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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时期内蒙古地区的农牧生产与生态环境

蒙元时期内蒙古地区的农牧生产与生态环境

柴福珍 张法瑞
(北京：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100094，cuiyut@cau.edu.cn，farui@263.net.cn)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史研究所供稿


摘要：蒙元时期，内蒙古地区的畜牧业因为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都有所提高、战争掠夺、有效的政府政策的颁布获得较快发展。但是频繁的自然灾害，不断的战乱，以及元朝统治阶级对于牲畜的奢侈消费及赏赐，最终阻碍了畜牧业的继续发展。蒙元在这一地区的这种游牧生产方式，在巨大的生产能力和惊人的消费、全国各地的支持之间，不会形成对草原生态的威胁。这一时期这一地区的农耕生产也有所发展，这得益于人口的迁移、朝廷重农措施的实行，但因为王公贵族、官员豪强侵占民田的情况时有发生进步并不大，屯田废立不常，并且给环境带来了一定负面影响。
关键词：蒙元时期，农牧生产，生态环境

内蒙古地区，尤其是内蒙古草原，阳光充足，土壤肥沃，牧草茂盛，自古以来就是匈奴、鲜卑等北方少数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这样的自然环境也为蒙元的畜牧业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各部，建立蒙古国，内蒙古畜牧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成吉思汗就曾“送给阿刺忽失的羊和马，一次竟达一千只和五百匹”[i]。当然，战争掠夺也是当时畜牧业发达不可少的原因之一[ii]。蒙古军队在成吉思汗及窝阔台等的率领下，在不断的对外征战中虏获了大量牲畜。1205年，成吉思汗亲征西夏，“大掠人民及其橐驼而还”[iii]。1211年，在蒙金战争中，“袭金群牧监，驱其马而还”[iv]。这些通过虏获来的牲畜，使得蒙古畜牧业取得很大的发展，为后来的统一全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灭金、宋统一全国以后，畜牧业有了进一步长足的发展[v]。“其牧地，东越耽罗，北踰火里秃麻，西至甘肃，南暨云南等地，凡一十四处，自上都、大都以至玉你伯牙、折连怯呆兒，周回万里，无非牧地”[vi]。但凡水草丰美之地，均被划为牧地，或官营或私营，用来牧养牲畜。这其中的官营牧地，主要是以皇帝和大斡耳朵等名义下的十四道牧地为代表，“凡御位下、正宫位下、随朝诸色目人员，甘肃、土番、耽罗、云南、占城、芦州、河西、亦奚卜薛、和林、斡难、怯鲁连、阿剌忽马乞、哈剌木连、亦乞里思、亦思浑察、成海、阿察脱不罕、折连怯呆兒等处草地，内及江南、腹里诸处，应有系官孳生马、牛、驼、驴、羊点数之处，一十四道牧地”[vii]。而且十四道牧地中，阿刺忽马乞等处(今内蒙古阿巴哈纳尔旗东北)、折连怯呆儿等处(今内蒙古通辽市附近)、哈刺木连等处(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等三处牧地位于内蒙古草原地区。除了这几道官营牧地外，宗王贵族和文武官员们在草原上也各有分地，有的规模还相当巨大，动以万计。泰定元年(1324年)八月，泰定帝一次性“市牝马万匹取东酒。”[viii]
元代“通达边情，布宣号令”的驿站也经营畜牧业。这些驿站有陆站，也有水站。“凡站，陆则以马以牛，或以驴，或以车，而水则以舟”[ix]。其中陆站又称为旱站，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是马，还有牛、驴等牲畜，所以又有马站、牛站之分。水站有时也需要一些牲畜作为动力。这些牲畜主要是由站户负责饲养。内蒙古地区地域广阔，又是蒙元皇帝夏宫所在，驿站自然繁多。供役于驿站的站户承担牲畜的饲养，在其它徭役方面得以适当减免。
元廷征收的食羊屠宰税足可以窥见元代畜牧数量的众多。元朝有额外课，“谓之额外者，岁课皆有额，而此课不在其额中也”，其中就包括食羊等课，即宰羊食用所缴纳的税费。据《元史》记载，食羊等课，“总计钞一千七百六十锭二十九两七钱。内大都路，四百三十八锭；上都路，三百锭；兴和路，三百锭；大同路，三百九十三锭；羊市，二百二十九锭二十九两七钱；煤木所，一百锭”[x]，可见宰杀食用的数量应该是很大的。除了肉食之外，乳酪制品作为游牧民族主要的传统食品，消费也是很可观的。足证蒙元畜牧业的发达。
内蒙古畜牧业的这一系列发展是得益于蒙元统治者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
首先，开辟与利用草原水源。窝阔台即位之后，在“无水处教穿了井”，这是有关漠北草原人工筑井取水的最早记载，并成为太宗在位时所做四件大事之一。这之后，元廷又多次派人赴漠北草原凿井取水。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发兵千五百人诣汉北浚井”，次年六月，“发侍卫军二千人浚口温脑儿河渠”。延佑七年(公元1320年)七月，“车驾将北幸，调左右翊军赴北边浚井”。在缺水的草原上打井，解决了人畜的饮水问题，改变了以往靠天降雪以及河流湖泊作为水源的限制，大大促进了草原畜牧业生产的发展，成为畜牧业生产显著提高的重要标志。
