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人家 2008-2-18 00:44
民間私營養牛業(附私營牧駝業)
民間私營養牛業(附私營牧駝業)
《唐五代私營畜牧業(上)——大牲畜的牧養》第五章第二節
乜小红
载《唐五代畜牧经济研究》
牛是農業生產上的重要力量，耕作、交通運輸的得力工具，同時為人類提供肉類、乳品、藥材、皮毛等，還能為農業提供肥料，牛與國計民生的關係至為密切，自古以來就受到人們的重視，被稱為“耕稼之本”。唐朝文學家柳宗元在《牛賦》中云：“牛之為物……日耕百畝。往來修直，植乃禾黍。”如前所論，歷代統治者對牛甚為珍惜，除不斷發佈禁屠令外，在祭天、祭祖等活動中，常减省祭祀規額，不用牛牲。唐代也不例外，唐高祖在立國之初，即下詔斷屠：
《禮》曰：“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殺食珍。”非惟務在仁愛蓋亦示之儉約。方域未寧，尤須節制，雕弊之後，宜先長育。豈得恣彼貪暴，殘殄庶類之生。苟徇目前，不為經久之慮。導民之理，有未足乎?其關内諸州，宜斷屠殺，庶六畜滋多，而民庶殷瞻。詳思厥衷，更為條式。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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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全唐文》卷二，高祖皇帝《斷屠詔》。
這是對“關内諸州”要求“斷屠殺”的規定，目的是為了使“六畜滋多”，而且要“更為條式”，即另作具體規定，不久後制定的《唐律·厩庫律》中確也規定：“諸故殺官私馬牛者，徒一年半。”此斷屠詔當然包括禁屠牛，這些對發展養牛業都具有積極推動作用，它不僅利於監牧繁殖牛畜，而且對民間養牛起了鼓勵作用。為此，朝廷在常規的祭祀活動中，常主動降低規格，去除用牛羊豕三牲的太牢，改用只祭羊牲的少牢，此即唐高祖詔書中所云的“至於畜產，思致蕃息。祭祀之本，皆以為身，窮極事神，有乖正直。殺牛不如杓祭；明德即是馨香，望古推今，祭神一揆。共祭圜丘方澤宗廟以外，並可止用少牢。先用少牢者宜用特牲。待時和年豐，然后克循常禮”①。
在這種重蕃息畜產的指導思想下，唐初一般大臣對禁屠牛畜的重要性也較明確。如武周監察御史張廷珪在上給朝廷的諫書中便說：“君所恃在民，民所恃在食，食所資在耕，耕所資在牛。牛廢則耕廢，耕廢則食去，食去則民亡，民亡則何恃為君?”②這裏是將保護耕牛提高到王朝存亡的高度上來加以認識的。
禁屠牛是唐代一貫國策，先天二年(713)玄宗初即位，即下敕文：“殺牛馬騾等犯者科罪，不得官當蔭贖。”後來玄宗仍在繼續下《禁屠殺馬牛驢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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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全唐文》卷一，高祖皇帝《减用牲牢韶》。
②《新唐書》卷卷一一八《張廷珪傳》。
自古見其生，不食其肉，資其力，必報其功。馬牛驢皆能任重致遠，濟人使用，先有處分，不令宰殺。如聞比來尚未全斷，群牧之内，此弊尤多。自今已後，非祠祭所須，更不得進獻馬牛驢肉，其王公以下，及天下諸州、諸軍宴設及監牧，皆不得輒有殺害，仍令州縣及監牧使諸軍長官，切加禁斷，兼委御史隨事糾彈。①
由此詔看到，雖然已有禁屠令，但實際生活中，仍“尚未全斷”。文中所言“群牧”，應是指官府的牧場，其宰殺大牲畜的現象，更為嚴重，由此纔下令：第一，不許地方進獻牛馬驢肉；第二，王公以下，諸州、諸軍宴設及監牧，不得殺害大牲畜。而且要求各級政府嚴格禁斷，並委派御史監督、糾彈。這些都體現了封建統治者對保護大牲畜的一貫重視。
