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完整版本: 《西北民族贸易研究》（05）第二章第二节

《西北民族贸易研究》（05）第二章第二节

《西北民族贸易研究》（05）第二章第二节



作者：魏明孔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4-2-24 1:36:12发布)　　




第二节 隋唐五代西北地区国营畜牧业的兴盛及发展变化

随着南北的统一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到了隋唐时期，西北地区的畜牧业经济在整个国家经济中的地位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同时期政府马政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在唐代前期社会比较安定、民族比较和睦的情况下，军事需求缓解，为了满足农业生产、商业、交通运输业发展的需要而设置的国营畜牧业，是当时国家的要政之一。隋代后期和唐代安史之乱以后，国内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军事又成为国家的第一要务，甚至将全国纳入战时经济的轨道，因军事形势的需要而发展官营畜牧业显得分外凸现，尽管在这种情况下官营畜牧业的效益并不理想。隋唐五代时期西北地区国营畜牧业的这种变化，与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和军事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

一、战时经济形势下的隋代西北畜牧业经济

隋代建立伊始，鉴于突厥、吐谷浑等少数民族的军事压力，为了加强军事力量，在北方地区设置了大型国营牧场，发展畜牧业经济。但是，从整体上看，隋代建立后“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1] ，这样的社会环境为在西北地区发展畜牧业经济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相比较，隋代国营畜牧业场地更大，管理更加完善。即使如此，隋文帝时由于与北方少数民族及高丽的军事冲突日渐突出，再加上南渡平陈及其后来平定江南内乱，对战马的需求量在不断扩大。炀帝时不断出兵高丽，后来又多次爆发具有规模的农民起义，内外交困的隋炀帝进一步加大百姓的力役和兵役，“扫地为兵”[2] 成了当时社会的独特现象，国营牧场担负着武装庞大军队的重要任务，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由于隋代战事频繁，尤其隋炀帝时，全国基本处于一种战时经济状态，从而使国营畜牧业经济随着战争畸形发展，西北河西地区的畜牧业首当其冲。

隋代国营畜牧业的主管机构是太仆寺。“太仆寺统骅骝、乘黄、龙厩、车府，典牧牛羊等署”。隋炀帝时还进行了改组，主要内容是将骅骝署并入殿内省尚乘局、改龙厩为典厩署等。[3] 隋代国营牧场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隋书》卷28《百官志》下如此记载：

陇右牧，置总监、副监、丞，以统诸牧。其骅骝牧及二十四军马牧，每牧置仪同及尉、大都督、帅都督等员。驴骡牧，置帅都督及尉，原州羊牧，置大都督并尉，原州驼牛牧，置尉。又有皮毛监、副监及丞、录事。又盐州牧监，置监及副监，置丞，统诸羊牧，牧置尉。苑川十二马牧，每牧置大都督及尉各一人，帅都督各二人。沙苑羊牧，置尉二人。沙苑羊牧，置尉二人。

西北地区的官营牧场的生产各有侧重点。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曾于西北凤翔普润“置马牧，又置普润屯。后废屯置县”。[4] 普润县的设置始于马牧，说明隋代这里的官营畜牧业相当发达。另如大业元年（605年）在汝州梁县（今河南临汝）西“周迴一百里”的广成泽“置马牧于此”的记载，[5] 说明中原内地设置国营牧场已经比较普遍。尽管如此，从整体上看，中原只是作为西北地区官营畜牧业的一种补充。我们从这里不难看出，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是官营畜牧业大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与炀帝企图扩大内外战功的意图有关。

由上可知，隋代除了在中央政府设置比较健全的马政管理机构外，还在国营牧地集中的西北地区设置主管国营牧业的机构，将国营牧业置于中央政府的严格控制之下，以适应战时经济形势下对马匹的需求。

隋代西北地区国营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如开皇二年（582年）突厥曾对西北地区进行了军事扫荡，以致这里出现了“六畜咸尽”[6] 的凄惨景象，使隋代国营畜牧业经济在立国之初就大受挫折。然而西北地区有着比较悠久的畜牧业传统与良好的天然牧场，加上最高决策层的高度重视，行政效率比较高，西北国营牧场的恢复还是比较快的。西北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是内地联系周边民族和西域的枢纽，是民族交往与融合的重要场所，同时这里还有引进优良牲畜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如大宛、乌孙、波斯、突厥等地的畜牧优良品种，在河西引进后与当地土著牲畜进行配种以提高质量，然后再将优良牲畜向全国各地进一步推广。隋代最负盛名的良种马之一——“青海骢”，就是波斯马与吐谷浑马的杂交良种；河西及湟水流域因接近产地而成为青海骢的重要生产基地。[7] 隋代国营牧地除了主要服务于军事外，也有为农业生产提供了生产工具的例子。如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二月，“以官牛五千头分赐贫人”。[8] 这种做法对于生产是非常有益的，遗憾的是这样的例子并不常见。

为了满足武装军队对大量马匹的需求，隋文帝曾经多次派人检覆国营牧场，其主要目的是获取数量巨多的战马。文帝曾命驾部侍郎辛公义检查各地国营马牧，从而获得10余万匹马。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深得急功近利的文帝的赞赏：“惟我公义奉国罄心”。[9] 不仅如此，文帝还派遣亲卫大都督屈突通，前“往陇西检覆群牧，得隐藏马二万余匹”。[10] 文帝时大肆检括国营牧场马匹的做法，说明当时对战马需求数量之大，同时这种作法违背了畜牧繁殖的自然规律，不利于畜牧业经济的正常发展，其后遗症在当时就已初步显示端倪，至隋炀帝时更加暴露无遗。

隋炀帝时吏治黑暗，战事不止，马政废弛，特别是“扫地为兵”[11] 后，对战马的征发已经到了杀鸡取卵的程度，国营牧业已经被破坏殆尽。在这种情况下，炀帝便将征发战马的目标直接对准了民间。

炀帝为了发动攻打高丽的战争，曾“课天下富室，益市武马，匹值十余万。富强坐是冻馁者，十家而九”。[12] 大业六年（610年），在进行军事进攻高丽准备的同时，据有关部门上奏，“兵马已多损耗”，国营牧场难能提供足够的战马，于是“诏又课天下富人，量其赀产出钱市马填元数，限令取足”。在这种苛政之下，“马匹至十万”。大业九年（613年）“诏又课关中富人，计其赀产出驴往伊吾、河源、且末运粮，多者至数百头，每头价至万余”。由于隋炀帝的苛政使百姓及地主均不堪忍受，“盗贼四起”。农民起义使“道路隔绝”，本来已萎缩的“陇右牧马，尽为奴贼所掠”，隋王朝的军事危机进一步加重。在这种恶劣形势下，炀帝“又命郡县置督捕以讨贼，益遣募人征辽。马少，不充八驮，而许为六驮；又不足，听半以驴充”。[13] 战马锐减，以驴充数，形成恶性循环，其战斗力之弱可想而知。这也反映出西北地区畜牧业经济衰落的景况。