其次，饲草的储存及种植。以往，蒙古人并没有储存牧草以备牲畜过冬的习惯，伯颜统军漠北以后，“令军中采蔑怯叶兒及蓿敦之根贮之，人四斛，草粒称是，盛冬雨雪，人马赖以不饥”，这样可以使牲畜安全过冬。另外，元廷还专门设置了“掌种苜蓿，以饲马驼膳羊”的苜蓿园这样的机构，人工种植苜蓿作为饲料，避免了单一依靠天然牧草的状况。
再次，搭盖暖棚及供盐以啖马。大德年间，政府提供物资，“盖暖棚、团槽枥以牧之”，这样可以遮风避雨，挡御严寒酷暑，对牲畜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另外，政府还从各地调盐啖马，“亦乞不薛之地所牧国马，岁给盐，以每月上寅日啖之，则马健无病”，以保证马匹的健康，否则，“南盐不可到，马多病死”。总之，这些做法有效地提高了畜牧业的生产能力，保证了畜牧业的发展。
以上措施不仅仅在漠北蒙古实施，在漠南蒙古，也应该是已经实施了的。漠南蒙古紧邻农耕区，应该浸润了更多的农耕文化。
蒙元时期的税制也是有利于畜牧业生产的。在元太宗“敕蒙古民有马百者输牝马一，牛百者输字牛一，羊百者输纷羊一，为永制，始置仓廪，立驿传”[xi]。元贞二年(1296年)才推出新税制：“诏民间马牛羊，百取一，羊不满百者亦取之，惟色目人及数乃取。”[xii]后来又要求“诸王、妃主及诸路有马者，十取一。”[xiii]“诏诸路牧羊及百至三十，官取其一，不及数者勿取。”[xiv]实际施行三十取一的税制。相对于数量众多的牲畜而言，这一税率还是较低的，是有利于畜牧生产的。
再其次，忽必烈及其后的诸帝，都在汉地实行和买和括马制度，基本保证国家用马不取自蒙古草原且遇有灾害等特殊情况还能有效地进行补给，赈济灾民和贫民，从而确保蒙古草原地区的畜牧业得以持续发展。和买马，即元朝政府为了弥补马匹的不足而从民间购买的制度。说是和买，事实上元廷以很低的价格取马于民，而且还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和买马在太宗窝阔台时已有，到了忽必烈以后，这项制度日趋完善，不但有具体的规定，每次还有定额，且和买的数目也越来越大。中统二年(1261年)，忽必烈下令“命诸路市马二万五千余匹，授蒙古军之无马者”[xv]。延佑七年(1320年)三月，“市羊五十万、马十万，赡北边贫乏者”[xvi]。顺帝时达到了顶峰，“凡有马之家，十匹内和买二匹，每匹给钞一十锭”[xvii]。元朝的和买马，除了政府统一购置外，还发放市马钞给军队，用于购买马匹。元贞元年(1295年)三月，“遣密剌章以钞五万锭授征西元帅，令市马万匹，分赐二十四城贫乏军校”，同年四月，“给扈从探马赤军市马钞十二万锭”[xviii]。大德五年(1301年)五月，“给月里可里军驻夏山后者市马钞八万八千七百余锭”[xix]。延佑五年(1318年)七月，“给钦察卫马羊价钞一十四万五千九百九十二锭”[xx]。括马，又称为“刷马”“拘刷马”，元廷遇有紧急战事用马量大和买不及时，直接从民间征括马匹的制度。括马没有任何代价，完全是强制性地征收，实际上是一种公开的、赤裸裸的掠夺。“征用军马时，蒙古人、色目人与各级官员允许保留部分马匹，闲散富人往往也允许三取其一。只有普通汉人、南人的马匹被全部征用”[xxi]。延佑五年(1318年)八月，“豳王南忽里等部贫乏，命甘肃省市马万匹给之”[xxii]。延佑七年(1320年)四月，“括马三万匹，给蒙古流民，遣还其部”[xxiii]，七月，“市马三万、羊四万给边军贫乏者”[xxiv]；泰定元年(1324年)十二月，“给蒙古子女孳畜”[xxv]，每位子女给牲畜，想必总数也很可观。
但是，不容忽视的是，相对于那些王公贵族，普通牧民也只有很少或几乎就没有畜产。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检核诸王兀鲁带部民贫无孳畜者三万七百二十四人”[xxvi]。而按照成宗以后的蒙古地区税则，就是不满三十头羊的羊群，也要“见群抽分一口”。自己没有牲畜的贫苦牧民，若募养官家的羊马，以“十分为率，官取其八，二与牧者”。普通牧民们所受的剥削是十分惨重的，他们也根本没有力量兴建躲避风雪的棚圈、防治牲畜的病变。[xxvii]
终蒙元一代，灾害频繁，特别是在元代中后期，像1314至1337年这短短的二十四年间，竟发生了十几次自然灾害，平均不到两年就有一次。这些自然灾害严重影响着元代畜牧业的发展。这些灾害主要是风灾、雪灾、旱灾、畜灾等。风雪灾害被称为“白灾”；干旱灾害，造成牧草枯死，称为“黑灾”；畜灾使得疫病流行，牲畜死亡。作为传统的畜牧业地区，游牧经济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游牧经济所具有的脆弱性在自然灾害面前，便彰显无遗，往往导致牲畜的大量死亡，“畜牧亡损且尽”。而元朝皇帝的所谓救灾是消极的，当风雪降临的时候，他们不能及时从事拯救，也不可能拯救牲畜的大量死亡。贫苦牧民，既无力挽救饥寒交迫的牲畜，也无力保存自己垂危的生命，只有坐而待毙，和牲畜同归于尽了。等到风雪季节过去，造成的损失已经不可挽救的时候，皇帝才开始实施“仁政”。蒙古风雪大灾，都在冬春两季，而元朝皇帝赈济的时间，却常到四月到六月，也就是到了夏季。[xxviii]




