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人家 2008-2-17 23:56
两汉边防战略思想的发展及其主要特征
两汉边防战略思想的发展及其主要特征
黄今言
两汉时期，疆域辽阔，汉廷与周边的关系，既有友好往来，也有兵戎相见。汉王朝为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安全，防备外来侵犯，对边防问题高度重视。不少政治家、军事家针对不同的政治经济形势，审时度势，在丰富多彩的军事实践中，曾提出或运用过许多具有时代特征的边防战略思想。对此，学界以往缺乏系统研究。本文拟将两汉400 余年的历程分为四个阶段，试图勾勒出一个大致的发展轨迹，并分别就不同阶段的边防战略思想及其主要特征，做一简要论列。
一
西汉立国之初，由于经过长期战争，整个社会“满目疮痍”，经济遭受极大破坏，人口锐减，国库空虚，而且随后的政治形势也相当严峻。如诸侯王各自拥有大片封地，手握重兵，实力日趋强大，甚至“自为法令，拟于天子”，[1]与中央形成尖锐的矛盾。再就是汉廷的边境受到异族威胁。南方各族，在秦亡之后，赵佗乘中原战乱之机，割地自立。北边的匈奴，雄据一方，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2]并虎视汉廷边境，入侵燕、代之地。
面对上述形势，汉初统治者在“黄老学说”的指导下，“与民休息”，集中精力恢复经济，稳定政局。经济上奖励农耕，减轻租赋等；政治上先后打击异姓王，削弱同姓王，确保安定统一。与此同时，在边防上，则奉行南抚北守、以防为主的战略思想。
规劝赵佗，安抚南越，这是汉初的重要思想导向。据载：“时中国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陆)贾因说佗曰：‘足下中国人，亲戚昆弟坟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带，欲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祸且及身矣。’”“天子闻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诛暴逆，将相欲移兵而诛王，天子怜百姓新劳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令称臣奉汉约”。[3]“使和辑百粤，毋为南边害，与长沙接境。”然高后时，“有司请禁粤关市铁器……于是佗乃自号为南武帝，发兵攻长沙边，败数县焉”。文帝即位后，对南越赵佗，又采取安抚政策：“为佗亲冢在真定置守邑，岁时奉祀；召其从昆弟，尊官厚赐宠之。”并再次派陆贾持诏书出使南越，劝谕赵佗去掉帝号，使其“愿奉明诏，长为藩臣，奉贡职”。[4]此后，直到汉景帝时期，赵氏仍然“称臣遣使入朝请”，和汉廷保持和睦关系。严守北境，防备匈奴，是当时汉廷关注的又一重点所在。自高祖刘邦“白登之围”后，汉廷深感军事实力暂时无法与匈奴争锋，因此对匈奴采取了忍辱、退让政策，多以“和亲”、“开放关市”来换取北境的暂时安宁。文帝还遣使给匈奴书曰：“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之内冠带之室，朕也制之。”[5]希望双方受“和亲”约束。但“冒顿寝矫”，“暴害滋甚”，仍然经常南下，扰掠中原。于是，汉廷为坚守北境，多次开展了对匈奴的防御战争。例如：汉文帝三年(前177年)五月，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攻掠上郡，杀戮人民。汉派丞相灌婴发车骑815万到上郡高奴抗击右贤王。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6年)冬，老上单于率领14 万骑南向，入朝那、萧关，攻占北地郡，斩杀都尉孙，大肆掳掠人口和牲畜，兵锋直逼京师。面对匈奴的大举进犯，文帝命昌侯卢卿、宁侯魏、隆虑侯周灶等为将军，各率兵万人，分别驻守在长安的西、北面以及上郡、北地、陇西三郡。又命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率车骑千乘、骑兵10 万，驻守渭北加强防御。文帝后元元年(前163年)冬，军臣单于出动6 万骑兵，进犯上郡、云中等郡，“杀略甚众”。执警烽火传到长安后，文帝任命令勉、苏意、张武分别率军抵达飞孤、句注和北地进行防守，使匈奴远遁边塞。[6]可见，面对匈奴的进犯，汉廷根据有限的财力和兵力，进行了几次重大的防御战争，但只是“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7]都是“逐出塞即还”，无力反攻。
[1] 《史记》卷一一八 《淮南衡山列传》。
[2] 《史记》卷一一0 《匈奴列传》。
[3] 《汉书》卷四三 《陆贾传》。
[4] 《汉书》卷九五 《两粤传》。
[5] 《汉书》卷九四 《匈奴传》。
[6] 以上均见《汉书》卷九四 《匈奴传》及《汉书》各本纪。
[7] 《汉书》卷四《文帝纪》。
在对匈奴进行防御战争的过程中，当时汉廷有许多政治家、思想家纷纷提出富国强兵、以御匈奴的主张。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主要特点：