应该承认，隋代前期是国营畜牧业发展较快的时期之一，但由于文帝大量检括马匹，使国营畜牧业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炀帝时随着进一步地扩军备战，马政废弛，不但使国营畜牧业难能生存，就连民间畜牧业也被强行征集用来服务于战争，官私畜牧业遭受了灭顶之灾，均到了崩溃的地步。

在论述隋代畜牧业时，我们不得不特别关注一下河西地区，众所周知，河西地区自古以来是多民族集聚地方，同时也是畜牧业经济比较活跃的地区；隋代马政的发展，我们能够从河西地区窥视一斑。

河西地区是发展畜牧业的天然场所，这里的畜牧业经济素称发达。至迟自秦汉始，这里就已经被开拓为全国的畜牧业基地，当时就有“凉州之畜为天下饶”的说法，而其中的自然条件是不可忽略的基本条件之一，据称这里“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14] 。十六国时，在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的洛阳地区，盛传在河西立国的前凉畜牧业非常发达，流传“凉州大马，横行天下”的盛誉。[15]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为了充分发挥河西地区的优势，通过对历史资料的分析和实地考察，毅然在河西地区大力发展畜牧业，不久便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马匹存栏数为200余万匹，骆驼存栏数100余万峰，至于牛、羊等则无法准确统计。不仅如此，北魏还以河西地区为基地，不断向南和东扩展畜牧业场所。[16] 隋代结束了魏晋南北朝长期战乱纷争的局面后，在历史的基础上继续在河西地区发展畜牧业，使当时的河西成为战马的主要供给地之一。当时隋代最大的压力是雄踞于西北的突厥与吐谷浑游牧民族，中央政府对于马匹的的征发一日不可缓。因此，隋代对于河西地区的畜牧业经营，不仅适应了这里经济开发的客观需要，而且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隋代畜牧业虽然受到河西屯垦过度的制约，但仍然是河西地区畜牧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其盛衰消长对河西地区的生产结构、生态环境、民族关系和居民生活等均有直接的影响，是隋代开发河西乃至西北社会经济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西北畜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

隋代除了在中央政府设置比较健全的主管马政的机构外，还在官营牧场比较集中的西北地区设置主管当地官营畜牧业的机构，使官营畜牧业严格控制在政府手中，以适应战时或准战时经济的需要。就河西地区的畜牧业来讲，其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是开皇二年（582年），突厥曾经大规模发动了对包括河西武威等地在内的广大地区的侵扰，以致出现了“六畜咸尽”[17] 的严重后果，使隋代河西地区的畜牧业经济一开始就颇受挫折。二是隋初政府没有充分认识到河西地区地广人稀、宜农宜牧的特色，而是片面地强调屯垦。如此的结果是，使本地保证农业生产稳定、高产的生态屏障――森林、草地惨遭破坏，农业生产也受到挫折，影响了河西地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正常发挥。史称：

高祖（隋文帝）以陇右频被寇掠，甚患之。彼（指吐谷浑）俗不设村坞，敕（贺娄）子干勒民为堡，营田积谷，以备不虞。子干上书曰：“比者凶寇侵扰，荡灭之期，匪朝伊夕。伏愿圣虑，勿以为怀。今臣在此，观机而作，不得准诏行事。且陇西、河右，土旷民稀，边境未宁，不可广为田种。比见屯田之所，获少费多。虚役人功，卒逢践暴。屯田疏远者，请皆废省。但陇右之民以畜牧为事，若更屯聚，弥不获安。只可严谨斥候，岂容集人聚畜。请要路之所，加其防守。但使镇戍连接，烽候相望，民虽散居，必谓无虑”。高祖从之。俄而虏寇岷、洮二州，子干勒兵赴之，贼闻而遁去。[18]

由上述材料可以看出，隋初河西等地只注重屯垦而忽略了畜牧业，这不仅严重影响了河西地区的畜牧业经济，而且也制约了农业经济本身的进一步发展，使屯垦出现了“获少费多”，即高投入低产出的不利局面。实际上，河西地区畜牧业的萧条，反过来成为农业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贺娄子干通过深入实地调查研究后，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片面屯垦的消极影响，强调在这里发展畜牧业经济的重要性。贺娄子干的建议被隋文帝所接受，并制定出将陇右地区开辟为全国畜牧业基地的决策。这一方面说明了隋文帝善于纳谏，根据信息反馈及时调整重大经济决策，更为重要的是，贺娄子干的意见准确地体现了隋代中央政府恢复和发展河西等地社会经济的意图，作为最高决策者的隋文帝，不得不收回成命，对河西经济的发展重新进行重大调整。

由于贺娄子干的建议与河西地区在内的陇右地区的历史传统、自然环境、民族成分以及社会现实等条件相吻合，再加上最高决策者及时调整经济开发对策，河西地区因此而得到了进一步开发。经过调整与开发，河西地区不仅其居民以“勤于嫁穑，多畜牧”而著称于世[19] ，也充分反映了隋代河西地区农业经济和畜牧业经济同时并重这样的事实。包括河西在内的广袤陇右地区是一个宜农、宜牧、宜林的综合经济区，如果善为利用，是会相得益彰的，农牧经济都会得到发展；若只是片面地强调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最终只能使其两个方面均受到致命的影响，出现惨痛的历史悲剧。隋代畜牧业经济的发展，也与当时对农业的重视分不开。因为农业的发展为畜牧业的繁荣提供了必要的粮食、饲料及水利设施等，而畜牧业的发展又反过来为农业生产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施肥条件和生产工具等等。可见，同历史上任何时期一样，隋代河西地区的农业和畜牧业是互为条件的，如果将二者同时并重，将各自置于一个适当的位置，会形成良性循环；若重此轻彼，便会相互制约，两方面均得不到比较大的发展。

