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人家 2008-2-18 00:30
永嘉乱后北方移民的地域选择——以江南为例
永嘉乱后北方移民的地域选择——以江南为例
刘新光
载《江南社会经济研究·六朝隋唐卷》
一、叙 论
(一)移民缘起
西晋怀帝永嘉五年(311)三月，匈奴刘汉的兵马先在石勒的率领下，于河南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鹿邑县西南)，大败晋军，围杀晋大臣、宗室、将士10余万人；继而六月间，刘曜率军攻陷洛阳城，俘获晋怀帝，纵兵焚掠，杀太子及诸大臣，士民死者3万余人。愍帝建兴四年(316)，匈奴军又破长安，愍帝出降，西晋亡。这就是引发中古诸多变动的“永嘉之乱”，也称作“永嘉丧乱”。
永嘉乱后，“五胡乱华”，中原汉人政权遭到驱逐，各方汉人势力朝着不同方向的偏远区域流动。与此同时，人民也随而播迁。总其流迁方向，主要有二，即河西和江南。其中大部分移民来到了江南，所谓“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是也①。关于南来移民的数量，谭其骧先生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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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书·王导传》，中华书局，1974年。
若即以侨州、郡、县之户口数当南渡人口之约数，则截至宋世止，南渡人口约共有九十万，占当时全国境人口约共五百四十万之六分之一。西晋时北方诸州及徐之淮北，共有户约百四十万，以一户五口计，共有口七百余万，则南渡人口九十万，占其八分之一强。换言之，即晋永嘉之丧乱，致北方平均凡八人之中，有一人迁徙南土；迁徙之结果，遂使南朝所辖之疆域内，其民六之五为本土旧民，六之一为北方侨民是也①。
谭先生的统计截至宋世，正说明此次移民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时间延续甚久，从永嘉之乱爆发直至刘宋末年②。而在永嘉乱前，西晋琅邪王司马睿于307年以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的身份，渡江镇守建邺，为此后江南区域的接纳北方移民奠定了基础。也有相当部分的北方人士来到了河西地区。《晋书·张轨传》载：“秘书监缪世征、少府挚虞夜观星象，相与言曰：‘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唯凉土耳。张凉州德量不恒，殆其人乎?’……及京都陷，……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分武威置武兴郡以居之。”
与司马睿在江南的经营相似，张轨此前在河西立稳了脚跟：
轨以时方多难，阴图据河西，筮之，遇《泰》之《观》，乃投筴喜曰：‘霸者兆也。’于是求为凉州。公卿亦举轨才堪御远。永宁初，出为护羌校尉、凉州剌史。于时鲜卑反叛，寇盗纵横，轨到官，即讨破之，斩首万余级，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以宋配、阴充、汜瑗、阴澹为股肱谋主，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张氏遂霸河西③。
河西与江南遂成为汉人政治势力的新中心。此新中心的巩固与发展，则端赖大量北方移民的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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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收入《长水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219页。
②《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按本文截取的时间段与谭文同。
③《晋书·张轨传》。
(二)研究现状
总魏晋南北朝370年而论，分裂战乱，社会动荡，人El迁徙频繁。就迁徙规模与影响言，西晋以降尤甚，对此，陈寅恪先生指出：
晋代自八王之乱以来，战乱相寻，天灾迭萌，人民除了不能走或不愿走的以外(此种人产生的影响与流民一般大)，都外逃以避难。胡族统治者为了控制人口，也凭藉武力，强迫徙民。由此出现了北方人口大流动的现象。两晋南北朝三百年来的大变动，可以说就是由人口的大流动、大迁徙问题引起①。
