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人家 2008-2-18 00:30
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概貌——《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第六章第二节
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概貌
——《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第六章第二节
第二节 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概貌
一、南方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概貌
在第四章中，我们已经指出，在地主土地所有制下，庄园经济或田庄经济与租佃模式并不互相排斥，也决不可能非此即彼。这两种模式可以共存，哪种模式对地主有利，或者说地主愿意采用哪种模式，便可采用哪种模式。和秦汉相比，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依附关系有所加强，地主依附民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如果其地产集中或相对集中，是有利于他们采用庄园或田庄的模式的，我们也不否认本时期有庄园或田庄之类的存在，尽管如此，租佃关系依旧占有主导地位。也就是说，和秦汉相比，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主要的经济结构并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庄园经济是否导致本时期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的衰颓，不妨从庄园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角度出发，结合本时期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的实际，进行讨论和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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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泽民校点：《陆宣公集》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条。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年10月版。
② 此百分比据1988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农民负担
史》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农民负担史》第1卷第387页两张表折算。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始终是汉族统治者的天下，无论政治或经济，都是沿着秦汉以来的轨迹前进的。当西汉进入鼎盛，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为许多学者津津乐道时，据《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长江流域除成都平原外，辽阔的荆、扬两地还“不待贾而足”，谈不上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至于交、广两州，恐怕绝大部分地区还是有待开垦的处女地。东汉时期，荆、扬两州略有变化，但体现在点上，尚谈不上面，其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虽然已经出现，和中原也还难以同日而语。吴国统治时期，随着荆、扬两地的初步开发，其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开始引人注意了，它充分地反映在左思的《吴都赋》中：“水浮陆行，方舟结驷……开市朝而并纳，横阛阓而流溢，混品物而同廛，并都鄙而为一。士女伫贻，商家骈坒(bì)，贮衣絺服，杂沓从萃。”应该说，建业之能如此，并非偶然出现。是有其相应的基础的。《长沙走马楼二十二号井发掘报告·简牍》说，在临湘县的赋税收入中，有一种叫“僦钱”，11·460l简就是有关僦钱的简牍：“郡士张口僦钱月五百，大女王汝僦钱月五百，大女郑汝僦钱月五百。”①僦钱就是摊位钱，张口、王汝、郑汝等在临湘县的市集中有一个摊位，每月向封建政府缴纳500钱，相当于三斗一升多米[按嘉禾四年(235年)的折纳标准]。这里对于剥削量可以忽略不计，就僦钱的出现而言，它表明在吴国的城镇中，至少郡治的所在大都是有市集的。此时，破岗渎是维系三吴和建业的水运要道。三吴地区的货物大都要经过此处才能进入建业，而维持破岗渎通行的14个埭又是过往船只必停之地。于是各个埭上都有“会市”“邸阁，”②也即交易场所和储存货物的仓库。长江上大小商旅的往来也相当频繁，孙休永安二年(259年)的诏令说：“州郡吏民及诸营兵，多违此业，浮船长江，贾作上下。”③与此同时，三吴和海南岛、台湾以及辽东半岛海上贸易通道也被逐渐开辟出来。常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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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② 《建康实录》卷2《太祖下》。
