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人家 2008-2-18 01:06
转型期的唐宋都城：城市经济社会空间之拓展
转型期的唐宋都城：城市经济社会空间之拓展
宁欣
在以城市为中心、以城市发展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社会，城市的变化昭示了社会深刻而全面的变化。城市作为社会的载体，至少应该包括三个空间概念：一是地域空间，诸如城市区划，城市布局，城市建筑等；二是社会与政治空间，诸如居民结构，社会结构，社会流动，城市管理制度等；三是精神空间，诸如城市文化，城市社会心理，城市观念等。可以说，我们关注的城市空间应该具有多重性和多维性。城市所发生的变化是唐宋社会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城市变革过程中，都城的变化是最引人注目的。认识和把握唐宋都城变革至少应从五个层面思考：第一个层面属于有形变化；第二个层面是都城张力及弹性变化，这个层面的变化已突破了有形的桎梏；第三个层面则属于无形变化，如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第四个层面是城市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变化，第五个层面(已超越时代)是城市观念的变化，属于后现代城市认识模式。由于中国古代统一王朝的都城所在，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的变化往往具有全国性的示范意义，但宥于体制等诸多因素往往又滞后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发展。本文探讨的城市经济社会空间的变化，主要关注前三个层面的变化。
一、都城的有形变化：空间形态和空间布局
所谓都城的有形变化是指都城空间形态和空间布局的变化。都城空间形态的变化，突出表现为城市规模扩大，但这里所说的扩大不仅仅是以城墙为界限平面空间的扩大，也包括立体空间的开拓[1]。下面就以唐都城长安和洛阳、北宋都城开封、南宋都城临安为例来探讨。
1、唐都长安
唐朝都城长安是在隋朝大兴城的基础上又陆续完善和扩建的。
唐长安为三重城，内城二重，包括北部的宫城和南部的皇城，外郭城为一重。外城城周为36·7公里，面积约84平方公里[2]。内城位于郭城北部正中，宫城中心是皇帝起居和理政之所，两侧东为太子居所——东宫，西为后宫之所——掖庭，又称“大内”。高宗武则天时期，政治中心逐渐转移到外郭城东北处原为皇帝“清暑“之所的大明宫。皇城是中央各官署办公之所，中央官署独立区划、与民居分离，始自隋文帝修建大兴城，凡三省六部、九寺五监、秘书省、御史台、十六卫官署集中于此[3]。外郭城由街、坊和街几大部分组成，朱雀大街为中轴街，左右两侧分别称东街和西街，十一条东西向大街和十四条南北向大街将外郭城分割为114坊[4]。东西两市，位于街东和街西中间偏北，各占两坊，是长安繁华区的两大中心区域。三重城都是相对独立和封闭的格局，居民的社会活动空间则主要是在坊市里进行，商业活动、文化娱乐活动、社会交往活动的空间和时间都受到封闭式格局的限制。在三重城区中，变化最显著的是坊市区，唐宋城变化的关键即指坊市制度逐渐被突破。昭宗天祐元年(公元904年)在朱温胁迫下迁都洛阳，毁撤长安宫室、百司府廨、民间居室，又给了本已残破不堪的长安致命一击，“自此遂丘墟矣”[5]。其后，京兆尹韩建对残破的长安城进行了重新规划和改建[6]，所建新城由原来的三重城变为以原宫城和皇城为基础的内外二重城，总面积只相当于原来的十六分之一，内外城与原外郭城万年、长安两县城又形成子母城的关系，以加强防御。南北中轴线格局也因朱雀门的封闭有所变化，贯通景风门(东)和顺义门(西)大街东西中轴线的作用加强。整体内缩的格局，与唐末五代北宋政治中心逐渐东移、长安从中心轴心(长安—洛阳)的西端逐渐边缘化的趋势相适应。而往日熙熙攘攘、喧嚣繁盛的外郭城降格为拱卫内外城的外围区域。
2、唐东都洛阳
唐代实行两都制[7]，洛阳为东都，其政治地位仅次于长安，甚至在某个时间段，曾取代长安的政治中心地位[8]。洛阳城，周长28公里，面积47平方公里[9]。洛阳城市建制与长安同，分为内外城，内城包括宫城和皇城，只是位置不是在全城的正北，而是西北部[10]。外郭城因洛水横贯而自然分成南北两区，郭城内纵横各１０街，计１１２坊(原为１０３坊，后增[11])，各坊面积均小于长安各坊，坊制同于长安。郭内设三市，分别为北市、南市和西市。北市，位于北郭中心，占一坊之地；南市，位于南郭中心，占两坊之地；西市，位于西郭的西南角，占一坊之地。三市分别临近漕渠、运渠和通化渠。内城与坊市区的比例大体同于长安[12]。
