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人家 2008-2-18 01:10
财产共有制家族的形成与演变
财产共有制家族的形成与演变
——以宋代江州义门陈氏、抚州义门陆氏为例
许怀林
我国封建社会的中后期，庶族地主普遍发展起来，在家族形成中出现了许多“义门”家族，江南地区尤其昌盛。在这些“义门”之中，江州德安陈氏、抚州金溪陆氏、婺州浦江郑氏更为典型。它们有“义门”家族的共性，而各自的个性特色也很鲜明。陈氏义居于唐末至北宋中期，是农桑经济型的；陆氏义居于南宋，是理学型的；郑氏义居于宋末明初，是礼制型的。从这些“义门”家族的发展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关系大变化中的搏动，可以更具体地了解理学思想、封建礼制对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约束作用。
“义门”家族以财产的家庭共有为基础，全体成员过平均主义的集体生活，以吃大锅饭著称。历代聚居不分家，往往得到朝廷的嘉奖，旌表为“义门”是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产物，将会随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逐渐成为财产归小家庭所有的家族集合体，即各房子孙可能住在一地(村)，宗族对人们的制约仍然存在，但各个家庭已是独立的社会单元，没有了经济上的大锅饭，各家自谋发展。前者是同财共居，后者是聚居异财，二者虽然不是性质相反的对立物，共有制的解体却不是简易的小事，经历了一个渐变的过程。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是永久性地存在的。共有制的解体却不是简易的小事，经历了一个渐变的过程。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是永久性地存在的。共有制载着该社会的各种性能，具体而微又真实生动地透露出社会的历史活动和演进经历，展示着社会的走向与未来。研究社会历史的必将深入到家族与家庭中去；而家族的研究，必然使历史的考察向纵深发展。
关于家族历史的研究，有一个逐渐发展，认识不断深入的过程。“文化大革命”以前，重点在批判封建族权，肃清封建宗族意识。值得注意的论著，有左云鹏《祠堂族长族权的形成及其作用试说》①。该文指出：“在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和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地主阶级的统治及当权者个人家庭的地位均呈不稳定状态，这些情况均为宋代理学家们敏锐地感觉到了”，“为此，统治阶级也就越来越多地注意到，宣传孝悌、亲亲等封建的伦理观念以加强对农民的控制；而且，愈到后来就愈明确，愈为系统化了”。作者认为，宗族的族权是对封建统治的“补充手段”。这些论点，对深人家族史研究，起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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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历史研究》1964年第5、6期。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家庭史研究的成果迅速增多，综合性的论著有徐扬杰的《宋明以来的封建家族制度述论》①、《中国家族制度史》②，朱瑞熙的《宋代社会研究》③，柯昌基的《中国古代农村公社史》④，王玉波的《中国家长制家庭制度史》⑤；个案性的论文有漆侠的《宋代元时期浦阳郑氏家族之研究》⑥，许怀林的《江州义门与陈氏家法》⑦、《陆九渊家族及其家规述评》⑧；专题性的论文数量更大，如王善军的《宋代族产初探》⑨，宋三平的《宋代封建家族的物质基础是墓祭田》⑩，等等。徐扬杰的论著着重对清代和近代的家族进行清理，坚持两点论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从动态发展的角度对中国家族制度进行了全面公允的评价”⑾。朱瑞熙在《宋代社会研究》第七章中集中论述了宋代家族组织，分析新的家族组织形成的政治原因，一是士大夫意识到自家政治与经济地位的不稳定，需求自救的办法，二是寻求加强对农民统治的补充手段。然后分述了家族的六点内容。