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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乎？人乎？(上)

天乎？人乎？(上)
——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业生产与环境变迁(上)

《草原与田园：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牧业与环境》第5章

韩茂莉



从人类诞生，大地上就演绎着人与环境的历史，人类的每行足迹，都在所生存的空间留下一串印痕，这些印痕有的在历史的冲刷下荡然无存，有的则深深地印刻在大地上。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的农牧轮回正是人与环境历史中重要的一章，待解的谜与已经揭开的谜底都将问题的源头引向农牧轮回的原因，天乎?人乎?一切都在我们的关注之中。

第一节 辽代上京地区人口容量推测与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

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的农业开发前后延续了三百余年，三百年的农业经营对西辽河流域的环境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在本文研究中已经显示出一些令人思考的问题，如辽前期上京地区为主要农业区，农业人口的流向表现为内迁型，发展到辽中期不但停止了人口迁入，而且出现大量农业人口迁出现象，数年之内大约十万农业人口从上京地区迁向中京地区，又从中京地区所在的老哈河流域迁向大凌河流域，其中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仅仅是政治、军事原因，还是也存在环境因素?如果存在环境因素，用什么指标衡量，用什么概念解读呢?本文选择人口容量的概念作为认识问题的切入点。

一 人口容量的概念

人口容量是研究人与资源环境对应关系的一个基本概念，不同研究角度对人口容量的理解存在差异，目前国际盛行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1．国际生态学会定义：在不损害生物圈或不耗尽可合理利用的不可更新资源条件下，各种资源在长期稳定基础上所能供养的人口数量。
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利用本地的能源及其他资源和智力、技术等条件，在保证符合其社会文化准则的物质生活水平下，该国家和地区所能持续供养的人口数量。
上述有关人口容量的定义都把人口容量归结为在某些因素制约下，一个地区所能供养的人口，其实质就是一个地区消费资料所能容纳的人口数量。因此寻求人口与资源在消费过程中的平衡，是人口容量表现的重要环节。人口容量又可分为：1．环境人口容量：即区域资源可供养的人口，强调生态系统供养人口的自然基础。2．经济人口容量：即与经济过程协调统一的人口容量，其核心是在一定经济水平下，区域生产资料所能容纳的劳动人口数量[1]。人口容量的概念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衡量人口数额与生存空间是否匹配的重要问题，它不仅对于解读辽金时期农业核心区数次转移的原因有重要意义，也是我们认识人地关系的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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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张志良：《人口承裁力与人口迁移》，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

人类的生产活动与消费行为，虽均以自然资源为基础，但在人类历史不同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水平下，资源的可利用范围不一样。如在采集、狩猎生活中，在自然系统中人类可利用的资源仅是禽兽、野果、洞穴等；传统农业阶段可利用的资源则以土地、草场为主；工业时代人类的可利用资源扩展到矿产资源等新的资源类型。由此可见，人类的生产力水平是自然资源利用范围的前提，也是从事人口容量研究必须考虑的环节。在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存有差异，因此同一地区的人口容量在时间序列中是不同的，人类社会发展程度越低，人口容量也越低。
辽金时期属于传统农业阶段，在这一时期的生产力水平下，维持人们生存与社会发展所涉及的自然资源类型，基本为土地与草场，虽然在辽金两代的社会经济中都存有少量矿冶业，但这时的矿冶业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占份额非常小，其产品除各类工具、钱币外，还存有少量奢侈品、装饰品，国家对于矿冶的开采、生产过程均采取专控，从业人员在整个人口中所占比例很低，因此这一生产部门的资源占有特征对于分析整个地区人口容量不具有决定意义，决定辽金时期人口容量的资源基础为土地与草场。
依照人口容量基本理论框架，对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人口容量进行推测，主要考虑两方面问题，即人口与土地。在论证这两项内容之前，首先应该明确的是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的系统特征。以分析人口容量为前提的自然资源系统分为封闭性与开放型系统，所谓封闭性系统指人们生产、消费活动完全在一个地区内进行，没有区际物质与能量的交换；而开放系统则存在频繁的区际之间物质、资金等交流。从系统特征看，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属于封闭系统，虽然在辽代初期出现大规模的人口迁入，但基本属于非自愿性的迁移，被迁移者基本为战争俘虏或被占领区百姓，他们离开家乡进入塞外草原是在强制性的背景之下实现的，当这种强制性的外力消失或转移后，迁入人口自然停止。因此从本文第二章已进行的有关论述可以明确，基本至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年)以后，燕山以北的辽境土内很少再有外来人口大规模迁入，人口或劳动力基本进入自然增殖过程，并对外保持封闭状态。迁入西辽河流域的农业人口在生产形式上继承了中原地区自给自足的传统生产方式，农户中很少出现地区以外的物资交流，在物资输入、输出关系上具有明显的封闭性特征，即区域内人口的物资需求基本来自于本地区内部，而很少存在区域外部物资的输入，那么对于这一地区人口容量的推测就不必考虑区域外因素的作用了。

二 辽代上京地区人口与粮食需求

前文已经完成对辽中期上京地区人口数额的确定，即至辽中期上京地区大约有35万农业人口，同时还有数十万非农业人口。对于辽代非农业人口的推测最早来自于美国学者魏格夫与冯家升合著的《辽代中国社会史(907—11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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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KarlA．Witffogel＆Feng Jiasheng：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907—1125)，第5页，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49年。