[i] 蒙古族通史（上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1：79

[ii] 王磊.元代的畜牧业及马政之探析[硕士学位论文].2005，5：7

[iii] 《元史》卷1.《太祖纪》.北京：中华书局

[iv] 《元史》卷1.《太祖纪》.北京：中华书局

[v] 王磊.元代的畜牧业及马政之探析[硕士学位论文].2005，5：12

[vi] 《元史》卷100.《兵志》.北京：中华书局

[vii] 《元史》卷100.《兵志》.北京：中华书局

[viii] 《元史》卷29.《泰定帝纪》.北京：中华书局

[ix] 《元史》卷101.《兵志》.北京：中华书局

[x] 《元史》卷94.《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

[xi] 《元史》卷2.《太宗纪》.北京：中华书局

[xii] 《元史》卷20.《成宗纪》.北京：中华书局

[xiii] 《元史》卷20.《成宗纪》.北京：中华书局

[xiv] 《元史》卷20.《成宗纪》.北京：中华书局

[xv] 《元史》卷1.《太祖纪》.北京：中华书局

[xvi] 《元史》卷27.《英宗纪》.北京：中华书局

[xvii] 《元史》卷43.《顺帝纪》.北京：中华书局

[xviii] 《元史》卷18.《成宗纪》.北京：中华书局

[xix] 《元史》卷20.《成宗纪》.北京：中华书局

[xx] 《元史》卷26.《仁宗纪》.北京：中华书局

[xxi] 刘迎胜.二十五史新编•元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300

[xxii] 《元史》卷26.《仁宗纪》.北京：中华书局

[xxiii] 《元史》卷27.《英宗纪》.北京：中华书局

[xxiv] 《元史》卷27.《英宗纪》.北京：中华书局

[xxv] 《元史》卷29.《泰定帝纪》.北京：中华书局

[xxvi] 《元史》卷6.《世祖纪》.北京：中华书局

[xxvii] 韩儒林.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畜牧业大丰收回看元代蒙古地区的畜牧经济.穹庐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11：195-208

[xxviii] 韩儒林.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畜牧业大丰收回看元代蒙古地区的畜牧经济.穹庐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11：195-208


                     
                    
                                       
                     
                        
                    
                  
                  
  


              
              
               
                  
                    
                     
                        
                          
