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人家 2008-2-18 01:08
南宋农村的家族互助
南宋农村的家族互助
——《南宋的农村经济》第五章第三节
梁庚尧
载《南宋的农村经济》，高瑞扫校
第五章 南宋农村的经济协调
第三节 南宋农村的家族互助
家族制度对南宋农村的贫富协调也有很大的贡献。同一家族，祀奉共同的祖先，因而具有出于一源的共同意识，基于此一共同意识，族中富家常对贫困的族人给予特别的协助。家族中的贫富相恤，除临时性的济助外，又有制度性的义庄，以田产为经济基础，依一定的规矩对族人作经常的赡给。义庄制度起源于北宋，至南宋而愈益普遍，成为维持农村安定的重要力量。
同族聚居和族中有贫富的差异，是家族互助的基本背景。同族聚居，始易维持家族的共同意识，也始易了解族人所遭遇的困难，而无论临时济助或经常赡给亦均仅能润及邻近的族人，远居者显然无法顾及。中国历代都有同族聚居的风俗[1]，南宋亦然，农村中常见同一族姓聚居于同一村落，甚至以族姓为村名。《平斋文集》卷一○《于潜洪氏谱系图序》：
聚族天目下，以东洪名其村，无虑六七十家。
《夷坚乙志》卷一五“水斗”条：
乐平县何街里，皆程氏所居。
《夷坚丙志》卷一二“饶氏妇”条：
抚州述陂去城二十里，遍村皆甘、林大姓。
《夷坚支乙》卷一《管秀才家》：
信州永丰县管村者，皆管氏所居。
《夷坚支戊》卷二“叶丞相祖宅”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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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水盛光：《“支那”家族の构造》，页245—248；清水盛光著、宋念慈译：《中国族产制度考》，页122—125，列举自汉至唐及明、清的例证甚多，独缺宋代的例证。
叶子昂丞相宅在兴化仙游县，叶氏族派百余家皆居一村。
《夷坚支癸》卷八“丽池鱼箔”条：
鄱阳丽池村无田畴，诸聂累世居之。
同上书，卷一○“曹家莲花”条：
鄱阳义仁乡车门，一大聚落也，曹氏环而居之，至数十百家。
《夷坚三志辛》卷六“牛头王”条：
婺源毕村，皆一姓所居。
《夷坚三志巳》卷一○“叶氏七狐”条：
德兴县外五里一村落，名朱家閧，叶氏聚居之。
鲁应龙《闲窗括异志》：
去东湖三四里，有村曰杨墩，左右皆杨其姓者。
均为同族聚居的例证。其中于潜洪氏聚居于东洪村，信州永丰县管村所居者皆管氏，婺源毕村全为毕姓所居，《闲窗括异志》所述及的杨墩村左右皆杨姓，都是以族姓为村名；而洪族聚居于东洪村者有六七十家，叶族聚居于兴化仙游县同一村落者多达百余家，曹族聚居于车门者也有数十百家，族派均甚繁盛。同族虽然聚居，但族仅是共同祭祀的单位，营共同经济生活的基本群体则是家。南宋也有所谓累世同居或同族共爨的情形[1]，家、族合一，以族营共同的生活，可是这仅是特殊的现象。聚居的同族既可达数十家或百余家之多，而各家营个别的生活，经济状况自然会有所不同，尤以宋代社会趋向平民化，没有世族存在，富贵贫贱时相升降[2]，族中各家的经济状况甚至会有显著的差异。《攻媿集》卷六十“范氏复义宅记”：
衣冠之族，不免饥寒者甚众。
充分说明这种现象。因此家族中有贫富相恤的必要。
南宋富家以其余力济助贫困族人的事迹甚多，而若干不甚富裕之家，基于同族之谊，也不落于富家之后，以有限的财力为族人解决困难。富家济助族人的事迹，如《梅溪王先生文集·前集》卷二十《万世延行状》：