这一组推测数据均为全国总额，故大部分数据对于西辽河流域意义不大，只有契丹人口的推测结果与西辽河流域密切相关。
契丹人在历史上是生活在西拉木伦河流域的民族，辽王朝建立后，这一地域选择仍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除因政治、军事需要屯驻在上京地区以外如中京、东京、西京、南京等地的契丹人外，作为这一民族的主体，主要活动仍在西拉木伦河、乌尔吉木伦河流域。由于存在这一前提，因此契丹人口数额对于辽上京地区具有重要意义。魏格夫、冯家升两位学者推测全国共有契丹人口75万，对于这一结果，吴松弟认为“由于气候和畜牧经济的特点，蒙古草原每平方公里可以承载的人口数量十分有限”，故这一推测数据偏高，在这一数额中减掉5.5万户、27.5万人口比较合理。依吴松弟的推测，契丹部族人口约在23万[1]，《辽史·营卫志》载隶属于诸斡鲁朵的宫户为8万户，宫户应以契丹人为主，8万宫户即40万口，两者相合总额达63万人口，低于魏格夫的推测结果。由于契丹人会有一部分屯驻在上京以外地区，故上京地区的契丹人口大概保持在40万左右，形成与农业人口近似的规模。
探讨人口容量首先应该确定的是人口对食品的需求量，在传统农业阶段，人们的食品需求基本以维持生存、繁衍为前提，因此粮食成为满足这一需求的主要部分。据宋人记载，在当时的食物结构前提下，每一成年人每日需要粮食2升[2]，按这一数字计算，一人一年需粮食7.2石，一个家庭若以5口之家计算，家庭内成员为3个成年人，2个未成年人比较合理，将未成年人粮食需求量减半，每年需3.6石，全家一年食用粮食总量为28.8石。作为一个家庭维持生存不仅有粮食的需求，还有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以及自己不能生产物品的购买如盐、铁制农具、衣物等生活中必需的消费，这一切仍然需要拿出一部分粮食进行交换，其数量在各类家庭中所占比例不一样，每年这部分消费至少应在1—2石，这样，一个持农业经营方式的家庭年需粮食30石左右。辽中期上京地区有35万农业人口，依5口之家计约7万户，年需粮食210万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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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三卷，第192—19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
[2]沈括《梦溪笔谈》载士兵行军：“人食日二升。”士兵为成丁以后被征召入伍，故其日所食，可作为成年人每日进食标准。

辽中期上京地区除农业人口外，还生活着数量基本相近的非农业人口，这部分非农业人口长期过着游牧生活，饮食结构中粮食仅占很小一部分，主要食品为肉类。黑龙江龙江县合山乡辽墓的出土品中，有盛放食品的陶罐，经化验里面的食品是以蛋白质为主要成分的，应属于肉类[1]。有些辽墓壁画也反映了契丹人的饮食习俗，从中可以看到大锅煮肉，用刀分割熟肉的画面，尽管如此，契丹人仍然需要一部分粮食作为食品。宋使路振出使辽国时，对契丹等游牧民族的饮食习俗留下了这样的记载：“虏食先荐骆糜，用杓而啖焉。熊肪、羊、豚、雉、兔之肉为濡肉，牛、鹿、鹰、雁、鹜、熊、貉之肉为腊肉。”[2]沈括出使辽国也有类似的记载，“行则乘马，食牛羊之肉酪，而衣其皮，间啖麨粥”[3]。王曾则言契丹人“食止麋粥，粆糒”[4]。宋使这番描述既包括了契丹人肉食为主的饮食特征，也指出粮食在食品中不可或缺的地位。沈括所说的“麨粥”与王曾所说的“粆糒”，都与现代游牧民族喜欢食用的炒米相类，即将粟米炒熟，放入热水或热奶中浸泡一会儿，就可以食用，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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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黑龙江龙江县合山乡的辽代石室墓》，《北方文物》1989年第4期。
[2][宋]路振：《乘轺录》，贾敬颜疏证本。
[3][宋]沈括：《熙宁使契丹图抄》，见贾敬颜《<熙宁使契丹图抄>疏证稿》，载《文史》第二十二辑，中华书局。
[4]《契丹国志》卷二四《王忻公行程录》。

相当于汉地的粥。此外，在辽代壁画中也可见到身着契丹服饰的人在制作面食的画面[1]。在以契丹为主的非农业民族的食物构成中，粮食的需求量虽然不大，却又不可缺少。若将上京地区契丹人以40万口，8万户来计算，每户的粮食需求量大约为农业人口的1／10，其总量约24万石。

三 辽上京地区土地垦殖与粮食生产

将辽中期上京地区全部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统一考虑，共需要粮食234万石。这样的粮食数额究竟需要多少耕地呢?辽代文献中没有留下有关耕地的任何记载，完成这一环节仍然需要借助其他资料进行综合分析。由于农业生产技术与耕作制度直接影响环境，尤其在生态敏感地带，这样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了解辽代农业生产技术、作物种类以及耕作制度是探讨耕地需求量以及人口容量的前提。
(一)粗放经营的耕作方式
在分析耕地数额之前，首先需要了解的是辽代农业生产技术特征与这一时期粮食作物的单产。按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进程，辽境内可分为两类地区，一类为精耕农业区，另一类为粗放及原始农业区，两类地区的分界线大约与农耕区、半农半牧区的分界线一致。农耕区基本位于南京道内，这里所使用的生产工具与种植技术，与中原地区的发展水平相近，属于精耕农业区；半农半牧区以西京道及中京道为界，此界以北，除个别地方，大多地区生产工具落后于中原地区，耕作技术简单粗放，属于粗放农业区，一些地区甚至仍然停留在原始农业阶段，依据这一划分显然辽上京地区乃至于整个西辽河流域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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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辽代壁画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

