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人家 2008-2-18 00:30
六朝社会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地理背景
六朝社会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地理背景
胡阿祥
载《江南社会经济研究·六朝隋唐卷》
1934年3月1日出版的《禹贡》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之《发刊词》云：
历史是最艰难的学问，各种科学的知识它全部需要。因为历史是记载人类社会过去的活动的，而人类社会的活动无一不在大地之上，所以尤其密切的是地理。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所以不明白地理的人是无由了解历史的，他只会记得许多可佐谈助的故事而已。自然地理有变迁，政治区划也有变迁。如果不明白这些变迁，就到处都成了“张冠李戴”的笑柄①。
又1944年3月，《求是月刊》创刊号所载李长傅先生《淮域形势与中国历史》一文指出：
离地无人，离人无史，人类活动于地面之上，演出可歌可泣的历史。我们固然不是机械的唯物论者，说一切历史，都受地理环境的支配。但要是彻底明了人类历史的因果，不能不对于人类与其活动的空间在历史上的相互关系有深切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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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发刊词》由谭其骧先生起草，顾颉刚先生改定。
就六朝社会变迁与经济发展的理解与研究而言，当然也不例外。唐长孺先生曾论“南北朝社会经济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认为“这些差异有的根源于地域性因素，即自然地理特点，如在农业生产方面，水陆种植各有所宜，就自古如此。……其次，北方畜牧业的繁荣亦远为南方所不及，这在秦汉时代即是如此。……其三，长江流域水道交通的便利也对南朝商业发展有着独特的作用。类似这种根源于自然地理特点的差异还可以举出一些。南北朝社会经济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因固然与这些地域性因素分不开”①。又田余庆先生弟子、唐长孺先生助手何德章教授所撰《中国经济通史·第三卷》②即魏晋南北朝卷，第一章“绪论”之后的第二章，即“自然生态环境与区域经济状况”。何德章教授的《六朝江南开发的几个问题》③一文也指出：“六朝时代是南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在魏晋南北朝总的衰退背景下展开的，不利的气候环境以及开发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灾害都影响着这一时代南方开发的深度与广度”；而由自然地理视角言，“在六朝时代这一特定时期，大族广占依附人口及封占山水，是南方开发中必要的先进生产力形式，应予充分肯定”。值得注意的还有自然地理因素以外的人文地理因素，如疆域、政区、人口迁移、民族分布等等。仅以政区为例，谭其骧师指出：“研究一个地区的开发过程可以从很多方面着手”，谭师的名文《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与省界、地区界的形成》④，“是从县的设置来考察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与省界、地区界的形成”，这无疑拓展了社会经济史与地区开发史的研究思路，丰富了史料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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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二篇“论南北朝的差异”第四节“南北差异的地域及历史性因素”，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②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③刊《学海》2005年第2期。
④刊《历史地理研究》(1)，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
然则问题在于，无论是自然地理状况还是人文地理状况，古今之变迁与差异往往极为复杂，如此，我们便不能以现今的地理状况去阐释古代的历史，包括本书所研究的六朝至明清之“江南社会经济”。换言之，自然地理状况与人文地理状况及其变迁，本身就是六朝至明清江南社会经济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狭义”的社会经济研究的必要前提与基础。
有鉴于此，本文谨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之南方六朝为例，择要叙述其时空范围内自然地理方面的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人文地理方面的疆域、政区与人口迁移、民族分布。
一、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
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是自然地理的重要内容，其本身的内涵相当丰富。今选择与社会经济关系密切、又与现今颇多差异的五个方面，即气候形势、动植物资源、河流湖泊、海岸推移、自然灾害，述之如下①。
(一)气候形势
六朝时期气候的基本特征是寒冷②。最能表明此期寒冷气候的，是一些极端气候事件，如霜雪日期的异常现象，以六朝京都南京③为例，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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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不作详细的论述，另可参考拙著《六朝疆域与政区研究(增订本)》附录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学苑出版社，2006年将出。