尤善宗族，每先其急难，遇长幼慈爱均壹，无纤芥嫌隙，族众多，间有违言，君周旋其间，开释以理，众皆愧服，协比如初，由是阖族内外咸钦而爱之，称为长者。善治生，蓄而能散，亲故有不振者，每纲纪其家，其弟子有关质，困不能自业者，给饮食师资费以教之，处女贫无以归，躬为择配，奁而遣者凡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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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嘉泰《会稽志》卷一三“义门”条：“平水、云门之间，有裘氏，自齐、梁以来七百余年无异爨，子弟或为士，或为农，乡党称其行。大中祥符四年(1011)，用州奏旌其门闾。是时，裘氏义居已十有九世，其族长曰承询。至嘉泰(12011204)初，又五六世矣，犹如故，聚族亦加于昔。”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七：“陆象山家于抚州金溪，累世义居，一人最长者为家长，一家之事听命焉。”《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十二乾道九年(1173)十二月条：“汉州什邠县杨村进士陈敏政家，特赐旌表门间，自敏政高祖母遗训至今五世同居，并以孝友信义著闻。”《渭南文集》卷三八《周必正墓志铭》：“公孝友最笃，归自龙舒，筑第于永和镇，聚族共爨。”
[2]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一：“本朝尚科举，显人魁士，皆出寒畯。”《袁氏世范》卷二“世事更变皆天理”条：“只以乡曲十年前、二十年前，比论目前，其成败兴衰，何尝有定势。”
同上书，《张端弼行状》：
君通材，经画有条，未几，生事大振，富甲乡邑，然雅重义概，耻为俗子富，务周旋宗族，亲旧有以窘告，济之无难色。
同上书，《贾如讷行状》：
公善治家，井井有法，不务兼并，而生产日富，性仁慈，尤睦宗族，见贫者，心悯之，常发廪以济，每言“彼吾宗也，吾忍独温饱也?”有尤窘者四族人，以膏腴三十亩赈之，仍给谷暨牛，资其播殖。
《水心先生文集》卷一七《胡崇礼墓志铭》：
余姚之胡，冈连垄接者八世矣，族人贫富相通，亲疏相恤，堕枝落叶，亦使自存。
《浪语集》卷三四《陈益之父行状》：
家累百金……伏腊之外，悉用振业族党乡闭之急难。
都是富家周恤贫困族人的例证，或济助族人生活，或教育族人子弟，或赠予族人嫁女的妆奁，或更供给族人生产所需的土地和资本。此外，又有一些乐于济助族党的善人，本身并不很富裕。《苕溪集》卷五十《宋故右朝请大夫郑君墓表》：
遇宗族乡党甚信且厚，居长兴时，有宅一区，田一顷，在归安之琏市，仅足了伏腊，即徙焉，捐其先居之产，悉以与族人。
《水心先生文集》卷一四《姜安礼墓志铭》：
既而颇买田治屋，不至富厚，亦稍赒族穷，援人于乏，如有余者。
郑君和姜安礼，家境都非十分宽裕，和前述富甲乡邑或家累百金之家有所不同，而皆能赒济族人。可见在家族的共同意识影响下，即使族中没有甚富之家，家族制度仍然能够发挥互助的作用。
义庄制度的盛行，使家族互助能够有更广泛而长远的效果。家族的临时互助，在宋代以前行之已久，而义庄则为北宋新创的制度。宋代是中国家族制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新家谱学的兴起，族长的选立，祭法的讲求及祭田的设置，均发生于此时[1]，义庄的设置，也是这新发展中的一部分。
义庄之制，创始于北宋范仲淹。但在范仲淹之前，宋初李昉已有类似的做法[2]，仅未有义庄之名，而对社会亦未发生较大的影响。自范仲淹创设义庄之后，他族相继仿效，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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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清水盛光：《“支那”家族の构造》第二章第二节《宗族(宗教の家族)の残存》。
[2]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一载李昉事迹：“公有第在京城，家法尤严，凡子孙在京守官者，俸钱皆不得私用，与饶阳庄课(按：李昉，深州饶阳人)并输宅库，月均给之，故孤遗房分，皆获沾济，世所难及也。”
