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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人家 2008-2-18 01:11

《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前言

《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前言

前 言



宋代白银货币化是中国货币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中国金属货币史上,宋元时期是古代中国金属货币币材演变的转折点。以宋元为界,此前以铜钱为代表的贱金属货币占主导地位,而此后贵金属白银最终成为主要货币。这意味着,宋代白银货币化揭开了中国古代后期金属货币发展的序幕。白银从商品向货币的演变,预示着货币币材发展的未来方向。因此,研究宋代白银货币化的历史,有助于揭示古代金属货币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有助矛从总体上把握古代货币史的基本脉络。

白银货币化是宋代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宋代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时期的货币被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特点,成为中国历史上货币最为复杂、变动最为频繁的重要时期之一。这决定了宋代白银货币化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深化对宋代商品货币经济的认识,深入探讨市场发展与货币演变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白银从面世之日起,就与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与各个具体历史时期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白银货币化问题,一边连着的是生产——白银这种金属矿产品的生产,一边连着的是交换——用白银作货币的交换。白银货币化的进程,正是作为金属矿产品的白银,如何变成交换的聚焦点——货币的过程。于是,从白银货币化的进程中,我们看到了构成经济活动坐标的两个主轴——生产和交换的折射之光。

李埏先生对经济史的研究对象作了精辟的阐述,他指出:生产和交换既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同样也是经济史学研究的对象。而且“一个国家应该有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学;一个国家的各个历史时代应该有各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学。而要完成这个任务,没有经济史的研究为之前驱,怎么行呢?”时代赋予了经济史研究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在以生产和交换为纵横轴的坐标中,绘出各个国家、各个时代经济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曲线①。从这一角度出发,白银货币化问题,无疑是经济史研究中一个窥见商品经济发展曲线的理想窗口,对探讨唐宋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把握其发展脉络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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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埏:《经济史研究中的商品经济问题》,《中国封建经济史研究》,第7~ll页。


回顾过去,研究白银与货币的历史,差不多与白银货币化的历史同样悠久。晚唐时的韩愈,或许已属其中之一。为时上千年研究白银与货币的历史,结出了累累硕果。各位学者的主要观点,笔者将另文进行综述。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近代以前的历史上,人们没有也不可能运用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分析、研究白银货币化问题,甚至也没有结合古代中国经济发展情况、尤其是以生产和交换为主轴的商品经济发展情况进行研究。真正以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为指导,把中国白银货币化置于生产和交换的宏观视野中进行研究,是最近半个多世纪的事。李埏先生正是这方面的拓荒者之一。

20世纪40年代初,李埏先生立足于生产与交换的宏观视野,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宋代货币史。在《北宋楮币起源考》一文中,他对北宋时期四川的金银与货币流通问题
进行了深入探讨,揭示了宋初四川为什么未能率先实现白银货币化而发行“交子”的原因,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此盖由于当时四川金银之量,不足以供流通之故也。”①在《略论唐代的“钱帛兼行”》一文中,李埏先生又对唐代金银的使用问题进行了研究。他指出:“整个唐代仍属于钱帛兼行时期”,“金银在唐时不可能充当货币”。.因为“看不到唐代的金银具备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而不具备这两种职能的,就不能叫做货币。”白银在唐代没能成为货币的根本原因在于,交换的水平“不唯未曾达到使用白银的程度,连铜钱的流通也尚待普及”②。李埏先生的研究,把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在生产与交换的广阔视野中,科学地界定了白银货币化的时间上限,从理论上、方法上为进一步研究白银货币化指明了方向。