与此同时，随着河西地区畜牧业经济的长足发展，这里的畜牧加工业也有了相应进展，其中尤其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所作出的贡献最为突出。如以“畜牧为事”的突厥，其风俗习惯是“随逐水草迁徙”，“穹庐毡帐”、“食肉饮酪”、“身衣裘褐”。[20] 畜牧加工业已经涉及到突厥民族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西北地区其他游牧民族的情况当与此差不多。由此可见，河西地区的物质资源在隋代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掘和利用。如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在张掖地区亲自主持大型国际交易会时，曾经令诸国、各族首领及使节等佩戴类似高级毡的毛纺织品――金罽[21] ，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隋代河西地区畜牧加工业的发达，尤其以毛纺织品做工考究及普及而称誉内外。河西地区地域辽阔，人口稀少，少数民族所占比例比较大，牧场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即使在隋代初年屯垦过度，也远远没有使这里的畜牧业倒退至毁灭性的地步。这里气候湿润，降雨量适中，土地肥沃，日照时间长，是一个含有茂密森林、广阔而丰美的天然草原、发达农业的综合型生产区域。农业、林业和畜牧业三者互为条件，相互依存。直至明代，这里依然是一个宜农宜牧，森林茂密的地区，至于原生天然植被和次生天然植被不断遭樵伐、过度放牧、毁于兵燹等天灾人祸，则是明清以后的事，其惨遭毁坏速度之快，确实触目惊心。历史的教训值得今日认真汲取。

河西地区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要冲，是内地联系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和西域诸地的枢纽，是边境民族贸易的重要场所之一，因此这里还有引进优良畜牧品种的有利条件。像大宛、乌孙、波斯、突厥、吐谷浑等地的优良品种，往往被河西首先引进，以提高本地畜种的质量。再如隋代最负盛名的马种――青海骢，就是由波斯马与吐谷浑马杂交的良种，河西就因接近产地而成为便于引进这种马的近水楼台。[22] 河西的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隋代将这里视为引进马种、改良马种的重要基地之一。所有这些，均是隋代在河西地区发展畜牧业的优势。

隋代马政完备，这是河西地区畜牧业发展的有利条件；中央最高决策层与地方官吏对河西畜牧业的高度重视，是发展这里畜牧业的保证。至于前面所说的如贺娄子干那样作为地方官吏的优秀代表，对河西经济开发重点的综合考察，建立在历史传统和社会现实的基础之上，这也是我们今天所应认真总结的历史经验。

当然，隋代河西地区畜牧业也曾经备受周折，这是因为在一定时期内河西是隋代对付突厥和吐谷浑的重要战区之一，所以使这里的经济往往带有明显战时或准战时经济的色彩，其发展每每受吏治尤其军事形势变化的影响。前面已经提到，早在隋文帝开皇（581～600年）时期，文帝就曾经派遣驾部侍郎辛公义检查诸官营牧场，最后获得的马匹多达10余万。由此可以断定，作为隋代畜牧业重要基地的河西，在当时一定是在劫难逃。隋炀帝时吏治黑暗，战事不止，马政废弛，而对战马的征发到了杀鸡取卵的地步，这严重影响了河西地区畜牧业经济的健康发展。隋炀帝为了发动攻打高丽的战争，曾下令“课天下富室，益市武马，匹值十余万”，最后造成了“富强坐是冻馁者十家而九”[23] 的严重局面。隋炀帝大业六年（610年），中央政府采取“扫地为兵”的极端措施，罄全国财力、物力和兵力准备向高丽发动进攻，与此同时农民起义也形成燎原之势。史称此时“道路隔绝，陇右牧马为贼所略”。在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下，隋政府已不能如数征得所需马匹了。攻打高丽的战争规模十分宏大，其对马匹的需求量相当可观且刻不容缓，虽然农民起义军阻碍了对西北地区马匹的征集输送，但我们从中不难看出，由于隋炀帝时吏治腐败、掠夺过度以及马政废弛，隋末河西及陇右地区的畜牧业已经很不景气，而攻打高丽的结果，更使包括河西在内的西北地区畜牧业元气大伤，受战争及全国形势的影响，这里的畜牧业已经在走下坡路。

总之，尽管隋代河西地区及陇右地区的畜牧业走过了一波三折的道路，却仍然是历史上重要发展时期之一。隋代西北地区畜牧业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当地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以及交通业的繁荣，对于发挥当地地方优势、保持生态平衡，具有一定意义。隋代前期是西北地区官营畜牧业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时期，但是由于文帝大规模检括马匹，使官营牧场的发展受到了严重负面影响。隋炀帝时期扩军备战，马政废弛，不但使西北地区的官营畜牧业难以继续生存，就连民间畜牧业也被强行服务于战争，战时经济的立国方略使西北地区官私畜牧业到了崩溃的地步。

二、唐代前期西北地区国营畜牧业的恢复和发展

唐代建立之初百废待兴，唐高祖、唐太宗父子确定的文治武功战略的付诸实施，迫切需求大量的马匹，而隋代所留下来的只是牲畜资源的严重稀缺和马政严重破坏的局面，因而中央政府将恢复和发展畜牧业经济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唐初确定的“华夷一体”的民族思想，决定了中央政府一开始就对和好民族关系、开展民族互市比较重视。由于唐代前期对马政建设是比较重视的，所以马政相对比较正轨，管理也比较完善。与此同时，各民族尤其西北地区的畜牧业生产和管理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唐代马政随着当时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前后发生着比较大的变化。安史之乱后，吐蕃随之而占领了陇右地区，使唐代的官牧受到致命的打击，陇右地区的官牧机构不得不撤销，唐代的马政从此一蹶不振。即是如此，唐代对马匹的需求量还是越来越大。因此，通过互市来获得马匹，便成为唐王朝马匹的最基本来源。当时唐朝主要是通过与吐蕃、吐谷浑、党项等民族的互市等形式来获得所需马匹。

唐代初年，马政在隋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完善，西北地区养马业的发展非常明显。早在唐代初期，获得突厥马2，000匹；在赤岸泽（今陕西大荔县南）得隋马3，000匹，唐中央政府将这些马匹安置在陇右牧马监，作为西北官营牧场的基础，并在这里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马政管理制度，即唐代所谓的官营牧场“监牧”制。[24] 据史书记载，唐政府以获得的突厥马和隋代马匹为基础，不断调整和拓展官营牧场，至唐太宗时已经颇具规模：

自京师东赤岸泽移马牧于秦、渭二州之北，会州之南，兰州狄道县之西，置监牧使以掌其事。仍以原州刺史为都监牧使，以管四使。南使在原州西南一百八十里，西使在临洮军西二百二十里，北使寄理原州城内，东宫使寄理原州城内。

