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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牧场到田园

从牧场到田园
——辽前期农业人口移民草原与上京地区农牧业空间分布

《草原与田园：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牧业与环境》第2章

韩茂莉



从距今三千年前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到公元10世纪辽王朝建立，整整两千多年，西辽河流域几乎是骑马民族的世界，匈奴、乌桓、鲜卑、突厥和契丹人相继踏上这片土地，他们之中有的匆匆而过，有的则成为草原的主人，契丹人就是后者，他们成功地征服了流域内的其他民族，建立起强大的草原帝国。王朝政治本是定居农业社会的产物，当习于马背生活的契丹人登上君主宝座时，同样离不开定居农业的支撑，来自中原、渤海的农民，无论战俘还是自愿出塞，他们的耕垦再一次将草原变为田园，乌尔吉木伦河畔的上京地区是中原农民最先踏入的地方。

第一节 辽建国前的契丹人与西辽河流域

契丹人本是以游牧生活为主的草原游牧民族，虽然后来少量接受了农耕生产，但农耕业在生产结构中所占比重一直很小，直到大量农业人口迁入西辽河流域之前，契丹人小份额农耕活动始终没有对这里的人文风貌与环境景观造成影响，西辽河流域真正的土地开垦是从大量农业人口迁入开始的。辽建国后，从太祖到圣宗先后多次将农业人口迁入西辽河流域，数十万农业人口不但改变了西辽河流域原有的人口结构，同时也成为从事土地开垦的主要力量，他们将农耕文化带到塞外，也在农耕生产的推动下将草原变成农田。
畜牧与田猎是契丹人早期生活中的主要生产手段，对此，《辽史·食货志》有清楚的记载：“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马逐水草，人仰湮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糗粮刍茭，道在是也。”契丹人的传统生活虽然如此，但单纯的畜牧业产品并不能完全满足生活的需求，茶、布匹以及粮食都需要从农业社会获得，因此契丹人很早就通过互市接触农业社会，了解农业文明。
契丹人进一步对农业社会的了解与契丹人内附中原王朝的历程有直接关系。北魏太和三年(479年)高句丽与北方游牧民族蠕蠕合谋，欲瓜分地豆干。地豆干位于契丹居地的西侧，为主要活动在乌尔根郭勒河流域的游牧民族。历史上高句丽曾多次侵扰过契丹，这次军事打击的对象虽然是地豆干，但高句丽大军出击地豆干行经之地正是契丹的境土，不能不引起契丹人的警惕。为了躲避灾祸，契丹部落首领率车三千乘，众万余口，驱赶杂畜请求内附。朝廷将他们安置在大凌河流域[1]，从此以后中原王朝不断将内附契丹人安置在这一带。北齐天保四年(553年)，文宣帝亲征犯塞契丹，所获人口均被安置在大凌河流域及沿边各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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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史》卷九四《契丹传》。
[2]同上。

唐武德年间，契丹首领孙敖曹率部内附，也被安置在位于大凌河流域的营州城旁[1]。经过一百多年的繁衍，居住在大凌河流域的契丹人逐渐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贞观年间唐太宗率军讨伐高丽，还都之时，特地在营州召见了契丹首领窟哥，并封其为左武卫将军[2]。这说明契丹已经成为唐东北边防地带的重要势力。武则天万岁通天年间，契丹首领李尽忠、李万荣等不堪营州都督的侵侮，据州境反叛，旬日内聚兵数万，破关而入，杀至檀州(今北京密云一带)，直逼幽州。此次兵乱虽被唐军击败，但以后各朝，契丹人以营州为据点寇边侵扰之事却不绝于史[3]。大凌河流域一带既是契丹人南下与中原王朝交往的必经之路，同时也是这一民族的重要活动区域。大凌河谷地在秦汉时就已设置郡县，农业开发历史悠久，是中原农业文明向东北非农耕区辐射的前沿基地。契丹人入居大凌河流域，使其有机会直接接触农业社会，接触种植业。《魏书》、《北史》等文献记载，北魏时期大凌河一带的内附契丹人曾一度向朝廷告饥，朝廷允许他们入关籴粮。虽然入关籴粮仅是契丹人遭遇饥荒时不得已的举措，但这也说明他们已能接受农业民族的饮食习俗，粮食生产对于他们不再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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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唐书》卷二一九《北狄传》。
[2]同上。
[3]同上。

