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人家 2008-2-18 01:37
天乎？人乎？(下)
天乎？人乎？(下)
——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业生产与环境变迁(下)
《草原与田园：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牧业与环境》第5章
韩茂莉
第三节 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人类活动与环境
自从人类出现之后，自然环境就在人类活动与自身变化双重力量的推动下发生一系列演变。由于影响环境变化的因素是双重的，因此当一个地区环境发生变化，变化过程的促动因素绝不仅来自于一方。本文已经利用大部分篇幅论述了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人类农牧业活动的规模及其对西辽河流域造成的环境后果。但是这样的论述偏重于对人类活动单方面的判读，这样判读的结果不仅需要从人类活动特征寻求印证，同样需要来自于自然环境本身的信息。基于这样的目的，本节将重点放在对自然环境的解读，并希图从中找到人类活动与环境的互动关系。
一 辽代西辽河流域的环境变化
辽王朝的建立与西辽河流域灿烂文明的勃然兴起，引起学术界多方讨论，其中以气候变化为核心探讨辽王朝立国的环境背景与演变特征，是论证人类活动与环境变化关系的一个重要选题。通过这一选题，学术界基本形成一个共识——唐、五代至辽前期，西辽河流域进入环境适宜期，以后环境开始向冷干发展。
(一)14C测年、花粉分析以及考古成果显示的环境信息
历史文献中虽然没有留下环境变化的具体记载，但通过对第四纪沉积物测年以及相应地层花粉分析获得环境信息，是自然科学界研究环境变迁的重要手段，利用相关研究成果复原历史时期环境，在历史地理研究中有着同样重要意义。
近三十年来，是科学家对西辽河流域以及毗邻地区关注最多的时期，其中以14C测年、花粉分析为核心的代表性研究主要有以下成果：1993年武吉华等学者通过对西拉木伦河流域半拉山高阶地剖面的测试，获知923a B．P．存在古土壤[1]。古土壤存在证明这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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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B．P．为距今若干年。
降水增加，风沙缓和，植被与水分为土壤形成创造了条件[1]，这时正是辽道宗时期(1055—1100年)。夏树梅等通过对科尔沁沙地古土壤的14C测年指出，科尔沁沙地曾经历了四次古土壤发育期，其中最后一期为1600—1000a B．P．[2]，此期下限为辽代初期，与武吉华测试结果中923a B．P．的古土壤生成期有大约七十年的差距。
1997年任国玉等通过对科尔沁沙地东南缘麦里泥炭层的测定，划分出五个花粉带，其中C带测年为2100—1000a B．P．，D带测年为1000～660a B．P．，C带的下限与D带的上限属于辽代历史时段。花粉分析显示C带乔木花粉大幅度减少，蒿属、藜科花粉明显增多，禾本科花粉则进入全剖面最高阶段。D带占主要地位的花粉仍是蒿属、藜科，此外这一时期花粉浓度显著上升。花粉浓度增加是植被繁茂的反映，可见这时科尔沁沙地仍保持着令人满意的植被状况[3]。2001年杨永兴等就麦里泥炭剖面再次进行了分析，并同样将整个剖面分为五带，其中Ⅳ带14C测年为2100—1100a B．P．，树轮校正为2080—1040a B．P．，其下限属于辽代前期。花粉分析结果显示乔木花粉含量居高值，尤其松属、栎属、桦树均达到剖面次高值，蒿属花粉呈下降趋势。乔木花粉增多表明这一时段气候转为暖湿，温带阔叶林在向西辽河平原扩展的同时，沙地上灌木等植物的覆盖度也增大。V带测年为1100—0a B．P．，树轮校正为1040—0a B．P．，这一时段的上限属于辽代前期。此带突出特征为乔木植物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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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武吉华等：《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中段全新世环境演变及预测》，载《中国生存环境历史演变规律研究》，第322页，海洋出版社，1993年。
[2] 夏树梅等：《东北全新世温暖期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载《中国生存环境历史演变规律研究》，第306页，海洋出版社，1993年。
[3]任国玉等：《科尔沁沙地麦里地区晚全新世植被演化》，《植物学报》1997年第4期。
