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人家 2008-2-18 00:30
六朝时期江南经济的开发与发展述论
六朝时期江南经济的开发与发展述论
许辉
载《江南社会经济研究·六朝隋唐卷》
一、六朝时期我国南方经济的发展概况
东吴、东晋、宋、齐、梁、陈是相继建都于我国长江以南建康的六个朝代，史称六朝。六朝经历的时间从公元3世纪至6世纪，整整300余年。与六朝对峙的是北方中原地区的曹魏、五胡十六国及北朝。其中只有西晋短期统一了中国，但时间只有36年。在三个多世纪的时间内，北方中原地区的分裂、割据时间在一个半世纪以上；而南方长江流域以南，在六朝存在的300余年中，却基本上是统一的，是我国南方经济得到开发和发展的重要时期。
众所周知，以荆、扬二州为代表的我国南方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虽然也产生了以楚、吴、越为代表的强大的诸侯国，与中原诸国争霸，并在局部开发与发展南方经济中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楚文化与吴越文化。但是直至东汉末年，就江南地区的总体而论，其经济的开发与发展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描述这一地区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蓏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这与当时经济发达的关中地区是不能相比的，《货殖列传》云：“关中之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但是，经过东吴、东晋，至南朝刘宋元嘉末，南方地区的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宋书》卷五十四“史臣曰”描述这一时期经济的发展情况时说：
江南之为国盛矣，虽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于外奉贡赋，内充府实，止于荆、扬二州。自汉氏以来，民户凋耗，荆楚四战之地，五达之郊，井邑残亡，万不余一也。自义熙十一年司马休之外奔，至于元嘉末，三十有九载，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盖东西之极盛也。既扬部分析，境极江南，考之汉域，惟丹阳、会稽而已。自晋氏流迁，迄于太元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及孙恩寇乱，歼亡事极。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逾六纪，民户繁育，将曩时一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旁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值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渔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从齐、梁时人沈约的这一大段描述中，可以看出：经过这一时期的开发，我国南方地区的经济，以荆、扬二州的精华地区而言，已经赶上并局部地超过了北方。这一状况的出现，为隋唐以后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础。
根据现有文献和考古资料，六朝时期，南方地区经济发展的大致概况是：
在农业方面，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水利事业的兴修和荒芜土地的垦辟上。三国以后，中原地区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技术在南方开始得到推广。东吴时，南方已普遍应用耦耕。孙权曾亲自将驾车的八头牛改充耕牛，“以为四耦”。东晋时，区田法已传入南方，并已使用粪肥。宋武帝刘裕时的功臣广陵人到彦之微时以挑粪为业，说明粪已用作肥料①。水稻栽培技术有了提高，东吴时已出现“再熟之稻”②，东晋后又出现了“冬种春熟，春种夏熟，秋种冬熟”的“三熟之稻”③。麦的种植也得到了推广，东晋和刘宋时都曾以政府命令推广种麦④，麦类逐渐成为南方仅次于水稻的主要农作物。
与农业关系密切的水利事业，在六朝时也有很大的发展。东吴时，张昭在江宁创建娄湖，“溉田数十顷”⑤。西晋末、东晋初，陈敏据有江东，“务修耕织，令弟谐遏马林溪以溉云阳，亦谓之练塘，溉田数百顷”⑥；会稽勾章(浙江慈溪县西)所复汉旧陂，溉田二百余顷⑦；吴兴乌程(浙江吴兴县)新筑狄塘，溉田千顷⑧；丹阳曲阿新丰塘，“溉田八百余顷，每岁丰稔，葛洪为其颂”⑨；宋时在荆州的获湖，“堰湖开渎，通引江水，田多收获”⑩；对汉时旧堰芍陂(今安徽寿县)，宋、齐、梁三代都重加修葺。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445)在江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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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晋书·隐逸郭文传》，《南史·到彦之传》。
