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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货币史》绪论（二）——宋代货币与财政、宋代货币特点、货币运行的外部环境

《宋代货币史》绪论（二）——宋代货币与财政、宋代货币特点、货币运行的外部环境



作者：汪圣铎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4-7-9 23:19:05发布)　　





第三节 宋代货币与财政的关系

一 财政收支带动的周期循环

货币是因商业交换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但货币在其自身发展的一定阶段，又同国家财政相联系。这是由于国家税收中有一部分是货币，财政支出中也有一部分是货币，此外，货币的制造发行往往是由国家垄断的。但是，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情况不同，各个国家的情况不同，货币同国家财政关系的密切程度是相差很大的。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到，如前所述，宋朝是中国古代靠俸禄为生的人数最多的一个朝代，霏倖禄的人的生沽需要是多方面的，这就需要俸禄中有一定比例的货币。国家要筹集这么多人的俸禄，并严格按规定数额分配给这些人，较便捷的办法是掌握较多的货币，因为货币变转为实物比一种实物转变为另一种实物更方便，而且运输货币一般也比运输实物容易。所以，靠俸禄生活的人多就势必导致财政收入中货币所占比重增加。同时，宋代的税收不同于现代税收，它里面包含有较大的超经济剥削的成分，因而其数额在社会总财赋额中所占比重也就大大高于现代税收所占的比重，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居地位也远较现代税收重要。据统计，北宋前期(宋神宗即位以前)每年财政收支的铜、铁钱(金、银不计在内)共约2000万一4000万贯，北宋神宗时期，财政收支中的货币比重增加，每年财政收支中的铜、铁钱增为约6000万贯；南宋时期铜铁钱贬值、纸币因数量激增而严重贬值，税收征钱比例加大，这都导致财政收支数额增加。宋代每年的财政收支货币都有数千万贯，有时甚至上亿贯，这样，每年就有数千万甚至上亿的货币在封建国家和百姓之间往返运动。这就是说，在宋代，随财政收支往复运行的货币数量是异乎寻常的大的。

就宋代特殊社会背景而言，财政收支推动的货币循环，还会裹挟另一部分货币随之运行。例如纳税者筹钱时总要比实际纳税多置办一些，用于支付手续费(縻费钱)及贿赂收税官吏。由于有些人要借债纳税，到下一年，这些借债者在还债的同时，还要偿付利息。即是说，还债与纳税往往相伴而行，这也增加了货币循环的数额。当然，实际上，货币随财政收支往返运动并不是直来直去的，因为向国家缴纳货币者往往并不能直接从官方得到同

样多的货币，官方支出的货币往往要经过许多中间环节才能回到缴纳货币者手中。我们还应注意到，官方收入货币和支出货币在地域上也存在不平衡性，特别是税收最多是东南地区，而军费支出最多的却是西北地区，这种不平衡性更增加了货币循环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也扩大了货币循环的数量和规模。

二 财政对货币经济的促进

既然宋代财政负担沉重，既然宋代国家管理和财政管理都是高度中央集权的，那么为了有效实施管理，防止有人乘机贪污作弊，就必须实行量化管理。我们可以看到，宋朝财政上的许多定额都精细到一文钱、一两丝、一合米(甚至更细)。但是实际操作上却遇到困难，粮食有秤量不准确的误差，在运贮过程中又会有水分等的损耗；布帛有长宽重量精粗的差异，又会出现退色变质的损耗；其他实物大抵都有类似问题，这给贪污作弊者提供了可乘之机，却给管理造成了困难。相比之下，货币大抵较少这方面的问题。另外，从财政调拨的需要看，实物调拨所受局限较大，如需要粮食的地方要调粮食，而调运粮食很麻烦且费用很高，如果官方恰好没有库存就会出现问题。货币是灵活的，它可以代替任何一种实物，而且可以采取兑换的方法，比调运实物要便捷得多。所以，财政收支的货币化是管理上的需要，特别是简化管理的最有效途径。财政收支货币化既是大势所趋，专卖、税收等的货币化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更何况食盐、酒、茶、香、矾禁榷等既采取贸易形式，其收入必然多是货币。而税收折征现钱，也是变相增税的便利途径。所以，官方始终对各种收入货币化持积极态度。

