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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中的乡村生活

唐诗中的乡村生活

熊 梅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陕西西安710062)

古今农业2006年第2期


[摘要]在我国隋唐时期，村从法令上被肯定为地方行政末梢组织。唐代的乡村盛行着男耕女织、犁耕火耕的劳动习俗，农业“望天收”的局面相当明显。农人们通过唱歌、聊天的方式进行娱乐消遣，乡间开展的占卜、祭祀带有浓厚的“农本”色彩。由于畏官尚客、重情重义的大众心理特征流行，农家有着不同的待人之道。此外，唐代田家服饰取材广、实用性强，颜色多以白、绿、黑为主，具有地域特色。
[关键词]唐朝；唐诗；乡村生活

一、前言

据韩昇先生研究，中国的地方行政组织从秦汉时代的乡亭里，经过动乱年代的自立组织坞壁，又回归到国家建制单位的村，是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的一大转变。魏晋隋唐之间，社会基层组织发生了巨大变化，循着北周将地方势力纳入国家体制的方向，隋唐帝国更从法令上肯定村为地方行政末梢组织[1]。因此，研究真正意义上的乡村社会具有特殊的意义不仅仅是因为中国乡村始终是国家的重要议题，更是广大学者“目光向下”关心人民群众的“学术革命”，在历史发展中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从而切实做到“有用于世”。
正如韩昇先生所言“隋令虽已不详”，但唐代却有明确的规定“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里及村坊皆有正，以司督察。四家为邻，五家为保，保有长，以相禁约”[2]。《通典》亦曰“在田野者为村，村别置村正一人，其村满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居如(不)满十家，隶入大村，不得别置村正”[3]。加之唐代所留文献较隋丰富，一代文豪尤其是田园诗派对农情田务的描摹，都有利于勾勒出唐代乡村生活的轮廓。在此之前，齐涛先生的《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是我国最早研究乡村社会的断代史著作，考察了魏晋隋唐乡村建制的变化、乡村的生产条件、乡村的阶级结构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周桂莲先生的《盛唐田园诗及其所反映的农业文化》从农业的角度阐发了唐代乡村生活的一个侧面；山东大学的傅晓静先生对唐代乡村的民间结社问题进行过探讨[4]。即使这样，唐代乡村社会生活方面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正如姚兆余先生所言，农村社会史与大多数新学科的诞生状况相同，因其具有前沿性、交叉性、综合性等特点，其萌芽过程是艰难、缓慢的；无论是研究的广度，还是研究的深度都极其有限，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少[5]。正因如此，本文拟从唐诗入手，尝试复原唐代乡村农人的生活概貌，试图为农村社会史的发展添砖加瓦。
以安史之乱为转折，唐代的历史俨然分割为两个迥然不同的时期。贞观与开元之治呈现了一片安定繁荣的局面，尤其是盛唐时期，乡村人民的安居乐业、物质丰饶在文人的诗中都有表现。储光羲《田家杂兴八首》其八“种桑百余树，种黍三十亩。衣食即有余，时时会亲友。夏来菰米饭，秋至菊花酒。孺人喜逢迎，稚子解趋走。日暮闲园里，团团荫榆柳。酩酊乘夜归，凉风吹户牖。清浅望河汉，低昂看北斗。数瓮犹未开，明朝能饮否?”就反映出富余的农家的生活闲适美好。王维的《渭川田家》虽有些理想化，但也反映了农家乐于耕织的一些影子。同样在其《偶然作六首》其二中描写田家老翁农闲时与邻人饮酒为乐、无拘无束、安于温饱的生活，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农村和平安乐的景象。尤其是王建的《田家行》“男声欣欣女颜悦，人家不怨言语别。五月虽热麦风清，檐头索索缫车鸣。野蚕作茧人不取，叶间扑扑秋蛾生。麦收上场绢在轴，的知输得官家足”通过“野蚕作茧人不取”的表面现象以及农民“的知输得官家足”的心理活动，展现了人们温饱有望的生活状态，可知杜甫在《忆昔》中形容唐代盛世状况并非虚言，此时毫无兵灾之苦、呼号转徙之忧，和“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的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即使是盛唐时期，仍然不可避免的存在贫苦的农家，王维在《田家》中写到“旧谷行将尽，良苗未可希。老年方爱粥，卒岁且无衣”就是一个缺衣少食、难以度日的例子，然而盛唐之际与民生息，社会统一安定，封建经济高涨，乡村整体上欣欣向荣毕竟是主流。至中唐起从柳宗元《田家三首》其一中看到“蓐食徇所务，驱牛向东阡。鸡鸣村巷白，夜色归暮田”，“竭兹筋力事，持用穷岁年。尽输助徭役，聊就空自眠。子孙日已长，世世还复然”这样的民生疾苦，政治黑暗、繁重的赋役导致农家“仓廪无宿储，徭役犹未已”(韦应物《观田家》)，更甚者“织绢未成匹，缫丝未盈斤。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白居易《重赋》)，乡村出现“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聂夷中《咏田家》)的怪现象，许多农户沦落至“典桑卖地纳官租”(白居易《杜陵叟》)的地步。致使这种民不聊生局面的另一主要原因来自战争的直接破坏。杜荀鹤诗云：“家随兵尽屋空存，税额宁容减一分。衣食旋营犹可过，赋输长急不堪闻。蚕无夏织桑充寨，田废春耕犊劳军。如此数州谁会得，杀民将尽更邀勋”(《题所居村舍》)，“因供寨木无桑柘，为点乡兵绝子孙”(《乱后逢村叟》)，“古寺拆为修寨木，荒坟开作瓮城砖”(《旅泊遇郡中叛乱示同志》)……一幅幅唐代后期官军暴行图栩栩如生，从一个侧面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真可谓是乡村何事不伤魂!即使战乱平息，社会生产遭受的巨大破坏一时也难以恢复，韦应物《自巩洛舟行入黄河即事寄府县僚友》“寒树依微远天外，夕阳明灭乱流中。孤村几岁临伊岸，一雁初晴下朔风”，就反映出战后数年农村凋敝的景象。可见，唐代乡村的发展状况同国家命运的此起彼伏息息相关，但无论是哪个时期，乡村基本的生活方式仍保持着相对的稳定。

