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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海运与江南社会经济

元代海运与江南社会经济

高荣盛

载《江南社会经济研究·宋元卷》


随着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日趋分离，我国封建时代逐步形成了一种被称作“漕运”的粮食与物资的调运制度。我国封建时代的“漕运”制度逐步形成并结合各代的实际情况而做出调整和改进。隋唐以来，赋粮与其他物资的主要部分取自江南地区，而运达的主要集积地则在各代的政治中心，因此，漕运亦往往称作“京师之运”。在这个问题上，元代的特异之处在于：其他各代大致以河运为主(必要时辅以陆运)，而元代则以海运为主、河运为辅。具体而言，元代海运是指元朝政府组织的从江、浙、闽沿海至天津口岸(再通过一段运河运达大都)和其他指定地区的海上粮食调运。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贡赋之道已兼行海运①。此后，有关记载不绝于书。可以说，海运的开通和发展大致受三个条件的制约：一是造船技术的进步，即必须具备适应海上航行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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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册府元龟》卷四九八，《邦计部·漕运》：“昔周官挈畚以令粮，楚师振廪而同食，自雍及绛，汛舟之役是兴；率钟致石，负海之输攸出。”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五，《国用考》三《漕运》：秦始皇欲攻匈奴，“使天下飞刍挽粟，起于黄、腄、琅琊负海之郡，转输北河。”原注：“北河，今朔方之北河也。”但朱彝尊《日下旧闻》卷二六，《京畿》二称：“北河盖即白河也。”北、白音通，朱氏所指为今天津境内的南北运海。

质手段；二是航海知识的积累，这主要指海上航道的开辟；三是政治经济的需要。秦汉以来我国造船技术的不断进步，宋代指南针的广泛运用，古代人民在海上从事的各种活动，南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政治分裂，都是促成海运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元代海运得以发展的历史前提。但就粮运而言，前代或限于临时陛的军粮转输，或用于地区间小规模的粮食调剂，至于“京师之运”，主要是通过运河进行，而元代则利用东部海面展开全线通航，“官粮”经海道运往京师，此即所谓“用之以足国，则始于元焉”①。由此可见，元代海运的影响是全局性的，对江南社会与经济的影响则更为深远、更为直接。现对这一问题试作如下分析。

一、海运的开通、发展与衰落

宋、辽、金、蒙之际，我国北方地区战乱频仍，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时时受阻。元初的重农举措促成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但北方粮食短缺的状况不可能有根本改善。而相对安定的东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却承接宋代以来的势头，保持着原有的发展趋势。大德元年(1297)江南诸道御史大夫彻里所言“江浙税粮甲天下，平江、嘉兴、湖州三郡当江浙什六、七”②，可用以说明元初，乃至整个元代的实际状况。这种局面，决定了元王朝对南方经济的依赖，也是海运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物质前提。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海运是“京粮”的主要来源，但并非惟一来源。元代有些著述将海运的作用绝对化，甚至说“若京官廪禄、朔方军储、燕民足食，咸仰于兹”③，则略失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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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三四，《漕挽之宜》下。《皇明经世文编》卷七二，《丘文庄公文集》之《疏议》。
②《元史》卷一三○，《彻里传》。
③朱德润：《存复斋文集》卷一，《江浙行省右丞岳石木公提调海漕政绩碑铭》。《四部从刊续编》本。

面。我们考察“京粮”来源时，不应忽视其他运道，特别是大运河的作用——至元二十六年会通河开凿后，大运河全线沟通。这条运河虽时有阻滞，其主要作用亦在漕运盐货、各地贡物、外来物资和供官船来往，但它确实也承担了一定量的粮食运输，其中既包括相当数量的官运漕粮①，也有民间承载的商品粮，而且，商运所发挥的作用相当重要，这是因为，官方每年投放市场供应京城百姓的海运粮尽三四十万石②，远远低于实际需求量，所以，“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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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这个问题，《元史》的两则记载有加以分析的必要。其一称，都漕运司属下领有荥阳等三十纲，共有船只900余只，船户8000余户，“运粮三百余万石”(《元史》卷八五《百官志》一)。这里的纲船主要分布在会通河东西的山东、河南境内；其二是，至正年间的两淮运使宋文瓒说，世祖开会通河，“岁运米至京者五百万石”。这“三百余万石”和“五百万石”似乎专指运河北运数，但实际内涵却值得探讨。前条材料所指的纲运是内河官运的主要形式，其年运量300万石，已可与海运量相埒，这便无法解释元代漕粮以海运为主这一基本事实；此外，亦可做以下比较：至元二十二年，“增漕舟三千艘，役夫万二千人”，通过济州河与大清河的运载量亦仅三十万石”(《元史》卷一三《世祖纪》十)。此处纲船与役夫减少数倍，而运转量却可超过9倍，这同样是无法理解的，尽管运河本身的条件、运输水平前后可能存在相当的差距。因此，此“三百万石”或指纲船分段递运时全部船只运量的累计数，而不可能是按常规通过大运河漕粮北上的数目。第二条材料所谓的“五百万石”，难以置信。一个基本事实是，这500万石加上海运的常额300万石左右，总数已占“天下税粮”的三分之二(《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税粮》载“天下税粮”为1200余万石)。元代南粮虽大批北运，但尚不至高达此数。这是一，其二，就运河的发展史而言，京杭大运河尚处于草创阶段，大运河真正发挥作用是在明永乐之后。但明代较稳定的运载量亦仅400万石，元代运河自然无力承受500万石的数额。因此，勉强可以解释的是，这500万石是指漕运机构所接纳的海运与河运量的总数；否则，此“五百万石”当为“五十万石”之误。50万石，已高于世祖年间见于记载的河运数了。尽管如此，大运河承载了一定的官方漕粮，这是可以肯定的，比如至大末年制定漕粮的“鼠耗”、“破耗”则例时所提到的“北粮”，就是从河南境内的唐村等处经运河运到河西务储存的(《经世大典·海运篇》，载《永乐大典》卷一五九五○；《元史》卷八五《百官志》，卷九《世祖纪》六)；另如皇庆元年(1312)的一份文件内也说过，“海道屯田递运粮斛”得通过大运河(《元典章》卷三六《兵部》三《驿站》)；而至治元年(1321)的一份文件内提到的临清、御河、直沽运粮等军(《元成宪纲要》，载《永乐大典》卷一五九五○)，其活动范围也是在运河运段上。
②《元史》卷九六，《食货志》四。

