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人家 2008-2-17 23:56
城区市场的建置和管理——《秦汉商品经济研究》第四章（二）
城区市场的建置和管理
——《秦汉商品经济研究》第四章（二）
二、城区市场的建置和管理
城区市场是实现商品流通、进行商品交换最集中最为重要的场所。它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秦汉时期，随着城市的迅速发展，城区市场也蓬勃兴起。当时，官府对城区市场的建置高度重视，不仅有具体的规划和布局，而且在先秦基础上逐渐建立了一套较为严密的管理制度，为此后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一）城市发展与市场的勃兴
城市发展经历了个演变过程。春秋战国时代在中国城市发展史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发展快，数量多。就大致上的估计，当时城市总数当不少于800---900个以上。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令天下县邑城”[1]。从此拉开了城市建设的高潮，除修建了不少老城之处，还涌现了一批新兴城市。特别是汉武帝即位后，大力拓边，新增了不少郡县。例如：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置犍为郡；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置苍海郡；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置朔方郡；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置西河郡；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置天水郡、安定郡；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零陵郡、越 郡、 牁郡、武都郡、南海郡、合浦郡、珠崖郡、郁林郡、儋耳郡、苍梧郡、交趾郡、日南郡、九真郡；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置益州郡；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置乐浪郡、临屯郡、玄菟郡、真番郡；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置张掖郡、酒泉郡；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置武威郡；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置敦煌郡等，在这些新辟的边郡，理应增置了不少城邑。所以到西汉末期，全国县邑以上的城市共达1587个之多[2]。
但王莽当政后，社会矛盾激化，四海之内，中外愤怒，“远近俱发，城市不守，支体分裂，遂令天下城邑为虚”[3]。对社会经济和城市的发展造成很大的破坏。
东汉立国以后，由于经过战争的破坏，经济凋敝，“百姓遭难”，“人口锐减”。
应劭在《汉官仪》中说到，当时“海内人民可得而数，裁十二、三。边陲萧条，靡有子遗，鄣塞破坏，亭隧绝灭”。人口的减少，必然带来很大影响，使一些破坏严重的城市也就名存实亡了。面对这种现状，光武帝刘秀在建武六年（公元30年）六月下诏：“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裁并郡县。于是，各州郡减省400余县[4]。此时，全国的城市总数大约是1100个左右。自“光武中兴”之后，随着“柔道”政策的贯彻，流民渐归，人口增加，社会经济好转，城市又出现了新的生机。迄至顺帝时，城市总数又增加到1181个左右[5]，若加上光武帝时合并的400余县，则东汉城市总数基本上保持在西汉后期1587的水平上下。
从以上概述可以看出，秦汉400余年中，城市发展虽有曲折，但总的走向是呈发展趋势。
城市是市场的载体，由于它的发展和商品交换扩大，所以当时的城区市场也随之得到发展，且出现了多层级的市场结构。兹分述如下：
1、京畿市场
这里是指当时在国都或京师所在地设立的市场，是全国性的商贸中心。在国都设市，早自先秦之时就已开始，历代皆有。《管子·揆度篇》曰：“百乘之国，中而立市”，“千乘之国，中而立市”，“万乘之国，中而立市”。在国都立市，各国皆然。战国时期列国的都城，一般设有“大市”，即全国性的商业市场。秦汉时期，在国都或京畿设立的市场比以前有发展，不仅规模扩大，普遍出现一城多市，而且市场也较繁荣。