洛阳城虽然仍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度，但因水陆交通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封闭式的格局，与长安相比，居民活动空间、交往空间和交易空间都更具开放性，再加上大部分时间皇帝和中央机构都在长安，洛阳城内官民商的社会氛围更宽松，受到的约束明显小于长安，自由度明显大于长安。史载：“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邸”[13]。别墅、园林的兴建之风，一直延续到北宋。相对开放的城市布局与游离于政治中心边缘化的地位造就了洛阳与长安不同的城市社会氛围。
唐宋时期政治中心逐渐东移的过程中，洛阳由原来唐长安——洛阳轴心格局的东端，经过连续震荡和多次摇摆，逐渐成为唐末五代宋初的洛阳——开封轴心格局的西端。
3、北宋都城开封
五代时期，政治中心已经东移。作为后周都城的汴州，原有的城市规模、坊市结构已不能适应都城发展的需要，最高统治者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周世宗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四月诏：“东京华夷辐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而都城因旧，制度未恢。诸卫军营，或多窄狭，百司公署，无处兴修，加以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络绎无穷，僦赁之资，增添不定，贫乏之户，供办实多。④”改造和扩建都城，已迫在眉睫。
后周世宗对汴州城的改造，重点在扩建。扩建后的汴州为三重城，第一重是以原唐宣武军节度使治所为皇城；第二重是原唐汴州州城，周围约20里有余，即里城，；第三重是新建的外城，或称新城、罗城，周围48里有余，比原州城扩大了四倍，这一平面空间的扩延举措，对汴州城市发展的重要性，专家学者多有论述⑤。
在后周汴州城扩建的基础上，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又经过几次扩建，仍然维持三重城的格局，即宫城、里城和外城。宫城，原为唐宣武军节度使治所；里城，原为唐汴州城，又名阙城；外城，又名新城、罗城，是后周周世宗显德三年(公元956年)发丁夫十万兴筑而成，比里城扩大了四倍，宋神宗时又加扩建。
开封城市空间布局和形态与唐长安和洛阳已有所不同：
一是城市布局重心的变化：由中轴北靠转变为中心与重心合一。虽然还实行三重城布局，但依次由内而外，宫城位于外郭城的中心稍偏北。
二是城市活动平面空间的扩展：逾越过外城界限，城关区、城郊等城市边缘地区成为城内外居民和外来客、商的重要活动场所，这些区域为城市社会需求服务的特征极为明显。
三是原封闭式的坊市结构被彻底突破：城市行政管理体系已由坊市制转变为厢坊制[14]，厢坊包括城内和外郭城外周边地区。城市内部布局发展为街市、桥市的坊市混合型，坊市不再以墙做为界限。
四是立体空间的发展：商用、民居限制起楼的禁令废弛，使得居住和商用在有限的平面空间内可得到更有效的利用，立体空间的拓展呈现上升的势头[15] 。
五是混合性区域的形成：除宫城相对封闭，里城和外城虽然有新旧之分，但官署、民宅和商业店铺，已不像唐长安洛阳有严格的区域，往往混杂。外城扩建时只是预先规划出道路、街巷、官署、军营、仓库等，立标识，其他空地任百姓营造[16]。城市营建规划更具有前瞻性，如考虑到防泥泞、防火等。
4、南宋行在临安
赵宋南渡，驻跸临安城，称行在。扩建后的临安城周长70里左右，外城形态由于城市发展和地形限制的矛盾，于是在不断扩展过程中呈现不规则的腰鼓形，有龙飞凤舞之称[17] 。
临安仍分内外城，内城位于全城南部靠东，是大内所在，但外城除御街南段两侧集中了一些中央官署，其他很多官署包括如景灵宫(原庙)等都在外城与民居、商铺混杂。各城关区形成与城内连为一体的大型批发市场和运输、批发、零售一条龙经销网络。临安城内外见于记载的有二十多种行、市、团，属批发市场性质，分布在28处，有14处在城关(大多在城门外)一带。外城城关已经成为大宗日用商品集散地或称批发中心，也是人口流动频率最高、流动人口数量多的地区。当时即有民谚用“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来形容各外城城关因地理位置不同而形成的市场经营特色。与长安、洛阳和开封不同的是，临安城外的西湖沿岸形成集居住、商业、娱乐为一体的多功能区，虽然位置在城外，实际上也属于城区的重要部分。以都城为中心周边的十五个赤镇，在一定意义上形成大临安的地域范畴。因此，城市平面空间已经突破了城墙的界限，城市外城空间的利用率已经突破了平面布局的局限。但城墙还是长期存在，对城市形态的固定作用是持久的，城墙的长期存在，表明城乡界限的存在，以及战争威胁的存在。