柯昌基在家族史的研究中使用“公社”一词，称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族为“家族公社”，称一般的大家族为“宗法公社”，或者称“社会亲属集团”。他认为，同居共财的家族公社久聚不散的原因，是“依靠理学这根精神支柱”。诸位研究者从史的纵向考察，都指出家族发展到宋代起了大变化，进入了新阶级，主要的标志是家长权力和责任的增大。江州陈氏、抚州陆氏、婺州郑氏，是这个时期著名者。学者们通过个案剖析，已经揭示出他们累世义居的特点。漆侠指出，郑氏家族是“大地主、商人和官僚的三位一体”，主要依靠封建礼法管束成员，又“善于协调和处理”与官府、邻里和佃户之间的关系，是“向封建租佃制发展”的产物，且有典型意义。笔者对江州陈氏，抚州陆氏历代义居过程，家法家规的具体内容，作了初步的论述，着重说明了他们长久义居的凝聚力问题。已有的这许多成果，在正确认识家族小社会与中国大社会的结构及相互关系方面，前进了几大步，为继续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还需要做的事可能有很多，个人认为有两点是不可忽视的，即综合研究的具体化，个案研究的全局化，也就是在综合考察的时候加强阶段性分析，使普遍性的理论概括能与不同时期的史实更适宜地结合起来。其次，在全局中观照个案，从个案中映显出社会，更全面地揭示家族个性与社会共性的辩证关系。本文是这个想法的一次尝试，以德安陈氏、金溪陆氏为重点，把对点的观察扩大开来，进而接上点与点之间的联系，从而说明家族的组织形态与时代的对应关系，论证共有制家族必然瓦解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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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4期。
② 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③ 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
④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⑤ 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⑥ 见《困知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版。
⑦ 《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⑧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⑨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第3期。
⑩ 《江西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⑾ 岳庆平《中国家族制度的系统研究》，《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
一、宋代庶民大家族的重建与分布
已有的研究证明，中国家族制度发展到唐代后期进入一个新阶段，六朝以来的门阀士族衰落下去，退出了历史舞台，非身分性庶族地主发展兴旺起来，成了社会的主流。“义门”大家族逐渐成了社会关注的对象。庶族“义门”与士族世家已经是有重大差别的家族组织了。
唐前期，士族阶层仍然身分显赫，凭借门第而来的政治经济权益和社会地位，依然是他们的主要特征。安史之乱揭开了士族衰败没落的帐幕。叛军打碎了唐王朝富强的框架，藩镇割据捣虚了王朝坚实的内体。席卷全国的黄巢大起义震撼了它的根基。朱温乘势而起，毫不留情地向士族“清流”开刀，进而杀了昭、哀二帝，取而代之。五代小朝廷像走马灯似的更替，新贵们多出身低微，所谓“黥髡盗贩，冕衮峨巍”①，他们看重长枪大剑，卑视“毛锥子”②。延续了一二百年的大动荡，使“士人以氏族相高”的风俗“至唐末方渐衰息”③。与此同时，是大批城乡残破，中原数十州之地“民无耕织，千室之邑，不存一二，岁既凶荒，皆脍人而食，丧乱之酷，未之前闻”④。随之而来的是人口大迁徙，文化交流在血泪交加的惨痛中大规模地进行着。迁徙的大方向是北人南流。
南迁者定居落籍的地点说明，江西是吸纳人口的重点地域。人口的机械增长促使人口自然增长更加迅猛。从唐元和至北宋初期(公元9至10世纪)，江南的苏州、温州、明州、虔州、吉州、袁州、抚州、歙州、潭州九处是人口增加最多的地区，都在三倍以上。其中虔、吉、袁、抚四州属江西，相当今天的赣南、吉安、宜春、抚州地区。北宋初期，全国诸州中户数超出十万的计五处，即开封、益州、宿州、吉州、洪州，江西占五分之二，优势仍然明显(见第622页附表)。