粉减少，灌木草本花粉增多，气候向冷干方向发展[1]。麦里泥炭的两个结果，在第四层对乔木花粉的分析存有差异，而第五层的分析结论基本相同。此后李宜垠等又对西辽河流域王祥沟剖面的分析再次指出了辽代西辽河流域的环境特征，剖面测年结果为1460—755a B．P．，这一时段气候较暖湿，乔木花粉浓度和种类增加最明显，其中桦木、榛和虎榛子及喜暖湿的树种——胡桃、鹅耳枥花粉出现，说明落叶阔叶林又占据了该地区；草本花粉的浓度略有增加，杂草花粉比例很高，显示着人类活动的增强。755a B．P．以后，花粉总浓度值急剧降低，草本花粉所占比例较高，植被由落叶阔叶林演变为典型草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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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永兴等：《西辽河平原东部沼泽发育与全新世早期以来古环境演变》，《地理科学》2001年第3期。
[2]李宜垠等：《西辽河流域古代文明的生态背景分析》，《第四纪研究》2003年第3期。
以上分析结果使我们获得了关于西辽河流域环境变化的重要信息，虽然来自五位学者的测试分析结果并不一致，但若将五份结果重叠在一起，会发现夏树梅、杨永兴、李宜垠的研究共同得出了距今一千年前后西辽河流域存在乔木花粉增多，灌木以及草本植物花粉浓度偏高，并有古土壤生成的结论，这时相当于唐末、五代至辽前期。换句话说，唐末、五代至辽前期西辽河流域存在一段环境适宜期，在环境适宜期内，气温、降水均有升高，植被也显示出种类增多的变化趋势，而土壤形成正是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武吉华与任国玉的研究结果虽然与此三位学者的研究略有出入，但并没有形成矛盾，武吉华的研究将古土壤生成期推后约六七十年，任国玉的分析结果虽然没有乔本植物增多的征兆，却指出禾本植物花粉浓度达到全剖面最高这一现象，同样承认辽前期西辽河流域存在环境适宜期。综合各家的研究成果，此次环境适宜期大约在11世纪七八十年代即辽道宗时期结束。对于辽代气候的转折时间，北大历史地理中心同仁邓辉通过解读辽代有关记载也得到类似结论，即辽代初、中期的气温状况偏暖，从11世纪80年代开始，气温向寒冷方向波动[1]。
地学界利用14C测年技术指出距今1600—900年之间的时段，西辽河流域存在黑沙土层现象的同时，考古学界也利用古墓葬与埋藏地层的关系，再次证实了14C测年结果的可信性，其中西辽河流域唐代墓葬埋藏层为黑沙土是考古界证实这一问题的重要依据[2]。考古部门曾在科尔沁左翼后旗满都苏木白音塔拉嘎查村西的流动沙丘上，发现一处盛唐时期的契丹墓葬，一座为坑墓；另一座为石室墓，石室南部还保留原来的地层，黑沙土厚达一米左右，墓口即开于黑沙层之上，墓葬东部还保留大片原始黑沙层。扎鲁特旗毛道苏木荷叶哈达嘎查也发现一座唐代的契丹墓葬，墓为石棺墓，随葬品原样放置，墓中尚存黑沙淤土。此外在墓葬东一里的北山坡上，还保留着大面积黑沙层，黑沙层厚度达五米，黑沙层下面即是黄土层，黄土层以上的黑沙层和墓葬以上的黑沙层同为唐代地层[3]。古土壤是气候温湿情况下成土作用的产物，因此古土壤存在时期是气候处于暖湿状态的重要依据，考古界的成果证明唐代西辽河流域气候较为暖湿，大量植物生长在这里，为土壤形成提供了基本条件。
此次气候温暖期从唐代中后期一直延续到辽代前期，表5-10所列为内蒙古文物普查中获得的奈曼旗辽代遗址与黑沙土层关系的部分记录，奈曼旗已查明有辽代聚落遗址共80处，坐落在黑沙土层上的遗址为33处，占41.3％。这些辽代聚落遗址与黑沙土层的关系不仅表明辽代前期的气候特征，而且从分布情况来看不是局部地方的现象，对于西辽河流域有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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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邓辉：《论燕北地区辽代的气候特点》，《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1期。
[2]张柏忠：《科尔沁沙地的历史变迁及其原因的初步研究》，《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
[3]哲里木盟博物馆：《内蒙古哲里木盟发现的几座契丹墓》，《考古》198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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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料来自于《内蒙古文物地图集》，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年。
通过14C测年、花粉分析以及考古成果显示的环境信息，一个共同的结论摆在我们面前，唐末、五代至辽前期西辽河流域存在一段环境适宜期，在这段适宜期内温暖、湿润的气候，导致植被、土壤都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大约辽圣宗时期环境适宜期结束，气候逐渐转向冷干。
(二)“平地松林”以及西辽河流域景观生态变化