由此可见人口的大流动之为魏晋南北朝历史研究的重要问题，诸多魏晋南北朝史大家，也都予这一问题以相当的关注②。其中，谭其骧先生的《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及周一良先生的《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主要利用东晋南朝侨州郡县资料来探讨移民问题。由侨置而求移民状况，“良以是时于百姓之南渡者，有因其旧贯，侨置州、郡、县之制。……吾人但须整齐而排比之，考其侨寄之所在地及年代等等，则当时迁徙之迹，不难知其大半也”③。谭文据此讨论了永嘉乱后南来移民的分布及数量等问题。不过，正如后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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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寅恪：《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万绳楠整理，黄山书社，1987年，113页。
②如《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八篇《晋代人口的流动及其影响(附坞)》(《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专论此问题，又《述东晋王导之功业》、《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等文章多有论述；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乞活考——西晋东晋间流民史之一页》(《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唐长孺《魏晋期间北方天师道的传播》(《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等等。
③《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长水集》(上)，199页。
者(如葛剑雄等)所指出的①，由于侨置在当时就比较混乱，加以侨置之地并不一定都居住着侨人，土著聚居之地又往往杂居着侨人，因此，仅仅通过侨州郡县这种途径来探讨移民问题，其实仅可知大概，而难求精细。
陈寅恪、唐长孺二先生主要从政治史的角度，对当时移民的地域选择问题进行了整体把握。两位学者特别是陈寅恪先生重在阐述观点，许多问题常常点到为止，并未作详细的展开。然而值得肯定的是，这种“开风气”式的研究，为后来者的深入探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三位先生合著的多卷本《中国移民史》，其第二卷为“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葛剑雄著。在此卷中，葛剑雄先生借鉴前辈成果，进而应用一些新的理论与方法，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移民情况进行了全面探讨。在论及永嘉乱后移民时，葛先生专列一表“西晋末至南朝期间见于记载的南迁人物及其后裔”，将“史料中除帝王、宗室以外有事迹或官爵的人物”悉数列出，以此反映东晋南朝南迁移民的总体状况，惟该表“仅有姓名著录者一般不录。第一代移民或后裔不作区别”②的处理方法，过于简单，不利于针对某一区域在某一时段内移民情况的深入讨论。
概而言之，前辈学者对永嘉乱后北方移民问题已作了长期的研究，但继续探讨的必要性与空间仍然存在。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本文选取两晋南朝时期的江南区域，针对永嘉乱后北方移民问题，主要是北方移民南下后的地域选择进行更为深入具体的讨论，期望对以往的研究有所补充乃至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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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150～152页。
②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340页。
所以选择永嘉乱后的江南区域作为探讨的对象，是基于该时期该区域在整个东晋南朝移民史中的地位与影响。永嘉丧乱后，北方移民大量南下，移民最终定居地即迁入地，分布极为广泛，长江流域上至巴蜀，下至扬吴，甚至南方的会稽沿海、珠江流域都有移民的踪迹；与此同时，移民地域选择又具有不平衡性。就传统行政区域而言，以建康为中心的扬州江南部分，是移民聚居的重心所在，移民的数量在东晋南朝南迁移民中占有相当优势，移民的整体素质也优于其他地区。就自然区域而言，长江下游南岸一带，即江南区域，是南来移民定居的主要地区。而江南一区，或由于自然环境，或由于人文因素，移民定居区又可以分为：以建康为中心的丹阳郡国都移民聚居区，京口、晋陵一带新辟地移民聚居区，以大庄园为主的会稽大族聚居区，北方移民零星介入的吴人区等4个子区。这4个移民子区中，又以前两个子区为江南乃至东晋南朝移民聚居区的重中之重。
(三)“移民”的定义
何谓“移民”，学界说法众多①；本文借用《中国移民史》一书对于这一概念的界定：“具有一定数量、一定距离、在迁入地居住了一定时间的迁移人口。”②