迁入者本是避乱而来的落难者，又因新来乍到，人地生疏，故此大多安家于冷僻的山乡。歙县的黄墩(一作篁村)，是北来者落足的中心地之一，也是继续深入南方的大中转站，婺源、德兴、乐平、浮梁诸县的洪、程、朱、张、汪等著姓，都是循此路线迁徙的。在唐末五代动乱的岁月里，洪氏，由黄墩迁乐平县岩前村，后来演成鄱阳洪皓、洪适、洪遵、洪迈大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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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五代史》卷六一《世家总序》。
② 《新五代史》卷三○《史弘肇传》。
③ 《新校正梦溪笔谈》卷二四《杂志一》，中华书局，1957年版。
④ 《旧唐书》卷二○上《昭宗纪》
陈氏，由淮南而泉州，由泉州隐入庐山，再深入德安县农村(今车桥乡)，成为著名的特大型“义门”家族；陆氏，由苏州而来，安家于抚州金溪县青田乡，日后即是理学名家的陆氏“义门”；张氏，由歙之黄墩入赣，选中德兴县山区安家，发展成张根、张焘大家族。迁入赣中吉州地区丘陵乡村的有长沙曾、冯翊严、洛阳张、曲阜孔、瀛州彭、钜鹿龙、汴梁尹、金陵刘、陈、萧、倪、王、会稽贺等族姓；深入赣南虔州广袤山乡的北来者，有山西古、长安杨、洛阳丘、彭城刘、沛国朱、博陵崔、陈留孙、颍川陈、浙江黎、廖等族姓①。
唐末以后庶民家族的发展，至少受四种因素驱动：其一，生存环境的实际要求。从战乱中迁来的人群，虽然得到了乡村的安静，却面临重新创业的艰难。他们与原有居民有生存竞争的利害冲突，逃难中所能携带的资财有限，先前构筑的社会网络已经破灭，为了恢复发展，他们选择了亲戚团聚而居的形式，于是出现了一族一村的居民聚落，有了兄弟数房不分家，三四代以上仍共灶的大户。在生存条件恶劣的环境里，团聚生活是乡民自我保护的有效组织形式，况且丘陵山区的地形环境又便利于防御守卫。所以，不仅是刚迁来的北方民户要聚居，那些土著居民同样会聚族而居。如庐陵县彭赶玗集乡里数千人，固守其中，“冶铁为兵，宰牛练楮为甲冑”，成为实力颇强的地方势力②。抚州乐安县朱氏，鉴于“大盗肆起，民转徙无所依”的时局，朱纶、朱绘兄弟率领族人，结寨于县北五十里的严陀(今湖溪乡境内)，“纶主寨事，分职守，立法制。……纶老，弟绘主之。子孙相继，自元和迄五季，百五十年，安居无羔”③。社会环境的逼迫，自然环境的适宜，使家族聚居的组织形式和生活方式应运而生；脱离烽镝的流浪迁徙者更需要这种亲缘与地域型的组织，谋求重振家园。
其二，传统习惯与思想观念的趋向。重视家族，是传统文化中的突出内容。仅就唐朝而言，官修《氏族志》、《姓氏录》，郑重确立关陇士族的主导地位，又承认了山东士族的显要声望。安史大乱之后，牛李党争仍然将是否维持士族门第作一大论题。残酷而长期的战乱虽然给士族以毁灭性打击，但是宗法观念、家族情怀依旧存在，不因先人与故园的消失而泯灭。相反，境况的今昔对比，往往更令人思恋祖先，激以门第重光的欲望。朝代改名换姓了，而小农生产方式没有变，基本的价值观念没有变，封建的社会关系没有变。所以，当人们感叹士族衰亡、谱学不传的时候，有了苏洵、欧阳修的修谱理论与谱图样品来填充。他们的初衷，不仅是自家的“尊祖而贵宗”，还要矫正世弊。“盖自唐衰，谱牒废绝，士大夫不讲，而世人不载，于是乎由贱而贵者耻言其先，由贫而富者不涍其祖，而谱遂大废。”为此，苏、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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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许怀林《唐末五代的北人南迁及其对江西的影响》，《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② 宋．路振《九国志》卷——《彭歼传》，《丛书集成初编·史地类》。
③ 雍正《江西通志》卷一六二《杂记》。
先垂范，并认为“是不可独吾二人为之，将天下举不可无也”。编修了家谱，就可产生“祖宗不忘，宗族不散”的作用①。
其三，北宋统治者强化政权需要扶持家族。宋代群臣鉴于前代兴亡的经验教训，需要重振封建秩序，在夺得了政权之后急需扭转“礼乐崩坏”的局面，做舆论强制工作。宋太宗训示侍从大臣们：前代“朝廷削弱，主暗臣强，纪纲大坏，仅成邦国”的弊政，必须根除，要“革故鼎新，别作朝廷法度”②。即是要全面加强君主专制统治，于削藩镇、收兵权、收财权。同时，还要编制思想，强化臣民的纲常意识。