②本小节有关冷暖的标准，采用我国1951—1980年的平均气温指标。
③当时称建业(孙吴)、建康(东晋南朝)。本节为叙述方便，多用现代地名。
类似南京这样的记载，在六朝疆域范围内的其他地点，还能找到不少。以上极端霜雪现象，具有气候指示意义。一般来说，霜雪初日提早，则秋季气温下降提前，秋季平均气温较常年偏低；又霜雪终日的推迟，表明春季气温的偏低。以此衡量，上表中的霜雪日期，大部分是接近或超过现代的极端，这说明当时气温较现代低。如表中吴嘉禾四年七月南京一带陨霜，初霜日至少提前70天，由此推算，该年秋季平均气温要比现代低2．8℃；其他年的资料也可作类似的推算。
当时一些年份霜雪期的延续时间，也反映了严寒冬季的存在。如太元二十一年(396)十二月，南京一带“雨雪二十三日”①；元嘉二十九年(452)“自十一月霖雨连雪，太阳罕曜”，次年“正月，大风飞霰且雷”②；又建元三年(481)十一月“雨雪，或阴或晦，八十余日，至四年二月乃止”③。现代南京一带年雪日数的平均值仅8．4天，以上雨雪日大大超过现代极值，其为严寒冬季无疑。有学者还据此推测，以上东晋南朝时的这三个严寒冬季，苏北沿海或钱塘江等江湖可能出现冻结现象，其严寒极端情况，均超过现代气候所见极端现象，而仿佛于明清小冰期时的极端情况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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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书·五行志》。
②《宋书·二凶传》。
③《南齐书·五行志》。
④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第一章第三节，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
值得注意的是，在基本特征呈现为寒冷的该时期，寒冷程度也有着一定的波动。据《晋书》、《宋书》、《南齐书》之《五行志》及相关正史本纪所见资料分析，六朝寒冷期的第一个寒冷低值过程，出现在3世纪80年代至4世纪40年代，时间长约60年；在这60年中，寒冷事件的出现频率很高。第二个寒冷低值过程至迟在5世纪初叶已有迹象，大约延续到了6世纪20年代。期间，如刘宋大明六年(462)，设置凌室于南京，修藏冰之礼①。现代南京一带1月平均气温2℃，河湖结冰时间不长，冰块很薄，不能储藏；当时南京一带既有冰可供收藏，可见冬季气温比现在大约冷2℃左右。又以上两个寒冷低值过程，累计170年左右。这170年左右，是时间跨度长达300多年的寒冷的六朝时期相对更为寒冷的时期。
六朝时期气候的另一大要素即湿度，呈现出相对干旱的特征。统计正史五行志、正史本纪有关大水年与大早年的记载，大旱年出现的次数稍多于大水年。换言之，六朝总体上可以被认作是一个寒冷干燥的时期。
(二)动植物资源
六朝时期的动植物资源，受自然条件(特别是其中的气候因素)与人为活动的影响，已不及先秦秦汉丰富，但是较之今日，还是远远胜出。
六朝主要的疆域范围为华东、华中与西南。这一广大的区域，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地带，动植物资源丰富。以华东而言，北部沿长江、淮河一带，次生林成为主要的林相，而东部宁绍地区，虽经人类的大肆采伐，原始林木仍多有留存，如直到刘宋时，当地还有先秦的古樟。华中之汉水上游陕鄂边境，“秀林茂木，隆冬不凋”②；西南方面；秦岭巴山一带山地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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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书·孝武帝纪》。
②《水经·沔水注》。
茂密的北亚热带森林和竹林，三峡地区“林高木茂”①，云贵高原植被良好。
今日一些珍稀动物，如犀、象、虎、孔雀、鹦鹉、麋鹿、长臂猿、大熊猫、竹鼠、扬子鳄等，在当时的华东、华中、西南地区广泛分布。如野象，上至四川盆地，下达淮北江南，南及江西、广西，都曾经见于记载；三峡、湘西、浙西、闽中，处处可见长臂猿的活动；江淮之间和长江中下游活动着扬子鳄；孔雀当时在四川盆地相当常见。
动植物资源尤为丰富多彩的地区，是包括今闽南、岭南和滇南的热带林地带。以岭南为例，热带雨林、季雨林发育良好，热带海洋林也有留存。椰子、荔枝、龙眼、榕桂、紫荆、铁力木、八角茴香、沉香等植物品种，犀、象、虎、孔雀、猩猩、马来鳄等动物品种，生长、栖息于热带林中。比如孔雀，在岭南是常见的飞禽，由于容易猎获，大都作为食物，其羽毛则作为装饰品，大量使用。
(三)河流与湖泊
六朝时期的河流与湖泊，颇有不同于今日之面貌者；与先秦秦汉时期相比较，也有众多的河流湖泊发生了频繁而复杂的变迁。
六朝疆域最大时(晋末宋初)，北达黄河。六朝时期的黄河，仍沿袭着东汉王景治理后所固定的河道。这一河道是从长寿津(今河南濮阳西旺宾一带)自西汉大河故道别出，循古漯水河道，经今范县南，在今阳谷县西与古漯水分流，经今黄河和马颊河之间，至今利津入海。这条河道在形成以后的大约800年时间里，比较稳定。六朝时期，正处于河道的最稳定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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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水经·江水注》。
六朝时期黄河下游河道相对稳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东汉以后大批游牧民族入居泥沙来源最多的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地区，原来的农耕民族内迁，中游许多土地退耕还牧，次生植被开始恢复，水土流失相对减轻，下游河道的淤积速度减缓，决溢次数就必然减少了。其次，黄河下游两岸存在着许多分流和湖泊，洪水来时起着调节水沙的作用，减轻了干流的负担。再次，该时期下游河道两岸土地荒弃颇多，灌木杂草丛生，对固堤有一定作用。还有下游河道入海比较顺直，水流迅急，可将泥沙大量输送入海，有一段时间可能冲刷超过堆积。还可能有海平面下降等因素，也在其中起着一定的作用。