气候是影响植被变化的重要因素，伴随气候由暖湿向冷干的变化历程，西辽河流域植被与景观生态会出现哪些互动特征呢?探讨这一问题首先应该解决的是环境适宜期结束后，西辽河流域面临的冷干气候究竟存在多大变幅。10世纪后期至11世纪宋辽两国使者频繁来往，保留在宋人使辽记录中的许多记载，对于认识这一问题很有帮助。现存宋人行程录主要集中在11世纪，其中路振使辽在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王曾为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宋绶为天禧五年(1021年)，陈襄为熙宁元年(1068年)，沈括为熙宁八年(1075年)，这些宋使入辽路线基本相同，即出古北口经今河北滦平、平泉等地到达内蒙宁城即辽中京，然后继续北上，在继续北上过程中宋绶以永州为目的，沈括则以庆州为目的。使辽的宋臣踏上这片并不熟悉的土地，一路上格外关注这里的风土人情，山川地貌，他们走过的路程为辽境土画出一道景观剖面，他们的行程录中不但记载了沿途的景观风物，也留下了对当地气候的感受，这些记载成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气候特征的重要信息。
路振：炭山即黑山也，地寒凉，虽盛夏必重裘，宿草之下，掘深尺余，有层冰莹洁如玉至秋分则消释[1]。
王曾：自过古北口即蕃境，居人草庵板居，亦务耕种，但无桑柘。所种皆从垄上盖虞吹沙所壅。山中长松郁然，深谷中多烧炭为业。时见畜牧，牛马骆驼，尤多青羊黄豕[2]。
宋绶：七十里至香山子馆，前倚土山，依小河，其东北三十里即长泊也，涉沙碛，过白马淀，九十里至水泊馆，渡土河，亦云撞撞水，聚沙成墩。少人烟，多林木，其河边平处，国主曾于此过冬[3]。
陈襄：至广宁馆，道过小城之西，居民仅二百家，好古云此丰州也。又经沙陁六十里，宿会星馆，九日至咸熙氈馆，十日过黄河(即潢河，今西拉木伦河)[4]。
沈括：永安地宜畜牧，畜宜马、牛、羊，草宜荔挺、苔耳。谷宜粱荞而人不善艺。四月始稼，七月毕敛；地寒多雨，盛夏重裘，七月陨霜，三月释冻……行则乘马，食牛羊之肉酪而衣其皮。间啖麨粥。广荐之中，毡庐数十，无垣墙沟表，至暮使人坐草，衰庐击柝。大率其俗简易，乐深山茂草，与马牛杂居，居无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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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贾敬颜：《路振<乘轺录>疏证稿》。
[2]贾敬颜：《王曾上契丹事疏证稿》。
[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七，天禧五年九月。
[4][宋]陈襄：《使辽语录》，载《辽海丛书》。
中京以南为东奚……其民皆屋居无瓦者墁上，或苫以桦木之皮。奚人业伐山陆种斲车。契丹之车，皆资于奚……中京始有果蓏而所植不蕃。
正东至中京……逾陇走靴淀。至临都馆皆平川……州有土垣，崇六、七尺，广度一里，其中半空，有民家一二百，屋多泥墁，间有瓦覆者，旧曰丰州……行原薮间，三十里至咸熙帐。咸熙帐东距会星馆七十里小南。自馆西行，稍西北过大碛，二十里至黄河(潢河)……又三十里至保和馆，皆行碛……锅窑毡帐南距牛山帐八十里少东。自帐稍西北行平川间二十余里，陟沙陁，乃行碛间十余里至中顿。过顿西北二十里，复逾沙陁十余叠，乃转趋东北，道西一里许庆州……三十里至新添帐，帐之东南有土山，痹迤盘折，木植甚茂，所谓永安山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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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贾敬颜：《<熙宁使契丹图抄>疏证稿》，《文史》第二十二辑，中华书局。
路振使辽行程录中载：黑山“地寒凉，虽盛夏必重裘，宿草之下，掘深尺余，有层冰莹浩如玉，至秋分则消释。”《辽史·地理志》载黑山位于庆州辖内，辽代庆州州治位于今巴林右旗索博日嘎苏木。六十余年后，沈括使辽时再一次注意到：“永安地宜畜牧，畜宜马、牛、羊，草宜荔挺、苔耳，谷宜粱荞，而人不善艺。四月始稼，七月毕敛；地寒多雨，盛夏重裘，七月陨霜，三月释冻。”此处永安应指永安山，依沈括使辽行程记载，永安山也在庆州境内。为了把握宋人对辽土气候的感觉，在宋人使辽行程录外，还可以在《胡峤陷北记》中看到类似记载，胡峤在辽期间为946—953年，其入辽时所行路线为出居庸关，经今张北、多伦一带至巴林左旗一线，至距西拉木伦河约三日路程的黑榆林，胡峤留下这样的描述：“至黑榆林，时七月，寒如深冬。”胡峤入辽与路振使辽均处在14C测年、花粉分析等技术确定的暖湿时期内，67年后沈括使辽已处于暖湿期向冷干期转折的临界时段，其间前后延续一百多年，但无论胡峤还是沈括都没有留下温暖的印象，是否可以由此怀疑西辽河流域曾经存在暖湿时期的真实性呢?其实宋人感受到的寒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都是从地处暖温带的黄河流域进入中温带的西辽河流域，无论此时西辽河流域正处在什么样的气候状态，南北之间的温差必然首先会给宋人留下寒冷不适的印象，即如“并、营以北，劲风多寒”[1]，“大漠之间，多寒多风”这样的记载一样[2]，寒冷不适的印象往往会忽略这一地区气候的实际水准。