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人家 2008-2-18 01:38
元代江南人口的几个问题
元代江南人口的几个问题
潘清
载《江南社会经济研究·宋元卷》
在经历了长期的战争之后，忽必烈终于平服江南。统治民族的更替、统一的再现、社会文化发展的特点，都使元代江南的历史具有极其复杂的内容并呈现出新的特征，而与之相伴的是人口的组成和分布也发生了改变。这势必对江南的经济、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就此而言，元代江南地区的人口史有着丰富的内容，是研究江南地域的历史发展和元代在中国历史上特殊意义不可忽略的一页。
一、蒙古、色目人口入住江南
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北人南渡的移民高潮。元代又一次出现北人南渡的局面。虽然规模不及晋、宋南渡，却有着显著特点：以往的移民主要是中原汉人徙居江南，而元代的移居人口除北方汉人外，还有大量来自蒙古高原和西域的蒙古、色目人，以及从海上丝绸之路前来的阿拉伯、波斯等地的人口。他们的到来，使当时江南地区的人口组成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历史局面，这种混居局面的形成，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一)随官迁徙
江南地区从广泛的意义来说指的是长江以南的大片国土，具俸以江浙行省为代表，因为江浙行省人口最多，经济最为发达，辖境包括今天的江苏南部、浙江、福建及安徽的一部分。本文所讨论范围大致以此为限。江南被平服后，元政府为管理好这一大片疆土，必然委派大量的蒙古、色目人作为各级官吏，裁决地方军民政刑财赋等各方面的事务。
按照元朝制度，地方长官达鲁花赤必须由蒙古人担任。早在至元二年(1265)，元世祖就作出规定：“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①至元五年又发布命令：“罢诸路女真、契丹、汉人为达鲁花赤者，回回、畏兀、乃蛮、唐兀依旧。”②进一步贯彻了至元二年的命令。至元十六年，世祖又一次议“罢汉人之为达鲁花赤者”③。至此，江南平服初期归附蒙古而获得信任的汉人(包括契丹、女真人)被委派为达鲁花赤者，及征战过程中被随处任命的汉人达鲁花赤，基本上都被罢去。因此，江南地区的行政官员，从行省长官到各路府县的达鲁花赤，主要以蒙古人为主，色目人作为蒙古统治江南的政治助手也在任用之列。
笔者曾对江浙行省、江西行省担任过宰相的人员作过统计，蒙古、色目人大约有200名担任者。无论历史形势怎样变化，江浙行省在元代承平时期都未曾有一个南人或汉人爬到丞相的职位。并且因为江浙行省“土地广、人民众、政务繁而钱谷之数多也”④，所以元政府非常重视该行省官员的任用，出现了许多世官担任行省高官的现象，如木华黎家族中脱脱(大德年间江浙平章)和其子朵儿只(至正四年至十七年江浙左丞相)等等，可见，元代江南地区的行省官员绝大多数是蒙古、色目人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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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元史》卷六，《世祖本纪三》，至元二年二月甲子条。
②《元史》卷六，《世祖本纪三》，至元五年三月丁丑条。
③《元史》卷一○，《世祖本纪七》，至元一六年九月戊午条。
④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一四，《送宋子章郎中序》。
元代江南地区除行省机构外，另一个重要机构就是江南诸道行御史台(简称南台)。始创于至元十四年，按治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十道肃政廉访司。台治虽几经迁徙，但于至元二十四年定治于建康。这在江浙行省内又增添了蒙古、色目官员的任命职位。笔者根据《至正金陵新志》卷六《官守志》的记载，查检出主要担任过南台官员的蒙古、色目人有90人之多。无形中又为这部分人口寓居江南提供了机会。
另外，还有中央直属机构在江南设立的相应机构，也需要有蒙古、色目官员前来任职。仅以江浙等处财赋总管府为例，就有达鲁花赤一职的设置；在平江、建康、松江三处又各有提举司并设置官员，任命蒙古、色目人氏为宦。这些机构中蒙古、色目人氏的任职，又为这部分人口侨寓江南开辟了渠道。
至于江南地区的路、府、州、县各级政府中的蒙古、色目官员更是人数众多。根据记载完备的《至正金陵新志》、《至顺镇江志》等资料统计，达鲁花赤一职除个别外，其人选主要是蒙古、色目人，仅江浙行省当时就有30个路、1个府、属州26个、属县143个，按照元朝官制的迁转法规定，三年为一任，在元代统治江南的近90年中，就有1800人次担任过江浙行省的路和录事司达鲁花赤，府有30人次，属州有780人次，属县应有4290人次担任过达鲁花赤一职。仅达鲁花赤一职就有相当数量的蒙古、色目人前来就任。当然，这一点也集中说明了当时的历史概况。