宋代税收中货币所占比重非常大，事实上远远超过了当时货币经济的发展水平，它不是货币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而较大程度上是由财政作为“催化剂”“催”出来的“早产儿”。官方对各种货币收入持欢迎态度，就导致赋税折征现钱的情况较普遍地发生和存在。征税折钱迫使农民出卖农副产品，使这些农副产品变为商品。同时，征税迫使农民低价出卖农副产品，就给商人谋利提供了较大空间，刺激了其经营的积极性。农民为了减少在收获季节急于出卖农副产品时造成的损失，就必然在平时想方设法集攒一些货币，其主要办法就是从事农业以外的一些经营活动。即如宋人李椿所言：“今谷帛之税，多变而征钱，钱既非民之所自出，不得不逐一切之利以应官司所需。既逐一切之利，则不专于农桑。”①这些都导致自然经济的破坏，而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

禁榷制度也有促进货币经济发展的功效。农民要得到食盐、茶、矾等这些既是生活必需品又是禁榷品的物品，过去可以通过物物交换的方式，现在在禁榷制度下，就不得不先出卖农副产品，在获得现钱后再用钱购买。唐代韩愈论官卖盐说：“除城郭外，有见钱籴盐者，十无二三，多用杂物及米谷博易。盐商利归于己，无物不取。或从贷升斗，约以时熟填还。用此取济，两得利便。”而官卖盐“令州县人吏，坐铺自粜，利不关己，罪则加身，不得见钱及头段物，恐失官利，必不肯粜。”②宋代的情况也是一样，官府直接经商，为了管理的需要，在出卖商品时，也必然要收现钱。宋人刘宰说：“今夫十家之聚，必有米、盐之市。”③卖米是为了纳税、买盐，这种情况的形成，显然同赋税征钱、禁榷制度的推行有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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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二。
② 《韩昌黎集》卷四０《论变盐法事宜状》。
③ 《漫塘文集》卷二三《丁桥太霄观记》。

宋朝为了在全国范围内调拨财赋，发行了巨额的钞引、便钱券。纸币的发展，一方面受到调拨财赋需要的推动，另一方面又受到发行纸币可以转嫁财政危机动机的推动。

宋朝官方既企求禁榷收入，想通过轻重散敛增加收入，就不得不实行官商分利，而财赋和物资的调拨，也要依赖商贾，这样，官方对商业、商人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即由全面抑商改变为有限度地发展商业。官方对“外贸”，即榷场贸易和市舶贸易，显示出更大的热情。宋代出现的所谓“重商思想”，本质上并不反映商人势力的强大，而是反映了商业和商人社会功能的这种转变。

三 财政对货币发行的破坏作用

宋代财政既然时常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在出现财政危机时，宋朝官方往往利用货币发行来转嫁危机，这突出地表现在铸行铁钱、大钱和滥发纸币上。宋仁宗时期，宋夏战争，军费骤增引起财政危机，于是就在陕西铸行铁钱和大铜钱，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宋神宗时，为了支持西部战争，四川交子开始两界沓行，即增加了一倍的发行量。又企图在河东、陕西发行交子，因与盐钞发行冲突，遭到失败。

宋徽宗时，为了支持西部及后来的对辽战争，为了满足穷奢极欲的挥霍需要，为了粉饰“太平盛世”，发行成本低、面额大的当十钱、夹锡钱，将楮币推向全国，且无节制地扩大发行量，结果造成通货膨胀，经济秩序一片混乱。

南宋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纸币，如果能有效控制发行量，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但是，由于财政收支的失衡，发行量不断增加，到了嘉定年间，总发行量已超过亿贯。这时，朝廷上下、君臣之间，都已认识到楮币不应再多印。但是，此后发行量还是不断增加，直到10亿贯以上仍不停止。这样滥印纸币又怎能不贬值，不一贬再贬呢!