当时在西北地区建立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官营牧场，经过不断发展，其规模为：

东西约六百里，南北约四百里。天宝（742～756年）中，诸使共有五十监：南使管十八监，西使管十六监，北使管七监，东宫使管九监。

截至天宝十二年（753年），西北诸监马匹存栏数为319，387匹，其中133，598匹为骒马。 可见，西北地区的官营牧场的存栏数相当高。

唐初马政基本上按隋代模式，以太仆寺及兵部为马政的管理机构。其具体管理者主要有牧监、副监；监有丞、主簿、直司、团官、牧尉、排马、牧长、群头等，并且分别有正副。“凡群置长一人，十五长置尉一人，岁课功，进排马。又有掌闲，调马习上”。[26] 唐代前期社会安定,吏治清明，民族和睦，丝绸之路畅通，最高统治者励精图治，其治国方略明确且基本符合当时的国情，文治武功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这种大背景下，唐代西北地区的国营畜牧业由逐渐恢复走向繁荣发展，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唐初的马政及国营畜牧业是与当时军事形势及民族布局的变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唐高宗时太学生魏元忠“出师之要，全资马力”，“彼胡虏恃马力以为强”的看法，颇具代表性。魏元忠提出的具体对策是废除民间养马禁令，“听人间市而畜之，乃是损彼之强为中国之利”[27] 。这确实切中要害，我们知道，当年突厥、吐蕃和吐谷浑等少数民族都以骑兵优势而称雄于周边，隋末，李渊父子为了在太原起兵，在突厥强大势力的压力下，不得不向突厥称臣纳贡，正如裴寂所言其中原因之一是，“今士众已集，所乏者马，藩人未是急须，胡马待之若渴”。李渊向突厥称臣后，始毕可汗才派遣使臣“送马千匹，来太原交市”。[28] 突厥马的获得对于李渊父子太原起兵无疑于雪中送炭,它不但增强了其战斗力,而且也成了唐朝立国之初开始“监牧”的基础之一。

唐高祖武德（618～626年）至高宗麟德（664～665年）四五十年间，是唐代国营牧场的确立并取得显著成效的重要时期。高祖武德（618～626年）时期初创马政，以太仆寺卿张万岁负责全国马政，张万岁对于唐初的马政做出了积极贡献。太宗贞观（627～649）至高宗麟德（664～665年）的近40年间，在唐高祖武德（618～626年）年间的基础上，使国营牧场的马匹多达76.6万匹，在岐、豳、泾、宁千余里地，设置保乐、甘灵、南普闰、北普闰、岐阳、太平、宜禄、安定等八坊。八坊国营牧地，计有1，230顷。八坊之内的马匹分为48监，后因马多地狭，逐渐不能适应国营牧业的发展，政府不得不另外分出八监，将其置于“河西丰旷之野”。当时规定凡马5，000匹以上者为上监，3，000～5，000匹者为中监，3，000匹以下者为下监。[29] 国营监牧内部的官职,副监以下有丞和簿以及牧长、牧尉等下级官吏。“凡马、牛之群，以百二十；驼、骡、驴之群，以七十；羊之群，以六百二十。群有牧长、牧尉、补长”等。[30] 这样,“跨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四郡之地”，“幅员千里”的大型国营牧场，“犹为隘狭”，后来另外“布于河曲丰旷之野，乃能容之”。国营牧场横亘今甘肃东西全境。按唐代国营牧业实行舍饲与野牧相结合制，即今日所谓定点放牧。这里的定点放牧,指有一个比较固定的生产、生活基地，然后以此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管辖一定范围的牧场，以及包括生产必要的粮食、马料所必需的牧场及田地，即牧场半径。一定的牧场半径及自然条件的优劣，决定着牧场的载畜量。载畜量过低，则意味着牧场的萧条和经济效益的低下，反之，超过载畜量则必须另辟新牧场。唐代规定八马坊每年农历四月四日后因天暖草茂，改由舍饲为野牧；等到秋寒草枯时，则将野牧的马群改为棚内饲养。这种舍内与牧地相结合的饲养方法，是相当科学的方法，保证了马匹肥壮和成活率，即使今天这种饲养方式也没有过时。由于唐代国营牧场的马匹数量充足，使马匹的价格比较便宜，“方其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31] 西北地区马政的繁荣程度，远远超过了秦汉时期。[32] 同时,国营畜牧业基地对于调剂民间畜力耕作及运载能力,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对于农业和商业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同时，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马匹价格过低，不利于激励进一步饲养马匹的积极性，唐代马匹数量逐年减少，尽管原因不少，而市场疲软是其中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唐初国营牧场一改隋代以前军事色彩浓厚的特点,其生产一般是“募民耕之，以给刍秣”。唐玄宗鉴于政府马匹数量减少，周边民族压力严峻的社会现实，除了继续保证官营牧场人员配备和进行一系列马政改革外，还采取积极措施发展民间私人养马业，以作为官营养马业的重要补充。为了鼓励私人养马，唐玄宗时中央政府规定，凡“能家畜十马以上，免帖驿邮递征行，定户无以马为资”。[33] 马匹数量不作为定户等的依据，政府采取优惠的经济激励政策来刺激民间畜牧业经济的发展。这种在畜牧业生产领域的经营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直接生产者人身依附关系的相对减轻的历史趋势，[34] 也正是这种经营方式，使得直接生产者在为国营牧业从事生产时既能得到一定数额的报酬，又有政府提供的马匹“刍秣”，才使直接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有所提高，这正是唐代前期国营畜牧业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不可忽略的原因。所谓张万岁“三代典群牧，恩信于陇右”,[35] 指国营牧场的官吏能基本上做到对牧马者按规定支付报酬和饲料,官吏中饱私囊的现象比较少见。在封建社会,官吏个人的行为对直接生产者的影响很大而且往往是直接的。正如宋代人范祖禹所评价的:

唐之国马，惟得一能臣而掌之，不数十年而其多过于二百倍，由其任职之专也。

当然，张万岁主持西北马政时之所以取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除了与其本人的能力、勤政和廉洁有关外，还与当时整个社会大环境分不开，范祖禹的总结虽然不无道理，但也有失之偏颇之处。

实际上，唐初国营牧场并不是单一的马匹生产基地，而是以马匹为主，兼及其它。史称当时的官营牧场并非单纯的马匹生产场所，除马匹外，还有牛、羊乃至骆驼等，是综合性牧场。国营牧场如此生产内容，不但为国防提供了比较充足的马匹武装，而且还为农业及交通运输业和商业的进步提供了后劲，同时也为军队和居民提供了一定数量的食物，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居民的食物结构。宋代人是这样评价唐代畜牧业生产基地的：

唐之牧地，西起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处暨河曲之野，内则岐、豳、泾、宁，东接银、夏，又东至楼烦。今则没入蕃界，沦于侵佃，不可复得。惟河东岚、石之间，山荒甚多，汾河之侧，草地亦广，其间水草最宜牧养，此唐楼烦监地。