中国传统的精耕农业包括下面一些主要环节：1．播种前的翻整土地、选种、施放底肥等一系列准备工作。2．耘田、除草、灌溉、施肥等田间管理。3．收获、贮藏等粮食保存措施。农具类别是精耕生产环节有无的反映，也是农业生产水平的鉴别依据。从目前文物考古工作的成果来看，燕蓟地区出土的铁制农业生产工具有：铧、犁镜、镰刀、耪、耘锄、长锄等器物[1]。辽建国之前，燕蓟地区本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深厚的历史传统与适宜的自然条件，都使这里与中原地区的精耕细作农业融为一体。生产工具的类型充分显示了这一特点，燕蓟地区出土的农具包括耕翻工具、整地工具、中耕锄草工具、收获工具各种类型，兼备了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而燕山以北辽本土内出土的铁制工具，以铲等耕翻工具为多。如辽宁锦州张扛村辽墓出土铁斧、铁凿、铁铲、铁雷等器物[2]，内蒙古巴林右旗罕山辽代遗址出土铁镰、铁斧、铁凿等器物[3]，辽宁朝阳市辽墓出土小铲等器物[4]，内蒙古林西县辽代遗址出土铁镐、铡刀等器物[5]，辽宁建平、新民辽墓出土铁铲、铁斧、石磨等器物[6]，辽宁法库辽墓出土铁斧、铁锨等器物[7]，内蒙古敖汉旗辽墓出土铁斧等器物[8]，内蒙古科左后旗辽墓出土铁斧、铁铲、铁臿等器物[9]，辽宁朝阳前窗户村辽墓出土铁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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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出土的辽金时代铁器》。《考古》1963年第3期。
[2]《辽宁锦州市张扛村辽墓发掘报告》，《考古》1984年第11期。
[3]《内蒙古巴林右旗罕山辽代祭祀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88年第11期。
[4]《辽宁朝阳市辽刘承嗣族墓》，《考古》1987年第2期。
[5]《辽饶州故城调查记》，《考古》1980年第6期。
[6]《辽宁省建平、新民的三座辽墓》，《考古》1960年第2期。
[7]《法库叶茂台辽墓记略》，《文物》1975年第12期。
[8]《内蒙古敖汉旗沙子沟、大横沟辽墓》，《考古》1987年第10期。
[9]张柏忠：《科左后旗呼斯斡契丹墓》，《文物》1983年第9期。

等器物[1]。精耕农业与粗放农业最关键的差异在于播种以后的田间管理，毛泽东主席总结我国传统农业生产经验，曾以“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字给以概括。八字之中除土、肥、水与土壤的自然属性有直接关系，其他全部集中在播种之后，收获之前的田间管理环节。从出土的生产工具类型可见，燕山以北辽本土大多地区的农业生产恰恰缺失的就是这样一个环节。
辽代汉人、渤海人等农业民族虽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人员，但中原地区精耕细作的耕作方式是在人多地少背景下的产物，而西辽河流域地广人稀，离开人口对土地的压力，采取粗放农业成为必然。这种因人口压力小而伴随的粗放农业，不仅存于辽金时期，即使近代出关拓垦的农民在关外地广人稀的背景下，仍然采取广种薄收的农业经营方式。民国《瑷珲县志》载：这里的农田“地无阡陌，亦不治沟洫，旱干水溢听之天命”。农民“播种麦田漫撒之，茁芽后恶草满畦，亦不芟薙”[2]。近千年之后的关外农民尚且如此，辽金时期采取粗放农业技术方式似乎更在情理之中。
与汉、渤海等农业民族的粗放农业相比，奚、契丹人经营的农耕生产就更相形见绌了。辽代文献中对于这些非农业民族的农耕活动记载有限，但利用民族学成果也能获取一定信息。陈述先生认为达斡尔族与契丹人有着族源上的相承关系[3]，早期达斡尔人的生活可以成为反映契丹人生活面貌的一个依据。据有关达斡尔族社会历史的调查，生活在黑龙江流域达斡尔人的生产工具有犁、铧、耙等，他们开垦荒地时，先于头一年秋天放火烧去野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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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靳枫毅：《辽宁朝阳前窗户村辽墓》，《文物》1980年第12期。
[2]民国《瑗珲县志》卷一○《风俗》。
[3]陈诛：《契丹政治史稿》，第176—184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86年。

年犁翻土地后，漫撒种子，然后将地耙平，等待秋后收获。土地的肥瘠决定土地连耕时间，一般为七八年。稷、燕麦、荞麦等作物播种后不铲不耥，只有谷子铲一到两遍，在汉族垦荒户迁来之前，谷子也不铲，几乎没有夏锄过程，只有春播、秋熟两个环节。当地的农具本没有锄，自19世纪末，才由内地的汉人带来内地的板锄[1]。从达斡尔人的农业生产方式，可以看出奚、契丹人当时的生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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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第49—53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