六朝时期的淮河，干流相对稳定，独流人海。依据《水经·淮水注》的记述，淮水干流源出桐柏胎簪山，上中游流路与今淮河基本一致，下游自今盱眙以下，与今流路完全不同，它穿过今洪泽湖，东北至今淮阴市，沿废黄河流路至今涟水县东境入海。 淮河是一条多支流的河流，这与黄河不同。六朝时期，黄河下游的分流和汊道逐渐淤浅和减少，南岸分流除了漯水外，主要分流是鸿沟水系，北岸则基本上已无分流和汊道。淮河支流却相当密集。《水经·淮水注》记载的淮北平原，有大小19条支流，自西北向东南流注淮河，如汝、颍、沙、濄、涣、睢、泗、汳、沂、沭、游等水，都属重要的淮北支流；相对而言，淮河以南由于山地丘陵逼近淮河干流，平原狭窄，支流相对较少且多数为短小河流。又淮河支流的历史演变，南岸支流除中渎水外，大体稳定少变，北岸支流则变迁较为频繁。
黄、淮以外，六朝境内的又一重要河流是长江。据《水经·江水注》，当时仍把岷江作为长江的上源；长江变迁较为复杂者是长江中游的上段即荆江河段。荆江上起枝江，下迄城陵矶，其江陵以西的荆江河段，最突出的问题是江、沱易位；江陵以东的荆江河段，则是统一河床的塑造。
所谓江、沱易位，缘于荆江分汊河道的南为江、北为沱。先秦两汉时，江、沱约在今松滋涴市合流，然后沿今江道东流至江陵，当时沮水下游在今江陵西南附近折向东流至江陵城南，又东纳入阳水，即江陵县南的北江尚未形成。及孙吴西晋时，江、沱的分流量逐渐趋于平衡，故东晋南朝之际，江又称为外江，沱又称为内江。内江流量增大的结果，沮水下游东折流路被江水劫夺，江水以此紧逼江陵城南，威胁江陵城的安全。东晋时开始沿江北岸创筑金堤，以策安全，同时逼沮南下，形成《水经注》所记载的江陵西南的北江分汊河道。原来江、沮之间的滩地则被水流冲断，形成一系列沙洲，而沮水也改在今江陵西南附近入江。 六朝时期，又是江陵以下的荆江统一河床塑造的重要阶段。孙吴两晋时期，今石首境内的荆江河段，开始摆脱湖沼区的漫流状态，塑造自身的河床；这时监利境内的荆江河段，仍旧通过云梦湖沼区，尚无独立河床可言，仅有东南方向的大体流路。至南北朝时，荆江河床仍然如此。据《水经·江水注》记载，石首境内的荆江河床形态极为清晰，两岸不但有众多的穴口分流，还有较高爽的自然堤供人类定居，江中并有不少沙洲分布；但监利境内的荆江河段，几乎不见任何记载，不但没有城邑，连穴口分流和沙洲也不见记载，这反映了当时监利境内荆江河段横穿云梦泽、尚处于漫流为主要形态的情况。荆江统一河床最后塑造完成，是监利境内云梦泽消失的结果，而这要晚到唐宋时期。
长江中游的下段即城陵矶至湖口之间的河段，属于分汊型河段，其中又可分为顺直分汊和弯曲分汊两种类型。顺直分汊类型河段有：城陵矶至石码头，沙帽山至武汉市，西塞山至武穴；弯曲分汊类型河段有：石码头至沙帽山，武汉市至西塞山，武穴至湖口。又无论顺直分汊还是弯曲分汊，江中都发育有江心洲，如石码头至沙帽山段有归粮洲，沙帽山至武汉市段有叹洲、鹦鹉洲，武汉市至西塞山段有东城洲、武洲、峥嵘洲、举洲、芦洲、五洲、三洲，西塞山至武穴段有石穴洲，武穴至湖口段有桑落洲。这些江心洲或稳定、或多变；与现今比较，河道及其顺直或弯曲，也不尽相同，如城陵矶至石码头段中的杨林矶以下河段，在今河道以南；西塞山至武穴段，江面较今略宽。
湖口以下的长江下游，可以今南京为界分为上下两段。上段即湖口至南京段，河谷较为开阔，采石矶外的江心洲为较大的江心洲之一。下段即南京以下，有的地方宽阔，有的地方狭窄，与现代不同。瓜埠至青山之间，河道相当宽阔。龙潭以下，南岸紧靠宁镇山脉北麓，岸线平直；北岸岸线则凹凸不平。又今扬州、镇江之间为喇叭形海湾，有涌潮可供观赏。处于人海口一段的长江，有不少沙洲见于记载，如白沙洲、贵洲、新洲、嘉子洲、中洲、瓜洲等。白沙洲在今仪征一带，瓜洲在今镇江市北靠近南岸，其余沙洲在此二者之间。
由以上黄河、淮河、长江的简单叙述，可以大致明了古今河流的变迁概况；然而与河流比较起来，古今湖泊的变迁尤为巨大，竞至每每有面目全非之处。如现已堙没或基本堙没的当时较大湖泊，有芍陂(今安徽寿县境)、孟诸泽(今河南虞城县境)、圃田泽(今河南中牟县境)、白洋陂(今河南杞县境)、大野泽(今山东巨野县境)、菏泽(今山东定陶县境)、雷泽(今山东菏泽县境)、夷安潭(今山东高密市境)等；现已大为缩小或缩小的当时较大湖泊，有洞庭(今洞庭湖)、镜湖(今浙江绍兴县境)、震泽(今太湖)等；当时的彭蠡(今鄱阳湖)则现已大为扩大。
(四)海岸推移
六朝疆域之沿海岸线，基岩岸线变化不大，而一些沙质海岸，受河流、波浪、潮汐等动力作用的影响，岸线较此前此后有所不同。
六朝时期的黄河尾闾，长期稳定在今黄河口附近，今河北、山东交接处的海岸线因此向前伸展较快。《水经注》载五世纪时黄河在今山东博兴、利津间以下分汊，一股东南出，是支津，与济水汇合入海，一股是主流，出东北径直人海。当时黄河口是一个扇形三角洲，三角洲南沿的海岸线与现代相近，三角洲北沿则远在今海岸线以内。
苏北海岸线六朝时期较为稳定。较为稳定的原因，是由于黄河安流于山东半岛北部，及在苏北人海的河流含沙量较少。南朝时，苏北海岸线的大致走向为今赣榆、连云港市、板浦镇、响水西、云梯关、阜宁、建湖东、盐城、东台、富安、李堡、如东；当时云台山及其周围以及南通市，都仍在海中，为海岛。
长江口南岸沙嘴，从4世纪起，开始向东推进。自孙吴征服山越和晋室东渡以后，由于大量山地得到开发，森林植被遭到破坏，水土流失，加大了固体径流，泥沙逐渐在河口沉积。东晋时期，上海地区的海岸线大致北起娄塘，经嘉定城、南翔、诸翟、莘庄、闵行、南桥、柘林，然后进入杭州湾中的王盘山，再往西则至海盐的澉浦。至于杭州湾的南沿今浙江宁绍地区的海岸，则在现代岸线以南。