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开篇标示的宗旨即是“用《春秋》之法”，在“用意深而劝戒切”③的思想指导下，将“五代之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④的事迹备载下来，借以彰明儒学纲常伦理，口诛笔伐乱臣贱子，重整封建统治秩序。
曾巩继欧阳修之后，坚定地捍卫封建治道，在关、洛诸儒未出之先，他的理学思想已初成体系。元代刘埙指出：“当是时，独南丰先生曾文定公，议论文章根据性理，论治道则必本于正心诚意，论礼乐则必本于性情，论学必主于务内，论制度必本之先王之法。……此朱文公评文专以南丰为法者，盖以其于周程之先，首明理学也。”⑤宋儒特别强调的“先王之法”，反复论证的“正心诚意”，说白了就是三纲五常的伦理原则。在纲常之中又突出一个“孝”字，标榜宋王朝是以孝治天下。他们强调孝的政治属性，使之成为支撑统治的基石。历仕太宗、真宗、仁宗三朝，官居宰执一品的陈尧佐著文说：“立身之谓道，本道之谓孝。上白天子，下至庶人，未有不由而立也。……斯之谓王化之基，人伦之本。”⑥由家而国，移孝为忠，故曰“孝者天下大本”，旌表孝弟之家，旨在“教孝而求忠”⑦，达到维护君主专制的目的。
其四，学者们收族敬宗的理论诱导。为使忠孝伦理观念深入百姓之中，学者们提倡重整宗族，增强宗法观念，从家族组织方面维系王道与国家。张载是这样教导人们的：“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则人不知统系来处。……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宗子之法不立，则朝廷无世臣……宗法若立，则人人各知来处。朝廷大有所益。或问：朝廷何所益?公卿各保其家，忠义岂有不立?忠义既立，朝廷之本岂有不固?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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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苏洵《嘉祐集》卷一四《谱例序》，四库全书本。
②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至道元年十二月丙申。
③ 《新五代史》卷二《梁本纪·史评》。
④ 《新五代史》卷一六《唐废帝家人传·史评》。
⑤ 元·列塤《隐居通议》卷一四《南丰先生学问》，四库全书本。
⑥ 陈尧佐《原孝》、吕祖谦《皇朝文鉴》卷九三，《四部丛刊初编·集部》。
⑦ 《新唐书》卷一九五《孝友传·赞》。
宅一及其所有，既死则众子分裂，未几荡尽，则家遂不存，如此则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国家!”①收宗族，是要管人心，最终为保朝廷。而朝廷必须保护公卿家族，因为他们是朝廷的爪牙手足，控驭百姓万民全赖他们出力。
苏轼的观点又进了一步。他认为宗族制度不只是在公卿官僚们中推行，还要深入于良民百姓。他主：“今夫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亦未必无孝弟相亲之心，而族无宗子莫为之纠率，其势不得相亲，是以世之人有亲未尽而不相往来，冠婚不相告，死不相赴。而无知之民，遂至于父子异居，而兄弟相讼，然则王道何从而兴乎?……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柔而易治，其必自小宗始矣。”②
所谓“小宗”，是遁词，忌讳于嫡长子继承王位为皇帝的事，然其“长子继承，庶子分封”的原则并未放弃，宗子即宗族长，始祖的长子长孙位下的人，才有权出任。在无穷尽的繁衍链条上，大宗与小宗成为相对关系。所以，终点仍是欲民易治，必行宗法制。
按理学家的论说，三纲五常的伦理是“天理”的体现，上升到极端绝对的地位，而恪遵纲常生活的“义门”家族被褒杨为实践天理的典范。朱熹在南康军(治今江西星子县)发布施政文告说：“本军有义门洪氏，亦以累世义居，……遂蒙太宗皇帝赐以宸翰，……况天性人心，不易之理，在昔既有，今岂无之。……今请管下士民乡邻父老，岁时集会，并加教戒，间或因事反复叮咛，使后生子弟咸知修其孝弟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③朝廷、地方长官与理学家互相呼应，用法权手段与舆论教导等方式，把家族“义居”的合理性与神圣性加以肯定，从哲学、伦理学上加以论证，于是共财义居家族普遍地出现，而且强固地维系下来。