里每年百姓食用的粮食一半是客人从迤南御河里搬将来卖有”，并且“来的多呵贱，来的少呵贵”①。客商贩运粮食的多少，直接波动着大都市面的粮价，因此朝廷曾屡屡下达阻滞、刁难客旅兴贩的禁令。可见，运河凿通后，“江淮、湖广、四川、海外诸番土贡粮运，商旅懋迁，毕达京师”②，其功用相当显著。不过，就粮运而言，海运作为主要来源，则毋庸置疑，属于“京畿都漕运使司”的二十二座“在京诸仓”，主要用于储放接运来的海运粮，可贮数为328万余石⑧，这与数运粮的岁额是相符的。
随着军费开支的增加、京城人口的增长和国家机构的庞大，元王朝对南方粮食的搜括也愈益增多。世祖至元年间，海运粮100万石左右，至元三十一年(1294)，成宗尚“以京畿所储充足，诏止运三十万石”④，后来，“数日以广，大江以南，浮海而至者，岁以百万石计。公府之储*[彳 侍]，官府之廪稍，宿卫之供亿，至以京城游食之民，其用至伙，而所系甚重也”⑤。程端礼亦曰：“余谓京畿辐辏，食用众大。加以六师糗粮、百官禄廪，所以控引东南漕运以给经费事至重也。”⑥此外，山东、河北与漠北地区备储凶荒、诸部赈粜，也常常有赖于此。“海运”由此而急速发展起来。元代海运号称“一代之良法”，其功用在于：“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⑦，但统治者对它的认识，并非始即了然。因此，对海运的筹划和组织也有一个相应的过程，这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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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通制条格》卷二七，《杂令·拘滞车船》。黄时鉴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
②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二，《丞相淮安忠武王》，中华书局影印本。
③《经世大典·漕运》，见《永乐大典》卷七五一一。仓数《元史》卷八五《百官志》一亦作22；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八《京畿都漕运使善政记》。四部丛刊初编本。
④《元史》卷十八，《成宗纪》一。
⑤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八，《京畿都漕运使善政记》。
⑥程端礼：《畏斋集》卷五，《庆元绍兴等处海运千户奉直去思碑》，四库全书本。
⑦《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

(一)试运阶段
约从至元十九年初运到至元二十四年专管海运的“行泉府司”的设立(约 1282—1287)。在这期间，通过海运与内河运输利弊的对比，统治者逐步认识了海运的重要性。
至元十三年，元军虽然攻占了临安，但当时的淮东地区仍在南宋将领的控制之下，所以，元军从临安缴获的库藏图籍，选择了海道运往大都，从浙西调拨的粮食，也避开了宋人的活动区域，从长江几经辗转运入淮河，再从黄河逆流而上达中滦旱站(今河南封丘西南，黄河北岸)，又陆运180里至淇门(今河南汲县西南)入御河(今卫河)，运赴大都。淮东地区被征服后，元政府仍着力于传统河运系统的整建：至元十九年十二月，立漕运机构二，以管领上述以中滦为转运点的南北运输线，其中“江淮漕运司”管领江南至中滦一段的粮运；“京畿都漕运司”管领中滦至大都一段的粮运。这种由东而西，再由西而逶迤东北向的大迂回，中间不免多层水陆搬运之劳，往往只胜任30万石左右的年运量，这与大都愈益增多的粮食需要甚不相应，为此，至元二十年派兵部尚书李处巽主持开引汶水、泗水，从济州(治今山东济宁市)西北到须城安山(今山东东平西南)凿开了一条50多里的济州河，以缩短航程，避开西面的水陆转运，形成的路线是：河道从淮安北上，通济州与泗河诸水，经大清河，顺流至利津人海，经海道北上达直沽。然而，施行的结果，河船必须候海潮方可进入新河，利津海口一带又经常积沙淤塞，航行仍难畅通。其后又改由东阿起航，陆运至临清(至元二十六年这段陆路凿为会通河)接入御河，并试图疏通山东半岛的胶河诸水，以“胶莱河道”纵贯胶州和莱州海湾，使粮船直北而达直沽。前者水陆转运不便，后者工程未成，一无成效。
河运与海、河联运的规划既一再受阻，那么，与之同时进行的海上运输的情况又怎样呢?
至元十九年，丞相伯颜鉴于内河粮运的劳费，追忆起至元十三年经海道搬运宋室库藏的旧事，于是奏准由朱清和张碹组织船队，从扬州(今江苏扬州市)载粮缘海道北上。因是初次航行，未能适应季风和潮汐的规律，所以船队阻于途中，在山东刘家岛(在今山东蓬莱县)住冬。次年放莱州洋，至杨村码头(今河北武清)卸粮交收。这次初运，于至元二十年三月到京，运数为46000石。数目虽不足观，却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赢得了最高统治者的信任和赞赏。在次年100万石的漕运粮中，海运虽仅占10万石，远远低于河运量，但后来便从一二十万石猛增到578000石，从而越来越明显地表现了自己的优越性①。元政府对海运的逐步重视，可从其对河运和海运的几项具体措施中进一步看出：
对河运：
至元二十一年二月，因来阿八赤新挑河损多益少，无济漕运，故予废罢，以其水手及军人各5000人、船1000只付扬州行省教习海运，其余军人及水手各五千驾平滦船从利津海道运粮(同注⒁)；
至元二十四年正月，因江南海道至东平新开河道粮船往来艰辛，罢东平河运粮(同上)。