②《文选》卷五左思《吴都赋》，李善注引《异物志》：交趾稻夏熟，农者一岁再种。
③徐坚：《初学记》卷八引《广志》。
④《晋书·食货志》载大兴元年(318)诏：“徐、扬二州，土宜三麦，可督令旱地，投秋下种”云云。又《宋书·文帝纪》元嘉二十一年(444)诏：“南徐、兖、豫及扬州浙江西属郡，自令悉种麦，以助阙乏”云云。又《宋书·孝武帝纪》大明七年(463)诏：“近炎精亢序，苗稼多伤。今二麦未晚，甘泽频降，可下东境郡勤课垦殖，尤贫之家量贷麦种。”
⑤《元和郡县志》卷二五《江南道一》。
⑥《嘉定镇江志》丹阳县练湖引《元和郡县图志》。
⑦《晋书·孔愉传》。
⑧《太平寰宇记》卷八四江南道。
⑨《晋书·张闿传》。
⑩《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六山南东道。
内的武进县修阳湖堰，齐明帝在句容县开赤山塘①，用于灌溉。梁武帝时，还在丹阳修建思湖、长塘湖、高湖等以溉水田②。这个时期在太湖、鄱阳湖、洞庭湖以及浙江会稽郡一带，已经出现了旱涝保收和高产的湖田。刘宋时谢灵运求会稽回踵湖，又求始宁(浙江上虞县西南)休蝗湖作湖田，孔灵符也表请于余姚、鄞(浙江鄞县)、郧(鄞县东)三县界“垦起湖田”③。湖田土质肥沃，又接近水源，便于灌溉，特别适宜于水稻的种植。
从当时南方经济的开发和发展而言，已大体形成若干经济区，其中以三吴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是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以江陵为中心的荆州地区成为与下游扬州有同等地位的重要开发区；包括鄱阳湖流域的豫章地区、南方的交广地区、福建的闽江流域，都成为当时新的重要开发区④。位于这些经济区的三湖流域渐次成为鱼米之乡。
手工业方面，六朝时期，南方手工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其中代表性的部门有冶炼、纺织、瓷器、造船和造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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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南史·循吏沈璃传》。
②《太平寰宇记》卷八九江南东道。
③《宋书·谢灵运传》，《宋书·孔灵符传》。
④参见冯君实《六朝时期南方的开发》，载吉林师大学报编辑部编《中国古代史论文集》。
虽然早在春秋时期，南方已发展了冶铁事业，但比之北方要落后得多。汉铁官44，多在北方，淮南只有广陵、庐江，江南一无所设。三国以后，原来落后的山越和广州夷人也都掌握了冶铁技术。当时无论官冶或私冶都很发达，官冶以梅根冶(今安徽贵池县东)和冶塘(今湖北武昌东南)最为著名，此外，扬州、石城、茅山、郯县、冶城、广州等地都有冶铁业的记载，特别是会稽郡，是南方冶铁技术较高的地方。东晋初年，会稽郡民为逃避赋役，从海道流入广州，刺史邓岳大开鼓铸，广州一带的少数民族因此知造兵器①。这时冶炼技术的最高成就是炼钢技术的提高。东晋以后，不仅有称为“百炼钢”的锻钢技术的提高和热处理“淬法”的应用，而且出现了新的“灌钢”技术。梁代丹阳秣陵(今南京)人陶弘景发明的“灌钢”，即在炉中杂置生、熟铁，生铁熔后注入熟铁中，然后反复加热锤打，炼成质量较纯的钢铁，不仅可以打造刀剑，也可以打制镰刀等农具，对发展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齐、梁时建康的著名匠师谢平(浙江上虞人)和黄文庆(皇室作坊的匠师)并称为“中国绝手”，曾在茅山(江苏句容县)为皇室造出两批高级刀剑。丹阳郡永世县(今江苏溧阳)的铁岘山、郯县(今浙江嵊州)的三口山、江爰(今湖北武昌)的冶塘山都出产丰富的铁矿，是冶制兵器和农具的重要场所。梁武帝用建康东西冶数千万斤铁堵塞淮水上的浮山堰决口，可见南朝的铁产量是很可观的。
纺织业方面。南方原来有基础的是麻葛织业。左思《吴都赋》中关于纺织品的描写大都指麻葛织品。东晋以后南方纺织业的发达，一方面表现为葛麻制品品种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不仅有所谓越布、香葛、西葛、南布、花练等不同品种，而且高级织品织造极为精巧，以至刘裕曾憎其“精丽劳人”而下令禁织②。南朝末年还出现了“夜浣纱而旦成布”的“鸡鸣布”③。另一方面是丝织业的大发展。刘裕灭后秦姚兴时，曾把关中锦工迁往江南，于建康设立锦署，为日后金陵织造业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与丝织业密切有关的蚕桑养植业在江南得到了普遍推广。优良的桑种，在鲜卑慕容魔通使于东晋时，被移植至辽东④。南方的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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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书·庾亮附弟翼传》。