秦都咸阳：据《三辅黄图》载：“始皇兼天下，都咸阳，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起。”渭北宫城和工商业区与渭南祖庙连成一个整体，成为全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咸阳城区的商业市场，除“咸阳市”外，还有“直市”、“平市”等。所谓“直市”，即物无二价的市场。
西京长安：自汉高祖定都后，于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立大市”[6]。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起“长安西市”[7]。俟后，随着长安城的人口增多，规模扩大，城区商业市场日益得到发展，出现了“九市”。如据《三辅黄图》及《汉宫阙疏》记载：
长安城中，经纬各长三十二里十八步，地九百七十二顷，八街九陌，三宫九府，三庙，十二门，九市，十六桥。
长安有九市，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市。
长安立九市，其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
汉城长安的“九市”，据陈直先生说：“今可考者有柳市、东市、西市、直市、交门市、李里市、交道亭市七市之名，此外尚有“高市”[8]。这“九市”中的东市，或即高帝六年所设的“大市”；“西市”为惠帝六年所设，当无可疑，地处醴家坊；“交门市”在长安渭桥北头；“孝里市”在雍门东；“交道亭市”在便桥东；“柳市”在细柳仓[9]；“直市”在富平津西南二十五里，因物无二价，故名。除此之外，见于记载的长安郊区还有“槐市”。如据《三辅黄图补遗》引《艺文类聚》云：元始中起明堂、辟雍，“列槐树数百行为隧，无墙屋，诸生朔望，各持经书及其郡所出货物于此买卖，号槐市”[10]。在长安的这些市当中，可能规模较大的是东市、西市。故王莽改制时，特将东、西二市与其他五个都会的市官进行改制。如《汉书·食货志》说：“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东市称师，西市称畿。”
东京洛阳：位居中原，“超大河，跨北岳”，地理位置重要。东汉在这里建都后，规模扩大，南北长约九里，东西宽约六里。蔡质《汉仪》云：“洛阳二十四街，街一亭，十二城门，门一亭。”城区建置比较规范。《太平御览》卷191陆机《洛阳记》载：
（洛阳有三市）：金市在大城西，南市在大城南，马市在大城东。
但同书卷827引《洛阳记》又云：洛阳的三市是：“大市名金市，在大城中，马市在城东，南市在城南。”二处的市名、方位各记载不一，然数量相同。说洛阳设三市，这可能是就比较重要的市而言，实际上的数量可能不至此数。东汉永平五年（公元63年），洛阳“立粟市于城东”[11]，就是明显的一例。于此说明，洛阳至少也有四市也。
秦汉时期，在咸阳、长安、洛阳等国都、京畿所在地所设的市场，具有规划整齐、店铺林立、商贾济济、货源充足，商业繁荣的特点。它既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及商贸中心，又是著名的国际性都市。司马迁在《货殖列传》说：“通邑大都”，包括长安在内，市场上的商品丰富多彩。如酒、醋、酱、牛肉、猪肉、粮谷、薪蒿、枣、栗、鱼类、帛絮、细布、榻布、文采、皮革、舟车、竹木、油漆、染料、丹沙、铜器、陶器、铁器、毡毯等等。城内的工商业种类甚多。至少涉及酿造业、粮食业、饮食业、水产业、果品业、蔬菜业、皮革业、油漆业、染料业、杂货业、屠宰业、纺织业、治金业等。在长安市场上，还有西城各地的良马、珠宝、香料、瓜果、豆类等。如大宛的天马、葡萄、苜蓿；塔什干的石榴。罗马的火烷布，安息的狮子、胡桃，条支的大鸟，身毒的琉璃等，“殊方异物，四面而至”[12]。丰富了长安市场的商品种类。中国的丝绸、金器为外商所爱好。由于市场繁荣，长安涌现了一批大商人。如长安卖丹的王君房、卖豉的樊少翁等。各地来到长安的商人亦多，不少国际商贾云集于此。长安市场一片繁荣。前引班固《两都赋》和张衡《西京赋》对此都已做了生动描述，所谓“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瑰货方至，鸟集麟萃，鬻者兼赢，求者不匮。”城池雄伟，市场宽阔，人流量大，市场兴旺。汉代长安市场之所以繁荣，一是它为京师所在地，城市规模大，人口众多，社会各阶层人群的消费量大，有较强的购买力；二是地处关中平原，有丰富的农副产品和矿产资源为工商业发展提供了基础；三是交通方便，四通八达的道路为物资、商品的进出提供了条件。不仅长安市场繁荣，东汉的京城洛阳也不例外。凡生活、生产资料的商品，市场上均有出售。值得注意的是，京师市场的经济意义似乎侧重于消费性质。市场上陈列有各种高档商品和奢侈品主要是供统治者和富民阶层需要。《后汉书·王符传》说：“今察洛阳、资本业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洛阳的贵族、官僚、工商业者及各色闲散人口很多，也可见其消费性质之大概。