对海运：
至元二十年十二月，授朱清为海运万户，张瑄为千户，忙兀*[得去彳加角]为一府达鲁花赤(同上)；
至元二十三年二月，以征日本所造船付海边民户运粮(同上)；
至元二十四年，立行泉府司，专领海运，增置万户府二(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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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经世大典·海运》，见《永乐大典》卷一五九四九、卷一五九五○。内载“岁运粮数”专指海运的数量，不包括河运数。

至元二十五年，增立直沽海运米仓①。

“阿八赤新挑河”与“东平河”的废罢与海运机构的设立，说明元朝已将其着重点转向海运。
(二)确立阶段
约从至元二十五年“都漕运使司”和“京畿都漕运使司”的设置，到大德七年朱、张的败亡(约1288—1303)。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朱、张集团专制海运，南粮主要依赖海道运达，岁运之数有大幅增长。
海运地位的确立，此时主要体现于以下几点：
其一，接运机构的调整。
至元二十五年二月调整了漕运机构，以管领大都以南的粮食接运事务。其中置于天津直沽河西务(在今河北武清区西北北运河北岸)的“都漕运使司”，接运南来的粮食物资及所属各仓公务，但其实际职能主要是接卸海道运粮；“京畿都漕运使司”则将前司接卸的粮食运赴大都各仓，它与至元二十年设置的“京畿漕运司”相比，职能虽然类似，即都是将南粮运达大都，但后者接运的是中滦至大都由海、河联运或河、陆联运而来的南粮，前者则是接运天津至大都一段主要由海道运来的南粮。因此，该年设置的二司，实际可看做衔接海运的“接运系统”，这样，元廷从二十六年起的三年间，相继罢废了“胶莱海道运粮万户府”、“利津海道运粮万户府”和“江淮漕运司”，原先由海、河联运或水、陆联运承接南粮的制度，至此主要由海道运输所代替。
其二，岁运之数激增。
至元二十五年至大德七年(1288—1303)期间，除元贞、大德初因“京畿所储充足”而减额外，岁运之数至元二十五年和二十六年分别为40万和93万石，此后则激增至145万石，大德七年为165万石。海运之数可满足大都愈益增多的粮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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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元由》卷一五，《世祖纪》一二。

其三，海运官获受宠异。
至元二十年首次试运成功后，朱清、张碹分别授为中万户和千户；至元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1287—1291)二人略遭压抑后地位骤升，均冠以骠骑卫上将军的名号，分别以江东道和淮东道宣慰使之职衔兼海道都漕运万户府事，专制海运；三十年，朱清子朱文龙封为海道都漕运万户；大德六年(1302)，身为参知政事的张瑄之子张文彪得准海道运粮万户府自行举保官属。当时的朱、张二人，“贵富为江南望”，“弟至甥婿皆为大官，下至厮养，佩金虎银符者动以千计；田园宅馆遍天下，库藏仓庾相望，巨艘大舶交帆番夷中，舆骑塞隘门巷”①。朱、张的豪富，直接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庇护，世祖忽必烈就对丞相完泽说过：“朱张有大勋劳，朕寄股肱，卿其卒保护之。”②这充分反映了海运地位的重要性与稳固性，也为海运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三)发展阶段
约当大德年末朱、张败亡至天历改元(约1304—1328)。这一时期，江南漕粮征收布局得到调整，岁运之数大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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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逢：《梧溪集》卷五，《张孝子序》，《知不足斋》本；明桑悦：《太仓州志》卷八，《杂传》一，见《太仓州志五种》。
②王逢：《梧溪集》卷五，《张孝子序》。