构成中国家族制度的一个基本要素；而范氏义庄本身，自北宋中叶创始之后，延续近九百年，尚仍存在[1]，其意义的深远，于此可见。范仲淹出身孤寒，入仕后好施与亲旧，而且已有志于义庄的创立，及至贵显，禄赐有余，才于庆历(1041—1048)、皇祐(1049—053)间，逐次于苏州吴、长洲两县，置产千亩，设立义庄[2]。其创设动机，据《范文正公集》附录《年谱》所载：
其后名益大，位益显，尝语诸子弟曰：“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以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吾安得不恤其饥寒哉。且自祖宗以来，积德百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亦何以入家庙乎?”故恩例俸赐，尝均族人，尽以俸余买田于苏州，号曰义庄，赡养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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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乾隆十一年(1746)重修的《范氏家乘》，载有范氏义庄自宋至清的演变详情，此书藏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国内未得见，至为可惜。又据目人天野元之助于1939年在吴县调查，范氏义庄尚仍存在。利用《范氏家乘》对范氏义庄的研究，已有清水盛光著、宋念慈译：《中国族产制度考》；近藤秀树：《范氏义庄の变迁》(载《东洋史研究》第21卷第4号)； Dens Twichett，“The Fan Clan’s Charitable Estate，1050—1760”(载ed．， Confucianism in Action)。
[2]范仲淹《范文正公集》附录《褒贤祠记》卷二载钱公辅《义田记》：“范文正公，苏人也。平生好施与，择其亲而贫，疏而贤者，成施之。方贵显时，于其里中买卖郭常稔之四千亩，号曰义庄，以养济群族。……初，公之未贵显也，尝有志于是矣，而力之未逮者二十年，既而为西帅，以至于参大政，于是始有禄赐之入而终其志。”同上书附录《义庄规矩》清宪公奏续定规矩：“伏念臣五世祖故参知政事諡文正臣仲淹，奋身孤藐，遭世休明，深念保族之难，欲为传远之计，自庆历(1041—1048)、皇祐(1049—1053)以来，节次于苏州吴、长两县，置田亩，立义庄，赡同族。”
可知范仲淹所以设立义庄，赡养宗族，是由于他自觉宗族无论亲疏，都源出于同一祖先，富贵者对贫困的族人有经济上的责任。范氏义庄对族人的赡给，有一定的规矩，这一规矩为范仲淹于皇祐二年(1050)所订立，此后至南宋虽曾多次增订，但所增者多为防止弊端的规则，于赡给方式则少有增改。兹据《范文正公集》附录《义庄规矩》录范仲淹初定规矩于下：
一、逐房计口给米，每口一升，并支白米，如支糙米，即临时加折(原注：支糙米每斗折白八升，逐月实支每口白米三斗)。
一、男女五岁以上入数。
一、女使有儿女，在家及十五年，年五十岁以上，听给米。
一、冬衣每口一匹，十岁以下，五岁以上各半匹。
一、每房许给奴婢米一口，即不支衣。
一、有吉凶增减口数，画时上簿。
一、逐房各置请米历子一道，每月末于掌管人处批请，不得预先隔跨月分支请，掌管人亦置簿拘辖，簿头录诸房口数为额，掌管人自行破用，或探支与人，许诸房觉察勒陪填。
一、嫁女支钱三十贯(原注：七十七陌，下并准此)；再嫁二十贯。
一、娶妇支钱二十贯，再娶不支。
一、子弟出官人每还家待阙、守选、丁忧，或任川、广、福建官，留家乡里者，并依诸房例给米绢并吉凶钱数，虽近官实有故留家者，亦依此例支给。
一、逐房丧葬，尊长有丧，先支一十贯，至葬事，又支一十五贯；次长五贯，葬事支十贯；卑幼十九岁以下丧葬通支七贯，十五岁以下支三贯，十岁以下支二贯，七岁以下及婢仆皆不支。