按我国古代人民安土重迁的观念根深蒂固，若非天灾人祸等不可抗拒的客观原因，大多宁愿老死乡里也不愿迁徙。人们主动离开原来的世居地，迁往生存条件较佳、发展机遇更好的地区的事例并不多见。移民，尤其是大规模移民活动的发生，往往由以下几种难以抗拒的原因引起：①自然环境过于恶劣，以至于人类不能在当地继续生存；②战乱；③政府的强制行为。但是，对于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尤其是著名人物，又当别论。他们的生命历程，向我们展现的常常是一幅复杂的移民路线图：籍贯、出生地、仕宦地、游踪乃至归葬地等等，往往异常复杂，这其中或有重合的地点，如籍贯与出生地，或归葬地与籍贯、出生地是同一地点。而且，伴随他们的行踪，他们的家庭乃至家族也往往随而迁徙。最经常看到的情形是，出生地与仕宦地的不同。不过，假如某人在某地为官甚久，或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为京官，则其在某地或京都安家无疑，这反过来又可以为确定其定居地提供明显的旁证。据此，普通民众的一次性移民行为与名人的反复移民行为(或称不断移民行为)，应当区别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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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详参《中国移民史》第一卷，3～9页。
②《中国移民史》第一卷，10页。
据上所论，探讨永嘉乱后(甚至乱前)直至刘宋中后期北方移民的南迁及其地域选择，就不能仅限于在史籍中查考那些有明确记载迁入某地人物的情况了，因为见于史籍记载的人物，特别是活跃于当时政治舞台上的著名人物，他们一般不会在某个地方居住较长的时间乃至一辈子。为谋求个人的发展，他们往往迁居某地后不久便离开此地。如范汪，“少孤贫，六岁过江，依外家新野庾氏。……弱冠，至京师”①。后在京师为官甚久。有的虽已南渡，但家眷仍旧留在北方，只是孤身一人来到了江南。以此，对待永嘉之乱前后南迁移民的具体分布，在不同的区域要作不同的分析。
又本文的研究对象既锁定在永嘉乱后南来移民的地域选择，故明了过江移民的最初地域选择，亦即第一代移民的定居地至关重要，至于移民的后裔，则不能统计在内。明乎此，区分第一代移民及其后裔便显得十分必要。惟对于某些特殊区域，如会稽一区，因其接纳的移民多是原先定居于建康的世家大族，这些世家大族在生活稳定下来后，复于会稽筑室置业，故形成了别具特色的移民迁入区。考虑及此，有关会稽区域的论述，就不仅要考查其所接纳的过江第一代移民，也要兼及移民后代在此地安居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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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书·范汪传》。
(四)“江南”的界定
本文所要探讨的这一地域，自古以来主要有三种称谓——江南、江东和江左。各称谓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都可以作为统称，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称谓的具体所指往往又有所区别。
江南：明清以来，江南指的是今镇江以东的苏南及浙北地区，即明清时苏、松、杭、嘉、湖五府的行政范围。更加狭义的范围，则仅指太湖流域。而在秦汉乃至六朝时期，江南的范围可以囊括整个长江以南地区，如《史记·高祖本纪》：“(项羽)乃阴令衡山王、临江王击之，杀义帝江南”，《绛侯周勃世家》：“吴王濞弃其军，而与壮士数千人亡走，保于江南丹徒”，又《宋书·王镇恶传》：“卿诸人并家在江南，此是长安城北门外，去家万里，而舫乘衣粮，并已逐流去，岂复有求生之计邪!”然江南亦可专指今江南地区，只是范围稍大，与今世宁镇区域大体相当，如《宋书》卷五二“史臣曰”：“高祖虽累叶江南，楚言未变，雅道风流，无闻焉尔”，又《宋书·州郡志》：“成帝初，苏峻、祖约为乱于江淮，胡寇又大至，民南度江者转多，乃于江南侨立淮南郡及诸县。”
江东：因长江在今芜湖、南京问作西南南、东北北流向，而秦汉以迄隋唐，这段江道是长江两岸来往的主要渡口所在，从中原过来的人视渡江为往东，而不是向南，故称芜湖以下的长江南岸地区为江东。如《史记·项羽本纪》召平谓项梁曰：“江东已定，急引兵西击秦。”又东汉末年，孙氏割据江东建立吴国，因此江东又常用以指吴国，《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
江左：古人又称江东为江左，称江西为江右，大概于江北坐北朝南而视，江东在左边，江西在右边。《三国志·吴志·赵达传》裴注：“江左虽有兵革，不能如中国之甚也。”又可专指东晋一朝，《宋书·州郡志》：“朐令，汉旧名。晋江左侨立。宋孝武世，分郯西界为土。”
江东与江左所指范围虽较为稳定，且近于本文所要探讨的区域，但它们曾专指过某一政权，并且，江东之指代孙吴、江左之指代东晋，与本文所要探讨的朝代相近或重叠，选用其中任何一个都有可能造成不必要的混淆。至于六朝时江南的地域范围，因其可以囊括今江南和宁镇地区，最近于本文所要考察的地域，故于三种称谓中，本文选用“江南”称谓。