那么这一时期西辽河流域气候的实际状况如何呢?与宋人记载进行参照具有意义的指标是当代气象记录，据1963年《内蒙古农牧业资源》：“大兴安岭北部约在十月下旬(距地表)20厘米开始冻结，内蒙古高原地区为十一月上句。解冻日期大部分地区在3月下旬，北部为4月上旬，向北更推迟到4月中旬或以后。[3]”这一记录与沈括所言“七月陨霜，三月释冻”极为接近，如果这一比较不误的话，辽代中期接近20世纪60年代的气候特征。至于路振所言黑山一带“盛夏必重裘，宿草之下，掘深尺余，有层冰莹洁如玉，至秋分则消释”的现象，在今天巴林右旗庆州一带仍然可以见到，据巴林右旗博物馆青格勒馆长介绍，庆州附近背阴山沟7月还有冬季未解之冰，但我们都明白现在的世界正处在全球变暖阶段，西辽河流域同样经历着暖的历程，尽管这样依然存在7月有未解之冰的现象。这样看来辽代前期气候接近于今天，而辽代中期则与20世纪中期相差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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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辽史》卷三一《营卫志上》。
[2]《辽史》卷三二《营卫志中》。
[3]《内蒙古农牧业资源》，第20—22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5年。
在这样的气候背景下，西辽河流域的景观生态也表现出相应的变化。受地带陛因素控制，西辽河流域以草原环境为主，“春来草色一万里，芍药牡丹相间红”是契丹人对自己生存环境的如实写真[1]。乔木主要分布在山地迎风地带，虽然在气温、降雨理想时期分布范围会向草原地带延伸，但不会改变地带性景观的基本特征，辽代文献中反复提及的“平地松林”以及黑山、永安山等行猎地就属于山地乔木林。学术界认为“平地松林”位于西拉木伦河上游山地，即大兴安岭南段东麓一带，辽代这里以松树连片而得名；而黑山、永安山等均位于庆州境内。由于西辽河流域以典型草原为主，因此成片林地在草原环境中显得十分特殊，它不仅是辽代地层中乔木花粉的主要贡献者，而且与之有关的空间变化对于解读辽代西辽河流域景观生态与环境变化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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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辽文》卷二《契丹风土歌》。
平地松林为辽代帝王主要行猎之地，表5-11列举了从太宗至道宗前后百余年内辽代帝王将平地松林作为主要行猎地的记载，林地景观的持续存在是保证行猎的重要前提，因此行猎活动本身即证明了平地松林的存在。“平地松林”最后消亡时间众说不一，从《辽史》关于平地松林的记载来看，辽道宗年间这里仍属于帝王行猎地之一，可见直到这时植被状况依然保持很好。道宗之后，天祚帝在位几十年内没有再去平地松林行猎，是否与“平地松林”的景观变化有关，虽然并不能下此断言，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天祚帝时虽属辽代后期，行猎活动并没有取消，为什么此时行猎地不再选择“平地松林”?仅仅是个人好恶，还是“西望平地松林，郁然数十里”的林地景观在悄然消失呢?[1]依夏树梅等学者的研究，此次环境适宜期的下限距今一千年左右，天祚帝时期气候向冷干发展已有七十余年，在气候变化影响下“平地松林”会不会大幅度消退?回答这一问题，文献记载尚无明确答案，但花粉分析清楚地显示出乔木花粉减少现象，西辽河流域的气候条件决定了乔木主要分布在山地，因此辽代地层中乔木花粉减少，就意味着山地林木消退，“平地松林”作为西辽河流域一处重要林地自然不可避免地加入这一行列。随着林地面积缩退，活动在其中的各类动物失去藏身之所，行猎的价值也随之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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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二五《胡峤陷北记》。
黑山、永安山等处是辽代帝王在西辽河流域又一处主要行猎之地，位于偏北的庆州境内，气温较低，一般用作夏、秋捺钵地。黑山、永安山均覆有各类林木，活动在林中的动物有食草动物，也有大型食肉动物，依托林地环境彼此之间形成完整的生态链。《辽史·地理志》庆州条云：“黑河之地，岩谷险峻。穆宗建城，号黑河州。每岁来幸，射虎障鹰。”《辽史·营卫志》秋捺钵条云：“秋捺钵曰伏虎林，七月中旬自纳凉处起牙帐入山射鹿及虎。林在永州西北五十里，尝有虎据林伤害居民畜牧。景宗领数骑猎焉，虎伏草际，战栗不敢仰视，上舍之，因号伏虎林。每岁车驾至，皇族而下分布泺水侧。伺夜将半，鹿饮盐水，令猎人吹角效鹿鸣，既集而射之。谓之舐嫌鹿，又名呼鹿。”傅乐焕先生认为文中伏虎林“在永州西北五十里”乃“在庆州西北五十里”之误[1]。在陆地生态系统中，食肉动物依托食草动物为食物来源，食草动物又靠各类植物生存，老虎作为大型食肉动物食量很大，一般八九天必须食用一只鹿或其他大型食草动物才能满足生存要求，因此维持老虎生存的前提是众多食草动物的存在，而众多食草动物生存则需要丰富的植物资源。