财政对货币发行的破坏作用，还表现在人为地划分货币区上。四川在后蜀时兼行铜、铁钱。宋朝兼并后蜀后，本应像在江南一样，兑收铁钱，统一行用铜钱，但朝廷为了掠夺四川财赋，竟将铜钱大量输送京师，使四川变成铁钱区。宋仁宗时，宋夏战争，为了筹措军费，宋廷又将陕西、河东变成铜、铁钱兼行区。铜、铁钱兼行最终导致新的混乱。这样地人为划分货币区，显然与财政密切相关，但我们却看不出除此以外有什么理由和必要性，也看不到这样做的益处。实际上，这样划分货币区，只能给货币发行造成混乱。


第四节 宋代货币的特点

宋代同前代、后代相比，有些特点是突出的。

一 多样性与人为地划分货币区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外国势力入侵以前)货币品种最多的时期。同时并用的货币有铜钱，有铁钱，有纸币，有金银。在铜钱中，有大钱，有小钱。在铁钱中，除了大小钱之分外，还有夹锡不夹锡的区别。除了方孔圆形铜铁钱外，还有矩形或近似矩形的钱牌，钱牌又有铜质和非铜质的区分。在纸币中，有以铁钱为面额的交子、钱引、淮交等，又有以铜钱为面额的钱引、会子等。同一种纸币又有面额不等、形制各异的若干类。

把全国分成若干个货币区，一在每个货币区内分别推行不同的货币制度，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以往有一种认识，即认为宋代不同地区实行不同的货币制度，是由于封建割据造成的。但是，稍微对宋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看到这种看法的荒谬，因为宋朝的中央集权程度是空前的，地方上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割据势力。在不同地区推行不同的货币制度，完全是中央集权的宋王朝自己搞的。

货币区的划分，与铁钱铸行有最直接的联系。铁钱铸行不始于宋代，违法私铸的铁钱不计，官方铸行铁钱早在三国时期(地方政权)或南朝时期就已出现。但是，前代铁钱大抵应用范围较小，时间较为短暂，像宋朝这样大范围的、在上百年甚至数百年时间中铸行铁钱的情况实属罕见。宋代铸行铁钱大抵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与财政有关，二是与铜钱外流有关。五代十国后期的后蜀，铜、铁钱兼行，宋朝灭掉后蜀，把绝大部分铜钱敛走，最终使四川成为铁钱区。宋仁宗时，对西夏、西蕃作战，为筹措军费，在陕西、河东铸行铁钱，使之成为铜、铁钱兼行区，由于官方所定铜、铁钱比价不合理，此二地区又一步步向纯铁钱区过渡，终因北宋灭亡而未能完成这个过程。南宋孝宗以后，为了防止铜钱北流，在长江以北地区铸行铁钱，又形成含淮南、京湖的江北铁钱区。尽管官方一再声称建立江北铁钱区的目的是为了防止铜钱北流，但实际官方在此地区铸行铁钱也有增收节支的动机。因为最初铸行铁钱的利润是很大的。既然铸币有铜、铁之别，相应地楮币也就不可能用一种，于是就有交子、钱引、淮交等以铁钱为面额(有人称为以铁钱为本位，似不确切)的楮币，这就更增加了不同货币区间的差异。

二 铸币发行数量大

宋代(主要是北宋)是中国历史上铜钱发行数量最多的时期。秦以前铸币数量很少自不必言。汉代铸币最兴盛的时期大约是汉武帝在位及此后的一段时间，据《汉书．食货志》：“自孝武(按即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20)，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公元l一5)，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据今人考证，“亿万”即是万万，280亿万就是280亿。①以此推算，西汉在这110多年中大约平均每年铸钱2亿一3亿枚(当时钱以枚计，而不以贯计)，按宋代的计量法，则为平均每年铸钱20万一30万贯足。唐代也是铸钱较多的时期，但仅从记载中的岁铸钱额看，最高者为天宝年间的32万贯，其余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天下岁铸钱十三万五千缗”，唐穆宗长庆初年(约821) “岁人十五万而已”，唐文宗太和年间“天下岁铸钱不及十万缗”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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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沈长云《汉代史籍中的“亿万”、“巨万”究竟指多少》，《文史》1999年第3辑，总第48辑。
② 并见《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应说明的是，同书记长庆初户部尚书杨於陵曰：“开元中，天下铸钱七十余炉，岁盈百万。”据此，唐代铸钱最多时可能超过每年百万贯，但引文措辞含糊，且与前引天宝年间99炉铸钱数相差太远．今入难以置信。