(五)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是指自然界的异常现象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六朝时期，自然灾害相当频繁，对此，邓云特有较为全面的说明：“终魏晋之世，黄河长江两流域间，连岁凶灾，几无一年或断。总计二百年中，遇灾凡三百零四次。其频度之密，远逾前代。举凡地震、水、旱、风、雹、蝗螟、霜雪、疾疫之灾，无不纷至沓来，一时俱见。以言旱灾，则二百年间，见于史书者，凡六十次；以言水灾，亦达五十六次。至于风灾，共达五十四次；次为地震，计五十三次，频度亦密；再次为雨雹之灾，计亦三十五次。此外疫灾十七次；蝗灾十四次；歉饥十三次。他如霜雪、‘地沸’，各仅两次，不足述矣。”①又南北朝时期，“所见之灾害更多。计水、旱、蝗螟、地震、霜雹、疫疠诸灾，总共达三百十五次。以与一百六十九年之数目相较，所超者及一倍以上。如再加以详细之分析，则此一百六十九年中，频数最高者为水旱之灾，计各七十七次；其次为地震，凡四十次；再次为风灾，共三十三次。此外霜雪为灾二十次；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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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第一编第一章第一节第三项，商务印书馆，1937年。
雹为灾十八次；蝗灾十七次；疫灾亦如之，歉饥十六次”①。
以上有关魏晋南北朝灾害次数的统计，凡619次；如果以六朝占其中的40％计，则也达到了近250次。又邓云特的统计还是比较粗略的。以地震为例，据《中国历史地震图集(远古至元时期)》②，有感地震震级小于4又3／4级者，三国时期14次，西晋时期37次，东晋十六国时期50次，南北朝时期95次，合计196次，加上等于或超过4又3／4级者38次，则合计234次，这远远超过了邓云特统计的93次。
六朝时期的自然灾害，不仅次数频繁，而且受灾程度往往非常严重。如大旱，宋大明七年(463)至次年，“东诸郡大旱，甚者米一斗数百，都下亦至百余，饿死者十六七”③。又暴风，宋元嘉三十年(453)“正月，大风拔木，雨冻杀牛马”④；南齐永元六年(499年)七月，“大风，京师十围树及官府居民屋皆拔倒”⑤。又地震，宋大明六年(462)“七月甲申，地震，有声自河北来，鲁郡山摇地动，彭城城女墙四百八十丈坠落，屋室倾倒，兖州地裂。泉涌，二年不已”⑥。
六朝时期频繁而严重的自然灾害，结合以某些时段与地区相对频繁而严重的人为战争，又往往引起歉饥之灾与疾疫之灾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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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第一编第一章第一节第三项，商务印书馆，1937年。
②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
③《南史·宋前废帝纪》。
④⑥《宋书·五行志》。
⑤《南齐书·五行志》。
⑦如疾疫的发生与旱涝灾害密切相关。大旱大涝之后，环境污染，病菌滋生，粮食奇缺，人们的体质和免疫力明显下降，此时传染病最易流播。又战争也往往诱发疾疫，如孙权建衡年间，诸葛恪连年征战，发州郡兵20万围攻曹魏合肥新城。时值盛暑，因连月不克，军人已十分疲惫，再由饮水不洁而致腹泻，“病者大半，死伤塗地”(《三国志·吴志·诸葛恪传》)。
疾疫之灾如东晋永昌元年(322)十月，“大疫，死者十二三”①；歉饥之灾如梁太清三年(549)七月，“九江大饥，人相食者十四五”②。
然则类似这样的天灾与人祸并作，又表明了天灾与人祸之间，往往存在着种种复杂的联系，此举一例。梁天监十三年(514)，梁武帝萧衍接受北魏降将王足堰淮水以灌寿阳之计，征发役人及战士合20万，筑浮山堰(今安徽嘉山县北淮河上)。天监十五年夏四月堰成，长9里，下广140丈，上广45丈，高20丈。九月，淮水暴涨，浮山堰倒塌，其声如雷，闻300里，缘淮城戍村落十余万口皆漂入海。若无浮山堰之筑，此次水患不会如此惨烈。
其实不仅自然灾害与人类社会之间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与前述之气候形势、动植物资源、河流湖泊、海岸变迁等等，也都息息相关。比如六朝时期东亚大陆相对寒冷干燥的气候与五胡的长期入主中原，就不能认为只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因为类似的历史大格局的变化，如女真的南下与宋室的仓皇南渡、满洲的入关与明帝国的土崩瓦解，都分别对应着寒冷的气候；或者说，当时气候的日趋寒冷，是促使本来就地处高纬度地区的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一个重要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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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书·元帝纪》。
②《南史·粱简文帝纪》。
二、疆域与政区
所谓疆域，是指国家或政权实体的境界所能达到的范围，即实际占有的、控制的地域。国家的存亡，以疆域为最基本的前提；国家的盛衰，也以疆域的得失盈缩为先决条件。广大的疆域，可以孕育出一个强大的国家；反之，疆域狭小的国家，虽然可以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方面达到很高的水准，但因受空间的限制，而终难成为强国①。在战争时，疆域的大小也十分重要。疆域愈广，则抵抗外来侵略的回旋余地就愈多，此即惯常所称的以空间换取时间。
除非疆域特别狭小，任何一个国家或政权实体都要划分疆域、建置政区。政区即行政区，又称行政区域，是国家为进行分级管理而划分的区域。这些区域都设有相应的地方各级政府，以管辖该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事务。政区与地方政府两者是相互依存的，国家划分政区是为了设置相应的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的设置则是为了管理一定的政区，两者共同决定着国家政权的纵向结构体系。
据上，疆域与政区实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完全意义上的疆域，是设置了政区的地域，疆域变迁，政区随之而有增减；政区的置废，也往往代表了疆域的得失。
就六朝疆域与政区论，其研究难度可谓极大。六朝疆域太多伸缩不定，六朝政区太多离析变迁。即以政区而言，昔童书业先生撰《中国疆域沿革略》②时感叹道：“当时(东晋至隋)南北地方制度同入混乱状态，实无法细加研究；即当时之沈约已不明其究竟，何况千余年后之我辈耶!”以此之故，下面仅就六朝疆域之大致范围及其形势，六朝政区之建置概况及其制度特点，进行综述③。