漕粮征收的布局，元初大致沿袭宋代，即以湖广、江西和江浙地区的粮食充运，其中江东宁国、池、饶、建康地区的漕粮，称“上江粮米”，常由海船逆长江西上装运。而江西、湖广地区的漕粮，则用河船东运至真州(今江苏仪征)与海船对装，这不仅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海船逆江上行也是困难重重，于是，至大四年(1311)时做出规划：实物粮改从两浙地区征收，海船停泊沿海港口或深入两浙内河，就便装粮起运。元代文献称这种“弃远就近装粮”的办法，颇与海运的特点相适应，官民均感便益，“海漕之利，盖自是博矣!”①然而，我们考察元代中后期的海运状况时发现，漕粮的征收，固然主要在江浙地区，但湖广、江西等地也不时有所提供，这是因为，至大四年做出的仅仅是一项初步规划，并且仅就当时一二百万石的岁额而言。其后，岁运激增至300余万石，加上两浙地区灾荒频仍，额定数难有保障，所以，“弃远就近装粮”的原则在实行的过程中，仍然不得不有所通融。具体办法是：在集庆龙湾(今江苏南京市下关)构筑粮仓集中沿江粮米，漕运机构另拨河船将该仓的粮食运赴开洋港口与海船对装②。由此，元代漕粮的调集之制更趋合理。
漕粮主要取自江南官田岁入。此外，崇明州派船至满浦仓(在今江苏淮安市)装运的粮食，则是宣徽院所属的官田“子粒米面”(参见本文下节)；元时也间或从官田和屯田颇为集中的河南地区征调③；在特殊情况下，特别在灾害年景，官府或从州县赋粮中征集，或于“有米处”籴粮；元朝末年，江南寺观租入也“厚输于官”，拨充海运④。
大约在至大四年以前，岁运之数在200万石以下，此后便顺此激增。延韦占六年至天历二年间(1319—1329)，除至治三年(1323)外，均在300万石以上，天历二年(1329)达350余万石，此为元代岁运的最高额。
(四)衰落阶段
约当至正初至至正二十八年元亡(约1341—1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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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
②郑元祐：《侨吴集》卷一一，《海道都漕运万户府达鲁花赤和尚公政绩碑》，台湾《元人文集珍本丛书》；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一三，《两浙运使智公神道碑》。
③《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
④杨开第：《华亭县志》卷八，《田赋》下。光绪五年刻本；徐一夔：《始丰稿》卷七，《洞霄宫新观记》。武林往哲遗著本。

元朝后期，海运业如同元代社会那样，破窳衰败，百孔千疮，“水旱相仍，公私俱困；疲三省之力，以充海运之恒数，而押运监临之官，与夫司出纳之吏，恣为贪黩，脚价不以时给，收支不得其平；船户贫乏，耗损益甚。兼以风涛不测，盗贼出没，剽劫覆亡之患，自仍改至元之后，有不可胜言者矣”①。至正元年(1341)，因江南三省漕粮不足而征河南米粟凑数，结果止得280万石；次年，以江浙行省、中正院财赋总管府、拨赐诸人及寺观粮食全数起运，也只得260万石。这是海运开始衰败的一个标志。
至正年间，社会总危机的爆发导致了元末农民大起义，海运本身的固有矛盾日益发展，此时又受到更严重的社会矛盾的冲击。“元京军国之资，久倚海运，及失苏州，江浙运不通，失湖广，江西运不通”②。海运的不时中断，直接危及元王朝的生存，统治者不得不采取就近屯田的办法另辟粮源。至正十二年十二月，丞相脱脱提议召募江南人于京畿近地耕种；次年，设“分司农司”，“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间，北至檀、顺州，东至迁民镇，凡系官地，及元管各处屯田，悉从分司农司立法募民佃种之”③，至正十二年，因“海运不通，京师阙食，诏河南洼下水泊之地，置屯田八处”，至正十九年(1359)，“置大都兵农司于西京，……仍置分司十道，专掌屯种之事”④。措施虽连连下达，但在烽火遍地的情况下，屯田自难奏效。至正十二年，中书左司郎中田本初即言，内地所立屯田“秋收课所得，不偿所费；次年，农民皆散罢去”。此外，农民起义军夺海船，断粮道，对元都实行包抄，所立屯田，也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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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
②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
③《元史》卷四二，《顺帝纪》五。
④《元史》卷九二，《百官志》八。

化为战场。于是，京城的粮食恐荒就在所难免。至正十九年，“京师大饥，民殍死者几百万，十一门外掘万人坑掩之。鸱鹗百群，夜鸣至晓，连日乃止”①。至其末年，京师“斗米至银六两，一时勋戚权贵，衣锦绣袍珠玉而枵腹忍饥，至为饿殍者何限!”②于屯田解决危机的企图既告失败，元王朝只好再乞求海运以维持生存。元末海运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江浙的张士诚、方国珍，二是福建的陈友定。
漕粮的主要供应地江浙一带，后至元初“海寇”之患愈演愈烈。至正八年，方国珍与其兄弟“亡人海，聚众数千人，劫运艘，梗海道”；至正十六年降元，授为海道运粮漕运万户兼防御海道运粮千户，复升为左丞、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海道运粮万户。方国珍虽时降时叛，强不可制，但从至正十九年起，尚能“岁岁治海舟，为元漕张士诚粟十余万石于京师”③。
张士诚于至正十六年据平江，次年，元廷遣使招降，又次年授为太尉，开府平江；至正十九年九月，元廷遣兵部尚书伯颜帖木儿、户部尚书曹履亨等往征漕贡。命使于方、张二人之间“往来开谕”，使二人各具舟、粮，“粮得入京者仅十一万石，自是岁以为常”④。据载，至正十九年和二十年，起运粮为11万石，二十一年和二十二年为13万石⑤。至正二十三年九月，张士诚自立为吴王，此后“元征粮，不复与”，并杀劝贡将领，江浙海运至此绝。至正年间“威震八闽，然事元未尝失臣节”的陈友定，是元末供粮于京师的又一重要来源。“是时张士诚据浙西，方国珍据浙东，名为附元，岁漕粟大都辄不至。而友定岁输粟数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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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权衡：《庚申外史》卷上、卷下。
②丘清：《大学衍义补》卷三四，《漕运之宜》下。《皇明经世文编》卷七二，《丘文庄公文集》之《疏议》。
③《明史》卷一二三，《方国珍传》。
④吴宽：《平吴录》，见《纪录汇编》卷二九，上海涵芬楼影印明万历本。
⑤《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

