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人家 2008-2-18 01:37
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初探
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初探
李治安
载《中国史研究》2005增刊
内容提要：元代及明前期社会面貌出现了某些与汉唐两宋异质的东西：南北经济政治反差与中央地方关系的新格局；推行纸钞，官营工商业和海外贸易等扩张；全民服役和君臣关系主奴化；突破羁縻传统，改行直接治理的边疆政策；社会层级、文化的多元复合建构与儒学边缘化。中国社会在沿袭唐宋社会基本形态的同时又发生了局部的变态发展。“内蒙外汉”二元体制下两种文明的相互冲突、相互影响，是元代及明前期社会“走上一变型”的根源所在。
关键词：元代 明前期 变态发展 内蒙外汉
数十年来，唐宋社会变迁一直是隋唐史、宋史和经济史同仁们讨论的热门话题。这是颇有理论意义的讨论，确实能给古代史学者(特别是元明清史学者)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
稍有遗憾的是，关于元代及明前期的社会变动，几乎没有人问津。国内外元史学者研究具体问题较多，但对元王朝给予中国古代后期社会的深重影响注意不够。即使有所涉及，也只限于军制、分封制、对外关系等具体问题。而明史学者除了吴晗、王毓铨、郑克晟等，很少涉及元代。三个月前，承蒙陈春声教授告知：著名明清史专家傅衣凌生前曾经说，他不喜欢明朝，不喜欢朱元璋。傅先生的两“不喜欢”披露出：元明之际似乎存在某些与汉唐两宋中原王朝异质的东西。这更增加了笔者探讨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的兴趣。
元代及明前期的社会是否发生过较大变动?如果发生过，其表现如何?对当时社会整体结构和发展轨迹是否产生影响?对中国古代后期社会的影响又如何?
本文分六个问题，予以初步探讨和阐发。
一
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表现之一：南北经济政治反差与中央地方关系的新格局。
自南北朝开始，古代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持续了将近七个世纪。北宋灭亡以后，形成了又一次南北对峙。以淮河及大散关为界，北方是金、西夏和后来的蒙元政权，南方是南宋。北方中原地区过去是非常先进的，特别是汉唐时期。从唐后期到北宋，北方的经济已受到一定的破坏。元朝统一前后，由于女真、蒙古入主中原和战乱频仍，北方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前朝，相对于南方，显著落后了。原南宋占据的广大地区经济继续得以发展繁荣。不仅江浙地区经济富庶发达，湖广、江西地区的经济也得到了长足的开发和进步。据初步统计，包括今河北、山东、山西和内蒙古的元代腹里地区，其年度税粮数为2271449石，江南江浙、湖广、江西三行省年度税粮数为6496018石，江南相当于腹里的2．86倍(不包括江南三省130103锭的夏税)。北方腹里地区年度商税额数为303368锭，江南江浙、湖广、江西三行省年度商税额数为400383锭，江南比腹里多出近1／4。①就经济发展水平来说，元统一以后的南、北区域差距更为明显。
中原经过长期的战乱，残破比较严重，户口凋零，经济发展缓慢，国家的财赋不得不进一步仰赖东南。从元世祖朝开始，因为依赖江南粮食供给，大都城内居民吃的粮食也由粟麦改为稻米为主。于是就有了每年上百万石的稻米海运北上，就有了对南方的过度榨取和所谓“穷极江南，富夸塞北”②，最终成为80年后南方的大规模反叛的重要原因之一。
与经济上北方依赖南方形成反对应的是，政治上北方支配南方。元朝国都自漠北和林南移到上都和大都，政治中心一直在北方，而经济命脉却远在江南。于是，在南北关系上，元朝便呈现了经济上北依赖南，政治上北支配南的新配置和新格局。
这种南北格局一直延续和影响到明朝及以后。郑克晟先生讲到明朝南方地主与北方地主的对立③，很深刻，对笔者很有启发意义。从明初的政治格局中，我们大体可以窥知，朱元璋严厉打击苏松地主，起码他不搞江南本位，不把江南当作主体来依靠。建文帝则依靠江南文臣，搞的是南方本位。朱棣“靖难”起兵燕京，最后定都燕京，他奉行的无疑是北方本位。同时朱棣又不得不依赖东南财富，依赖自南到北的漕运命脉。稍有变化的是，明朝大运河漕运取代了海运。在经济上北依赖南、政治上北支配南方面，明成祖以后与元王朝如出一辙。清代和近现代中国，也与此惊人地相似。
这种肇始于元王朝的政治上北支配南、经济上北依赖南的北南关系的新格局，几乎延续了近八百年。
元代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有两个新动向：分封制的死灰复燃，创立行省分寄式中央集权。