(一)疆域
六朝疆域时有消长。这种时有消长，不仅表现在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朝代之间，而且表现在各朝代的内部。兹先略述六朝首都、各朝代的稳定疆域及其重要变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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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疆域小而成为强国者，多通过夺取殖民地的方式，但其强国的地位，往往随着殖民地的独立而丧失。当然疆域广大也并非一定就能成为强大的国家，还必须有良好的自然条件与充分的经济开发。
②台湾开明书店1974年。
③其详细情形，参阅拙著《六朝疆域与政区研究(增订本)》，学苑出版社，2005年。
六朝首都：六朝疆域的政治中心无疑是其首都。六朝绝大部分时间以建业、建康(今江苏南京市)为首都①，而奠定这一格局的是孙吴。孙吴所以定都建业，究其原因，可能有下列诸端。其一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孙吴境内，长江下游最为富庶，其中尤以太湖地区及东土宁绍一带最为丰沃，建都建业，可以有效地控制其经济命脉，军国所需就近取给。其二为建业地理环境优越。建业山川形胜，气象雄伟，西、北有长江环绕，西有石头城为其捍御，南有秦淮河川为阻，东有钟山、北有幕府诸山环卫，进可以战，退足以守。其三为政治因素。建都于长江下游的当时扬州地区，比较符合孙吴土著大族的利益；而在扬州地区，以建业的地理位置最为优越。又自孙吴定都建业以后，东晋南朝相沿不改。
孙吴疆域：孙权继承父亲孙坚、兄长孙策的事业，割据江东。其开疆拓土，东抵东海，南及南海兼有交趾，北自江北与曹魏为界，西沿三峡及今湖南、贵州、云南、广西边界与蜀汉为邻；以今地论，包括浙江、上海、福建、江西、广东、湖南等省市的全部，湖北、安徽、江苏、广西、贵州等省区的一部及越南的中北部、四川的一隅。在三国之中，孙吴的疆域较曹魏小而较蜀汉大。
东晋疆域：东晋偏安江左，其间疆域广狭无常，极是复杂，洪亮吉《东晋疆域志·序》称：“其蹙境也，始于咸和，甚于宁康，再甚于隆安；其拓疆也，肇于永和，再振于太元，大启于义熙。其朝南暮北，旋有旋亡者，虽巧术不能算也。”大略而论，其较稳定的疆域范围，北抵淮南、江北，东及东海，南达南海兼有交趾。西土巴蜀、南中，当成汉衰亡以后，为东晋所取；后来又落人前秦苻坚之手，继为东晋叛乱的地方官谯纵割据，及东晋末年义熙中，重新收复。又义熙年间，东晋大将刘裕北伐，平南燕，灭后秦，于是东北有今山东半岛，西北有关中，北抵黄河，疆域范围之大，不仅居东晋之首，而且为东晋南朝270余年间所仅见，只是这一极盛疆域，维持的时间十分短暂，关中旋即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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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先是东汉建安十六年(211)，孙权自京(今江苏镇江市)徙治秣陵，次年改名建业。晋太康元年(280)灭吴，复改名秣陵。太康三年分淮水(今秦淮河)南为秣陵，北为建业，并改“业”为“邺”。建兴元年(313)因避愍帝司马邺讳，再改名建康。东晋南朝沿称建康。又221年至229年，265年至267年，孙吴曾两次迁都武昌(今湖北鄂州市)；552年至554年，梁元帝又都江陵(今湖北江陵县)。至于六朝其他时期，则皆建都于建业、建康。
南朝疆域：南朝疆域也是很不稳定。当刘宋初年强盛时，北以秦岭、黄河(今黄河稍北)与北魏为界，西至四川大雪山，西南包有今云南，南以今越南横山与林邑接壤，东、东南抵海，这是南朝疆域最大的时期。后来河南、淮北逐渐为北魏所侵夺，刘宋疆域于是几乎回复到东晋原有的版图。齐朝疆域大致与宋后期相同，而北界时有变动，后来更内移到大巴山脉、淮河以南一线。又梁朝疆域起初与萧齐后期相仿佛，一度乘北魏衰乱而向北扩展，并几乎恢复到刘宋初期的疆域。及侯景乱后，长江以北沦陷于北齐，巴蜀地区沦陷于西魏，放弃云贵高原于当地土著民族，不久又失襄樊一带于西魏，失江陵一带于西魏的附庸国后梁。及继起的南朝最后一个朝代陈朝，其疆域遂西不得巴蜀云贵，北不得淮淝荆襄，以长江为界，成为南朝四代中疆域最小的王朝。又总体而论，南朝疆域大体“伸于宋，屈于齐，赢于梁，缩于陈”①。再从区域来看，南朝包括东晋时期，北方边境(如关中、河南、青齐、江汉、江淮)与西方边境(如汉中、巴蜀)的变迁最为频繁，而且总的趋势是越变越南，越变越东，越变越小；西南宁州地方因土族爨氏势力日强，东晋南朝的统治渐弱，到梁朝后期更是放弃了对于西南宁州的主权；又南疆交州的南端，因与林邑国接壤而疆界进退不定，海南岛则在梁陈时期收归了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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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重野安绎、河田罴：《支那疆域沿革略说》，第八图，日本东京富山房，1906年将出。
据上综述，可知在六朝中，大体吴、陈两朝疆域最小，约在100万至130万平方公里；晋末宋初疆域最大，约在260万至290万平方公里。如果纯粹以疆域广狭而言，用现代政治地理学标准衡量，疆域在100万平方公里以上、500万平方公里以下者，即为大型国①，则六朝的疆域仍是较大的，六朝也因之立国并得以抗衡强敌。