石，海道辽远，至者尝十三四”①。
福建首次岁运当在至正二十年。是时陈友定已授为行省参政。“福建滨海，又为王土”②，故元廷授贡师泰为户部尚书，“俾分部闽中，以闽盐易粮”③。该年筹粮数十万。继贡师泰而以户部尚书“出督福建海漕”者为李士瞻，他自称“粮盐两事，俱辱见任”④，所著《经济文集》，奉职应答之文，几居其半；所筹集者以盐货为主，但粮食、缎匹、布帛、番货、金银等一切“堪供之物”，也在所不限。福建于至正二十七年亡于明，海运最后中绝。《元史》等文献于元末“岁运之数”的记载至为缺漏，今略举所见以作证：至顺元年(1330)，集结于南方诸港待运的粮船有1800只⑤，按每舟载粮两千石计(详本文第四节)，该期起运粮当三百余万石；至正三年，发海漕“三千余艘”⑥，就起发的运舟而言，这是可见最高数，可见该年运数之大；至正四年，运艘1400只⑦，运数也可达二三百万石；至正九年秋，“海道粮舶毕达京师”⑧；至正十四年，贡师泰奉命和籴于浙右，“得粮百万石，以给京师”⑨，至正十四年“转粟数百万斛”⑩。此外，至正年间，江浙行枢密院判官曾“裒诸境内，得米若干石，载之巨舟，浮海以漕”⑾；华亭县主簿曾“漕粮四十万至京城无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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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史》卷一二四，《陈友定传》。
②权衡：《庚申外史》卷下。
③《元史》卷一八七，《贡师泰传》。
④李士瞻：《经济文集》，李祖仁《李公圹志》；卷三《与魏彦明书》。
⑤《经世大典·海运篇》，见《永乐大典》卷一五九五○。
⑥吴凤翔：《无锡县志》卷二三，《祠宇》，弘治七年本。
⑦朱德润：《存复斋文集》卷一，《江浙行省右丞岳石木公提调海漕政绩碑铭》。
⑧张翥：《蜕庵集》，《寄题顾仲瑛玉山诗一百首》，见《元诗选》二集戊集。
⑨《元史》卷一八七，《贡师泰传》。
⑩刘仁本：《羽庭集》卷二，《饯将作院使曲有诚公序》，《乾坤正气集》卷一三五。
⑾陈高：《不系舟渔集》卷一一，《送顾仲华督漕入京序》，敬乡楼丛书本。

继漕麦五十余万”①。
以上举列的零星材料虽难以反映元后期漕运的整体状况，况且，至正年间由于“海盗”猖獗，江浙岁运往往不能畅达，但亦可大致看出，至正前期岁运似较正常；至正十二年因“岁运不至”，元廷连连下诏屯田，说明在这前后，京粮才失去正常来源；至正十六年张士诚据平江，此后，元王朝仅依靠南方几支残余势力提供的几十万石漕粮，苟延残喘，直至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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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二五，《华亭县主簿王佳母夫人李氏墓志铭》。四部丛刊初编本。


                     
                    
                                       
                     
                        
                    
                  
                  
  


              
              
               
                  
                    
                     
                        
                          
                            二、海道、内河支线与起运港

关于海道记录的主要文献，首推《经世大典·海运篇》，但明代《海道经》可与元代“新航道”相印证，且内容较前者为详②，可作参证。现结合章巽先生的有关成果③作如下综合考述。
海运航道，按诸本记载，前后有三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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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经世大典·海运篇》，见《永乐大典》卷一五九五○。《海道经》，见《金声玉振集》。按明沈廷扬《请倡先小试海运疏》称：“年老水手丁刚、黄玉、王杰于洪[当作“弘”]治年间自南京领运开船至刘家港、崇明、白水洋、绿水洋、黑水洋，转成山至直沽。”《海道经》之《海运故道》与此合，亦与元至元二十九年新航路合。其书各节文体不一，其中《海运故道》一节“文字鄙俗”，不加文饰，颇类节录水手口授成文。元亡至明弘治年间虽相隔一百多年，元代海道似成往古，但民间水手仍有可能循旧道往来南北之间，因此，此处“年老水手”有可能熟知元代海道。
③章巽：《元“海运”航路考》，载《地理学报》22卷第1期。