二、唐诗所见的乡村生活

(一)男耕女织、分工明确
从唐诗中可以看出乡村中的男女老幼都有明确的分工，通常而言，男子挑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女子起着辅助的作用。具体说来，男子是家庭中的主要劳动力，扮演着耕、猎、渔、樵、牧等角色，从事着较为繁重的体力劳动，表现在开畦、间柳，如王维《春园即事》“开畦分白水，问柳发红桃。”整枝、觇泉，如王维《春中田园作》“持斧伐远扬，荷锄觇泉脉。”耕锄，如韦应物《观田家》“丁壮俱在野，场圃亦就埋”；孟浩然《东陂遇雨率尔贻谢甫池》“田家春事起，丁壮就东陂”；储光羲《同王十三维偶然作十首》“野老本贫贱，冒暑锄瓜田。”引水、灌溉，如丘为《题农父庐舍》“沟塍流水处，耒耜平芜间”；祖咏《田家即事》“攀条憩林麓，引水开泉源”；催颢《结定襄郡狱效陶体》“里巷鸣春鸠，田园引流水。”打猎，如王绩《野望》“猎马带禽归”；《淇上即事田园》“猎犬随人还。”捕鱼，如杜甫《野老》“渔人网集澄潭下”。砍柴，如张籍《采樵吟》“上山采樵选枯树，深处樵多出辛苦”；储光羲《樵父词》“终年登险阻，不复忧安危。”放牧，如王绩《野望》“牧人驱犊返”；王维《田家》“柴车驾赢柠，草屩牧豪稀。”建房、补屋、饲养，如张籍《江村行》“田头刈莎结成屋”；司空徒《独坐》“编篱新带茧，补屋草和花”；储光羲《田家即事》“迎晨起饭牛，双驾耕东甾”……
唐代乡村“妇姑采桑不向田。”(张籍《江村行》)但并非闲却在家，多从事后勤工作，诸如炊事、送食，如王建《田家留客》“新妇厨中炊欲熟”；王维《积雨辋川庄作》“蒸藜炊黎饷东茁。”采桑养蚕，如王建《雨过山村》“妇姑相唤浴蚕去，闲着中庭栀子花。”织布缝衣，如储光羲《田家即事》“高机犹织卧蚕子，下坂饥逢饷饭妻”，王维《丁寓田家有赠》“农夫行饷田，闺妇起缝素”；白居易《春村》“农夫舂旧谷，蚕妇捣新衣。”浣洗、负水，如王维《山居秋暝》“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白石滩》“家住水东西，浣纱月明下”贯休《春晚书山家屋壁》之一“蚕娘洗茧前溪绿，牧童吹笛和衣浴”；刘禹锡《竹枝词九首》其九“银川金钗来负水。”采莲采菱，如皇甫松《采莲子》“小姑贪戏采莲迟”；李白《秋蒲歌十七首》其十六“郎听采菱女，一道夜歌归”；此外还要舂米、照看小孩等，如李白《宿五松山荀妪家》“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王建《田家留客》“丁宁回语屋中妻，有客勿令儿夜啼……”
至于孩童则多见于采莲、采集、放牧等轻便戏耍之事，如刘安平《采莲曲》“采莲从小惯，十五即乘潮”；张籍《野老歌》“呼儿登山收橡实”；司空曙《田家》“呼儿催放犊”；王维《宿郑州》“村童雨中牧”，储光羲和李涉的《牧童词》中更有细致的描写。
唐代乡村男女老幼虽各司其职，但“农月无闲人，倾家事南亩”(王维《新晴野望》)，连妇人也要随农夫一道插秧(刘禹锡《插田歌》)，若是到了收割季节，更是全家总动员，“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白居易《观刈麦》)。