[1]《汉书》卷1《高帝纪》。
[2]《汉书》卷28《地理志》。
[3]《汉书》卷99《王莽传》。
[4]《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
[5]《后汉书·郡国志》漏记1城，只载1180个，实际上是1181个。
[6]《史记》卷22《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7]《汉书》卷2《惠帝纪》。
[8] 陈 直：《三辅黄图校正》按语，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页。
[9]《太平御览》卷827资产部“市”条。
[10]《太平御览》卷827资产部“市”条。
[11]《晋书》卷26《食货志》。
[12]《汉书》卷96《西域传》。
2、区域性市场
这里说的区域性市场，是指跨郡、县的在自然条件基本相近情况下所形成的市场，其交换范围不受一郡一县的限制，而又带有明显的地域性色彩。
由于各地自然地理、物产差异和历史传统的影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形成了一些商业经济区。各地市场的联系和商人跨国经商的情况常有出现。例如：《左传·成公三年》载：一郑国商人至晋，受到晋大夫荀罃的“善视”，后来又去齐国经商。战国时期的一些著名的都会，往往多为颇具特色的区域性市场。
秦汉时期，在一些交通要道和经济发达的地区，涌现出了不少跨地区的市场。其间商人交错于道，商贸活动频繁。陈直先生在《汉书新证》中写道：
‘
《季木藏陶》一零三页，有“曹市”、“东武市”，一四四页有“都市”、“代市”等陶片。洛阳王城出土有“河市”陶片。……所谓“曹市”、“代市”、“河市”，皆泛称大范围地区之名词，不是郡国专称之名词。
其说甚是。“曹”在先秦时为国名，汉时泛指地区名称；“代”为燕代之地，汉时为泛称；“河”指三河（河南、河北、河东），即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通称或泛指，也非专指某一郡国地名。故将曹市、代市、河市视作区域性市场，似无可疑。
再者，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亦曾将全国分为关中、三河、燕赵、齐鲁、梁宋、江南等几个大的商业经济区。这些地区也都出现了一些著名的“都会”和区域性市场。例如：关中的雍、栎邑；三河的杨、平阳、温、轵；燕赵之地的邯郸；齐鲁地区的临淄；梁宋地区的陶、睢阳；江南地区的吴、寿春等。故《盐铁论·通有篇》说：
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丘，郑之阳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
这各地的重要城市和著名都会，一般都有商业区，有的往往成为区域性的市场，和前面说的曹市、代市、河市性质一样，都是属跨郡国的商业交易场所。当时中央集权的大统一局面，为各区域市场的经济对流提供了有利条件。许多富商大贾，贩运商人，为了“得其所欲”，追逐“货殖”，而周流各地，走遍全国的主要区域市场。
秦汉时期的区域性市场，如邯郸、宛、成都等也颇繁荣：
邯郸：据载这里“商贾错于路，诸侯交于道”[1]。赵敬肃王“使使即县为贾人榷会，入多于国租税”[2]。是知这里的工商业发展很快。
宛：地处南阳，地理条件优越，物产丰富。如张衡在《南都赋》云：“于显乐都，既丽且康，陪京之南，居汉之阳。割周楚之丰埌，跨荆豫而为疆。……尔其地势，则武阙关其西，桐柏揭其东。流沧浪而为隍，郭方城而为墉。汤谷涌其后，淯水荡其胸。推推引湍，三方是通。”“其宝利珍怪，则金彩玉璞，随珠夜光；铜锡鈆锴，赭垩流黄，绿碧紫英，青臒丹粟。……其原野则有桑漆麻苧，菽麦稷黍；百谷蕃庑，翼翼与与”。宛城规模很大。据《后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荆州记》曰：“郡城周三十六里”。这里位于江、河、淮、汉之间，水陆交通方便，可以“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3]，故商业发达，市场繁荣，成为著名都会。
成都：这个城市在秦时已具规模。《华阳国志·蜀志》中有关于秦筑成都城的记载：“（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造作下仓，上皆有屋。而置观楼、射 。成都县本治赤里街。若徙置少城。内城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迄至汉代，成都商业繁荣，市场兴旺。故左思在《蜀都赋》中称：这里“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市巨千，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靓妆，贾贸墆鬻，舛错纵横，异物崛诡，奇于八方：布有橦华，面有桄榔，邛杖传节于大夏之邑，蒟酱流味于番禺之乡……喧哗鼎沸，则咙聒宇宙，嚣尘张天，则埃壒曜灵。……。”《华阳国志·蜀志》亦谓：成都“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设大牢之厨膳，归女有百两之徒车。送葬必高坟瓦槨，祭奠而羊牺牲。……汉家食货，以为称者”。