值得讨论的是，六朝立国并抗衡强敌的地理基础，除了其较大的疆域范围外，险固的地理形胜及相关的军事重镇更是至为关键。盖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使用戈矛甲盾作战，险固的地理形胜自然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我国地形地势为西北高、东南低，山脉水道又多东西横列，这就使得南北对立，一般总是北胜于南，六朝时期也是如此。六朝立国于南方，其东、南两面被大海封闭，缺乏回旋余地，又处低地，不便仰攻，故六朝对北方政权着重采取以守为主的防御战略，力求以舟师水战阻扼骑兵陆争，而其守国所恃者，则在于长江淮河及秦岭巴山。进之，控扼长川大山者，又在于重镇要地。六朝以经济、武备均弱于北方，故重视守城，特别是高筑墙、广积粮，以守住军事重镇；在重镇之间，则以众多的郡县军戍为要地，彼此间相互策应，以收到“城壁相望，其间远者才百余里，一城见攻，众城必救”②之效，从而构成为整体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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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萧樾：《世界政治地理学基础》第五章第二节，台湾正中书局，1975年。
②《晋书·蔡谟传》。
此六朝守国之整体防线，可分别为东、中、西部。其东部守国防线，为守河、守淮与守江。其中，吴、陈多守江，东晋至梁多守淮，晋末宋初刘裕守河。守河重镇有四，即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东北)、虎牢(今河南荥阳县西北汜水镇)、滑台(今河南滑县东旧滑县)、碻礅(今山东茌平县西南古黄河岸)，号称河南四镇。无力守河便守淮。守淮有淮北、淮南、淮西三线；淮北之本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淮南之本在寿阳(今安徽寿县)，淮西之本在悬瓠(今河南汝南县)。守淮重镇又有淮西义阳(今河南信阳市)，淮北谯郡(今安徽毫州市)、下邳(今江苏淮安市西南古淮河与泗水交汇处)、涟口(今江苏涟水县)、朐山(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锦屏山)、郁洲(今江苏连云港市东云台山，当时尚为海岛)、峡石(今安徽凤台县西)，淮南马头(今安徽怀远县南淮河南岸)、钟离(今安徽凤台县东北)、淮阴(今江苏淮安市西南甘罗城)。又无力守淮便守江。守江重镇，江北者合肥(今安徽合肥市西)、历阳(今安徽和县)、广陵(今江苏扬州市西北蜀冈)，江南者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采石矶)、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建康(今江苏南京市)。
六朝之守国，在中部有两道防线，即守汉与守江。守汉先守南阳(今河南南阳市)，而重戍襄阳(今湖北襄樊市汉水南岸部分)，江陵(今湖北江陵县)则为襄阳防线的后盾。又中部守汉重镇还有酂城(今湖北老河口市西北)、樊城(今湖北襄樊市汉水北岸部分)、石城(今湖北钟祥县)、下溠戍(今湖北枣阳市东南)，守江重镇还有巴陵(今湖南岳阳市)、夏口(今湖北武汉市武昌)、武昌(今湖北鄂州市)、寻阳(今江西九江市西南)。
又六朝之守，在西部守秦岭、米仓、大巴等山以为屏障。秦岭北为关中，南为汉中，又米仓、大巴北为汉中，南为巴蜀。汉中重镇为南郑(今陕西汉中市)，又成都(今四川成都市)为蜀地中心，巴郡(今重庆市)为巴地中心。
综上所述，则六朝守国，自北而南，自东徂西，一为守河，以保河淮之间；二为守淮守汉守秦岭守大巴守米仓，以保江淮之间、江汉之间及汉中、巴蜀；三为守江，以保江南根本。不过三条防线中，守河守江的时间其实都不长。比较而言，取均衡之势，处攻守之中，还是以守淮守汉守秦岭守大巴守米仓为常态。盖秦岭、淮河一线作为地理上的南北分界，北则骑兵称雄，南则水师占势，所以成为南北对峙时的中间推移地带，又是东西部的南北交通要冲。此线的得失，即关系到南北双方的存亡。以此之故，六朝300多年间，守此线为时最长，重镇最多，兵力也最强；此线的南北，战争最为剧烈，战事规模最大，疆域变迁也最频繁。
六朝虽东、中、西部各有防线与重镇，如果不能做到彼此连接，互相呼应，那么也难以固守。如此，守长江就必须控制江北，布兵于江淮之间与江汉之间，守住淮河、汉水，以为长江屏蔽。再者守长江，又必须同时守上中下三游，所谓“吴为天下之首，蜀为天下之尾，而荆楚为天下之中。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①，故巴蜀与荆楚、荆楚与吴越、荆楚与巴蜀及吴越，也相为唇齿。同样的道理，守淮河守汉水，也必须尽可能地控制淮河汉水以北的土地，以为南北缓冲，如有可能，当巩固黄河防线，以屏蔽淮汉。而在河淮之间，青齐与中原又互为唇齿。至于汉中与巴蜀、巴蜀与南中，也无不体现出这种关系。总之，六朝偏安局面的维持，正在于“唇齿相依，凭阻山水，有难拔之势故也”②。
然而，六朝虽据南面北，依托地理上的山河之险，层层设防，线线固守，重镇要地间此呼彼应③，却仍然无从挽回亡国的危机，北方政权还是统一了南方，南方的自然地理形势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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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焘：《六朝通鉴博议》卷三。
②《资治通鉴》卷七十黄初六年。
③按南方六朝以短暂的西晋一统而分为孙吴与东晋南朝两段，但无论是在疆域变迁还是疆域形势上，六朝都表现出一贯性的相共通；其中孙吴一代，更是奠定了六朝的疆域基础。孙吴疆域虽西不得入三峡，北无法过淮汉，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则锐意于开疆拓土；而“吴主北据江，南尽海”(《通典·州郡典》)，又为其后的东晋政权所全盘接受。东晋南朝的疆域虽迭有伸缩，但其主体部分——“北据江，尽南海”——却是相当稳定的。孙吴基于国力所确立的“限江自保”政策——以建业为中心，以扬州为根本，以日益发展的南方经济为基础，以南方土著豪族与北方南迁大姓的协力为依托，以地理上的山河之险为凭借，层层防御，以与北方相对抗——也为东晋南朝所继承。东晋南朝外北而内南，或守河、或守淮汉、或守江，以保国祚。
没能起到长久的或最终的作用，这应是人为的不臧。如西晋灭吴，孙皓自省：“不守者，非粮不足，非城不固，兵将背战耳!兵之背战，岂怨兵耶?孤之罪也!”①又隋之灭陈，“朝廷百官人各有心，四方万里民各有意，是以万里长江守之者无人，隋人取之如拾草芥”②。孙皓还曾借助千寻铁锁，企图阻挡晋师；陈叔宝则自信“王气在此，……彼何为者耶”③，奏伎、纵酒、赋诗不辍，几乎静待隋军的来临。地丑德齐抑或地齐德丑，本非一言可蔽，而守国所依靠者，也本在德而不尽在于险。山川空地形，历代兴亡事，这实在令人深思!