辽代帝王在庆州境内黑河州附近的黑山、黑河以及伏虎林等地均可猎获虎等大型食肉动物，仅此一点就令人想到当时这里森林成片，植物丰茂的景观面貌。庆州境内另一处辽代帝王行猎之处为永安山，对此沈括使辽途中留下这样的记载：“永安地宜畜牧，畜宜马、牛、羊，草宜荔挺、苔耳。帐之东南有土山，痹迤盘折，木植甚茂，所谓永安山也。”永安山有着与黑山不同的生态环境，木植虽茂，却没有大型食肉动物活动于此，因而牛、羊、马等牲畜可牧放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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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傅乐焕：《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载《辽史从考》，第59页，中华书局，1984年。
辽穆宗设立黑河州、景宗行猎于伏虎林与沈括使辽时间相差无多，庆州境内的山地，无论黑山还是永安山均呈现丰茂的林地景观。此后不久虽然西辽河流域气候转冷，但直至天祚帝天庆四年(1114年)仍留下“如庆州，射鹿于秋山”的记载[1]，可见这时植被状况依然保持很好。进入金王朝以后，在各代帝王选择的春水秋山之中，不再有庆州境内任何山地[2]，究其原因虽然与金王朝政治、军事中心地去西辽河流域有关，但这里变化了的环境也应是重要因素。今天的黑山与辽穆宗“射虎障鹰”之地有着很大区别，2005年7月我们再次赴庆州考察，站在黑河州远望黑山，山上仅疏林而已。庆州境内山地林木毁于何时是一个需要深入论证的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辽金之际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辽王朝建立后，擅长马背生活的契丹人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生活方式，部民游牧于黑山潢水间，帝王行猎于四时中，《辽史·游幸表》逐年记录了从太祖一直到天祚帝，辽代各帝一年四季的行猎地与行猎方式，这些行猎地中位于西辽河流域的有潢水(西拉木伦河)、土河、长泊、广平淀、黑山、永安山、木叶山、马盂山等，它们或是茂林广草，或是长泊湖沼，林草中奔驰着鹿、兔等草原动物，水中有鱼，水边有鹅，山中则是虎、熊的世界，四季穿行于其中的帝王行猎活动，向我们展现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塞外草原。傅乐焕先生按地理方位将辽代帝王四季捺钵地归为东北、西南两组，其中东北组包括：春捺钵地混同江、鱼儿泺，夏捺钵地永安山等，秋捺钵地庆州诸山，冬捺钵地广平淀；西南组包括：春捺钵地鸳鸯泺，夏捺钵地炭山，秋捺钵地炭山，冬捺钵地南京或西京。傅先生在将四季捺钵地分为两组的同时，还注意到一个重要现象，即两组中虽然存在“东北组为经常游跸处所，西南组则偶一临幸”的差别，但这仅是圣宗及其以后各帝的情况，圣宗前各帝的捺钵地大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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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辽史》卷六八《游幸表》。
[2]刘浦江：《金代捺钵研究》，《文史》第四十九、五十辑。
太祖：西楼、东楼、南楼、北楼[1]。
太宗：春：土河，夏：凉陉(永安山)、沿柳湖，秋：无考，冬：上京一带。
世宗：无考。
穆宗：春：潢河，夏、秋、冬：均在上京西北庆州境内。
景宗：春：无定所，夏：燕子城、沿柳湖，秋：庆州诸山，冬：上京、西京[2]。
若对圣宗前后捺钵地位置认真推敲，不难看出圣宗前各帝选择的捺钵地偏于西辽河流域，其中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等支流所在之处都是重点选择的地点；而圣宗以后各帝多将捺钵地设在傅乐焕先生归纳的东北组。我们如何理解这样的空间变化呢?探究起来，其中的原因十分复杂，在各行猎地中，尤其可以提到是土河。苏颂在《过土河》诗注中写道：“中京北一山最高，土人谓之长叫山，土河过山之东才可渐车，又北流百余里则奔注弥漫，至冬冰后数尺，可过车马，而冰底涓涓细流不绝。”[3]苏颂所描述的土河就是老哈河，由于土河水量丰富，周围林草茂盛，不但契丹人在这里进行钩钓捕鱼，土河一带也成为帝王定期进行渔猎的场所。因此《辽史·游幸表》中不断留下“钓鱼于土河”，“观鱼土河”，“叉鱼于土河”等帝王在土河举行渔猎活动的记载。但若对辽代帝王行猎土河的时间略加比较，就会发现这样的行猎活动至圣宗时期突然结束，圣宗以后各帝再没有将土河纳入行猎地的记载，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虽然我们清楚辽圣宗时期正处于气候走向冷干的转折时期，但从苏颂描述老哈河“北流百余里则奔注弥漫”，河水水量仍然很大来看，并没有出现影响行猎的恶劣环境。苏颂出使契丹大约在1077年以后，此时已是辽道宗时期，气候虽然转向冷干，但土河的环境并没有很大变化，因此圣宗以后不再将土河一带选作行猎之地更多考虑的是政治原因。