至于达鲁花赤以下的官员，我们还不能做出精确统计，仅能根据记载较详的《至顺镇江志》和《至正金陵新志》粗略估算出当时两地达鲁花赤官职以下的蒙古、色目官员情况。以这两地为例，可以算出当时路、州两级担任过总管的蒙古、色目人约占官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如果把这个统计数字加以类推，江浙行省则又有570人次的蒙古、色目官员担任总管一职。关于同知一职的统计又表明大多地区的同知一职，蒙古、色目官员都占了总数一半以上，少数地区为三分之一左右。如此，总管和同知两个职务的任职者又构成了江南地区蒙古、色目官员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簿以下的官员，根据《至顺镇江志》的材料记载，丹徒县约38位官员中只有4位是蒙古、色目人，约占总数的十分之一；丹阳县、金坛县的统计结果也与丹徒县类似。当时镇江路是江浙行省的重要行政区属，有关统计数字和全省的情况应该相差无几，若按这个比例进行全省范围的统计，那么，江浙行省的下层政府官员地位固然不够显赫，但蒙古、色目官员的总量也还是不少，这些人员也是当地蒙古、色目侨寓人户的来源之一。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发现元代江南地区集中了大批前来江南任职的蒙古、色目官员，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任职满后，定居江南，成为当地的寓居人户。有关这部分人移民的记载固然较为零散，但还是容易找到，例如成吉思汗时的四杰之一赤老温后人脱帖穆尔以千户镇守明州、越州，以后便家于此①。名进士泰不花也是因为父亲塔不台曾为台州录事“遂家于台”②。文友吴师道称之为“君家世溯漠，来住严陵州”③。
此外元代蒙古统治者还实行分封制，元代实行的分封不同于汉文化传统意义上的分封。元代受封者往往认为封地就是自家的私有财产，派驻家人进行管治是分内之事。元代在江南分封给贵族、世勋功臣的土地及民户多达几十份，《元史·食货志》记载了赐封、食邑的详细资料。于是各家族派封在江南各地的守土官自然而然地构成了的侨寓江南的又一类型民户。著名的穆斯林牙老瓦赤的孙女萨法礼夫人就是跟随丈夫前来封地的定居者④。说明当时随官寓居的事例绝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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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五，《逊都台氏公神道碑》。
②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三，《送达兼善祭山川序》。
③吴师道：《吴正传先生文集》卷五，《送达天山之江浙检校》。
④马祖常：《马石田文集》卷一四，《萨法礼夫人碑铭》。
还有一种为官定居的类型，就是某些官员曾在江南地区任职，再迁转他处，或者根本没有在此地任职的经历，由于种种原因而在江南定居，从而兴建宅第。《至顺镇江志》卷一二，《居宅》就记载着一些官员在镇江拥有府第的情况。不仅有镇江路的属官，还有行省乃至大都的官员①，这就有力地证实了迁居现象的层出不穷。另外杭州、建康等地都有这些宅居的存在可以想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随官定居的现象十分普遍。
(二)随军驻扎
随大军南下而留居江南是导致江南地区拥有蒙古、色目寓居人口的又一重要因素。
当元军最后在崖山灭掉南宋政权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维持原南宋广大统治区的稳定。江南地区尤其是杭州、建康、镇江等地原来就是南宋的统治重心所在，所以元朝对该地区的统治除了实行通常的行政管理外，还需要用军队作为统治的倚仗。再者，江南又是全国的经济枢纽，北方大都“百司庶务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②，重戍成了情理之中的事，当然，鉴于江南地区人口组成单一，元政府对此地实行的是以汉军为主的镇戍原则，这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但元制汉军中万户府、千户所皆置达鲁花赤一职，其职主要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还有少量由蒙古人及色目人组成的单一军队，江南地区因随军而寓居的军人主要指这两部分而言。元代基本体制是“诸省长官二员，给金虎符典军”③，以下设都镇抚司，“专一提调军马，镇遏地面”④。都镇抚司的长官由枢密院直接任命。在军队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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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至顺镇江志》卷一二，《居宅》。
②《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
③《元史》卷一○二，《刑法志一》。
④《元典章·刑部十五》。