近年来,李槐博士深入研究了宋金时期白银的生产与使用。他重点从生产领域着手,探讨了白银的产量与积累问题,提出了两宋净投入社会经济的白银在三至四亿两的观点,揭示了白银使用迅速发展的态势及其物质基础③。萧清阐述了宋元时期白银“处于成为流通界正式货币地位的前夜”、明代英宗正统年间最终成为普遍通用的货币的观点④。马力把宋代作为一个时间点,集中论述宋代白银货币化的程度。他认为:“在宋代白银已不同程度地或在一定范围内具有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两项基本职能,在这个范围里完成了从商品到货币的飞跃;但在货币领域中还不占主要地位,仅具有不完全的法偿力,正在从次要货币向主要货币发展。这便是宋代白银货币化已达到的程度。”文末探讨了白银货币化与商品经济发展的关系,提出了货币化“根本的动因在于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的观点⑤。此外,日本学者加藤繁、我国学者彭信威、千家驹、郭岗彦、叶世昌、黄成、李兆超、高聪明等也先后对宋代白银货币化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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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埏:《北宋楮币起源考》.《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第10集。
② 李埏:《略论唐代的“钱帛兼行”》,《历史研究》,1964年第3期。
③ 李槐:《宋金时期白银的生产与使用》。
④ 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19—20页,234.238页、286—290页。但该书在具体论述到先秦时期的货币时,却以晁错称“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司马迁记秦统一货币时“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及考古发现的银贝、银布等为依据,认为:“我国银铸币产生的时代,可能上溯到春秋时期”.银贝、银布的出土,“虽然可能是带有地区性的现象。然而却皆证明了贵金属白银在我国古代,确实曾被充作货币。而且还曾发展为铸币形式”(该书第84页)。
⑤ 《论宋代白银货币化问题》,载《宋辽金史论丛》,第1辑。
⑥ 加藤繁:《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彭信威:《中国货币史》;千家驹、郭岗彦:《中国货币史纲》;叶世昌、潘连贵:《中国古近代金融史》;黄成:《从考古发现谈南宋白银流通的几个问题》,李兆超:《宋代货币经济中的白银》.载《中国钱币》1989年第2期;高聪明:《论白银在宋代货币经济中的地位》.《河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第二章。


从生产与交换的宏观视角出发,白银货币化问题的研究上升到了一个较高的理论层次。学术界在白银生产和使用、货币化与商品经济发展的关系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货币化发生的起点日益向两宋时期逼近。一些重要典籍的整理出版,考古学、钱币学的发展,为深化白银货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新材料。于是,下列问题越来越清晰地凸现在我们的面前:

——宋代白银货币化的物质基础和必备前提是什么?
——白银何时、如何一步一步地开始货币化?
——交换的发展如何推动白银货币化?

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并在其指导下,分析、阐释宋代有关经济现象,回答上述问题,把白银货币化研究推向深入,已成为经济史、货币史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在业师李埏先生的熏陶、指导、鼓励、鞭策和关爱下,我开展了宋代白银货币化问题的研究,并力图继前辈学者之后,在经济史、货币史研究的道路上,添上一块小小的铺路石。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先后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两部不朽名著。马克思在这两部名著中,开篇首先阐述的就是商品与货币,并由此创立了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其中,关于货币——商品世界共同的价值形式的起源、本质及职能的论述,对贵金属与货币的关系的论述,无疑是研究白银货币化问题最重要、最科学的理论武器。学界前辈也正是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研究中国白银货币化问题,才将研究工作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具体说来,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中,与白银货币化直接相关的问题,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

1. 作为贵金属之一的白银,与货币的关系如何?

对此,马克思首先引用了加利阿尼《货币论》中的一句话:“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紧接着他写道:“这句话已为金银的自然属性适于担任货币的职能而得到证明”。因为货币“是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或者是商品价值量借以取得社会表现的材料。一种物质只有分成的每一份都是均质的,才能成为价值的适当的表现形式,或抽象的因而等同的人类劳动的化身。另一方面,因为价值量的差别纯粹是量的差别,所以货币商品必须只能有纯粹量的差别,就是说,必须能够随意分割,又能够随意把它的各部分合并起来。金和银就天然具有这种属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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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上册.第107—108页。