保護牛畜，降低祭祀規模，不用牛牲等政策措施，也對民間祀神，移風易俗帶來了很大的影響。《北夢瑣言》載：
合州有壁山神，鄉人祭必以太牢，不爾致禍，州里懼之，每歲烹宰，不知紀極。蜀僧善曉，早為州縣官，苦於調選，乃剃削為沙門，堅持戒律，雲水參禮。行經此廟，乃曰：“天地郊社，薦享有儀，斯鬼何得僭於天地。牛者稼穡之資，爾淫其祀，無乃過乎!”乃命斧擊碎土偶數軀，殘一偶，而僧亦力困。稍蘇其氣，方次擊之。廟祝祈僧曰：“此一神從來蔬食。”由是存之。軍州驚愕，申聞本道，而僧端然無恙。斯以正理責之，神亦不敢禍也。②
合州的這個故事說明民間也是支持禁屠、反對用牛牲祀神的，所以在保護耕牛的問題上，統治者的政策與百姓的想法、願望基本一致，因而也能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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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全唐文》卷二七，唐玄宗《禁屠殺馬牛驢詔》。
②《北夢瑣言》逸文卷三。
一、唐朝為實現農耕产一户一牛所做的努力
在大牲畜中，牛的牽引力最大，也最適合於農田犁耕。因此，牛畜成了保障農田耕作的基礎，是人們賴以生存的條件，故纔有“食所資在耕，耕所資在牛”之論。唐朝統治者不僅景下詔令，禁止宰殺耕牛，而且還致力於使農产都有耕牛，雖然我們目前尚未找到凡耕田者，均能配備耕牛的全國性資料，但從唐玄宗開元廿二年的敕文中却看到“定户口之時，百姓非商户，郭外居宅及每丁一牛，不得將入貨財數”(《舊唐書》卷48食貨志)的規定。這是說在定产等計算百姓資產時，農产的居宅及每丁一牛不計入資產。這是對每丁一牛農民的保護政策，也意味着唐政府的目標在於實現耕農一丁一牛化。在吐魯番出土的唐代一些鄉的鄉帳中，也可窺見一些基層農業鄉村牛、户的比例。如吐魯番哈拉和卓一號墓所出《唐西州某鄉户口帳》，存有三片，其中第(一)片6行記“合當鄉良，賤總四百廿七”口，但缺产數。據(一)片2行“合當鄉歸朝總……”看，是貞觀十四年(640)高昌王國歸順唐王朝之後不久的某鄉户口統計。
第(三)片7—13行為該鄉的牲畜統計，文摘如下：
7 □□□□馬□騾馬牛車
8 一百卌六犍牛
9 卌七牸牛
10 六匹□馬
11 七頭□驢
12 一白五口羊
13 一百卌五□①
上引材料中的第7行總數缺數字。但其後則有牛、馬、驢、羊分數。現在雖無法確知這些牲畜與各户的配置、所有狀况，但可以作一些推論。全鄉427口人，按每户平均三口人的標準推算，此鄉約有145户左右，該鄉有犍牛146頭，平均每户也有一頭犍牛。而牸牛卌七頭，平均每三产有一頭牸牛。這是農耕地區耕牛佔有狀况的一種反映，亦可見牛對農耕居民之重要。
此鄉的馬、驢頗少，“六匹□馬”，“七頭□驢”。12行“一百五口羊”，13行“一百卌五□”不知何類?推測有可能是牸羊數，或母羊數，如兩數相加也只有295口羊，平均一户二口羊，反映出這個鄉並非農牧兼作的鄉，而是以農業經濟為主業的鄉。以上的資料，反映出唐初西州農業鄉的大小牲畜擁有狀况。牛是必備的。至於馬、驢甚少，羊則作為輔助牲副業，有小額的存在。作為偏遠的西州一個普通的農業鄉，尚且能做到一户一頭耕牛，想必在内地也應大體如此。
再看其他一些地方的情况。李冗《獨異志》載：
隴州吴山縣，有一人乘白馬夜行，凡縣人皆夢之語曰：“我欲移居，暫假爾牛。”言訖即過。其夕，數百家牛及明皆被體汗流如水。於縣南山曲出一湫，方圓百餘步。里人以此湫因牛而遷，謂之“特牛湫”也。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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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吐魯番出土文書》第四册7～11頁。
