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人家 2008-2-17 23:56
境外贸易——《两汉的商品生产和商业》第三节
境外贸易——《两汉的商品生产和商业》第三节
赵德馨
载《赵德馨经济史学论文集》
第三节 境外贸易
汉代的境外贸易，有两类性质。一是汉帝国与周边各民族、部落的贸易。这些民族、部落中有的已建立政权，形成国家。在当时，汉帝国与他们的贸易，是国际贸易。但他们都是今日中国的一部分。另一种在当时是国际贸易，在今天也是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为了行文方便，下文按当时的状况叙述。
中原地区的汉族国家，与四周各边地民族、部落、氏族的交换，在周代就已发生。中国的对外贸易是从汉代开始的。
只有到两汉，才具备有对外贸易产生和发展的各种条件：全国的统一与社会的长期安定，生产与国内商业的发展，商品的增多和商人力量的壮大，统治阶级对国外物品的追求，军事威力的增长，交通技术的发达及与国外交通道路的开辟；周围国家，特别是中近东各国，如身毒(印度)、安息以及罗马帝国，经济昌盛，有了经常性的商业。因此，武帝以前，四川的商品已转贩至身毒与大夏诸地。①
下面对两汉境外贸易的情况作简单的叙述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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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九五《西南夷传》：“及元狩六年，博望侯张骞言使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同书卷六一《张骞传》：“张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国 ……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滇越，而蜀贾间出物者或至焉”。同书卷九五《西南夷传》：“西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莋马、僰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建元六年，……令唐蒙风晓南粤，南粤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柯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柯江。”可见蜀贾人到滇越、夜郎与北至长安，其足迹可谓远矣。
一、汉帝国与四周各部落、氏族、国家频繁的商业关系
文帝时，北方“与(匈奴)通关市”。然而规模尚小。及武帝经营四方，征服四邻的一些部落、氏族、国家，并大力开辟交通，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通西域的道路以后，境外贸易进入繁荣发展的时期。北与匈奴“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马邑之役以后，战争已起，“然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通关市以不绝市之”，并因此往往“击胡关市下”。汉帝国始终以通关市来缓和匈奴的威胁，并借以分化匈奴内部的人民，作为对匈奴政策的重要组成因素。①但严禁输出铁及铁器，害怕加强匈奴的军事力量。后因战争，两国交换或停或复。及至东汉，匈奴分为南北，仍是和战无常，交易亦或停或复。②两国交换的主要商品：在汉输出的是缯絮、食物、盐，在匈奴则为牛马。
东北与乌桓(乌丸)、鲜卑的贸易，在西汉时已相当发展。上谷是交易的中心。③东汉帝国为了与他们合作，共同击败匈奴，加强了通商关系。建武二十五年(49)以后，与乌桓“岁时互市焉”。安帝以后，虽有了相互的战争，然交易仍很频繁。如“顺帝阳嘉四年(136)冬，乌桓寇云中，遮截道上商贾车牛千余两”。鲜卑在永初(107～113)以后，亦与中国通市。后或降或叛，贸易亦或停或续。乌桓与鲜卑两国人民，多以奴婢、牛马、虎豹、貂皮交换中国的丝与铁。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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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九四《匈奴传》。