需要指出的是，从北魏至辽建国前的数百年中，契丹人虽然多次迫于突厥、高丽等民族的威胁，为了寻求庇护，或内附中原王朝，或寄居高丽，将活动地域从西拉木伦河流域迁至大凌河一带，直接接触到大凌河谷地的农业文明。但接触并不等于实践，对于习惯于在草原上放牧的契丹人来说，耕田种地仍然是一件陌生的事情。因此在耶律阿保机统率契丹各部之前，从雅里、匀德实到述澜等契丹首领都为在契丹社会中推行农耕业做过积极努力，由于契丹人没有从事农耕的实践，因此这些首领倡行农业时，一直教民耕织。契丹首领不是像中原地区官吏那样督劝耕织，说明农耕生产对于大多数契丹民众来说还很生疏，非教习不可。雅里也写作泥礼、涅里、涅礼，为阿保机的七世祖[1]，唐开元、天宝时期(8世纪中叶)，雅里任契丹遥辇氏迭刺部首领[2]。在此任上，“涅里教耕织”[3]，在契丹人中首开农耕之风气。均德实为阿保机的祖父，也积极推行农耕业。《辽史·食货志》云：“皇祖均德实为迭刺府夷离堇，喜稼穑，善畜牧，相地利以教民耕。”继均德实之后，阿保机的伯父述澜以遥辇氏于越之官，又继续“教民种桑麻，习织组”[4]。大概从唐中期开始，契丹部落出现小范围农耕业。
辽建国前契丹部落内出现的农耕业仅属于萌芽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无论农耕规模，还是开垦的土地都十分有限。契丹人由畜牧与狩猎所组成的传统经济生活方式，是在干草原特定地理环境下形成并已延续很长时间的稳定经济形态，契丹牧民虽然在教习之下从事小范围的农耕生产，但这样的农耕生产不仅在整个经济结构中不占主流地位，而且从事农耕的牧民基本都是兼业行为。这样的农耕活动是包围在草原中的小范围开垦，由此而带来的环境扰动很小，这时的西辽河流域在契丹人以畜牧、狩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生活下，基本保持原始的环境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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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辽史》卷二《太祖纪·赞》。
[2]陈述：《契丹政治史稿》，第56—57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
[3]《辽史》卷四八《百官志》。
[4]《辽史》卷二《太祖纪·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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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进入草原的农民

公元10世纪初大量农业人口迁至西辽河流域，他们用锄镐叩响了西辽河流域蛮荒的土地，他们以犁杖揭开了西辽河流域农耕的序幕，大量农业人口迁入对于改变这一地区生产结构与人类活动方式起了决定作用，原来的草原转向农田，原来的旷野建起城邑，西辽河流域一切大自然赋予的山川湖泊都在农业开垦力量的推动下变换着面貌。
西辽河流域农耕生产技术的传入经历了两个阶段，辽建国前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以递进形式，通过边地向契丹社会渗透，这种传播方式进展十分缓慢，以致在从雅里到述澜的一百多年内，契丹境内还一直处于教民耕织的农耕生产萌生阶段；自公元10世纪初耶律阿保机执掌契丹政权后，农业人口开始大规模移居西辽河流域，从文化传播学角度看，这时伴随人口迁移而具有的文化扩散形式属于迁移式传播，具有扩散速度快、传播内容准确的特点，大量农业人口作为文化的载体直接将农耕技术带到西辽河流域，他们的聚居地就是农田开垦区，西辽河流域就此进入大规模土地开发期。
辽代迁入西辽河流域的农业人口主要来自中原与渤海两个方向，他们的集中迁入地基本在辽上京附近，构成了辽前期以上京为核心的农业开垦主要力量。