而北宋时年铸钱额一般年份也远远超过百万贯，最高年份铜钱铸造额接近500万贯。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能是空前绝后的。

由于元朝基本不用铜钱，明、清以白银为主币，其铸行铜钱的数量也很有限。所以，宋代不但是中国历史上铜钱铸行量最大的朝代，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以铜钱为主币的朝代。

三 纸币创行和广泛行用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使用纸币的朝代，同时，宋朝发行的纸币也是全世界最早的纸币。

据说汉武帝时期发明了皮币，但皮币是否真的能用做流通手段，是很令人怀疑的。唐中后期出现了飞钱便换，但飞钱便换的票据还不能代钱流通。宋朝的楮币是能代铸币使用的(起初是代铁钱行用，后来又代铜钱行用)，它基本具备货币的各种职能，且由国家强制推行，确是纸币。

纸币最初只行用于四川，后来推行到陕西、河东，因与钞引发生矛盾暂时受挫。宋徽宗时改名钱引一度推行到全国，但因规划失当遭受挫折。南宋绍兴末年，开始发行以铜钱为面额的会子，后来会子逐渐推行到整个东南地区。至此，全南宋都行用纸币。纸币的发行量也逐渐增加，到南末后期，已达到人均数贯或数十贯的程度。

北宋时期，纸币只有交子(钱引)一种(宋徽宗时发行小钞，是一种临时性代钱券，实际不是正式的纸币)。南宋时期则钱引、会子、淮交、湖会等数种纸币同时并行。在较大宗商业交换中，纸币已有取代铜钱成为第一主币的趋势。

四 金银重新回到流通领域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黄金已成为货币，最典型的是楚国的郢金，它以实物证明了当时黄金作为货币的流通。记载中也大量出现黄金作为货币的实例。但到了西汉后期及东汉，黄金逐渐退出流通领域。中国早期以白银作为货币的情况较为罕见，但汉武帝和王莽新朝，却都曾以白银作为货币，只是时间都较短暂。西汉后期以后，也少有以白银作为交换手段的情况。大抵此后一直到唐代，除了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以外，金银在内地已基本退出流通领域。

但到了唐末五代，情况有了变化，赏赐用金银的数量增加，金银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逐渐广泛。到了北宋时期。金银开始回到流通领域。主要表现在：大宗交易(例如房地产交易、古董等)有时以金银代钱使用；算请禁榷品时，官方允许部分地以金银代钱使用；缴纳赋税时，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以金银代钱。到了南宋时期，由于铜钱难得，纸币的信用不佳，所以金银特别是白银代铜钱使用的情况比北宋更广泛了。这种情况为明代白银成为主币做了历史的铺垫。


第五节 宋代货币运行的外部环境

为了了解宋朝货币的运行背景，简单地考察一下宋朝存在时期它的周围地区以及同它有联系的世界其他地区的货币情况，或许是有益的。在宋代，在中国境内与宋朝同时并存的还有辽朝、夏朝、金朝以及西蕃、大理等少数民族政权。我们的考察就先从国内开始，再到国外地区。

一 辽朝货币

辽朝建立比宋朝早，当宋朝建国时，辽朝已建立40多年了。据《辽史》卷六。《食货志》记，辽朝较早就开始铸钱了，“先代撒刺的为夷离堇，以土产多铜，始造钱币。太祖其子，袭而用之，遂致富强，以开帝业。太宗置五冶太师，以总四方钱铁”。南宋洪遵《泉志》载辽太祖时铸有“天赞通宝”，今钱币收藏家处保有“天显通宝”、“应历通宝”等。上述记载或实物如果真实可靠，则辽朝在北宋建国以前就已铸行不少钱币了。但今人对上述记载和实物都持怀疑态度。1961年北京南郊发掘的辽赵德钧墓中①，有7万余枚铜钱，绝大多数是唐钱，其中竟无一枚辽钱。墓主下葬的时间为应历八年(958)，时距宋朝建立仅两年，说明辽朝在宋朝建立以前，或者没有铸钱，或者所铸数量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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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京南郊辽赵德钧某》．《考古》1962年第5期。

