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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华北地区的农田水利与稻作

　　李增高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农业考古》2006年第1期

　　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公元220年)，在我国历史上首次消除了诸候的分裂割据，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经济社会取得进步的时期。本文就在此期间华北地区的农田水利与稻作的发展状况，进行论述。

　　一、秦代时期(公元前221—前207年)

　　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先后灭韩、赵、魏、楚、燕、齐六国，从而结束了战国七雄割据的分裂局面，开始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

　　秦统一后，不仅制定了许多有利于统一的重要措施，如推行共同的文字，划定共同的地域，促进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共同的文化思想等，而且对农业也很重视。当时，由于农业劳动力的严重不足，造成土地大量荒芜。这种现象在秦统一前就已存在，据《商君书·徕民篇》说：“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而谷土不能处二，田数不满百万，其薮泽、溪谷、名山、大川之财物货宝，又不尽为用，此人不能称土也。”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五千里的土地，种植农作物的还不到一千里，农田面积不满百万亩，还有大量的荒地未被利用。始皇初年，采取了一些重农措施。宰相吕不韦在《吕氏春秋》卷二十六《士客论》有“上农”一篇。“上农”，即是重农，他说：“先古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徙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扑，扑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议，少私议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处，而无二虑。”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农民朴质顺从，可叫他们戍守边境，因民智不开，少有意见，容易管理，可使之专一于农业生产，而他们有点私产，会安土重迁，至死元有二心。吕不韦的这种主张，对恢复和促进秦的农业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秦统一后，对农田水利虽然也比较注意，但是，由于秦从统一到灭亡，只有十五年的时间，是一个很短促的朝代。其间虽然也进行过一些较大的水利工程，如凿灵渠、凿泾水、治鸿沟、修泗水、并掘长三百里的运河，以灌溉农田。但是，这些农田水利工程，大都集中在南方或中原的一些郡县。在华北地区虽然没有什么新修建的农田水利工程项目，但是，在战国时期，燕、赵、魏三国，原有的农田水利工程，仍然发挥着灌溉农田的作用。尤其是在今北京地区，可供利用的水利资源较多，如上谷郡有治水(今永定河)，自西北经蓟城(今北京)南斜贯而过，蓟城北面有温余水(今温榆河)，源自军都山南麓，东南流入渔阳郡，与沽水(今白河)汇合。在渔阳郡有鲍丘水(今潮河)，自北往南，折东南流，合沟水(今沟河)。良乡县南有鸣泽，为著名的湖泽，是秦始皇下令每年要祭祷的“小山川”(1)之一，涿县境内有涞水(今拒马河)，自西向东横流而过，在秦灭燕前，“太子丹……使荆轲献督亢地图于秦”(2)，即为此地。督亢位于今河北涿州东，跨连涿州、固安、定兴、高碑店一带，中有陂泽，水域辽阔，周围五十余里，支渠四通，富灌溉之利。由此推断，用这些水源灌溉农田，种植水稻，当应不成问题。

　　二、西汉时期(公元前206—公元8年)

　　秦灭六国后，由于秦王朝的暴政，成为引起各地人民起义的直接原因。其中刘邦和项羽都是推翻秦王朝的重要力量，在刘邦灭项羽后，即皇帝位，建立汉国，史称西汉或前汉。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在夺取政权以后，为稳定封建统治，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其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推行轻徭簿赋，休养生息的政策。这一政策至汉武帝初年，获得了相当的成功，“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庚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秋于外，至腐败不可食。”(3)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通过七十余年对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达到了相当富裕的程度，不仅增强了国家的实力，而且使中央集权制得以巩固，并为以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西汉时期，地处黄河下游的河北、河南及山东的黄河沿岸，因黄河经常决堤泛滥，给农业生产及人民生活造成极大的困难。汉文帝时，“河决酸枣(今河南延津县西南)，东溃金堤，于是，东郡大兴卒塞之”(4)。汉武帝时，黄河也曾多次堤决为患，如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河决于瓠子(今河南濮阳县南)，东南注野”(5)，这次决堤危害之大，遍及十六郡，动用几万民工参加堵口。但是，在堵塞后不久，又在馆陶决口，向北冲出一条新河，名为屯氏河。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痛下决心，派汲仁、郭昌两位大臣，“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6)口，汉武帝并亲临现场，巡视工地，沉白马玉壁于河中祭祀祷告，下令附属郡臣，官自将军以下，都亲自背负薪柴填河，终于堵塞住瓠子口，经过这次治理，在以后的八十多年里，黄河下游再没有发生过大的水患。