吴：地处江南的一个重要城市，这里市场也很兴旺。左思：《吴都赋》曰：“徒观其郊隧之内奥，都邑之纲纪，霸王之所柢，开国之所基趾，郛郭周匝，重城结隅，通门二八，水道陆衢。……于是乐只衍而欢饫无匮，都辇 而四奥来暨。水浮陆行，方舟结駟，唱櫂转毂，昧旦永日。开市朝而并纳，横闤阓而流溢，混品物而同廛，并都鄙而为一，士女伫眙，商贾骈坒，纻衣絺服，杂沓傱萃。轻舆按辔以经隧，楼船举颿而过肆，果布辐凑而常然，致远流离与珂珬。 贿纷纭，器用万端……富中之甿，货殖之选，乘时射利，财丰巨万。”可见，吴的市场颇有特色，在物资交流中占有一定地位。
此外，临淄、吴、寿春、合肥等地，市场也较兴旺，于此不赘。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这些区域市场的内部，尽管存在日常用品的交换活动，以满足当地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但由于全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之间的商品调剂，主要是依靠贩运商人、靠行商的商贸运作。他们将各地的名优产品、方物、特产运到各地交换，实现流通，使之成为供应全国人民所需要的商品。所以，区域性市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往往成为各地方物、特产交易的主要场所。
3、郡、县市场
这里主要是指郡治、县治所在地设立的市场。此类地方市场，面广、量多，对民众的生产、生活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也是重要的市场形态之一。
自战国时期郡、县制度普遍确立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个郡、县大致上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古代城市体系。在县邑以上的城市基本上都由封建政权设置了市场。《战国策·齐策五》曰：“通都小县，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战国纵横家书》云：“梁之东地，尚方五百余里，而与梁，千丈之城，万家之邑。大县十七，小县有市者卅有余。”当时县邑以下居然存在“有市之邑”，“万家之邑”，则县治、郡治所在地设有市场更是很自然的事了。传世与考古发现的大批某某市、某某市玺之类县以上城市市场的印玺资料，更是直接而有力的证明。
秦汉时期，郡、县市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据《地理志》、《郡国志》的记载：西汉平帝时，凡郡国103个，县、邑、道、侯国1587个；东汉顺帝时，凡郡、国105个，县、邑、道、侯国1180个。依照汉制，郡、县筑城，城中有市。假若每个郡治、县治设一个市场，则西汉末有103个郡国市场，1587个县邑市场；东汉顺帝时有105个郡国市场，1180个（据考，实际上是1181个）个县邑市场。汉代郡县市场数量的增多，这和当时的行政建置、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在《前四史》及《居延汉简》等材料中，反映当时郡、县市场存在的实证屡见。
郡（国）治市场：散见于考古、文献记载者多有。例如：
……为家私市张掖、酒泉囗囗。[4]
言之而非耶，使何等二十人伏斧锧淮南市中。[5]
时有百岁翁，自说童儿时见子训卖药于会稽市，颜色不异于今。[6]
赵岐自匿姓名，布衣布絮，卖饼北海市安丘。[7]
再者，《三国志·魏书·阎温传》引《魏略》云：杨阿若，酒泉人，少游侠，尝以报仇杀人为事，故人为之语曰：“东市相斫杨阿若，西市相斫杨阿若。”此为酒泉有东、西二市之证。
县治市场：散见于记载的也有不少。例如：
囗张宗为家私市觻得……。[8]
(淮阴屠中少年侮信于淮阴市中,令信)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以为怯。[9]
有人见（梅）福于会稽者，变名姓，为吴市门卒。[10]
及翁归为（平阳）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贾畏之。[11]
（夏馥以党锢事株连隐匿姓名，后馥弟静）追之于湼阳市中。[12]
又《三国志·公孙度传》：“ 襄平北市生肉长围各数尺……。”襄平既有“北市”,当也有“南市”或“东市”。此为襄平县治有多市之证.