唐代这种男耕女织、分工明确的劳动模式是我国千百年来长期养成的习俗，但在特殊地区、特殊时间，又有不同的情况。杜甫在《负薪行》中写道“土风坐男使女立，男当门户女出入”，“十有八九负薪妇，卖薪得钱应供给”，“筋力登危集市门，死生射利登盐井”，说的是夔州的乡土风俗重男轻女，男尊女卑，女子无论已婚未婚，都不能当家作主，不仅要担负家务劳动，而且要砍柴卖钱，交纳租税，还要冒险去为贩卖私盐的商人背盐，多挣些钱补贴家用，当家的男人却坐着享受，游手好闲。唐代夔州地区的这种特殊土风显然不是标准的劳动模式。另外，在唐代的非常时期，男耕女织、分工明确的劳动模式也被打破。连年频繁的征兵，服役时间长、士兵大量死亡，致使唐代后期乡村非常缺乏轻壮劳力，妇女不得不下地干活，包揽全家劳务。“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杜甫《兵车行》)，常态下和谐的劳动模式失衡后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二)犁耕火耕、靠天吃饭
唐代的北方平原地区已经普遍推广了畜力犁耕的技术，农民早已使用牲畜拉犁耕地，此外还推广了耦耕，二牛挽犁、二人或一人扶辕的犁地方式[6]，如王维在《田家乐七首》之二中提到：“讵胜耦耕南亩，何如高卧东窗”。在江南地区，据陆龟蒙《耒耜经》记载使用的农具除了犁外，还有耙、砺、碌碡等，用于碎土松土，除去杂草，平整地面，使耕作更为精细；江东犁已有犁壁装置，耕地时能够自由碎土、松土和起垅作亩。另外，直辕已改为曲辕，更便于转弯和操纵；犁上添置了犁评，可以调节犁铧入土的深浅。另一方面，在广大的西南、两湖、岭南地区却盛行着刀耕火种的劳动习俗。刘禹锡在《竹枝词九首》其九就曾提到“长刀短笠去烧畲”，烧畲指的就是火耕，是一种焚烧草木以灰作肥料再趁热掘坑下种的耕作方法。岑参在其《与鲜于庶子自梓州成都少尹自褒城同行至利州道中作》写到“水种新插秧，山田正烧畲”，王维在《燕子龛禅师》中也道“种田烧白云，斫漆响丹壑”，温庭筠在《烧歌》中记述了刀耕火种的情形：“起来望南山，山火烧山田。微红夕如灭，短焰复相连。差差向岩石，冉冉凌青壁。低随回风尽，远照檐茅赤。邻翁能楚言，倚插欲潸然。自言楚越俗，烧畲为早田”。对此问题，陈国生先生曾有过进一步的研究[7]。
在唐代，无论是较为原始的刀耕火种还是精耕细作的犁耕，农民靠天吃饭的局面是显而易见的，主要体现在盼晴、喜雨两个方面。雍裕之《农家望晴》“尝闻秦地西风雨，为问西风早晚回?白发老农如鹤立，麦场高处望云开”就反映了鹤立于麦场高处的白发老农焦灼的心情。收麦打场时最须天晴，西风吹来满天云彩确是令人心忧，因而在顾况《过山农家》中则有“板桥人渡泉声，茅檐日午鸡鸣。莫嗔焙茶烟暗，却喜晒谷天晴。”不仅如此，乡村副业也受到天气的影响，表现在王建的《簇蚕词》中“但得青天不下雨，上无苍蝇下无鼠。”蚕上簇时天气晴和乃是蚕家的大幸，倘使逢雨，则不利于“茧稠”。然而，从耕种角度来说，雨对于农民而言往往又“贵如油”，韦应物《观田家》“饥劬不自苦，膏泽且为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