在肯定了辽代上京地区乃至于整个西辽河流域农业生产广种薄收、粗放经营的特点之后，还有一个与土地开垦有关的技术问题需要明确，这就是梯田。陈述先生认为辽代草原人民的耕作技术有所提高，标志之一是出现了梯田。陈先生论述梯田提供的依据是苏颂“田畴高下如棋布，牛马纵横以斗量”之句。苏颂诗中只是形容塞外田地开辟地段高低不一，高下之间有如棋盘。陈先生这里弄混了梯田与坡耕概念的差异，山地、丘陵的农业开垦有两种类型，一种为坡耕，这种山地开发形式起源很早，从古代一直使用到今天。其特点是顺应山体的坡度耕翻土地，不加任何改造。坡耕是一种原始粗放的山区开发形式，由于坡面没有改造，土地翻松后，每逢雨季，暴雨即将表层土壤顺坡冲刷而下，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梯田则是另一种土地开发形式，在坡地上沿等高线修筑台阶式的农田，这样可以改变地形坡度，经人工改造，每一块农田都形成水平面，因而具有拦滞径流，稳定土壤，保水、保土、保肥的作用。梯田的出现是我国农业发展史与山区开发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革命，产生的时间大约在宋代。北宋时期的文献还很难找到有关内容的明确记载，南宋时期可以肯定南方个别地方已经出现了梯田。但这时的梯田每层台阶面积都很小，甚至直到元代梯田规模也不过数十级不足一亩。南宋时期的梯田主要分布在东南几路，如浙江东、浙江西、江南东、江南西等地，这里既是当时全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也是山区开发程度最高的地区，故率先出现梯田[1]。至于我国北方采用梯田则是晚近之事，明清时期北方各地大多仍为坡耕，民国时期梯田亦不多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方山区的水土保持问题逐渐受到重视，60年代开展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其内容之一就是兴造水平梯田，在此之前梯田在北方还没有普及，尽管这样，今天北方仍然存在坡耕现象。梯田出现的历史与人文背景是土地与人口的矛盾，人多地少的重压是促使这一山区开发形式出现的重要原因，因此在地广人稀“隔山才见三五家”的辽土上，先于中原宋土出现梯田的可能性不大。
(二)一年一熟的种植制度
一个地区或生产单位农作物种植的结构、配置、熟制与种植方式的总体为种植制度，农作物的结构与熟制是种植制度的基础。
辽土内燕蓟以外地区均为一年一熟制，对于这一问题，文献中有这样的记载，“河东五十四州……如奉圣、归化之类……广有牛羊，人藉此为生，五谷有糜子、荞麦，一岁一收”[2]。“种粟一收饶地力，开门东向杂边方”[3]。“辽地半沙碛，三时多寒，春秋耕获及其时”[4]。“辽土神沃，而地寒不可种，春深始耕，秋熟即止”[5]。“永安地宜畜牧……谷宜粱养，而人不善艺。四月始稼，七月毕敛”[6]。这些文献明确记载，西京道乃至燕山以北地区均实行一年一熟种植制度，其中永安位于上京道庆州境内，气温较低，“四月始稼，七月毕敛”，作物生长期较短，永安以南各地，作物生长期稍长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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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第137—138页，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
[2]《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八，靖康中帙七三《诸录杂记》。
[3][宋]苏颂：《苏魏公文集》卷一三《牛山道中》。
[4]《辽史》卷六○《食货志下》。
[5][宋]苏颂：《苏魏公文集》卷一三《发柳河》。
[6][宋]沈括：《熙宁使契丹图抄》，见贾敬颜《<熙宁使契丹图抄>疏证稿》，载《文史》第二十二辑，中华书局。

(三)重要粮食作物
由于一年一熟制不存在轮作问题，因此粮食作物中以对环境适应性强，产量稍高的粟类作物为主，粟之外也种有少量的黍、菽、小麦、荞麦等旱地作物。
粟是一种耐瘠耐旱，适应性极强的旱地作物，我国古代北方平原缺水地区以及丘陵山区种植范围最广。辽境土内除燕蓟地区属暖温带半湿润地区，水热条件较好外，大多地区低温、缺水，因此粟是这里最适宜种植的农作物。文献中留下春州一带丰收年份所产粟可达“斗粟六钱”[1]，远在北疆的镇州屯田“凡十四稔，积粟数十万斛，斗米数钱”等上京道种粟的记载[2]。无论春州还是镇州都在本文所界定的上京地区以北，这些地方粟尚有令人满意的收成，西辽河流域更应该作为主要粮食作物产区。苏辙出使辽国留下的诗句中有“舂粱煮雪安得饱，击兔射鹿夸强雄”[3]。粱是一种与粟相类古代粮食作物，北方种植较广。沈括出使辽国称庆州永安山一带“谷宜粱荞，而人不善艺”[4]。庆州位于上京临潢府以北，这里亦见到粱，可见当时粱的种植范围也很广。
沈括出使契丹时，在途中馆舍食有“饔秫”[5]。饔为熟食，秫则为粘粟，秫也称黍，外形与食性都近于近代粮食作物中的黍子。这类作物由于产量低于粟，因此种植范围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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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辽史》卷二二《道宗纪二》。
[2]《辽史》卷九一《耶律唐古传》。
[3][宋]苏辙：《栾城集》卷一六《虏帐》。
[4][宋]沈括：《熙宁使契丹图抄》，见贾敬颜《<熙宁使契丹图抄>疏证稿》，载《文史》第22辑，中华书局。
[5][宋]沈括：《熙宁使契丹图抄》，见贾敬颜《<熙宁使契丹图抄>疏证稿》，载《文史》第22辑，中华书局。

内蒙古文物考古所对辽上京的勘查中，在皇城内辽代堆积层中发现黍皮等物[1]。苏颂出使辽国时，在途中也见到“村店炊黍，卖饧有如南土之事”[2]，这里所说的黍，就是秫。圣宗过奚人乙室奥隗部时，也见到“黍过熟未获”之事[3]。由于黍对自然环境的选择性较强，初步推断辽代这一作物的种植范围并不大，上京地区不会是这类作物的主产区。
荞麦的生长期较短，一般两个月左右，但产量不高，多用于补救灾后之急。沈括所言庆州永安山一带“谷宜粱养”，表明上京地区是这一作物的产区。
高梁是一种生长于我国的古老粮食作物，辽代也在一些地区发现这类作物的种植。文物部门曾在辽上京南部辽代文化堆积层内发现高粱等粮食颗粒[4]，证明了高梁也是辽上京地区种植的农作物之一。
小麦是北方旱地作物中食性最好的一种，由于对于自然环境要求较高，西辽河流域种植量不大，可能正是这一原因辽代文献没有留下有关记载。虽然如此，辽以前生活在这里的许多民族均有了种植麦类作物的先例，辽代西辽河流域各民族自然不会不选择这种作物。乌洛侯是隋唐以前出现在北方的游牧民族，主要活动在嫩江流域，文献中称其“有谷、麦”，勿吉“土多粟、麦、穄”[5]，黑水靺鞨“田耦以耕，车则步推，有粟麦”[6]。勿吉、黑水靺鞨均为生活在第二松花江、长白山一带的民族，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农耕尚处于原始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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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辽上京城址勘查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2][宋]苏颂：《苏魏公文集》卷一三《奚山道中》。
[3]《辽史》卷五九《食货志上》。
[4]《辽上京城址勘查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4年。
[5]《北史》卷九四《勿吉传》。
[6]《新唐书》卷二一九《北狄传》。