一 迁入辽上京地区的中原农民
辽上京道的范围很广，远超出西辽河流域，此处所指辽上京地区指分布在以辽上京为核心的乌尔吉木伦河沿线各州以及西拉木伦河沿线各州，其中包括上京临潢府、怀州、祖州、庆州、饶州、仪坤州、丰州、永州、龙化州、降圣州、松山州等府州及其辖县。
迁入西辽河流域的中原农业人口，主要有两种类型的移民。一种属强制性移民，即战争俘虏；另一种为自发性移民，这类移民是由于各种原因不愿意在中原地区继续生活下去而主动进入草原的。从移民数量和对塞外地区的影响程度两方面来看，前者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后者。
中原农业人口以战俘形式被迁入西辽河流域，主要集中在辽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圣宗六朝，前后持续约一百年。这一百年既是契丹人从原始部族向封建化社会转化的重要阶段，也是辽与中原王朝军事冲突最激烈的时期。在这一百年内，随着战事的起落与军事对峙区域的变化，中原人口在辽国境内的迁入地也有所变动，而中原农耕人口迁入地的变化，又直接影响到西辽河流域农耕区的分布与发展特征。
按照人口流动的特点，可以把中原农业人口迁移过程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辽太祖(901年)至太宗会同元年(938年)
自唐末耶律阿保机执掌契丹迭剌部政权至太宗会同元年，这37年相当于中原王朝的唐末五代时期。契丹人与中原王朝的军事对抗主要发生在代北、河朔一带。代北历来是草原民族出入河东的重要途径，契丹人将这里视为军事进攻的重点，也就不稀奇了。河朔一带能够在军事上给契丹人可乘之机，则与这一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有关。陈述先生曾经指出，自唐后期起，这里在政治上早已不听从朝廷的号令，世袭诸镇，不再向朝廷输纳贡赋，不受朝廷征发调遣，俨然独立王国。河朔不但成为长安失意文人的避难所，也融汇了相当数量的草原人口，如契丹、奚等都有一定数量人口居住在这里，政治、文化上都显现出明显的“胡风”，故朝廷对这里只能采取“因而抚之”的态度[1]。进入五代以后，军阀混战，政权迭变，寻找异族为援成为各种势力争夺权利的重要手段，这一切都给契丹人在中原地区的军事进取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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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述：《契丹政治史稿》，第94—98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

唐天复二年(902年)秋，耶律阿保机“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1]，由此拉开了进攻中原的序幕。继之在唐天复三年、五年和辽太祖神册元年(916年)，又连续多次对河东、云州、朔州、蔚州等地发动大规模进攻，至神册元年时止，已“自代北至河曲，逾阴山，尽有其地”[2]，基本上控制了这一地区。在这一阶段中，辽主要进攻目标集中在代北。此后辽虽然也对云州、天德军等叛服不定的州军采取过军事行动[3]，但主攻方向已转入河朔一带。
神册二年(917年)二月，“晋新州裨将庐文进杀节度使李存矩来降”，三月，“攻幽州，节度使周德威以幽、并、镇、定、魏五州之兵拒于居庸关之西，合战于新州东，大破之，斩首三万余级。”以此役为转折，辽人兵锋明显东移。
神册六年，辽大军出古北口，围攻檀、顺、安远、满城、三河、良乡、望都、潞、遂城、长芦、涿州等十余城；天赞年间又继续以幽蓟为主要进攻对象，多次攻略蓟北、燕南一带[4]。经过这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代北、河朔名义上虽然仍属中原王朝所有，实际上大多数地区已被辽人控制。辽军不但经常出入于此，而且还将主要州城的百姓俘掠过半。至会同元年(938年)十一月，后晋石敬瑭“以幽、蓟、瀛、莫、涿、檀、顺、妫、儒、新、武、云、应、朔、寰、蔚十六州并图籍来献”[5]，将燕云十六州割让于辽。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只不过是对既成事实的一种认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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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辽史》卷一《太祖纪上》。
[2]同上。
[3]《辽史》卷二《太祖纪下》、卷三《太宗纪上》。
[4]同上。
[5]《辽史》卷四《太宗纪下》。