一、乡里外姻亲戚，如贫窘中非次急难，或遇年饥不能度日，诸房同共相度诣实，即于义田米内量行济助。
一、所管逐年米斛，自皇祐二年十月支给逐月糇粮并冬衣绢；约自皇祐三年(1051)以后，每一年丰熟桩留二年之粮；若遇凶荒，除糇粮外，一切不支；或二年粮外有余，却先支丧葬，次及嫁娶，如更有余，方支冬衣；或所余不多，即凶吉等事众议分数均匀支给，或又不给，即先凶后吉，或凶事同时，即先尊口，后卑口，如尊卑又同，即以所亡所葬先后支给；如支上件糇粮吉凶事外，更有余羡数目，不得籴货，桩充三年以上粮储，或虑陈损，即至秋成日方得籴货，回换新米桩管。
可知范氏义庄的赡给方式，是计口逐日支米一升，每岁支衣一匹，丧葬嫁娶皆有补助，赡给对象以居于苏州的族人为主，乡里外姻亲戚如确有急需，也酌量予以济助。以每口逐日支米一升而言，即已解决了成人一日食米需要量的一半。因此，在义庄协助下的贫困族人，经济情况自必大为改善。《范文正公集》附录《褒贤祠记》卷二刘榘《范氏义庄申严规式记》载南宋范氏族人范之柔言：
先祖所创义田，今几二百年，聚族数千指，虽甚寞者赖以无离散之患。
说明了义庄所发挥的长远作用。而义庄对周恤族人，所以能够发挥临时济助所无法发挥的长远作用，实因义庄有固定的田产作永久的经济来源。
义庄虽创于北宋，但至南宋时期始成为社会上一普遍的制度。范仲淹创立义庄后，置田产以赡养族人的措施即逐渐为当时人所仿效，北宋的家族义庄，见于记载者尚少，除范氏外，仅吴奎、韩贽、向子諲及刘辉数族而已[1]；至南宋日渐普遍，见于记载者有四十族之多。兹列举南宋义庄的创始人、分布及规模如表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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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清水盛光著、宋念慈译：《中国族产制度考》，页37—39。
上列南宋义庄，除范氏义庄创于北宋外，其余都创立于南宋，分布于两浙、江东、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四川诸路，仅两淮、两广未见有义庄的记载，可以说是几遍全国；其规模则小自百余亩，大至五千亩，因各创始人经济状况的不同而有差异，而范氏义庄于嘉熙四年(1240)已拥有田产三千余亩，较范仲淹初创时扩大很多。
南宋义庄的田产来源，大多与北宋范氏义庄相同，赡给方式也多沿袭范仲淹所订立的规矩，但都有若干新的演变。以义庄的田产来源而言，范仲淹创设义庄，是以俸余购置田产，南宋义庄的设立，仍多由士大夫在仕宦之后，以俸禄之余购置田产，如阎骙、张焘、楼璹、林瑑、赵葵所创设的义庄，均是如此[1]。但也有若干义庄的创设人未曾仕宦，其购置田产的资金显非取自俸余。如《渭南文集》卷二一《东阳陈君义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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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苕溪集》卷五○《宋故永嘉郡夫人高氏墓志铭》：“(阎骙)平居不植产，族聚浸广，仰食者众，洎为治杭中，得圭圈之租，即以付族长，俾置圈乡里，次第给之。”《文忠集》卷六四《张焘神道碑》：“又追先志，斥俸余为义庄，赡宗族。”《攻媿集》卷七六《跋扬州伯父耕织图》：“伯父(楼璹)……晚而退闲，斥俸余以为义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六六《直秘阁林公(瑑)行状》：“晚食祠禄，岁取百千别储之，更五任，得田百斛，以赡贫宗。”同上书，卷九二《赵氏义学庄》：“至忠肃公(赵方)而族益蕃，忠肃公既贵，欲仿范文正公置义田以厚其宗而未果，及丞相卫公(赵葵)，世载勤劳，致位二府，慨然曰：遗言在耳，吾昔与二兄谋共成先志，不幸二兄奄忽，今非吾责乎?”