② 如建武二十八年(52)，斑彪奏曰：“今北匈奴见南单于来附，惧谋其国，故数乞 和亲，又远驱牛马与汉合市”。永平六年(63)，“时北匈奴犹盛，数寇边，朝廷以为忧，会北单于欲合市，遣使求和亲。显宗冀其交通，不复为寇，乃许之”。“元和元年(84)，武威太守孟云上言：北单干复愿与吏人合市，诏书听。……北单于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客交易”(《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可见匈奴与汉交易是时停时续的，也可以看出匈奴卖给中国的商品主要是牛马。
③《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上谷“北隙乌丸、夫余，东贾真番之利”。《后汉书》卷 七三《刘虞传》：献帝初平元年(190)，刘虞为太傅，“而虞务存宽政，劝督农植， 开上谷胡市之利，通渔阳盐铁之饶，民悦年登，谷石三十”。
④ 见《后汉书》卷九０《乌桓传》、《鲜卑传》。
东方与朝鲜、日本诸国相交通。①日本出土当时从中国运去的大批的铜及铜器。②
南方的南越，在未归属于汉帝国以前，与汉有过密切的贸易关系。南越向中国购买金、铁、田器、马牛羊。③归属以后，其地便成为中国从海上与东南亚各国及印度、罗马通商的要道。据《汉书》卷二八《地理志》记载：中国商人从日南的徐闻、合浦(今广东雷州半岛的海康、合浦二县之地)发船，历五个月，到都元国；再四个月，到邑卢没国；又二十余日，到谌离国；然后步行十余日，到夫甘都卢国。再船行两月余，到黄支国。据一些学者考证，黄支国在今印度东海岸。④中国人去的目的是“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武帝以后，这些物品皆献见。中国商人“赍黄金杂缯而往”。⑤中国的丝织品和铁器等物，运到印度以后，又由印度或罗马商人转运至罗马各地。罗马的琉璃等商品，通过同样的道路，运到中国沿海的日南(雷州半岛)和番禺，再经过桂阳、长沙运到洛阳或长安。中国出土的汉代的琉璃制品，当时只有罗马才能生产它，但却具有中国所独有的风格。换句话说，这些琉璃物品是罗马人专为销售中国市场而生产的。这些说明当时海上交易的频繁和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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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汉书》卷二八《地理志》；王充：《论衡》卷八《仔僧篇》；《通志》卷一九四《四夷传》；《三国志。魏书》卷三０《倭人传》。王辑五：《中国日本交通史》第一章，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② 梅原末治：《铜剑铜鉾》：“北九州发掘之铜剑铜鉾，在公元前后二三世纪间，已制造使用之，乃由中国经过朝鲜，渐次传入于北九州者。其分布地域，殆以北九州为中心，南及于大隅，迤东亦稍波及于四国及本州西部。就中以九州之筑前博多湾沿岸分布最密，近发掘者已达二二处，八五口。次为对马岛，迄今发掘者达一七处，五九口。在九州筑后发掘者达一五处，四八口。在九州丰后发掘者一二处四三口，且在北九州发掘之铜剑铜鉾中，其锋锐而利，备具中国制品之风味者不少；惟至深入日本内地，则多锋宽而钝不实用之大形。至对岸朝鲜方面，以弁辰之故地即今庆尚道发掘之铜剑鉾较多，汁三处，一一口”。载《史林》第八卷第二号。此处系转引自王辑五：《中国日本交通史》第26～27页。《人民日报》1957年3月17日载： 日本在1957年发现一世纪到二世纪的中国铜镜．
③ 《汉书》卷九五《两粤传》：“高后时，有司请禁粤关市铁器。”(赵佗)书称：“高后自临用事……出令曰：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予牝”。另见《前汉纪》卷六《高后纪》。
④ 参阅藤田丰八：《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前汉时代西南海上交通的纪录》。费瑯(G．Ferrana)：《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向达编：《中西交通史》，第13页，中华书局，1943年版。
⑤ 北京大学张政娘先生告知，在长沙发现有一种金币，重约汉制一斤，但背面刻有拉丁文字。很显然，这种金币是两国商人为了克服频繁的交易过程中的语言困难而特地制造的。实物存湖南文物管理委员会。
两汉境外贸易最发达的是与西方及西南各国。首先是与西域各国。这些国家“皆无丝漆．不知铸铁器”，而多产玉石与牲畜。①他们以牲畜、玉石交换中国的铁器及丝织品，并往往以使团名义来中国贸易。以厨宾国为例，其“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或言：“厨宾实利赏赐、贾市，其使数年而一至云”。成帝时，康居国遣使来中国，郭舜说：“……以此度之，何故遣子人侍?其欲贾市，为好辞之诈也”。所谓使者，实即商人。各国来中国贸易的人很多。班超通西域后，“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以至“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国，给使者往来人马驴橐驼食，皆苦之”。许多西域商人直至长安贩买。②
