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人家 2008-2-18 01:11
宋代东南与西北市场差异性析论
宋代东南与西北市场差异性析论
——以陕西和两浙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李景寿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云南昆明，650091)
思想战线2003年第5期 第29卷
摘 要：宋代，在特定的历史、 自然环境条件下，形成了四大区域性市场，其中东南市场与西北市场是两类差异明显的市场。西北市场是在大量输入军需物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繁荣主要依靠发达的贩运性商业； 东南市场的发展和繁荣，则是由当地粮食及经济作物种植的专业化及在近海市场网络拉动作用下形成的。
关键词： 东南市场；西北市场；商税
中图分类号：F129．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03)05—0099—05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outheast and Northwest Markets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A Historical Research of Shannxi and Zhejiang
LI Jing-shou
(School of the Humaniti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091,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because of the special historical and natural conditions, there were four dominant regional markets, among which the southeast market was sharply different from the northwest market. The northwest market, having developed because of military supplies, flourished as a result of commercial traffic while the southeast one prospered because of the local food production and crop plantation together with the promotion by the sea markets nearby.
Key words： southeast market； northwest market； commodity tax
发稿日期：2003—05—29 作者简介：李景寿（1971—），男，彝族，云南景东人，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所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宋代经济史研究。
宋代，全国大致形成了北方市场、东南市场、蜀川市场和西北市场这四大区域性市场。①大致说来，西北市场由于受宋夏对峙形势的影响，其发展主要靠宋政府的军用物资调拨和“入中”、 “和籴”等政策来支撑。相应地，其市场形态主要为消费性市场，其城镇市场的类型也主要以政治性城市为主；东南市场的发展则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主要以商
业性农业的发展、农副产品生产的专业化等为标志的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为基础，并在近海市场网络这一外力促动之下。形成了以区域内商品互通有无为主要形式的整合程度较高的市场，其城镇类型也以综合性城市或经济都市为主。宋代东南和西北这两种市场类型的形成和发展，对以后这两个地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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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关四大区域性市场的情况可参见漆侠《中国经济通史·宋代经济卷》(下)，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9年版，第1074～1079页。
一、东南与西北市场差异性的历史背景