②(唐)李冗《獨異志》補佚“特牛湫”條。
這是一起帶傳奇色彩的故事，說明吴山縣百姓家家有牛，故纔皆夢被人借牛事，次日，每家即數百家的牛纔出現“汗流如水”現象。這與西州某鄉一户一牛情况基本相似。唐詩人元結寫有《將牛何處去二首》，就是這種實情的反映：
將牛何處去?耕彼故城東。相伴有田父，相歡惟牧童。
將牛何處去?耕彼西陽城。叔閑修農具，直者伴我耕。①
高適在《寄宿田家》中寫他見到的“牛壯日耕十畝地”，說明一頭壯牛，一天可耕地十畝。正是這種人力、牛力與土地的結合，纔使農業生產得以發展。
一旦出現天灾、瘟疫，失去了耕牛，個體農产就無法農耕。詩人戴叔倫在《女耕田行》中就說：“無人無牛不及犁，持刀斫地翻作泥；……去年灾疫牛囤空，截絹買刀都市中，頭巾掩面畏人識，以刀代牛誰與同。”②這個没有男丁的農家，耕牛遭疫死亡，女人只有截絹買刀，以刀代牛來翻地了，這種慘淡景象，多發生在貧苦農民身上。針對這種情况，朝廷也設法採取相應措施，解决農民的缺乏耕牛問題。安史亂後，關輔地區急須恢復農耕生產，德宗朝給事中袁高曾對朝廷“量地給牛”事提出過合理的建議，史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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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全唐詩》卷二四○。
②《全唐詩》卷二七三。
貞元二年(786)，帝以大盗後關輔百姓貧，田多荒廢，詔諸道上耕牛，委京兆府勸課。量地給牛，不滿五十畝不給。(袁)高以為“聖心所憂，乃在窮乏。今田不及五十畝即是窮人，請兩户共給一牛”，從之。①
為了恢復農耕生產，唐德宗讓全國提供耕牛來支持關輔地區，一開始他不是按户給牛，而是量地給耕牛，有田不滿五十畝者，不在分給限内。這種做法顯然不合理，故有袁高為之請命，使貧困户即使田不滿五十畝，也能兩户分給耕牛一頭。
貞元九年(793)，陸贄建議募民屯邊防秋，也提出宜“詔度支市牛，召工就諸屯繕完器具。至者家給牛一，耕耨水火之器畢具，一歲給二口糧，賜種子，勸之播蒔。須一年，則使自給，有餘粟者，縣官倍價以售”②。此建議雖未被德宗採納，但當時實際上已有人在實踐並獲得成功，如貞元初年韶州刺史徐申在韶州境内的墾殖公田，就是一例，據載：
(徐申)遷韶州刺史。韶自兵興四十年，刺史以縣為治署，而令丞雜處民閻。申按公田之廢者，募人假牛犁墾發，以所收半畀之，田久不治，故肥美，歲入凡三萬斛。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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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書》卷一二○《袁恕己傳附孫高傳》。
②《新唐書》卷一五七《陸贄傳》。
③《新唐書》卷一四三《徐申傳》。
徐申任韶州剌史，“募人假牛犁墾發”，可能也是配給耕牛、種子，以耕墾收獲物的一半給耕墾者，結果歲人三萬斛糧食，這是配給農产耕牛後，官府得到的效益。這種效益，也見於憲宗元和年間的鳳翔地區，時鳳翔節度使李惟簡“益市耕牛，鑄農器，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增墾田數十萬畝，屬歲屢稔，公私有餘”①。配給耕牛帶來了數十萬畝田土的墾闢，連續八年，五穀豐登，這也正是唐朝廷實現農户耕牛化所追求的目標，對公私均有利。 敬宗朝，也曾有度支市牛，均給貧下百姓的措施。敬宗皇帝曾下敕文說：
農功所切，實在耕牛。疲甿乏此，理須給賜。宜委度支於束鎮、武、靈、鹽、夏州分市耕牛萬頭，交付京兆尹，均給畿内貧下百姓。其價以户部綾絹充。②