汉帝国对某些外国的贸易是以武力为后盾，带有强迫性。最著名的是买大宛汗血马的例子。大宛国有一种汗血马。其人善贾市，争分铢。不知铸铁，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可见与汉交易的频繁。武帝欲市其马，不得，则以数万军队征伐之。③东汉时，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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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关于西域各国的物产，详见《汉书》卷九六《西域传》；《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
② 到长安及内地贸易的外国商人很多。“光武崩，京兆尹出，西域贾胡共起帷帐设祭。尹车过帐，贾牵车令拜”(《东观汉记》卷一六《杨正传》)。梁冀“起菟宛于河南城西……调发生菟，刻其毛以为识，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尝有西域贾胡，不知禁忌，误杀一菟，转相告言，坐死者十余人”(《后汉书》卷三四《梁冀传》)。马其顿商人到过长安(见下文所引材料)。然而，必须指出，西方的商人，大多数只到中国西部的某些城市交易。姑臧市是中国与羌胡贸易的中心。《后汉书》卷三一《孔奋传》：“时(光武初)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至丰积”。
③《汉书》卷九六《西域传》，《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
超的使团中也有很多随军商人。永元六年秋，“超遂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合七万人，及吏士贾客千四百人，讨焉耆”。①肯定地说，这些贾客依靠使团的武力进行贸易。因此，可以说，汉帝国对西域某些小国的贸易，是一种以武力为后盾的掠夺贸易。
两汉的商人通过西方的陆路与印度贸易。在玉门关，出土用汉文和早期贵霜王朝的婆罗谜字体写的句子，其内容是印度俗语。这证明，在公元前后，有印度商人到过此地贩丝，印度俗语已经成为这一带的商业通用语言。②中国丝织品经陆路贩运印度后，有一部分转运至罗马。公元80～89年间，埃及的某希腊人(姓名已失传)著《爱利脱利亚海周航记》 (Periplus。f the Erythraean Sen)一书，其中有下述记载：“过克利斯国(今下缅甸及马来半岛)抵秦国 (Thinae， 即中国)，海乃止。有大城曰秦尼(Thinea)，在其国内部，远处北方。由此城生丝、丝线及丝所织成的绸缎经陆路过拔克脱利亚(即大夏)运至巴利格柴(Barygaza，在今印度孟买附近之Baroch港)，更由恒河经水路而至李米里斯(Limyrice，在今Coromanael Coast)。其地距此甚远。往秦国甚不易，由其国来者，亦极少也”。③这段记载说明汉代丝织品运到了印度、罗马，有罗马人到过中国，也有中国商人到了罗马，虽然数量是极少的。④
中国的商品一一主要是丝织品一一运到罗马，除了经过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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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
② 详见季羡林：《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历史研究》，1955年第4期。
③ 张星烺：《东西交通史料汇篇》第一册，第35～36页。辅仁大学丛书第一种。译文和地名考证略有改动。参见前引姚宝猷：《中国丝绢西传考》。
④ 罗马史学家佛罗鲁斯(Florus)在其《史记》一书中诗扬奥古斯都(Augustus)皇帝时期(公元前30～14年)的盛况时说：“远如赛里斯人及印度人，居太阳直垂之下，亦皆遣使奉献珍珠、宝石及象．”(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一册，第29页)。《汉书》、《后汉书》都未记载此事。所说使者可能不是汉帝国派遣的，而是到达罗马的中国商人矫称的。
——印度这条海路外，另外还有一条更重要的道路，那就是著名的“丝路”。①通过“丝路”把中国商品运到安息、印度，再由安息、印度商人转运至中亚细亚南部及罗马各地。