(二)政区
建置政区是为了治理疆域。对于六朝统治者来说，这是巩固统治的直接需要与重要手段。六朝的政区建置与政区制度处于由盛汉型向盛唐型的过渡阶段④，既不同于前此之秦汉，也不同于后此之隋唐，并异于同时之北方政权。概而言之，六朝政区表现出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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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孙皓传》注引《江表传》。
②李焘：《六朝通鉴博议》卷十。
③《资治通鉴》卷一七六祯明二年。
④严耕望《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约论》(《大陆杂志》二十七卷第4期，1963年)：“按汉为郡县两级制，郡以仰达君相，县以俯亲民事。而郡府尤为地方行政重心之所在，统地不广，而权力极重，故政令推行可彻底，谋叛中央则未能。此实为一良好制度。唐代前期典型制度亦州以仰达君相，县以俯亲民事。然曰‘郡’曰‘州’，其名不同，唐代州长官之权力亦视汉代郡守为小弱，而州之上又有虚名统辖之都督，此其异耳。而尤要者，州府内部组织，上佐曰长史、司马，诸曹曰参军，与汉代郡府之置丞尉掾史者固异，与汉代州佐称从事者亦殊。而汉世州郡县之属吏由长官自辟用本地人，唐世州县僚佐则由朝廷除授，且大抵用外州县人。此亦殊异特甚。凡此不同之点甚多，皆由魏晋南北朝三百数十年间逐步自然演变有以致之，非有一人改汉型为唐型者。”
其一，政区层次增多，制度上是州、郡、县**制，而事实上都督府凌驾于州以上，俨然为最高级行政区，于是形成了府、州、郡、县四级制。东晋南朝又有太守、内史、相都督区，也具备一定的政区意义，层次在州之下、郡之上。“此种都督制度之运用，在当时甚为成功；在后世多所仿袭，如唐中页以后之节度观察使制，与明清时之都督制，皆显例也”①。
其二，地方政权多实行双轨制，即州、郡开府者，长官虽为一人，僚佐别为两系(府吏与州、郡吏)。又府吏由中央除授，并以外籍为原则，而州吏则辟用本地人士。
其三，政区的建置十分混乱，这表现在多方面，如置废无常，分合不定，升降、改名、迁治频繁等，又政区的建置单位不断增加，到了南朝后期，已经呈现出严重的滥置倾向。兹表列各时期政区建置数如下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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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严耕望：《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约论》。
②本表依据拙著《六朝疆域与政区研究(增订本)》下编“史料评说及六朝政区建置表”制作。
按上表数字及州名，只是可以考见者，可以视为该年最少应有之数，当时州郡县的实际数字必不止此。惟各朝疆域大小不一，如义熙十四年、中大同元年为东晋、梁朝疆域的极盛期，其疆域远过于吴天纪四年、陈祯明二年。今再就六朝首尾疆域大体相当的吴、陈两朝末年作一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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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史·隋文帝纪》：祯明三年，“陈国平，合州四十，郡一百，县四百，户五十万，口二百万。”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卷一云：“皆计成数也。”
吴、陈两朝户口相近，疆域相当(陈稍小)，而陈以视吴，300年中县增0．7倍，郡增两倍余，州增10倍，六朝州郡县的增置以至滥置倾向，可谓十分显然。
其四，六朝多特殊政区，这些特殊政区的成立又各有其必要性，是六朝政权针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人群、不同统治形势及疆域状况而采取的随宜而明智的措施。如孙吴出于政治原因及虚张声势而有遥领与虚封，出于军事、经济、民族等多方面的考虑而有郡县级各种尉部；东晋南朝为安置侨流人口而有侨州郡县，因侨置或荒残或借以控制要地而有双头州郡；宋、齐为豫州等地蛮族置有左郡左县，齐为部分降附的俚族、僚族置有俚郡、僚郡，又齐、梁为治理雍州蛮而有宁蛮府划领郡县，与州比同。随着时代的推移，各种特殊政区也在发生着流变乃至消亡。如西晋灭吴后废尉部为郡县；孙吴的遥领、虚封东晋南朝变为侨置，东晋南朝的侨置又因土断而废除或割实；宁蛮府由东晋刘宋的军事性统治机构过渡到齐梁的兼具地方行政机构性质，左郡左县、俚郡僚郡入梁、陈后则为新的治蛮俚僚政策所替代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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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详拙文《孙吴特殊政区制度考论》(《赣南师院学报》1994年第1期)、《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设置及其地理分布》(《历史地理》第八、九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东晋南朝双头州郡考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2辑)、《南朝宁蛮府、左郡左县、俚郡僚郡述论》(《历史地理》第十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其五，六朝建置的有些政区不符合政区的一般定义。按照政区的一般定义，构成一个政区必须具备以下8个要素：一定数量的人口；一定范围的地域空间(即有明确的、封闭的边界线，同级行政区既不重叠，亦无空白)；相应的机构(如行政、司法、监察等机关或其派出机构、分支机构)；一个行政中心(即地方政府驻在地，我国古代称治所)；隶属关系(即某个政区在整个政区体系中的地位及与上下级政区之间的从属关系)；行政建制(即政区通名，用于区分政区的不同类型，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政区的行政等级)；行政等级(即政区的行政地位)；名称。然而，如孙吴的遥领、虚封，东晋南朝的侨置，都“无有实土”即缺了政区的“地域空间”要素；双头州郡二州二郡共一刺史、太守，同治一地。又如在敌对政权的军事胶着地带及脱离接触地带①，无人居住区，疆域内的未开发地域，存在着政区划分上的空白；一些少数部族地区(如西南宁州)虽然设置了政区，王朝的实际控制范围却只在交通沿线以及政区的治所周围。又政区的隶属关系存在着不正常的越界隶属即飞地、插花地现象。如此等等，其他情形尚多。