只占全部生产的很小一部分，这时已经有了麦类作物的种植，居住有大量汉人的西拉木伦河流域也应接受这种作物。1980年发现于巴林右旗幸福之乡的辽碑上，记有“上麦务”、“下麦务”、“西麦务”等名称[1]，“务”是按照不同生产分工形成的部门，隶属于庄园之下，以“麦”名务，应是小麦种植区形成一定规模的标志。1994年笔者与历史地理中心同仁们赴内蒙赤峰地区考察，在林东博物馆见到上京汉城出土的麦粒，这应是前面推测结果的一个证明。
(四)辽代粮食单产与土地开垦量分析
辽代文献中没有粮食亩产量的数据，只能通过宋代文献中北方各地粮食亩产量记载，作为了解西辽河流域粮食产量的参照。宋代保州屯田务，亩产一石八斗左右稻[2]，开封府畿亩产一石[3]，河北屯田亩产谷约一石[4]。粮食单产取决于自然条件与生产技术投入两方面的因素，这些中原州府均为暖温带地区，与农业生产相关的自然条件诸如气温、降水以及土壤等均优于西辽河流域，这样的地区亩产低者一石，高者近于二石，西辽河流域自然条件不如中原，且耕作方式多属于粗放型，粮食亩产自然会低于中原地区，但究竟是一个什么数量呢?以往笔者曾经推测每亩在6—7斗之间，最近查阅伪满时期的调查资料，发现时至20世纪30年代在粗放经营下的西辽河流域，粮食亩产只有3斗左右。据《热河省县旗事情》载，翁牛特旗境内最肥沃土地，粟的亩产量仅为3—3．5斗，其他地方平均1斗左右；而宁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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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赫：《崇善碑考述》，《辽金史论集》第三辑，第38—44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
[2]《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三、六三之四二。
[3][宋]张方平：《乐全集》卷一四《僦赋》。
[4]《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三之四四。

最好的土地亩产仅2斗，下等地也不过两三升而已[1]。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产量具有普遍意义，笔者继续查阅了东北各地的方志，结论相近。表5-2所列为晚清、民国年间部分府县主要粮食作物单产，以谷子即古代粟而论，大致维持在4—5斗或6—7斗之间，这一产量虽比西辽河流域高，但表5-2所列府县均位处辽河平原，自然地理条件也优于西辽河流域，粮食产量偏高是很正常的。经过这样的对比、验证，可以认为《热河省县旗事情》提供的翁牛特旗、宁城的亩产还是符合当时的实情。




在解决了20世纪初西辽河流域粮食单产之后，还有一个问题仍然需要重视，这就是量制。晚清到民国时期量制的复杂使在同一度量之下粮食的多少完全不一样，这种内容的不一致既表现在地区上，又反映在物品上。表5-2列出了各地粮食亩产的基本情况，但在同一斗制之下各类粮食的重量是不同的，即人们用于衡量不同粮食的石、斗、升容量大小是不一样的。为了明确各类粮食作物同一容量的重量差别，本文根据《满洲农业要览》的有关记载列成表5-3，从中可知20世纪初辽宁等地不同粮食1升重量大约在2.3—1.7斤之间。10升等于1斗，即1斗粮食重量在23—17斤之间。由于没有西辽河流域粮食重量与容积之间换算记载，辽宁各县的数额就成为重要参照。辽宁各县距西辽河流域不远，其量制不应相差很大，因此我们将1升约合2斤视作西辽河流域粟类作物的容积、重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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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伪满洲国国务院民政部：《热河省县旗事情》，598—599、570—571页，大同印书馆，1934年。




20世纪初不仅粮食重量与容积之间存在复杂的对应关系，亩制的大小也有变化，如这一时期东北一带就存在大亩、中亩、小亩之分，其小亩与古代240步为亩的制度基本吻合。由于此处需要通过粮食单产最高值了解耕地需要量，因此在三种亩制之中，立足在小亩的基点上就可以说明问题了。
农业生产技术与其他技术类型一样，随时代前进技术乃至于产量会有所发展。上文列举的均为20世纪初期西辽河与辽河流域各地粮食单产情况，20世纪这里粮食产量还如此低，近千年前的粮食产量一般不会有超过这一水平的可能。依《热河省县旗事情》提供的翁牛特旗、宁城一带20世纪初粮食单产，辽代也不过维持在与之相同的水平上。以粟而论，辽代每亩产量约在3斗左右。宋辽时期的斗、升等量具比20世纪要小，20世纪的3斗相当于辽代4.55斗[2]，若以4.55斗论，辽中期上京地区需要粮食234万石，大约需要开垦5.1万顷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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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伪日满农业研究会：《满洲农业要览》，第1155—1161页，1941年。
[2]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第71页，上海书店，1984年重印。