                            蒙元时代的统治者及王侯贵族的消费，包括举行宴会、礼佛祭祀和滥行赏赐等，极尽奢侈之能事，严重损害了元代的畜牧业生产。仅皇帝举行宫宴，所消耗牲畜的数量就极惊人。像武宗即位，“宴乐七日，每日以马四十羊四千供食。用马七百羊七千，挏其乳以洒地，斡耳朵附近积乳之广，有如银汉”[i]。此外，皇帝驾仗及宫人出入、上都巡行等一系列活动，需要提供大批的肉食乳酪。例如车驾行幸上都，“先驱马出健德门外，取其肥可取乳者以行”，皇帝及随行官员的分例，“自天子以及诸王百官，各以脱罗氈置撒帐，为取乳室”，而诸王百官以下的随行人员，“亦有马乳之供”[ii]，虽然没有具体数字，但可以想象消耗的数量极大。比起皇室的奢侈消费，朝廷一些权臣的行为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元末“挟震主之威，肆意无忌”的丞相燕铁木儿，“一宴或宰十三马”[iii]。元代祭祀需要用到马乳，“自世祖而下山陵，各有醖都，取马乳以供祀事，号金陵挤马”[iv]。英宗至治三年(公元1323年)正月，“命太仆寺增给牝马百匹，供世祖、仁宗御容殿祭祀马湩”[v]。另外，各寺佛事的消费也数目庞大。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二月，“各寺修佛事日用羊九千四百四十”[vi]，这还没计入其他的牲畜。
总之，蒙元时代蒙古草原的畜牧是有发展的，同时也是有很多不利于生产的因素存在的。也正因此，在游牧生产方式下，在巨大的生产能力和惊人的消费、全国各地的支持之间，不会形成对草原生态的威胁。
在农耕生产方面，农业在蒙古人的经济中没有占据主要地位[vii]。根据史籍记载，12世纪时蒙古诸部中就有从事农耕生产的部落，如色楞格河流域的篾儿乞部。13世纪到过蒙古人居住地方的旅行家们也曾记载蒙古地区的农业状况。弘吉剌部聚居的达赉诺尔于13世纪初“人烟聚落，以耕钓为业”。但是习惯了草原畜牧迁徙，逐水草而居生活的游牧民族蒙古族，从总体上说在刚开始时对于农业生产并不能给以应有的重视。“今地广民微，赋敛繁重，民不聊生，何力耕耨以厚产业？”，可以说是当时农业生产的真实写照。随着时间的推移，元朝统治者渐渐意识到农业的重要性。特别是忽必烈即位以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发展农业，并且多次发布诏令严禁那些毁农就牧的行为。中统三年(公元1262年)正月，“禁诸道戍兵及势家纵畜牧犯桑枣禾稼者”，同年四月，“诏安辑徐、邳民，禁征戍军士及势官，毋纵畜牧伤其禾稼桑枣”，次年七月，“禁野狐岭行营民，毋入南、北口纵畜牧，损践桑稼”。中统五年(公元1264年)八月，又通令“诸军马营寨及达鲁花赤、官民官、权豪势要人等，不得恣纵头匹，损坏桑枣，践踏田禾，骚扰百姓”。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二月，“申严畜牧损坏禾稼桑果之禁”。在政府的倡导下，漠南汉族聚居区的农业开始继续向北面蒙古族聚居的牧区扩展。在元世祖初年的文书中就有弘吉剌部、亦乞烈思“种田户”的记载。到至元十年(1270年)，弘吉剌部驻地设立应昌府，每年可籴粮食近万石，后来应昌路正式列入全国诸多屯田之一。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四月，桑哥言：“自至元丙子置应昌和籴所，……扈从之臣，种地极多。”砂井一带的汪古部人也多从事农业生产，在地方官员的提倡下，这里的汪古人从“旧业畜牧，少耕种”发展为农耕并重，有的人“自力耕垦，畜牧所入，遂为富人”，有的“业耕稼畜牧，资累巨万”，百姓们“恃畜牧务农为生”。[viii]