②《南史·武帝纪》载：“广州尝献入筒细布，一端八丈，帝恶其精丽劳人，即付有司弹太守，以布还之，并制岭南禁作此布。”
③《隋书·地理志》。
④《晋书·慕容宝载记》：“先是辽川无桑，及廆通于晋，求种江南，平川桑悉由吴来。”
章、永嘉、闽中等地，还出现了“四熟”、“五熟”和“八熟”之蚕①，江南地区逐渐成为除齐、蜀之外一个新的纺织业中心。
六朝时期是我国青瓷器发展的重要阶段。青瓷无论在胎质、釉色、纹饰和烧制技术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提高。这一时期南方大部分墓葬都有青瓷出土，尤其以浙江、江苏为最多。江苏六朝墓内出土的青瓷器，有许多在烧造工艺和造型技巧上都有出色的成就，南京栖霞山甘家巷出土的带褐斑或褐色釉的瓷器，宜兴周鲂、周处、周玘墓出土的青瓷神兽尊等极为工巧。南京出土的东晋青瓷四系罐、羊首双复系盘口壶、青瓷天鸡壶、青瓷莲花尊，镇江出土的青瓷扁壶，苏州出土的青瓷人物飞鸟罐等造型也都非常美观别致②。特别是1972年3月在镇江市郊发现的东晋隆安二年墓中出土的青瓷博山炉，釉色滋润，呈青绿色，通高20．8厘米，盖作山峰重叠状，分为三层，每层五峰、交错排列，在二、三层的峰后有十个镂孔为出烟用，圆顶上附扁平半球纽，下部由腹、承柱和盘组成，高10．3厘米，腹半球形，腹间有平行弦文两组，承柱矮，承盘平底，显得十分瑰丽多姿③。
六朝的造纸业相当发达，纸的名目繁多，且在利用南方当地资源上，取得了极大成就。藤皮纸即是利用当时南方所产的桑皮、藤皮作原料的，浙江郯县和余杭由拳都是这种纸的产地，除了白纸，还有青、赤、缥、绿、桃花等各色纸，最有名的是齐朝建康城中的“银光纸”。技术的改进和原料来源的扩大，也提高了纸的产量。王羲之曾一次赠谢安9万张纸，而桓玄则曾明令废除竹简。竹简的废除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反映了南方经济的发展对文化所起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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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隋书·地理志》，《太平御览》卷八二五引《永嘉记》。
②参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江苏部分。
③《文物》，1973年第4期。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当时商业和贸易的发达。江南地区众多的河流和湖泊，为商品的流通、航运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东吴时的造船业本来就很发达，装载物资可达万斛，万人大舰队北航辽东，南到儋耳(海南岛)，东到夷洲(台湾)。东晋、南朝的造船业，在东吴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刘裕攻灭后秦时，王镇恶率水师诉渭水而上，乘坐的蒙冲小舰，行船者都在船内，秦人只见舰进而不见行船者，“莫不惊以为神”①。卢循起义军也曾“作八漕舰九枚，起四层，高十余丈”②。起义军的庞大船队不仅回溯航行于长江里，而且驰骋于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梁时江东有军舰千余艘，其中“鸼*[舟 了]”大船，“两边悉八十榷，榷手皆越人，去来趣袭，捷过风电”③。南朝时已能造载重2万斛的大船，比东吴时期的海船扩大了一倍。横贯东西的长江是南朝东西交通的大动脉。把上、中游的益、荆二州与下游扬州联系起来，由首都建康往河道稠密的太湖流域与浙东地区，已由运河网贯通起来。吴大帝赤乌八年(245)“使校尉陈勋作屯田，发屯兵三万，凿句容中道，至云阳西城，以通吴会船舰，号破岗渎，……晋宋齐因之”④。破岗渎是隋代江南运河的前驱。处于这条交通运输大动脉上的建康，不仅是当时政治的中心，而且它与江陵、夏口(今汉口)、京口(镇江)、广陵(扬州)等一起，也是长江南北上下的交通枢纽，货物的重要集散地，它“贡使商旅，方舟万计”⑤。梁时，“城中二十八万户，东西南北各四十里”⑥，如以每户5口计，当时建康已达140万人，俨然成为南北朝最大的城市。处于大动脉附近的山阴是三吴经济的中心，寿春为南北贸易中心，豫章是长江中下游新兴商业城市，地处交广的番禺则是南方经济中心和国际贸易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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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南史·王镇恶传》。
②《北堂书钞》卷一六三引《义熙起居注》。