圣宗以前各帝频繁前往土河一带行猎，监视、震慑奚人的意图更甚于行猎本身，自统和二十五年(1007年)营建中京后，奚人与契丹人分庭抗礼的局面结束，契丹人不但从政治上彻底控制了奚人，而且将十余万农业人口迁移至此，大片草原开辟为田，这时不仅监视、震慑失去意义，而且以斡鲁朵为基础的行猎活动变得不方便起来，以土河为目的的行猎自然也就此中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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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契丹国志·官室制度》：“在上京者曰西楼，木叶山曰南楼，龙化州曰东楼，唐州曰北楼。”傅乐焕先生认为辽无唐州，此处应是庆州之误。
[2]傅乐焕：《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辽史丛考》，第63—74页，中华书局，1984年。
[3][宋]苏颂：《苏魏公文集》卷一三《过土河》。
土河即老哈河仅是辽代帝王行猎地中的一例，继傅乐焕先生之后，中国科学院的王守春先生在研究西辽河平原湖泊变化时也看到这一重要现象，即辽前期以“春捺钵”为主的行猎活动主要集中在长泺(即长泊)等西辽河平原的河湖地带，辽圣宗以后明显转向松嫩平原，分析其中的原因，显然不能都归为政治、军事。辽中后期随着女真人的崛起，来自于东部以及东北的军事威胁越来越大，辽代帝王的行猎地不但没有远离东北，反而趋向这一地区，其中的原因自然令人想到环境[1]。辽初西辽河流域的湖沼比后来要多，故为人称之“辽泽”。在“辽泽”的背景下，各地散布的小湖沼比较多，能够供帝王放鹅垂钓的湖泊不说，仅前述陈襄、沈括所记丰州至西拉木伦河之间，就留下“行原薮间”的记载，而这处原薮早已不复存在了。王守春先生认为辽后期西辽河平原上的湖泊出现整体恶化，与捺钵相伴的行猎地自然转向湿润程度较好的混同江(今松花江)、长春河(今洮儿河)一带。王先生从环境角度解读了辽中后期主要选择东北组作为捺钵地的原因，无疑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拓展了视角，但包含其中的复杂因素仍需从事大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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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守春：《辽代西辽河冲积平原及临近地区的湖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1期。
科尔沁沙地位于西辽河流域中部地区，沙地的脆弱生态环境，极易受气候波动影响。宋绶使辽行程录中记道：“七十里至香山子馆，前倚土山，依小河，其东北三十里即长泊也，涉沙碛，过白马淀，九十里至水泊馆，渡土河，亦云撞撞水，聚沙成墩。”《中国历史地图集》将长泊定在奈曼旗西北，傅乐焕、贾敬颜先生均认为即今奈曼旗境内的工程泡子，土河即老哈河。显然宋绶记述的是从今奈曼旗西北渡过老哈河至辽永州的一段路线，这一地带处于科尔沁沙地的边缘，随处可见连片沙地，渡过老哈河还有沙丘出现在沿河地带。对于宋绶的记载中国科学院王守春先生指出，宋绶出使时期这里虽然存有“聚沙成墩”的现象，但与“多林木”的景观并存，应该以固定或半固定沙丘为主[1]。与宋绶所见形成对比的是1089年苏辙使辽留下的诗句，其中题为《木叶山》的诗句写道：“奚山可耕凿，辽土直沙漠。蓬棘不复生，条干何由作。兹山亦沙阜，短短见丛薄”[2]，辽土主要指契丹人生活的西拉木伦河流域，“兹山”即这山之意，当指木叶山，《辽史·地理志》载木叶山位于潢河(西拉木伦河)与土河(老哈河)交汇处，此处距宋绶出使目的地永州不远，对于这片土地苏辙不仅用了“直沙漠”这样的语汇描述沙地广大，同时看到“蓬棘不复生”这样一个重要现象。与宋绶笔下“多林木”相比，“蓬棘不复生”显然是沙地植被稀少，固定沙丘活化的标志。宋绶、苏辙的记载再次为我们提供了气候转向冷干，凤沙强度也不断增加的信息，“兹山亦沙阜”描绘的就是木叶山在风力作用下，出现壅沙上山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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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守春：《10世纪末西辽河流域沙漠化的突变及其原因》，《中国沙漠》2000年第3期。
[2][宋]苏辄：《栾城集》卷一六《木叶山》。
西辽河流域地处半干旱环境下，流域并不止科尔沁沙地一处沙地景观。宋人使辽行程录中提到的另一处沙地景观，位于西拉木伦河南北两侧。陈襄记道：“至广宁馆，道过小城之西，居民仅二百家，好古云此丰州也。又经沙陁六十里，宿会星馆，九日至成熙氈馆，十日过黄河。”陈襄记述了辽丰州至西拉木伦河之间存有大片沙地的现象，这一地段相当于今翁牛特旗至西拉木伦河之间地带。对于这一地段，陈襄只记述了60里沙陁的现象。对此，沈括的记述中又有了进一步的补充：“旧曰丰州……行原薮间，三十里至成熙帐。咸熙帐东距会星馆七十里小南。自馆西行，稍西北过大碛，二十里至黄河。”通过两份记述的对比，可以知道丰州向北为平川、湖沼相间的地貌形态，接近西拉木伦河才出现沙地景观。渡过西拉木伦河后，又屡见沙陁，“又三十里至保和馆，皆行碛……锅窑毡帐南距牛山帐八十里少东。自帐稍西北行平川间二十余里，陟沙陁，乃行碛间十余里至中顿。过顿西北二十里，复逾沙陁十余叠，乃转趋东北，道西一里许庆州”。