评论者为时任群牧使欧阳修。按欧阳修在奏议中所称，严格说是指唐代前期国营牧地的分布情况，其规模远远超过宋代。但是，令宋人向往的这种畜牧业区域分布，在中唐以后发生了急剧变化。

早在高宗以后，唐代国营牧场就出现了大起大落，其主要标志是马匹数量的明显减少。“自（张）万岁失职，马政颇废”。高宗永隆（680～681年）年间，仅夏州“牧马之死失者，十八万四千九百九十”。[38] 《唐会要》卷72《马》称:

永隆二年（681年）七月十六日，夏州群牧使安元寿奏言：从调露元年（679年）九月已后，至二月五日前，死失马一十八万四千九百匹，牛一万一千六百头。

这不是特例，其它国营牧场的情况也大体相当，以致武则天垂拱（685～688年）以后，“马潜耗太半”，“所存盖寡”。唐玄宗即位之初，全国国营牧场有马24万匹左右。[39] 唐玄宗在开元（713～741年）时期政治上颇有作为，他对于攸关国计民生的国营畜牧业十分重视，加上他有曾经担任过检校陇右诸牧监使的经历，对国营牧业比较了解，由他亲自主持制订的恢复国营畜牧业的基本对策，比较符合社会实际。唐玄宗及其以前，唐代的官府牧场的马匹等牲畜的来源之一是通过互市而获得。[40] 张万岁主持陇右马政时成效显著，玄宗还挑选精悍务实的官吏从事国营畜牧业的管理，他曾经以太仆寺卿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对其器重一时莫加。开元十三年(725年),“加毛仲开府仪同三司”，亲自派遣当朝宰相宋璟参加王毛仲女儿出嫁婚礼。开元十八年（730年），玄宗封王毛仲刚出生的儿子为五品官，这在当时是罕见的。玄宗如此器重王毛仲，反映了一种激励导向，表明中央政府对国营畜牧业的高度重视。在玄宗君臣的共同努力下，唐代马政大有起色，开元十三年（725年）“有马四十三万匹，牛羊称是。上之东封，以牧马万匹从，色别为群，望之如云锦”。[41] 据史书记载，唐玄宗天宝十三载（754年）官营牧场的畜牧存栏数为有唐一代的最高数：

（天宝）十三载（754年）六月一日，陇右群牧都使奏：“臣差判官殿中侍御史张通儒、群牧副使平原太守郑遵意等，就群牧交点：总六十万五千六百三头、匹、口。马三十二万五千七百九十二匹（内二十万八十匹驹）；牛七万五千一百一十五头（内一百四十三头牦牛）；驼五百六十三头，羊二十万四千一百三十四口，骡一头”。[42]

根据《唐六典》卷22《诸互市监》得知，唐代官营牧场马、牛10匹（头），驼、骡、驴6峰（头）或羊70只，分别配备一位放牧者。

唐玄宗在发展国营畜牧业的同时，还及时调整政策，鼓励民间畜牧业的开展，对于民间畜牧业的生产，主要采取家庭舍内饲养，规定“能家畜十马以上，免帖驿邮递征行，定户无以马为资”。正由于实行了一系列鼓励民间养马的优惠政策，至开元十三年（707年）民间养马已经达到43万匹。[43] 实际上，唐代鼓励民间养马并非始于玄宗时期，至迟在高宗时就已开始了。高宗仪凤三年(678年)九月魏元忠就曾上书:“出师之要，全资马力。臣请开畜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马；若官军大举，委州县长吏以官钱增价市之，则皆为官有。彼胡虏恃马力以为强，若听人间市而畜之，乃是损彼之强为中国之利也”。“先是禁百姓畜马，故（魏）元忠言之，上善其言”。[44] 由此可见，在唐代畜牧业经济发展时期，往往是国营与民间畜牧业相得益彰，重此轻彼都会影响畜牧业的正常发展。唐玄宗时期尽管国营畜牧业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是这一时期还没有达到唐高宗时的水平，国营牧场的马匹存栏率还不到唐高宗麟德（664～665年）时期的61%。麟德（664 ～665年）时期国营畜牧业经济发展迅速，其后直到玄宗开元（713～741年）时期一度有所回升，但是已经不可与前一时期同日而语，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随着封建商品经济的抬头，民间尤其达官贵族染指畜牧业以后，使国营畜牧业大伤元气无论如何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前面已经讲过，玄宗时魏元忠请求开民间养马之禁，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民间畜牧业对国营畜牧业的侵蚀的迹象。史称天宝（742～756年）时“王侯、将相、外戚牛驼羊马之牧布诸道，百倍于县官”，“将校亦备私马”,[45] 这种情况在开元时期表现得比较明显。国营牧业被达官贵族不断侵蚀,是其衰落的基本原因，也是高宗麟德（664～665年）以后国营畜牧业大起大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唐代前期国营畜牧业的高度发展，其中既有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具体官吏的尽职尽责，也有管理体制的相对完善，以及有关部门对直接生产者报酬的兑现等原因，期间虽然也有一定反复，但总的说来是我国封建社会畜牧业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这与当时全国的政治清明、行政效率高、国势强盛、经济发展相一致。总之，安史之乱前经过不断努力，唐王朝发展了以陇右、河西牧场为主要骨干的大型国营牧场群，其主要分布于西北一个巨大环形区域内，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营养牧场之一，这也为唐前期养马业的空前成功奠定了现实基础，且成为后代诸如宋人的羡慕情绪。[46] 不仅宋代人如此，就是明清时期也对此给予非常高的评价。明代对西北马政做出巨大贡献的杨一清，他之所以取得显著成绩，与其对历史上西北地区的马政的了解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分不开。其中，杨一清曾经对唐代西北马政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考证与评价，不妨引略文于后：

……唐初鸠括残骑，仅得牝、牡二千匹。肇自贞观（627～649年），讫于麟德（664～665年），四十年间至七十万余匹。垂拱（685～688年）以后，马耗太半。开元（713～741年）初，稍稍修复，始二十四万。至十三年（725年）乃四十三万。议者谓其监牧之置得其地，监牧之官得其人，而牧养之有其法也。今其地固陕西之地，当时领牧事者，张万岁、王毛仲之流耳。窃意生当熙洽全盛之朝，名为儒者，其所建立，岂宜出张万岁、王毛仲之下？然稽之事势，实有不同。唐都关中，所置八坊四十八监，初在岐、豳、泾、宁间，后分析列布河西丰旷之野。繇京度陇，跨陇西、金城、平凉、天水数郡，……员广数千里。其间善水草腴田皆隶之，故其马蕃盛如此。[47]