辽军在对代北、河朔地区进行军事打击，攻城略地的同时，亦将大量人口迁往塞北。如唐天祜二年(905年)，击刘仁恭，“拔数州，尽徙其民以归”；辽太祖神册六年(921年)，攻略檀、顺等十余城，“俘其民徙内地”；天赞三年(924年)“遣兵略地”燕南，亦“徙蓟州民实辽州地”等等[1]。在《辽史·地理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因安置中原移民而设置的36个州县当中，就有24个是在太祖、太宗时期建立的，约占总数的67％，可见这一期间是辽从内地获得中原人口的主要时期。
第二阶段：太宗会同二年(939年)至圣宗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
这65年间，先后有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北宋与辽对峙。太宗会同二年至世宗时期，辽军虽然继续保持着进攻的势头，不断向中原发动攻势，但规模已有所减弱。穆宗、景宗时期，虽然双方也有过多次战争，但大多是中原王朝以收复燕云十六州为目标，对辽发起的进攻。辽穆宗应历九年(959年，即周世宗显德六年)四月，后周伐辽，“拔益津、瓦桥、淤口三关”，五月，“陷瀛、莫二州”[2]，对辽进攻取得成功。继之宋太宗也连续对辽发动进攻，并曾一度包围辽南京，占据着作战的优势[3]。至辽圣宗统和四年(986年，即宋太宗雍熙三年)三月，宋遣曹彬、田重进、潘美、杨业分别统兵，出雄州、飞狐、雁门三路，对辽发动大举进攻。这次战役虽然是由宋方发动，但在战役的进行过程中，宋军逐渐丧失优势，致使辽军反守为攻，步步进逼，不但挫败了宋军的进攻，并且最终生擒宋骁将杨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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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辽史》卷一《太祖纪上》、卷二《太祖纪下》。
[2]《辽史》卷六《穆宗纪上》。
[3]《辽史》卷九《景宗纪下》。
[4]《辽史》卷一一《圣宗纪二》。




圣宗一朝是辽社会经济发展的强盛时期，以这场战役为转机，辽转守为攻，此后几年，不断主动对宋发动进攻。统和六年进攻河北涿州、满城、易州等地；统和十七年进攻宋遂城、瀛州等地；统和二十二年进攻遂城、瀛州、祁州、沼州、德清军，进而屯军澶渊，迫使宋朝与之签订了岁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的城下之盟[1]。统和四年曹彬等对辽进攻失败，宣告了宋人收复燕云十六州梦想的彻底破灭；而“澶渊之盟”签订以后，辽国力也逐渐由盛转衰，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对宋战争，此后，辽宋之间再无大的军事冲突。
分析辽与中原王朝之间的战争状况，目的在于说明中原人口被俘北迁的阶段性变化与迁入地的位置。从以上分析可知，太宗会同二年以后至世宗时期，战事规模相对较小，辽方俘获人口的记载并不多见；穆宗、景宗两朝的战事是以中原进攻为主，因此辽方俘获人口的数量自然更为有限。在此期间，圣宗时期是继太祖、太宗以后，被俘中原人口北迁的第二个高潮期。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人口的迁入地与第一阶段明显不同。太祖、太宗时期燕山以北是契丹人的势力范围，他们以西辽河流域作为其政治、经济核心地带，因此这一时期中原人口的迁入地主要集中在这里。世宗至圣宗时期，辽与中原王朝之间疆界变化最大之处，在于燕云十六州的割属。由于燕云十六州由中原领土变为辽内地，多数被俘人口就直接被安置在燕云故地，只有很少一部分被迁入辽本土地区。如《辽史·圣宗纪》记载：统和六年(988年)，辽军进攻长城口，一路“杀获殆尽”，被俘获者“分隶燕军”；随后辽军又攻破莫州，所俘人员亦“使隶燕京”。统和七年，辽军再次进攻河北，“宋鸡壁砦守将郭荣率众来降，诏屯南京”。辽军攻破易州，“迁易州军民于燕京”，又令“鸡壁砦民二百户徙居檀、顺、蓟三州”。以上事例足以说明，向燕云十六州移民是圣宗时期移置中原人口的主体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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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辽史》卷一二《圣宗纪三》。

移民阶段性特征与迁入地位置的分析，是探讨西辽河流域农耕区形成阶段与分布状况的前提。契丹本是以狩猎、畜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非农业民族，农耕生产技术向西辽河流域传播主要依靠中原移民。如前所述，太祖、太宗两朝是中原移民进入草原的主要时期，因此大多数以汉人为主要居民的州县都设置在这一时期。太宗以后各朝由于燕云十六州已割属于辽，有相当一部分被俘掠的中原人口就被直接迁到这里，进入西辽河流域的中原人口则相应减少。统计《辽史·地理志》有关记载，可知这一时期因中原移民而设置的州县仅占总数的33％，远远低于前一个时期。由此可以推论西辽河流域农耕区应主要形成于辽初，即太宗会同二年之前。