这5.1万顷土地对于西辽河流域意味着什么呢?据《内蒙古自治区旗县(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概况》1978年的数据，相当于辽上京地区6旗县可耕地面积为69784.41顷，约7万顷。可耕地的概念指自然条件所允许开垦的全部范围，这里强调自然条件的允许是指包括气温、降水、土壤、地貌等综合指标对农业生产的支持程度，凡在自然条件综合指标允许范围之内，进行农业开发对环境的扰动相应较小；而在自然条件综合指标允许范围之外，农业开发造成的环境后果应十分严重。可耕地的概念实际就是环境对农业开垦范围的限制性区域，超过这一区域自然环境已不适于农业开发。由于界定可耕地的概念是以环境允许为前提的，那么可耕地究竟是变量还是定量呢?由于农业生产除立足于一定的自然条件外，也渗入了人类的技术成分，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科技水平提高，可耕地的范围会有所提高，但其基本范围受自然地带控制，应不会出现太大变化。从1978年的统计数据可知，相当于辽上京地区的6旗县境内可耕地仅7万顷，而辽中期这一地区的开垦范围已达5万余顷，与可耕地的临界值相距2万顷。




我们形成辽中期上京地区每年需要开垦5万顷土地的结论，是建立在当年实际种植并收获的基础上，事实上以农业开垦为背景形成的原始植被破坏面积要高于实际种植面积，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与粗放式农业经营方式直接相关。粗放农业除表现在失于田间管理外，基本不存在施肥等对土地追加投入的措施。西辽河流域土壤本来就瘠薄少腴，在没有任何施肥措施下，一般两三年就需要转移耕地，被撂荒的土地在无植被保护的情况下迅速沙化，造成对环境的恶劣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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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内蒙古旗县(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概况》，1978—1985年。

四 草场载畜量分析

虽然辽王朝的版图内分布着众多的游牧部族，但由于历史的传承上京地区主要为契丹人的活动区域，因此以契丹人为核心的斡鲁朵、官牧等游牧组织的畜群规模就构成了辽上京地区土地载畜量分析的基础。前文已经对辽上京地区畜群规模进行了探讨，并指出在斡鲁朵、官牧这两类主要游牧组织中，辽后期随同斡鲁朵从事游牧活动的骑兵、人丁约五十万，将这一数字折回到西辽河流域农业开垦进入稳定阶段的辽中期，取一半也在二十余万。二十万人随同四时游畋，马匹是必备的骑乘，人畜数量应保持基本一致。斡鲁朵之外从属于官牧的畜群更大，《辽史·食货志》记载“自太祖及兴宗垂二百年，群牧所之盛如一日。天祚初年，马犹有数万群，每群不下千匹”，如果这个数额没有错讹或夸张，仅马匹总额竟达数千万匹。隶于群牧所的官马大致分派三类用场，一部分牧放于雄、霸、清、沧一带，“以备燕云缓急”，其数达数万匹；另一部分供诸斡鲁朵“四时游畋”之用，数额亦达数万匹；其余则归五大群牧司“分地以牧”[1]，即便如此，五大群牧司中置于上京范围内的三大群牧司掌管的马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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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辽史》卷六○《食货志下》。

也应有千万匹之数。由于本文所论及的上京地区限于西拉木伦河、乌尔吉木伦河流域，而设在上京道内的三大群牧司主要位于泰州、庆州以及临潢府一带[1]，泰州已超出上京地区的界定范围，余者庆州、临潢府境内的两群牧司仅马匹也应在数百万匹。
草场载畜量指在一定放牧期内、一定的草原面积上，在不影响草场生产能力和保证牲畜正常发育情况下，能容纳的牲畜头数。通常用绵羊单位表示，即单位面积草场在一年内能放牧饲养成年绵羊的头数。草场载畜量因草原环境不同而表现出差异，北京大学崔海亭先生指出西辽河流域典型草原约占67.3％。在这一草原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西辽河流域所在的内蒙古昭乌达盟适宜载畜量为1226万绵羊单位[2]，依1：5的折合系数可承载245万匹马[3]。从前文所作的相关探讨可知，辽代斡鲁朵与群牧司不只饲养马，牛、骆驼、羊等牲畜均包含在畜群中。而本文通过辽代文献所能了解的仅马一种，但尽管如此辽代庆州、临潢府所设群牧司的马群规模也不会低于245万匹这一数字，加上牛、骆驼、羊等牲畜，畜群规模会更庞大。辽代西辽河流域草场生态环境状况不可得，若依现代环境背景下昭乌达盟草场载畜量比照，辽代上京地区具有明显的超载、过牧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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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辽代文献中没有留下上京道内三大群牧司位置的具体记载，此处三大群牧司的位置依据金代群牧设置地点推测。
[2]《内蒙古农业地理》编辑委员会：《内蒙古农业地理》，第155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
[3]绵羊单位折合系数来自于张秉铎：《畜牧业经济辞典》绵羊单位条，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