三、唐代后期西北地区国营畜牧业的萧条与衰落

唐代畜牧业经济在前期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是，随着藩镇割据局面的出现，西北地区的畜牧业经济遭受到重创，并开始出现了衰落迹象。唐代后期国营牧业开始出现的萧条与衰落，反映了唐王朝从政治上和军事上开始走下坡路的一种趋势。一是这时周边少数民族势力又有了新的发展，其对唐代原有国营牧场不断侵夺，使唐朝的国营牧场不断缩小，而唐代国势有所衰落，对此不能做到有效遏止；二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及人身依附关系的相对减轻，在原有国营畜牧场地不断受到侵蚀的同时，相反，民间畜牧业却有了比较大的发展；三是随着藩镇割据势力的形成，各个藩镇拥兵自擅，它们或发展自己势力范围之内的畜牧业以扩军备战，或不断搜刮民间马匹以为藩镇马。在这种情况下，由唐王朝直接控制的国营畜牧业受到了致命打击。

安史之乱后，唐代国势衰落，为了对付藩镇割据，唐政府不得不将国防边军东调，这样便出现了西线空虚的局面，强大的吐蕃乘机占领了陇右地区，唐政府的国营牧场的基地被吐蕃占领。“至德（756～758年）后，西戎陷陇右，国马尽没，监牧使与七马坊名额皆废”。[48] 受吐蕃民族势力的影响，陇右、河西国营牧地严重丧失，使唐政府的兵马来源大受影响，而随着藩镇割据势力的不断膨胀，政府对马匹的需求量却与日俱增，唐政府除了在残存的国营牧地上继续繁衍马匹外，也曾经新设置牧场，以解决马匹短缺的巨大压力。但由于失去了良好的天然大型牧场，再加上宦官插手马政，使此时的国营牧地没有多大起色，正如元稹所指出的，安史之乱后与唐初太宗时的马匹数量相比，已经是到了“十无一”的地步。同时，“年年买马阴山道”却是唐代自始至终存在的事实。[49] 失去陇右、河西国营牧地后，河北地区成了牧马的较好场所，但是藩镇已经形成了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力量，尤其河北地区的藩镇势力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力量，中央政府想要在其手中获得马匹，无疑于与虎谋皮。再求其次，淮北一带所产马匹虽不及黄河流域优良，但也不失为养马场所。淮西割据者吴少阳等在这里设置牧场，是不会将马匹拱手向中央政府上缴。[50] 唐政府在大和（827～835年）年间的银州（今陕西米脂、佳县一带）监牧,“计孽生马七千余匹”，已经算是比较大的国营牧场了。[51] 就是这样的国营牧地，在后来也是时断时续，无一定制。扬州大县海陵，“自置监牧已来，或闻有所妨废。又计每年马数甚少，若以所用钱收市，则必有余。其临海监牧宜停”。这样，唐政府决定从国库拿出钱币8，000贯，由皇帝宠幸的宦官出任飞龙使春秋两季收购马匹。[52] 海陵国营牧场的被罢黜，表明唐代在这一时期国营畜牧业的衰落。其主要原因是与经营不善、牧场基地条件恶化以及宦官插手其间有关。国营畜牧业生产成本远远高于用现钱从民间购买，如此看来，唐代后期国营畜牧业经济效益差决非个别现象。当然，这种现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民间畜牧业经济的相对活跃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贞元（785～805年）年间，福建观察柳冕请求在闽中设置监牧“畜羊马可使孽息”，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许可，于是“收境中畜产，令吏牧其中”。由于福建地区气候潮湿，水草不适合于畜牧，这里的国营牧场生产的“羊大者不过十斤，马之良者估不过数千，不经时辄死”。国营牧场牲畜死亡率非常高，为了保证国营牧场的存栏率，不得不“又敛”民间羊及马，这必然会引起“百姓苦之”的严重后果，同时这一举措还成了远近闻名的笑柄。后来因观察阎济美奏请，于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四月罢闽中万安监。[53] 闽中设置国营牧地，在南朝时则可以理解，在唐代则成了供人们资笑的材料。不过，这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了唐代后期国营牧场尤其西北地区官营牧场的萧条与衰落的境地。

在讨论唐代马政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对当时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对于畜牧业的贡献在这里作一简单交代。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在唐代的畜牧业经济尤其马政建设方面的积极贡献是不可忽视的。唐代民族贸易的主要对象之一是游牧民族吐蕃，而吐蕃在唐代的畜牧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史称吐蕃“俗养牛羊，取乳酪供食，兼取毛为褐而衣焉”，[54] 吐蕃“畜牧，逐水草，无常所”。正因为如此，吐蕃的畜牧业经济是相当活跃的，“其兽，牦牛、名马、犬、羊、彘；天鼠之皮可为裘，独峰驼日驰千里”。[55] 关于吐蕃的畜牧业发展的情况，不但汉文史料有如此的记载，藏文也有同样的记载，如其记载早在吐蕃七贤臣之首如勒杰时期，已经“在夏天将草割下成捆收藏以备冬天饲养牲畜”。[56] 逐水草而居与家养相结合成为唐代吐蕃畜牧业经济的一个特点。另外，吐蕃在河曲地区培育出来的优良品种“河曲马”，蜚声中外。唐代元和十一年（816年）正月，唐“命中使以绢万匹，市马于河曲”，[57] 对于改良唐代其它牧场的马匹质量产生了不可低估的积极影响。与此同时，党项族的畜牧业经济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唐代党项族“俗皆土著，有栋宇，织牦牛及羊毛以覆之”，其“男女并衣裘褐，仍被大毡，不知耕稼，土无五谷，气候多风寒，以牦牛、马、驴、羊、豕为食。五月草始生，八月霜雪降”。[58] 党项族世代以畜牧业经济为主，积累了在西北高原从事畜牧业生产的丰富经验，为当时当地的畜牧业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党项马是当时最受欢迎的良种之一。[59] 吐谷浑民族的畜牧业经济，也是我们值得肯定的。尤其吐谷浑在长期的畜牧业经济生产中，创造性地将本地马与西域良马杂交培育出了举世闻名的“青海骢”。[60] 另外，西北地区的回鹘族对于畜牧业经济的贡献，[61] 也值得称赞。

四、五代十国西北地区国营牧地遭受破坏及向民间括马

中唐开始国营畜牧业经济呈衰落与萧条趋势，唐代后期这种状况进一步加剧，到了五代十国时期官营牧场已经不成其为规模，其间虽然也有个别政权在短暂时期内设置国营牧场的举措，但就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官营牧场不是政府所需马匹的主要来源，而向民间征括成为其获取战马的基本来源，这便成为其马政的基本立足点。五代十国的这种作法，无疑是对于民间畜牧业经济的一种掠夺，它严重破坏了直接生产者正常的生活和生产秩序，使当时本来就不景气的社会经济雪上加霜。因此，就西北地区的畜牧业而言，五代十国时期已经不可与隋唐时期同日而语。

