仅次于海盐，加之太原、绥德、阳武等地的土盐，行销于河东路、陕西路和南京路等地。它的盐产与运销则由解州盐使司管辖。金代中期，解盐司另设分司，分掌东西二场。据郭正忠先生计算，承安三年(1198年)前后，解盐的年生产量分别达到81．46575万斤和105．7216248万斤③。崇庆元年(1212年)至贞祐三年问，金相继丧失了西京盐使司和北京、辽东所辖的盐区。随着蒙古大军的南下，金对宝坻、沧盐司的控制也宣告瓦解，而他所能控制的就只有解盐了。出于战争的需要，兴定三年(1219年)三月，募民运解盐入陕西，以济调度，但四月终止了④。此时的解州池盐已受到蒙古军的威胁。元光元年(1223年)完颜合达称：“河南、陕西调度仰给解盐，今正漉盐之时，而敌扰之，将失其利。”但是由于河中、荣、解司县官与军民不相统辖，因而担心“守御之间或失事机”，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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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郭正忠主编：《中国盐业史(古代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37—438、442、451—452、471—472、477页。又《元代盐政及其社会影响》，《元史研究论稿》，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又《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第323、619—621页。瞿大风：《元朝统治下的山西地区》(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03)。见拙作《蒙元时期环渤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研究》第四章第六节《制盐业(下)》，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16—227页。柴继光：《运城盐池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同氏《运城盐池的演变和发展》，《晋阳学刊》1982年第4期。张正明：《古代运城的创建与发展》，《晋阳学刊》，1994年第6期。古松崇志则对元代遗留下的三通碑文进行了考察，分析了盐司盐场移转的问题和立碑及立场的背景(《元代河东盐池神庙碑研究序说》，《东方杂志》，京都第72册，2000)。
②关于金代解盐的研究有郭正忠：《中国盐业史(古代编)》；《金代盐使司与分司体制——<金史·食货志>补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4期)；《金代食盐业的经营体制》(《河北学刊》1997年第2期)。王兴文：《金代盐业初探》(《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均有涉及。郁祥桢、郭正忠还分别对出土的金代解盐银铤进行了考证(《金明昌二年解银铤》，《中国钱币》1993年第1期；《临潼金代解盐银铤考》，《文物》1997年第4期)。
③郭正忠：《中国盐业史(古代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10页。
④《金史》卷一六《宣宗下》，第344页。
建议司县官兼军民以防护。并出于解决战时需要的考虑，请“自输运者十与其八”，即让有力之家运盐中粮，得到皇帝的允许①。元光二年(1224年)七月，金遣兵守卫解州盐池②。此时的解州池盐是金朝的命脉。但辛苦的努力终究没有换来王朝生命的延续，不久，河、解元帅、权兴宝军节度使赵伟发动叛乱③，解池失守，金朝灭亡了。
蒙古国时期解盐仍然是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为此政府对于解盐盐利还是相当重视的。太宗庚寅年(1229年)便立平阳府征收课税所，始办盐课④。当指解盐而言，故解盐池并没有因蒙金战争而停止生产，但显然大部曾遭到破坏。癸巳年(1233年)，太宗命姚行简等修理破损的盐池，并拨新降户一千办纳课程⑤。姚行简是由耶律楚材推荐而为解盐使的，而所谓“新降户”当指原来金辖下的民户而言。王纬所撰《池神庙碑》载：“我圣朝之开创也，太宗英文皇帝百度肇新，丞相臣耶律楚材以经费为务，荐姚行简为解盐使，置司于路村，募亭户千，为之商度区划。”解盐司立于何时，《元史》无载。《圣惠镇新城碑》载：丙申年(1235年)姚行简绘成盐池图献上，获得太宗⑥的允许，乃立司于池之北浒路村，而姚行简被任命为盐使，专掌盐赋⑦。这标志着蒙古国时期解盐官营的开始。此地在姚行简的经营下，不久便出现了“保聚益繁，商贾益阜，鹾课日增，公私以为便”的情景⑧。解盐的收入成为蒙古军西部军费的重要来源。壬子年，宪宗蒙哥出于战争的目的，又增拨1，085户来增加解州池盐的生产，获得15，000引，办理课银3，000锭⑨。同年，宪宗命忽必烈经略川蜀，征大理，“尽畀盐池之利以饷军”。次年，宪宗皇帝大封皇亲，忽必烈受京兆分地，奏割河东解州盐池以供军食，并立从宜府于京兆，屯田凤翔，募民受盐入粟，同时负责解州盐课的征收⑩，李德辉被委任领其事。起初曾因频年霖潦，以致减产，但不久“宝气凝结，遂收五岁之积”，因获大利⑾。此时，在汪世显的建议下“给盐引以通商贩，以贮军储”⑿。可见，军费的需求和开中法的施行则大大促进了解盐的生产与盐商的风行。
二、元代河东解盐的生产
(一)元代河东解盐的生产技术问题
历史时期河东解盐的生产技术经历了由漫生盐到种盐的转变。漫生盐即自然而成，盐户仅捞采而已。种盐法，又称畦种法，是用人力将盐池附近的土地耕为垄畦，在适当的季节将池中卤水引入畦间浇灌，利用畦田深度略浅、面积增大的条件，和盐南风及日晒的作用缩短成盐时间，提高盐产与盐质的一种方法。这种运用于解盐的产盐方法创始于汉魏，勃兴于隋唐，盛行于唐宋⒀。漫生盐与畦种法的区别在于在成盐阶段是否借用人力。元代河东解盐池的生产技术总体说来是施行捞盐法。《元史·食货二》载：“每岁五月，场官伺池盐生结，令夫搬抚盐花。”似说明元代并未用过唐宋时期的畦种法。王纬《池神庙碑》也称：“今则不烦人力而自成”，“盖得天地之精英，河山之灵秀，潴而为池，广袤百里，渟蓄渗漉，凝为大鹾，皑皑漫漫，浩无际涯，璀璨晶明，莫可名状，役夫万余，畚锸云集，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