短短数语,道出了白银与货币间最本质的联系:一方面,白银是自然界天然存在的一种元素,人们很早就发现并把它从冶炼炉中炼了出来。可是,从冶炼炉中倒出来的白银,并不是货币。因为“自然界并不出产货币,正如自然界并不出产银行家或汇率一样”①。另一方面,人类社会无差别的抽象劳动在商品中的凝结,铸就了价值。可是,“同商品体的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正好相反,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性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②。因此,投入交换的每一种商品,都必须用另外一种东西来表现它自己所蕴含着的一般人类劳动。而白银天然所具有的均质性、延展性,决定了它符合价值借以取得社会表现的要求,将被人们用来作为商品价值共同的表现形式。

马克思的论述,为我们界定了白银货币化研究的基本范围:研究凝结在形形色色的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抽象的价值,如何寻求一种共同的社会表现形式,并将它等同于白银的金屑体?研究人们如何把一种社会关系赋予白银,使之成为比白银本身更神秘的货币?

2.白银如何、为什么和通过什么成为货币?

这个问题实际包含了两个方面,其一是商品如何、为什么和通过什么变成了最早的货币;其二是贵金属白银如何、为什么和通过什么成为货币?对于前一个问题,马克思指出:“还在十七世纪最后几十年,人们已经知道货币是商品,这在货币分析上是跨出很大一步的开端,但终究只是开端而已。困难不在于了解货币是商品,而在于了解商品怎样、为什么、通过什么成为货币。”③而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商品价值形式演进过程的精辟分析,对货币起源——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及其载体第一次降临人间作出了科学的回答,实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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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45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上册.第61页。
③ 《资本论》.第1卷,上册.第110页。


对于后一个问题,他指出:因为“货币既然不是思考或协商的产物,而是在交换过程中本能地形成的,所以曾经有过各种极不相同的、不大适合的商品交替地执行过货币的职能。在交换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上,必然把交换价值的规定和使用价值的规定两极式地分配在商品中间,于是一种商品比如说充当交换手段,而另一种商品则作为使用价值被转移;由于这种必然性,到处都有一种甚至几种具有最普遍的使用价值的商品最初偶然地起着货币的作用。”①“但是,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这种形式就只是固定在某些特定种类的商品上,或者说结晶为货币形式。它究竟固定在哪一种商品上,最初是偶然的。但总的说来,有两种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货币形式或者固定在最重要的外来交换物品上,这些物品事实上是本地产品的交换价值的自然形成的表现形式;或者固定在本地可让渡的财产的主要部分如牲畜这种使用物品上。”最后,“随着商品交换日益突破地方的限制,从而商品价值日益发展成为一般人类劳动的化身,货币形式也就日益转到那些天然适于执行一般等价物这种社会职能的商品身上,即转到贵金属身上。”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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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39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06—107页。

以马克思的这些论断为指导,我们看到,研究白银货币化问题。最主要的困难不是研究白银如何被发现、如何从冶炼炉中炼出来,而是以商品形态存在的白银,怎样、为什么和通过什么成为货币。这意味着,研究白银货币化问题,要解决的是在什么样的交换阶段上,人们将“具有最普遍的使用价值的商品”——白银变成了货币?要研究交换何时、如何、在何种程度上突破地方的限制,使商品的价值发展为一般人类劳动的化身,并将货币形式转到贵金属白银的身上?

3.如何判定白银开始从商品向货币转变?

马克思在论述贵金属“金”(包括银,下同)如何成为货币商品时,已经涉及到了这一问题。即抽象劳动开始附着在“银”的天然原子上并使之开始显示出成为价值表现材料、成为实现价值转移工具的趋势时,白银迈开了向货币转变的步伐,而这一过程结束之时,也正是白银货币化终结之日。这意味着判定白银开始从商品向货币转变的标准是:白银是否开始变成了表现商品价值的材料、实现商品价值转移的工具。

对此,马克思指出:“货币做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因此,它“的第一个职能是为商品世界提供表现价值的材料,或者说,是把商品价值表现为同名的量,使它们在质的方面相同,在量的方面可以比较。因此,金执行一般的价值尺度的职能,并且首先只是由于这个职能,金这个特殊的等价商品才成为货币。”①