多年的征战和占领外族地域，使蒙古族输出了大量人口，又输入了包括农耕民族在内的大量外族人口。宋人徐霆看到成批的蒙古大男孩儿被送往西域，他们赶到那里正好成长为最年轻的士兵。这是对人口外流，兵力紧张的生动描述。在现今中亚突厥语族各族中有不少蒙古姓氏。在阿富汗，旭烈兀王朝的残部自成一个莫古勒族。这些都是当年征服外国出戍未归的蒙古人的痕迹。另一方面，又有大量外族人口输入蒙古地区，后来其中大部都同化成了蒙古人。木华黎攻打河北，有一次把十万汉人强迁到蒙古地区。从汉地和中亚征发俘掠来大批工匠和士兵在蒙古和元朝的军队中服役[ix]。这些农耕民族的人和他们带来的先进的农耕生产技术，适应了朝廷多年征战需要屯田生产大量粮食的需要。朝廷每设一处屯田，都要“广给牛具，以备屯田之用”，所用的耕牛、农具等物资全部由政府提供。像早在中统二年(1264)，亦乞烈思部、翁吉剌部等都已有种田户[x]。同年，设置管领种田打捕鹰房民匠等户万户府，掌归德、亳州、永、宿二十余城各蒙古、汉军种田户差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以上都虎贲军二千人屯田，官给牛具农器，用钞二万锭”[xi]，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十一月，，枢密院奏：“一卫万人，尝调二千屯田，木八剌沙上都屯田二年有成，拟增军千人。”[xii]像这种记载相关文献中还有很多。
但是即便如此，王公贵族、官员豪强侵占民田的情况时有发生。他们通过各种手段来扩大私己牧地。元世祖时，东平布衣赵天麟上《太平金镜策》云，“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他们不但侵占民田，就连官营牧地也敢占。顺帝时，有大臣言，“系官牧马草地，俱为权豪所占”。因而内蒙古地区的屯田也因此时立时废，更遑论一般百姓的田地了。所以这一时期这一地区的农耕生产虽有发展，但是进步不大。而农田的废立不常在水灾、旱灾、虫灾等自然灾害频繁，尤其是黄河，平均四个月决溢一次[xiii]的蒙元时代更加剧了环境的负担。




[i] 多桑.多桑蒙古史（上册，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5：385

[ii] 《元史》卷100.《兵志》.北京：中华书局

[iii] 《元史》卷138.《燕铁木儿传》.北京：中华书局

[iv] 《元史》卷100.《兵志》.北京：中华书局

[v] 《元史》卷28.《英宗纪》.北京：中华书局

[vi] 《元史》卷24.《仁宗纪》.北京：中华书局

[vii] 《中国蒙古学文库》总论. 瞿大风.《元朝时期的山西地区文化、教育、宗教篇》.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6，9：1-28

[viii] 蒙古族通史（上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1：276-277

[ix] 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 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编.元史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1：385-423

[x] 舒振邦.蒙古族对元代历史的重大贡献. 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编.元史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1：424-435

[xi] 《元史》卷16.《世祖纪》.北京：中华书局

[xii] 《元史》卷17.《世祖纪》.北京：中华书局

[xiii] 陈高华，史为民.《中国经济通史 元代经济卷》.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