辽景宗时，“以旧钱不足于用，始铸乾亨新钱，钱用流布”。又载辽圣宗时，“铸太平钱”。这大约相当于宋太宗、真宗、仁宗时期。此后铸钱事时见记载，但《食货志》却完全不载铸钱数量。而《泉志》引《虏廷杂记》载，辽景宗时“置铸钱院，年额五百贯”。这种岁额简直小得同宋朝任何一个铸钱监都无法相比。1972年发掘辽宁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发现铜钱窖藏，总重280斤，约6万枚，其中辽钱有保宁通宝、重熙通宝、清宁通宝、咸雍通宝、大康迪宝、大康元宝、大安兀宝、寿昌元宝、乾统元宝、大庆元宝，它们有些是辽朝末年铸造的。但辽钱总数很少，只占出土钱币的很小一部分，而绝大多数的钱仍是唐、五代和宋朝铸的钱。①这再次说明辽朝铸钱的数量是很少的，其境内行用的大部分是前代所铸和从宋朝过境流入的铜钱(详见宋朝钱禁一节)。

与宋朝相比，除了铸钱数量少之外，辽朝货币发行还有一些明显特点，主要是币种简单，不行用铁钱和纸币。值得注意的是，辽朝同宋朝类似，也实行了钱禁和铜禁，但禁条似不如宋朝完备细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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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辽上京遗址》．《文物》1979年第5期。

二 夏朝货币

夏朝无正史，有关夏朝货币的记载存留甚少，给我们了解夏朝的货币情况带来巨大困难。

《宋史》卷四八六《外国传·夏国》载，南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即西夏天盛十年，“始立通济监铸钱”。清人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三六对此事做说明道：“自茶山铁冶人于中国，国中乏铁，常以青白盐易陕西大铁钱为用。及金人据关右，置兰州等处榷场，若以中国(按指宋朝)钱贸易，价辄倍增，商人苦之。仁孝乃立通济监，命监察御史梁惟忠掌之，铸天盛永宝(有学者考定‘永’当为‘元’)宝钱，与金正隆元宝并用。金主禁之。仁孝再表请，乃许通行。”吴氏所做说明，当有所本。

历年出土的西夏钱币约有数百枚，其中铸行较早者为“福圣宝钱”，铸行于福圣承道年间(1053—1055)；“大安宝钱”和“大安通宝”钱，铸行于大安年间(1075—1085)。两种钱铸行时间都比上述通济监建立的时间早，故不能把通济监的设立看做是西夏铸钱的开始。但从今天存世的西夏钱币看，“天盛元宝”钱最多，说明此监的设立对于推动西夏铸钱确实起了作用。西夏的钱币，既有铜钱，也有铁钱。1996年在莫高窟北区洞窟出土了一大批属于西夏时期的文物，其中包括20余枚西夏钱币，含“天盛元宝”、“乾祐元宝”等，均是铁钱，说明铁钱在当时通行钱中所占比重不小。①当然，西夏实际通用的钱币中，可能前代钱币和宋朝铜、铁钱仍然占多数。例如，近年发掘西夏三号陵西碑亭，出土钱币17枚，含13个品种，有“开元通宝”、“祥符通宝”、“崇宁重宝”等，都是唐宋钱币，却没有一枚西夏钱币。②

三 金朝货币

金朝起初只沿用辽、宋留在境内或流入境内的货币。贞元二年(1154)迁都后不久，发行纸币交钞。正隆年间(1156—1160)始铸行铜钱。时设京师宝源、宝丰两钱监及京兆府利用钱监。这些钱监似不久又停铸。到金世宗大定十八年(1178)，又于代州设钱监。到二十一年(1181)正式命名为阜通监。到二十七年(1187)，又于定州曲阳县设利通监。此后阜通、曲阳二监岁铸钱14万余贯(成本则多达80余万贯)。因其成本太大，扰民，金廷于大定二十九年(1189)下令停铸。