③《梁书·王僧辩传》。
④唐·许嵩：《建康实录》卷二。
⑤《宋书·五行志》。
⑥《太平寰宇记》卷九○引《金陵记》。
当时的中西海上交通也有发展，东晋、南朝加强了与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1970年1月，南京市新民门外象山东晋王氏墓地7号墓，出土了一只镶嵌金刚石的金指环和两只玻璃杯，金刚石直径仅1．5毫米。据文献记载，晋代已有金刚石指环输入中国。因此，这一发现为当时中外交流提供了最有力的实物佐证①。
六朝时期，南方经济的开发和发展，使汉族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与南方原有文化相结合，逐渐形成了新的具有时代特色的“六朝文化”，这与当时北方民族的融合，同为这一历史时期最有积极意义的两个成果，无论对当时和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都有毋容忽视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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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物》，1972年第11期。
二、东吴政权促进东南地区经济的发展
以上概述了六朝时期我国南方经济的发展状况。这里特别值得重视者，是孙氏建立的东吴政权作为我国历史上东南地区第一个大的地区性政权，在开发东南地区经济和发展海外贸易中所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
(一)东吴建都武昌、建业，使长江中、下游经济得到切实发展
从三国分立到孙皓降晋(220—280)前后共60年，东吴两次建都武昌，为时近10年，而建都建业的时间则长达50年。东吴二次建都武昌，主要是从军事上考虑的。三国鼎立，战乱频繁，荆州为三国军事争夺的重点。而建业地处长江下游，上游“一旦有警”，“水道溯流二千里”，“不相赴及”①。武昌地扼长江中游，西援西陵，东达建业，军事上可应付自如。然而为什么东吴却又长期以建业为都呢?这是因为建业在军事上同样具有重要地位，它是控扼长江下游的军事要地；更重要的是它在政治上、经济上又优于武昌。从政治上说，东吴立足江东，掌权者除周瑜、鲁肃等皖北地主集团外，主要靠吴地顾、陆、朱、张地主集团的支持，这些大族的根基地在长江下游。从经济上说，吴、会地区为东吴政权经济命脉之所系。这两点，正是武昌无法与建业相比的。故孙皓迁都武昌时，左丞相陆凯目睹“扬土百姓溯流供给，以为患苦”，上疏谏曰：“又武昌土地实危险而嵴确，非王都安国养民之处，船泊则沈漂，陵居则峻危，且童谣言：‘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②说明地居长江中游的武昌，尽管在军事上有重要地位，但当时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弱点则是十分明显的，因而东吴长期定都建业。
东吴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重视和着力经营，使长江中、下游经济得到切实发展。这首先表现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东吴的重要农业屯垦区。长江中游地区为东吴对魏、蜀用兵之地，驻扎着相当的兵力，东吴实行全军皆农制度，士兵“春惟知农，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责其死效”③。因而凡有吴军驻屯之地，即是军屯所在地区。这里有名的军屯区有长沙沤口、陆口、蒲圻屯、夷陵屯、江津屯、黄军浦屯、巴山屯、厌里口屯、寻阳屯、阳新屯。长江下游则有皖城为中心的江北屯，建业京畿地区则有大桑浦屯、牛渚屯、烈州屯、新洲屯、牛屯、华里屯等。民屯区则比较集中于长江下游地区，如海昌屯、上虞屯、新安屯、毗陵屯、赭圻屯、寻阳屯、湖熟屯、溧阳屯、于湖屯、江乘屯等④。这些军屯区、民屯区，有的规模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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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志·宗室孙奂传》。
②③《三国志·吴志·陆凯传》。
④参见陈连庆《孙吴的屯田制》，《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第6期。
成为东吴的重要农垦区。如以皖城为中心的江北屯，据《三国志·魏志·满宠传》记载，青龙三年(235)春，孙权遣兵数千家，佃于江北。后晋将王浑“遣军攻破之，并破诸别屯，焚其积谷百八十余万斛，稻田四千余顷，船六百余艘”①。又如毗陵屯是东吴时分吴郡无锡以西建立起来的郡级民屯区，据《三国志·吴志·诸葛瑾传》注引《吴书》：“赤乌中(238—250)，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各率所领人会佃毗陵，男女各数万口。”东吴时期辛勤的垦殖，使原是虎狼出没的空荒地逐步改变了面貌。