总之，百姓企盼安居，重振家业；封建国家需求巩固统治地位，二者在害怕动乱这点上是一致的。社会条件与时代要求的结合，使家族群体在宋代广泛发展起来。宋人汪藻对这个社会变化有一段精彩的叙述，他说：“汪氏世家新安，当唐末五季干戈纷扰之时，衣冠散处诸邑之大川长谷间，率皆即深而潜，依险而居。迨宋兴百年，无不安土乐生。于是豪杰始相与出耕，而各长雄其地。以力田课僮仆，以诗书训子弟，以孝谨保坟墓，以信义服乡里，室庐相望为闻家，子孙取高科登显仕者，无世无之，而汪氏尤其章章者也。”④
汪藻透过自家迁徙发达的情况，综论了全局的大变动。其祖宗原籍徽州歙县黄墩，故曰“世家新安”。新安是古郡名。三国吴始置新都郡，晋平民吴改都为新安，隋改新安郡为歙州，宋改歙州为徽州。唐末世局大乱，汪氏避险求安，力农自食，经几代人的努力，家业重兴，北宋统治稳定，遂敢“出耕”露头，称雄当地。“力田”是基础，振兴门户先要能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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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载传》“宗法”，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58—259页。
② 苏轼《劝亲睦》，见《皇朝文鉴》卷一○四。
③ 《晦庵集》卷九九《知南康榜文》，四库全书本。
④ 《浮溪集》卷一九《为德兴汪氏种德堂作记》，四部丛刊初编集部。
而要保护家业并有更大发展，便需得到功名官爵，于是致力家族教育，积极参与科举考试，对朝廷忠诚，对官府服从，表现出极大向心力。一个盛大的家族，内要“孝谨”意识的维系，外要对朝廷忠诚，博取官爵与名望。德兴汪氏由此成了“室庐相望”的著名家族，再如洪氏也是循着这条路子发展起来的。
洪氏原居歙县黄墩，唐末迁居乐平县岩前村，这里是婺源、德兴、乐平三县交界的山区，幽邃偏远，洪氏在此“世世耕桑”，“种德重义”。到了北宋中期，他们务农之外兼营贩运，家业逐渐富裕，便谋求进入饶州鄱阳县城，并且“力教”子孙读书。元丰八年(1085年)其家洪彦升考中进士，实现了由农户变官户的转变。此后又有洪皓、洪适、洪遵、洪迈父子，相继成为著名大臣，上升为“忠力以卫上”的显赫家族①。洪氏“振起门户”的历程，再次显示出唐宋时代的潮流趋向。
“义门”家族是庶民大家族中的一部分，以孝友、重义而著称乡里，州县予以推荐，朝廷下令旌表，于是在正史中有了反映。从这批幸运者名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地域分布概况。《新唐书·孝友传》列出的“数世同居者，有姓氏里籍的计三十六家，其中在江南的六家，即睦州方良琨，桐庐戴元益，泾县万晏，高安宋练，弋阳李植，繁昌王丕，占总数的六分之一。《旧唐书·孝友传》写出“累代义居、同财全爨”者事迹的有七家，即赵州李知本、瀛州刘君良、雍州宋兴贵、郓州张公艺、恒州李处恭与张义贞异姓同居，青州吕元简，都是北方州县人氏。到了宋代，宗族势力在江南迅速膨胀起来，“义门”家族明显增多。《宋史·孝义传》记录的数世至十几世同居家族五十七家，其中在江南州县的十五家，超过四分之一。事迹典型的如江州德安陈兢、洪州奉新胡仲尧、南康军建昌洪文抚、池州青阳方纲、婺州浦江郑绮、吉州永新颜诩、河中永乐姚宗明、江州德化许祚、越州会稽裘承询等九家，只姚宗明家是北方人，其余全在江南，而江西境内占五家：陈兢、胡仲尧、洪文抚、颜诩、许祚。实际上还有，如江西陆九渊家族，《宋史》将其编人儒林传，故孝义传没有重出。
从时间上观察，所有这些义门家族，其鼎盛阶段几乎都是时局动荡的年代。两唐书所记述的多为隋唐更代之际的“义门”，如赵州李知本，“大业末，盗贼过闾不入，相戒曰：无犯义门。往依者五百余室，皆以免”。瀛州刘君良“(大业末)，天下乱，乡人共依之，众筑为堡，因号义成堡”。《宋史》所记多为唐末五代时期发展出来的，浦江郑绮家族则是南宋后期才趋兴旺。在政局稳定，“国泰民安”之后，随着经济文化繁荣的浪潮冲击，累世义居的家族都先后消解变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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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洪适《筼州文集》卷三三《筼州老人小传》、卷七四《先君述》，四部丛刊，影印宋刊本。参见许怀林《洪皓评传》，见《江西历史名人研究》，中国人事出版社，199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