更进一步,“商品要实际上起交换价值的作用,就必须抛弃自己的自然形体,从只是想象的金变为实在的金”。在实际的交换中,“商品必须为金所代替,它才能对它的所有者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②于是,商品——货币——商品的物质变换过程展开了。而这样的物质变换过程中,“做为商品流通的媒介,货币取得了流通手段的职能”③(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下同)。

因此,“金,即充当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特殊商品,不要社会的进一步协助,就变成货币”。“一种商品变成货币,首先是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换句话说,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是货币。”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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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12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l卷.第121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l卷,第13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13页。

马克思的论述说明,判断白银是否开始向货币转变。首要的是看白银是否开始被用于表现和实现商品的价值,开始被商品世界赋予履行价值尺度和流动手段职能的资格。亦即白银是否从其金屑体之外,获得一种新的社会职能并切实履行了这种职能。而不是看白银是否穿着货币的服装,看白银的脸上,是否写着“货币”这两个字。正像“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①一样。因此,研究中国白银货币化,首要的是研究白银从何时开始表现出履行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职能的趋势,在什么时候、如何、通过什么、为什么开始获得并履行这两项职能。

此外,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还深刻阐述了货币的其他三种职能,即货币贮藏、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这三种职能,是否也能作为判定白银货币化的依据呢?从这三种货币职能与价值尺度、流通手段的关系来看,回答只能是否定的②。

首先,就货币贮藏来说,马克思指出:“两种对立的商品形态变化的不断循环,或卖与买的不息转换,表现在不停的货币流通上,或表现在货币作为流通的永动机的职能上。只要商品的形态变化系列一中断,卖之后没有继之以买,货币就会停止流动”③,变为贮藏货币。货币的贮藏职能亦即贮藏货币是“作为货币的金的使用价值,是去充当交换价值的承担者,是作为无定形的原料去充当一般劳动时间的化身。作为无定形的金属,交换价值取得了一种
永久的形式。这样作为货币而静止下来的金银就是贮藏货币”④。这说明,金银变成贮藏货币、履行货币贮藏职能的前提有二:其一是金银是货币,已经履行了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其二是已经变成货币的金银停止了流动,“卖之后没有继之以买”。这意味着,白银是否发挥货币贮藏职能,取决于它是否获得了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职能。而在白银尚未履行流通手段职能时,贮藏白银与贮藏其他物资并无本质差别,只是一种贮藏行为。相应地,被贮藏起来的白银,没有也不可能履行货币的贮藏职能,不可能是贮藏货币。显然,对于判定白银是否是货币,是否开始货币化,货币贮藏职能没有多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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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79页。
② 参见王文成《货币五大职能间相互关系试探》,《云南社科动态》,1997年第2期。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上册.第15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17页。

与货币贮藏一样,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也不能作为判定白银是否开始变成货币的标准。马克思指出:在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中,“同一价值量总是双重地存在着,在一极上是商品,在另一极上是货币”。这时商品与货币互换,货币履行流通手段职能。“但是,随着商品流通的发展,使商品的让渡同商品价格的实现在时间上分离开来的关系也发展起来”。这时的商品流通领域中,“等价的商品和货币不再同时出现在卖的过程的两极上。现在,第一,货币在决定所卖商品的价格上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由契约规定的所卖商品的价格,计量买者的债务,即买者到期必须支付的货币额。第二,货币执行观念的购买手段的职能。虽然货币只是存在于买者支付货币的承诺中,但它使商品的转手实现了。只是当支付日期到来时,支付手段才真正进入流通,就是说,从买者手里转到卖者手里”。因此,货币作为“支付手段进入流通,但这是在商品已经退出流通之后。货币不再是过程的媒介。它作为交换价值的绝对存在,或作为一般商品,独立地结束这一过程”①。