其次是水利的兴修。东吴为与魏、蜀抗争，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大力进行屯垦，水利的兴修是与之配套进行的。如武昌附近长江北岸有引巴灌区。《水经注》卷三五《江水注》鄂县北下载：“江水左侧巴水注之，水出雩娄县之下灵山，即大别山也。……吴时，旧立屯于水侧，引巴水以溉野。”长江南岸，东吴修有“阳新灌区”。《水经注》同卷载：江水“又东过下雉县(治所在今湖北阳新县东)北，……江之右岸，富水注之。水出阳新县(治所在今湖北阳新县阳新镇)之青湓山，西北流，径阳新县。水之左右，公私裂溉，咸成沃壤，旧吴屯所在也。”在江陵、安陆屯区也有水利的开发。《三国志·魏志·王基传》：“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数，安陆左右，陂池沃衍。”
长江下游兴修的水利更多，更具影响。其中用于屯区灌溉的有丹阳湖区的浦里塘、娄湖。在建康城内，孙权在赤乌三年(240)开凿运渎，“西南自秦淮，北抵仓城”；四年又凿东渠，又名青溪，通城北堑潮沟。青溪、潮沟，南接秦淮，西通运渎，北达长江，构成了建康城内较为完整的运输网络。更为重要的是孙权赤乌八年(245)使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3万人开凿句容中道，至云阳西城，以通吴、会船舰的“破岗渎”运河。破岗渎在整个六朝一直贯通不废。又据《太平御览》引《吴志》：岑昏曾开凿丹徒至丹阳的一段水道。这条水道的贯通，也是“自孙氏始”。丹徒水道成为日后隋代开凿的江南运河的前驱。说明东吴时围绕都城建康开挖的水利工程确实不少，这对长江下游经济的开发和发展，无疑起着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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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书》卷四二《王浑传》。
其三，手工业、商业和城市的发展。长江中游的武昌设有官府手工作场。《三国志·吴志·孙权传》注引《江表传》载：“权于武昌新装大船，名为长安，试泛之钓台圻。”此船可载战士3000人。武昌又为东吴冶铸业的一个中心。《太平御览》卷三四三引陶弘景《刀剑录》，孙权曾于“黄武四年采武昌山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湖北东吴墓出土有大量刀、剑、戟、削、弩机等铜铁兵器，证实了当时武昌冶铸业的发展。如鄂城钢铁厂一枯井中出土的罐形铜釜肩、腹部刻有“黄武元年作三千四百卅八枚”、“武昌官”等铭文①，说明仅黄武元年一次就铸这类铜釜三千多枚，可见这个冶铸作坊生产量之大。武昌又是东吴的一个制镜业中心。鄂城东吴墓出土的铜镜就有近百枚，且有的铜镜铭文上说明为“会稽山阴师鲍唐镜”、“家在武昌”②，可证武昌居住着当时制镜的名工巧匠。武昌地区也有青瓷制造业，其风格与会稽郡的产品有所不同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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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鄂城县博物馆：《湖北鄂城发现古井》，《考古》，1978年第5期。
②贺忠香：《湖北三世纪考古与社会经济初探》，载《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
③蒋赞初：《长江中游六朝墓葬的分期与断代——附论出土的青瓷器》，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
商业方面，长江是沟通中下游进行商贸贩运的重要通道。《三国志·吴志·孙休传》载永安元年(258)诏：“自建兴以来，时事多故，吏民颇以目前趋务，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同书永安二年(259)诏曰：“自顷年以来，州郡吏民及诸营兵，多违此业，皆浮船长江，贾作上下。”可见在长江上从事贩运商贸的吏民和诸营兵不少。又据《三国志·吴志·全琮传》载：全琮父全柔，孙权为车骑将军时，徙桂阳太守，“柔尝使琮斋米数千斛到吴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而还。”说明当时长江中、下游商贸的规模还不小。贯通建业至吴、会间的破岗渎运河的开凿，不仅运输吴会地区的米粮，而且也活跃了运河沿线的商业贸易。当时建业城秦淮河边不仅有大市，还有小市十余所。《太平御览》卷八二七资产部引《丹阳记》曰：“京师四市，建康大市，孙权所立；建康东市，同时立；建康北市，永安中立；秣陵斗场市，隆安中发乐营人交易，因成市也。”建康四市，其中三市均为东吴时所立，说明东吴时建业的商业贸易已很发达。