户以下设镇抚，千户以下设弹压，百官之下设军司，两者都直属都镇抚司。元制还进一步规定：自镇抚到军司各级都必须有两人担任同一职务，一位以蒙古人充任，一位以汉人充任；而且从弹压以上，千户以下都按迁转法三年一考①。如此，在江南地区做过军官的蒙古、色目人为数也一定不少。随着他们在汉地驻扎的时间推移及和汉族人民的交往，他们中不少人也留居江南。在这类人中，钦察人完者都拔都一家定居高邮的事例具有代表性。完者都拔都“以材武从军”，因在平定江南的战斗中足智多谋，而被元政府赐予虎符，授高邮路达鲁花赤，以后又历任高邮万户府达鲁花赤、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左丞兼管本万户军，官职最高时曾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大德元年，完者都拔都在官任上去世，子孙将他归葬高邮城西，长子帖木秃思世袭高邮上万户府达鲁花赤，以后高邮上万户府达鲁花赤一职，又传至他的长孙。他还有其他儿子，即插都为常州路无锡州达鲁花赤，别里怯为湖州路长兴州达鲁花赤，彻里不花为高邮打捕屯田达鲁花赤②。可见，他们一家人的主要活动都在江浙地区，可以推测他们一家因为军职而留居当地。一般军人的情况史书虽不多见，那只是因为他们人微言轻，往往被记载所忽略。
除了蒙古、色目军官定居江南外，还有些由单一的民族组成的军队驻扎在江淮一带，作为汉军的补充以备随时调遣，如至元二十八年(1291)二月，元政府就曾“调淮探马赤军及汉军二千人于脱欢太子附近扬州屯驻”。大德八年(1304)又调“自乃颜来者蒙古军三百人守定海”③。还有庐州万户府更是“一军皆夏人(唐兀人)”④。元末，因农民起义军攻陷安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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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萧启庆：《元代镇戍制度》，收入萧启庆《元代史新探》，(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
②程矩夫：《雪楼集》卷六，《林国武宣公神道碑》。
③《元史》卷九九，《兵志二》。
④余阙：《青阳先生集》卷四，《送归颜温赴河西谦使序》。
率领一家人自杀的进士余阙就是庐州唐兀军人的后代。另据陈高华先生研究，元代的庆元路也有哈刺鲁人组成的军队，元代著名诗人遁贤就是哈剌鲁军人的子孙①。正是许多军人久戍一地，进而以戍地为定居点，形成了军人移居人口。因此，随军而迁的军人在江南蒙古、色目寓居人口中占有相当比例。
(三)经济动因
因逐利而迁居是自古以来移民的重要原因之一。元代统一以后，东西交通畅通无阻，领土辽阔，为各民族人民从事经济活动提供了广阔大地，尤其是商业活动呈现出愈加繁荣的局面，也表现出多渠道、多民族的特点。
整个元代，从事经济贸易活动的途径主要分南路和北路，北路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在元代依然兴盛不衰；而南路则是唐宋之际繁荣起来的海上丝绸之路。沿两条路线，阿拉伯、中亚各国及西域地区的商人纷至沓来，他们中的许多人日后定居中国，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到处留下了他们的生活踪迹。
南部的海上丝绸之路到宋代已经相当繁荣。北宋初年，政府就指定广州、明州、杭州作为对外贸易的港口。在大规模的贸易互市基础上，阿拉伯商人源源不断地进入东西沿海各港埠和华人杂居。当时，广州、泉州都有蕃坊的存在，是阿拉伯商人的主要集中居住地，但是直至南宋之际，阿拉伯商人的主体都还是行商。元代，海外贸易又在原有基础之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许多阿拉伯商人在中国迅速致富，受到财富的强烈吸引，阿拉伯商人很多都卜居东南沿海，泉州港的发展，典型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在色目人蒲寿庚父子的相继经营下，泉州更加发达，吸引了大批来自阿拉伯等各国的商人，史称“四海舶商，诸番琛贡，皆于是乎集”②。这些商人中就有人侨居当地，如沙律忽丁就曾购得晋江县三十七都东头塘花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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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高华：《元代的哈剌鲁人》，《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
②乾隆《泉州府志》卷一，《城池》。
地、房屋等，至他的儿子麻合抹时又将家产卖给了另一个回回商人阿老丁①，证明了穆斯林商人在江南定居的事实。20世纪50年代以来陆续发现的泉州石刻也以元代居多，更加证实了海路穆斯林定居江南之事。特别是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来中国大致是从泉州上岸，去广州，再去建昌(江山)、鄱阳、杭州、大都，然后从泉州返回，沿途都受到穆斯林的友好招待，同样反映了海路而来的穆斯林存在的范围之广。