这说明,货币履行支付手段职能,同样必须以取得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职能为前提。在货币履行支付手段职能之前,首先要“在决定所卖商品的价格上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然后“执行观念的购买手段的职能”,最后在“支付日期到来时”,从买者手里转到卖者手里。如果金银事先没有度量商品价值,此后没有在观念上作为购买手段,无论它多少次被用于支付,都只能视为多得数不清的支付行为之一。在这样的情况下,赏赐白银与赏赐奴隶、车马并无本质差别。所使用的无论是白银还是车马、奴婢,没有一样是货币。它们没有也不可能履行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反之,倒是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职能的获得,赋予了用于支付的金银以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

最后,世界货币职能也是马克思论及的货币职能之一。尽管近年来有学者认为世界货币不是货币的一种职能②,但研究古代白银与货币关系的学者却更多地强调,白银很早就获得了世界货币的职能。于是,还是让我们再一次回到马克思的论述中,从“世界货币”的含义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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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上册,第155,156页。
② 如黄先秦在1993年海南出版社出版的《资本通论》中就认为:把世界货币当作货币的职能,是一种简单的逻辑错误,“之所以让简单的逻辑错误产生的错误结论延续这么长,是人们将伟人的每一个研究结论都当做了金科玉律”。


马克思对世界货币这一职能的论述并不多。但在《资本论》中论及世界货币时,开头部分有这样一段概括性的论述:“货币一越出国内流通领域,便失去了在这一领域内获得的价格标准、铸币、辅币和价值符号等地方形式,又恢复原来的贵金属块的形式。在世界贸易中,商品普遍地展开自己的价值。因此,在这里,商品独立的价值形态,也是作为世界货币与商品相对立。只有在世界市场上,货币才充分地作为这样一种商品起作用,这种商品的自然形式同时就是抽象人类劳动的直接的社会实现形式。货币的存在方式与货币的概念相适合了。”此后,在论述世界货币职能的具体构成时,他进一步指出:“世界货币执行一般支付手段的职能、一般购买手段的职能和一般财富的绝对社会化身的职能。它的最主要的职能,是作为支付手段平衡国际贸易差额。”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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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本论》.第1卷,上册.第163—164页。


从中不难看出,任何一种货币履行世界货币职能,至少有三个基本的前提:一是货币越出一国国内的流通领域;二是在世界贸易中,商品普遍地层开自己的价值;三是世界市场已经形成。在这三个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贵金属的跨国流动,履行的就可能是世界货币的职能,贵金属可能因此变成了世界货币。鉴于世界市场在其中具有一票否决的权力,或者可以简单地说,世界货币是世界市场上履行价值尺度、购买手段、货币贮藏、支付手段职能的货币。没有世界市场,世界货币难免发出世界之大、唯无我容身之地的感叹。因此,世界市场形成之前,白银在不同政权辖区之间流动,多半是商品流动,而非货币流通。

总之,当白银逐步获得并履行价值尺度职能和流通手段职能时,从不断流通状态变为静止状态的白银,自然地履行了作为货币的白银的贮藏职能,白银因为停止流通而立即获得了新的货币职能;同样,白银取得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职能时,被用于延期交易、异地交易中的结算,用于赏赐、缴纳赋税、支付报酬等等,也自然获得了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也就是说,只用于贮藏、支付的白银不一定是货币,而作为货币的白银白然兼有贮藏和支付这两个职能。更进一步,世界货币职能的获得,不仅仅要以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职能的获得为前提,而且要以世界市场的形成为条件。因此,白银是否获得货币的后三种职能、在什么程度上获得这三种职能,首先取决于是否已经获得了价值尺度职能和流通手段职能。尤其是白银要获得世界货币职能,更有待于白银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职能的发展,有待于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因此,与“充当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特殊商品,不要社会的进一步协助,就变成货币”一样,①我们判定白银是否是货币,在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职能之外寻求其他标准,似乎已有些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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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13页。