运到罗马去的丝织品多是次品。据1世纪罗马学者塞奈加的记载：“中国重要官员所穿之衣服，乃上等丝料所制成。此种上等丝料从未输入于阿拉伯”。就是这种次品，其价格也几与黄金相等。在2世纪的奧利连时代(公元161～180年)，在罗马，每磅上等丝料值黄金12两。皇帝也目击心伤，以不用丝绢自励，并禁止皇后穿丝服。然而贵族们争相服用，贩丝商人获得很高的利润。②在这种高额利润的刺激下，使许多冒险的罗马商人来到中国，极少的中国商人也到了罗马。③丝织品转贩的主要居间人一一安息商人，为了“以汉缯彩与之(罗马)交易”以“图其利”，用各种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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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古代，中国的丝织品在东方各国很有名，所以希腊、罗马和埃及人不仅把通中 国的东方商路称为“丝路”，而且把中国称为“丝国”(Scrice，Seres，Seras，Seria Sericus)，称中国人为“丝人”．
②详见姚宝猷：《中国丝绢西传考》，中山大学《史学专刊》第二卷第一期。
③ 关于罗马商人到中国来的，如l世纪(7)的马其顿商人梅斯(Macs、Titianus)报告中记述，他曾遣其商业代理人由大夏至石塔，经过称为西梯亚外依摩的塔里木盆地而至丝国的首都赛拉(Sera Metropolis)购买丝绸。l世纪的罗马著名学者普林尼(Gaius Pliny the E1dcr，或译作白里内，公元23～79年)在其所著《博物志》(成书于公元77年)一书中述及罗马奢侈风气时说：“……观上方所述，有识者已深慨奢侈之风由来渐矣。至于今代，乃见凿通全山。远赴赛里斯国以取衣料。(张星娘：《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一册，第33～34页)约与班超同时代的希腊后期学者马利奴斯，记述罗马欧亚人(R。man Enrasians)常到“丝国”去作丝绸贸易，并直到其都城赛拉(Scra—— 丝城)。(张星烺 《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一册，
第47～49页；及上引姚宝猷文)罗马正式使者到中国是在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见《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关于中国商人，在罗马史籍中有过各种记载。除前述材料外，上引普林尼《博物志》记赛里斯(中国)产丝，“织成锦绣文绮，販运至罗马……赛里斯人和厚可亲，然羞与人为侣……虽愿与他国通商贸易，然皆待他人之来，而绝不求售 也”(上引张星烺编之书第32页)。成书比“博物志”稍早的米拉(或译成梅拉)所著《世界地志》一书中说：“赛里斯国……其人诚实，世界无比，善于经商。唯交易时不以面相视，遣货于沙碛中，以背相对也”(同上书，第30～31页)。
法阻止汉帝国商人和罗马商人直接接触。①安息人的这种行动，其反作用是蚕种传人罗马和罗马到中国海路的开辟。②罗马从海上与中国通商日益频繁。大约在奥古斯都时代(公元前30～16年)，从红海各港到印度恒河的罗马船舶，每年约120只之多。l世纪季风发现后，数量骤增。输入罗马的商品，最主要的是印度的宝石和中国的丝织品，其次是铁、奴隶、香料、药物、毛麻织品以及狮象等奇怪动物。输入的数量很大，罗马除了用输出琉璃、毛丝亚麻混合织物、葡萄酒等抵销一部分外，其用金银补偿的余额，在 l世纪中叶，每年约l亿赛斯透斯(Sesterces罗马货币名)，其中，印度占5500万，中国和阿拉伯共占4500万。③
二、境外贸易的商品构成
输出品中有两种是最主要的。一种是体轻价贵的丝织品，属于奢侈品。它输出到四邻各国的大致情况，已如上述。另一种是体价皆重，不便携带，然是四周各国各族人民所必需的铁与铁器。因为他们尚多不产铁或不知铸铁。在境外贸易上和中国对四周各国的影响上，铁及铁器输出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下面是汉帝国的铁器输到周边各族各国的部分记载。
北与匈奴。《汉书》卷五０《汲黯传》：“后浑邪王至，贾人与市者坐当死五百余人”。应劭注曰：“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铁出关。虽于京师市买，其法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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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安息人为了获得转贩中国丝织品的利润而阻止中国人和罗马人直接接触的事实，见《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人质直，市无二价……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又《三国志·魏书》卷三０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大秦“常欲通使于中国，而安息图其利，不能得过”。