在海路贸易兴盛，人口不断南来的同时，当时许多商人也取道陆路从西域、中亚前来。由于色目人在元代拥有优越的政治地位，可以利用自己和蒙古王廷的关系在经济上取得优势，获利颇丰，故许有壬精辟地指出：“其国人柄用尤多，大贾擅水陆利，天下名城区邑必居其津要，专其膏腴。”②江南为天下至富，免不了集中西域富商，只是因为各地方志及其他文献资料对少数民族的事迹记载不完全，所以不能精确描述，但有一个事例很能说明江南地区回回商人之多的事实。泰定帝时，回回人倒剌沙因拥戴泰定帝而位居丞相，一时间西域人纷纷党附于他，回回商人也在这种政治势力的保护下大获其利。两都之战后，元文宗即位，杀倒剌沙，下令清查其党羽，此风波及普通的西域回商，江南常熟就有汉人乘机向官府诬告：“回回百余人匿海清，杀猪会饮，谋为乱。”幸好地方官本人熟知各民族不同的风俗习惯，认为其中有诈，他说：“回回不食猪，今言杀猪，诈可知也。”③经查证，确实是因为诬告者本人曾经向回回人借贷，因无力偿还而企图借机陷害债主。由此可见，常熟一地应有不少回回商人留居。常熟在当时还只是富庶的小城镇，那么商业中心及大都市应该更能吸引色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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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施一揆：《元代地契》，《历史研究》，1957年第5期。
②许有壬：《至正集》卷五三，《西域使者哈只哈心碑》。
③高启：《凫藻集》卷五，《元故婺州路兰溪州判官致仕胡君墓志铭》。
人寓居。杭州是当时南方最大的都会，就生活着为数不少的色目商人，城内有专门的地区为色目人聚集之处。例如“荐桥侧首有高楼八间，皆殷富回回所居”①。而著名色目诗人丁鹤年就是商人后代。不言而喻，因逐利外迁的色目商人并不都是成功者，更多的人从事的是活跃而又艰苦的民间贸易，他们是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的直接桥梁。有名的《老胡卖药歌》就向人们描绘了以卖药为生的西域老胡商形象：“西域胡商年八十，一生技能人不及，神农百药旧知名，久客江南是乡邑。”白天，他“朝来街北暮街东”，晚上还要“筐里青蚨夜还数”，通过辛勤劳动赢得了乡人的信赖，换来“全家妻儿得安居”的生活②。这类人于史书往往湮没无闻，其实在定居江南的色目商人中，他们肯定所占比例最大。
(四)其他类型
蒙古、色目人口移徙江南的类型还有其他几种。
其一就是获罪流徙江南。元代刑法规定“有罪者，北人则徙广海，南人则徙辽北”，因此就有蒙古、色目人因罪而被流放江南，使这部分人口移居江南。其中最大的一次应属世祖平定乃颜叛乱后进行的移徙。为防止死灰复燃，达到瓦解其势力的作用，至元二十六年(1289)，尚书省就建议忽必烈：“乃颜以反诛，其人户给米万七千五百二十三石，父母妻子俱在北方，恐生它志，请徙至南方。”③庆元路定海县成为平叛后乃颜部人的主要流放区之一，直至延裙年间，倚纳脱脱公为浙相时，乃颜族人还在以水土不服屡屡上诉，企图迁转他处，遭到政府的拒绝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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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五，《委巷丛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370页。
②王沂：《伊滨集》卷五，《老胡卖药歌》。
③《元史》卷一五，《世祖本纪》。至元二十六年四月丁丑条。
④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叛党告迁地》。
其二就是求学江南。江南是人文荟萃之地，集中了大量优秀的知识分子，许多人有志于学，便来江南求学，其中不乏有蒙古、色目人。比如色目人丁八苑，又名哈八石，取其父名姓丁，有志于儒学，在江南求学，逝世后归葬杭州。他的儿子受他影响，学习儒学。登元统年进士第①。像这样因求学来江南的蒙古、色目人并非一两个，随着元统一及统治巩固，这种现象愈加多见。
其三就是因为传播宗教而移居江南。元朝实行宗教自由政策，各种宗教自由传播，而宗教的发展给非汉族人口移居江南也提供了历史的契机。
元代以前，江南从未出现过复杂的宗教传播局面。而元代基督教、犹太教、摩尼教等都在江南地区有活动，得缘于这些宗教活动，一些非汉族宗教人士迁徙至江南。如基督教中的分支聂思脱里亚教(景教)于辽金时期在中国西北民族中已得到了广泛传播。蒙古族人口中有许多人笃信此教，元统一后，此教又传入江南。据《至顺镇江志·僧寺》记载：撒马尔干的景教徒马薛里吉思在至元十四年(1277)担任了镇江府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他先后在镇江建造了6所景教堂，在杭州还建了一所。显然，镇江一带地区聂思脱里亚教的传播具有了一定的规模。杭州也有十字寺，人明以后改成了“三太傅祠”②。此间罗马教皇还委派过使节前来中国传教，这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堪称一件大事。解放后扬州地区的考古发掘发现了拉丁文的天主教标记，证明当地确有过天主教士的活动。还有泉州、温州地区也存在传教士们的活动，尤其是泉州，从14世纪起由杰拉德、佩里格林、安德鲁先后担任泉州主教之职③。因为这些宗教的信徒基本上都是蒙古、色目人，教堂的设立往往就昭示着他们的存在，而教皇委派的神职人员又远离故土，往往在中国度过一生，例如安德鲁主教就死于1326年，他的墓已经在泉州发现。因此，宗教的自由传播也给江南带来了定居的非汉族人口。这几种类型虽然人数少，但是形式特别，值得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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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郑元祐：《侨吴集》卷八，《送丁希元序》。