二 迁入辽上京地区的渤海农民
渤海国是公元7世纪后期，以靺鞨人为主体建立的具有封建化特征的地方政权。据《隋书·东夷传》所载，棘韬共分为粟末、伯咄、安车古、拂涅、号室、黑水、白山七部。其分布地域大致在黑龙江下游至长白山一带，以牡丹江、第二松花江流域为腹心。创立渤海国的是粟末靺鞨，早期靺鞨人的生产结构与同时代东北地区其他山地林区的民族一样为半农半猎。公元6世纪末，隋炀帝攻打高丽，靺鞨首领度地稽率其部众归附隋朝，被安置在柳城，即大凌河谷地的营州一带。从秦汉时期起，大凌河谷地就在中原农业文明向东北地区传播扩散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靺鞨入居此地，自然也会直接接受到农业文明的影响。靺鞨旧地气候湿润，土壤肥沃，农业本来就有一定地位，西迁以后更容易接受先进的农耕生产技术，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入唐以后这部分靺鞨又因协助朝廷平定刘黑闼叛乱，并击败突厥对幽州的进攻，首领度地稽被唐朝封为蓍国公，历迁至营州都督[1]。由此进一步加深了对于大凌河谷地以及中原地区农业文明的了解和认识。唐初平灭高丽后，又有一部分由首领大祚荣统领的内附靺鞨被安置在营州附近，于是有更多的靺羯人直接接触到中原农业生产技术，农业生产水平与农业在生产结构中的比重，自然都得到了大幅度提高。武则天万岁通天年间营州一带的内附契丹首领李尽忠率众反叛，居住在这里的粟末靺鞨也附从契丹反唐。唐朝派兵平定叛乱，粟末首领大祚荣率其余众，东迁至今吉林省敦化县南的东牟山一带，筑城居之。此后大祚荣一支势力渐大，自立为振国王。这一切引起唐王朝的重视，睿宗时唐朝遣使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其后子孙世袭，至贞元十一年(795年)又晋封为渤海国王。大祚荣一支汉化靺鞨的回迁，对于渤海国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渤海国境内民族构成复杂，仅作为主体民族的靺鞨人本身，就有土著居民与汉化回迁者的区别，境内各地生产结构与生产力发展水平都存在着很大差距。学术界一般认为，渤海国封建制度得以确立和发展的地域基础，主要依托于原来高句丽、扶余故地和靺鞨腹心地带的西部及五京地区[2]。支持这种封建制度存在的经济基础则是具有相当规模和水平的农耕生产。渤海国建立之前靺鞨人的生产中虽然也存在着简单农业，但生产水平还很低下，其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和规模的扩大，都是汉化靺鞨人回迁以后的事情。从考古调查掌握的资料来看，在渤海上京及东牟山一带，都发现过铁犁、铁镰等农业生产工具，这与《新唐书·北狄传》中渤海国有稻、豉、李、梨、布、绵、绸等物产的记载相印证，说明渤海的农业生产早已脱离原始阶段，具备较高的生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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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旧唐书》卷一九九《北狄传下》。
[2]王承礼：《渤海国简史》，第86—101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渤海人大举迁入西辽河流域是在辽太祖攻占渤海国全境之后。据《辽史·太祖纪》记载，耶律阿保机大举兴兵，灭掉渤海国，是在天赞四年(925年)，而在此之前，契丹攻夺渤海领土的战事，已经持续了数十年，其进攻的首要目标是辽东。随着战事的推进，已有许多渤海人被陆续迁入辽本土。据金毓黻先生研究，辽东地区归属渤海大约在9世纪中叶[1]。此后，渤海国西界与契丹活动区域直接相连，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时，契丹势力开始东向发展，辽东自然成为辽军进攻的首选目标。
辽军最初占领的是辽阳附近地区[2]，前后“力战二十余年”，于天赞初年攻占整个辽东[3]。获取辽东后，辽太祖又于天赞四年对渤海国本土发动全面进攻，迅速攻占渤海全境。为了便于对渤海故地进行统治，太祖攻下渤海国都忽汗城之后，当即在天显元年(926年)改渤海国为东丹国，封太子耶律倍为东丹王，并命耶律羽之为中台省右次相辅佐。针对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与故渤海国的民情，身为朝中重臣的耶律羽之上表皇帝说：“渤海昔畏南朝，阻险自卫，居忽汗城。今去上京辽邈，既不为用，又不罢戍，果何为哉?先帝因彼离心，乘衅而动，故不战而克。天授人与，彼一时也。遗种浸以蕃息，今居远境，恐为后患。”耶律羽之一番话道出了辽对渤海的疑虑，以往渤海人自立国家，与中原王朝分庭抗礼，辽建国后，他们不但在政治上不称臣纳土，军事上也没有放松戒备。太祖虽然收复了渤海，但有这样一个强大的民族脱离辽国腹地而雄踞一方，不能不是国家的心腹大患。出于这样的原因，耶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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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镜黻：《东北通史》，第285—286页，五十年代出版社，1981年6月翻印。
[2]《辽史》卷一《太祖纪上》、卷二《太祖纪下》。
[3][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一○《天祚帝》。