②见前引季羡林文．
③ 见前引姚宝猷文；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一册，第34页。l亿赛斯透斯， 约合2亿英币PCnce(便士)。另据戴尔马(Delmar)氏的计算，其重量等于英镑7万镑。
东北与乌丸、鲜卑。《后汉书》卷四八《应劭传》：鲜卑与中国“互市，……复欲以物买铁”。 《后汉书》卷九０《鲜卑传》：“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加以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
南与南越。 《前汉记》卷六《高后纪》：高后五年(公元前183)春三月，“禁南越关中市铁器”。以此引起南越王的叛离。
与西南各民族。《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与《汉书》卷九一《货殖传》记载：四川卓氏及程郑等大铁冶家“倾滇蜀之民”或“贾椎髻之民”而致富。
西与西域和罗马。《史记》卷一二三《大宛传》：“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铁器”。如大宛国，“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西域各国的铁器是从中国输入的。
至于罗马，从2世纪末的亚历山大港课税科目来看，铁是输人品的一大项。根据《沿岸航行记》(Paraplus)中的记载，谓西方诸国所用之丝与铁，皆从中国输来。①
上述这些与汉发生贸易关系的国家、民族，都从汉帝国输入铁、铁器或黄白金。对于那些不知采铁、铸铁或铁的数量不多的民族、国家来说，输入铁器会在生产上引起革命性的变化一一在生产上学会使用铁器。这是由汉帝国通过境外贸易对亚洲以至世界经济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其次，铁器的输入，对于某些正处在以掠夺为光荣职业的、家长奴隶制阶段的民族来说，使他们得到更锋利的武器，有利于加强其军事力量，反过来造成对汉帝国边防的威胁。这是汉帝国严厉禁止卖铁器给外族外国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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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原随园：《印度文化与希腊及西南亚洲文化之交流》，第13～14页。转引自姚宝猷：《中国处绢西传考》。
输入的商品大致有三大类。第一种是属奢侈品，如乌丸、鲜卑的虎豹貂皮，西域的玉石，印度的宝石，罗马的琉璃等等．这是统治阶级在发展境外贸易中所追求的主要目的。第二种是马、牛、橐驼等牲畜。汉代前期国内缺乏足够的牲畜，以充耕种、运输的动力。与北方民族作战，最重要的是马队，这需要大量的马匹。从各边地民族输入来的牲畜，对汉代农业生产、运输业的发展和军事力量的增强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第三种是奴隶。奴隶，在国内商业中是一种主要的特殊商品，在境外贸易中亦如此。从下面的记载中可以可到，汉帝国几乎从四周的各个国家、民族都获得奴隶，获得的方式虽各异，但大多数是通过贸易买来的。
对西南各少数民族。《汉书》卷九五《西南夷传》：“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榨马、莢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汉书》卷二八《地理志》记：“巴蜀广汉，……南贾滇、僰僮”。由此可知巴蜀广汉等地的奴隶来源之一是滇焚，所以《地理志》师古注云：“言滇、僰之地多出僮隶也”。
西方的西域各国商人带有很多奴隶来汉交易。《后汉书》卷五一《李恂传》：“西域殷富多珍宝，诸国侍子及督使贾胡数遗恂奴婢、宛马、金银、香厨之属”。这些贾胡(胡之商贾)是带有奴隶来汉作生意，而且以奴隶贿赂中国官吏。这除了双方都把奴隶当作可以买卖及作为财富之外，是不可能有这种交往的。
《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即掠卖羌人为奴。