其六，我国封建社会划分政区的三大原则(总括人口原则、行政区与自然区重合原则、便宜赋税征收原则)②，在六朝也未得到完全的贯彻。虽然总括人口原则在郡县两级政区划分时，行政区与自然区重合原则(又称山川形便原则)在州级政区划分时，便宜赋税征收原则在县及县以下基层政区划分时，尚具有较多的兑现机会，部分州的划分却有意采用犬牙交错原则，以防止地方割据，便于中央控制地方；部分都督府、州及尉部，一些侨州郡县、双头州郡的设置与划分与军事形势及地方分权有关；又遥领、虚封、侨置与政治因素的关系也较为密切；宁蛮府划领郡县、左郡左县、俚郡僚郡则主要是境内民族矛盾的产物。及齐梁以后，由于政区的不断分割，境域的直线下降，政区划界遂无一定的规律与原则可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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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三国时魏吴对峙，《宋书·州郡志》曰：“江淮为战争之地，其间不居者各数百里。”
②详侯甬坚《古代中国的区域思想与区划实践》，1990年上海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打印件。
其七，上述六朝政区建置以及政区制度上所表现出的特点，虽然是由六朝具体的时代背景(外有异族强敌，内有军人弄权，军政局势迄不能宁)与特殊的国情(侨流人口的众多，民族关系的复杂，地区开发的加深及地区差异的增大，大批官吏的需要安置等)所决定的，但也引发出了诸多弊端，其值得注意的，如“外重内轻”，必然导致割据与动乱．，东晋因之荆扬争衡，内乱不已，宋、齐、梁、陈也无一不是以镇将拥兵，势成尾大，举兵向阙而更代。又如军政合治，必然导致民刑诸政不修，民刑诸政不修，又表现在六朝乡里组织的破坏上，而乡里组织既经破坏，人民耗散，户口著籍者寡少，州郡空虚，又动摇了政区制度乃至国家统治的基础。再如政区层次过多，政区制度过分不整齐划一，政区建置过滥，必然导致行政效率下降，其最后的结果，便是政区的历史继承性与相对稳定性遭到沉重破坏，政区制度与政区建置走向没落与虚妄，各级政区的统辖、幅员、境域、领户等逐渐失常、失控，地方权力近乎解体，而中央集权也因之衰弱。还有，如由政区建置所引发的机构重叠，官吏冗滥，必然导致地方吏治败坏，进而影响了地方行政，加深了政治危机①。
六朝政区建置与政区制度演变到了这一步，可谓已是穷途末路，必须改弦更张了。然而实施彻底的改弦更张的，并非六朝政权本身，而是平灭陈朝的杨隋。先是隋开皇三年(583)，尽罢诸郡。《隋书·杨尚希传》记其事曰：“尚希时见天下州郡过多，上表曰：‘……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并领。具僚以众，资费日多，吏卒人倍，租调岁减。……所谓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今存要去闲，并小为大，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才。敢陈管见，伏听裁处。’帝览而嘉之，于是遂罢天下诸郡。”②隋又整顿县以下的基层组织。《隋书·食货志》云：“及颁新令，制人五家为保，保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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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详拙文《六朝疆域与政区的演变及其经验教训》，《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②六朝时代北方政权政区的增置滥置，毫不逊色于南方六朝。如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已有38州(《通典·州郡典》)；分裂成东、西魏后，据《魏书·地形志》所记，有州113，郡519，县1352。北周大象二年(580)则通计有州211，郡508，县1124(《隋书·地理志》)。
保五为闾，闾四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闾正；党长，比族正。”及开皇九年(589)，隋灭陈，对南方政区也进行了同样的改革：废郡存州，以州统县；地方设党、里、保。至此，自东汉末年以来相沿400年之久的州郡县**制回复为州县二级制。大业三年(607)，隋炀帝又大举并省州县，并改州为郡，以郡统县。并省以后，全国仅存190郡，1255县。惟此次改州为郡，仅稍易其名称而已，“于制度之更易，疆域之变迁无与也”①。
隋朝的重新规划政区建置与改革政区制度，使得政区面貌焕然一新，而六朝政区制度与政区演变，也随之宣告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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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顾颉剐、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第十六章第一节，商务印书馆，193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