向民间征收马匹，即所谓“括马”，在五代十国时频见于史书。早在粱太祖朱温开平元年（907年）九月，就有“括马”的记载。[62] 开平四年（910年），后梁公然颁布了《夺马令》,《夺马令》规定“冒禁者罪之”，不允许民间藏匿马匹，就连在战场中获得的敌方战马，也必须一次性充公。[63] 在颁布《夺马令》之前，“梁师攻战，得敌人之马必纳官，故出令命获者有之”。[64] 不仅仅后粱公然向民间括马，并堂而皇之地以中央政府的诏令形式颁布实施，就是继来的后唐也是公然检括民间私马，如同光三年（925年）六月辛卯，“诏括天下私马，将收蜀故也”。[65] 这虽然是为了出兵蜀地的战时经济形势下特殊的军事需要，但并不排除当时普遍检括民间私马的可能。后唐清泰三年（936年）十月“诏天下私马”。[66] 再如后汉天福十二年（947年）九月，“诏天下州府，和买战马”[67] ，也颇能说明问题。其中后唐末帝清泰三年（936年）十月《抽借私马敕》最具典型且比较详细，不妨录文于后。该敕文略称:

诸道州府县镇宾佐，至录事参军都押衙教练使已上，各留马一匹乘骑，及乡村士庶有马者，无问形势，马不以牝牡，尽皆抄借，但胜衣甲，并仰印记，差人管押送纳。其小弱病患者，印“退”字，本道收管。节度防御团练等使、刺史，除自己马外，不得因便影占；管军都将，除出军及随驾外，见逐处屯驻者，都指挥使旧有马许留五匹，小指挥使两匹，都头一匹。其余凡五匹取两匹，十匹取五匹，更多有者，并依此例抽取。在京文武百官、主军将校、内诸司使已下、随驾职员，旧有马者，任令随意进纳，不得影占人私马，各下诸道。准此。[68]

后唐检括民间马匹以充国用，已相当普遍。后晋在后梁、后唐的基础上，亦将检括马匹作为保证战争进行和维护国防的基本国策之一。后晋天福九年（944年）正月，“发使于诸道州府，括取公私之马”；[69] 开运元年(944年)正月诏曰:“率天下公私之马，以资骑军”。[70] 后晋的括马与后粱、后唐的区别在于，前者检括民间马匹更加彻底，不仅将所有民间马匹攫为军用，就是政府其它机构的马匹，也一律没收为战马。后汉时的情形也大体差不多，天福十二年（947年）九月曾“诏天下州府，和买战马”。[71] 虽然名为“和买”，其实是向民间公然强行掠夺。众所周知，在畜力作为农业生产的基本动力的古代社会，农民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是决不会出卖自己最重要的也是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牲畜。在长期战乱民不聊生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因此，当时虽有民间马匹和买之名，却行的是公然掠夺之实。

五代时继续不断向民间检括马匹，甚至将政府机构的马匹也作为检括的对象，以此来满足对战马的需求，几乎成为当时各个政权的共性。向民间检括马匹，说明五代时国营畜牧业的萎缩，它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各个政权对战马的需求。而不遗余力地向民间括马，必然使民间畜牧业经济惨遭破坏，同时也严重制约正常的农业生产秩序，这无疑于杀鸡取卵。应该说，五代时毫无限度地向民间检括马匹，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

当然，五代时期也有设置国营牧场的记载，这以后唐和后周的情况为好。由具有畜牧传统的少数民族沙陀人建立的后唐，对畜牧业经济比较重视，后唐庄宗李存勖尝言，“吾家以羊、马为生”，说明其部族具有从事畜牧业的悠久传统，畜牧业经济在当时沙陀人的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李存勖曾以“宜羊、马”的康福为小马坊使，令其“牧马于相州”，一年后，相州国营牧场“马大蕃滋”，国营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形势喜人，这在五代十国是难得的官营畜牧业相对发展的时期。李克用养子李嗣源借兵变力量，夺取汴州，并取代李存勖为后唐明宗，其主要军事力量就是靠相州国营牧场而壮大的，史称康福“以小坊马二千匹归命，明宗军势由是益盛”。 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年）宰相任圜曾奏请：“诸道藩府，请依天复三年（903年）已前许贡绫绢、金银，随其土产折进马之直。又请选孽生马，分置监牧”，这一规划得到了唐明宗的批准。[73] 这是后唐在明宗时主动设置国营牧场的例子，说明后唐在战乱中除了大量检括民间马匹外，也相对注重国营牧场的建设。由于后唐征集民间马匹与国营牧场建设双管齐下，在五代时是战马数量比较充足的政权之一。当后唐明宗得知马匹存栏数达到35，000匹时显得十分兴奋，他抚髀叹曰：

吾兵间四十年，自太祖在太原时，马数不过七千；庄宗取河北，与梁家战河上，马才万匹。今有马三万五千匹，而不能一天下。吾老矣，马多奈何！[74]

我们从后唐明宗的兴奋和伤感中可以看到,当时马匹数量的多寡,往往与国势所盛衰成正比例。

后周是由郭威及其继承人柴荣建立起来的一个政权,后周在五代时期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大有一统全国的气势。柴荣为了做好统一全国的准备，除了在政治上励精图治外，在经济上也大有作为，在经济上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重视畜牧业尤其国营畜牧业经济的发展。显德二年（955年）八月诏曰：

今后应有病患老弱马，并送同州沙苑监、卫州牧马监，就彼水草，以尽饮龁之性。[72]

这里规定将暂时无法用于战争的老弱病马送到国营牧场进行必要的调养，以积蓄后劲。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后周在其统治范围内已经有了比较固定且具一定规模的国营牧场，这为后来赵匡胤结束割据分裂局面奠定了军事基础。