1．第一次航路从至元十九年首次粮运。到至元二十八年新航路的开辟，共沿用10年 开辟者为朱清、张瑄和罗璧。至元十三年运载宋室库藏至燕京，大概就是循这条海道航行。起用年《海道经》记为至元二十一年，实误。路线是：自刘家港(今江苏太仓市刘河镇)至海门县黄连沙头(在今江苏启东市东部海中)、万里长滩(今江苏如东东部，西南向呈长条形，今部分成陆地)，经盐城(今市。市区元时当濒于海)，下历海宁府(治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可至莺游山(今江苏连云港市东北东西连岛)，至元年间朱唏颜随漕船北上时曾抵达该地①；再于密州(治今山东诸城)和胶州(治今山东胶县)界放灵山洋(当指今山东青岛市南、胶南县以东海面)，北至浮山(在今山东青岛市附近)、崂山(今山东青岛市东北的崂山)，戴良泛海时曾留下“稍人东胶县，即见大牢山”的诗句②。以下沿福山(在今山东崂山县东)往东达延真岛(今山东荣成县沿津岛)，东北转过成山(今山东荣成县成山角)，然后西北收入界河口。沿界河上行可至杨村码头(在今河北武清区)，罗璧第一次押运至此。
该航路沿海岸航行，“沿山捉燠”，曲折迂回，漕船经常遇沙搁浅，“委实水路艰难，深为繁重”。《海道经》将此次航路的航期记为两个多月。
2．至元二十九年新航路(《海道经》记为二十七年，误)由朱清聘请长兴(今浙江长兴)“李福四朝奉”押运指引：“自刘家港开洋，转过撑脚沙(在今常熟市璜泾北江中)至三沙洋子江(在今江苏崇明西北，今大部分已成为陆地)，东北至匾担沙大洪(在今江苏启东东南，今成陆地，元杜国英的《匾担沙诗》描写道：“一抹沙水水拍天，沙名匾担古今传。粮艘过处如山重，说与潮神好着肩。”③)以下从万里长滩往东北行1000里达青水洋，再至黑水洋。《海道经》则记为白水洋、官绿水、黑绿水和黑水洋。白水洋实即黄水洋。长江口一带海面含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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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朱晞颜：《鲸背吟》之《莺游山诗》，载《说郛》卷五七。
②戴良：《九灵山房集》卷九，《望大牢山》，四部丛刊初编本。
③《仪真志》引元东州杜国英集《匾担沙诗》。见《永乐大典》卷五七七○。

较多，水呈黄白色，故名；北纬340度、东经122度以东一带海水较浅，水呈绿色，称青水洋。官绿和黑绿估计为青水洋不同航段在视觉上的差别；东经123度以东一带海水较深，水呈深蓝色，称黑水洋。过黑水洋可见沿津岛(即延真岛)，西北至成山、刘岛(即刘家岛，今山东威海市东刘公岛)、芝罘岛(今山东烟台市北芝罘岛)、沙门岛(在今山东蓬莱之北)。《齐乘》云，与沙门岛相连“则有鼍矶岛、牵牛岛、大竹岛”①。鼍矶岛，在今北海海峡内，今同名；牵牛岛在今渤海海峡大钦岛之南；大小竹岛，或即宋无至元年间曾抵达的“竹岛”②，《海道经》作竹山岛，当指今渤海海峡南大竹山岛及其西面的一座小岛。另有漠岛，元·刘遵鲁有《漠岛记》，《登州府志》称该岛在府城东北海中500里许，与辽东连界③。以上诸岛当于沙门岛放洋西北航行时或分道往辽东、高丽时所经或所见，再往西北行驶即达界河口。
该航路从万里长滩至成山一段取远海航行，线路较为径直，一路顺风，半月可达；风、水不便，则仍需一月或40天以上。《海道经》则谓“远不过月，近不过半月”。
3．至元三十年新开航路 起先自刘家港开洋，过黄连沙转西，东北取成山，但“亦为不便”，故“继委千户殷明略踏开生路”。路线是：自刘家港开洋至崇明三沙，东行人黑水洋至成山，下大致与新航路同。主要区别为：航船至崇明三沙后即避开万里长滩直入黑水洋，均取远海航行，顺风10日即可驶达，较新航道更为便捷。
刘家港至直沽口为元代海运的主航道，此外，南北还有两支海上支线：
一是福建至江浙，可称“闽浙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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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于钦：《齐乘》卷一，《山川》。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
②《元诗选》一集戍集，《子虚翠寒集》，《宋逸士无传》。
③施闰章：《登州府志》卷二，《山川》，卷二○，《艺文中·记》。