随着吴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长江中、下游已开始形成一批城市群。长江中游的江陵、夏口、武昌，长江下游的建业、京口、吴、会稽等就是这批城市群的代表。
(二)奠定了东南地区经济比较落后的豫章、岭南、闽江流域开发的基础
豫章郡是孙氏据以立足三吴的后院，又是夺取长江中游地区的前进基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是该郡在孙吴时得到开发的重要原因。建安五年(200)，孙策亡，孙权当时控制的除三吴外，就是豫章郡和从豫章郡分出的庐陵郡。豫章地区地域辽阔，襟江带湖，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雷次宗《豫章记》云：“地方千里，水路四通，风土爽皑，山川特秀，奇异珍货，此焉自出。”①由于它的富庶和战略地位的重要，因而孙策、孙权兄弟一直把吴会地区和豫章郡当作着力经营的两个重要目标。当时豫章地区居住着很多山越人，孙吴在镇压吴会地区的山越后，即将兵锋转向豫章，分派吕范、程普等将数路征讨。经过多次争夺和残酷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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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太平寰宇记》卷一○六引《豫章记》。
孙氏终于平定了豫章郡山越的反抗，大批山越人被徙居平川，与汉族人民杂居，“强者为兵，赢者补户”①，既壮大了孙吴的军事实力，也使众多的山越人摆脱了强宗豪帅的控制，成为国家的编户。
孙吴除派出大批将领充任各级官吏，加强地方政权建设，还在豫章各地广兴屯田，兴修水利，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如柴桑屯是东吴在豫章的一个重要军屯区，而寻阳又是东吴一个很大的民屯区。由于豫章郡内居住着众多的山越，孙吴讨平山越后，往往就在这些地区推行屯田制度。如海昏上饶壁“有五六千家，相结聚作宗伍”。孙策时刘表从子磐骁勇，数为寇于艾、西安诸县(均为豫章属县，后汉建安中分海昏立西安)，“策于是分海昏、建昌左右六县，以(太史)慈为建昌都尉，治海昏，并督诸将拒磐，磐绝迹不复为寇”②。说明孙吴在海昏、建昌左右六县也大规模推行屯田制度。
豫章较大规模的开发，使得行政建制也发生重大变化。献帝兴平中，孙策分豫章立庐陵郡。孙权又分豫章立鄱阳郡。孙亮又分豫章立临川郡。孙皓分豫章、庐陵、长沙立安成郡，分庐陵立庐陵南部都尉。原先豫章一郡，经孙吴时的开发，增至六郡，县邑扩大为58个，基本上奠定了今江西省行政区域的基础。
岭南地区在秦汉帝国时，已纳入版图，并设置郡县进行统治。汉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南越五主赵建德与丞相吕嘉反汉，武帝讨平吕嘉，以其地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日南、九真、交阯七郡。元封中，又置儋耳、珠崖二郡，置交阯刺史以督之。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罢儋耳并珠崖。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46)，又罢珠崖郡。后汉马援平定交部，始调立城郭置井邑。顺帝永和九年(1417)③，周敞为交阯刺史。桓帝分立高兴郡，灵帝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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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志·诸葛恪传》。
②《三国志·吴志·太史慈传》。
③东汉顺帝永和终于六年，疑“九”为“六”之误。
曰高凉郡。建安八年(203)，张津为交陆刺史，士燮为交阯太守。十五年(210)，交州治所移至番禺。吴黄武五年(226)，分交州之南海、苍梧、郁林、高凉四郡立为广州，交陆、日南、九真、合浦四郡为交州。后因乱，广州仍并交州。孙休永安六年(263)，“复分交州置广州，分合浦立合浦北部，以都尉领之。孙皓分郁林立桂林郡”①。据统计，岭南交、广地区秦时为3郡，汉时为7郡55县，经吴时开发，至晋太康平吴时为17郡120县。
东吴时，岭南地区经济得到开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汉末三国以来岭北人民的迁徙南来定居。如《三国志·吴志·士燮传》：“燮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又《吴志·薛综传》：“少依族人，避地交州。”《程秉传》：“汝南南顿人也，逮事郑玄，后避乱交州。”汉末三国时，越岭南迁人口有多少，不得而知。但士燮传称，南徙避难士人就以百数。考虑到汉末士人迁徙，往往有众多宗属宾客跟随，因此，南徙人数当不在少数。