②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一六，《南山分脉城内胜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91页。
③道森：《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271页。
二、元代江南地区的民族关系与文化风习
随着蒙古、色目人口在江南的人住，元代江南地区的民族关系就进入了历史考察的视野。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民族关系研究中存在这样一种先入之见，以为蒙元统治集团实行的是民族歧视的政策，因此，终元一代，汉民族与蒙古、色目人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关系十分紧张，汉族本位文化的发展受到遏制。在我看来，这种观点与元代各民族间极为独特的关系及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事实并不相符。
(一)元代江南文化风习
南宋时期，江南因有长江屏障避免了战火的蹂躏，保持了自南北朝开始的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强劲势头，至南宋末年，江南不仅富甲天下，而且舷歌之声不绝，中国政治文化重心的南移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样，当蒙古、色目的胜利者在“暖风吹得游人醉”的江南歇下马来时，竞也渐改旧习，雅好斯文，纷纷“舍弓马而习诗书”，投师汉族名儒，求学问道，渐渐消失了自己的民族特性。如戍守建昌的抄儿赤家族，本是武将出身，但到第三代秃林之子也速答儿赤时，“从郡人李宗哲进士业，而有声誉”①，从此弃武从文，诗礼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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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揭傒斯：《揭文安公全集》卷四，《送也速答儿赤序》。
我们知道，封建社会王朝的更迭总是伴随着血腥的杀戮，蒙古贵族在中原攻城掠地时，大张杀戮，毫不容情。新来的统治者声称：“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①但到积累了较多统治经验的蒙元统治者平定江南的时候，却已能采取与征服北部中国完全不同的策略。伯颜受命率军征讨江南，行前忽必烈专门找他谈话，忽必烈以北宋平定江南的史实为例，要伯颜做他的曹彬，而不是一味炫耀武力(《元史·伯颜传》)。蒙思明先生在他的《元代社会阶级制度》一书中证实，蒙元统治者在平定江南的过程中，不仅注意保护当地一般民众的利益，甚至连宋代官僚的家产也得到了保全②。于是，虽然是乾旋坤转，江山易手，却因宋室的迎降没有发生玉石俱焚的烧杀场面，一个富庶的地域，没有经过“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基本完整地落入了新朝的掌握之中。
在江南士人眼里，南宋的覆亡其实也是必不可免的。南宋朝廷在柄政的贾似道长期控制下，朝政腐败，民心尽失。因此，在心怀不满的江南知识分子眼里，时移世易、蒙元代兴是适逢时会，惟一让他们感到困惑的只是完成这种合乎逻辑的禅代的竟是一个未经儒学点化的异族入主者。而已经在中原取得统治经验的元代统治者也了解汉族士子的这种抵触情绪，为了使江南时局尽快稳定下来，元代统治者加强了对江南的控制，如大量驻扎军队，实施民族混居政策等。如前所述，江南地理条件优越，唐代以后，已成为中国最富庶的地区，经济发达，精神创造的时空条件得到了拓展，江南成了文人学者诗酒唱和、纵论学术的圣地，史称“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江南的文化风习是那样淳厚，据载，南宋时，陆象山回乡讲学，“学者辐辏，乡曲长老亦府首听诲。每诣城邑，环座率二三百人，至不能容，徙寺观。县官为设讲席于学宫，听者贵贱老少，溢塞途巷”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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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元文类》卷五七。
②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中华书局，1980年，20～22页。
③《陆象山年谱》。