這是讓度支出面、用户部的綾絹到東鎮、武、靈、鹽、夏等州買耕牛一萬頭。賜給京畿以内的貧下百姓，去發展農耕生產，因為“農功所切，實在耕牛”。這正道出了朝廷何以要農产每家耕牛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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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資治通鑑》卷二三八元和六年五月條，《新唐書》卷二一一《李惟簡傳》。
②《全唐文》卷六八，敬宗皇帝《今市耕牛詔》。
文宗太和三年(829)，在平定李同捷叛亂後，州縣農業生產受損，更乏耕牛，朝廷“以(殷)侑嘗為滄州行軍司馬，遂拜義昌軍節度使。於時痍荒之餘，骸骨蔽野，墟裏生荆棘，侑單身之官，安足粗淡，與下共勞苦。以仁惠為治。歲中，流产襁屬而還，遂為營田，丐耕牛三萬，詔度支賜帛四萬匹佐其市。初，州兵三萬，仰禀度支，侑始至一歲，自以賦入瞻其半，二歲則周用，乃奏罷度支所賜。户口滋饒，廥儲盈腐，上下便安，請立石紀政”①。
殷侑在滄州營田求購耕牛三萬頭，是由國庫支帛四萬匹幫助購買的。對此，《册府元龜》有較為詳實的記載：
文宗太和中，殷侑為滄、齊、德等州觀察使，上言：“當管河北兩州百姓耕牛，見管户一萬三千六百九十四，除老弱單獨外，其間大半力勘營種。去年緣無耕牛，百姓掘草根充糧，一年虚過，饑餓相繼，轉死道路。臣去年躬親勸責，酌量人力，于一萬三千户内，每户請牛一具，支絹綾五匹，計三萬匹，餘二千产不得牛營田，不敢不奏。”
詔曰：“滄州營田，已有次第，耕牛欠數，頻有奏論，方及春農，實支濟洫，宜更賜綾絹一萬匹，其來年將士糧米，便勒本道自供。”②
《新唐書·殷侑傳》所云殷侑拜義昌軍節度使，也就是滄、齊、德等州觀察使，所言“丐耕牛三萬”，實際上請朝廷資助購買的牛，並没有那麽多。以支絹五匹購牛一頭計算，殷侑用了三萬匹絹，按“每户請牛一具”(單牛犁)標準配給，只解决了六千产的耕牛缺乏問題。從“餘二千产不得牛營田”一語分析，殷侑當管的产内，實有八千产無耕牛，這八千户就是殷侑說的“除老弱單獨外，其間大半力勘營種”者。朝廷為了實現耕者一户一牛的目標，繼賜綾絹三萬匹之後，又賜給綾絹一萬匹，用來解决餘下二千户的缺牛。這個措施，再次證明唐朝廷一直在為實現耕田農民一产一牛的目標作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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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書》卷一六四《殷侑傳》。
②《册府元龜》卷五○三《邦計部·屯田》。按：《全唐文拾遣》轉録此文作“納絹綾五匹”，當誤。此時百姓饑餓相繼，哪來絹綾交納?此處當以《册府元龜》文為是。
唐朝政府在努力實現耕農一户一牛的同時，也加强着對民間牛畜的管理。從唐前期起，每鄉各户的牛數、歲齒、毛色等，都要建立《牛帳》①。如果百姓牛有死損，須報官府檢驗。吐魯番出土《唐永淳二年(683)某縣録事唐牒為檢翟歡相牛死無他故事》②，就是因牛一頭得病致死報官受檢的公文。同時官府在特殊需要時，也可隨時徵調民牛，或車牛使用。元和年間，朝廷討伐吴元濟，京畿供體車數千兩，每車駕三牛，都是徵自京畿一帶的農民百姓。由此看，唐朝廷配給農民一户一牛，也並非是無條件的。
唐王朝對耕田農民所作的一户一牛的努力，旨在恢復和發展農耕生產，使民歸業。同時，也是為了增加政府的税收。這其中體現出農業對牛畜的依赖，也反映出民間個體小農天然的農牧兼作性質。這一特點，正是中國封建社會自然經濟的特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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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吐魯番出土文書》第四册243頁載有《唐牛帳》，是對民产牛的記帳。