(一)积粟输边。贾谊在给汉文帝上书时强调：“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国有积贮，“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若国无积贮，“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而要使国家有积贮，就必须“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1]晁错在向文帝上书时也强调了“守边备塞，劝农为本”、“贵粟”与“务农”的主张，并提出了具体方法：“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粟，农民有钱，粟有所渫。”“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 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2]通过务农积谷、“入粟拜爵”的手段，达到积粟实边、加强边防物资基础之目的，这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思想，因而被文帝采纳实施，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二)移民实边。为防御匈奴，晁错还向文帝提出徙民实边的建议：“胡人衣食之业不著于地，其势易以扰乱边竟(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以是观之，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离南亩也。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人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徙民实边，使远方无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俘虏之患，利施后世，名称圣明”。[3]其办法是： (1)在边塞“要害之处，通川之道”，建立城邑，每个城邑安置移民“毋下千家”。(2)对徙边的移民，要“先为室屋，具田器”，提供居住及生产条件。(3)愿意徙边的移民，凡有罪者，免其罪；无罪者，“赐高爵，复其家”，而免除赋役。(4)对初迁的移民，“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等等。晁错的这些建议被采纳后，“使屯戍之事益省，输将之费益寡”，[4]不仅有助于加强边境的防御力量，而且对安定社会秩序也是有利的。
(三)选将、练兵。治兵之要，“教戒为先”，准备打仗，必须提高官兵的政治素质和战斗能力。晁错在向汉文帝言兵事时，非常强调选将、练兵的重要性。他说：“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又云：“臣闻用兵，临战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习，三曰器用利……士不选练，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动静不集，趋利弗及，避难不毕，前击后解，与金鼓之指相失，此不习勒卒之过也，百不当十。兵不完利，与空手同；甲不坚密，与袒裼同；弩不可及远，与短兵同；射不能中，与无矢同；中不能入，与无镞同；此将不省兵之祸也，五不当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敌也；卒不可用，以其将予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予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予敌也。四者，兵之至要也。”晁错在分析匈奴与汉军的优劣、长短后又指出：“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陛下又兴数十万之众，以诛数万之匈奴，众寡之计，以一击十之术也”。为更好地反击匈奴，他还建议要用降胡、蛮夷为兵，认为：“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约将之。即省险阻，以此当之；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衡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5]
西汉前期，汉廷采用南抚北守、以防为主的边防战略，若从军事上看，是消极的，因为这种单纯的“安抚”、“防御”，往往造成被动挨打。但从总体上看，却有其积极一面，体现了无为政治和与民休息的治国方针，特别是对匈奴实行“和亲”与防御交互运用，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发展经济，也赢得了积蓄力量的空间，为此后汉廷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做了必要的准备。
[1] 《贾谊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年版。
[2] 《汉书》卷二四 《食货志上》。
[3] 《汉书》卷四九《晁错传》。
[4] 《汉书》卷四九《晁错传》。
[5] 《汉书》卷四九《晁错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