总之，江南社会作为儒家文化繁盛的所在，大不同于已接受了辽金统治近百年的北部中国。相对富裕的生活环境，悠久的人文传统犹如一口色彩浓重的染缸，居留在此地的蒙古、色目人耳濡目染，渐渐培养起对汉文化的兴趣。初来江南的蒙古、色目人不少在中原就已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至元年间的江东宣尉使、蒙古珊竹氏拔不忽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原来在大都时，他就师从汉人李康伯学习，到江南任职定居真扬后，深受此地人文环境的影响，愈发热心于儒家经典的学习，平时与贤士大夫们交游，达到了“朝夕闻其诵说，遂致知义理之学”的程度。他还延请名师教授子女。大理学家王柏的弟子、孔孟颜三族的教授张玺，临川大儒吴澄相继成为他家的教授①。珊竹氏远祖和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同源，地位显赫，他率风气之先，对时俗的影响是可以想见的。还有与成吉思汗一同开创基业的四杰之一赤老温的四世孙脱帖穆耳，因元初镇守明州、越州，也是心系儒学，“讲阅之暇日与贤士大夫游，清言雅论亶亶不休”。甚至“每遇风日清美，辄缓辔郊外，倘徉竟日，或幅巾黎杖，命家童抱琴自随，散步闾巷间”，其举止行为全然与汉族士大夫相类。他的子女随会稽名儒韩慎游学，后来接连在科举中获胜，最为有名的三儿子月鲁不花是元统元年进士，四子笃列图也在至正二十五年金榜题名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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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姚燧：《有元故中奉大夫江东宣尉使珊竹公神道碑铭》，《江苏金石志》卷一九；此文《牧庵集》并没有收录。
②黄溍：《会华黄先生集》卷三五，《逊都台氏神道碑》。
蒙古、色目人在江南地区生活日久，和汉族社会越易发生直接的民间接触，学习汉文化的蒙古、色目人士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延祐恢复科举后，极大地刺激了蒙古、色目人学习汉文化的热情。按照元朝政策，科举对蒙古、色目子弟有相当照顾，蒙古、色目人因此轻易地获得了一条光宗耀祖之路。元代职官升迁讲究所谓“根脚”，普通的蒙古、色目子弟没有显贵的世家，难以得到轻流美职。因此，通过科举人仕，既能提高自己的声誉，又可以走一条比较平稳的仕宦之路。所以，就连世家子弟也纷纷攻读诗书。虞集曾因此表彰廉希宪后人廉充说：“今宪幕八品官耳，而君子乐道之者，以其诸生选，而非常贡也。”①正如马祖常所说：“天子有意乎礼乐之事，则人皆慕义向化矣!延祐诏举进士三百人，会试春官五十人，或朔方、于阗、大食、康里诸土之士，咸囊书橐笔，联裳造庭，而待问于有司，于是可谓盛矣!”②对这种现象，后人评价道：“(元)自科举之兴，诸部子弟，类多感励奋发，以读书稽古为事。”③有元一代，江南地区的蒙古、色目人汉化倾向十分明显，科举中第的蒙古、色目人亦居全国之首，可谓人才辈出。
除了越来越多的人埋首经籍发愤苦读外，江南地区的蒙古、色目人中还出现了在文学艺术方面有精深造诣者。在蒙古人中，最值得称道的便是泰不花。他因父亲任职台州，而留居江南，父辈还是“敦庞质实，宛如古人，而予华言尚未知晓”④，但泰不花却是享誉华夏的大学者。名曲家阿鲁威据孙楷第先生考证，也是居住在杭州的蒙古人⑤。这些蒙古、色目文人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后人评价道：“有元之兴，西北子弟尽为横经，涵养既深，异才并出。云石海涯，马伯庸以绮丽清新之派振起于前，而天锡继之……于是雅正卿、达兼善、遁易之、余廷心诸人，各逞才华，柏奇竞秀，亦可谓极一时之盛者欤!”⑥
(二)元代江南的民族关系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人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在我看来，激情追求自己的对象必然表现为理智的认同与感情的投注。我们注意到，定居江南的蒙古、色目人与江南士人长期交游，切磋学问，关系变得越来越融洽，文化上的认同，培养起浓浓的私人情谊，蒙古、色目人身上超犷豪放、嫉恶如仇的性格或许也使他们容易与秉性温柔的江南汉族士人亲近。天长日久，彼此都淡忘了因历史原因存在的夙怨和不快，并在潜移默化之中开始了民族感情的转移与民族特性消解的渐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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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虞集：《道园类稿》卷二○，《送廉充赴浙西宪司照磨序》。
②马祖常：《石田文集》卷九，《送李公敏之官序》。
③⑥顾嗣立：《元诗选》中《顾北集》序。
④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三○，《题兼善尚书自书所作诗后》。