五 辽上京地区人口容量分析

前文已经指出辽中期大约从上京地区迁向中京地区十万农业人口，这是一个不小的数额，占整个上京地区农业人口的1／4左右。对于这样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辽代各类文献中虽然只从政治、军事等方面给予了记载，强调这是在契丹人稳定了上京地区局面以后，对原奚人领地辽中京地区采取的政治、军事措施。但在这些因素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因素推动辽王朝的决策者作出向中京地区迁移人口的决定呢?从以上我们对辽中期上京地区土地开发规模与草场载畜量的分析，已经可以看出环境问题对构成这次移民具有重要促动力量。
既然环境因素是推动辽王朝实行从上京地区向中京地区大规模移民的原因之一，那么从另一个角度说，在传统农业的基点上，辽中期西辽河流域出现的大规模移民，意味着这一地区自然资源已不能长期稳定地供养当地人口的生存需要。这时农业人口35万、非农业人口40万，就应该是在当时生产技术背景下的人口容量。通过上述分析过程，可以发现人口数额背后显示的是西辽河流域土地开垦规模的临界值，在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各达40万左右的农牧业生产活动下，土地开垦范围超过5万顷，草场载畜量超过1226万绵羊单位，人类活动对环境的不适宜性会明显反映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从事农业开垦活动，会对环境造成明显影响，以至于导致环境的逆转。辽代人们对于农牧业活动与环境关系的敏感程度不会强于今天，但通过一定时期的生产活动，特别是农业开垦后会本能地意识到土地肥力、自然灾害以及产量的变化，最终形成这一地区难以继续生存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汇集到统治者处，就在政治、军事条件均适宜的情况下，作出移民他处的决策。
进入金代以后，原辽上京地区的农业生产则显现得更加衰落，不但农业人口大量减少，而且农耕区范围也相应缩减。如前所述进入金代以后，省并了原辽上京地区大部分州县级建置，被省并的地方主要是与契丹祖先传说有关或契丹祖先活动过的地方以及奉陵州，金人省并这些地方的州县建置，虽然带有一定的政治含义，但从这些州县所在地方的自然环境分析，均为不利于农耕生产的地带，在这些地方从事农业生产，其不良后果恐怕在辽代就已经显示出来，金代将其省并成为再自然不过的事了。经过一番省并，金代原辽上京地区的农耕区基本集中在临潢府附近地区。
金代临潢府附近不但被省并了大量州县建置，而且在文物部门提供的文物普查结果中，还显示出辽金两代聚落遗址数量呈现巨大反差的现象。聚落作为人类居住和生产场所，寻求生产、生活与环境的统一是其选址的重要宗旨，本文指出辽代聚落大部分与现代聚落位置一致，这一分析结果告诉我们一个信息，这些聚落所在位置无论古代还是今天，是西辽河流域能够达到生产、生活与环境统一的唯一可选择地带。由于聚落与定居农业生活相伴而生，因此只要以农业生产为背景的历史不中断，聚落的发展就应该具有连续性发展过程。但是在内蒙古文物普查确定的辽金聚落遗址中，却出现这样的现象：其一，与辽代聚落相比，金代聚落数额大幅度减少。其二，辽金两代聚落数额的比率自北向南逐渐增加，即在空间上表现出由西拉木伦河、乌尔吉木伦河流域向老哈河流域递增的特点。如表5-5所示，辽上京所在地今巴林左旗境内的金代聚落遗址仅占辽代遗址的9.2％，而由北向南至宁城，金代聚落遗址占辽代的比例已上升到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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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蒙古文物地图集》，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年。

对于辽金两代聚落遗址数额的巨大反差与空间变化特征，究竟作何种解释呢?当然数额的差异可能与金代文物的考古文化特征接近于辽，而容易混淆被视为辽代文化遗存有关，但这似乎不能成为对这一现象令人满意的解释。对于这一现象若从人口的环境容量角度去考虑，似乎可以得到更为全面的认识。前文关于辽上京地区农牧业人口及其活动强度的论述，已经指出这一时期农牧业活动的综合强度已经接近或超过环境的承受能力，面对这种情况，迁出人口成为减缓环境压力的有效措施。也许正是这样的原因，辽王朝将在西拉木伦河、乌尔吉木伦河流域经营了一百多年的政治、经济中心，从上京移向中京的同时，也将1／4以上的农业人口迁向中京地区。人类活动对环境扰动造成的后果会在相当长时间内持续表现出来，辽代出现的环境问题也不会仅仅停留在本朝代，虽然历史文献中并没有明确记载金代大量削减西拉木伦河、乌尔吉木伦河流域州、县建置的原因，但从辽中期到金，这里经历人文历程显示的趋势却是一致的，即人口由迁入型转为迁出型，地区开发进程由经济核心区转为边缘区，这样的人文历程与辽中期曾经有过的农牧业活动强度极为吻合。在生态敏感地带，人类活动范围由大——小，活动强度由强——弱的变化，是一个涉及多重因素的复杂过程，但由人类活动而导致的环境问题应该是我们必须关注的原因之一。
在结束本节之前，有必要对辽金两代辽上京地区经历的人文历程与环境的关系，提出一个明确的认识，尽管这个认识还存在待解决的问题。辽中期上京地区以人口外迁，州县、聚落锐减为标志的人文历程，应是这一地区经过一百多年的农业开垦与草原游牧引发出环境问题的一个信号，所有关于辽代上京地区农牧业活动强度的信息均可成为我们认识西拉木伦河、乌尔吉木伦河流域人口容量与环境承受能力的可参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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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辽中京地区农业生产条件与人口容量分析