通过陈、沈两份记述为我们留下了从今翁牛特旗渡过西拉木伦河北上直至辽庆州一线的景观记录。宋绶使辽为1021年，陈襄为1068年，沈括为1075年，他们出使的时间或为从暖向冷转变的临界时段，或已经进入冷期，但在彼此相同的路线留下的景观描述却有相同之处，如陈襄所言“经沙陁六十里，宿会星馆”，与沈括“自(会星)馆西行，稍西北过大碛，二十里至黄河(潢河)”应指同一片沙地。进入第四纪西辽河流域气候历经干湿、冷暖之变，暴露于地表的冲积一湖积沙层在风力作用下形成沙地和沙漠的物质源，为一些地段沙地或沙漠的形成提供了基础。陈、沈出使时间相距九年，在同一地看到同样的景观，在很大程度表明这片沙地的存在已有相当长时间，应是第四纪以来或更早的产物。沙地物质受气候波动影响很大，随着降水量减少，气候变干，不仅沙地或沙漠的范围会扩大，原已固定的沙丘也会出现活化现象，因此陈襄看到的“沙陁”在会星馆东南，而沈括看到的已至此馆西北，沙地有扩大的迹象。
以上来自于14C测年、花粉分析、考古调查以及文献记载等各方面信息证明，辽前期西辽河流域存在一段气候适宜期，辽中后期气候逐渐转向冷干。冷干气候特征至金代已经比较明显，据《金史·食货志》所载泰和五年(1205年)由于降温，“中都、西京、北京、上京、辽东、临潢、陕西地寒，稼穑迟熟”，为了适应因气候变化而导致的农作物节序推后现象，朝廷将惯行的夏税纳税时间推到七月初。在气温降低的同时，风沙灾害也明显起来，金人王寂途径懿州(今阜新县塔营子乡)曾遇大风，“风尘暗天，咫尺莫辨”，为此赋诗一首：“逆风吹面朝连暮，蓬勃飞尘涨烟雾。”[1]这一时期西辽河流域以及毗邻地区气候出现逆转，表现出明显的冷干特征，但有一点需要指出，即西辽河流域本身的地理位置已经决定了这一地区基本的自然地理特征，受气候波动影响这里虽然表现出周期性冷暖、干湿变化，但每一个时期的变化幅度决不会超出所处自然地带的局限性，冷暖、干湿的对比意义偏重于一个波动阶段与另一个波动阶段的差异，无论是偏于暖湿，还是偏于冷干的气候波动期，其显示的应是立足在地带性基础上的景观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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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王寂：《辽东行部志》。
二 辽河海岸线变迁与西辽河流域环境
辽代经历着一次气候由暖湿向冷干的变化过程，在这一变化过程中，由人类活动而造成的环境扰动叠加在自然环境自身的变化结果上，加重了环境逆转速度。其实这一道理的提出并不新鲜，真正值得关心的是支撑这一道理的事实。前文已经述及大约从辽中期气温、降水等自然要素都发生了逆向变化，但这些变化均来自单一自然因素。什么指标，或者哪些现象融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于一体呢?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水土流失与泥沙堆积就是融入地双重因素为一体的环境后果之一。
辽金时期人们在西辽河流域所从事的农牧业活动，虽然不能与后代相比，但在局部地区也足以造成环境压力，西辽河流域地处生态敏感地带，畜群过载会引起沙化，大片农田开垦，地面失去自然植被保护，则会造成水土流失，而这一时期正逢气候转向冷干，气候变迁加大了风沙活动的力度，两者叠加在一起，不仅增加了水土流失量，而且也加速了河流干流以及河口地带泥沙的堆积。正是这样的原因与辽金时期人地关系运作特征吻合，辽河口海岸线出现明显延伸，并从辽代发展到金代，构成一个新的岸线发展阶段。
历史上辽河口海岸线发生过三次变化，最早的古海岸线在公元前即已形成，通过文献记载、微地貌分析与钻孔资料可获得岸线位置的大概情况。《汉书·地理志》载：“大辽水出塞外，南至安市入海。”汉唐安市县故城在今海城东南营城子，可见当时海岸线在海城以南不远，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辽初。辽河平原濒辽东湾，冰后期海侵，平原下部被淹没，并使平原未受淹没的近海地方因排水不良而成为大片沼泽地带。长期以来辽东、辽西为沼泽所隔，交通非常不便，人们只有借海水结冰或借剪草为道通行。直至12世纪宋人许亢宗出使金国，这里仍然“地皆卑下，尽皆萑苻，沮洳积水”，一日之内“凡三十八次渡水，多被溺”[1]。辽初征服渤海后，大量渤海移民进入辽东，先由东丹国于今海城置海州，下辖诸县中有临海，后辽王朝改设临溟县，从这些地名中均可看出这时大海仍距海城不远。微地貌分析与钻孔资料进一步印证了文献记载，微地貌显示自今辽宁盖县、营口西北，经牛庄、沙岭一线南北的地面坡度有所差异，此线以北地面坡降均为2‰；此线以南地势更为坦缓，一般坡降只有万分之5左右，地形上的差异可以作为岸线在此驻留较长时期的标志。在此基础上，钻孔资料进一步证明了此线东南、西北两侧沉积物性质也不一样，此线以北牛庄平原90米沉积物均为河口或河流相沉积物；线南在现代河口沉积物20米以下为浅海相沉积。由此初步推测，盖县、营口、海城、牛庄一线代表古海岸线位置，这条海岸线形成于公元前，直至辽金一直保持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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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许亢宗：《奉使行程录》，载《大金国志》，中华书局，1986。