　　汉武帝决心变水害为水利，并作为一项重要国策加以积极推行。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还就此颁发了一则诏令：“农，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谷也……故为通沟渎，畜陂泽，所以备旱也……令吏民勉农，尽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时”(7)。由于朝廷对农田水利的重视，“自是以后，用事者争言水利”(8)。因此，发展农田水利便成了朝野一致的愿望，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兴修农田水利的高潮。虽然农田水利工程开发的重点，多集中在关中、南方及西北边疆，而在华北地区也兴建了一些农田水利工程，主要有河东渠等。

　　河东渠，位于今山西省汾河下游的河、汾之间。是一项引黄、引汾的农田水利灌溉工程。这项农田水利灌溉工程，是在汉武帝元朔(公元前128—前123年)、元狩(公元前122—前117年)年间，由河东郡守番系建议兴修的。因山西毗邻长安，为了接济关中粮食，就近运往长安，以减少关东漕运，番系上言，在山西西南部一带，“穿渠引汾，溉皮氏(治所在今河津县西)，汾阳(治所在今万荣县西南)下；引河溉汾阳，蒲坂(治所在今永济县西蒲州镇)下，度可得五千顷。五千顷故尽河弃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谷二百万石以上。”(9)这个建议得到汉武帝的采纳，遂“发卒数万人作渠田，数岁，河移徙，渠不利，则田者不能尝种，久之，河东渠田废，予越人，令少府以为稍入”(10)。在河东渠修成后不久，由于黄河水流改道西移，远离渠口。渠道引水困难，致使河东渠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其时。有江、浙一带人徙入此地，以田予之。我国江、浙一带人，长于水稻生产，新徙北方后，所种又为国有水田。很有可能用南方的生产经验种植水稻。

　　西汉时期。燕蓟地区的农田水利，也有所发展，除用地上水进行灌溉农田外，还挖掘了一些水井，从1956—1965年以来，在北京宣武门、和平门及阜成门外蔡公庄一线，发现了大批古瓦井，其年代为东周至汉代。这些古瓦井分布最为密集的地段，为宣武门至和平门一线，其出土范围，南至陶然亭，广安门内大街，北至西单大木仓等地(11)。从古瓦井分布来看，在人口居住密集的地方，固然可以作为居民的饮用水源，而位于郊外的，应是用来灌溉农田的。

　　汉哀帝，求能浚川疏河者，莫有应出。待诏贾让奏言：建议应“多穿漕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12)。他指出：“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13)，三窖是，“民常罢于救水，半失作业；水行地上，凑润上徹。民则病湿气，木皆立枯，卤不生谷；决溢有败，为鱼鳖食”(14)。三利是：“若有渠溉，则盐卤下湿，填淤加肥；故种禾麦，更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转漕舟船之便(15)。”贾让认为，通过对河流的治理，除转漕舟船之便外。还可以灌溉农田。通过灌溉，不仅可以冲洗掉土壤中的盐分，而且还能通过填淤提高土壤的肥力，这样，既可以种植禾麦。还可以种植水稻。假定禾麦为亩收一石，而改种水稻以后，位置较高的田，可增至亩产五石，而位置较低的田，亩产可增至十石。这样，可以使产量能有很大的提高。贾让对水稻产量的估计，很显然是经过对一些地方的考察后才提出来的，似有事实根据的。可以看出，贾让提出的，通过治理河流，通渠溉田，改种水稻，以提高粮食产量，才能达到兴利除害，富国安民的目的。这虽然是一个富有远见的、切实可行的很好的建议，但是，汉哀帝刘欣在位仅有六年(公元前6—前1年)的时间，而且这时已进入西汉末期，社会动荡不安，虽然这个建议未能执行，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西汉时期种植水稻，是采用深耕、直播、稀植的方式，刘章《耕田歌》云：“深耕溉种，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锄而去之”(16)。当时，这是一首政治诗，但是，就耕种方面来说，反映当时注意深耕稀植的种植技术。那时候的旱田和水田大概都是如此。

　　三、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

　　西汉末年，王莽改制，建立新朝政权，使原有的政治经济秩序受到很大的冲击，造成社会矛盾激化，因而引起各地民众纷纷起义，成为导致新朝政权走向崩溃的社会洪流。刘秀最终实现了新的统一，代行汉事，是为汉光武帝，史称东汉或后汉。