⑤孙楷第：《元曲家考略》阿鲁威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我们知道，蒙元时代，蒙古、色目人拥有不少特权，但那些接受了汉学影响的蒙古、色目人不仅自己在与汉族士人交往中能够表现得相当友善，而且随着感情的深化，他们对蒙元政府实行的民族不平等政策也时常提出异议，表同情于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汉族士人。余阙，宇廷心，世居武威，因父沙刺藏卜于庐州为官，遂定居于庐州。中元统元年进土，官至翰林待制、淮南行省左丞，是公开批评不平等的民族政策的西夏色目人，他为科举考试中对南人的不公抱屈，尽管他本人因是色目人受到优待。将心比心，汉族土人也将那些怀着善意的蒙古、色目人视为知己。余阙在淮南行省左丞任上和农民军交战，兵败自刎，家人也一同殉难，震动了朝野上下，以至“从而死者千余人”，“其门生故吏言阙事多至泣下”①，江南士人纷纷著文作诗以示哀悼。这其中除了表彰余阙的忠烈气节外，恐怕也是对他的知遇之恩的回报吧。岁月终于抚平了民族间原有的嫌隙与创伤，使其情感心思向着矛盾的对方转移，实现了民族的融合与同化。元朝覆亡，一些蒙古、色目人不愿为新朝服务，江南汉族士人也对之表示了同情和理解，而汉族土人中也不乏愿为他们曾经服务过的元王朝守节的，民族界限的模糊与民族情感的转移在元中叶之后已成为一种极具普遍性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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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卷四○，《余右丞传》；《元史》卷一三四，《余阙传》。
蒙古、色目人在江南定居日久，这些征服者受汉文化的濡染，与汉族士人的关系也变得日益复杂起来，诗酒唱和产生了朋友关系，求学问道发生了师生关系，通婚生育更出现了血缘关系。这些非比寻常的关系有力地促使有着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迅速走到一起，也必定会严重“扭曲”乃至动摇蒙元统治者本来设计的以等级制为基础的政治制度。
师生情填平了民族的沟壑。元末，无论在文坛还是在社交场合都鼎鼎大名的铁崖先生杨维桢收了不少色目人做学生。至正十九年的江浙乡试，杨维桢有三个学生中选。其中有二名色目人，即“何生”、“宝宝”。何生，就是何伯翰，西夏人，因祖父任职于江南而定居杭州，16岁上师从铁崖先生，在业师的悉心指教下，“通春秋五传、毛氏诗、尤长于易”①，成为享誉东南的文人。杨维桢去世后，他的门人吴复为他编辑了《铁崖古乐府》诗集传世，何伯翰又为此集作了增补，流传至今。元代著名学者泰不花与江南大儒周仁荣不仅是师生，更有一层收养的关系。幼时家贫的泰不花得到周氏的照拂，被抚养成人并收为弟子。周仁荣本人是南宋理学家王柏的弟子，《元史》有传。他给泰不花传授学问更教泰不花如何做人，后来，泰不花为元王朝尽忠，支持他做出这种选择的理念能说与周氏的教育无关?
诗酒唱和，文字上的交流也大大促进了蒙古色目人与汉族士人的感情联系。我们知道文艺审美的生命是情感，文学的交流也必是情感的交流，而这种交流足以化解不同民族间原有的隔阂与嫌隙。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拔不忽与张*[须 土]的关系。拔不忽聘张*[须 土]做他家的家庭教师，对张*[须 土]的道德学问十分尊重。张死后，拔不忽还为他刊《达善文集》，并邀请文人吴澄作序②。而这样的事也一样发生在余阙身上。浦江人柳贯是金履祥的学生，官至翰林待制，是著名的文人，和虞集、揭侯斯、黄潘同被时人称为“儒林四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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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维桢：《东维子集》卷一，《送三士会试京师序》。
②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一○，《张达善文集序》。
深得大学者余阙的好评。余柳两人在京结成至交，后柳贯去世，余阙时任职浙东廉访佥事，不忘昔日情谊，特地寻访收集柳贯遗文，命柳氏子弟宋濂、戴良编辑成集，嘱托浦江达鲁花赤廉阿年八哈刊刻，并为之作序，叹息道：“惜其(柳贯)未显而已老，欲用之而殁也。”在这发自内心深处的感叹里，人们能够感觉到的只是为柳氏未显而死的遗憾和与挚友生离死别深深的伤痛，全然没有因横亘着严格的等级界限而产生的高下之分。余阙盛称柳氏著文“镇而不繁，工而为镂”①，这种内行的评论本身又足以表明余阙的汉学功底，余阙已经不是那个随着蒙古铁蹄南下江南的征服者，早已出落成一个标准的儒生。对于余阙的学术成就，治元史者颇有公论，推崇他为元季的诗文大家。明人胡应麟《诗薮》评价说：“惟余廷心古诗近体，咸规仿六朝，清新明丽，颇足自赏。”他的《青阳文集》诗集前八卷首皆有“门人淮西郭奎子章辑”的字样，显然是汉族学生为乃师结集然后付梓的。