羽之献策云：“梁水之地乃其故乡，地衍土沃，有木铁鱼盐之利。乘其微弱，徒还其民，万世长策也。彼得故乡，又获木铁鱼盐之饶，必安居乐业。”此策当即获得批准，并于同年实施大规模的移民计划，“徙东丹国民于梁水”[1]。
梁水即今太子河，《辽史·地理志》东京辽阳府下有如下记载：“辽河出东北山口为范河，西南流为大口，入于海，东梁河自东山西流，与浑河合为小口，会辽河入于海，又名太子河，亦名大梁水。”辽河平原东部的太子河两岸，就是耶律羽之所说的“地衍土沃，有木铁鱼盐之利”的“梁水之地”。事实上辽实施这一移民计划时，渤海移民的迁入地不仅限于辽东，上京、中京地区也分别迁入大量渤海人。
据《辽史·地理志》记载，上京地区含有渤海移民的有如下州县：
上京道临潢府
长泰县：本渤海国长平县民，太祖伐大谨譔，先得是邑，迁其人于京西北，与汉民杂居。
定霸县：本扶余府强师县民，太祖下扶余，迁其入于京西，与汉人杂处，分地耕种。
保和县：本渤海国富利县民，太祖破龙州，尽徙富利县人散居京南。
潞县：太祖破蓟州，布于京东，与渤海人杂处。
易俗县：本辽东渤海之民，太平九年，大延琳结构辽东夷叛，围守经年，乃降，尽徙于京北，置县居之。是年，又徙渤海叛人家属置焉。
迁辽县：本辽东诸渤海入，大延琳叛，后以城降，徒其家属于京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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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辽史》卷七五《耶律羽之传》。

渤海县：本东京人，因叛，徙置。
宣化县：本辽东神化县民，太祖破鸭渌府，尽徙其民居京之南。
祖州
长霸县：本龙州长平县民，迁于此。
咸宁县：破辽阳，迁其民置。
怀州：本唐归诚州，太宗行帐放牧于此，天赞中，从太祖破扶余城，下龙泉府，俘其人，筑寨居之。
扶余县：太祖迁渤海扶余县降户于此。
显理县：本显理府入，太祖伐渤海，俘其王大諲譔，迁民于此。
庆州
富义县：太宗迁渤海义州民于此。
永州
长宁县：太祖平渤海，迁其民于此。
义丰县：本铁利府义州，辽兵破之，迁其民于南楼之西北。
仪坤州：应天皇后建州。太祖平渤海……俘有伎艺者，多归(后)帐下。
龙化州：(唐天复三年)太祖伐女真，俘数百户实焉。
降圣州
永安县：太祖平渤海，破怀州之永安，迁其人置寨于此。
饶州
长乐县：太祖伐渤海，迁其民，建县居之。
临河县：本丰永县人，太宗分兵伐渤海，迁于潢水之曲。
安民县：太宗以渤海诸邑所俘杂置。