③ 《三国志·吴书》卷3《三嗣主传》。
交易往来，和辽东半岛的更显著一点，“多持货物”，“浮舟百艘，沈滞津岸，贸迁有无”①。富商大贾们拥资“巨万”，过起了奢侈豪华、锦衣玉食的生活。《吴都赋》说：“富中之甿，货殖之选，乘时射利，财丰巨万。竞其区宇，则并疆兼巷；矜其宴居，则珠服玉馔。”《三国志·吴书·华覈传》也说：“富贾商贩之家，重以金银，奢恣尤甚。”需要说明的是，吴国正是吴姓士族形成和确立的时期。吴姓士族具有北方士族的一些特征，许多学者认为他们是采用庄园经济的模式来配置其土地和劳动力的。而实际状况则是吴姓士族的商业活动相当频繁，《抱朴子·吴失篇》中“商贩千艘，腐谷万庾”、“闭门为市”就是指他们而言的：
车服則光可以鉴，丰屋则群鸟爰止……势利倾于邦君，储积富于公室。……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金玉满堂，妓妾盈房，商贩千艘，腐谷万庾，园囿拟上林，馆第僭太极，梁肉余于犬马，积珍陷于帑藏。
在我们看来，所谓“闭门为市”决不是说吴姓士族的“庄园”已无需外求，也不是说各“庄园”间做买卖，而是指和其势力范围之内的农民做买卖，因为吴姓士族拥有的财富和商品基本相同，都有同样的市，彼此间买卖无利可图。只有和其势力范围内的农民做买卖，才能利用季节贱买贵卖，牟取季节差价。“成军”的僮仆，也即私人武装也是为此服务的，可以阻止其他商贾进入其势力范围，控制农民所需的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迫使其势力范围内的农民只能和他做买卖，获取垄断利润。“商贩千艘”则是为了牟取地区差价而用。所以“闭门为市”非但难以证明吴姓士族拥有的庄园或田庄是一个个无需外求、封闭的经济实体，反而说明吴姓士族需要通过市场、通过买卖来增强其财富和势力，充其量只能说明这个市场还比较窄小而已。在商品经济尚未充分发展起来以前，大市场尚未形成以前，难道不就这样吗?②而且“闭门为市”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市已渗入农村，农民和市场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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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魏书》，卷8《公孙度传》注引《魏略》。
② 参见拙作《“闭门为市”释》，载《首都师范大学报》2001年第1期。
东晋是士族的鼎盛时期，门阀政治出现了。南朝皇权虽然有所抬头，士族的势力依然不可忽视，仍可凭借门第，安流平进，坐取公卿。有些高门大族的子弟，甚至一出仕便想当宰相。所以如此，关键在于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文化优势和极高的社会地位。也就是说，谈及庄园经济，东晋南朝应是其繁荣昌盛的阶段。事实上，持庄园经济论的学者们大都这样看，谢灵运的始宁山墅和孔灵符的永兴山墅便是其主要的论据。特别是始宁山墅，谢灵运在其《山居赋》及自注中明确地说进行着多种经营，即便常用的中草药也自己生产。其中“春秋有待，朝夕须资。既耕以饭，亦桑贸衣。艺菜当肴，采药救颓”，“供粒食与浆饮，谢工商与衡牧”更为庄园经济论者们经常引证。既然如此，东晋南朝应是本时期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萎缩的典型阶段了。可历史实际恰恰与此相反。
在南北两支劳动大军的努力下，在南方少数民族人民的贡献下，东晋南朝社会经济的发展十分显著，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与此同步，也有明显的发展。原来的州府重镇差不多都成为商业发达或较为发达的城市。建康是南方的政治中心，也是南方的经济中心，是商贾云集之地。《晋书·五行志》记载，元兴三年（404年）二月：
涛水入石头。是时贡使商旅方舟万计，漂败流断，骸胔相望。
可见进出建康的商旅非常多。《太平御览·资产部·市》引山谦之《丹阳记》说：“京师四市，建康大市，孙权所立。东市，同时立。建康北市，永安(258—264年)中立。秣陵斗场市，隆安(397—401年)中发乐营人交易因成市也。”同书《居处部·藩篱》引《南朝宫苑记》说，在建康东篱门附近还有一个“肇建市”。那么建康在吴国时只有大市、东市和北市三个大市场，东晋南朝时又增加了斗场和肇建市两个大市场。《南齐书·鄱阳王宝寅传》记载，在萧齐晚年一次内乱中他曾躲藏在建康南部的“草市”之中，这是自东晋以来便出现的一个小市场，直到南朝时还存在。看来东晋南朝时期，建康除了五个大市外，还有如一些“草市”那样的小市场。秦淮河两岸更是相当繁华的商业区，所以(通典·食货·杂税》说：“淮水北有大市，自余小市十余所。”直到隋初，建康的繁华仍不减往昔：“丹阳旧京所在，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肆，埒于二京，人杂五方，故俗颇相类。”①