这些南徙人口不仅为开发岭南带来了劳动力，而且带来了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同时，汉族人民越岭南下，与岭南少数族蛮、俚、僚杂居，也促进了各族人民的融合，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其次，由于岭南为东吴的战略后方，也是开展对外交易的重要地区，因而东吴政权十分重视对岭南的统治和经济的开发。如士燮在建安十五年以岭南归附孙权后，孙权一方面任命步骘为交州刺史，同时仍保持士燮交阯太守和其弟士壹合浦太守等职务。东吴对岭南地区实际实行的是羁縻统治②。同时对少数民族征收的赋税也比内地为轻：“田户之租赋，裁取供办，……不必仰其赋入，以益中国也。”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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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书》卷一五《地理志》下。
②③《三国志·吴志·薛综传》。
东吴在岭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统治政策，既易于保持当地社会的稳定，同时也收到了加强中央统治的效果。如吴赤乌十一年(248)，陆胤为交州刺史，“入南界，喻以恩信，务崇招纳，高凉渠帅黄吴等支党三千余家，皆出降，引军而南，重宣至诚，遗以财币，贼帅百余人，民五万余家，深幽不羁，莫不稽颡，交域清泰”①。陆胤在任交州刺史任内，曾率民修筑蓄水陂池，使“民得甘食”②，既改善了当地饮水条件，又可灌溉农田。这些措施，都促进了岭南经济的开发和发展。
对闽江流域地区，孙吴自孙策起，经孙权至孙亮，曾五次对闽地用兵。前后历时62年，才压平了闽地山越人的反抗，迫使他们“率众出降”，或“出其部伍，以充兵役”。孙吴在闽地则“复立县邑”。建安八年(203)，首立南部都尉府于建安。至建安十二年，闽地已有侯官、建安、南平、汉兴、建阳五县。孙休永安三年(260)，“分南部立为建安郡”③。这标志着孙吴对闽地的统治得到了巩固，也有利于闽江流域的开发。
在农业上，闽地人民辟草莱，尽地力，首先是开发山区。最早建立的建安郡治，介于武夷和鹫峰之间，“山谷延袤相属，田居其间，裁十三四”④。在开垦的梯田上种有早熟的粳稻、橘柚，也修有一些水利工程，在深林丛竹、蝮蛇猛兽出没的空荒之地，逐渐开辟出田园和村落。闽地的冶铸业、造船业向称发达。冶县的设立，当与闽地冶铸业发展有关。孙吴在闽中建安设有典船校尉和温麻船屯，专门用于建造海船。左思《吴都赋》云：“弘舸连舳，巨舰接舻。……槁工楫师，选自闽禺。”⑤孙吴航海的优秀水手，均来自闽粤两地，也反映了这里造船、航海业的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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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三国志·吴志·陆胤传》。
③《宋书·州郡志》。
④《重纂福建通志》卷五七《风俗·建宁府》。
⑤《文选》卷五。
(三)积极开拓东南沿海及与海外的经济、文化交流
东吴莅临大海，颇具地理地缘优势，积极开拓东南沿海交通，发展与海外的经济、文化交流。
1．万人舰队到达夷洲，使台湾岛与大陆发生了正式联系 孙权黄龙二年(230)春，“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直洲”①。历时约一年，“卫温、诸葛直军行经岁，士卒疾疫死者什八九，直洲绝远，卒不可得至，得夷洲数千人还”②。据《后汉书·东夷传》载：会稽海外有夷洲及亶洲，传言秦始皇使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福惧诛，不敢还，遂至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人民时至会稽市。会稽东冶县人有入海行，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不可往来。又据沈莹《临海水土志》载：夷洲在临海东，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溪，地有铜铁。夷洲为宝岛台湾，这是历史上台湾与大陆首次发生的正式联系。《临海水土志》中对台湾地理风土人情的记载，在史籍中出现也是首次，这些都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直洲离会稽更远，但它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早有贸易往来。据《后汉书·东夷传》，童洲即为秦时徐福到达之地，王于斯，后世世相承，至今倭人庙祀徐福。据此推断，亶洲应为日本列岛③。说明秦汉以来，至东吴时，与海中的日本列岛是有着商贸和人员来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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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志·孙权传》。