当然，此所谓“江南”，无论自然地貌，还是文明发展轨迹，其内部各地区间仍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六朝时期的发展变化来看，江南内部可分成若干子区，即建康及其周围地区，京口、晋陵一带，吴和会稽地区。吴和会稽同属“三吴”，只是由于其在北方南来移民的地域选择上各具特点，故分而述之。
二、永嘉乱后江南地区北方移民的地域分布
(一)建康及其周围地区
建康及其周围地区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模糊的地理范围。结合自然地理形势，此所谓建康及其周围地区，大体以刘宋大明八年(464)的扬州丹阳郡，亦即《宋书·州郡志》之扬州丹阳郡为准，包括建康、秣陵、湖熟、丹杨、江宁、溧阳、句容及永世8县。
建康为东晋一朝的国都，是司马晋政权新的政治中心。因此建康首先成为南来移民的一个重要迁入地。307年追随司马睿渡江者，以及洛京倾覆后直接或辗转来到新都的东晋士人，多在建康安家并繁衍后代。在这些士人中，有很多南渡之初并未定居建康，而是家于江南其他地方，待稳定下来后，方才加入到京官的行列中。他们往往在定居地与首都同时有“家”。其他情况，若王、谢这样渡江后即定居新都建康的家族，一旦“喘息稍定，旧习难除，自不能不作‘求田问舍’之计，以恢复其旧日物质及精神上之享乐”①，于是在会稽等东土也有了产业，这是同一家族两处安家的情形。以下依据史籍记载，将以下两种情形：①过江后定居建康者；②本迁居其他地方，后又到建康谋求发展者制成表1。又过江后定居建康者，力求考证出第一代移民，而不考虑定居建康后出生的移民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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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述东晋王导之功业》，《金明馆丛稿初编》，61页。
注：
(1)本表主要依据葛剑雄著《中国移民史》第二卷表10—1“西晋末至南朝期间见于记载的南迁人物及其后裔”相关部分及考古资料，经逐一查考对证后制成。具体史料及考证见附录。
(2)“今地”括注，于原籍仅知郡者，括注郡治。“时间”指迁入时间，有确切记载者据录；不能确定年代者，推断移民发生时的年号，据以录入；再不能定者，书其大致朝代。“资料来源”，首字为书名缩写，如“晋”谓《晋书》，“宋”谓《宋书》；书名缩写后点号前的数字，表示该书卷数；点号后面数字，表示该书中华书局点校本页数。
(3)不能断定是否为第一代移民者，姓名后加“?”号。
(4)凡随司马睿渡江者并作307年(永嘉元年)处理。“八王之乱”后至东晋立国前单独移民者，除明确记载外，均作“西晋末”处理，不能确定者加“?”号。
(5)若渡江时年纪尚幼，除有明确记载外，一律按随父南渡记。
(6)按晋元帝在位时间甚短，此间为官者，若其家族已南来而其本传无言者，皆按移民处理。
(7)行政区划大体以《宋书·州郡志》之刘宋大明八年(464)为准。
(8)以下各表除特别说明外，处理原则同此表。
(二)京口、晋陵一带
京口、晋陵一带在自然地貌上与建康及其周围地区十分相似，同属于宁镇低山丘陵。这两个区域成为北方南下移民最重要的定居地，与此不无关系。但考虑到这两个区域间政治地位、文化基础、经济状况的不同，特别是其所吸纳移民成分、素质等方面的差异，故将京口、晋陵一带单独列出。有关这一地区的移民情况，谭其骧先生《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曾专门论及，此不赘述，仅就史籍所见，列迁入此地之第一代移民于表2。
(三)三吴地区
“三吴”作为地区名，六朝时屡见记载。三国吴韦昭有《三吴郡国志》，惟其书久佚，所指“三吴”不详。北魏郦道元《水经·渐江水注》以吴、吴兴、会稽三郡为“三吴”，检以《三国志》、《晋书》的有关文字，比较合乎“三吴”的原意。当东晋刘宋时，吴郡、吴兴郡接纳北方移民较少，而会稽郡虽接纳北方移民的情形比较特殊，其数量则远过于吴、吴兴二郡。详下表3、表4与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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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宋书·州郡志》会稽郡治山阴，领山阴、永兴、上虞、余姚、剡、诸暨、始宁、句章、鄮、鄞十县。会稽本非永嘉南迁移民的重要地区，而是移入建康的世家大族如王、谢等购田置业的地方。永嘉乱后真正渡江迁入此地的北方移民，尤其是第一代移民，并不多见。但在东晋政权相对稳定下来后，此地移民渐渐增多，其中多数情况都是某一家族的某些人或某些大家族的小房支移居于此，将此地作为殖产兴业、休闲娱乐之地。如阮裕，本在京为官，但“去职还家，居会稽剡县”(《晋书·阮裕传》)，在会稽亦有产业。会稽所接纳的移民从而与江南其他地域有所不同。因此，在查考此地的移民情况时，就不能只认第一代移民，只要史书明言其在会稽安家者，即可作为移民处理。又谢氏家族需另作讨论，此不赘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