三吴是东晋南朝社会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终于成为我国封建时代堪与黄河中下游相媲美的新生的经济重心之一，由此成为当时城市最集中的地方，《隋书·地理志》说：
京口(今江苏镇江)东通吴(郡)、会(稽)，南接江湖。西连都邑(即建康)，亦一都会也……宣城(郡治今安徽宣州)、毗陵(郡治今江苏常州)，吴郡(郡治今江苏苏州)、会稽(郡治今浙江 绍兴)、余杭(郡治今浙江杭州)、东阳(郡治今浙江金华)，其俗亦同。然数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
和京口隔江相望的广陵(今江苏扬州)，“车挂轊(wèi)，人驾肩，廛闬朴地，歌吹沸天，孳货盐田，铲利铜山，才力雄富”。②虽然文字有所夸张，但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的繁华可谓一目了然。在如此狭小的地区，密集着这么多的城市，而且都是“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的所在，是秦汉历史中未见的，至少可以说，这里的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不会比秦汉时期的关中和中原差。长江中游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虽然不如三吴，但也不可轻视，故其州治及军事重镇的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也相当可观。在中游，荆州(州治今湖北江陵)无疑是最重要的所在，和扬交广益等州的交往频繁，因此“良皮美罽，商赂所聚”③，故史称“江左大镇，莫过荆、扬”④，也就是说，江陵是堪与建康媲美的大城市。襄阳(今湖北襄樊)是雍州的中心，又是南北间交往的要冲之一，也是“四方凑会”⑤的场所，其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与江陵相差无几，史籍中常常将两地并称。长沙、豫章(今江西南昌)、夏口(今湖北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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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隋书》卷31《地理志》。
② 《文选》卷11《芜城赋》。
③ 《南齐书》卷25《张敬儿传》。
④ 《南齐书》卷15《州郡志》。
⑤ 《隋书》卷31《地理志》。
浔阳(今江西九江)等地都可称作一方都会，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都有发展。以豫章为例，《隋书·地理志》说：
豫章之俗，颇同吴中，其君子善居室，小人勤耕稼。衣冠之人，多有数妇，暴面市廛，竞分铢以给其夫。
而新安(郡治今浙江淳安西北)、永嘉(郡治今浙江温州)、建安(郡治今福建建欧南)、遂安(郡治今浙江淳安淳城镇)、鄱阳(郡治今江西波阳)、临川(今属江西)、庐陵(郡治今江西吉水东北)、南康(郡治今江西于都东北)、宜春(今属江西)等地， “其俗又颇同豫章”。也就是说，这些地方的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都已可观，妇女还大都是从事小商贩的能手。前引《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11·4601简三个缴纳僦钱的人中，有两位是“大女”，看来妇女从事小商贩由来已久，已是这些地区的传统了。在江淮地区，寿春(今安徽寿县)号称“淮南一都之会”①。“南引荆、汝之利，东连三吴之富”②，是南北交往和互市的枢纽。北魏占有后，互市进一步发展， 《魏书·食货志》说：“于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货，羽毛、齿革之属，无远不至”。南兖州的盐城(今属江苏)是海盐的主产地，商贩很多，“公私商运，充实四远，舳舻往来，恒以千计”③。在长江中上游，成都的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自战国以来就相当繁荣，东晋南朝时依然如故。《隋书·地理志》说：“蜀都，其地四塞，山川重阻，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盖一都之会也……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贫家不务储蓄，富室专于趋利。”来往于这里的富商大贾不少，《宋书·刘粹附弟道济传》说：“远方商人多至蜀土资货，或有直数百万者。”