辽金时期为海岸线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此前岸线推进非常缓慢，自辽金时期岸线发展比较明显，《明史·地理志》载盖州卫条下：“又西北有梁房口关，海运之舟由此入辽河。”梁房口关，即今营口附近的大白庙子，由此向西，岸线已在沙岭以南约50里，至吴家坟附近[1]，基本保持每年以50米的速度向海推进。明代文献反映的海岸线位置就是辽金以来海岸线向海延伸的结果，这一结果与延伸速度均与辽金时期的人地共同作用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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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委会：《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第227—230页，科学出版社，1982年。
海岸线的推移受内外力双方作用，近1000年来自于地球内部的抬升运动在海岸地带并不明显，海岸线主要受泥沙淤积的影响产生推移。当注入海湾的河流泥沙运行量增大的时期，海岸线会表现出明显的向海延伸。从目前已经形成的研究结果可知，辽金时期辽河口海岸线开始明显向海推移，说明这一时期辽河流域的泥沙来源是比较丰富的。辽河流域分东西两部分，其中西辽河流域以丘陵、沙地为主，水土流失严重，西辽河及各条支流来沙量占总来沙量的88.8％，为辽河的主要产沙区，东辽河来沙量仅占11.2％[1]，由此看来辽河口岸线推移与西辽河流域泥沙运动直接相关。泥沙运动的动力一部分取决于自然环境本身，另一方面则来自于人类活动导致的加速侵蚀，在人类活动中，农业开垦及草原过牧无疑是造成植被破坏、泥沙加速运动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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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韩云霞：《辽河下游河道泥沙特点及中水河槽治理探讨》，《东北水利水电》2001年第10期。
本章小结
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的环境变化，为两方面原因叠加而成。一方面原因来自于自然环境本身的变化，即辽代正处于自然环境由暖湿状态向冷干方向发展的转折期；另一方面在气候发生转折的背景下，西辽河流域进入了农业开垦时期，由此而产生的后果叠加在自然环境变迁的背景上，加速了环境逆转过程。
在西辽河流域环境变迁的历程中，唐、五代至辽前期西辽河流域出现的气候适宜期，对于辽王朝的建立与塞外农牧业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美国学者A．高迪在其所著《环境变迁》中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美国东北部的农业社会，从公元700年至1200年，取得了重要进展，这与新大西洋期这一气候适宜有关，在气候适宜期内大平原充满热带潮湿空气，对于谷物生长和狩猎都很有利。人们经营农业的范围极广，文化活力的物质表现也显示出多样性特征”。此后不久，“13世纪初，在南、北达科他州的密苏里河谷以及西南部，农业民族迅速衰落。其中密苏里河谷西南部在不到三个世纪的时间里，农民所占据的土地从60万平方公里缩减至22万平方公里，这个时期人口大量集中到有利地区。有权威人士认为，这一时期有一股越过北部平原的增强了的西风气流，带来了较多的干冷空气，干燥与寒冷都促进了农田的收缩”[1]。A．高迪讲述美洲大陆上经历过的农业生产兴衰与气候的关系，与我们在西辽河流域看到的情况极为相似，辽前期的气候适宜期为辽代农牧业生产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此后大约在辽圣宗时期气候逐渐转向冷干，与冷干气候相伴，农业生产出现相应的萎缩，其表现在于人口的二次移民以及州县、聚落数额减少，农业生产核心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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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A．高迪著、邢嘉明等译：《环境变迁》，第159—160页，海洋出版社，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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