通过以上对长安、洛阳、开封和临安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唐宋时期(包括五代)，都城的有形变化是明显的，变化有这样三个趋势：
1、都城及其周边区域构成首都圈，突破了城墙的桎梏，逐渐形成大都城的平面布局，使得我们在讨论时，必须扩大视野的平面范围。
2、三重城格局在配置上由以中央大街(朱雀街)为轴心线重心北靠型变为——重心以中心圈为核心四方扩散型，有利于城市功能相应向复合型、经济文化多中心的趋势发展。
3、内城与外城的功能分区逐渐模糊。这里主要指在坊市制向厢坊制转换的过程中，除宫城仍旧采用封闭形态的宫殿群组，官署、民居、商铺(店)的分区逐渐模糊，形成混合区。
[1] 关于都城平面空间的拓展，可参见宁欣：《由唐入宋城关区的经济功能及其变迁 ——兼论都市流动人口》（《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关于都城立体空间的拓展可参见宁欣作：《由唐入宋都城立体空间扩展-——由周景起楼引起的话题并兼论都市流动人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据史载，宋太祖修城考虑到防御需要，城墙有曲折，形似“卧牛”，被称为“卧牛城”，后重修时取直。
[2] 参见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叶骁军：《中国都城历史图录》第二集所收《唐长安城平面实测图》，兰州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3] 也有个别官署和接待处设在外城，如国子监在外郭城务本坊；鸿胪寺下属礼会院在长兴坊等。
[4] 皇城内8坊以及街东又析分出两坊不在内。
[5] 《资治通鉴》卷二六四“唐昭宗天佑元年”，中华书局，1956年，第8626页。
[6] 参见吴宏歧：《论唐末五代长安城的形制和布局特点》，《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2期，145-159页。
[7] 这里指中央区域。此外还有次一级都制，如三都（太原为北都）、五都制。
[8] 如高宗、武则天，主要在洛阳理政；唐末朱温逼迫昭宗迁都洛阳。
[9] 同上。
[10] 关于洛阳内外城布局，请参见李孝聪：《唐代城市的形态与地域结构——以坊市制的演变为线索》，载《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258-259页。
[11] 见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三秦出版社，1993年，第158页。
[12]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洛阳队所绘：《唐洛阳东都坊临复原示意图》，载《考古》１９７８年第６期。
[13] （宋）李格非：《洛阳名园记》，《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1508册，第18页。
④ 《五代会要》卷二六《城郭》，《丛书集成初编》，第0832册第320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
⑤ 参见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下编：二 唐宋之际都城制度的重大变化，251-252页；吴涛：《北宋东京城的营建与布局》，《郑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中华书局，1982年；叶骁军：《中国都城历史图录》第三集，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年。
[14] 参见陈振：《宋史》第三章第二节“城乡分治和城乡新户籍制度的产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2页。
[15] 宁欣：《由唐入宋都城立体空间的扩展——由周景起楼所引起的话题兼论都市流动人口》。
[16] 《五代会要》卷二六《城郭》，《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0832册。
[17] 据同济大学城市规划教研室编：《中国城市建设史》“南宋临安城复原想象图”，中国建工出版社，1982年版。参见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叶骁军：《中国都城历史图录》第三集。