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十二月，铸行银币“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公私同见钱用”③。发行“承安宝货”后，官方开始在一些地区限制使用铜钱，规定一贯以上交易必须兼用银、钞。承安五年(1200)十二月，因私铸严重、伪劣难辨，废罢“承安宝货”。泰和四年(1204)，金廷会议增铸钱，因当时“铸钱甚费，率费十钱可得一钱”，为了降低成本，乃决定铸“泰和重宝”当十大铜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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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莫高窟北区发掘成果丰硕》，1996年4月8日《光明日报》第5版。
② 《西夏陵三号陵西碑亭遗址发掘收获颇丰》，2000年8月25日《光明日报》第4版。
③ 本题内引文均见《金史》卷四八《食货志》。

到金宣宗贞祐三年(1215)，纸币交钞贬值， “每贯仅直一钱，曾不及工墨之费”。金廷下令停止使用铜钱，此后直至金朝灭亡，铜钱一直被禁止使用。为了挽救纸币，金廷不断变更发行办法及名称，最后还将纸币改为丝织币，但国势已衰，始终不能改变币制走向崩溃的趋势。

金朝货币与宋朝相比，在许多方面是相似的。例如，二者主要货币种类中都包括铜钱、纸币、白银。金朝像宋朝一样，也实行了铜禁和钱禁，也出现了钱荒现象，也出现了钱贱铜贵(制造成本多倍于产出)现象，等等。

金朝货币与宋朝货币相比，也存在明显的差异。金朝的铜钱未能始终都作为法定主币，在最后的20年，金朝禁止交易使用铜钱(在此之前，金朝已限制在交易中使用铜钱)。金朝尽管曾尝试，但最终没有铸行铁钱。白银在金朝货币中的地位比在宋朝货币高，使用得比宋朝广泛。金朝发行了银铸币“承安宝货”，这在中国货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纸币发行方面，宋朝的纸币是多种并行，而金朝纸币则是前后多种，即没有同时几种纸币并存的情况，却有纸币名目多次变动的情况。

四 中国境內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货币

龟兹，据说是回鹘族的分支，当时活动于今新疆库车地区附近。据《宋史》卷四九。《外国传》载其“国城有市井而无钱货，以花蕊布博易”。

又据《宋史》卷四九二《外国传》载，西蕃啗厮哕诸部“董毡最强……市易用五谷、乳香、硇砂、厨毯、马牛以代钱帛”。

又据(宋史》卷四九。《外国传》载，雍熙元年四月，王延德从西域归来，“叙其行程来献”，其中云：“善马直绢一匹，其驽马充食，才直一丈。”既以绢为价值尺度，似绢即为当地货币。

五 与宋朝有联系的外国货币

这里讲与宋朝有联系的外国，是指见于宋元文献记载，与宋朝有政治、外交、经济、文化往来的中国境界以外的国家。以下叙述中，只征引汉文古籍，因为汉文古籍中有记载，大抵表明当时的宋人有所了解，从而表明宋朝当时有可能受其影响。

先看日本。《宋太宗实录》卷二九载，太平兴国九年(雍熙元年)三月乙卯，“日本国僧裔然与其徒五六人自其国至……自云……[本国]交易用钱，其文曰‘乾德大宝’……东粤则产黄金，西别岛生白银，为国贡赋”。“乾德大宝”，《宋史》卷四九一(外国传》作“乾文大宝”。《诸蕃志》卷上《倭国》所记同。而《宋史》校勘记云：“日村上天皇天德二年(公元九五八年)三月铸造‘乾元大宝’，此处‘文’字疑为‘元’字之误。”

再看朝鲜和韩国。高丽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派御事民官侍郎郭元来宋，“郭元自言：本国……方午为市，不用钱，第以布米贸易”①。但到了元丰六年前后，高丽已由用“布、米”变化用“银、米”，即所谓“贸易亦用银、米，而不用钱”②。{宋史}卷四八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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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长编》卷八五。参《宋史》卷四八七《外国传》。
② 《长编》卷三三九。

国传》记载大约相当北宋后期的高丽的情况，言：“少丝蚕，匹缣直银十两”。以银计价，也说明银是当时高丽的货币。但同时又记，高丽“崇宁(北宋年号)后，始学鼓铸，有‘海东通宝’、‘重宝’、‘三韩通宝’三种钱，然其俗不便也”①。