分析辽中京地区的人口容量仍然需从土地开垦量与环境的对应关系入手，本文第三章指出辽中期中京地区农业人口达六十万左右，此外由于中京地区不是契丹人的主要活动地区，因此生活在这里的非农业人口应该比上京地区少，在数量上不会具有与农业人口相等或略高的规模，这部分作为持游牧经济生活方式的人口最多保持在农业人口的1／6状态，即l0万人左右。依前文所应用的分析方法，60万农业人口每年需要粮食约360万石，10万非农业人口需要6万石，总计366万石。若依每亩粮食产量4.5斗计算，需要开垦土地8.1万顷。
辽代中京地区土地开垦数额虽然超过上京地区，但中京地区的自然条件优于上京地区，因此可耕地面积也大于上京地区。见于1978年《内蒙古旗县(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概况》的统计数据，仅位于辽中京地区范围内的内蒙古赤峰市、喀拉沁旗、宁城县、敖汉旗、奈曼旗境内可耕地就有8.7万顷。辽中京地区不仅包括这些内蒙古旗县，而且辖及今辽宁省朝阳、建平、凌源以及河北省平泉等地，若将这些市县可耕地计算在内，总额超过18万顷。从这一点讲辽代中京地区被开垦土地环境选择范围更大，也应更具备农业生产适宜性。
尽管如此，辽中京地区地处生态脆弱带，长期农业开发不可能不对环境产生扰动，继辽中期王朝政治、经济中心移向中京之后，金代中期再次出现以金兴中府(今辽宁朝阳)为主的人口密集区与农业核心区。前文在论述这一问题时提到金中期人口密度高值明显集中在大凌河流域兴中府一带的现象，这一时期究竟是金代什么年限呢?显然具有这一人口密度特征的年代既代表着人口密集区出现在大凌河流域的时代，也代表着农业生产核心偏重于大凌河流域的时代。学术界一般认为金泰和七年(1207年)是《金史·地理志》户口统计年代[1]，这既是我们用于讨论金代人口空间变化的年代，也是人口密集区出现在大凌河流域的时代。若将辽代从上京地区大规模移民进入中京地区，定在中京营建完毕的次年，即统和二十六年(1008年)，那么从辽至金泰和七年近二百年。此二百年间既是辽中京所在老哈河流域出现连续性农业开发的时期，同时也是农业生产核心区从老哈河流域转向大凌河流域的时期。虽然如前文所述，在这种转移过程中金代傍海道的兴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在近二百年的连续农业开垦下，局部或地区性的环境不适宜性会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来，进而影响农业生产效益，引发人们趋向环境更优处。
提出这样的问题，辽金文献虽没有留下可供分析的直接证据，但通过对这一地区不同时代农牧业活动的比较，同样可以发现认识问题的例证。历史发展存在许多相似的环节，辽金时期为西辽河流域第二个农业开发阶段，在继此之后于清代出现的第三个农业开发阶段中，西辽河流域以及毗邻地区存在与辽金时期相同的以二次移民为特征的人口流动现象，因此探讨这一时期二次移民的原因有助于解读辽金时期移民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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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韩光辉：《<金史·地理志>户口系年正误》，《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2期。刘浦江：《金代户口研究》，《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

清代西辽河流域以及毗邻地区放垦以后，相继出现二次移民现象。首先可以列举承德地区围场放垦以后的二次移民现象。承德地区与塞外其他地区一样，均为清初禁垦地带，入清以来随着关内人口压力增大，在历次出关的浪潮中，围场以外的其他县相继成为关内人口聚居地，并逐渐形成一定规模。同、光年以后，围场也列入放垦地区，自各方前来投垦的百姓，相继在这里建立了347个自然村，其中同光以前建立的村落占13％，开禁放垦以后形成的村落则占87％。前来围场垦荒的59％是来自承德地区以外的农民，另外的41％则来自于承德地区内部各县，表现出明显的二次移民现象[1]。
类似于围场开放后的二次移民现象，在20世纪初期东北、内蒙各地比较普遍，据北满经济调查所1937年的一份名为《京滨线经由汉人移民调查报告》中显示，这一时期由辽宁、热河、吉林等地重新前往东北其他地区的移民比关内第一次进入东北地区的移民数额还多，(见表5—6)。在这份调查书中，由关内前往东北各地移民为3663人，而由关外各省再次迁移的则为7013人，为关内移民数额的两倍多，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二次移民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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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韩茂莉：《近三百年来承德地区的经济开发过程及其区域特征》，《地理研究》1996年第1期。
[2]北满经济调查所：《京滨线经由汉人移民调查报告书》，第35页，昭和十一年。

类似于这样的二次移民在沿农牧交错带这一生态敏感区可以列举很多例，究竟什么原因促使这些百姓离开已经迁移过一次或多次的家园呢?伪满洲国调查报告之一《兴安南省科尔沁左翼中旗实态调查统计篇》中，农家略历表比较清楚地告诉我们其中的原因。在这份略历中被调查对象48例，其中除4例迁出原因不明外，其他44例中，明确说明迁出原因为原居住地遭受灾害或土地恶化的12例，占迁出原因明确调查对象的近1／3(见表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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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伪满洲国兴安局：《兴安南省科尔沁左翼中旗实态调查统计篇》，第10—17页，1940年。

伪满洲国的另一份调查资料《兴安西省奈曼旗、阿鲁科尔沁旗实态调查统计篇》也显示了同样的内容(见表5-8)，在其全部调查对象33例中，明确说明迁出原因为原居住地土地恶化、遭受灾害的为4例，约占全部调查对象的12％。




列举了清代以来关外各地二次移民的调查，我们再次将视线转回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落在辽中京地区的农业发展历程，虽然这一时期文献没有留下相关记载，但清代二次移民的原因仍可以作为我们认识问题的线索。此外辽代中京地区的农田开垦面积大约八万余顷，与这一地区可耕地限度尚有距离，在这样的背景下是否就不具备局部地区的环境恶化与促使人口外移的动力呢?表5-6、5-7所列存在二次移民的东北各地并不属于可耕地开垦殆尽，需要外出寻觅生存空间的地方，1943年由伪日满农业研究所作的《满洲农业要览》列举了伪满各省内耕地状况(见表5-9)，从中可以看出在可耕地与已耕地之间均存在空额，但以土地恶化为原因从这些地方迁出的人口仍然存在，可见局部的土地恶化与整个地区的基本协调是这些地区农业开垦中始终存在的问题，从这一角度透视辽中京即金代大定府一带的农业核心区有向兴中府一带转移的现象，环境因素左右其中应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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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伪满洲国兴安局：《兴安西省奈曼旗、阿鲁科尔沁旗实态调查统计篇》，第10—15页，1940年。




以人口容量作为标准，辽代中京地区尚不存在整体环境问题，但在生态脆弱地区长期持续从事农业开垦，局部地区的环境恶化与对农业生产的不适宜性，同样会驱使人们重新选择生存空间，实现二次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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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伪日满农业研究所：《满洲农业要览》，第26—27页，194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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