东阳进士陈君德高因吾友人吕君友德来告曰：“德高不幸早失先人，举进士又辄斥，念昔先人进德高辈于学，盖将使之事君，使之字民，以广我先人之志，今虽自力而不合于有司之绳尺，如其遂负所期望付托，生何面以奉祭祀，死何辞以见吾亲于地下。不获施于仕进，为时雨，为丰年矣，独不可退而施于宗族乎?于是欲为义庄，略用范文正公之矩度，而稍增损之，以适时变。”……陈氏，布衣也，其资产非能绝出一乡之上，而义倡于乡如此。
按陈德高举进士未第，非仕宦者。又同上卷三九《孙君(椿年)墓表》：
预特奏名，人皆谓公且遇合，乃复以不合有司意，入下第，有诏例补狱祠，君辞焉。……晚仿范文正公义庄之制，赡其族，长幼亲疏，咸有伦序，岁以为常。
按孙椿年虽补特奏名而辞官，亦非仕宦者。可知南宋义庄不仅行于仕宦家族，未仕宦者只要能力所及，也捐助田产以赡宗族。又有若干义庄田产，并非来自购置，而是来自先人的遗产。《文忠集》卷七○《郑兴裔神道碑》：
荣公将终，分以余资，公辞曰：“叔父素恤宗族，愿立义庄，赡南北眷。”至今赖之。
这是自动放弃继承遗产，以之设立义庄。又《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户婚门·立继类·命继与立继不同》：
今欲照上条帖县委官将江齐戴见在应干田地屋业浮财等物，从公检校抄劄，作三分均分，将一分命江瑞以继齐戴后，奉承祭祀，官司再为检校，置立簿历，择族长主其出入，官为稽考，候出幼日给江渊，不得干预；将一分附与诸女法，拨为义庄，以赡宗族之孤寡贫困者，仍择族长主其收支，官为考核，余一分没官。
按宋代户绝律，户绝之家若无在室、归宗或出嫁女，则以其财1／3给继子，2／3没官；若有出嫁女，则以1／3没官，其余2／3由继子和诸女均分[1]。江齐戴死后户绝，而又无女，政府处分其遗产，以1／3给继子江瑞，其余本应完全没官，但政府只没入其1／3，而以所余1／3比附与诸女法，拨为江氏一族的义庄。平民设置义庄和义庄田产来自遗产，均反映南宋义庄设置普遍的趋向，田产来源不拘限于以俸禄之余购置，而可采用多种方式。尤其是政府处分江齐戴遗产的例子，户绝田产可由政府拨为家族义庄，更足以说明义庄之设已成风俗。以义庄的赡给方式而言，南宋范氏义庄仍然沿用范仲淹初订的规矩，而其他新设的义庄也以其为模仿的对象[2]。因此，范仲淹所订的规矩，实际上可同时说明南宋一般义庄的赡给方式。但南宋也有若干义庄，其赡给对象仅限于贫困族人，与范氏义庄逐房计口赡给不同。《文忠集》卷七四《孙逢辰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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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徐道邻：《宋律佚文辑注》(收入徐道邻：《中国法制史论集》)《户绝法·命继分产》。
[2]《斐然集》卷二一《成都施氏义田记》；“遵文正公旧规。”《竹溪鬳斋十一藁续集》卷一二《莆田方氏义庄规矩序》：“于是取范公遗法，依仿而行。”《攻媿集》卷八九《陈居仁行状》：“略用范文正公义庄规矩，以给宗媚。”同类资料尚多。
尝慕范文正公置义庄，赡宗族，买田北乡，以岁入给贫者伏腊吉凶费，市药疗病，买棺送死，衣寒食饥。
《朱文公文集》卷九二《岳州史君郭公墓碣铭》：
公没，而蒙愈自力于为善，尝以田二顷为义庄，周贫族人，以为犹用公平日之意也。
《楳埜集》卷一一《刺史祝公赞》：
又为义庄，族之贫者计口给粟，衣其寒，药其疾，殓其死，皆亲视之。
《鲒埼亭集·外编》卷二一《桓溪全氏义田记》：
草创于宋征士来菽府君讳汝梅……既绝意当世，乃草创义田条约，仿诸家之例，其贫者计口计日而给之，婚嫁丧葬各有助。
以上各义庄都仅赡给贫困的族人。赡给范围的缩小，同样反映义庄设置普遍的趋向，创设义庄，不必等待大贵之后，经济基础稍优的众人，将赡给范围缩小，亦可设置。总之，南宋义庄的各种演变，均反映出其普遍的趋向，而无悖于范仲淹创设义庄的精神，在这种情形下，负担起济助贫困族人的责任者愈来愈多，受惠者自必愈来愈广，而家族制度所发挥的协调贫富作用也就愈形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