以血缘纽带和家产分配为基础的宗室分封，曾经是先秦西汉君主制的重要辅助。时至隋唐，分封制基本上名存实亡。到宋代，已经元所谓分封制了，政治方面宋朝宗室的待遇也不高。正如顾炎武所说：“唐宋以下封国，但取空名，而不有其地。”④而元朝时期，包括草原封国、中原食邑和投下私属等内容的分封制度，又重新抬头，大体和元帝国共始终。元分封制余波还荡及明朝。明初朱元璋共封皇子23人为王，多数出阁之国，不仅直辖三护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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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卷九四《食货志二》，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版。北方腹里年度商税额包括大都和上都商税。
② 《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③ 参阅郑克晟《明代政争探源》，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④ 《日知录》卷一四《封国》，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兵，燕王、晋王等北边诸王还能号令镇兵，且有“清君侧”特权。无论是明前期的宗王出镇总兵，还是明后期的宗室优厚廪养，都有元朝分封制的遗留和“阴影”。①
元代的一项积极的建树，是创立了行省分寄式中央集权。元世祖忽必烈统一全国后，先后设立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河南、辽阳、岭北、征东十一行省。就职司和性质而言，举凡钱谷、兵甲、屯种、漕运等军国重事，行省无所不辖。十一行省犹若十一大军区，又兼为中央与地方间的财赋中转站和行政节制枢纽。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同样以行省为枢纽。行省具有两重性质，又长期代表中央分驭各地；主要为中央收权兼替地方分留部分权力；所握权力大而不专。行省分寄为朝廷集权服务，朝廷集权始终主宰着行省分寄。元行省制创建了13、14世纪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新模式，对明清和近代影响至深且重。
明清两代，名义上废除了行省制，但省的区划并没有大的改变，布政使司、按察使司等仍然构成省一级官署。只是省的数目略有增多，省级官署又裂为二、三，分掌行政、财政、司法及军事，以收相制于外和强化中央集权之效。由于布、按等司鼎立，缺乏应有的协调配合，明后期和清代又另设总督、巡抚，充当统辖一省或数省的封疆大吏，布、按二司则隶属其下。显然，明清的三司督抚大体上沿袭了元行省分寄式中央集权的模式。②
二
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表现之二：推行纸钞，官营工商业和海外贸易等扩张。
元朝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全国范围统一强制流通纸钞的国度。包括宋朝交子、会子和元纸钞，总体上是宋元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标志。马可波罗称之为“点金术”③。传到西方以后，发挥了先导作用，在世界货币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元初中统钞发行，设有较充足的准备金，又制定了一套包括纸钞与白银子母相权，银本常不亏欠，京师总钞库不得动支借贷等严密规则。当时收到了经费省，银本常足不动，伪造者少，视钞重于金银，实不虚，百货价平等较好效果。④“公私贵贱，爱之如重宝，行之如流水。”⑤特别是中统四年(公元1263年)包银全部以纸钞输纳后，又彻底祛除了蒙古国包银强制输白银的弊端。⑥元人李存诗赞曰：“国朝钞法古所无，绝胜钱贯如青蚨。试令童子置怀袖，千里万里忘羁孤。”⑦
宋朝发行纸币，最初是由铸造铜钱的原料缺乏而引起，“钱荒”成为10至15世纪中国传统的铜钱货币流通难以克服的物质障碍。推行纸钞，不仅有中统年间的上述益处，在16世纪荷兰人的白银尚未大量流人中国以前，推行纸钞应该是解决“钱荒”货币困难的积极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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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拙著《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吴缉华：《论明代封藩与军事职权之转移》，《大陆杂志》34卷第7、8期，1967年。