②《吐魯番出上文書》第七册3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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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間的養牛大户
唐朝政府的鼓勵，高水平的繁殖技術，必然會促使民間出現一些養牛大户，前述初唐元武縣民依婦翁家使牛“孳十餘犢”；新鄉縣令部屬王敬戍邊五年後，家中六頭牸牛，却孳生出“犢三十頭”，這些均應屬養牛大户。一般說來，在民間一户養十頭牛以上，都可稱之為養牛大户，前揭獸醫歸元昶在茶肆遇到的“扁乘數十”，也就是幾十乘車牛，其主人恐怕還不只是養牛大户，很可能還是車牛運輸團隊的主人。《新唐書·陸羽傳》載陸羽幼時牧牛的情景時說：
幼時，其師教以旁行書，答曰：“終鮮兄弟，而绝後嗣，得為孝乎?”師怒，使執糞除圬螟以苦之，又使牧牛三十，羽潜以竹畫牛背為字。①
陸羽幼年時，師從的這位教師，曾使他去“牧牛三十”，羽不能正常學習，只能悄悄地用竹棍在牛背上練習寫字。這三十頭牛，也是牛群，不知是否全屬教師所有?如果都是教師的，那麽，這位教師也是一位養牛大户，而且是巧用學童的勞力，來進行牧放。
《三水小牘》也曾記述了汝墳地方一名叫衛慶者的發家史，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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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書》卷一九六《隱逸·陸羽傳》。
衛慶者，汝墳編产也，其居在温泉，家世遊惰，至慶乃服田。嘗戴月耕於村南古項城之下，倦憩荒陌，忽見白光焰焰起於壟畝中，若星流，慶掩而得之，遂藏諸懷。曉歸視之，乃大珠也。其徑寸五分，塋無纖翳，乃衣以縑囊，緘之漆匣，會示博物者，曰：“此合浦之寶也，得蓄之，縱未貴而當富矣。”慶愈寶之，常置於卧内。自是家產曰滋，飯牛四百蹄，墾田二千畝，其絲枲他物稱是，十年間郁為富家翁。①
衛慶由於獲合浦大珠而暴富，“飯牛四百蹄”，一牛四蹄，即是飼養了一百頭牛。有了充足的牛力和家產，故能墾田二千畝，耕牧並舉，十年間變成了富家翁，嚴然成了一個有規模的大地主。這是發生在唐代後期的養牛大户帶動大規模墾田的事例。
邊遠地區，地廣人稀，能提供更多的放牧條件，如山林、草場等，故而能造就出更多的養牛大户。《蠻書》卷七《雲南管内物產》載：
雲南及西爨故地並只生沙牛，俱緣地多瘴，草深肥，牛更蕃生犢子。天寶中一家便有數十頭；猪羊猫犬騾驢豹兔鵝鴨，諸山及人家悉有之。但食之與中上稍異，蠻不待烹熟，皆半生而吃之。大羊多從西羌鐵橋接吐蕃界，三千二千口將來博易。②
雲南一帶，多是民族地區，由於“地多瘴，草深肥”，只生“沙牛”，沙牛也應屬具有地方特色的一種牛畜，或許是從南方域外輸入的一種品種。《宋史·屑檀國傳》載“屆檀國在南海傍，城距海二十裏，……，畜有綿羊、山羊、沙牛、水牛……”③，由於此牛不斷“更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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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皇甫枚《三水小牘》卷上，“衛慶耕田得大珠”條。
②《蠻書》卷七《雲南管内物產》。
③《宋史》卷四九○《層檀國傳》。