从文献记载来看，迁入辽上京地区的渤海人，具有如下时空分布特点：时间——大规模的渤海移民主要集中在太祖、太宗及圣宗两个时期。太祖、太宗两朝，辽平灭了渤海国，移渤海旧民实辽内地，以此来巩固军事胜利成果。需要指出的是，这次渤海人迁往上京等处的移民活动，大约持续到太宗即位后不太长时间。从《辽史》的记载来看，太祖去世于天显二年(927年)，同年太宗即位，次年即天显三年，辽将故渤海即东丹国民迁至辽东地区。太祖时期渤海故土与辽统治核心地带相距甚远，渤海俘户自然不能留居故土，随着战事的起落，他们被分批送至上京等地安置；太宗时期情况则不同了，天显三年东丹国举国南迁，在大部分移民被安置在辽东的同时，一部分渤海人也同时被迁至上京等地。随着东丹人整体南迁结束，上京一带的渤海移民活动也应停止。太宗之后，圣宗时期虽也曾将渤海人迁向上京等地，但这次移民的数额比太祖、太宗时期少得多，若以州县而论，上引各州县中，仅上京临潢府易俗县、迁辽县的渤海移民是在这一时期迁入的。圣宗时期迁往上京等地的渤海人基本是不宜继续在辽东地区居住的渤海叛户，而圣宗多次征伐高丽获得的俘户，则就近安置在辽东一带。这种情况与太宗会同初年以后，中原俘户被直接安置在燕云之地的情况是完全一致的。空间——上京与中京两地，渤海人的主要迁入地集中在上京道所辖各州县，特别是临潢府下辖各县移民人口尤为集中。依《辽史·地理志》的记载统计，上京道各州县中明确说明人口来源的共47个，其中含有渤海移民的有22个，约占州县总数的47％。上京一带既是契丹人的发祥地，也是辽的政治与经济核心，大量渤海人的迁入对这里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通过以上对于中原与渤海人口迁移过程与迁入地的分析，我们看到辽太祖、太宗与圣宗时期分别是农业民族进入西辽河流域的两个重要阶段，在这两个阶段内，无论中原人口还是渤海人口，都以第一阶段进入西辽河流域的数量最大。在第一阶段内，中原人口主要被迁入上京地区；渤海人口则分别被迁往上京地区以及辽东各地。在第二个阶段内，中原人口主要被迁往燕云十六州；渤海人口大部分迁至辽东，被迁往上京等地的仅仅是很少一部分。从时间阶段来看，至会同二年，以上京及附近地区为迁入地的大规模农业人口的移民活动基本停止。
农业民族的迁入与西辽河流域农耕区的形成有直接关系，农业人口的集中迁入时期，就是农耕区形成的最重要时期；农业移民集中的地方，也就是辽境内的主要农耕区。西辽河流域内上京附近地区的农耕区主要形成于太祖、太宗时期，至太宗会同二年乌尔吉木伦河与西拉木伦河流域人口大规模迁入基本停止，人口进入自然增长阶段，与古代草原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较低的特点吻合，耕地面积的扩展也基本处于稳定状态。西拉木伦河流域以外的其他地区，虽然在太宗会同初年以后，也有不同数量的农业人口迁入，但由于数量很少，尚不能构成推动农耕区大幅度扩展的动力。通过以上研究，可以认为辽上京地区主要农耕区形成于太宗会同年前后，此后由于大规模的农业人口迁移基本停止，农耕区的大幅度空间扩展过程也告结束，农耕区土地的增长与人口自然增长率同步，呈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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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热像仪

红外热像仪一般工作在3～5um，8—12um这两个波段。因为，在这两个波段中，大气的透过率高，对红外来说是”透明”的。红外热像仪由光学、机械、电子和计算机等几部分组成，属于复杂的光机电产品。光学部分将热辐射进行收集汇聚到探测器上，探测器将热辐射转变成电信号，电信号被电路进行放大，然后变成数字信号，由计算机对这些数字量进行处理，最后在显示器上显示出来。这个过程是很复杂的，其中热像仪中的光学透镜多数为铝材料制成，并且还是非球面的。
红外热像仪是50年代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产品。随着电子技术的迅速发展，红外热像仪至今已发展到了第三代。
第一代产品由于探测器元数少，所形成的信号不能在阴极射线管上形成图像，所以在光学系统中加一个机械扫描器，使探测器能接收视场中的景物，并形成图像。而第三代产品已不需扫描器，探测器也比第一代更复杂，性能提高许多，体积也缩小了。红外热像仪正在走向成熟，而且其价格正在降低

红外热像仪在当今属于高科技产品，其应用领域广泛，如:军事上用的瞄准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