昔日蛮荒之地的交趾和南海，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大有发展，《隋书·地理志》说：“南海、交趾，各一都会也，并所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奇异珍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交趾，今属越南北宁省，交州州治。南海，亦称番禺，即今日广州，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兴起的对外贸易城市。《南齐书·东南夷传》史论说：“南夷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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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南齐书》卷14《州郡志》。
② 《晋书》卷92《文苑·伏滔传》。
③ 《太平寰宇记》卷124引《南兖州记》。
种，分屿建国，四方珍怪，莫此为先，藏山隐水，環宝溢目，商舶远至，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牣积王府。”尤其是广州，凭借其地理上的优势，终于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史称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①。有时“岁十余至”②。往来交易的主要是供统治阶级享用的珍珠、象牙、犀角、珊瑚和香料等高档奢侈品，利润极高。由此，广州刺史成为贪官污吏们争逐的肥缺，俗称“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③。广州城内的商店很多，交易繁盛，“工商竞臻，鬻米商盐，盈街通肆”，封建政府的商税收入很高，“市有千金之租”④。“市有千金之租”也即“市租千金”，这是西汉商品经济进入鼎盛时期前后，对商业十分繁荣的大都会的形容词，如主父偃便说过：“齐临菑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⑤如今广州集中的财富非但可以和建康媲美，亦可与西汉鼎盛时期的临菑相提并论了，足以证明其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的活跃。无怪《南齐书·州郡志》要说，只要到广州掌权，不是贪官也能“富兼十世”。此外，从陶璜的奏议可以看到，吴晋之际合浦(今属广西)因盛产珍珠，已成为岭南一带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较为发达的城镇之一：“合浦郡土地硗确，无有田农，百姓唯以采珠为业，商贾去来，以珠贸米。而吴时珠禁甚严，虑百姓私散好珠，禁绝来去，人以饥困。又所调猥多，限每不充。今请上珠三分输二，次者输一，粗者蠲除。自十月讫二月，采上珠之时，听商旅往来如旧。”⑥陶璜的奏议被封建政府采纳，略许宽松的措施是有利于合浦采珠业的发展，也会促进商贾往来的。无怪其本传说“威恩著于殊俗，及卒，举州号哭，如丧慈亲”了。东晋南朝时，这样的状况会继续甚至略有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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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梁书》卷33《王僧孺传》。
② 《南史》卷51《吴平侯景附子劢传》。
③ 《南齐书》卷32《王琨传》。
④ 《艺文类聚》卷52《广州刺史欧阳颅德政碑》。
⑤ 《史记》卷52《齐悼惠王世家》。
⑥ 《晋书》卷57《陶璜传》。
如果说吴国士族的“闭门为市”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农民和市场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话，那么随着东晋南朝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的发展，这种状况终于呈现在人们面前了，这就是或“四日一会”或“十日一会”的“草市”的出现。有关建康的“草市”，前文已稍有涉及，《资治通鉴》卷144引胡三省注说，南齐时，建康城外“各有草市”，其他十余个“小市”，以及破岗渎、上容渎上各埭的“会市”，恐怕应由“草市”发展起来，或多多少少和草市有所干连。《水经注疏·江水》说，江州平都县(今重庆丰都) “有市，四日一会”，鱼复县(即今白帝城) “有市，十日一会”。同书《肥水注》说：“肥水左渎，又径西桥门北，亦曰草市门。”既然门以草市命名，当与草市有关。也就是说，不仅建康和三吴一带有草市出现，其他地区也有草市出现。一些学者认为，草市最早应是农民出卖草料的场所，后来也出卖别的商品，慢慢发展成临时市场①，这个意见是值得重视的。草市并非官方设置的市场，因而没有官吏管制，可以说是非正规市场，往往出现在州治郡治或县治的城郊，或出现于水陆交通枢纽之处。市中固然不乏商贾，因为四日一会或十日一会不大可能影响农民生产，也就难免有附近的农民借此出售其他农副产品。农民和市场的距离拉近了。《宋书·孝义·郭世道传》说其子郭原平“若家或无食，则虚中竟日，义不独饱，要须日暮作毕，受直归家，于里中买籴，然后举炊”。表明有的乡村中也有买卖粮食的店铺或摊贩。粮食本是农村应有之物，但在永兴县(今浙江萧山)的一些农村中，粮食却需仰仗商旅来解决。在没有灾荒的年景下，有年大雪，“商旅断行”，居然造成“村里比屋饥饿”②。《南史·顾宪之传》载：“吴兴(郡治今属浙江)无秋，会稽丰登，商旅往来，倍多常岁。”显然是说商旅们已进入农村，不过在荒年时，比平常年景加倍而已。这类状况虽不多见，毕竟说明农村和市场的联系在加强。————————
