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斋 2006-10-18 10:34
发挥大运河的运输潜力
吴承明
京杭大运河曾经对发展我国国民经济作出巨大贡献，但历代王朝并未能很好地利用它。充分发挥大运河的运输潜力，还有待于今朝。
史料但述大运河帆樯之盛，其运输力有多大，利用率如何，无记录，略可考者唯粮食运输，乾隆间，漕运正米及各种耗米474万石，约合35.5万吨，而实至京师入库者不及300万石，余属商品粮性质，商船运粮，远大于漕粮，明代已然。郭松义估计，乾隆时商人经大运河输粮年达1050—1550万石，即80—116万吨。邓亦兵估计年运量，临清以北段350万石，临清至淮安段500万石，淮安至扬州段400万石，扬州至浒墅段600万石，苏州以下500万石，均已扣除各段间重复运量，总计2350万石，合176万吨。邓系按各榷关粮税收估算，而以偷漏占150％计，可能稍高，但可知，大运河的粮运主要是商人贩运，官米只占13％。
粮食以外，以纺织品、盐、土特产为大宗。江太新估计，漕船6000余艘，所带土宜和揽载客货有六七百到八九百万石，即50—60万吨，为粮食的1.4—1.7倍。但南方淮安、浒墅各关税收中非粮商品仅占二成强，北方临清关则非粮商品占一半以上。所有非粮商品均属商业性质。设与粮运等量，则乾嘉时大运河总运输量约350—400万吨，其中官米仅占5—6％而已。
咸丰五年黄河改道，江北运河多处淤塞，无力修复，以至废弃。解放后，修复济宁以南各段并略拓宽，运输量剧增至1000万吨以上。可见明清盛世均未能发挥大运河的运输潜力。
未能发挥潜力的根源，在于王朝政府只重漕运，不鼓励乃至朘削作为运输主力的商船。漕船吃水不逾四尺，长不逾八丈(漕官常私自增大以揽客货)，治河以勉强通漕为满足；河工经费严重不足且多中饱，治河思想亦有问题。
元代至元间，经郭守敬、韩仲晖等勘议开永济、会通河，才真正打通南北，成为大运河。临清至济宁的会通河是大运河的关键，但缺水，元世祖虽大力开通，而运量有限，漕粮仍主要靠海运。明永乐九年，用汶上老人白英的建议逼汶水在南旺分流入运河，才基本解快问题。这时治河的理论，如利用泗水、黄水入运河，北端引泉水灌通惠河等，都在于开通水源，与今天我们南水北调改造大运河的思想一致。到清代，治河难点在苏北黄淮交汇处，用冲刷法， 成效不大； 对北段开通水源无所改进。这时没有郭守敬，也没有汶上老人， 看来治河思想只是修修补补而已。
更重要的是财政补贴尽用于运漕，河工经费支绌。嘉庆前，苏北治河经费年50万两，会通河疏浚费仅6万余两，全部运河河工费不过100万两。而漕运方面，机构生叠，官丁冗杂，年支现金330万两、贴米246万石，米按江南价折银，共合700万两。以致漕运成本达每石8—10两，或估需20—40两；而商运成本，按江南与京津米的差价计，每石仅1—1.5两。嘉庆后，京津市场上商米已足够政府官军购用，但为维护王朝权威，咸丰初才开始减漕，光绪二十七年全部废漕。设早停漕，以漕运支出半数支援河工，河工费年可增至450万两，必能使河道畅通，商旅发达，税收增加；即使黄河改道，亦有力疏通，不致废弃。
民国间调查，运河木船的运价每吨公里为0.019元，各种兽力车为每吨公里0.08—0.32元，为河运的4—17倍。修建南北铁路后，铁路运价每吨公里0.016元，但水运改为轮船拖驳，其运价仍低于铁路。运河的经济效益不会因京九铁路通车而消失。改造大运河、发挥其运输潜力，仍有必要。
在“运河经济与商业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1997年4月22日.山东聊城
载《中国商业史学会通讯》第10期，199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