注释

[1] ·《隋书》卷2《高祖纪》下“史臣曰”。
[2] ·《隋书》卷24《食货志》。
[3] ·《唐六典》卷17《太仆寺》；《隋书》卷28《百官志》下。
[4] ·《元和郡县图志》（上册）卷2《凤翔府·普润县》。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0～42页。
[5] ·《元和郡县图志》（上册）卷6《汝州·梁县》。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5～166页。
[6] ·《隋书》卷84《突厥传》。《资治通鉴》卷175陈宣帝太建十四年（582年）十二月条如此记载：“……突厥纵兵自木硖、石门两道入寇，武威、天水、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尽”。
[7] ·《隋书》卷83《吐谷浑传》：“吐谷浑尝得波斯草马，放入海，因生骢驹，能日行千里，故时称青海骢焉”。
[8] ·《隋书》卷1《高祖纪》上。
[9] ·《册府元龟》卷621《卿监部·监牧》。
[10] ·《旧唐书》卷59《屈突通传》。
[11] ·《隋书》卷24《食货志》。
[12] ·《隋书》卷4《炀帝纪》下。
[13] ·《隋书》卷24《食货志》。
[14] ·《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
[15] ·《晋书》卷86《张轨传》。
[16] ·《魏书》卷110《食货志》。
[17] ·《隋书》卷84《突厥传》，可参阅《资治通鉴》卷175陈宣帝太建十四年（582年）十二月条。
[18] ·《隋书》卷53《贺娄子干传》；《资治通鉴》卷176至德二年（584年）条。
[19] ·《隋书》卷29《地理志》上。
[20] ·《隋书》卷84《突厥传》；《北史》卷99《突厥传》。
[21] ·《隋书》卷67《裴矩传》。
[22] ·《隋书》卷83《吐谷浑传》。
[23] ·《隋书》卷4《炀帝纪》下。
[24] ·《新唐书》卷50《兵志》：“马者，兵之用也。监牧，所以蕃马也，其制起于近世。[25]唐之初起，得突厥马二千匹，又得隋马三千于赤岸泽，徙之陇右，监牧之制始于此”。
[25] ·《元和郡县图志》（上册）卷3《原州》,第57～58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26] ·《新唐书》卷50《兵志》。
[27] ·《资治通鉴》卷202唐高宗仪凤三年（678年）九月条。
[28] ·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1,第10～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29] ·《新唐书》卷50《兵志》；《全唐文》卷226，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
[30] ·《唐六典》卷17《太仆寺·牧监》。
[31] ·《新唐书》卷50《兵志》；《全唐文》卷226，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
[32] ·范祖禹：《唐鉴》卷5《玄宗下》（第1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初，隋国马皆为盗贼及戎狄所掠，唐初才得牝牡三千匹于赤岸泽，徙之陇右，命太仆张万岁掌之。万岁善于其职，自贞观（627～649年）至麟德（664～665年）马蕃息及七十万匹，分为八坊四十八监，各置使，以领之。是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垂拱（685～688年）以后，马潜耗太半。（玄宗）帝初即位，牧马有二十四万匹，以太仆卿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少卿，张景顺副之。至是有马四十三万匹，牛羊称是。帝之东封，以牧马数万匹从，色别为群，望之如云锦”。
[33] ·《新唐书》卷50《兵志》。
[34] ·参见金宝祥师：《唐史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5] ·《唐会要》卷72《马》注文。按当时人们基于张万岁对畜牧业的巨大贡献，将马匹的岁数说成“齿”，以讳其名，这种习惯一致持续至今。
[36] ·范祖禹：《唐鉴》卷5《玄宗下》，第119～1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37] ·《宋史》卷198《兵志》十二。
[38] ·《新唐书》卷50《兵志》。
[39] ·《资治通鉴》卷212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年）十一月条；《全唐文》卷226，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
[40] ·《唐六典》卷22《诸互市监》。
[41] ·《资治通鉴》卷212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年）十一月条。《全唐文》卷226，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则如此记载开元时期马政在王毛仲主持下的变化：开元初年“牧马二十四万匹，十三年乃四十三万匹；初有牛三万五千头，是年亦五万头；初有羊十一万二千口，是年乃亦二十八万六千口”。
[42] ·《唐会要》卷72《马》。
[43] ·《新唐书》卷50《兵志》。
[44] ·《资治通鉴》卷202唐高宗仪凤三年（678年）九月条。
[45] ·《新唐书》卷50《兵志》。
[46] ·参阅马俊民、王世平：《唐代马政》第35页，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47] ·杨一清：《关中奏议》卷1《为修举马政事》。载《杨一清集》上册第9页，中华书局2001年版。如此情况，可参阅《全唐文》卷226，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
[48] ·《唐会要》卷66《群牧使》。
[49] ·《元稹集》（上册）卷24《乐府·阴山道》，第290～291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50] ·《旧唐书》卷145《吴少诚传附吴少阳传》：“少阳据蔡州凡五年，不朝觐。汝南多广野大泽，得豢马畜，时夺掠寿州茶山之利，内则数匿亡命，以富贵其军。又屡以牧马来献，诏因善之”。
[51] ·《全唐文》卷432刘源：《请置银州（川）监牧奏》。
[52] ·《全唐文》卷74文宗：《罢海陵监牧敕》。
[53] ·《全唐文》卷560韩愈：《顺宗实录》三。
[54] ·《通典》卷190《边防》六《吐蕃》。
[55] ·《新唐书》卷216上《吐蕃传》上。
[56] （明）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第136页。
[57] ·《唐会要》卷72《马》。
[58] ·《通典》卷190《边防》六《党项》；《新唐书》卷221上《党项传》。
[59] ·《新唐书》卷221上《党项传》。
[60] ·《通典》卷190《边防》六《吐谷浑》；《新唐书》卷221上《吐谷浑传》。
[61] ·《新唐书》卷217上《回鹘传》上；《通典》卷200《边防》十六《回纥》。
[62] ·《新五代史》卷2《粱太祖纪》下。
[63] ·《五代会要》卷12《马》。
[64] ·《五代会要》卷12《马》注文。
[65] ·《旧五代史》卷32《唐书·庄宗纪》六。《五代会要》卷12《马》亦记载：“后唐同光三年（925年）六月，诏下河南、河北诸州和市战马，官吏除一匹外，藏匿者罪（原文注：‘时将讨蜀故也’）”。
[66] ·《旧五代史》卷48《唐书·末帝纪》。
[67] ·《五代会要》卷12《马》。
[68] ·《五代会要》卷12《马》；《唐文拾遗》卷10后唐末帝《抽借私马敕》。
[69] ·《五代会要》卷12《马》。按原文注文称：“时契丹入寇，上驻军澶州以御之，故降是命”。
[70] ·《旧五代史》卷82《晋书·少帝纪》二。
[71] ·《五代会要》卷12《马》。按：后汉高祖刘知远即位当年，仍用后晋高祖天福年号，次年才改年号。
[72] ·《新五代史》卷46《杂传·康福传》。
[73] ·《旧五代史》卷38《唐书·明宗纪》四。
[74] ·《新五代史》卷51《杂传·范延光传》。
[75] ·《旧五代史》卷115《周书·世宗纪》二。


出处：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