②《资治通鉴》卷七二。
③参见罗其湘著《东渡蓬莱第一人》，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
2．远航辽东半岛，吴使至高句丽、朝鲜半岛 吴嘉禾元年(232)三月，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海之辽东，从公孙渊求马”。九月，吴使由辽东返还时，在山东成山遭魏将田豫的伏击，“斩贺于成山”。嘉禾二年(233)，公孙渊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孙综“奉表称臣于吴”。三月，孙权遣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将兵万人、金宝珍货、九锡备物，乘海授渊”①。结果，公孙渊考虑魏近吴远，难以依恃，乃斩张弥、许晏等，“送其首于魏，没其兵资”②，分其部伍。吴将秦旦、杜德等逃脱，“走于玄菟”。八月，“旦等自玄菟走句丽。句丽王见旦、德等甚敬之，曰：‘此天子边人也。’乃发皂衣使二十五人送归，兼表献方物，豹皮千枚，鹖鸡皮十具。”冬十月，孙权遣中书郎陈恂、谢宏往拜句丽王(位)宫③为单于，并赐衣服。恂至，句丽已受魏幽州牧，讽旨不受诏赐，遂郊止吴使。令主簿笮资、带固往与恂、宏相见。恂等怒，乃缚资、固为质，使让句丽。句丽王谢罪，献马百匹，乃释资等，令奉诏赐物，而将马还④。
三国时期的高句丽，其境域“南与朝鲜、涉貊，东与沃沮，北与夫余接”⑤。是时高句丽人西向辽东郡发展，北面则侵凌夫余，东面蚕食南沃沮，南面则逐步南下，略有朝鲜半岛地域。由此可以看出，东吴派出的万人大舰队不仅远航辽东，而且与高句丽、朝鲜半岛等地已有着一定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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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三国志·吴志·孙权传》，《通鉴》卷七二。
③据《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载：此时句丽王应为位宫，为句丽王伊夷模子。
④《建康实录》卷二《太祖下》。
⑤《三国志·魏志·东夷传》。
3．开拓与东南亚、南亚的经济文化交流 据《三国志·吴志·吕岱传》载：黄武五年(226)，广州刺史吕岱讨平交州九真太守士徽(士燮子)等人的反抗后，“又遣从事南宣国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又据《梁书·诸夷传》载：“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州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其西与西域诸国接。……及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纪传。”说明吴时朱应、康泰等人曾到达扶南等国。当时天竺使臣正在扶南，朱应、康泰具问天竺土俗，云：“佛道所兴国也。人民敦庞，土地饶沃。其王号茂论。所都城廓，水泉分流，绕于渠堑，下注大江。其宫殿皆雕文镂刻，街曲市里，屋舍楼观，钟鼓音乐，服饰香华，水陆通流，百贾交会。”①朱应、康泰归国后所著《扶南异国志》、《吴时外国传》就记述了当时中国与南海诸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情况，成为十分宝贵的文化典籍。
东吴不仅与东南亚、南亚诸国有经济、文化来往和交流，同时还与西亚、欧洲的大秦有商贸往来。孙权黄武五年(226)，“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陆，交陆太守吴邈遣送至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时诸葛恪讨丹阳，获黝、歙短人，论见之曰：‘大秦希见此人。’权以男女各十人，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论乃径还本国。”②
综上所述，三国时东吴立足江南，不仅与魏、蜀鼎立，在政治、军事上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而且在发展长江流域中、下游经济，开发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开拓海外经济、文化交流方面，均有很大建树，对于这一方面的历史作用，我们应予以充分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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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粱书》卷五四《诸夷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