至元二十六年曾于泉州至杭州之间立海站l5处。《元史》说这段海站两年后罢废①，但事实上是调整管领方式，运道仍未失去作用②，但运道的具体情况一时不见记载，只知福建粮船往江浙集结达庆元(今浙江宁波市)诸港时须“记标指浅”③。《海道经》记明代福建海船北上至浙江时，沿道亦须当地水手导航。元末福建漕粮北上系用“长运”法，即从福建乘海船径趋直沽。
二是辽阳、高丽线。
顾祖禹称：“元时海运，自辽东三岔河分三道：一由天津经白河，至通州(今北京市通州)，一由娘娘宫经粮运至蓟州(治今河北蓟县)；一由芦台(今河北宁河县)经黑洋河(当流经今河北黑洋河堡)、蚕沙河、清河(据《读史方舆纪要》，清河当在今栾县南30里)，至栾州(治今河北栾县)④。此当指海运抵达辽东时分道运散各地的情况，但所据不明，录以待考。
元时经常通过海道运粮至辽东(间或至高丽)⑤。除顾氏所记外，山东半岛至辽东和高丽之间也有传统的线路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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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元史》卷一五，《世祖纪》一二，卷一六，《世祖纪》一三。
②参见拙文：《元代海外贸易的管理机构》，载《元史论丛》第七辑。
③《经世大典·海运篇》，见《永乐大典》卷一五九五○。
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七，《直隶》八，中华书局，1957年。
⑤如至元二十四年罗璧督元辽饷，浮海抵锦州小凌河(在今辽宁)和广德府十寨务(当在今辽宁北镇县)。见程钜夫：《雪楼集》卷一○，《元都水监罗府君神道碑铭》；平乃颜后，“发钞四万二千缗，运米万石转海而至辽东，以赈其乏。见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四，《江浙中书行省平章政事赠太保安庆武襄王神道碑》，《四部丛刊初编缩本》；至元二十七年朱清“运高丽辽阳粮”。见元杨譓：《昆山郡志》卷五，《人物》，《太仓郡志五种》本；至元二十九年，江南海粮“至辽阳者十三万石”。见《元史》卷一七，《世祖纪》一四；至顺三年，“省部科拨海舟，别给脚直，往运辽东粟菽八万余石”。见柳贯：《柳待制文集》卷九，《元故海道都漕运副万户咬童公遗爱颂并序》，《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漕粮分春、夏二运。《海道经》称，新航道开辟前，一般是正月集粮，二月起运，四月达直沽，五月回帆运夏粮，至八月返本港。改道后，因航期缩短，起运时间相应推迟，即所谓“三月开洋春正好，南风十日到神京”①。元末因岁运数锐减和海道多难，漕粮已无须分作二运，故江浙地区最后四次漕运(1360、1361、1362、1363年)于五月间起航；福建地区或于三月起航，或先江浙漕粮而运，随时就便而定②。
据《经世大典》，元代每次漕粮北上，均由海船开赴内地各仓就装，或以河船载粮至起运港与海船对装，于是，除上述海道外，又形成了若干内河支线。所在船只，按地区赴规定粮仓就装③：
(1)上江线。就装江西、湖广粮。粮船自刘家港开船，逆江而上，先后至真州(今江苏仪征市)、集庆路(治今江苏南京市)、太平路(治今安徽贵池市)。
(2)满浦线。至元二十五年，宣徽院置“满浦仓”，“掌收受各处子粒米面等物，以待转输京师”。满浦实为地名，属淮安路山阳县(今江苏淮安市)④。该仓的粮物由崇明州船装运，自三沙、黄连沙，投西过“料角”等处至满浦⑤。此处积沙而成地名，在今江苏启东东北。
(3)浙西线。粮船于刘家港分赴九处装粮：平江路(治今江苏苏州市)、无锡州(治今江苏无锡市)、常州路(治今江苏常州市)、海盐州(治今浙江海盐县)、湖州路(治今浙江吴兴县)、松江府(治今上海市松江)、乌泥泾(在今上海市西南面)、江阴州(治今江苏江阴市)和镇江路(治今江苏镇江市)。
(4)浙东线。该地海船(包括福建船)或空船，或成装后开赴浙西诸多港起航，或就地起航。船只分赴三处装粮：绍兴路(治今浙江绍兴市)、台州路(治今浙江临海市)和庆元路(治今浙江宁波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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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桑悦：《太仓州志》卷一○上载马麟《娄江馈饷诗》。见《太仓旧志五种》。
②详李士瞻：《经济文集》卷二，《与泉州马总管书》，卷三，《上中书右丞相书》。
③《经世大典·海运篇》，见《永乐大典》卷一五九五○。
④《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卷三八，《顺帝纪》一。
⑤按“料角”为航海者所用术语。水手每遇海中沙地，即“以竿料浅深，此浅生角，明不可渡云”(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五，《朱张》)。

上述漕仓与装粮路分曾作过调整，如前节所述“上江线”的改动便是一例。此外，如乌泥泾之太平仓于至顺二年迁至松江府①；溧阳州(治今江苏溧阳市)漕粮本运至龙湾(即龙正关，在今江苏南京市下关)②，至顺前后即与义兴(今江苏宜兴市)和常州漕粮一同并入无锡州仓③。
海运的主要聚舯起运港为刘家港。“刘家”为“娄江”之音讹，指今太仓市刘河镇。选此为起运港，除了经济上的因素外，地理上亦有衔接江海之便。据称，此处“宋时潮汐不通，至元时娄江不浚自深，潮汐两汛，可容万斛之舟”。元末张士诚“畏海盗之扰”，妄为咽塞，致使“田畴无潮后之利，市民为贩海之资矣”④。明初虽一度为郑和下西洋的起点，但已渐失旧观。
白茆港(在今江苏常熟市东北九十里)本为太湖水系入江的重要出口之一，延祐三年(1316)，为减轻刘家港的重压，亦因其港“水深，内外堪可湾泊”⑤，故开辟作为松江、温台、庆绍船舯开洋的港口。但此处易于堆沙壅塞，张士诚曾于至正二十四年兴役疏通，但未奏效。
浙江沿海以庆元烈港(浙江宁波沥港)为重，“庆元为郡，并江通海，无滩濑椒崖之险，万斛之舟直抵城下，视它郡则易为力”⑥。元末最后四次海运则从澉浦港(在今浙江杭州湾内)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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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如林：《松江府志》卷一九，《建置志·仓库》，嘉庆二十二年刊本。
②王逢：《梧溪集》卷五，《哀高照磨序》。
③吴凤翔：《无锡县志》卷三三，《词讼》转录陈迈《亿丰仓记》。弘治七年本。
④桑悦：《太仓州志》卷一，《山川》，卷九，《杂志》。
⑤《经世大典·海运篇》，见《永乐大典》卷一五九五○。
⑥王元恭：《至正四明续志》卷三，《城邑》。烟屿楼刊本。