　　东汉时期，华北各地的水稻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建武二年(公元26年)，时任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太守彭宠举兵叛汉，持续了三年之久，其结果造成这一地区社会秩序混乱，百姓背井离乡，田地荒芜的惨败景象，百废待兴。汉光武帝刘秀于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任命南阳人张堪为渔阳太守。渔阳郡上属幽州刺史部，下辖范围包括今北京市的密云、怀柔、顺义、平谷、通州；今河北省的香河、玉田、丰润；今天津市的蓟县等。其时，渔阳郡地处边界，很不平静，由于匈奴骑兵南犯，经常受到侵扰，边境的安全受到很大的威胁，一次一万多名匈奴骑兵攻入渔阳，张堪亲自率领数千骑兵奋勇反击，保卫郡境，大破匈奴骑兵，从此不敢再来冒犯，使“郡界以宁”(17)。对内，张堪继续延用前任郭假的政策，“捕击奴滑”(18)，打击渔阳的豪族势力，镇压扰乱社会治安的坏人，使这一地区的社会秩序很快得以稳定，民众能够得以正常的生活和劳动。随后，张堪便带领当地民众进行农田水利建设，发展水稻生产，他利用当地沽水及鲍丘水丰沛的水源，在狐奴山(今北京市顺义区牛栏山附近)下，“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19)。张堪通过兴修农田水利，发展水稻生产，结果是，粮食充足，人民富裕，边防充实。张堪居官清廉，赏罚分明，在渔阳视事八年(建武十五一二十二年，即公元39—46年)，为吏民所信服，百姓作歌谣赞颂他：“桑无附枝，麦穗两岐，张君为政，乐不可支”(20)。后人还在当地今北京市顺义区鲁各庄建张堪庙，以纪念他的功德。我国著名报人邓拓，在《燕山夜话·两座庙的兴废》一文中说：“现在顺义县狐奴山下，有若干村庄就是历来种稻的区域。你如果走到这里，处处可以看到小桥、流水、芦塘、柳岸，穿插在一大片稻田之间，这才真的是北国江南，令人流连忘返。”这是对张堪的高度评价。

　　张堪在渔阳郡，于狐奴山下，开稻田八千余顷，虽然这是在今北京地区历史上种植水稻最早，也是最准确的记载，但是，这里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就是，像这样大规模的种植水稻，最初的稻种是从哪里引来的?农民又是如何掌握种稻技术的?显然在此之前，幽州蓟城地区已经有了稻作，只是没有明文记载罢了。成书于战国末年的《周礼·职方氏》，就把幽州列为宜稻的地区之一。而与渔阳郡毗邻的涿郡(治今河北逐州市)，有督亢，其地有陂泽，富灌溉之利，为膏腴之地，意思是说，此地有水可以种稻故称膏腴之地。张堪在渔阳郡狐奴山下开稻田，种水稻，最初所需要的稻种和种稻技术，极有可能就是从督亢地区引来的，因为两地相距不足百公里，而且气候条件也都大致相同。

　　继张堪之后，汉章帝建初(公元76—84年)年间，邓训奉诏屯兵于狐奴山，以防匈奴、乌桓侵犯，与上谷太守任兴进行屯田，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开水田二千余顷，今尚存”(21)，用屯田收获的稻谷，“抚接边民，为幽部所归”(22)。东汉时期的渔阳郡，水稻的种植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仅成为幽蓟地区当时一个水稻的主要产区。而且影响深远。

　　东汉年间，地处黄河下游山东沿岸的部分地区，也发展了一些稻作。如建初元年(公元76年)，山阳(今山东省金乡县)太守秦彭，带领广大农民大办水利，改旱田为水田，“兴起稻田数千顷”(23)。秦彭还在农忙时节，深入民间，亲自丈量稻田面积，“分别肥瘠，差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乡县”(24)。对于这个经验，引起汉章帝的重视，并颁发各地进行参考。建安年间(公元176—220年)，济阳(今山东省定陶县)太守夏淳候，“断太寿水作陂，身自负土，率将士劝种稻，民赖其利”(25)。夏淳候作为一个地方官吏，不仅关心当地的农田水利，改旱田为水田，劝民种稻，以提高粮食产量，而且还亲自参加劳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其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元初二年(公元115年)二月，汉安帝，“诏三辅、河内、河东、上党、赵国、太原，各修理旧渠，通利水道，以溉公私田畴”(26)，又说，“修理西门豹所分漳水为支渠，以溉民田”(27)。安帝时，修复这些地区的旧渠，灌溉公私田畴，显然是自西汉武帝以来，用公用土地种植水稻的继续。河内地区的水稻非常有名，汉末，卢毓称赞说：“河内好稻，真定好稷，地产不为无珍也”(28)，袁淮也很称赞河内的青稻，和新城白稻并举(29)。可见河内所产稻米品质极佳。汲县位于邺南，地势低洼，且有盐碱，但是，有水可以溉田。汉顺帝(公元126—144年)时，崔瑶为汲县令，通过兴办农田水利，修通了沟渠，变旱田为水田，“开稻田数百顷，视事七年，百姓歌之”(30)。崔瑗通过兴水利，开沟渠，造稻田，使原来的卤簿之地更为沃壤，民赖其利，成为一个有名的产稻区。卫州(汲县)共城有百门陂，水资源较为丰沛，“百姓引以溉稻田，此米明白香洁，异于他地”(31)，由于所产稻米非常优良，因此，常以此米进贡朝廷。