秦汉时期,郡、县一级的地方市场为数众多。如上所述，郡国市场有如酒泉市、淮南市、会稽市、北海市等。县治市场有如觻得市、吴市、淮阴市、平阳市、湼阳市、襄平市等。
郡、县城区市场和前面两种市场一样，都是官府设立的。例如：当时在筑成都城的同时，官府也营建商业市场。史称：“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市，与咸阳同制”[13]。又如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罢安远呼池苑以为安民县，起官寺市里”[14]。当时的郡治、县治所在地，一般皆有手工作坊，有的还设有工官。如陈留郡的襄邑县设有“服官”，广汉郡的雒县有“工官”，蜀郡的成都有“工官”，临邛有“铁官”、“盐官”，严道县有“木官”，北海郡的都昌县设有“盐官”，等等。地方市场的商业活动也相当活跃，交易繁忙，一派生机景象。为了适应商品交换的需要，到东汉时，有的地方市场还出现了一日多市的情况。如河西的“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15]。当然，郡县市场交换的商品，虽然“众物杂陈”，但除少量方物、特产外，主要是日常生活、生产资料，如盐铁、粮食、布匹、农副产品、牲畜等，以满足群众日常急需之供求。
秦汉时期的城区市场，大致上是如前面所说的三个层级：即京畿市场，地域性市场和郡、县治市场。当然，地域性市场中有的或许会与郡、县市场重合，难于绝对分开。但总的来说，这**市场结构的层次是分明的，各有其鲜明的特点，也各自都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其主要标志是市场的数量空前增多，规模扩大，商业繁荣。
秦汉城区市场勃兴和发展的原因，出之多个方面。首先是由于人口增多，政区变化促进了城市及市场的增加。如据《史记·田单列传》：战国时代东方的齐国，大约只有“七十余城”。秦统一后推行郡县制，至西汉时期就不同了。据《汉书·地理志》：原齐国故地境内的东莱、胶东、北海、甾川、千乘、平原、齐郡、济南、高密等郡国共辖县119个。若加上太山郡、瑯邪郡、已达194个以上的县城。城市数量的增多，也就意味着市场增多。此外，出于多种因素，一些原来较小的乡村或聚落，也往往发展为新兴的城市。例如：汉高祖刘邦定都关中后，“太上皇徙居长安，居深宫，凄凉不乐”。后高祖乃在秦骊邑的基础上，“筑城寺街里以象丰，徙丰民以实之”[16]，建立了新丰县城。又汉代皇帝的陵墓所在地也常有徙民置县者，汉武帝茂陵所在地，原属茂乡，在此建陵后，迁来大批居民，故茂乡便扩升为茂陵县，成为长安附近的繁华之地，居民达277000余人。[17]拥有发达的商业市场。
其二是沿用春秋战国的旧城，随后，由于地处交通要道，工商业发达，成为新兴的城市市场。例如：魏的安邑成了汉代河东郡的郡治，曲阜成了汉代的鲁县城。陈留，因地处“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也”[18]，汉时成为重要城市。宛，因“通武关、东受江、淮”，而成为“都会”[19]。“粤地……处近海，多犀、象、瑇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所以番禺成为南方的一个重要“都会”[20]。
再就是统治疆域扩大，使城市市场大为增加。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使蒙恬将数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徙適戍以充之”[21]。据考古资料，到目前为止，已发现长城沿线的城址不下一百座[22]。这些城址有官署、手工作坊和居民区，显然它们已脱离具有强烈军事色彩的障城而成为城市了。西汉武帝时期，打通河西走廊，开拓边境，加强对西北的统治。在那里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俟后，这四郡辖县三十五个，并建立了一批郡、县市场。这从《居延汉简》中可以得到反映。这些在边境新建的郡城、县城，最初一般也带有军事据点的性质，后来随着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城市的经济功能明显增强，并形成了重要的商业市场。在百越及西南地区，也有类似情况，不必赘述。 由此可见，秦汉城市市场的空前发展，数量大幅度增加，这既有社会经济上的原因，也有其政治上的缘由。
[1]《盐铁论·通有篇》。
[2]《汉书》卷53《景十三王传》。
[3]《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4]《居延汉简甲乙编》37·29。
[5]《史记》卷91《黥布传》载随何曰。
[6]《后汉书》卷82《蓟子训传》。
[7]《三辅决录》附清黄奭辑本。
[8]《居延汉简甲乙编》270·20。
[9]《史记》卷92《淮阴候列传》。
[10]《汉书》卷67《梅福传》。
[11]《汉书》卷76《尹翁归传》。
[12]《后汉书》卷67《党锢传》。
[13]《华阳国志·蜀志》。
[14]《汉书》卷12《平帝纪》。
[15]《后汉书》卷31《孔奋传》。
[16]《西京杂记》、《汉书》卷28《地理志》。
[17]《汉书》卷28《地理志》。
[18]《史记》卷97《郦生陆贾列传》。
[19]《汉书》卷28《地理志》。
[20]《汉书》卷28《地理志》。
[21]《汉书》卷94《匈奴传》
[22]《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40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