犢”，或許就是類似黄牛的一種。在雲南一帶，天寶年間，故“一家便有數十頭”牛者，所在多有。至於其他牲畜家禽，當地百姓也都“悉有之”。說明這一帶養牛大户或牲畜大户極為普遍。他們的大羊，多從吐蕃地區交换而來，當然也不排除他們的牛畜也向漢地作輸送。大中十二年(858)“安南都護李涿為政貪暴，强市蠻中馬、牛，一頭止與鹽一斗”①，說明這種輸送交易是存在的。
《蠻書》載“東爨烏蠻，無布泉，男女悉披牛羊皮”②，又記“長渾蠻、施蠻、順蠻、磨蠻、桃花蠻等亦皆以牛羊皮或羊皮為衣”③，更記：“西爨，白蠻也，東爨，烏蠻也。當天寶中，東北自曲靖州，西南至宣城，邑落相望，牛羊被野。”④都表明這裏畜牧之多。 西北地方，具有大片天然的草場，可供畜牧。《元和郡縣志》卷四○載：“張掖，酒泉二界上，美水茂草，山中冬温夏凉，宜放牧，牛羊充肥，乳酪濃好……作酥特好。”正因如此，所以在河西，凉州一帶養殖牛馬的大产也比較多。武后朝，郭元振為凉州都督時，凉州地區“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⑤。《廣異記》載：
天寶時，凉州人家生牛，多力而大，及長、不可拘制，因爾縱逸。他牛從之者甚衆，恒於城西數十里作群，人不能制。其後牛漸凌暴，至數百。鄉里不堪其弊。都督謀所以擊之。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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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資治通鑑》卷二四九。
②《蠻書》卷一《雲南管内途程》。
③《蠻書》卷四《名類》。
④《蠻書》卷四《名類》。
⑤《舊唐書》卷九七《郭元振傳》。
⑥《太平廣記》卷四三四，“凉州人牛”條。
凉州某人的家生牛，長大後讓其在城西一帶，發展至數百頭為群，以至失去控制，雖如此，這些群牛還應屬某人家的。從此事也反映出，凉州地區的牛群，多散放於野。同時也存在着一些散牛於野的牧業大户。
民間養牛大户的牛群，有的用於田土的耕墾，這是一個主要的用途，如前論汝墳編户衛慶，以一百頭牛墾田二千畝。有的用作商業運輸的運力，如前論歸元昶所遇到的數十乘車牛。北方所產為黄牛，南方水鄉澤國，除黄牛外，還產一種水牛。水牛在水中也是一種可利用的曳運力。入唐的日本高僧圓仁於開成三年由海陵往揚州行船，“諸船係水牛牽去”①，多條船都是由水牛牽繫而去。陸地上的黄牛，同樣也可作為乘騎工具，《嶺表録異》載：
瓊州不產驢馬，人多騎牛，亦飾以鞍韉，加之銜勒，可騎者，即自小習其步驟，亦甚有穩快者。②
瓊州即今海南島，人多以牛代步，這在内地也所在多有。這裏只是將牛騎作為專業的代步工具而特别加以書寫。
牛本身也是一種財富，除農耕、運輸以外，牛也作為養牛大户手中的商品，進行交换或出賣。唐朝廷纍令度支出綾絹於武、靈、鹽、夏諸州大批量地市牛，恐怕有相當部分是從這些州里的養牛大户手中購進的。官府以合理的市價，市進養牛大户們繁殖的耕牛，再轉配給貧苦無牛農产發展農耕生產。從這一角度看，民間養牛大户對於促進農業恢復、發展社會經濟是很有貢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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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圓仁《人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頁。
②《太平御覽》卷九○○，“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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