① 参见吴**《中国商业史》第二册，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
② 《南齐书》卷55《孝义传》。
战国以来的民谚说：“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①随着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的发展，随着造船业的发展，已有人利用长江黄金水道，向这个民谚冲击了。《宋书·吴喜传》载，他带兵到荆州后，虽然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但为了经商牟利，“又遣部下将吏，兼因土地富人，往襄阳或蜀、汉、属託郡县，侵官害民，兴生求利，千端万绪。从西还，大艑小艒，爰及草舫，钱米布绢，无船不满，自喜以下，迨至小将，人人重载，莫不兼资”。《陈书·华皎传》载，他刺湘州后，“善营产业……粮运竹木，委输(京师)甚众”。由长沙和江陵到达建康，都将近千里之遥了。这表明长途贩运粮食此时已是有利可图，否则吴喜和华皎不会如此。正因为长途贩运粮食有利可图，所以侯景之乱时，陈宝应才会利用三吴大饥，会稽尤甚，而其家乡晋安(今福建福州)大丰收的机会，运载米粟，辗转海运，牟取暴利，结果相当理想：“大置赀产。”②
司马迁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③这是说对于贫困者而言，从事小商贩较之农业和手工生产容易解决生计，其中幸运者还可借此求富。在西汉鼎盛时期是这样，在六朝也是如此。前述在临湘县缴纳僦钱的摊贩，以及豫章等地“暴面市廛，竞分铢以给其夫”的妇女，显然是些借小商贩维持生计的城市贫民。此时也有许多破产或濒临破产的农民借助商贩谋生或摆脱困境。郭世道便是其中的代表：“与人共于山阴(今浙江绍兴)市货物，误得一千钱，当时不觉，分背方悟。请其伴求以此钱追还本主，伴大笑不答，世道以己钱充数送还之，钱主惊叹，以半直与世道，世道委之而去。”其子郭原平也当过小商贩，“每出市卖物，人问几钱?裁言其半，如此积时，邑人共识悉，辄加本价与之，彼此相让，欲买者稍稍减价，要使微贱，然后取值”④。《南齐书·孝义传》说会稽有陈氏三女，时逢荒年，“相率于西湖采菱莼，更日至市货卖，未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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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② 《陈书》卷35《陈宝应传》。
③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④ 《宋书》卷91《孝义·郭世道传》。
亏怠”。他如戴硕子“贩贮为业”，戴法兴未发迹时“卖葛于山阴市”①。梁朝时周石珍以贩绢为业，吕僧珍以贩葱为业，贺琛以贩粟自给等等。郭世道和郭原平之能名留正史，因为这父子俩是封建史家力图宣扬的“孝义”样版，其他人则是因发迹于当世名垂史册而追溯其往事的。其实，像郭世道父子那样借小商贩维持生计或摆脱困境的农民，在东晋南朝相当多。《隋书·食货志》说在东晋南朝有许多“浮浪人”，六朝史籍中有许多“游食”的记载，从事小商贩应是浮浪人和游食者们的一条生路。为此，“啬人去而从商”，“末业浸而流广”；“今商旅转繁，游食转众，耕夫日少，杼轴日空”；“天下荡荡，咸以弃本为事”②等论调，在史籍中可以经常看到。统治阶级高唱重本抑末，不断发出劝课农桑的诏令，也是对此而来的。这就无怪乎《隋书·食货志》说，东晋南朝“人竞商贩，不为田业”了。
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的发展，与交通互为表里。江南水乡，交通主要靠船只，吴国时长江中的大船载物万斛，东晋南朝时增加一倍，载物二万斛。隋文帝平陈后的诏令说：“吴越之人，往承敝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其江南诸州，人间有船者三丈已上，悉括人官。”③这样的大船，当然不仅仅是为了代步，“敝俗”二字应该包含弃本趋末意思在内的。因而造船业的快速发展，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此时南方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处在发展之中。