元末陈友定、贡师泰等漕盐粮至京，主要以福建长乐港(一作梅花山，今福建长乐县东，当闽江南岸)为起点①。元末福建运艘常就便起航，如当时海外贸易的主要港口泉州就一度载盐粮支援大都②。
至元十九年(1282)初运时，上海总管罗璧等载粮由上海至杨村码头，故首次开洋港似在今上海市吴松江口。
此外，“上江线”的真州和集庆(今江苏南京市)虽不是开洋港，却是粮船集结之处；船队于刘家港等处起运后，则常于福山港(属今江苏常熟市)候潮起运③。聚舯开洋的港口虽不一而足，但刘家港地位势同举足，其次为烈港。以延祐元年(1314)为例，二港船只分别为1253只和140只，集结了这期海运的全部粮船④。其中，庆元烈港的岁运数当为“十数万斛”⑤。
海运主航道的南部长江口一带多沙滩；北段水深，成山一带“旁多椒岛，海艘经此，失风多覆，海道极险处也”⑥。元初凿胶莱河，意在“避东海万里之险”，终因“遇石而罢”⑦。可见，在长达万里的运输线上，水文错综复杂，气候变化莫测，困难险阻，不言而喻。为此，在航行过程中，“船主高价召募惯熟梢工，使司其事”；船工或“凭针路定向行船”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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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郑若曾：《郑开阳杂著》卷八，《海防二览图》。陶风楼影印本；罗洪先：《广舆图》，见于朱彝尊：《日下旧闻考》卷二七，《京畿》三。
②李士瞻：《经济文集》卷二，《与泉州马总管书》。
③陈基：《夷白斋稿》卷一○，《福山港待潮》；郑元祐：《侨吴集》卷九，《福山东岳庙兴造记》。均见台湾《元代珍本集汇刊》。
④《经世大典·海运篇》，见《永乐大典》卷一五九五○。
③程端礼：《畏斋集》卷五，《庆元路总管沙木思迪音公去思碑》。四库全书本。
⑥于钦：《齐乘》卷一，《山川》。
⑦赵文明：《万历莱州府志》卷二，《山川》。1935年抄本。
⑧《经世大典·海运篇》，见《永乐大典》卷一五九五○。

“夜对紫微星直上”①。千艘百舯，舳舻相衔，首尾不绝，至刘家岛抛泊取薪，达直沽时于海门龙山庙前聚齐，随次倒卸②。江南劳动人民在几十年的航海实践中所积累的若干经验，是极为宝贵的：
一是确立港口导航制。
至大四年(1311)十二月，常熟州船户苏显与“老旧运粮千户”殷忠显、黄忠翊等鉴于“刘家港甘草(在刘家港北)等沙浅水暗，素于粮船为害”，提出导航方案，经议准，由苏显备船两只，“抛泊西暗沙嘴二处，树立旗缨，指领粮船出浅”，并画图张榜，晓谕船户，要求粮船于号船西边绕过，观旗缨定行止；江阴州夏港、陈沟等一百余里之处，俱有浅沙暗礁，延祐元年(1314)七月，亦令江阴船户袁源和汤玙如上法指挥船只出入③。
二是树立航标。
万里海程，渺无边际，航船进入北段，皆以成山和沙门岛为表识④；船至直沽时，“为无卓望，不能人河，多有沙涌淤泥去处，损坏船只”，延祐四年(1317)议定，“于海门龙山庙前高筑土堆，四傍石砌”，树立旗杆，春夏二运时，“昼则悬旖，夜则挂烛”，以作终点聚船的标志。
三是“仰观天象，以卜明晦”，即对海洋气象和潮汐规律进行预测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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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逢：《梧溪集》卷一，《奉寄刘廷干都漕名贞终南台侍御史》。
②③《经世大典·海运篇》，见《永乐大典》卷一五九五○。
④成山和沙门岛为表识分见《经世大典》(《永乐大典》卷一五九五○)和《齐乘》卷一，《山川》。

漕府照磨徐泰亨于下海押粮期间，曾“询访得潮汛风信观象”，编成口诀，内容分为“潮汛”、“风信”、“观象”和“行船”等四个方面，大致以通俗、实用为目的，“虽是俗说，屡验皆应”。如“潮汛”，宋·沈括所论仅止于“每至月正临子午则潮生，候之万万无差”，此则曰：“前月起水二十五，二十八日大汛至；次月初五定下岸，潮汛不曾差今古；次月初十是起水，十三大汛必然理；二十还逢下岸潮，只隔七日循环尔。”沈括录江淮间行船风信曰：“大凡夏月风景须作于午后，欲行船，五鼓初起，视星月明洁，四际至地，皆无云气，便可行，至于己时即止，如此无复与暴风遇矣。”据说，此论尝得宋神宗重视①。元人口诀所言“风信”和“观象”，内容涉及一年四季，并且注意到以风、雨、雷、电和日象综合观测天气，如“春后雪花落不止，四个月日有风水”；“秋前十日风水生，秋后十日亦须至”；“日落生耳于南北，必起风雨莫疑惑”；“北辰之下闪电光，三日之间事难测”②，等等。这是对劳动人民创造的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当然，元人口诀中的“潮汛”，就其科学价值论，不及唐代潮汐家窦叔蒙的《海涛志》和宋人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等记载③，但我们认为，元人口诀的重要意义乃在于它的实用性和应用的广泛性，并且对后世也有较大影响，如明·张燮《东西洋考》卷九和《海道经》中所载风雨占验，很可能是从元人口诀得到启发后，根据各海域的具体情况加以编定的。
此外，从《经世大典》特别是《海道经》的记载看，航海者通过长期实践，对我国东部海域的水文地理已有了相当程度的认识，其中对避风港的选择，“点篙”以测沙礁的技术，还充分显示了水手们的聪明才智和坚忍不拔战胜自然的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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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五，《杂志》二。
②《经世大典·海运篇》，见《永乐大典》卷一五九五○。
③徐瑜：《唐代潮汐家窦叔蒙及其海涛志》，载《历史研究》1978年6月；宋·徐兢：《官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四，《海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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