二、都城张力与弹性的变化：突破与制约共存
城市的张力和弹性是城市承载力的关键。
城市的有形空间是城市张力和弹性伸张的载体，但城市的张力和弹性又不仅仅是由城市本身的有形空间决定的。城市张力弹性可以通过有形的变化体现出来，也会因为有形的变化而伸张。但张力和弹性的增强属于无形的，只是以有形物化表现出来。唐宋都城张力和弹性变化，表现为：一是城市内部空间布局的变化，使城市的吸纳力、弹性增强。城市发展的弹性增强主要表现在城区单位面积有效利用率提高。二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市场辐射力增强，以城市为枢纽的城乡人与物的交流频率加快，数量增加，波及区域更广，使城市发展更富有弹性。
城市规模扩大的突出表现是城市人口的增加。唐长安城居民(包括皇室、贵族、官僚、驻军、宫女、宦官、仆隶、工匠、商人、普通居民、僧尼道冠、外来人口等)已达百万[1]，主要居住区和活动场所在外郭城的坊市区。北宋东京内外城城周及城内面积虽然比唐长安小，但空间的利用率及单位空间所产生的效益和辐射力却超过唐长安。北宋东京内外城面积大致相当于唐长安的四分之一，但以开封府为中心的城内外居民，最低估计为100万，最高估计竟达500万[2]。南宋以临安城为中心的城市内外人口，最低估计为76万，最高估计已达700余万[3]，人口密度达到传统大都市的极限。人口数量的增加，与城市商业空间扩大有很大关系，可以从一些有形的变化中表现出来。如：商业区从有限的市区扩大到街市桥市，从而使商业空间在整个城区所占的比例大大增加，宽阔的街道，被摊商和店铺占据了很多，原来的沿街住宅，改成了店铺。也有介于有形和无形之间的变化，如：对坊市制度不仅是空间的突破，时间上的突破也是重要的表现，不再禁止夜市，有的夜市一直到凌晨仍热闹非凡。史载，北宋东京四条御街上的马行街，蚊子小咬最少，因为夜市最盛，而蚊子小咬怕油烟。时间的延伸，也同样提高了城市空间的利用率。
在都城行政管理体制方面，隋唐的坊市制转换为北宋的厢坊制，再变为南宋的隅坊(巷)制[4]，也可以看作是都城本身在发展过程中的调整，以更加开放的管理模式适应城区的吸纳力逐渐增大趋势的重要措施。但传统大城市的张力或承载力在唐宋城市变革过程中已达到极限，因为传统大城市的扩张不象近代社会大都市有近代工业的支撑，也就是说供需双方没有突破传统的结构，大都市带的构成主要是围绕城市供应日常所需物品(粮食、蔬菜、水产、肉类、茶叶等食用品；日用手工业原料及产品、中高档奢侈品、药材等日用品)形成的商品集散市场(批发市场，水陆码头等)、外来流动人口集中居地、蔬菜等短线食品生产地。南宋临安城周边形成十五个赤镇，类似于环绕都城的卫星城镇。
传统城市本身空间扩展有局限性，城市的边缘化和城市带的规模也是有限的，只是城乡间的过渡区范围扩大了。传统城市商业的繁荣对整个社会经济的根本转型并没有提供有力的支持[5]。传统城市的张力和弹性的扩张受到社会经济结构的制约，正是唐宋时代无法突破的局限。
[1] 最高估计已达一百八十万，最低估计约为40万，但普遍接受的是一百万左右。最高估测数达180万，见严耕望：《唐代长安人口数量估测》，《第二届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最低是40万，见郑显文：《唐代长安城人口百万说质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２期。我的估测见：《唐代长安流动人口中的举选人群体》，《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
[2] 关于北宋东京人口数量的讨论及估计，请参见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第三卷吴松弟：《辽金宋元时期》第十三章《城市人口》第一节《北宋东京人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吴松弟先生认为“北宋东京最盛时有13. 7万户、150万人左右”（第574页），或再稍多一点。
[3] 同上书，第二节《南宋临安人口》。吴松弟先生认为“咸淳年间临安城内外约有一百二三十万人。其中，城内八九十万人，城外四五十万人”（第583页）。
[4] 见陈振：《宋史》第三章第二节“城乡分治和城乡新户籍制度的产生”和第十五章第一节“精简机构 城市制度的变化”。
[5] 宋代都城驻军数量大为增加（北宋2都城驻军数十万），在研究都城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时要注意。南宋临安很多瓦子在城外，在军营附近。说明驻军营地也是各类人口聚集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