东晋南朝时期，拥资数十万、百万、数百万甚至巨亿的富商大贾为数不少。他们交结权贵，或投入达官贵人门下为门生，“假冒豪强之名，拥护贸易之利，凌践贫弱之人，专固要害之处”④。和西晋时傅玄所说的“都有专市之贾，邑有倾世之商”⑤，可谓异曲同工。他们长袖善舞，“竞收罕至之珍，远蓄未名之货，明珠翠羽，无足而驰，丝罽文犀，飞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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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书》卷94《恩幸·戴法兴传》。
② 《宋书》卷56史论，《南史》卷70《郭祖深传》。
③ 《隋书》卷2《高祖纪》。
④ 《初学记》卷24《居处部·市》引王彪之《整市教》。
⑤ 转引自《全晋文》卷47 《傅子·检商贾》。
翼”①。他们的生活奢侈豪华，让人目眩神摇，“商贩之室，饰等王侯，佣卖之身，製均妃后”②。“市井之家，貂狐在御；工商之子，缇绣是袭”③。乃至皇亲国戚、公侯贵人，甚至贵为天子，也羡慕不已：“今日见作天王……动见拘执，不如作市边屠酤富儿百倍矣。”④在当时，最著名的大商人是何妥和杨*[贝 免]。何妥号称“西州大贾”，《隋书·何妥传》说：
西域人也，父细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今属四川)，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
杨*[贝 免]⑤的事例见于刘宋时刘敬叔所撰的《异苑》：
晋陵曲阿(晋陵郡治今江苏常州)杨*[贝 免]，财数千万。三吴人多取其值，为商贾治生，辄得倍直……*[贝 免]死后，先所埋金，皆移去邻人陈家。陈尝晨起，见门外忽有百许万镪，封题是“杨*[贝 免]”姓字。⑥
《异苑》是志怪小说，不能看作信史，杨*[贝 免]也许是子虚乌有的人物，但益州尚能造就“巨富”何妥，三吴一带出现像杨*[贝 免]这样藏镪百万、经商的触角遍及三吴各地的大商人也难以排除。
二、北方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概貌
相对于南方而言，北方的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与社会经济的恢复一样，历经了巨大的曲折和波动。但这个曲折和波动，正如上文所述，主要是长时期战乱造成的，和庄园经济或田庄经济并无必然的联系，只是整个社会经济现实的另一个侧面而已。
众所周知，魏晋之际是士族地主政治和经济特权确立的时期，在庄园经济论者看来，也是庄园或田庄经济得到长足发展的时期。不少学者将石崇的金谷园、潘岳的《闲居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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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书》卷56史论。
② 《宋书》卷82《周朗传》。
③ 《梁书》卷1《武帝纪》。
④ 《南齐书》卷4《郁林王纪》。
⑤ 《太平御览》卷472《人事部·富》作“汤贶”。
⑥ 《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看成是庄园或田庄的典型资料。在《金谷诗序》中石崇说：“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金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潘岳在其《闲居赋》中说：“筑室种树，逍遥自得，池沼足以渔钓，舂税足以代耕。灌园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腊之费。”这些语句也成为庄园经济论者论证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衰落时经常引证的资料。既然如此，西晋的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理应比曹魏还要衰落才对。但有目共睹的是，随着全国的统一，社会经济的逐步恢复，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也呈现出复苏的景象。重建的洛阳又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也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纳百万而罄三吴之资，接千年而总西蜀之用”①；“其民异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貊，天下四(方)会，利之所聚，而奸之所生”②。洛阳城中金市、马市和阳市这三个大市已相当繁荣，其他各州郡也有市集，“都邑之内，巧伎末业，服饰奢丽，富人兼美，犹有魏之遣弊，染化日深，靡财害谷，动以万计”③。各地间商业往还日见频繁，交通线上的旅舍业相当兴盛：“方今四海会同，九服纳贡，八方翼翼，公私满路。近畿辐辏，客舍亦稠。冬有温庐，夏有凉荫，刍秣成行，器用取给。疲牛必投，乘凉近进，发槅写鞍，皆有所憩。”“行者赖以顿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贸迁，各得其所”④。与此同时，舍本趋末，弃农从商的现象也日益严重：“农工之业多废，或逐淫利而离其事……游手多而亲农者少。”⑤所以唐长孺先生也说：“伴随着政治上的重归一统和社会经济的逐渐恢复，商品货币经济的回升表现得相当显著。”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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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晋书》卷26《食货志》。