南粤的太后到长安时，“多从人，行至长安，虏卖以为僮”。①乌桓在建武“二十五年，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众向化，诣阙朝贡，献奴婢、牛马及弓、虎豹貂皮”。②东汉“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师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③这三项材料没有直接说明境外贸易中的奴隶买卖，然而却说明在汉之东北、东方、南方的国家、民族内存在着奴隶，并有出卖本族人与汉人的现象存在。
从境外输入奴隶是汉代境外贸易时代的特征。
从以上关于境外贸易情况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下述三个初步意见。
第一，汉代是中国对外贸易发轫时期。因中国地大、物博、人多，对外贸易一开始规模就大。东方隔海与日本，西方远与罗马，南到东南亚各地，交易日益频繁。在西汉开辟出交通路线之后，东汉的对外贸易比西汉更发达。
第二，汉代境外贸易的主要特征是：①统治者通过境外贸易追求各种奇异的远方特产，故奢侈品是境外贸易中的主要商品，境外贸易是汉代奢侈品远距离贩运商业最典型的表现形式。②通过境外贸易输入的主要商品是奢侈品。境外贸易愈发展，输入的奢侈品种类愈多，统治者的欲望被刺激得愈大。他们为了追求这些物品或更奇特的东西，不惜以武力保护对外贸易，甚至对边地民族采取武力掠夺手段。班固在《汉书》卷九六‘西域传赞’中概括地说：“故(武帝)能睹犀布、玳瑁则建珠崖七郡，感枸酱竹杖则开牂柯、越*[上山下隽]，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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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九五《两粤传》。
②《后汉书》卷九０《乌桓传》。
③《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
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①③奴隶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在境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些特征，主要是由两汉社会生产的基本性质决定的。
第三，两汉境外贸易的发展，对中国和世界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发生重要影响。首先，最重要是促进汉帝国及相关国家民族生产的发展。牛马牲畜与奴隶，是两汉社会生产中最感缺乏的因素。所以二者的大量输入，是推动两汉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铁和铁器的输出，对于不能冶铁的各边地国家、民族的生产起了革命性的作用。通过境外贸易，先进的汉帝国带动了周围各落后国家的发展，影响了整个亚洲文明的发达。通过境外贸易，中外商人将汉帝国的物种、技术带至所到之地，使各国、各民族增加许多新的生产部门，诸如使罗马、印度、安息和阗等国产生了蚕与丝织的生产部门；使中国农牧业生产中增加了如苜蓿、葡萄、胡萝卜、蚕豆、芝麻、红蓝花、石榴等作物品种．这丰富了中国及各国人民的经济生活。
其次，经营境外贸易的商人，为了“十倍之利”，不惜性命，干出了许多惊人事业，发现了许多通往各国各民族的道路，沟通各国各民族人民之间的经济与文化生活，扩大了人们的知识，特别是地理和物产的知识，对相关国家、民族科学文化的繁荣与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中国丝织品的输出，刺激了欧亚许多国家统治者对丝织品的需要，使市场日大。到了4世纪，罗马的史料中记载：中国的丝织品，“昔时吾国仅贵族始得衣之，而今各级人民，无有等差，虽至走夫皂卒，莫不衣之矣”。②为中国后来丝的世界市场建立起深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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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另《盐铁论·西域第四六》中亦说：“张骞言大宛之天马汗血，安息之真玉大鸟，县官既闻如甘水焉，乃大兴师伐宛”。其过程详见《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
② 马尔克利奴斯：《罗马帝国史》。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一册，第69～7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