　　东汉时期的水稻种植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崔寔，涿郡安平(今河北安平县)人，隶属幽州，著《四民月令》。该书是一部农家月令，把一个家庭与生产和生活有关的农事活动，按季节月份进行安排，即在什么时令应该作些什么事情，如在以粮食作物为主的大田生产中，就有对水稻种植的安排，“三月，可种粳稻；稻，美田欲稀，薄田欲稠；五月，可别稻及蓝，尽夏至后二十日止。”(32)这段话说明以下三个问题：

　　(一)关于秧田的播种期问题：崔寔说“三月，可种粳稻”，三月，是指农历，即公历四月，这时的气温已普遍升高，当达到种子发芽的最低要求时，即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10℃以上时，即可播种。以北京地区为例，根据多年气象资料平均，4月6日气温稳定通过10℃。但是，东汉时期的气候条件，据竺可桢研究(33)，进入一个相对寒冷期，年平均温度大约比现在低1—2℃，当时，在没有任何保温条件下，为避免出现烂种烂芽的现象，秧田的播种期可能比现在要晚，既在河北南部、河南及山东的黄河沿岸，可能是在四月中旬播种；京津地区、河北山西的中部，可能是在四月下旬播种；而河北山西的北部，可能是在五月上旬播种。

　　(二)关于水稻的插秧密度问题：我国历史上的水稻栽培，在西汉以前，都是采用稀植直播的方式。到东汉时，崔寔已认识到，种植水稻“美田欲稀，薄田欲稠”的问题。关于插秧的稀与密，就是根据不同的地方，因地制宜的决定合理的插秧密度。也就是说，地力比较肥沃的稻田，可插的稀一些，以避免因苗数过多，造成通风透光不良。而引起各种病害的发生；反之，在地力较瘠薄的稻田，就应该适当插密一些，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要适当增加单位面积的穴数，二是要适当增加每穴的苗数，这样就有可能达到单位面积内有足够的穗数，才能确保达到较高的产量。这是水稻栽培技术上的一大进步，这一经验不仅适用于当时，就是对现在的稻作，也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三)关于育秧移栽的适期问题：崔窘说：“五月，可别稻及蓝，尽夏至后二十日止。”这里所说的“可别稻“，就是指育秧移栽，我国历史上的水稻种植，在西汉以前，都是采用直播的方式，到东汉时，育秧移栽得到了广泛的发展。育秧移栽比直播具有更多的优越性，主要表现在，由于秧苗初期生长在面积较少的秧田，这样，容易集中管理，有利于经济用水，节约用肥，便于除治杂草，防治病虫害及其他自然灾害，同时，通过育秧移栽，使大田内的稻苗生长整齐，可以防止缺苗现象，因而有利于提高产量，是水稻栽培技术上的重大发展。水稻的移栽时间，是在五月，即公历六月，但最晚不能超过夏至后二十日。在我国的二十四节中，夏至这一天，一般是在公历的六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夏至后二十日，即七月十二日前，必须结束插秧。否则，会因插秧过晚，后期如果遇到低温，或初霜来的早，就会直接影响水稻正常的灌浆成熟，这样，不仅会造成减产，而且还会影响稻米的品质。

　　注释：

　　(1)《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

　　(2)《史记》卷三十四《燕召公世家》。

　　(3)《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4)(5)(6)(7)(8)(9)(10)《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

　　(11)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地区的古瓦井》《文物》1972年二期。

　　(12)(13)(14)(15)(汉书)卷二十九《沟洫志》九。

　　(16)《史记》卷五十二《齐掉惠王世家》。

　　(17)(18)(19)(20)《后汉书》卷三十一《张堪传》。

　　(21)清·黄成章《顺义县志》卷二。

　　(22)《后汉书》卷十六《邓禹附子训传》。

　　(23)(24)《后汉书》卷七十六《秦彭传》。

　　(25)《三国志》卷九《夏淳候传》。

　　(26)(27)《后汉书》卷五《安帝纪》。

　　(28)《金三国文》卷三十五卢毓《冀州论》。

　　(29)《艺文类聚》卷八十五引袁淮《观殊俗》。

　　(30)《后汉书》卷五十二《崔驷附子瑗传》。

　　(31)《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六《河南道》。

　　(32)《全后汉文》卷四十七崔寔《四民月令》。

　　(33)竺可祯《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一期。