② 参见拙著《行省制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③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37页。
④ 《秋涧集》卷八○，《中堂事记》(上)中统二年正月，二月，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
⑤ 《紫山集》卷二二《宝钞法》，三怡堂丛书本。
⑥ 《牧庵集》卷二五《磁州滏阳高氏坟道碑》，四部丛刊本。
⑦ 《俟庵集》卷二《伪钞谣》，四库全书本。
对普遍推行纸钞，应该慎重全面地分析看待。纸币对元代财政经济的作用犹如一把“双刃剑”。纸钞有其方便和积极的功用，同时也应该看到它消极的一面。元代商品经济发达水平，并没有达到必须流通纸钞的地步。元代纸钞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与元朝本身的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和流通需要并不完全适应。恐怕在相当程度上属于国家解决“钱荒”而强制性实施的权宜行为。由于缺乏现代银行制度，由于元朝财政方面的其他弊病的混合作用，推行纸钞又容易带来财政方面的动荡。首先，元帝国在用兵、赏赐、佛事等方面耗费巨额资财，常常动用侵占白银钞本，自乱钞法。国家财政赤字偏大，不得不以多印纸钞和通货膨胀，来“饮鸩止渴”。再则，元代民间印刷技术长足进步，伪造钞票泛滥成灾，即使朝廷使用严刑峻法，也无法遏止。于是，元朝的纸钞变更过多次，结果是越变越虚。①变钞对于百姓生活的祸害和冲击最大。元末农民起义的两大直接导火索，其一是修黄河，二为变钞。②客观地说，纸钞在较大范围内补充代用是适宜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一概终止铜钱流通，将纸币作为唯一的法定货币(元朝也曾短时间流通过少量的铜钱)，就是利弊相参的事情了。
纸钞对明朝的影响也比较大。明朝前期，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到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60年间主要使用大明宝钞，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到嘉靖初银、钱、钞三币兼用。③纸钞至少是作为铜钱的补充形式，继续流通，在解决“钱荒”方面仍然有其积极效用。直到16世纪明朝与西班牙人、荷兰人的贸易顺差，使海外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后，白银上升为主要货币，“钱荒”问题不复存在，纸钞才完全退出流通。
“工商食官”是先秦传统的工商业政策。之后，除了西汉“平准”“均输”和魏晋隋唐某些时段外，多数时间都是私营工商业的自由发展和繁荣。这也是中古文明领先于世界的一个方面。元朝则出现官营工商业程度不同的卷土重来。
首先是官营手工业的重新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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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阅陈高华、史卫民《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第十章，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
② 《辍耕录》卷二三《醉太平小令》，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③ 参阅赵轶峰《试论明代货币制度的演变及其历史影响》，《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
蒙元时期的官营手工业，肇始于成吉思汗军事征服。蒙古西征和南下攻略金朝及西夏之际，掳掠了数量可观的工匠，后迁徙安置，分局造作，形成早期的官营手工业。元朝建立后的官营手工业分为工部、户部、将作院等中央部院，中政院、宣徽院、利用监等宫廷官署，行省、路总管府等地方官府，宗王公主等投下官府等四大系列。包含的主要是纺织、陶瓷、制盐、矿冶、军器等行业。生产者由掳掠私属或驱奴、签发匠户和罪犯配役三部分组成。匠户、冶户、盐户均世袭充役，不得改变。他们使用官府局院的工具、原料，在诸色匠官的监督下劳动，必须遵守规程和定额。产品一律归官府，多数供宫廷、官府和投下贵族消费，少数也销售民间，进入流通。①元代官营手工业以规模大，役使工匠多，机构重迭繁杂，管理效益低下而著称。它的大量存在，对民间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肯定有妨碍牵制等消极作用。尤其是在杭州丝织业等出现少量自由雇佣劳动的情况下，②元代官府手工业的落后性和腐朽性是显而易见的。