② 《三国志》卷21《傅嘏传》注引《傅子》。
③ 《晋书》卷38《齐王攸传》。
④ 《晋书》卷55《潘岳传》。
⑤ 《全晋文》卷46引傅玄《上疏陈要务》。
⑥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页。
西晋王朝崩溃后，北方成为内徙诸少数民族统治者横行的天下。虽然他们中的绝大部分，特别是内徙中原的少数民族，在其建立政权前已转向农业定居，但其社会发展阶段毕竟落后于汉族。最后内徙的鲜卑拓跋部转向农业定居的速度尽管不算慢，毕竟还有相当数量的部落成员过着游牧或半农半牧的生活，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均比汉族落后。更重要的是在内徙诸少数民族中并没有士庶之分，由此必然使北方士族地主的地位变易不定。直到魏孝文帝改革，士族的特权才得到保障，前引颜之推“闭门为生之具以足”的论调就是在此之后提出来的。按理来推，此时的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也应该萎缩，但是历史的现实却是和社会经济的恢复同步前进。洛阳成了北方首屈一指的大都会，《洛阳伽蓝记·城西》说：
出西阳门四里，御道南有洛阳大市，周迴八里……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內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市南有调音、乐律二里。里内之人，丝竹讴歌。天下妙伎出焉。……市西有退酤，治觞二里，里內之人多酝酒为业。……市北慈孝、奉终二里。里內之人以卖棺槨为业，赁(ér)车为事。……别有准财、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
“周迴八里”，足证这个市场规模很大，在市里吃、喝、穿、戴、用之物，妙舞清歌之趣，包括生老病死及婚丧喜庆所需，几乎应有尽有。这还不是洛阳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的全部，其《城东》卷说：“出建春南门外一里余至东石桥南北而行……桥南有魏朝时马市。”①“孝义里东即是洛阳小寺(市)……民间号为吴人坊……里三千余家，自立市，所卖口味，多是水族，时人谓为鱼鳖寺(市)也”。《城南》卷说：“宣阳门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桥，所谓永桥也。……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别立市于洛水南，号曰四通市，民间谓永桥市。伊、洛之鱼，多于此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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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魏朝时马市应指北魏时而言，非魏晋之马市，因其后文又说：“魏昌尼寺，阉
官瀛州刺史李次寿所立也。在里东南角，即中朝牛马市处也，刑稽康之所。”
士庶须脍，皆诣取之。鱼味甚美，京师语曰：‘洛鲤伊鲂，贵于牛羊。’”①北魏后期战乱，洛阳再遭破坏，但为时不久，又慢慢恢复起来。隋初时其繁华已不减往昔，史称“其俗尚商贾，机巧成俗……此亦自古然矣”②。这表明，即便高欢都邺，对洛阳带来了巨大的损害，但这里“俗尚商贾”之风未减往昔。一旦时机得宜，它便恢复起来了。同书又说谯郡(郡治今安徽亳州)、济阴(郡治今山东曹县西北)、襄城(郡治今河南方城东)、颍川(郡治今河南许昌)、汝南(郡治今河南平舆北)、淮阳(今属河南)、汝阳(郡治今安徽阜阳)等地的风气、习俗和洛阳“颇同”，表明这一带的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也较为可观。河东地区的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似乎比前列各郡治还要兴盛一点。《北史·魏诸宗室·常山王遵传》载其后裔元淑“孝文时，为河东(郡治今山西永济蒲州镇)太守。河东俗多商贾，罕事农桑，人至有年三十不识耒耜”。邺城是汉魏之际兴起的北方重镇，在历次战乱中虽也历经破坏，但比洛阳还是好一点。魏孝文帝迁都时，曾有人建议都邺，原因是在此前它是河北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又得水陆之便。所以史称“邺、洛市廛，收擅其利”③。《隋书·地理志》也说：“魏郡，邺都所在，浮巧成俗，雕刻之工，特云精妙，士女被服，咸以奢丽相高，其性所尚习，得京洛之风矣。”也就是说，北朝中后期，其繁华的程度可与洛阳比美。《魏书·食货志》载，武定年间(93～549年)，高澄新铸五铢钱后，为了确保名实相符，严禁劣钱流入市场，特意在“京邑二市，天下州镇，郡县之市，各置二称，县于市门，私民所用之称，皆准市称以定轻重”。那么邺城中该有两个大市，惜者其名已佚，难以详述了。在北魏分裂后，长安又取得了国都的地位：