为有助于研究的深入,我力图以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为指导,在搜集、考订、整理、排比、分析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的基础上,集中分析白银获得价值尺度职能和流通手段职能的历史进程,对白银在什么情况下、何时、如何、为什么变成货币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进而探究白银从商品向货币转变的历史脉络,分析市场发展与白银货币化的内在联系。作为研究工作的结果。本书总体上按白银货币化的物质条件和重要前提、货币化的历史进程、货币化的根本动因的逻辑顺序依次论述。但行文中并不追求面面俱到:对于学术界已有的精彩论述及科学结论,主要引述有关学者的观点而未展开叙述;对于学术界未曾论及或论之有误者,则从正面详加探讨;对含义不明或有歧义的史料,略作分析考辨;对出现较早的新现象,简要分析其源与流;对不足以用于判定白银货币化的其他现象、影响白银货币化的一些次要因素,原则上略而不及。

本书开篇首先对唐宋之际白银生产及消费的发展情况进行了阐述,分析了交换的发展、白银生产、加工领域中生产关系的变化及随之而来的白银商品化问题。旨在说明大量商品银投入市场成为普通商品,构成了白银货币化的物质基础。

在论述白银货币化的前提时,首先从市场上逐步发展起来的折价交易人手,追寻白银加入其间的起点,分析白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及意义,然后对集中反映白银角色演变的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旨在勾考商品银流通中出现的新情况,说明白银在货币化前夕的初始状态及其与货币化的关系。

对白银货币化进程的分析,主要立足于当时的商品一货币关系,从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两个方面展开。在这两个方面,均按时间顺序选取直接反映白银获得、履行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职能的重要现象,分析白银在当时商品一货币关系中的地位及作用。力图揭示史实间的内在联系,勾勒白银从商品向货币转变的历史进程。

对交换发展与白银货币化的分析,则首先立足于宋代交换发展的新特点——结晶出更具一般意义的抽象价值,适当与此前进行纵向比较。然后集中阐述交换发展对货币流通提出的要求及由此而来的货币问题和信用手段的发展,探讨白银加入货币、与钱楮结成并用关系、与更具一般意义的抽象价值发生关联的途径和契机,进而说明交换发展提出的要求,在白银货币化中是如何发挥决定性作用的。

在按逻辑关系分别探讨白银货币化的几个主要问题之后,本书立足于交换发展的时间进程及空间范围,对白银货币化的时间进程、方式及其与交换发展的关系,对货币银流通的市场范围和地域范围进行了简要概括,以期简明地勾勒宋代白银货币化的状貌、途径、原因及总体发展趋势。同时对黄金与货币、金朝白银货币化与全国市场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简略分析。

在着手研究的过程中,为了追寻唐代以前白银与货币的关系,明确中国古代白银货币化的起点,曾试写了《唐代以前的白银与货币》一文。但显而易见的是,这方面的文字是不适宜纳入“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正文的。于是有关论述附录于后,供批评指正。

宋代白银货币化,是一个涉及面广、资料丰富、理论性强的重要课题。白银货币化的进程中,宋朝辖区限于长城及淮河以南。同时地处北方的辽、夏、回鹘、金及西南的吐蕃、大理,白银使用情况如何、货币化是否同步展开?唐宋时期对外贸易有了较大发展,白银的跨界流动情况如何?白银的流人流出、白银供求关系的变动及其与货币化的关系如何?宋金时期货币银流通的未来发展情况如何?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与史学界长期争论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否有关?这一系列问题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本书基本未及论述,有的问题即使略有涉及,也未作系统、深入的探讨,或多或少留下了缺憾。
宋代史籍汗牛充栋,下笔时稍有不慎,将导致以偏概全。而史料的选取和运用、对货币理论的理解和研究、对一些重大经济问题、重要史料的解释,也由于理论水平和学术水平的局限,难免流于肤浅,甚至存在不少错谬。文字的表述上更有不少言不达意的地方。我真诚地希望能得到各位专家、学界同仁的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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