元代官营手工业对明前期的影响，也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据有关研究，明代中期以前，官营手工业(特别是矿冶、陶瓷、制盐等业)在全国手工业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匠户的“住坐”、“轮班”，大多是到官府局院服役。后来民间手工业得到很大发展，但最终没有取代官营手工业。③
元代的官营商业的规模和比重，不及官营手工业。它主要是以斡脱商和部分回回官员亦官亦商等特殊形式出现，对明代的影响不大。
斡脱商，是回回人垄断的官商经营。从蒙古国早期开始，皇室贵族就以委托回回人从事斡脱商营运的方式，间接投资于这种比较特殊的商业活动。回回斡脱商人，以皇帝、后妃、皇太子、诸王的商业代理人出现，从领主诸王处贷与白银等为本钱，经营高利贷或奢侈品贩运。因其贷金委托和利益回报的体制，斡脱商营运长期受到官府的庇护。④某种意义上，斡脱商营运与清代皇商相似。
蒙元王朝还使用某些亦官亦商的回回人，为官府办事，甚至管理国家财政。回回阿三(哈散)较早在额洏古涅河投靠成吉思汗，被接纳为侍从，1219年随术赤西征，充使者到速哥纳黑城劝降，不幸被杀。这是蒙古国早期亦官亦商的第一例。窝阔台汗十一年(公元1239年)通过扑买汉地赋税而掌管财政十余年的奥都刺合蛮，同样是个回回商人。⑤元世祖朝回回人权相阿合马，虽然“根脚”是察必皇后的从嫁人，但原先的职业是商人。他掌管朝廷财政20年，“挟宰相权，为商贾，以网罗天下大利”。其长子忽辛先后官居大都路总管、潭州行省左丞和江淮行省平章，也被忽必烈称为“贾胡”⑥。阿合马父子无疑属于亦官亦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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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榘庵集》卷三《名善堂记》，四库珍本；参阅陈高华、史卫民《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第七章。
② 参阅郑天挺《关于徐一夔<织工对>》，《历史研究》1958年第1期。
③ 参阅方楫《明代手工业发展的趋势》，《历史教学问题》1958年第4期；陈诗启：《明代官手工业的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④ 参阅翁独健《斡脱杂考》，《燕京学报》第29期，1941年；修晓波：《元朝斡脱政策探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4年第3期。
⑤ 参阅杨志玖师《元代回族史稿》，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页。
⑥ 《元史》卷二○五《阿合马传》。
蒙古统治者虽然来自草原牧区，却竭尽全力地推进和发展海外贸易。元代的海外贸易在宋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显著发展。元代的海外贸易最初沿袭南宋体制，是可以肯定的。海外贸易的海港、海外贸易的伙伴、中外海船的来往、基本的海外贸易制度等，都是承袭南宋海外贸易。元代海外贸易的繁荣，又增加两个特别的因素：一是满足宫廷奢侈消费的中买珠宝，另一是斡脱商经营。中买珠宝早在蒙古国时期就已经有了，而回回斡脱商人又往往参与中买珠宝。①由于加入中买珠宝和斡脱商经营这两个新的刺激性因素，元朝海外贸易不仅具有增加财政收入的动力，还有了蒙古贵族上层的利益驱使，故而获得政府的全力推进和保护。这与南宋海外贸易主要植根于发达的商品经济略有不同。
元朝还有两件值得充分关注的事情：大规模江南漕粮海运，大规模的海外征伐，二者均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②日本京都大学杉山正明教授认为，海外征伐和鼓励海外贸易的政策，给蒙元帝国已有的游牧国家与农耕国家混合体带来海洋国家性质，从而使蒙元帝国的发展步入了第二阶段，即成为横跨欧亚，包括陆地海洋的前所未有的世界大帝国。③这应该是立足近世世界史发展轨迹的更为宏观的见解。对杉山正明教授的说法，人们未必完全赞同。但应该承认这样的历史事实：忽必烈为首的元朝统治者曾经酝酿和部分实施过海洋帝国的美梦。或者可以说，蒙元王朝及其统治的中国曾经破天荒地从运输、军事和贸易三领域大踏步地向海洋扩张发展。
明朝长期实行“海禁”，民间“寸板不许下海”，禁止商人与海外贸易。从海外开放扩张改为“海禁”，明代的海外政策比起元代显然是倒退了。另一方面，郑和下西洋之类的官府海外交往和朝贡贸易，在永乐和宣德时期曾经十分兴旺。某种意义上，元代的海外扩张对明郑和下西洋不无积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