宋代，由于受宋夏对峙形势的影响，北宋政府在西北广大沿边地区布置了大量的军队。治平三年(1066年)时，陕西驻军不包括义勇等乡兵在内共有450 900余人[1] (卷208，治平三年五月乙丑条)；仁宗时，除开封府外，陕西禁兵人数在各路中最多，达到了329个指挥；①元丰时期，派遣往陕西的官员人数在天下诸路中最多，达到了522员。②仅这些庞大的驻军所费便“养兵之费，在天下十居七八。”[2](卷13，议兵第六)加上这些众多的官员，则意味着宋代的“三冗”问题在陕西表现得尤为突出，结果便如《宋史·食货志》所载： “河北、河东、陕西三路租税薄，不足以供兵费，屯田、营田岁人无几。籴买入中之外，岁出内藏库金帛及上京师椎货务缗钱，皆不翅数百万。” [3] (卷175，食货上三·漕运)陕西路等地租税所入，尚不足以供兵费一项，为维持陕西各级政权的正常运转、用以官俸等各项开支。宋政府采取了“入中”、“和籴”和直接调拨财赋等措施。这样，陕西路又成为各地财赋的调拨集中地区。相对来说，东南则不同。在相对和平安宁的环境下，东南地区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其租税收人不仅供本地有余，而且还源源不断地被征调往异地和汴京。仅汴京一地，每年漕运上供米600余万石。同样，东南的各种农副产品不仅在当地市场上流通，而且还大量流向汴京和其他区域市场，据史载； “汴渠水运甚广，河北、陕西资焉。”[4](方域17之17)有可能还被大量转运往西北市场。
商税额的高低，大致可以反映出各地市场上的商品流通量等情况。一般说来，商税额高则表明商品流通量大．反之则相反。兹据《宋会要》食货十五、十六、十七，将熙宁十年(1077年)四京及23路的商税额整理之后，按高低顺序排列如下：
表1：北宋四京23路商税税额简表
单位：贯
说明；(1)此表仅列北宋熙宁十年四京23路中按商税额的高低顺序排列前10个路。(2)数字间的“·”表示贯、分、厘、毫。(3)表中*表示与郭正忠先生在《两宋城乡商品货币经济考略》一书中所统计的数字不相符之处。两浙路郭先生统计为：857994．343；河北东路为：454221．583；永兴军路为；400397．740，淮南西路为：360071．391；秦凤路为：343095．145。(4)此表中川峡四路铜铁钱的比率按l：1．5的比例折算(见林文勋《宋代四川商税问题考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
上表显示，在北宋熙宁十年四京23路商税收入额序列表中，居于前1O位的路份依次是；两浙路、四京、成都府路、京东东路、河北东路、淮南东路、永兴军路、江南东路、淮南西路、秦凤路。这表明在排名前10位的四京及9路中，除四京、永兴军路和秦凤路外，其余7路均处于长江中下游及沿海一带。假若把成都府路排除在外而只算长江下游及沿海路份，那么在北宋熙宁十年商税额排名前10位的四京及9路中，三分之二的路份均处于长江下游地区及沿海一带。这些路份商税额高，与其农业经济发展状况相联系的市场及商业发展状况大体相符(以东南为例的分析详后)。在对处于西边的永兴军、秦凤二路进行分析后我们也会发现：秦凤路与永兴军路，从其位置上看处于宋、西夏疆界接壤之处。这两路商税额高的原因，如前所述主要是驻有大量军队等，以军需物资补给为基础的各种物资供给与输人，刺激了这两路消费品市场的发展。
从商税额的高低中，同样大致反映出了宋代各地市场发展的一般状况：一般说来，商税额高则表明封建经济较发达和市场发展水平较高；反之则相反。但是，秦凤路与永兴军路例外。因为，基于该两路边防重要性基础之上的西北市场与经济的发展，主要因封建中央政府调拨财赋所致。西北市场上的商品和物资大多来自于其他地方，其中最大的商品和物资为河东路的粮食和四川、两浙、福建等地的茶叶以及由东南运来的舶来奢侈品，如香药、象牙、玳瑁等。此外，宋政府的某些导向性政策也促进了西北市场的繁荣和发展。如“入中”、 “和籴”等。通过这些政策，宋政府将秦凤路、永兴军路及邻近诸路的粮食、草料之类汇集到这两路集中消费，在带动邻近诸路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了这两路商品市场的发展和繁荣。在宋政府这些政策的促动之下，西北城市市场上的商业较为繁荣。据《宋会要》食货十五、十六、十七记载：永兴军路京兆府城熙宁十年的商税额为38 445．842贯，陕州城为30 635．736贯；秦凤路的秦州城为79 959．372贯，凤翔府城为30 462．879贯。在州一级城市中秦州城的这一商税额仅次于杭州城的82 173．228贯而排在第2位，这与史载秦州城“东西草市，居民、军营仅万余家” [5](卷ll，家传)这种城市市场较为落后的状况并不一致。只有“人中”、“和籴”等人为因素，才有可能使商业脱离市场规模较小的实际状况而呈繁荣态势。
按郭正忠先生的四种城镇类型划分法，③结合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西北地区的城镇类型大多以政治性城市和军事城堡为主，这就决定了西北市场主要是靠从外地调拨物资和通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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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9页。
② 参见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③ 详见郭正忠《两宋城乡商品货币经济考略》，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第58～77页。
工商体系取办物资而繁荣起来的消费性市场。东南地区的城镇则以综合性城市或经济都市为主，这主要是由以两浙为中心的东南地区的社会分工和农副产品生产专业化状况决定的．从这一角度讲。东南市场的发展更具有活力和潜质(详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