京兆王都所在，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贵者崇侈靡，贱者薄仁义，豪强者纵横，贫窭者窘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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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引文据1958年古典文学出版社范祥雍校注本，下同。
② 《隋书》卷30《地理志》。
③ 《魏书》卷66《李崇传》。
而关中的冯翊(郡治今陕西大荔)和扶风(郡治今陕西兴平东北)等地，“其风大抵与京师不异”①。此外，隋志中把晋阳(今山西太原)也称为“一都之会”，而当时人又往往并、邺并称，看来其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和邺城也相差无几。东魏北齐的统治者们有时对晋阳的重视还超过邺城，这恐怕也是个中原因之一。邢峦总述孝文帝改革以后的情况说：“逮景明(500～503年)之初、承升平之业，四疆清晏，远弥来同，于是蕃贡继路，商贾交人，诸所献贸，倍多于常。”②丝绸之路在此情况下进一步发展起来：
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③
洛阳不单是北方政治经济中心，已是当时难得一见的国际大都会。高欢迁邺，洛阳衰败，长安又取代洛阳成了国际都会。“卉服毡裘，辐辏于属国，商胡贩客，填委于旗亭”④。
与此同时，商业活动也逐步向农村渗透；在《齐民要术》这部当时农业生产大全中，就有许多有关粮食、种子以及用其他产品换取粮食的记载。也有人开始长途贩运粮食牟取暴利的尝试。如李岳为官邺城，在门生的建议下“广收大麦载赴晋阳，候其寒食以求高价”⑤。从邺城到晋阳，这个路程不算短了。不过，他起运稍许晚了点，运到晋阳，恰恰清明节，卖不出去了，亏了大本。
既然如此，富商大贾大量涌现乃是势所必然。前述洛阳大市十个商业区中，“多诸工商货殖之民，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相临望。金银锦绣，奴婢缇衣，五味八珍，仆隶毕口”⑥。《魏书·韩麒麟传》也说，“宝货盈于市里……丽服溢于路”，“工商之族，玉食锦衣”。北齐诸王多引富商大贾为国臣府佐。北齐晚年，为解决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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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隋书》卷29《地理志》。
② 《魏书》卷15《邢峦传》。
③ 《洛阳伽蓝记》卷3《城南》。
④ 《周书》卷49《异域传序》。
⑤ 《太平御览》卷838《麦》引《三国典略》。
⑥ 《洛阳伽蓝记》卷4《城西》。
政危机，公开卖官鬻爵，州牧郡守县令可卖，他们重要的僚属也可以卖，结果“州县职司，多出富商大贾，竞为贪纵，人不聊生”①。说明周齐对峙时，北方富商大贾之多，犹如过江之鲫。北方最著名的大商人是刘宝，《洛阳伽蓝记·城西》说：
有刘宝者，最为富室。州郡都会之处，皆立一宅，各养马一匹，至于盐粟贵贱，市价高下，所在一例。舟车所通，足迹所履，莫不商贩焉，是以海内之货，咸萃其庭，产匹铜山，家藏金穴。宅宇逾制，楼观出云，车马服饰，拟于王者。
经商的触角伸及北方各地，在重要的州镇郡治都有其商号，而且操纵了物价，若非各地联系加强，刘宝藏镪巨万，商品堆积如山，恐怕是很难如此的。这样的大商人，恐怕在秦汉也难找出几个吧。
综上所述，有一点相当明确，即把士族地主及所谓与其相应的庄园经济或田庄经济看成魏晋南北朝时期商品经济传统市场萎缩，自然经济进一步加强的最主要的根源，是和历史实际不相吻合的。历史实际是因战乱和少数民族的入主中原，北方的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历经曲折，在魏孝文帝改革以后，踏上了两汉以来的轨迹，出现了恢复的局面；南方则继承了两汉以来的趋势，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从无到有，逐步走向了繁荣。所有这一切，是和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成正比的。其原因将在下一节中进一步探讨。就东晋南朝和北朝中后期的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与两汉相比，恐怕也难说有很大的差距，甚至某些方面还略有发展。因此笼统地说魏晋南北朝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萎缩，恐怕也不够确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