再看当时越南。占城“互市无缗钱，止用金银较量锱铢，或吉贝锦定博易之直”②。又《通考》卷三三。《四裔考》引<桂海虞衡志》记：“[安南]不能鼓铸泉货，纯用中国小铜钱。”

在其他东南亚和南亚各国，大多数是以金银为货币的。如《岭外代答》卷二《外国》载眉路骨惇国， “以金银为钱”。《宋史》卷四八九《外国传》载丹流眉国，“贸易以金银”。又记三佛齐国，“无缗钱，土俗以金银贸易诸物”。赵汝适《诸蕃志》卷上则言其“无缗钱，止凿白金贸易”。同书又记苏吉丹国，“民间贸易，用杂白银凿为币，状如骰子，上镂番官印记。六十四只准货金一两。每只博米三十升，或四十升至百升。其他贸易悉用是，名日‘阁婆金’”。凌牙斯加国，贸易时以货物“准金银，然后打博。如酒壹蹬准银一两，准金二钱；米二燈准银一两，十燈准金一两之类”。南毗国(即麻离拔国)，赵汝适言其“凿杂白银为钱"镂官印记，民用以贸易”。《岭外代答》卷三《外国》则谓其“以金银为钱”。赵汝适又记其属国故临国，“交易用金银钱，以银钱十二准金钱之一”。记注辇国，“以金银为钱”。记施国，“用金银钱”。芦眉国，“用金银为钱”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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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洪迈《泉志》卷——《外国品》引孙穆《鸡林类事》、《高丽史节要》卷六。
② 《宋史》卷四八九《外国传》。
③ 并见赵汝适《诸蕃志》卷上。

有个别国稍有不同。如赵汝适<诸蕃志》卷上记阇婆国，“以铜、银、偷、锡杂铸为钱，钱六十准金一两，三十二准金半两”。(岭外代答》卷二<外国》所记略同，惟钱的构成中没有铜。《宋史》卷四八九《外国传》则谓其国：“剪银叶为钱博易，官以粟一斛二斗博金一钱。”或许此国所铸钱以银为主要成分。三书均记此国黄金也是货币。《诸蕃志》卷上又载：本国“领兵者岁给金二十两，胜兵三万，岁亦给金有差。土俗婚聘无媒妁，但纳黄金于女家以取之。不设刑禁，犯罪者随轻重出黄金以赎”。《宋史》卷四八九《外国传》所记略同。说明黄金作为货币的应用较为广泛。

当然，也可能有些经济落后的地区，既不用金银，也不用铸币。如《诸蕃志》卷上记新罗国“不用钱，第以米博易”。同书记鹏茄哕国“以白砑螺壳磨治为钱”。

离中国更远的国家，见于汉籍记载较少。北宋神宗时，有层檀国(位于阿拉伯半岛)使者来。据载当时层檀国“交易用钱，三分其齐，金铜相半，而银加(加一作居)一分，禁私铸”①。

北宋太宗时，有所谓“西州回鹘”利得国(在大食国之西)婆罗门僧人永世来宋，“自云”“本国”“市易用铜钱，其钱有文缦(缦一作漫)，大如中国所用者，但无穿耳”②。拂冧国据考证是东罗马帝国的一部，相当北宋中期时，其国“以金银为钱，无穿孔，面凿弥勒佛名，背凿国王名，禁私造”③。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宋朝周围货币使用情况较为复杂。一种受中国中原文化的影响较大，情况与宋朝类似，又一种尚处于较原始落后的状态，再一种是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多的情况。当时的中国人对西方(欧洲)了解很少，对于欧洲货币的了解大约只是知道它们是“凿”制的，币无中孔，币面上有人像，有金银和合金两种币材等，而对藏在货币后面的经济关系以及当时西方早期的银行业则基本上没有了解。所以，可以说，在宋代，国外因素对于宋朝货币发展的影响是较微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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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长编》卷二二五、三三二；《宋史》卷四九０《外国传》。
② 《太宗皇帝实录》卷三０、《宋史》卷四九０《外国传》。
③ 《长编》卷三一七、《泉志》卷一０《外国品》、《宋史》卷四九０《外国传》。


出处：本坛扫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