儒风的浸染也造成了蒙古、色目人观念的转换。贯云石出身贵胄，世袭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却厌倦了官场的繁文缛节并对仕途险恶怀有畏惧之心，于是让爵位于其弟，北上从姚燧学习，26岁时拜为翰林学士，是畏兀儿人中的第一个翰林学士。少年才子春风得意，自己写诗云：“迩来自愧头犹黑，赢得人呼小翰林。”他长于散曲，深通音律，并且诗文书法也好。辞官后隐居杭州。他写的散曲豪宕疏放，常被教坊配以乐曲，付之以歌，非常动听，杂剧作家汉族人杨梓同贯云石交好，获益于贯云石之处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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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柳待制文集》余阙序。
阿鲁威，字叔重，号东泉，蒙古族，是元代著名的散曲作家，曾和著名汉族士人虞集共过事。致仕后寓居杭州，与虞集经常切磋诗文，十分融洽。虞集诗风淡雅，有《寄阿鲁犟学士》相赠，诗作状写了他与阿鲁威的深厚的友谊。虞集还和萨都剌性情相投，对萨都刺的文才极为推崇，曾写《寄丁卯进士萨都刺天锡》，诗说：“江上新诗好，亦知公半闲。投壶得竹里，系马古松间。夜月多临海，秋风或在山。玉堂萧爽地，思尔佩珊珊。”萨都剌回赠《和学士伯生虞先生寄韵》：“白鬃眉山老，玉堂清昼闲。声名满天下，翰墨落人间。才俊贾太傅，行高元鲁山。独怜江海客，尊酒夜阑珊。”
元末明初，色目诗人丁鹤年隐居海上。他是浙东文人戴良的好朋友。丁鹤年曾祖阿老丁、曾叔祖乌马儿都是回回富商，曾以巨额财产捐助过忽必烈，因而得到官职。元末战乱，丁氏族人避居江东，不愿与新朝合作。戴良撰《高士传》，十分同情他忠于元室的心情，还写过感人至深的怀念诗句：“投老江湖生来微，隐身草泽接交稀。情同粟里陶彭泽，形似辽东丁令威。红日晓迷沧海树，白云秋老故山薇。墙东野客心同苦，几度相从语夕晖。”①诗中只有真挚的感情，而无民族的界限。
总之，江南地区蒙古、色目文人和江南地区的汉族士人的频繁交往，改变了自己的民族特性，消泯了民族间本来存在的鸿沟。
(三)民族关系新格局的展现
如上所述，元代江南平定后，该地区原有的民族格局被打破，当地居民本来较为单纯的民族成分变得复杂起来，一批来自蒙古高原及中亚、西亚、蒙古、色目人定居江南，形成了民族混居的局面。在江南地区特有的文化氛围和元代国家政策的双重影响下，蒙古、色目人中出现了明显的汉化趋势，他们在和汉族士人频繁的交往中产生了深厚的友情，又受到博大精深的汉文化的影响，产生了浓厚的学习兴趣。文化影响推动了民族融合，“舍弓马而习诗书”的蒙古、色目人因此渐渐失去他们身上的许多本民族的特性，经过一段充满矛盾有时可能还有痛苦的过程，元代江南社会经过文化筛选、优化，终于完成了民族关系的重组。这样，当蒙古贵族结束其长达近百年的对江南的统治后，许多留在江南的蒙古、色目人使渐渐被汉族所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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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戴良：《九灵山房集》卷一七，《忆鹤年有赋》。
追溯元代江南社会民族关系的变迁历史，我有这样几点体会：
第一，元代江南民族关系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性主要表现为元代蒙古族统治者所实行的民族政策的不确定性。一方面，蒙元统治者竭力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将其治下的臣民划分为四个等级，推行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的政策，强化其对包括汉民族在内的南方各族人民的控制，从而形成汉族人口与蒙古色目人之间的尖锐矛盾。另一方面，元蒙统治者又允许江南地区民族混居，至元二十六年诏籍江南户口，特别规定“凡北方诸色人寓居亦就籍之”①，意味着官方认可了江南地方的民族混居局面，并不禁止不同民族之间各种正常的交往，甚至通婚也得到允许。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和不同民族之间的一体化进程。蒙古、色目人在江南地区长期定居，大大增加了他们与汉族居民直接接触的机会。这种状态无疑给蒙古、色目入学习汉文化创造了条件，学习汉文化的蒙古、色目人士也越来越多，蒙古、色目人深受汉文化熏陶，开始了民族重组的过程。
第二，元代统治者虽然对汉族实行歧视性的民族政策，却又不排斥中原文化，特别是有意利用儒家文化来维护自己国家政权。元武宗大德十一年，晋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表达了蒙元统治者对汉族士人所顶礼的儒家文化的尊重。延祐开科，对东南蒙古、色目人学习汉族文化是一种刺激，激发了他们钻研儒家经典的热情。也与元蒙高层统治者的推波助澜极有关系。正是因为“天子有意乎礼乐之事”，上行下效，江南蒙古、色目人才“皆慕义向化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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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元史》卷一五，《世祖本纪》，至元二十六年二月辛亥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